蒋介石为什么会亲任中央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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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会亲任中央大学校长

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校长,请中央大学中文系三位教授共进年夜饭。三位教授颇为踌躇,到底去不去,给不给蒋介石面子呢?这是南大校庆话剧《蒋公的面子》中的内容,反映了蒋介石任中央大学校长时的故事。

一国元首竟然挽起袖子亲自做起“国子监祭酒”来,这在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何蒋介石要亲自当中大校长呢?这要从顾孟余的辞职说起。顾孟余原系汪精卫亲信,汪投日后,顾拒绝在汪精卫投敌的艳电上签字,闭户于重庆歌乐山读书三年,后应蒋介石之邀继罗家伦后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本想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展抱负,一洗前耻,却与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教育理念及派系等发生冲突。顾孟余主张把中大办成研究型大学,陈立夫却认为应着重发展师范教育,再加上陈立夫CC系和顾孟余所属改组派的宿怨,所以陈立夫经常给顾孟余“小鞋”穿,动辄拖欠中大教育经费。陈立夫还规定,各大学校长必须至中央训练团受训。顾孟余闻讯火冒三丈,在办公室大声宣称:“我当过铁道部长,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国民党里,还有谁可以训我?”说罢,顾孟余拿起手杖,自己搭乘公共汽车返回歌乐山家中了,并拒绝了蒋介石和中大学生的一再挽留。

顾孟余不辞而别后,陈立夫原想调CC系、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为中大校长,遭到中大师生一致反对。陈立夫又放出消息,说他自己将以教育部部长身份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大学生对此更是愤怒,在校内刷出大字报,说陈立夫是个党棍,让党棍当大学校长,是对大学的污辱。眼看着中大因为校长问题要再闹学潮,陈立夫无奈之下向蒋介石搬救兵。蒋介石的“救兵”出乎陈立夫意料,据陈立夫后来回忆道:“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有一个晚上,蒋委员长把我找去了,那时经国弟也在陪他父亲吃饭。饭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所有军事学校都是我兼校长,现在所有的大学我来兼校长好不好?’我说:‘军事学校和文学校不同,军事学校是重绝对服从的,所以比较容易管,而文学校则不是那么简单,委员长如果兼各校校长恐怕有困难,我看与其兼大学校长,还不如来兼教育部长,委员长如果担任部长,我来做次长好了。’因为我不赞成增加他的麻烦,所以这样说,他后来就想了一想,说道:‘那么我先试一个学校好不好?’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他试,于是就答允了他,以中央大学给他试,他就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

蒋介石之所以“屈身”亲任中大校长有多方面考虑。一是中大校长地位重要,但因内忧(中大当时内部有南高及东大出身的校友派、清华留美出身的清华派等多个派别)外患多种原因并不好当,更换频繁。蒋介石对此不信邪,心想“娘希匹的,老子还不信了,老子来做校长给你们看看”;二是皖南事变后,中大又屡起学潮,抨击国民党,蒋介石出于“防共”、“反共”需要,有意坐镇中大以稳住学生运动;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出自蒋介石的“权力欲”和“校长瘾”。蒋介石为了独裁、专政,恨不得将所有的权力都揽于自身,曾有80多个头衔,除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总统这些“高官”外,还当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庐山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国有四大银行的主席等“芝麻官”,甚至还兼过四川省主席、教育部部长。而且,蒋介石对“校长”这个职位情有独钟(那时“校长”意思还比较纯洁,没有别的含义),希望天下英才皆他学生,兼任“武有黄埔,文有政校”的黄埔军校、中央政治学校等多校校长,再做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亦“顺水推舟”。

蒋介石与中央大学

中大学生对蒋亲任校长“热烈欢迎”,毕竟成为国家元首的学生还是倍有面子的,但也都意识到以后学校肯定会采取“教育长”制度。因为蒋介石虽然欲望无穷但毕竟精力有限,不可能真的像校长一样安营扎寨亲力亲为,所以蒋在担任各校校长的同时均设教育长来主持学校日常事务。果不其然,教育部调来了原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教育长,主持中大实际事务。

蒋介石虽然是名义校长,但还是做了一些实事,为中大带来了些新气象。首先,他更新了中大的办学方针。蒋兼中大校长后于1943年3月7日在大礼堂向3000余名师生训话,提出今后教育方针应“注重培养新的精神与新的风气,以造就一般学生为建国干部,克尽其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之责任”,要求全校师生“以勤俭朴实刻苦耐劳之精神,造成中大之新风气”:学生们“必须先能实践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厉行生活之改造,然后始能专精于学术之讲求,稗异日之实行,能对国家有实际之贡献”。蒋介石特此为中央大学题字“砒德砺材”;教职员要“视学生如子弟,于讲授课业之外,对其日常饮食起居与休息,随时注意指导,养成整齐清洁与守纪律重秩序之习惯,切实尽到‘教’与‘育’之职责”;总之,“大学是培养领袖人物的场所”,蒋介石希望中大的每位学生“应负起领导千人或万人的使命”,要“对三民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认识”,希望中大能把“建国”视为唯一的工作。

另外,蒋将军人作风也带到了学校,治校如治兵。中大开始更加注重“军事化管理”,施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全体学生按年级编为四个大队,实施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蒋介石担任校长期间,学校还驻扎有宪兵,直到1944年8月蒋去职后才撤离。最初,蒋身着戎装,每周六下午到校绕松林坡校区视察。一次,蒋介石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吗?怎么我来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说:“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氏嗯嗯两声,以后即改穿中山装到校。蒋虽改了衣装,但军人习性难改。某次,蒋介石在礼堂给师生作报告,想起当年自己受训的情形,便吩咐手下将礼堂凳子统统撤掉,让所有教授不管身体、年龄如何统统与学生一同站着聆讯,时间长达几个小时。还有一次,学校召开院长、系主任会议,蒋介石进屋后,有人大喊“全体起立”,大家无奈地一个个站了起来。更无奈的是,待大家坐下后,蒋说道:“现在,本校长点个名吧。”蒋介石一个个喊名字,教授们一个个站起来,蒋介石又一下下点点头,场面非常滑稽,教授们非常不满,而蒋介石还自以为这是对教授的“恩典”。因此,后来再开类似的会,许多人便借故不来。1944年7月9日,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自主持中央大学二十九周年校庆暨毕业典礼。典礼完毕,蒋介石又准备亲自点毕业生的名,忽然觉得情况不对,原来到会的毕业生还不到一半,不禁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蒋介石也经常到校“视察”。他第一次到校便巡视校内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处,并在食堂与教职员工共同进餐。视察完毕后,蒋介石感到“巡视全校各处,其宿舍之拥塞污秽不堪言状,设备之简陋与师生之无秩序,思之痛心”。后来每次到中大校园,蒋介石一般都会视察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和公共场所,特别关心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有时还前往农场察看树苗花圃饮尝牛奶。某日,蒋来学校时,一些学生正在操场打篮球,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的到来,惹得蒋介石很不高兴,用手杖狠狠捣了几下地面,大喊道:“校长来啦!”学生们被吓得发愣,蒋介石以为是在向他行注目礼,转怒为喜,又和蔼地笑道:“玩去吧,玩去吧。”蒋介石还十分强调中大学生的仪表衣着,1944年蒋介石侍从室专门就“中大学生服装不整”发布训令,“中大为中央最高学府,对全国各校应有示范作用,少数不肖学生若不能规劝改过,应不惜忍痛开除以维护学校之尊严。”

如蒋所愿,蒋介石靠自己的威信和示范还真在无形中消解了一场学生运动。1943年秋天,孔二小姐从香港撤退时霸占飞机舱位装洋狗、马桶一事被揭露后,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新的学潮。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中大教育长和训导长将学生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说学生准备以伙食为借口掀起“倒孔(祥熙)”学潮。蒋介石一听,说道:“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1943年11月的一天中午,蒋介石在学校训导长、军训总教官等人陪同下来到学生食堂正中央的餐桌前。蒋介石顺手拿起一只碗,走到大饭桶前给自己满满地盛了一碗“八宝饭”(米中有砂子、煤屑、稗子、稻谷、老鼠屎等,学生称之为“八宝饭”),把分到的一份青菜萝卜拉到面前“香甜”地吃了起来。他一面吃饭,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饭桌的学生壮胆回道:“一年四季,顿顿如此。”蒋介石连声说:“米质太差,要改善,肉也太少,贷金要加。”年已56岁的蒋介石那天竟吃了三大碗“八宝饭”和一份青菜萝卜。校内三青团分子乘机大肆渲染和吹捧,于是,一场正在酝酿的学生运动就这样被蒋介石“吃”了下去。

蒋氏任职中大校长时,曾闹出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中大要向教育部呈文,当然要由校长蒋中正具名,于是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再由教育部呈行政院,而行政院院长就是蒋中正。于是中央大学的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不过,蒋介石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中大做了一些好事,如因为战时印刷困难被迫停刊一年多的《中央大学校刊》在蒋的过问下得以复刊,蒋介石还发给每位中大学生一件非常实用的军用大衣。

1944年8月,蒋介石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代之以“名誉校长”的冠冕,校长改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陈立夫回忆说蒋介石亲任校长后,“知道困难,就不再兼了”。蒋介石这一年半的校长经历,只是让蒋介石又过了一把校长瘾,让中央大学稍微风光了一下,对中央大学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

 

蒋介石与知识分子

虽然最高领袖蒋介石兼任“最高学府”校长只是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例,但却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最高领袖及政治的微妙关系。

中央大学教授对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一事多不欢迎,甚至冷嘲热讽,如《蒋公的面子》中左、中、右三位教授所言,“一个杀过学生的人来管教育,简直胡来”、“蒋公当校长当多了,以为什么校长都能当”、“以蒋公的学识,当军校校长尚可”。无论左、中、右,这些教授都没有把最高领袖的年夜饭邀请当成“恩赐”,屁颠屁颠地赴宴,而是在犹豫、讨论,要不要给蒋介石这个面子。

尽管这三位教授有原型,左派教授原型是中大中文系名教授陈中凡、中派教授原型是中大中文系另外一名教授胡小石,但整个故事只是“戏言”,如真有此事不可能在资料中没有记载,况且蒋介石任中大校长是“年夜饭”之后的事了。但为什么这部话剧上演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在南大校内演出三十余场,且在全国甚至美国巡演。因为这部戏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巧妙写照,充分反映出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弱点。

在民国历史上,没有给蒋介石面子的知识分子的确也有。蒋介石亲任中大校长后,某天来学校视察,走进一个理科实验室,只见一位教授正埋头做实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一位随从大员实在忍不住便加以训斥,而这位教授却慢条斯理道:“校长是来看我工作的,又不是以总统身份来召见我。”1933年,《益世报》社论主撰罗隆基受交通部长曾养甫之邀,到南京与曾见面。曾对罗说,如果填写志愿书加入国民党,次日可见到蒋介石,并会调到南京委以重任。罗婉言谢绝加入国民党之邀,没有同蒋介石见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给北大教授周炳琳出了一道选择题,邀他在国民党宣传部长和社会部长中选择一个职务。周一个也不选,回电谢绝。蒋又给周炳琳出了一道必答题:邀他到侍从室当顾问。周炳琳对这个无数人眼馋的职位仍不感冒,以无意政治愿办教育为由,又加以辞谢。后来,蒋介石直接任命周炳琳为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周炳琳不好拒绝,但干了不到一年就回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教授了。

有的教授不仅不肯见蒋介石,还要求蒋介石来见他。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马寅初,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揭露国民党腐败,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最后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元龙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还说:“文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蒋介石知道后虽然很生气,却无计可施,只好对叶元龙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马寅初对此依旧置之不理。

不给蒋介石面子还是好的,有脾气大的教授甚至敢揍蒋介石。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学校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因此来到安徽,召见刘文典。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豪言壮语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来到蒋介石面前,刘连声“主席”都不愿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道:“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听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来压自己,“老革命”出身的刘文典“嗖”地站起身来:“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也不示弱,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肚子上。蒋介石气得将刘当场羁押,要将他枪毙,后来仅把刘关了7天就释放了。恢复自由身时,刘文典还死活不肯出来,大声嚷道:“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放他的人哭笑不得,好言相劝一番,刘文典方才罢休。

这种不畏权贵的独立风骨想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转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7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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