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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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风雨交加地过去了。在这个风云际幻的年代里,蒋介石高高兴兴地拿着苏联军援扩编自已的兵马,毛泽东却郁闷地回到湖南老家,踩着泥巴一家家地串门,调查农民运动和农村基本情况;陈独秀还在上海当总书记,李大钊呆在北京宣传革命,谁也没有想到,革命领袖孙中山还没来得及抚平各派的关系,就突然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二五年的开局本来是不错的。北洋军阀直奉两派第二次爆发大战,直系的西北军冯玉祥收了奉系东北军的贿赂,突然在北京反水,直系领导吴佩孚顿时一败涂地,被赶到湖南去赵恒惕那里待岗。

虽然冯玉祥在历史上反水过多次,但总地来讲此时他属于亲苏派,革命色彩比较浓厚。冯督军在二四年十一月干过一件出格的事,他带兵把满清小朝廷赶了故宫,从此溥仪小皇上和遗老大臣再也不能赖在紫禁城了,全都跑回民间下岗待业。冯老大在北京城刚刚坐稳,就向南方的孙中山发出邀请,希望两边来个南北联合,共同实现革命大同。

一直研究如何北伐,突然间北方就成了革命根据地,面对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孙大元帅十分开心。虽然遍地仍是军阀,但如果能和冯玉祥组建南北联合政府,国民党的地盘和影响力将得到极大的扩张,加上苏联的支持,眼看就能统一全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三民主义。

兴致勃勃的孙中山来到了北京,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实现梦想了。多年的操劳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二五年的一月他突然病倒,送进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肝癌。

历经清廷的通缉、袁世凯的追杀、陈炯明的叛变、军阀的勾心斗角、列强的居心叵测,几十年枪林弹雨和人心险恶,五十九岁的孙中山终于灯枯油尽。他在病痛中强行支撑到三月十二号,于上午九点三十五分病逝,一代巨星就此陨落北京。

在后人眼里,孙中山的一辈子,那是相当难评价。

反清,反袁,反陈炯明,反军阀,反列强,孙中山哪一件都说不上成功。他的理想是民主,却逼着别人支持自已独裁;他反对军阀割据,却先后拉过桂军、海军、滇军、粤军,把广东搞得一塌糊涂;他宣布要武力统一中国,但所有的对手都有钱有枪有地盘,唯独他什么也没有;他想致力于国家建设,结果唯一有点效果的地方是广东,他却赶走了有功之臣陈炯明;所有人都知道国家主权不能随便出让,他偏偏引进外国势力一心打内战,而当他好容易弄来一点枪炮的时候,竟然倒在病魔手下,仿佛是一颗迟迟不现的慧星,所有人都等着看它光芒闪耀的那一刻,结果才在天际划出浅浅的痕迹便消逝在茫茫夜空。

孙中山走了。论私德,他不够光明磊落,一辈子娶过几个老婆,还喜欢吹牛,做事也经常不讲信义;论功绩,武昌起义不是他干的,辛亥革命不是他领导的,袁世凯不是他推翻的,北洋军阀也不是他摆平的,可以说从来没有成功过,不用拿放大镜去照,随便用手电晃一下,就能找到一堆缺点。

但孙中山仍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伟人。正如萨苏所言,历史书上的每个角色都是后人的垫脚石,孙中山虽然没有完成理想,但在反清、反袁、反军阀的立场上坚定不移,没有他的努力,这些事情绝不可能有那么快的进展,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成功,但对历史的贡献却是谁也不能磨灭的。

不管孙中山有多少抱负,到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他还是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了世界。对他的死,很多人麻木不屑,很多人惋惜痛心,也有很多人咬牙切齿,因为孙中山同理想中的政治家相差实在太远。章太炎就写过一副尖刻的挽联: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这副“挽”联的意思,只要有一点古文功底,大概都能明白的。

按说我们中国讲究死者为大,怎么也不带这么骂人的,但章太炎的挽联一出来,立刻赢来一片叫好声,纷纷说他写得解气、写得入木三分。一直到国民党全面执政之前,孙中山的评价都比较差劲,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自封的孙大总统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有种种缺点与非议的人,一个会说大话、会发脾气、会玩政治手段的人。

但我始终认为,孙中山仍然值得我们后人的最高敬重,因为他有崇高的理想和旺盛的斗志。他明明不擅长政治,明明看见前方黑暗重重,明明知道敌人无比强大,明明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却仍然咬牙挑起无力支撑的担子,为了心中的大同世界付出所有。很少有人想过,在孙中山充满失败的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有无数时机能捞一笔钱享福,能带着家人全身而退,能过上令人欣羡的富足生活,但他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所有的机会,始终在生死线上奔波、挣扎、努力、冒险,以薄弱的力量奋斗到底,抗争那些超出能力的困难,相信中国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孙中山逝世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远在惠州的陈炯明也得到了消息。听到曾经的老朋友、老上级的死讯,他十分感叹,提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的叹息没能持续多久。孙中山还躺在病房全力抢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带着新建的黄埔革命军对他猛烈开火。陈炯明做人虽然正派,却抵不过苏联军火的威力,士兵接二连三败逃回来,后面是黄埔学生军通红的眼睛,和蒋介石冷酷无情的督战队:

冲锋不力、违命后退者,杀无赦!

才打完商团,立刻又去打陈炯明,蒋介石看上去很不消停、很好战。当然蒋校长的理由是很充分的,陈炯明背叛革命、谋害领袖,孙大元帅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黄埔军是按孙中山的意思出兵,为革命除害、为领袖报仇。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的话没有错, 但我们也知道,历史是不能按黑和白来划分的。孙中山还躺在医院里,蒋介石就急得非要出兵,并且把粤军的老本全部押上去,绝非为孙中山冲喜,而是形势所迫,不管孙中山身体如何,他都不得不打这一仗。

虽然孙中山勾结(只有这个词比较恰当)滇军和桂军逼退了陈炯明,可滇军和桂军同陈炯明没有冤仇,更犯不上赔本拚命,所以陈炯明仍然占着一大片地盘,也就仍然占着一大片财税。当孙中山天天为发工资头痛的时候,几支军阀都吃得好、穿得好,躺在烟榻吸鸦片,偶尔敲诈商铺弄点零花,生活十分快乐,陈炯明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但也不差钱。

一边没钱,一边不差钱,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灭完商团又领到大批苏联枪炮,国民革命军实力大增,也就跟着要面对下一个问题:发工资。

工人领不到工资会罢工,军人领不到工资则会兵变,这是极其现实的事情,一天都拖不得。所以孙中山病情再怎样严重,蒋介石都抽不出时间去探病,只能抓紧时间抢一块地盘,好收税养活军队,滇军和桂军暂时不便下手,他的目标只剩下“反动军阀”陈炯明。

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革命和理想都要围着钱字打转,几千年历史,无非如此。

苏援军火和黄埔学生军果然不同凡响。蒋介石成功地从陈炯明手上抢来一大片地盘,耀武扬威地回师广州,很快手下就向他汇报了一个“好”消息:滇军和桂军造反了!

虽然做事乱七八糟,可滇军和桂军真心不是傻子,非常知道地盘的重要性,自然也也非常不愿意看到广州再出一支铁军。先前一直拖拖拉拉,不让孙中山办军校,这时看到对手实力壮大,他们立刻做出了自已的反应:拉拢云南的唐继尧封锁广州,不让蒋介石回来。

滇军和桂军的意思极其明确,一是怕蒋校长来个黑虎掏心,进广州城后突然黑吃黑;二是给对方一个明确的表态,请蒋司令今后到抢来的地盘讨生活,不要进广州城分地盘。

听到手下的消息,蒋介石和廖仲恺都是一片震惊。黄埔军和粤军都相当疲惫,对方又是有备而来,根据军事法则和敌我力量对比,硬拼几乎是没有胜算的,因此两个人只好垂头丧气地打算撤退。此时苏联军事代表、杰出军事家加伦元帅站了出来,告诉他们说:“广州革命基础深厚,这仗一定要打!”

作为苏联第一批五大元帅中的人物,加伦本身就是一个不朽的传奇。他经常在第一线亲临指挥,甚至亲自领队冲锋,打陈炯明时他就勇往直前,硬是用一个团冲垮了陈炯明的八个团。在加伦的坚持和亲自指挥下,蒋介石和廖仲恺都回过神来,立刻命令国民革命军全体突击广州,夺回革命根据地!

加伦不愧是优秀的领导。虽然这次没有亲自端刺刀,但他的悍勇仍然感染了每一个人,国民革命军在他的鼓舞下很快恢复了士气,对趁丧打劫的滇军和桂军大打出手,决心拿下整个广州城,把排挤他们的军阀赶到天涯海角。

事实证明,长期吸鸦片、泡赌馆的部队欺负小商小贩还可以,面对要拚命的正规军是不行的。滇军和桂军很快先后被击溃,灰头土脸地逃出战场,蒋介石意气风发地占领广州城,然后面对北方,深情地大声呼唤:

我们打赢了!

可惜孙中山已经听不到前线的捷报了。无论战争是胜是败,对他都已经不再重要,此时他静静地躺在棺椁里,只留下一笔政治遗产给后人瓜分。

对孙中山的死,蒋介石真心感到十分悲痛。这个人是他的好领导、好上级、好靠山,什么事情都能顺着他,怎样发脾气都能理解他,完事后还会在外人面前夸他的好。所以虽然孙大炮有种种缺点,虽然给他的赏识很有限,蒋介石还是无怨无悔地追随他,为他在军舰上顶炮弹,在军校里喂蚊子,在前线给他卖命。

据蒋介石后来的说法,孙中山临终前一直在喊“介石”,情深意切,痛于言表;但根据孙中山侍卫的说法,孙中山那时先喊的宋庆龄,后喊汪精卫,根本没蒋介石什么事。如今老领导走了,蒋介石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已,或者说靠新任领导兼接班人汪精卫的提拨。

从此时起,他再也不能随便发牢骚,再也不能动不动回家度假,再也不能使性子闹别扭,汪总裁虽然待人接物更加和蔼,却没有那种患难与共的交情;何况蒋校长在党内地位并不高,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没捞上,只能算配角中的配角。

领导不靠谱,同事不靠谱,手下又没多少,蒋介石面对开始变化的局面,决心不等不靠,发扬主观能动性主动出击,用实力巩固自已,具体来说,是再打一次陈炯明。

虽然刚刚打过一回陈炯明,但因为力量不够强,打完几个胜仗后不得不见好就收,还差点被人端了老窝。在除掉滇军和桂军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学生军的战斗力,正好占领广州城又有大把钱用,如果不抓紧机会用军功提升一下地位,那是非常可惜的。

于是在解决一些手头上的事务之后,一九二五年的十月,蒋介石带着国民革命军又出发了,第二次东征陈炯明。这次大军没有后顾之忧,很快包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开始强攻。倒霉的陈炯明坚持了三天,然后城池陷落,他只能同手下狼狈地逃出去。

曾经风云一时的陈炯明从此告别政治舞台,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失掉了兵马,失掉了地盘,也失掉了复盘的资本,沦为一个没落的流亡军阀,在蒋司令的心里,这个人已经是废品,死活都没有关系,再也没有考虑的价值了。

从功利的角度上讲,蒋介石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事实上,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在万里之外,有一群似乎不相干的人,做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

就在蒋介石猛力轰击惠州城的时候,美国旧金山的一群华人也在开会。

都说中国人不容易团结,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擅于搞团结,而且从古时起,民间就发明了各种团结的方法,例如开香堂、拜教主等,统称叫黑社会,例如丐帮、漕帮都是杰出代表。旧金山开会的华人也不例外,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的老牌黑帮团队,叫做洪门。

作为清朝初年就成立的黑帮组织,洪门有着比共产党和国民党悠久得多的革命历史,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革命事迹,具体说来就是反清复明,其创办人据说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手下杰出弟子包括韦小宝等著名传说人物。该黑帮从明末清初一直坚持到现今,先后发展出哥老会、三合会、洪顺堂等驰名品牌,同盟会重要会员象陶成章、秋瑾等革命元老都是洪门的优秀弟子,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前也当过他们的法律顾问。值得称道的是洪门不仅坚持反清运动,而且还与时俱进,注意同革命保持一致步调,甚至跟共产国际都建立过友好联系,但洪门最为骄傲的,还是它在檀香山招收的大陆山山主,孙中山。

为了反清革命,孙中山在北美主要依靠洪门筹钱办革命,洪门大佬们也不含糊,积极为推翻清廷辛劳奔波,保证孙大炮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仍然有地方吃饭睡觉打豆豆,过几个月又是一条好汉。

几百年革命历史、几十万革命弟子,加上大批革命元老,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洪门都是黑社会里的成功典型。然而就是这样的成功典型,却在民国混得非常之惨,袁世凯的时候要剿他们,孙中山的时代还是要剿他们,最可恨的是孙中山在台上的时候把他们打得灰头土脸,下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厚着脸皮找组织要钱,请洪门继续支持革命,弄得老大们也十分郁闷:哥虽然是黑社会,那也是讲节操的,孙山主不能老糊弄我们啊!

其实事情很简单。不是孙中山不讲义气,也不是袁世凯排挤革命组织,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洪门是黑社会。

不管洪门大佬们有多少功勋和交情,黑社会就是黑社会,靠收保护费、绑票、打闷棍、结香堂过日子,虽然偶尔也能同政府攀上点交情,但总体来说两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政客做事情首先看的是有没有好处,剿灭黑社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为有追求的黑社会组织,致公堂曾经迷茫过好长一段时间。几百年来,大家的团结口号都是反清复明,忽然一夜春风来,清也不用反了,明也复不成了,大家却都精力旺盛,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实在弄不明白。经过反复碰钉子,高层的老大们终于醒悟过来,二十世纪是与时俱进的年代,靠开香堂招兵买马已经不流行了,如果想混得象个人样,就要组建政党,从无照流氓进化为认证流氓。

于是北美的致公堂决定引入现代管理机制,把手上的产业全部变成党产,香堂改成党支部,全体弃黑从白,由致公堂变成致公党。为了确保政治正确、不被孙大炮一类人再次忽悠,致公堂精选了两位政治名流来领导黑帮小弟们弃暗投明:党总理(不是国家总理)陈炯明,副总理唐继尧。

作为革命前辈,致公党的开场领导人着实来头不小,陈炯明是前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算是位国家领导,唐继尧则是云南督军。虽然唐督军在中国知名度不高,但却是同盟会三十七位老会员之一、滇军创始人,并且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因为他的云南讲武堂培养过大批朝鲜流亡人士,后来成为大韩民国的开国重臣,最典型的是韩国建国时的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shì),唐督军也由此成为大韩民国八十八块建国勋章的领取人之一。

蒋介石当然不会在意陈炯明和唐继尧之类过气军阀的小动作。不管是黑社会还是白政党,都比不过他的枪杆子,一九二五年的蒋介石忙着打理军队,致公堂忙着学习党务,一切仿佛都没有交叉。

一九四九年,九月。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进驻北京、攻克南京,此刻正在喜气洋洋地开政协筹备会,讨论国号问题。

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建的,国民党被打败了,国号自然也要改一改,但不少人对旧国号还有感情,于是提出新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此时一个老人站出来,面对各界名流激动地说:“中华民国成立几十年来天怒人怨,没有什么地方对得住老百姓,让所有人都痛心疾首,新的国家再顶着这个字号,名不正言不顺,拿什么去面对天下?!”

开会的人本来还想说几句,看到发言的人后,顿时停了下来,全体鼓掌通过。因为这位发言人的资格实在太老,他叫司徒美堂,是同盟会的功勋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功臣,资历直追孙中山,此外还有另一层身份,中国致公党主席。

创业董事都要求换营业执照了,围观群众自然没啥好说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此被扫进垃圾堆,成了除中国台湾以外的历史回忆,只是陈炯明看不到这一幕了,此时踞第一任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的逝世,已经过了十六年。

曾经身居高位,曾经手握权柄,曾经领导全党,曾经过手经费成千上万,陈炯明始终保留了自已的本色,没有留一点私财,终于在一九三三年贫病交加,死于香港。最为凄惨的是,堂堂地方大员竟然清廉到买棺材的钱也没有,只能借用他母亲的棺木。

虽然后人给他泼过无数污水,虽然国共都给他强加各种恶名,我始终相信,拥有崇高理想的陈炯明,是一个高尚的军阀,一个纯粹的军阀,一个有道德的军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军阀,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军阀,一个比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节操的军阀。

顺便说一句,致公党至今仍是中国大陆的合法政党。

带着“东征讨逆”的光环和为先总统报仇的荣耀,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回了广州。国民党控制了南方很大一部分地盘,也就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财税收入,黄埔军校以几个月招一批人的速度扩张,他的学生军已经达到几千人规模,再也不用为伙食费发愁了。在残酷的战争里不少年轻学生血洒疆场,也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军官,例如陈庚、叶挺都是杰出代表,有个叫黄维的虽然书生气重了点,但理论水平着实让人不敢小看,最有趣的是蒋鼎文,这位小兄弟很受蒋校长宠爱,别人都对蒋校长敬畏有加的时候,他却能随意进出校长办公室,拉开抽屉翻饼干。

正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埔军越打越出色,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排名也就越来越往前,黄埔学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底,再也不用为中央委员名额问题闹意见了。但是人在江湖漂总要挨几刀,蒋介石这一年的生活绝对说不上一路顺风,相反他却陷在重重矛盾和人事纷争里面,弄得焦头烂额,几乎找不出解决的方法。

从当校长的那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很清楚,国民党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国际。

对比十二年来的一盘散沙,他在短短一年内打掉了陈炯明和滇军、桂军,黄埔学生军已经扩为国民革命第一军,成为战斗力相当可观的党属武装,国共两党官兵奋勇作战,以寡敌众、不畏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胜利,也使他的声名如日中天。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有共产国际送来钱枪作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共产国际的新方案,把国民党真正改造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的新型政党。

所以在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对共产国际都是心悦诚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三民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是打倒剥削阶级,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甚至说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二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名称上存在区别而已。

蒋介石觉悟如此崇高,鲍罗廷当然也不含糊,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蒋介石,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关系也是一片良好。谁也想不到的是,短短两年时间后,两家竟然迅速分道扬镳,甚至到后来咬牙切齿,死不承认当初的那份情谊,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很明显,蒋介石并不是疯子。他跟苏俄闹翻,是因为苏俄代表并不只有一个鲍罗廷,而国民党无限责任集团的首席投资商共产国际,节操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所谓共产国际,是指按马老爷子(马克思)理论成立的共产主义总部,用于统一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必须承认它是自已的总舵,并毫不犹豫地执行它的决议,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它当成自已的指路明灯。

从初衷上讲,共产国际应该是相当给力的机构,它不仅扶植各国的共产党扩充实力,还能协调全球无产阶级步调一致,防止革命过程中出现内耗或叛徒。可是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每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马老爷子又死得早,没有办法现场指导办公,共产国际的办事员们水平有限,只好拿着几本大部头生搬硬套,希望能套个世界大同出来。

一群马列二百五,拿着号称宇宙真理却从来没成功过的理论,在全世界指导最危险、最敏感的造反工作,还要求各地共产党必须严格按指令办事,想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

从劝说国共合并的时刻起,鲍罗廷就苦劝共产党埋头办事,不要介入国民党内部纷争里面,对各种质疑和指责更不要还口,只管用工作业绩证明自己就可以了。这种态度获得了孙中山等人的一致称赞,也让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里都能避开冲突,实在是一种聪明的手段;但是共产国际却认为,鲍罗廷的做法过于消极,限制了共产党的飞速发展,既然革命最终是要消灭资产阶级,那就应该从娃娃抓起,尽早联合左派形成强大的力量,随时把资产阶级右派打得落花流水。

共产国际如此神经质,是因为他们在土耳其有过惨痛教训。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成功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共产党人连抓带杀送到监狱里去,苏联援助的几万条步枪、上千万卢布都打了水漂,弄得革命领袖十分尴尬。因此面对同样投资巨大的中国,办事员们不得不留个心眼,从一开始就做好预防措施。

一九二四年五月,国民党一大刚开完没几个月,曾经参加组建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对陈独秀进行一对一的工作辅导。维二杆子认为,国民党的本质就是反动阶级,必须努力展开各种针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使它向左发展;并且要成立共产党自已的工会,不要再帮国民党建立工会,还要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里,防止出现阶级调和,减少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指示很快得到陈独秀等人的一致赞同,这倒也不难理解,毕竟象陈独秀这样的愤青都喜欢喊打喊杀,想要他们挨骂而不还口,那是相当艰难。所以广州的鲍罗廷拚命抹稀泥搞调和,上海的维经斯基却主动捅开了大口子,让共产党向国民党右派猛烈开火,以为这样就可以占领所谓舆论阵地。

从本质上讲,孙中山对革命的理想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共产党主张立刻夺取所有地主、资本家财产收归国有,两边的觉悟有相当差距;只是共产党才四百来党员,国民党也不过控制一两个省,现在就为革命成功后如何分帐吵架,实在有点神经过敏。但共产党人是不怕麻烦的,他们很快就决定在国民党内展开派别斗争,同时注意工作中的技巧,凡是左倾分子尽量避免介绍加入国民党,而且要努力争取工农团体的指挥权,随时准备取代国民党,成为新一代当家人。

很快两个实力还不怎么强大的党就陷进了内讧里。上海的党员们固然不停地倾轧,连广东省的工会也分成了两派,每天都打机会打群架,生怕错过了革命的快车,农民运动也开始越搞越离谱,逐渐影响到广东的社会安定。孙中山自然相当不高兴,鲍罗廷在广州也是尴尬万分,因为上海中央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经开始把他和孙中山都划到右派阵营里,准备自行团结所谓左派完成革命任务了。

眼看两边矛盾越来越大,正好此时发生商团暴动,孙中山靠苏援军火打了一个大胜仗,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也在里面起到很大作用,于是两家认识到团结的好处,难得地有了一个弥合的机会。但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革命成功的标志只能是全面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孙中山却打算跟冯玉祥联手搞南北合作,国共两党仍然是鸡同鸭讲,走不到一起去。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北京的时候,陈独秀统计了一下自已的实力。由于长期为国民党发展党员,自家的生意都没有工夫打点,此时的共产党总计只有四百个党员,全加起来不够一个营。如此惨淡的家底自然是没有机会同国民党竞争的,于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大扩充力度,同国民党左派一道搞阶级斗争,坚决顶制右派的进攻。

陈独秀的雄图壮志刚刚订出来,孙中山就逝世了,国民党内部也随之出现了新一轮的变化。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底下人再怎样闹,孙大炮都能压住反对意见,甚至恨铁不成钢地痛骂他们说“要是你们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之类气话,堵得手下哑口无言;现在董事长撒手归西,没有第二个人的资历威望够镇压局面,外来户共产党又越来越高调,再不来一场内讧,那真是没天理了。

国民党的新一轮内讧,起源于接班人问题。

应该说孙老大还是很有水平的,手下两员大将汪精卫、胡汉民都算得上是当时的人杰,尤其是胡汉民资格老、能力强,一贯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加铁杆亲信。孙中山在广州的时候,他是广东政府二把手,孙中山去北京,他是代理大元帅,甚至胡汉民经常说自已是宰相,孙中山也是笑笑承认,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孙老大活着的时候,胡汉民是老二,现在孙中山死了,胡汉民自然也想求个进步,坐到孙总统的位置上去。可是一来二去,老大的位置最后却落到了孙中山秘书汪精卫的头上,他只能从孙老大的副手变成汪老大的副手,继续他的老二生涯。

对这个人事变动,胡汉民是很有点意见的。在他看来,无论查资历还是算能力,他都不比汪精卫差,关键时刻挑大梁的光荣事迹也没少干,可偏偏孙中山死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汪秘书趁机拿着一份“总理遗嘱”以总理信徒身份自居,硬是控制了中央主席团的那一帮人,当上了自已的领导,实在是咽不下这口鸟气!

身为老大亲信,却要给手下做小弟,胡汉民的气恼情有可原。不过他也实在怪不得别人,因为除了汪精卫资历深厚之外,胡汉民之所以在竞争中落败,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那张倒霉的嘴。

打自参加革命以来,胡汉民一直是老子天下最有理,经常连孙中山也不放在眼里,其他人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孙中山大人大量,碰到手下闹脾气都能一笑了之,吵几句嘴也不会往心里去,有时还会请胡丞相吃饭联络感情。可是别人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老资格,也都比常人有脾气,凭什么让一个书呆子呼来喝去,因此在提到胡汉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齐摇头,认为这个人气量太窄,过于骄横。

千大万大,人事最大,胡汉民在人事问题上得罪广泛,进步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加上汪精卫的革命色彩浓厚,同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著名左派,跟鲍罗廷等人交情十分深厚,这种情况下更加没有他的机会。二五年六月,汪精卫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只留给孙中山(不是国家总理),此后全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度,并成立所谓国民政府取代大元帅府,汪精卫任政府常委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务,继承孙中山遗志,北伐统一中国。

对于新的人事变动,鲍罗廷很满意,他相信这是左派战胜右派的结果,也是保证国民党革命局面能稳定维持的最佳选择。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稳定的革命局面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具体来讲,是区区五十六天。

如果数数广州小政府此时的排名,大致是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五个人。其中许崇智是广东本土系的粤军领导,廖仲恺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蒋介石只算陪衬的小字辈,能挂在名单上,全靠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和新立的那点军功。

廖仲恺在国民政府里的工作主要是财务。滇军和桂军盘踞的时候,他四处张罗黄埔军校,从军阀那里弄学生的伙食费;军阀走后他主管广东的财政大权,继续张罗钱粮,准备东征和北伐。

应该说廖部长的财务工作很出色,但他不光擅长搞财务,还喜欢搞政治,经常跟汪精卫、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开party,又去工会演讲,形象十分拉风。在左右矛盾已经激化的时候,廖部长手握实权又冲锋在前,当然招来一大批右翼忌恨,事实上有不少国民党元老聚在一起天天痛骂,想把他除之而后快。

虽然在某些官版历史书上,右派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人,整天日子过得舒舒服服,一心拖革命的后腿;但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国民党的右派,其实是相当凄惨的事情。钱和枪都要靠苏联支援,分给谁都由汪精卫等左派说了算,右派们没有钱、没有兵,只能领一份死工资叽叽喳喳发牢骚,在处处革命的广州基本上属于非主流。

革了几十年的命,革得胡子一大把,最后连个主流也混不上,元老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经过详细分析,他们认为局面并不困难,虽然没有钱,雇两个杀手还是出得起的;虽然没有兵,弄几支手枪还是办得到的;虽然当不上主流,把主流的人干掉还是可以的。汪精卫目标太大,蒋介石排不上号,胡汉民和许崇智都不亲苏,被革命的指标就落到了廖仲恺身上。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号,黄埔军校党代表、著名左派元老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遇刺身亡,年仅四十八岁。

廖仲恺被暗杀!消息顿时震惊了全广州。汪精卫义愤填膺地下令抓出凶手,黄埔学生们不分国共都激动得几乎发狂,蒋介石更是无比震怒,要求严厉追查,汪精卫立刻成立了他和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血案的真相。

从表面上看,汪精卫的举动无非是帮廖仲恺报仇,但只要仔细琢磨就能发现,汪主席的动作其实大有玄机。国民政府排名是汪、胡、许、廖,蒋介石此时不过是许崇智手下的军官,连核心圈的边缘都靠不上,但廖仲恺一死,汪精卫立刻把蒋介石拉进圈里,却没有理会排名更前的胡汉民,用心如何实在是路人皆知。

对汪精卫的做法,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但奇怪的是,大家不仅不说汪精卫排挤胡汉民,反而认为他的做法没什么不对,原因很简单:胡汉民很可能真的是凶手。

右派遗老们早就嚷着要杀廖仲恺解气,这帮人又不是专业杀手,保密工作极为差劲,汪精卫很快就查到一条线索,胡汉民的族弟胡毅生有重大谋杀嫌疑。

胡汉民的族弟不是胡汉民,但也差不多,如果放到现在,律师肯定会提出异议,认为胡汉民的弟弟不能代表他本人,或者要检控方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革命年代显然不用那么费事,汪精卫直接找到蒋介石,命令他派人捕杀(注意不是审讯)胡汉民。

好歹也是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突然之间派兵捕杀,汪精卫不寻常的举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套用当年明月语):如果人是胡汉民杀的,汪主席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人不是胡汉民杀的,那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为了报复和栽赃,四十二岁的汪精卫同三十八岁的蒋介石开始了第一次亲密合作,在后面的十九年里,汪主席和蒋校长还会有很多次交道可打。

八月二十五号夜,五十多个黄埔学生兵直扑胡汉民家,上级专门指示,如果胡汉民“逃捕”,可以就地处决。

胡汉民倒是毫无防备(从这一点看,他还真不象是凶手),刚刚脱了衣服准备睡觉,就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作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老手,他立刻感到大事不妙,迅速下床、穿衣,从后门飞奔出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职业革命家优良的反应速度和身体素质。

虽然逃出家门,却没有脱离危险,黄埔兵们还在拿着枪四处搜查。可怜的胡汉民跑到街上不知所措,静下心来想了想,感觉很有可能是汪精卫这厮在使坏,于是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他跑去了西华二巷。

西华二巷,是汪精卫的家。

汪主席年纪轻轻就参加反清革命,号称天不怕地不怕,但其实也有一怕,就是怕老婆;而胡汉民虽然跟汪精卫关系很不好,同他老婆陈璧君的关系却很好,好到碰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找的人就是陈璧君。

汪主席在办公室里加班抓人,陈璧君自然是在屋里等他回家,看到上气不接下气的胡汉民,陈璧君非常诧异:老胡,出什么事情啦?

汪精卫还在办公室里等消息,电话突然响了。

这么晚还有电话,肯定是派去的人有消息,不是抓到胡汉民,就是打死胡汉民。汪精卫兴奋地抓起话筒,那头却响起老婆大人义正辞严的质问:“胡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前去缉捕?”

汪精卫没想到事情有变化,他理直气壮地对老婆说:“反动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

听完汪主席的革命宣言,陈璧君哭笑不得,于是放低声音告诉老公:“他现在我们家呢。”

汪精卫顿时没了脾气,因为他谁的面子都可以不给,老婆的面子却必须是要给的。而且陈璧君做事很到位,为了防止汪主席或蒋校长追杀灭口,她硬是让胡汉民在家里住了下来,打算让汪精卫跟他来个面对面。

老婆如此袒护反革命,汪主席只好睡办公室,他自然是气恼交加:胡汉民住在那里,我还怎么回家?!

陈璧君当然也知道不是办法,于是在坚持几天后,她又施出另一个狠招:派人把胡汉民送到了黄埔军校。

烫手山芋突然掉到手上,蒋介石顿时头痛不已。上头没有给他杀人的书面指令,如果胡汉民在别的地方出事,他和汪精卫都可以推卸责任,可陈璧君偏偏把人送到黄埔军校来,只要胡汉民有三长两短,他蒋介石第一个脱不了干系。

汪精卫没有书面命令,蒋介石又背不起这么大的黑锅,胡汉民于是在军校里住了下来。当然,住得很不舒服。

军校的伙食显然不能说好,整天操练喊杀也不清静,更重要的是,他是谋杀廖仲恺的重大嫌疑人,不管他说什么,黄埔学生看他的脑门上都象贴着“凶手”的大标签。

蒋介石已经三十八岁,所以不会冲动,不会不考虑后果,不会冒冒失失地杀人,但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就很难说了。万一哪天大家哀悼廖代表悲从心起,突然闯进来把胡汉民一刀捅死也是情有可原,说不定还能坐实了他的凶手罪名。

事情闹到这一步,汪精卫天天回家睡大觉,陈璧君好吃好睡啥也不担心,黄埔的蒋介石却闹心到极点,胡汉民也担心到极点。一直憋到九月,蒋介石终于憋不下去了,直接了当地告诉胡汉民:党内有个留学苏联的名额,你别住军校了,去苏联读书吧!

胡汉民很识相,乖乖地去了苏联当留学生。

解决完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放到下一个目标身上:许崇智。

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兼上司、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粤军首领许崇智,是一个很憋屈的军阀。

他是同盟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追随过孙中山,顶撞过陈炯明。作为广东本土系元老,陈炯明在时抢走了所有的光芒,他只是陪衬;陈炯明同孙中山决裂,他被逼得缩到一边,没有办法跟陈炯明争斗;陈炯明被赶回老窝,他还是进不了广州城,只能在一旁努力观望。

纵观许司令的简历档案,最多的几个字就是“参加”或“追随”,意思是说,许元老的态度是端正的,立场是站稳的,领导是紧跟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说起来很可怜,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只是几百号人的学校,民团农会也强不到哪里去,打仗大部分还是靠许崇智的粤军出力,蒋介石只能挂一个参谋长的名义。但要命的是,以粤军为主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手上青春焕发,在许司令手上却是死水一潭,除了领饷,什么也不会干。

革命几十年,却革得无人知晓、革得默默无闻,绝非擅长守拙,绝非隐于黑暗。对这个问题,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都有非常清楚的共识:

资历无限的许崇智,是一个能力很有限的小军阀。

能力有限,有时也不是坏事,很多小军阀和许司令一样偏安一隅,过得有滋有味。可是许司令偏偏摊上广东的是非之地,往来的又都是陈炯明、蒋介石之类猛人,以许司令的水平,也只能重在掺和了。

多年以来,许司令一直是打点全副精神奋力掺和,如今终于到了掺和不下去的时候。

每次看到什么也不行的许司令,偏要在什么都行的位置,汪主席和蒋参谋长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很快找好了冷板凳,准备把许司令摁上去。

九月十九号晚上八点左右,几支荷枪实弹的部队突然开进广州,将粤军司令部、许崇智公馆等团团围住,然后有人给许崇智送来一封信,表示广东军队把持财政,情况非常严重,许司令又过于“忠厚”,处理不了这种事情,建议他去上海静养三个月,等问题解决了再回来。

许崇智吓了一跳,赶紧给汪精卫打电话汇报消息。在听筒的那一头,汪主席慢条斯理地告诉他,你还是去上海吧,这边的事不用操心。

许崇智这才明白,原来自已已经成了废品,而且他的手下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事先都被蒋介石收买好了。

许司令一贯软弱无能,几个师长旅长都想求个进步,改换门庭似乎也可以理解。第二天早上,许崇智又收到一封信,他的结拜小弟蒋中正派人押送他去上海,而且还很贴心地送上了船票,千言万语一句话:赶紧滚蛋,要么捅死你没商量!

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崇智也算是条好汉,所以很识相地没有吃眼前亏,乖乖地跑到上海做下岗军阀。

许崇智走了,蒋介石很高兴。

他当年同许崇智、张静江三个人八拜结交,曾经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此后境遇不佳,许大哥也一直对他关照有加,但仍然不妨碍大家开展黑吃黑,而且吃得理直气壮,吃得毫无歉疚。在并不漫长的革命岁月里,蒋司令还需要和更多的人结拜金兰,需要和他们恨不同年同月同日生,需要和他们结盟利用、勾心斗角然后反目成仇。所谓兄弟其实就是用来填坑的,别人是坑干爹,蒋介石是坑兄弟。

从各种记载来看,许崇智是走得比较狼狈的,蒋介石很快对他的亲信进行了大清洗,把重要岗位全部安插上自已的人。许大哥闷闷不乐地在上海租界住了两年,没有等到上岗的机会,两年后蒋介石看他实在不顺眼,又不好意思直接下手杀他,于是给了他一个选择:离开上海,去国外。

许崇智不想走,但此刻上海已经是对方的地盘,而且蒋司令还很体贴地开出了价码,二十万大洋。

要么发财旅游,要么横死街头,许司令这点觉悟还是有的。面对昔日小弟的大洋,他毅然做出了决定:拿钱,走人。

许崇智从此离开中国舞台,放弃了所有的政治努力,开始另一种游山玩水的生活。他先后去了美洲、欧洲,后来又回到上海、香港,过着十分富足的安逸生活。李大钊在刑场上死了,他活着;胡汉民在病床上死了,他活着;陈独秀贫病交加死了,他活着;汪精卫顶着汉奸骂名死了,他还活着;苏联代表鲍罗庭都死在劳改营里的时候,他仍然活得好好的。

纵使退出,虽然无名,却很幸福。

我一直认为,所谓成功或者失败,有时是不论输赢的。

顺便说一句,许崇智有个很出名的堂妹叫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后来还有一部电视剧《千秋家国梦》也跟他相关,演他的人是台湾演员赵文瑄。

汪精卫当然想不到许司令的幸福生活。许崇智一走,他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清洗,把不听话的人抓的抓、关的关,不少元老还收到一张下岗通知书,痛哭流涕地离开了广州。面对号称“广州政变”的利好消息,鲍罗廷激动得手舞足蹈,认为这是党内斗争的巨大胜利,有汪精卫、蒋介石这种坚定的左派掌握党政军大权,一定能保证莫斯科指导的革命事业稳步前进,迎来新一轮的革命高潮。

在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支持下,名不见经传的蒋介石由小小的校长突然变成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仿佛是突然升起的天王巨星。逼走许崇智后,蒋介石意气风发,立刻集中兵力攻打陈炯明的地盘,同时做了一件极富政治意义的事:他把年仅十五岁的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去读书。

对共产国际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值得赞赏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左翼革命家蒋介石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放心人物。从此蒋经国在莫斯科呆了下来,那时他有一个长得很矮的四川同学,叫邓小平。

从前蒋介石是校长,所以他只要处理一个学校的烦恼;现在蒋介石是黄埔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东征军总司令,他的烦恼当然也跟着涨了几个级别,从小小的黄埔校园扩大到整个广东,其中最要命的就是国共冲突。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国共两派学生已经闹得相当激烈,共产党员积极发展各种秘密党组织,国民党员则是反应强烈,认为共产党人不怀好意,事情闹到校长办公室,蒋介石就得赶紧操起铁锹狂挥一气,使出浑身解数抹稀泥。由于军校的枪炮弹药都是苏联支援的,拿着人家的东西,当然不好意思把事做得太绝;加上这两年打仗不断,今天还扒着课桌吵架,明天就要在战场上同生共死,不是你替我挡子弹,就是我背你下火线,因此学生们嘴上吵得很凶,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影响,大家相互指着骂完架,回头还要在一个锅里盛饭,该干啥干啥。

对比军校生的温文尔雅,国共两党的社会青年们就直接多了。两个党都有自已的社团工会,相互间也不讲什么道理主义,喜欢直接操家伙动手,平时组织斗殴活动已经是家常便饭,一碰上什么活动或纪念日,不用围观群众报警,蒋介石自然会提前安排人手警戒,把两帮气势汹汹的革命分子隔开,否则肯定打得血肉横飞,不分你死我活不算完。

工会本来是争权益的,可是在职业革命家手里却成了打群架的工具,汪精卫也是哭笑不得。劝架这种事又不讨好,共产党说他们偏心,国民党骂他们忘本,蒋介石的卫戍司令部天天收到一大堆告状纸,忙得四脚朝天,有苦难言。

正当蒋介石忙着抹稀泥的时候,毛泽东也来到了广州,打算重新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这一年年初,毛泽东从上海执行部灰头土脸地回到湖南老家,此时的他身心疲惫,一无所有。

几个弟妹都按他的意思搞革命工作去了,杨开慧也不在身边,除了几间老屋和别人的田地,周围什么也没有,毛泽东很孤独。

孤独的毛泽东于是开始了另一种孤独的生活。他挽起裤腿、穿上草鞋,一家家走在农村地头,手把手地教农民认字,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讲省城的新闻,讲革命的道理,雄厚有力地告诉农民说:其实每个人生来都该是公平的,劳作的人才配拥有田地,不劳作的人就不应当有钱用,只要所有人团结起来,就一定能过上公平而富裕的美好生活。

大米饭会有的,新衣裳会有的,田地更会有的,只要你们有我,就能拥有一切!

带着对幸福的向往,农民们围到了毛泽东身旁,开始组织农会。

毛泽东的工作很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建起好几个农会,还在韶山成立了党支部。当陈独秀呆在上海等工人阶级发展壮大时,他已经吸收了三十二个农民入党,成为农民运动的第一批党员(后来都没能活下来)。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毛泽东在湖南办农会、招党员是要办事的,农民们有了农会,马上聚集起来要求减地租,消息很快传到了湖南督军赵恒惕那里,于是毛泽东摊上大事了。

赵恒惕本来对毛泽东没有什么想法,这个人虽然通过章士钊拿过自已的钱,但那笔钱也可以算是谭延闿出的,所以毛泽东跑到广州去找谭老乡,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跑回湖南挑动农民抗租,那是直接在他地头上闹事,赵恒惕没有革命的觉悟,却有枪杆子的霸气,立刻下令把毛泽东抓起来。

毛泽东又一次面临巨大的危机。赵恒惕发的是密电,派的是带枪的大兵,而他却蒙在鼓里,天天跟一群农民在地头讲课。幸运的是,有个叫郭麓宾的小官跑去找赵恒惕办事,赵恒惕正好不在,电报正好放在办公桌上,又正好被郭麓宾看到了,而郭麓宾正好是毛泽东的朋友。

虽然郭小官不会投奔毛泽东搞革命,但关键时刻帮个忙还是可以的,他马上给毛泽东送信,让毛泽东快跑。

接到消息的毛泽东没有犹豫,立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韶山,接下来他碰到了和胡汉民同样的问题:去哪里?

本着党性高过一切的原则,毛泽东很有勇气地来到长沙(赵恒惕的老巢),找组织请示下一步工作,于是湖南区委告诉他:

湖南是呆不下去了,上海也不欢迎你,去广州找点事做吧。

一番折腾,毛泽东来到广州,找国民党报到。

一切都变了。

离开广州的时候,毛泽东是两个大党的核心分子,蒋介石只是浙江的一个啃老族。短短一年多工夫,那个大力提拨自已的孙大元帅已经作古,蒋介石手握军权,号令数万大军,成为汪精卫手下第二号人物,而毛泽东的业绩,是发展了三十二个字都认不全的农民党员。

物是人非,触景生情,毛泽东很感慨。他已经是三十二岁的男人了,拖家带口,没房没车,急需有自已的一份事业,可事业又在哪里呢?

感慨完人生,毛泽东领着老婆孩子放好行李,到国民党党部找差使。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毛泽东在上海被排挤,在湖南被抓捕,差点连命都丢掉,来广州后终于换了好运气。

失去廖仲恺、赶走胡汉民,汪精卫的党内地位大大提升,也就迫切需要往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已人。党内元老很多,能办事的却是少而又少,大多数都只会坐在桌旁喝茶吸烟侃大山,张口闭口自已跟孙大元帅如何如何的光荣事迹。对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爷们,汪精卫的认识是清楚的,措施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全部靠边站,免得坏事。

多发点工资没什么,但事情还是需要人做的,没有合适的手下,汪主席只能亲历亲为,把担子都挑起来。虽然大权在握的感觉很好,可汪精卫毕竟不是超人,面对成堆的公事,他也有累死不赔命的痛苦。就在急缺人手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中央党部,告诉他说,我想找工作。

汪精卫对毛泽东并不陌生。去年孙中山对这个小青年印象就不错,汪主席面试感觉也是非常良好,于是当场拍板,让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

不用送礼,不用拉关系,找领导谈几次话,就代理了党中央的宣传部长。毛泽东觉得有点象做梦,汪精卫则满脸鼓励地看着他:没错,就是你管宣传部!

汪主席如此大力抬举,再推辞显然不大合适,毛泽东高高兴兴地上了任。

从灯红酒绿的上海到泥水淋漓的农村,接着又到一片革命的广州,终于找到称手的工作,成为新的部级领导,毛泽东很高兴。

汪精卫也很高兴。通过提拨蒋介石,他的地位获得了大大巩固;而且他非常相信,自已把蒋介石扶持成党内二号人物,蒋小弟一定会感激涕零、对他忠心耿耿。有蒋介石这种亲信,就等于牢牢抓住了枪杆子,遗老遗少们不管怎样窝火,都不过是浮云,搅不起太大风波。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汪精卫不止一次回忆起让他自豪的这一幕。汪主席手握党政军大权,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替他管枪杆,一个给他抓笔杆,旁边有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大力支持,是全中国当仁不让的革命领袖。

凡事总不会一帆风顺的,很快国民党就出现了第一次严重分裂,分裂的地方在北京。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号,一批失势的元老们来到北京的西山,打算召集开会。

这些元老都是国共合作里赶不上趟的人。孙中山在的时候,他们党务搞得毫无起色,孙中山逝世了还是一无长进,整天只会空谈吹牛,自己办不了事,就冲着办事的人指手划脚(这种人现在好象也不少)。对这种工作不突出、业绩不突出,只有舌头特别突出的人,汪精卫自然没什么好脸色,统统让他们靠边站,没事少掺乎。

革命大半辈子,最后连主席台的边也没蹭上,元老们都是痛哭流涕,大骂汪精卫不是东西。孙中山的棺木停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他们就跑到西山去,说要给孙中山念念经,保证老领导在地下不寂寞。

对这帮人的动作,大家并没有留意,都以为他们只是搞点封建迷信活动。没想到他们在北京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聚在一块开了个会,宣布解散国共合作、开除执行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党籍,并且要共产国际的代表立马走人。

号称六根清静的元老们居然念出这种经来,顿时让人大吃一惊。元老们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顶着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一类头衔,还给会议起了个相当正式的名字,叫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非法的)。开完会,六根不净的佛徒们蹿到上海,宣布成立新的中央党部,同广州中央分庭抗礼。

对所谓政治影响严重的西山会议,汪精卫和蒋介石都表现得相当淡定。

虽然会议公布的所谓内容十分吓人,但大家很清楚那不过是个幌子,甚至连开会的人都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不少人是后来被写进会议名单里去的,听到消息时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左派同共产党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总地来说都能团结一致,而这帮元老们却是眼高手低,谁也不服谁。事实上开会之前,就有另一帮右翼元老找到他们,宣称自已才是正宗,两拨人为了所谓名份大打出手,斗得鼻青脸肿,在西山开会的时候,有人脸上还留着同伙抓出来的伤。

一边是几万兵强马壮的国民革命军,一边是几个只会喝茶骂架的老屌丝,汪精卫的天平该往哪边倾斜,实在是不需要多想的事情。他唯一担心的,是上海的陈独秀千万不要再闹乱子出来,影响已经脆弱的国共合作。

从表面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负责总管中国共产党。但按照规矩,全世界工人阶级是一家,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统一指挥,陈独秀地位再高也不过是传声筒而已。共产国际的工作重点既然是国民党,自然会给国民党发大笔的经费,共产党只分到很少一点,而且连这点钱也要通过国民党才能领到手,国民党不给,就没有饭吃。

没有钱已经很头痛,更头痛的是按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应该成立工会农会,搞罢工、分田一类革命活动才是本份,而国民党特别反感这些事情。根据规定,所有共产党都以国民党的名义办事,因此国民党可以轻易跟上级领导招呼一声,取消相关革命活动。共产党忙乎了半天,结果党部随便打个电话,大家就得走人,自然也是火冒三丈。

天天革命,天天吵架,不知开了多少协调会,啥也不能解决,要说这就是革命工作,打死斯大林陈独秀也不信。

于是陈独秀不干了,找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尽早给个说法,不然就会乱套。陈总书记的解决方案一是两个党分家单干,二是共产党早点建军,用枪杆子维权。

陈独秀把意见告诉苏联代表,然后被否定了,再讲,再否定。

虽然矛盾百出,虽然问题重重,必须坚持下去,这是共产国际的看法。所以陈独秀必须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坚持,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办法。

又要干革命,又不给政策,陈总书记很郁闷。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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