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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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在上海正式会见了苏联派来的另一位代表。由于先前已经做了两年工作,此时很快就在各方面达成一致,并决定发表一份共同宣言,确定彼此的合作基础。和孙中山打交道的代表叫阿道尔夫?阿卜兰莫维奇,中文名字越飞,这份宣言就叫孙文越飞宣言。

孙越宣言的内容不多,总地来讲,包括苏联支持民国统一但暂时不实行共产主义、放弃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不支持外蒙独立一类非常动听的文字,以此作为同国民党合作的保证与诚意。宣言发表完后,这一年的五月份,苏联恰到好处地关照了孙总统,给他送来两百万金卢布。

对孙中山来说,合并共产党无非是多了两百号党员,对他并不构成什么威胁,明晃晃眼的外汇才是最动心的东西,因为一路支撑到这个时候,他的大帅府已经揭不开锅了。

每天穿着西装四处开会的时候,孙中山都在为钱发愁。大帅府出门就是别人的收费站,日子过得有一天没一天,不尽快解决那帮军阀,他迟早要被赶出广州城。此刻最急的事情是依靠苏联建起自已的武装和班底,夺取整个广东省,接着北伐统一全中国。

于是在二三年的六月,毛泽东等共产党员一齐来到国民党总部广州,召开第三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加入国民党。在这次大会上,马林帮助广大共产党员统一了认识,让他们明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力量极为弱小,必须加入国民党、充实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才能实现革命的阶段性胜利。

虽然广州到处是军阀,但孙中山毕竟是名义上的大元帅、大总统,请客开会的面子还是有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正大光明选地方聚会,陈独秀还记得去年开会时弄得太过隐密、毛泽东等人来了上海都找不到组织的事情。

作为后生小辈,毛泽东当然没资格评论孙大总统的坎坷历史,他只知道在广州的经历十分开心。有人安排住宿,有人请客吃饭,再也不用担心巡捕和秘探,也不用躲躲闪闪地找地方,他不由得打心眼里感概一件事:有自已的地盘真好啊!

毛泽东的广州之行分外逍遥。他不光见到传说中的孙中山,还顺利地成为政治局秘书,走进共产党的核心圈里。在这个兴高采烈的大会上,政治局通过苏联的决定,所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两家联手革命,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搞完入党宣誓(国民党),在广州的毛泽东不仅多了一段公费旅行的愉快回忆,还多了一张崭新的国民党党证。一边开会,一边闲逛,毛泽东意外地碰到一位老乡:三年前被人打出湖南的谭延闿。下岗的谭督军正在孙中山手下当建设部长,住在培正路简园。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尤其是两个人都跟赵恒惕有过节,顿时显得分外亲热。谭延闿同毛泽东聊过湖南的情形后,便在八月份起兵打湖南去了。

谭延闿做人、书法都是一把好手,可打仗似乎并不在行,八月开战,九月就被灰头土脸地赶了回来,只能继续在孙中山手下待岗。毛泽东本来想正大光明地回湖南,看到谭老乡打仗不顺利,只好一个人回老家,继续他的秘密工作。

回家的毛泽东并没有闲着。按照组织要求,既然加入国民党,那就认认真真地做国民党的党员,毛泽东十分卖力地发挥基层组织能力,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总部,四处搞支部招人。在他努力干活的时候,又传来另一个喜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第二个儿子毛岸青也出世了。

毛泽东一面顾家带孩子,一面热火朝天地大力建设国民党(没错,是建设国民党),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到了二四年一月的时候又接到命令,调他去上海公干。

对这次的出差任务,毛泽东是很舍不得的。杨开慧从十八岁起跟着他,这些年很少团圆过,此时的毛岸青才三个月大。离开湖南时,毛泽东看着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们,忍不住愁肠百结,为她写下一首《贺新 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 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字,重比翼,和云翥。

虽然要抛妻别子,毛泽东还是去了上海。事实证明,这趟离别是值得的,原来孙中山决定搞一趟正规化建设,以后办事也好有章程,去上海是为了集合到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的大会,促成这次大会的人是新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由于去年孙中山拿到两百万卢布后,并没有象苏联希望的那样跑到北方闹革命,却坚持要把广东当成根据地;加上陈独秀在广州对工作没有太多促进,反而经常跟孙中山发生口角,苏联代表马林威信扫地,已经被当成右派分子下岗走人,换了驻华外交使团的鲍罗廷接替工作。

先前同马林发生不愉快,孙中山心里很是有点意见,但对鲍罗廷的到来还是热烈欢迎的。倒不是他跟老鲍有什么交情,而是去年的那两百万块钱花完了,急需新的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困窘情况,鲍罗廷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不等客户提出资金要求,他先艺术地问了一个问题:苏联的援助当然可以送来,但是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才能把国民党建设成一个强有力的大党,进而战胜不可一世的军阀呢?

对这个问题,孙中山也很苦恼。外援总是有限的,而他的困难却多得几乎绝望,即使再到手几百万卢布,也不过应付久一点的开销,连身边的滇军、桂军都打不赢。看到孙总统的脸色转向沉重,鲍罗廷十分耐心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势。

按照国民党(其实就是孙中山自已)的宣传,本党拥有十万到二十万党员,堪称中国第一大党。但这个名额是指“号称”支持三民主义的人,不是实打实的党员,实际上总部广州也不过六千个缴党费的人,而重新登记之后,发现不过才三千。即使是这三千党员,孙老大平时也没怎么关照过,既不搞政治学习,又不定期开会,更不会向基层通报当前的目标,只是平时写几篇三民主义的稿子登在报纸上,希望广大党员能主动加以学习、加强自我修养而已。

面对鲍罗廷的分析,孙中山十分惭愧地承认,在党建方面他确实落在了后面。因为没有严格的组织,国民党在成立的十二年里毫无作为(成绩无甚可述),只是找个地方挂牌而已。鲍罗廷更进一步指出,随意吸纳军阀入党并没有任何好处,他告诉孙中山说,“你今天把那些人加进党里,明天他们就打进总统府造反,国民党不仅不能节制军阀党员,连在枪口下混个平安都不容易,必须用党节制军队才行啊!”

听完一番话,孙中山顿时觉得醍醐灌顶,对鲍罗廷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终于明白过来,革命靠军阀是不行的,靠雇佣军也是不够的,必须象俄国那样建立自上而下的强大组织,以党为基础重新建立自已的军队,才能所向披糜、无往而不胜,苏联红军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马上命令成立“改组委员会”,由汪精卫、廖促恺、戴季陶、李大钊等人研究如何改组现有的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号,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顺利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度,并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国民党的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纪律制裁等具体内容。谁要有心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份历史性的改革文件在版权上相当有问题,因为所有条款几乎都是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如此重要的会议,国民党代表自然不宜缺席,毛泽东等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全部都要参加。虽然两个党还都属于非主流势力(主流是北洋政府),但并不影响会议的热烈进行,尤其是两党怎么合成一个、相互间的帐又怎么算,从一开始就冲突激烈。

对这样的情景,孙中山和李大钊都不意外。世界上最难与人分享的就是权力,让一个人和别一个人分权都难,何况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孙中山最头痛的是怎样把两个党搞出交情来,然后顺利北伐、进军全国,鲍罗廷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发扬风格,在具体人事安排上不能跟国民党竞争,选举的时候一律只选孙中山,尽量把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的团结会。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代表,又有极为出色的外交能力,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尽力配合,开会时尽量低调,不跟国民党发生冲突。当然孙中山也很够意思,为了发挥共产党人吃苦耐劳搞组织的优点,他在相当多的关键岗位上安排了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并且对未来的合作前景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尽管相当多的人对共产党戒备有加,但在高层领导的全力促成下,一大还是开得相当成功,孙中山大力提拨了一批年轻干部,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压重担、挑大梁,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其中就包括毛泽东。

孙中山很欣赏毛泽东。

三十一岁的毛泽东是湖南国民党的代表,又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办事稳重,口才突出,湖南党部的工作搞得相当出色。孙中山对有用人才向来关注,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谭延闿的这个小老乡非常有价值,应该多加提拨,拉进自已的阵营里发挥专长。

一月三十号,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孙中山亲自把毛泽东加进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由大会表决通过。年纪轻轻的毛泽东没当几天国民党,就顺利走进中央委员的核心圈,可谓平步青云,四面逢源。

同时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层人物,手上还有赵恒惕送的大洋做机动款,毛泽东很快乐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象毛泽东那样快乐。事实上从一大召开时起,国民党内部的争议就没有停过,并在后来越演越烈,几乎无法调和。而要单纯把他们的争议归结为中国人喜欢内斗似乎也不靠谱,因为他们确实是相当认真地在争执,争执一些从理论到实践都极为危险的东西。

苏联愿意扶持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有人有地盘,可以迅速扶植起来闹革命,又快又省事;苏联支持共产党,是希望资产阶级联合革命成功后,国家发展个几年几十年,工人阶级就会变成主流力量,那时再让共产党领来个社会主义大革命,顺理成章地走向共产主义。整个流程看上去多快好省,却有一个致命的危险,那就是国民党人成功的时候,他们将变成共产党人的敌人,要发动工人革他们的命。

如此危险的理论悄悄说也就罢了,可苏联老大哥为了解释自已的动机,偏偏把它当成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创新,象街头老大妈一样四处卖弄,生怕旁人不知道。共产党人倒是无所谓,反正是革命,革谁的都是革;到国民党那里,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不需要太多理论研究,也不需要启蒙研讨,不少人已经悟出一个道理:国共合作是为了革命胜利,但革命最好不要胜利,因为成功的那一天,共产党将在苏联支持下,把枪口对准自已的脑袋。

设计上明明注定冲突的两套程序,却非要放到一块主板里运行,死机的情况自然是在所难免。面对频繁出现的各种问题,不管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是束手无策,开发商共产国际又给不出修复补丁,大家只好不停地重启系统,直到彻底崩溃的那一天。

如果说孙中山看不出国共合作的问题,那实在是冤枉了他的智商,只是孙总统虽然心里有数,却没有别的牌可打。有人曾经劝过他不要和苏联合作,孙中山没有敷衍或打哈哈,而是愤愤不平地说了一段话:

“你们都劝我不要和苏俄合作,但是我现在是掉在水里快要淹死,却没有人拉我一把,苏援是我唯一的机会,怎么能不要呢!”

为了一点钱和枪,他曾经想过把东北抵押给日本,也曾经找过英国、美国、德国,开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优惠,却全都被拒绝了,一直沦落到靠军阀过日子的地步。所以我相信,孙中山说的那段话,是他的真实写照

鲍罗廷果然做事不含糊,很快送来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实惠支持:大把卢布和枪支弹药。眼看财政重新宽裕,崭新上油的苏制莫辛步枪也要到位,孙中山兴奋得两眼都在发光,根据先前同苏联商量的决定,孙中山安排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建军校。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每一个军阀的共识,不管是革命军阀还是反革命军阀,首先必须要有实力说话才硬气。孙中山一直想组织自已的队伍,实现横刀立马的梦想,但手上的家伙数量有限,远不够建军需要,更不用提对抗滇军和桂军了。正当他左思右想的时候,苏联专家告诉他:事业起步时需要的不是军队,而是军校。

孙中山顿时恍然大悟。雇佣军永远是不可靠的,他们不会忠于自已,只有办军校才能培养亲信军官团,再让手下的军官去出兵放马,比直接建军效果好得多。孙中山于是同莫斯科商定,选一个地方建军校,用苏联援助的军火培训学生们,毕业后直接编进革命军打仗。经过仔细考察(主要是没钱),他把学校的地址选在市郊荒凉的黄埔岛上。

虽然地方偏远、条件简陋,孙中山建的军校却是赫赫有名。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这所军校的毕业生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相互征战,彼此动用几十万、几百万人冲锋,每个毕业生都要经历密集的枪林弹雨,每个活下来的人名字背后都将挂满淋漓鲜血和累累尸骨,这就是近代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然而孙中山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正在四处搭砖盖房子,并考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谁来当军校的校长。

黄埔军校是他的亲兵,当然要由最给力的人当校长,而且这个人必须能被共产国际接受。从理论上讲孙中山自已当校长也可以,但孙总统平时极为繁忙,日常工作主要是搞政治,没空管学生的教学生活,所以必须找人来当差。

这实在是件不好办的事情,孙中山很头痛。国民党本来组织就非常松散,内部派系又多,亲共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斗争非常激烈,没事也能吵得热火朝天。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根本,校长不仅要有能力,还不能掺和在党争里面,而且最好同大家都没有矛盾,否则弄出个军校打群架的火拚闹剧,那就一切都完蛋了。

又要听话又要懂打仗,人缘要好,党派背景不能太重,业务上还必须过得去,实在是难为了孙中山。经过精挑细选,孙中山最后选定一个人来当校长,这个人平时不在他身边办事,又读过军校,对自已也算忠心,业务上应该还算过得去。孙中山于是把他从浙江老家叫出来,给了一个去苏联考察的名额,让他帮自已筹建军校。

按理说当校长的待遇不差,孙总统面子也不小,可那个人却非常懒散,从俄国回来后干了几天就撂挑子,还找了一大堆理由:没钱,没人,没东西,总之干不下去。可怜的孙中山只好让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四处张罗,筹钱盖房子。

廖仲恺是个老实人,孙中山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建军校是个吞钱的事情,苏联援助只够弄个启动资金,他就在极度缺钱的情况下长袖善舞,拼命找军阀说好话、拉赞助,终于把大致的架子搭了起来,然后给跑路的校长打电报,表示军校已经可以开张了,校长你还是来上班吧,大伙需要你。

忙乎半天,最后却是给别人做嫁妆,廖仲恺的代表是当得有点窝囊的。除了他和孙中山都同那个人有交情之外,另一点也是不得不召人回来的原因,那就是廖仲恺革命资格固然老,军事业务并不擅长,只能搞点后勤。

军校负责人不能不懂军事,所以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很着急。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跑路的校长终于离开舒适的浙江老家,来到简陋不堪的黄埔岛喂蚊子。

莫斯科和广州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决定竟然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因为那个喜欢赌气的校长正是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再后来的台湾岛岛主,他的名字叫蒋介石。

著名的历史说书家萨苏曾经有过一段评论(大意),认为历史的每一代人都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梯,下一代人超越前人,又会成为下下一代人的障碍,并不是前面的人都错了,而是后人只有站在先人的肩头,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按照老萨的观点,可以说袁世凯是站在清朝的肩膀上把满清踩下了台,然后孙中山踩过袁世凯的肩膀,建起一个半虚半实的国民党。但孙中山不会想到的是,他刚刚看到希望的曙光,踩他肩膀的人已经走上了舞台,那就是他提拨的军校校长蒋介石。

蒋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生于浙江奉化,毛泽东一辈子的死对头,中国自清朝后第一个统一全国、并同时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家。

作为未来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的童年要比毛泽东舒服得多。蒋家很有钱,小蒋同学也不用去背粪喂牛,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私塾里念书。同毛泽东一样,十四岁的时候,蒋介石家里给他娶了个媳妇,是大他五岁的毛福梅。

很明显,这趟婚姻纯属封建包办性质,如果是小蒋革命性够强的话,应该象毛泽东那样予以强烈抵制才对。但蒋介石跟家里没什么仇,同毛福梅也没有过节,所以很开心地戴上了红花,拜完天地进洞房,开始一个男人的正常生活。

虽然没有可怕的老爹,蒋介石却对军事非常有兴趣。一九零六年,他坐船去了日本,想找所军校读读,却发现日本同清朝有协议,不是官派学生不能读军事,只好回国想办法。第二年,他终于弄到一个官派留学生的名额,顺利去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

所谓东京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专门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蔡锷、陈独秀、赵恒惕、阎锡山等人都在里面上过课。蒋介石在振武学校读书,自然也要接触一些革命理论,顺便就认识了同在东京搞造反的孙中山。

一九零九年,蒋介石顺利从振武学校毕业,前往日本陆军十三师团十九联队实习,做了一名满口哈依的日本小兵。忍气吞声熬过两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蒋介石赶回国内参加革命,亲自带兵冲进杭州,攻下浙江巡抚衙门,立下人生第一道军功。小小的前日本二等兵蒋介石很快迎来了第一次提升:沪军第五团团长。

那一年,毛泽东刚刚来到长沙,做一名不起眼的中学生;在人生的起跑线上,高富帅蒋介石完胜屌丝毛泽东。

当上团长的蒋介石没有风光多久。同盟会内部明争暗斗,国民党同袁世凯也是明争暗斗,蒋介石折腾了一番,没有弄出什么名堂,索性赌气辞职回老家,下岗待业。

普通人下岗是件很痛苦的事,不过对蒋团长来说不算什么,奉化的老家有家有业,还有他的母亲,蒋介石不需要满面愁容地四处递简历、找工作,过得比孙总统还逍遥。很快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蒋介石跟着奋起大旗,跟着冲锋陷阵,跟着一败涂地,跟着逃到日本,跟着一块下岗,继续待业。

在东京的流亡生活里,蒋介石跟随孙中山四处找机会,希望能再造一把反,直到袁世凯病死才回中国。孙中山在广州另立旗号,蒋介石也就跟到广东,替孙中山跑腿,有事的时候帮忙,没事(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小蒋同学也会突然想家,象个孩子一样不辞而别,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思乡之旅。对蒋介石的随随便便,孙中山总是一反常态地容让有加,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蒋介石虽然孩子气,却多次在危难的关头支持他,并且曾经抛下家小来到危险的战场,无怨无悔地追随他。

孙中山十几年来回折腾,蒋介石就跟着十几年上岗下岗,中间还到过上海股票交易所当经纪人,在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里风流了一把。终于孙中山和陈炯明闹翻了,蒋介石从宁波转上海赶来救驾,又当上讨贼军参谋长的职务,四处替孙总统张罗兵马出气。

跟随领袖的日子很辛苦,蒋介石付出过很多精力,也受过很多委屈,孙中山心里全都知道,所以有好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不能忘了蒋介石。根据正史的记载,一九二三年的九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带团前往苏联,进行相关考察活动。

对蒋介石访苏时的表现,历史书上通常都是比较混乱的,因为蒋介石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大骂苏联不是东西,并成为某些宣传部门作品中,蒋公英武雄奇的典型证明。

有这封信为证,蒋介石得意洋洋地认为,自已当年英明睿智,一眼看出苏联和共产党不是好东西,只不过看在孙中山面子上周旋一时,从来没有当真;

后来吃过大亏的共产党当然是怒气冲天,他们痛骂蒋介石伪装进步,利用苏联援助阴险上位,背叛国父遗志;

而最莫名其妙的,是出钱不讨好的苏联人。在很长时间里,他们都搞不明白,两个党怎么会闹到大打出手的地步。

因为后来发生的冲突太大,有关人员纷纷修改记录,拣对自已有利的东西讲。由于几家的说法实在大相径庭,不管相信哪一方的阐述,对比当时的原始记录都会觉得云山雾罩,颇有人格错乱的感觉:尼玛这是说的同一个人吗?!

拨开为了宣传释放的重重迷雾,其实当年的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向往革命、同情弱势群体的敏感愤青。

他去苏联考察军校时,既不阴险也不反动,相反,他的想法很单纯。

在孙中山周围的亲信里,蒋介石算得上是最坚决要求结盟苏联的人之一。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想去俄国考察,并坚定认为中国应该对政客、军阀、商人等剥削阶级进行专政,以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自由。

尽管蒋介石的日记不甚可靠,有多处对自已进行了修饰,但都是美化自已、指责政敌之类,美化苏俄的事情还没听说过;考虑到蒋公后来同苏联的关系势同水火,没有必要刻意夸大自己对俄国的仰慕之情,因此三十出头的蒋介石向往工农革命,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此时的蒋介石还是孙中山手下无兵无权的一名小弟,但他的思想却已经突破了孙中山的框架,相信国民党只有学习俄国那样改革社会,才能建立坚强的内部组织,进而成立一支军队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对他一再反复的进言,孙中山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要依靠陈炯明的亲兵对抗军阀,不方便找苏俄干革命,直到陈炯明翻脸之后才决定向苏俄求援,把国民党变成俄国共产党那样的坚强堡垒。

孙老大反应如此迟钝,蒋介石非常有意见,当然这种意见纯属人民内部矛盾,还上升不到路线问题的高度。孙中山曾经耐心地跟他解释说,去俄国学习的人有不少,但大都没什么结果(悉皆败兴而返),他不是不想亲近俄国,只是必须要先攒一点资本才能谈合作,不然大哥我现在只算租界里的流窜犯,哪有资格跟人讲条件呢?

孙中山语重心长,蒋介石却是心不在焉,因为他很清楚,光靠周围那帮不成气的军阀,是攒不起资本来的。果然孙中山赶走了陈炯明,却又陷在滇军和桂军包围里面,丝毫施展不出拳脚,最后还是不得不放下身段同俄国讲合作,并引进共产党这一新兴力量加入国民党。

翻查当年的记录可以发现,当年的共产党干部同现在明显有区别,他们人数虽然少,办事却都扎实努力,而且做人极有节操,很少出现贪污包二奶之类丑闻,因此两家合作最初还算愉快,所谓矛盾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口角方面,具体办事层面没有太多冲突。正是因为国共合作有了基础,蒋介石才在二三年八月拿到梦寐以求的出国指标,带团去苏联研究援助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蒋介石的这趟考察不能算成功。孙中山本来希望能在北方边界上就近建一个军事基地,苏联却推三阻四,怕影响他们控制外蒙的计划,最后只好决定在广州搞军校。但是如果就此得出蒋介石后来声称的结论,认为他那时已经看透苏俄反动本质,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苏联人也会写日记,而俄国人的记录则详细描绘了他的一言一行。

蒋介石到苏联之后,先是详细考察红军的装备和政治工作,大肆夸奖苏军的党建工作,还反复要求向普通士兵发表讲话,愿意同大家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并愿在斗争中牺牲献身;此后他写的报告里也是推翻资本主义、分步建立共产主义一类,丝毫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在里面,反而建议未来结成俄、德、中三国大联盟,对抗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取得全球革命的胜利。蒋介石自已也承认,他当时在苏联苦读马克思理论,连书都不舍得放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甚至认为俄国人比中国人素质要高,值得羡慕。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虽然对外蒙的情况不满,蒋介石仍然是坚定的俄国粉丝,并不断迸出一些阶级斗争、世界革命之类的时新名词;所以选军校校长的时候,孙中山一提蒋介石,鲍罗廷和共产国际都是满口赞同,并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宁可空着岗位等他上任。

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前途远非一帆风顺,他马上就遭遇到了一个挫折,那就是国民党的一大。这次大会开得隆重无比,又通过了详细的制度章程,选出四十一个属于核心权力圈的中央委员,作为追随孙中山十几年的老臣,蒋介石相信领导一定不会忘了自已,结果大会却跟他毫无关系,连入场劵都没给一张。

蒋介石的职场经历充分说明,碰到困难就撂挑子,这种人是得不到领导赏识的。

三十七岁的蒋介石对权力还没有概念,但至少对面子很在意。那些青年学生凭着共产党员身份纷纷当部长做委员,自已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竟然要低那帮小年轻一头,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

老大不看重,从苏联回来后又被晾在一边,党内大小事务都由鲍罗廷一手包办,自已满肚子心得却没有地方发挥,蒋介石很失望,后果很不严重。开完一大后,他的不满终于到了顶峰,干脆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抱怨老大光顾着重用新人和外国人,却忘了从前的老部下,并提出希望能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一定可以“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请领导多加考虑,予以重用。

在长期革命生涯里,孙中山对蒋介石是不怎么看重的,连蒋介石自已也承认,“先总理”(指孙中山)平时都很忙,连跟他单独讲话的时间都不多。倒不是孙大总统摆架子,事实上孙中山给过他很多机会,可蒋小弟大都是不了了之,有一点困难就回老家去生闷气,把烂摊子扔给领导收拾,这种属下既不能办事,又不能服众,实在没有重用的理由。

所以这次看到蒋介石又来发牢骚,孙中山同往常一样毫无反应,只是挥挥手,让他赶紧去盖房子。蒋介石终于从不满转向了愤懑,气乎乎地给他的党代表又写了一封信,痛骂苏联不是东西,不仅占着外蒙古不还中国,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上比帝国主义国家还要狠,他们的制度同三民主义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能在中国实行云云。

蒋介石对廖仲恺发脾气,是因为廖仲恺有挨骂的理由。

作为名义上的广东省长,廖仲恺在内政方面毫无作为(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搞抹稀泥那一套倒也罢了,关键是他用人乱七八糟,竟然把财政大权交给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办理。虽然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可是孙公子毕竟缺少政务经验,很快就把工作弄得一塌糊涂。

抹稀泥的廖仲恺当了广东省长,嘴上没毛的孙科做了广州市长,满腔抱负的蒋介石却怀才不遇,只弄到一个筹备校长,反差实在太大,又不能点名攻击党内同仁,只好拿党外的俄国同仁出气。

这是一封后来被广为引用的书信,广大蒋粉纷纷用它得出蒋公英武雄奇、早就看出苏俄不是好东西之类观点。但收到蒋介石的反动信件之后,廖仲恺也一样毫无反应,只是笑笑放到一边,既不反驳蒋小弟的牢骚,也没有跑去跟孙中山告状。因为他跟蒋介石共事多年,早就习惯了这位小弟时而矫情的作风,当面争起来肯定没完没了,说不定会恨你一辈子,但只要由着他生几天闷气,自然是雨过天晴,该干嘛干嘛。

蒋介石的反应果然不出廖仲恺所料,生完气后又恢复了原状,同廖仲恺一道筹办军校。在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面前,壮志凌云、立志解救全天下的蒋介石束手无策,只能再次赌气跑回老家,在他眼中只会抹稀泥的廖仲恺却挑起了大梁,以空手套白狼的精神跟军阀们讲交情、拉关系,用尽一切手段弄来赞助,在蚊蝇丛生的黄埔荒岛上搭竹棚、建砖屋,一点点凑齐军校的建设费用,然后在一切就绪的情况下让孙中山发去电报,请比自已小十岁的蒋小弟回来当自己的上司。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号,黄埔军校正式开张了。

经过几年时间筹划,才张罗起一家小军校,孙中山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非常骨感。此时的黄埔军校一切从俭,主席台都不过是几根竹子搭起来的棚子,几百号学生们的伙食费更是有一天没一天,全靠廖仲恺持续不停地四处化缘,才保证了食堂天天有米开饭。对廖仲恺的贡献,孙中山同上上下下所有人心里都很有数,但大家更清楚一点,军校靠化缘是不行的,廖仲恺本事再强也只能保证锅里有饭盛,其他教学管理之类业务工作还得指望蒋介石。对蒋校长动不动撂挑子的做法,孙中山很有一点担心:小弟你可千万别再跑路了,大哥我可是天天要开课的!

孙中山很担心,因为他很上心。

从开张庆典选在六月十六号可以看出来,孙中山对黄埔军校的期望值是相当的高。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日子,陈炯明的粤军发动政变,把他赶出广州,廖仲恺也被抓起来关进大牢,险些命丧黄泉。孙中山在一年后的六月十六号成立军校,那是摆明了要用枪杆子洗去自已的耻辱,决心在未来建立一支俄国红军式的无敌强军,横扫一切胆敢挡路的牛鬼蛇神。但无情的事实证明,后来中国确实出了这么一支军队,创始人却不是他或蒋介石,而是此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文书科主任毛泽东。

蒋介石跑到黄埔岛喂蚊子的时候,毛泽东正过得春风得意,开完一大后孙中山把他分到了上海,让他去十里洋场工作。应该说这份新工作的起点不低,因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是一般的地方,整个执行部统辖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上海等要害区域,地位仅次于广东本部,国民党元老象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伦等都在那里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在上海分舵既有钱又有地位,还能认识不少重量级大哥,人脉极其广泛,职业前景可谓无限光明。

虽然跟在孙中山身边进步机会更多,毛泽东却不能不走,因为他还代理着共产党的中央局秘书,而共产党总部已经搬回了上海。

正所谓好日子总是过不长,来到十里洋场的毛泽东很快发现,上海真不是容易混日子的地方。中央要求的是统一战线,他又顶着国民党的头衔,给国民党办事也是本份,按照埋头办事的原则,毛泽东拿出从前办小报编辑时的劲头,闷头干活。

一心办事的毛泽东想不到自己努力工作,却干出了反效果。共产党这边固然很不舒服,风言风语地讽刺他是胡汉民的秘书(胡汉民反共最积极),而国民党也不当他是自已人,拚命排挤他。

不努力干活,是不听党的命令,要被整;努力干活,就是脚踩两只船,还要被整。可怜的毛泽东在上海累得半死,两头不讨好,弄得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在上海天天受委屈,毛泽东很是气闷,十一月孙中山路过上海,毛泽东便向他诉委屈,还交了一份联名诉状,要孙总统主持公道。可惜孙中山身体不太好,手上事情又多,没有时间处理地方办事处的恩怨,听完毛泽东的控诉后只是答应了几句,事情又拖了下来。

领导不发话,毛大秘的日子就更不好过,很快就在上海呆不下去,只好悻悻地回湖南“养病”。等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四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名单里一并消失了。

明明没有贰心,明明好好干活,却被两边同时排挤,毛泽东十分恼火。这一年唯一让他高兴的事,是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叫彭湃。

毛泽东有很多朋友,彭湃的特别之处在于喜欢跟农民打成一片,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四处组织农会,很快成为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喜欢农民的彭湃和毛泽东很谈得来,因为他们的出身差不多(地主),对农村的情形知道得也多,用今天的话来讲,叫有共同语言。

当毛泽东从上海灰头土脸地回到湖南农村时,蒋介石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孙大元帅和商团在广东闹翻了。

所谓商团,是广东省商人在一九一二年,经民国政府批准设立的武装治安队。商人的本份是做生意,可民国太乱,要军阀政府提供治安服务也比较难,商人们就创造性地搞出了自已的治安队,防范土匪小偷。

事实证明,广东商人不光做生意在行,搞保安也有一套。民国天天都不消停,今天滇军打过来,明天陈炯明打过去,广东的民间治安却始比较安稳,商人们做生意攒得到钱,军阀们也能顺便抽个税,多年来一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直到孙中山的到来。

广东人不喜欢孙中山。

孙大炮赶走过陈炯明,引来了滇军和桂军,这两支军阀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四处敲诈勒索、开烟馆赌场,把广东闹得乌烟瘴气。老百姓不理解什么是革命理论,却看得见孙中山把一切闹得一塌糊涂,比什么军阀都差劲。

滇军和桂军在广东无法无天,治安当然是急剧恶化,商团也就跟着强力扩张,成了地方治安的顶梁柱。滇军和桂军天天乱收税费,同民间关系已经紧张得不行,孙中山的“总统府”一面要发工资,一面又要准备北伐,也没有忘记这个小小的财源,经常是动不动就要商人们立即缴一大笔钱应急,商团当然更是苦不堪言。

明明是我们辛苦攒来的钱,为什么要任孙大炮勒索呢,手上有枪的商团想不明白。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号,商团向国外订的一批军火到货了。这批军火是经大元帅府批准进口的,用于“治安需要”,据说价值高达一百万元,但到提东西的时候,海关却突然扣住了货,说要大元帅府的命令才能领。

商团也糊涂了。进口许可证就是大元帅府发的,怎么又要命令呢,他们赶紧让人去疏通调和。

大元帅府的态度一开始很坚决,说是怀疑有人走私军火,要吊销进口许可证,后来好说歹说才肯通融一下,孙大元帅毫不脸红地表示,原来进口的许可证在时间上不合程序,需要重新研究。

所谓研究,也就是打点的代名词,商人们马上研究出味道来,一定是元帅府又缺钱了,需要再交一笔钱报效国家。

通常来讲,孙大元帅贵为自封大总统,要个几万块钱零花,商团们也不会不给面子。可这一次孙中山的胃口实在太大,商人们给不出来,而且许可证都发了还扣货,手段也太不地道,商团领导人陈廉伯终于忍不住了。

孙中山做事不地道,商人们也有不地道的办法应付,陈谦伯立刻宣布所有商人罢市,全部不做生意了,回家喝茶。

商人不做生意,就赚不到钱;商人赚不到钱,政府也就抽不到税,不光孙大总统要断财源,滇军和桂军也吃不消。面对同归于尽的三输局面,孙中山知道自已做不了主,只好退让一步,把东西还给了商团。

怀着胜利的喜悦,商团高高兴兴地拿回了军火。可是开箱后才发现不对劲,枪是还了,但只还了一部分,不少值钱的东西都被元帅府拿走了。

堂堂总统居然出尔反尔,还玩雁过拨毛的伎俩,形同打劫,陈廉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从前他一直忍气吞声,是因为要做生意,现在新枪到手(虽然少了一点),他决心跟孙中山好好比划一下,评一评里面的道理。

和读书人评道理,是靠口舌和笔墨;和流氓评道理,是靠拳头和棍棒;和军阀评道理,自然要靠枪炮和军队。陈廉伯没有军队,只有商团的保安队,对付滇军或桂军远远不够,对付孙大总统的那点卫队或学生军,似乎也不怎么有把握。

但是陈廉伯还是决定出手了,因为一个人站出来告诉他:你尽管收拾孙中山,他要敢打你,我就揍他!

愁眉苦脸的陈廉伯听到这句话后顿时精神焕发,仿佛打了鸡血一般,因为怂恿他动手开战的不是普通人,是英国驻广州总领事。

英国人一直就不喜欢孙中山。当然不是反对孙大炮搞分裂影响祖国统一,而是他的北伐政策和在广东的所做所为太过离谱,同英国的利益有直接冲突,尤其是反帝、罢工一类活动,简直就是冲着大英帝国来的。对无利不起早的英国人来说,想要大英帝国的支持是可以的,但必须有足够的理由,让大英帝国相信你对国王陛下的诚意,孙中山恰恰缺少这种理由。

作为英国代表,总领事同陈廉伯有很不错的私交,陈廉伯每次痛骂孙中山和军阀的时候,总领事都是满怀深情地站在一旁,向他转达自已的深切同情,并表示一定把这些事都转告伦敦,总有一天要让孙中山知道自已的厉害。

陈廉伯天天生闷气,总领事天天给他打气,直到商团拿到新枪的时候,陈廉伯还象往常一样痛骂孙中山,总领事突然说:陈廉伯你尽管去干吧,要是孙中山敢对你开枪,我们英国海军就会出手!

英国海军出手,意味着孙中山如果反抗,就是向整个大英帝国宣战,孙总统目前缺钱少枪,连军校的伙食费都经常凑不出来,同英国干仗基本上属于自杀。方伯谦顿时精神大振,决定同孙中山来一场硬仗,大有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架势。

走出领事馆的时候,陈廉伯信心满满,他相信自已一定能成功,在他的身后,英国领事也是豪情万丈,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这里面唯一的小问题,是总领事虽然说得把握十足,却没有给他任何字据。当然这也好理解,总领事交待的是关系到战争问题的外交机密,内容十分敏感,能把内容告诉他,就是把他当成朋友加盟友,英国人最讲究绅士风度和诚信,一定不会忽悠陈廉伯这样的好朋友的。

带着对大英帝国的感激和崇拜,陈廉伯回到办公室,开始安排对孙中山的反击。

   

陈廉伯满腔怒火的时候,孙中山也很郁闷。

大总统一直缺钱少枪,成天要四处拉赞助,好容易过手一点军火,想拨几根毛都不行;而且陈廉伯的架势越来越硬,今后他手上有了枪,要钱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实在值得郁闷。

孙总统很郁闷,蒋介石自然更加郁闷,因为孙中山扣下的军火,本来是要发给军校的,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准备点数的时候,万恶的方廉伯却把东西拿了回去,只扣下一点贵重品来。对方廉伯这种目无革命、私立武装的行径和缺乏觉悟的态度,靠说服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用手上的枪炮严加管教,才能让他明白革命的必要性和权威性。

当然,仅靠大总统手上的卫队和军校生,要对付真金白银喂出来的商团保安队,还是有点不大现实,孙总统考虑的是另一件事:九月底的时候,苏联支持孙中山的经费、枪支都陆续到货,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也是拿商团开刀。

商团确实是一个好目标,既不得罪任何一派军阀,又能抢到钱和枪,而且借着收拾商团壮大实力,顺便也就控制了相当一大片地方,可以从滇军和桂军手里挤地盘。

陈廉伯不知道孙中山有苏联壮胆,孙中山不知道陈廉伯有英国撑腰,两边都很有自信,也都以为自己一定能赢。对孙中山来说,局面尽管紧张,却不是很要紧,因为陈廉伯的底牌虽然点数大,却是废牌。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广州三十多个团体一块国庆联欢,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开会的时候就要求打击商团(国庆跟打击商团有关系么?)。 纪念会结束后,各团体结队举行大示威,浩浩荡荡地在广州市内游行。

广州市的治安是商团武装维持,游行队伍这是明显火上浇油,双方很快就起了冲突。

现在对事情的具体细节已经弄不清楚。正史的记载是游行队伍在经过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了枪,打死二十余人,伤一百余人,并筑起炮台封锁市区,四处张贴‘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的反动标语。按这种说法,商团完全是一伙屠杀革命群众、影响群众正常表达意愿的反革命暴徒,连北洋军阀都不如。

对这种公式化的正史,我向来是不大相信的。公式化的东西一贯就比较反常,所谓反常即妖,商团的保安们怀念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情有可原,主动攻击游行队伍就有些不合本性,而且要是真的想造反的话,大部队直接拉进市区、灭掉总统府也不成问题,封锁市区、筑炮台完全是防御的架式,那商人们是要防备什么呢?

事情很快就有了答案。十月十四日,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同时国民党直接统率的第一批生力军,包括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在全广东境内开火,四处捉拿商团分子。国军的行动很有组织,计划也相当周密,商团筑了炮台也挡不住四下攻击,很快就被剿灭了。

陈廉伯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但他万分激动地去找英国领事和香港总督、呼吁英国海军出动的时候,英国人却满脸歉意地告诉他:对不起,我国政府没授权我们给你军事支持。

从前的承诺?什么承诺,陈先生有书面证据吗?来人啊,送客,我还有事呢。

陈廉伯这才发现自已被忽悠了。说起来也不奇怪,打从有大英帝国起,英国人在外交上就没少玩过花样,什么隔岸观火,什么上屋抽梯,各种招式都用过,虽然没读过孙子兵法,可手法比孙子还要孙子得多,别说口头承诺,就是板上钉钉的签字条约,想改的时候一样毫不脸红。

所谓绅士风度,所谓信用机制,是要看对方有多少份量的。陈老板只是个生意人,大英帝国自然只能用生意手段对付他,所以喝完英国红茶之后,陈廉伯两手空空、脸如死灰般地离开领事馆,这趟忽悠折进去的不仅是手下的弟兄,还有全广东的商人。

国军天天喊着要革命,对付反革命商团当然毫不心慈手软,四处烧杀抢掠。正所谓不是军阀赛军阀,整个广州城火光冲天,最繁华的西关受灾最重,竟然被烧成了一片白地。

广州城烧了,商团也除掉了,孙中山心里十分满足。在火光和灰烬中,一个老人看着变成废墟的店埔,恨恨地闭上自已的眼睛,离开了这个人鬼难分的世界,他的名字叫黄飞鸿。

武林高手黄飞鸿名满江湖,晚年在广州开宝芝林药房,决心发挥余热、济世救人,说得上是正气浩然、天下敬仰。风风雨雨几十年,袁世凯折腾过,陈炯明折腾过,滇军桂军也折腾过,都没有动宝芝林一块砖头,没想到碰见孙大总统的三民主义吾党吾宗,居然把黄大侠的一世心血烧成了世界大同。

一九二四年的黄飞鸿已经是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没有南征北战的体魄,也没有东山再起的豪迈,只能在废墟前痛心疾首,过不久就病死了,他是被孙中山活活气死的。

不光是黄飞鸿,很多广东人对孙中山都没有一点好感,因为孙中山除了兵灾和战祸,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事。但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烧毁黄飞鸿药店的时候,他也只剩下四个月谢幕的时间。

打完商团后的蒋介石当然是兴高采烈。他的黄埔军校学生兵第一次开战,就来了个开门红,孙中山的手头也宽裕了许多。从苏联一次运来了八千支配刺刀的步枪、四百万发子弹,足够武装一个满员师用,黄埔军校顿时生意兴隆,蒋校长也顺势成为国民党新军的第一任司令,身价陡然间直接爆表。

对孙中山来说,二四年还有件值得一提的好事。广西的旧军阀陆荣廷、沈鸿英被党内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联手打败了,从此桂系正式加入国民党,党国的势力扩到了广西。当然,李宗仁的胜利对国民党很有好处,不过对蒋介石来说,却未必是件好事。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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