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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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二年八月,在宋教仁的努力斡旋下,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正式合并,改组为国民党。这个月二十五号,孙中山在北平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选为理事长,然后以自已“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的理由让出了职务,推举资历较浅的宋教仁做了代理理事长。

在当年的民国,宋教仁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他不仅人品好、声望高,而且长得又帅,极有感召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按照约法进行选举肯定能当总理,组建内阁实现民主;不少人也相信,只要宋理事长当选,中国肯定可以象英国、美国一样蒸蒸日上,成为新一代富强国家。

面对宋教仁如日中天的声望,袁世凯当然不能坐视,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摆不平选票,就摆平拉选票的人!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

宋教仁的凶信很快震惊了全国。上海警方办事倒不慢,马上抓到凶手应桂馨,又查出凶案竟然跟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相关电文一在报上公布,立刻舆论哗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赵秉均是袁世凯的亲信。

案件查到这个地步,可以说离真相水落石出只有最后一步距离。但是终究还是没能查下去,因为袁老大是拿枪的总统,没有警察敢找他的麻烦,于是孙中山怒了。

不就是造反么?兄弟我造了十几年的反,还怕了你不成,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一九一二年的七月,孙中山指挥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纷纷起兵,这次终于不是反清了,改反袁。

孙中山反袁的结果很是凄惨。北洋军队的实力实在不是吹的,国民党七月反袁,八月广州就被攻破,九月南京也失陷了,孙中山等人只好再次逃命日本。好在日本朋友多,容身之所还能找到,这次短暂的战争被称作“二次革命”。

而那个暗杀宋教仁的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他本来就是上海流氓帮会出身,一九一四年二月,这个头脑简单的流氓大概是昏了头,以为自已从驾有功,竟然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大张旗鼓跑去北平向袁世凯请赏,这下袁总统的脸面挂不住了。

应桂馨可能在帮会里混得太久,不懂得官场的规矩,但袁大总统是懂的,而且一点不讲客气。很快应桂馨就在进京的客车里被人灭口,八天后赵秉钧也被袁世凯毒死,这下宋教仁的案件就成了悬案,彻底死无对证。

弄死应桂馨,袁世凯丝毫没有歉疚,但把赵秉钧也搞掉,大总统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的。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他还是在几年后称帝的时候,给赵秉钧追封了个一等忠襄公的头衔,意思大概是说当年对不住你,所以赐你哀荣作为补偿。

做政客,可以没有廉耻,不能没有面子;同样作为政客,不仅要无耻,而且要有无耻的实力,在这一点上,袁大总统是玩得很转的。每每回顾这段往事,不少历史书都会叹息宋教仁的死,因为他死了之后,全中国再也没能够实现民主。而我认为更该叹息的是我们这样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只出了一个宋教仁,只能出一个宋教仁。

袁大总统胡作非为的时候,蹲在日本的孙中山并没闲着。经过二次革命的失败,他从袁世凯那里学到了很多有争议的东西,并很快成为一个更加有争议的人。

长期以来孙大炮同宋教仁、黄兴一道走江湖,讲究的是实现西方式政治,但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他,理想纯洁是没有用的,人品正派也是没有用的,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靠的都是实力,如果不建起自已的势力,理想就只是一句空话。

不愿只说空话的孙中山开始了重新建立革命党的历程,并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同先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为了巩固实力,孙中山这次决定搞一些新花样,一些不大上得了台面的花样。

按孙中山的规定,新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还要按手模宣誓,又把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受不同待遇;如果再加上若干稀奇古怪的手续,除了不用杀鸡喝血酒外,基本上跟黑帮神汉一类组织没有两样。这种思想转变自然不怎么上台面,老一批高端大气的革命党人都不赞同他的做法,但孙中山却吃了药似的我行我素,丝毫不改变。

屡经失败的前任孙总统最需要的不是道德或赞同,他需要马上能用的实力,这是用无数人鲜血换来的教训。所以他不顾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哪怕一道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反对他,哪怕同盟会里的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不加入他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也丝毫不肯改变主意。他当然知道众叛亲离的孤独,但却不肯放弃自已的目标,哪怕不择手段。

为了实力,他决定把革命党搞成黑帮;同样为了实力,他找到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许诺只要日本出钱出枪,他可以把未来的主权和领土划给日本作为报偿。日本方面自然是大喜过望,有关部门极有兴趣和他谈判,但却没有签一个协议,而是拿这些条件去要挟袁世凯,要求更高的报价。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袁世凯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袁大总统不想当冤大头,却还是不得不让日本人宰了一刀。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侵占了德国人占领的山东半岛。袁世凯自然是无可奈何,日本趁机步步逼进,要袁世凯同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倒霉的袁世凯百般周旋,又动用舆论力量,希望英法等国能采取制约手段,可当时英法的注意力都在欧洲打仗,没精力理会他的要求。

日本人一路强逼到一五年的一月,终于图穷匕见,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项要求的最后通牒,史称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为五个大项,大致意思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承认日本南满(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的特权;承认日本在旅顺大连等地特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并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日本以外的其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看过日本人提的条约,袁世凯十分明白对手是什么样的货色。自已每往下走一步,就是往奴才的位置更近一分,这个条约签出来,中国就不再是中国,简直可以算是日本治下的一个行省。

袁大总统是堂堂大总统,当然不想做一个省民。但正所谓人在屋檐下,想抬头也不行,在扯皮无效之后,他发现自已除了让步签字之外,竟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说到中国为什么受日本节制,要一直从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讲起。

当年老佛爷向十一个国家的列强宣战,战败时订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加上地方赔款一亿六千八百万余两,以年息四厘算,三十九年一共要赔白银九亿八千多万两(实际上赔了六亿五千多万两)。这么一大笔钱,把中国的白银都搬空了也不够,于是列强决定拿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搞个按揭还债,一年年地扣。

海关税、常关税、盐税是中国最重要的税收,这些税一卡,中国政府自然要闹钱荒。北洋政府本来也不是经济建设标兵,当时又不搞三观教育、廉政建设,除了养兵发饷还要收姨太太、抽大烟、圈地起房子,四处弄军火抢地盘,刮百姓一时刮不到那么多,就只有找列强借钱用。

列强不是慈善机构,自然不可能说借就借。英美法这些国家相对小气,不愿意付大价钱,德国的兴趣又在欧洲,最想吞并中国也最肯下本钱的就是日本。大总统每年要扩军,手下要建公馆养姨太太,要养军政要客,只能要找日本要钱要军火,而日本的胃口又不是一般的小,不光不做赔本买卖,连少赚一点都不愿意,此刻干脆亮出刀来吓唬人:不签约就捅死你没商量,你借不借!

从某种程度上讲,袁世凯和后来的好几届政府都陷在这个怪圈里,明知借这种钱就是喝毒药解渴,但还是非借不可,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晚,袁世凯终于同日本签下了卖国协定《二十一条》,于是他彻底走向了灭亡之路。

全国对卖国条约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老百姓不答应,他的政敌不答应,孙中山当然也不答应–虽然孙前总统和日本人提的条件差不多。于是孙大炮突然变成了激进分子,义愤填膺地指责袁世凯卖国,号召大家起来推翻他,拥护自已建设新的和谐社会。

袁世凯不是傻子。同日本人签约除了对方咄咄逼人外,还有更隐密的原因迫使他需要更多的钱去收买亲信,也需要更多的枪炮去镇压可能的敌人。他已经把民国约法扔到一边,成为所谓“终身大总统”,但一个人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还有更加进步的追求,也是所有独裁者的终极目标:当皇帝。

做终身总统,只是一代独裁,当上了皇帝,才是世代做老大。袁总统精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绝不含糊的。

一九一五年对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是喜庆的年头。孙中山在十月二十五号同宋庆龄结婚,袁世凯也在十二月十一号经过闹剧式的“推戴”后宣布登基,新国号为“中华帝国”。有趣的是袁大皇上宣布要对旧清廷“永远优待”,被他忽悠下台的清宫吃人嘴软,也表示要永远拥戴袁大皇上,绝不起贰心。

清廷的遗老遗少们用自已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有奶不一定是娘,但给奶的一定是娘!

大家各办各的喜事,各操各的心,孙中山的生活非常和谐,袁世凯就比较麻烦了。虽然袁皇上知道当皇帝可能不得人心,但具体有多糟糕却不清楚,具体来讲是北洋系几乎全面反水,连冯国璋等心腹都不赞成。很快蔡锷在云南造反,各地是纷纷响应、处处开花,袁老大做总统的时候想打谁就打谁,可一宣布当皇帝,手下竟然四散走人,谁也不理会他。

北京城四周都在唱楚歌,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又气又急,只好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宣布取消帝制,但已经毫无用处。可怜的袁皇帝嚣张一世,最后却闹了个大笑话,灰头土脸地病死在北京,总统的职权也随之落入手下的北洋实力派手中。

袁世凯倒台,孙中山自然是光荣平反,带着老婆顺利回到中国。可回国后的孙总统发现,经过袁大头的这番折腾,他已经啥也不是了,民国恢复了旧国会,在南北又重新形成各路实权军阀,但国民党却是毫无力量,因为上次讨袁失败,实力都消耗完了。

没有军事实力,就意味着再一次被排挤,成为边缘分子的孙中山只有呆在上海,继续等待机会。

乱世里总是不缺乱子的,第二年机会就来了。当时北平的总统是黎元洪,总理段祺瑞,都是袁世凯手下的重臣。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北洋的老虎都是公的,自然看对方相互不顺眼,很快吵得不亦乐乎,最后拨刀相向,反目成仇。

段祺瑞是实力派选手,黎元洪也不肯示弱,干脆请督军团团长张勋进京帮忙。没想到遗老出身的张勋虽然进京,却不肯帮忙,而是在七月一号宣布复辟满清王朝,顺带解散了名义上的国会。张团长的复辟当然不得人心,很快被段祺瑞镇压,黎元洪也因为引狼入室不得不辞职,总统职位在七月六号由冯国璋取代。

赶跑张勋的段祺瑞当然是十分得意。在他眼里,全靠自已打败了大坏蛋黎元洪,才把中华民国从老坏蛋张勋手上解救出来,实在是功勋卓著,有关部门还给事情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再造共和”,意思是段总理英明神武,拯救了共和民国。当然,新政府里段褀瑞肯定要当老大,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尽管段总理千算万算,却仍然算漏了一件事。旧国会一解散,从前的国会会员就等于全体下岗,孙中山趁机联系受排挤的海军部门和原国会议员一百来人,依附西南各路军阀的势力,在七月在广州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并毛遂自荐、自我选举为“临时大元帅”,表示要维护中华民国的旧法统,宣告成立“护法运动”,同北方的段祺瑞政权对着干。

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干的事情是不合民国约法的,考虑到孙大炮向来就是造反起家,反清廷还是反北洋无非是一句话的事,合不合法也无所谓。只是可怜了广州军政府割据一方,得不到外交承认,天天要提防中央政府的进攻,更严重的是孙中山如何筹到经费搞这么大动作,一直还是扯不清的烂帐。最可信的说法是孙中山反对中国对德国宣战,德国政府投桃报李提供了两百万银圆经费,让他同段祺瑞捣蛋,如果事情是真的,那从名份上讲,孙总统完全是利用外国敌对势力、分裂中央政府的反面典型,要在今天,绝对能划进敌对势力的范畴里面。

不过一切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终于有权了,可以名正言顺地要回自已大总统的名份。

一九一七年十月,孙中山协调南方各路军阀,开始了梦想中的北伐,找袁世凯的手下们算旧帐。一开始北洋各系矛盾重重,南方军乘虚而入,护法军大败北洋军,段琪瑞也不得不下台;但北洋军队实力实在强悍,到来年四月护法军被曹锟打得大败,幸亏北洋军前敌指挥吴佩孚不顾军令,找南方政府议和,新上任的北洋“总统”徐世昌也主张和平,第一次护法战争才以和局收场。

孙中山同北洋军阀大打出手时,毛泽东正在中学里读书,组织学生兵对抗溃兵。孙大元帅当然不会关心湖南某所中学的命运,对他来说打赢打输其实意义都不大,因为他没有自已的亲兵。 虽然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但是除了海军、卫队和心腹陈炯明掌握的二十个营粤军外,其他实权都在广西桂军及云南滇军为主的“客军”手里。前方正打仗的时候,,军政府内部已经矛盾重重,实力派军阀更不愿冒分裂国家的名义对抗北洋,而是主张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组织南北联合政府。

没有实力的孙中山勉强撑到一九一八年,终于应付不下去了。这一年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暗杀,顿时几派势力分崩离析,广州的“国会”成了广西桂系操控的对象,五月份军政府改组,决定用七大总裁取代大元帅之职,孙中山一夜之间又光荣下岗,再次成为前总统,离开广州到上海避难。

虽然离开了广州,但孙中山也不是一无所获,一直拥护他的陈炯明还占着广西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盘,这块小小的根据地叫“闽南护法区”。 一九二零年,广州军政府出现内哄,桂系同滇系争权,陈炯明乘机在八月进军广州,驱逐了滇、桂等外地军阀,十一月底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组建军政府,开始他的第二次护法大战。

一九二一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重新召开,取消了所谓军政府,宣布组织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五月份就职,从此南北再次对立起来。

虽然重新顶起总统的头衔,孙中山的门面着实有些难看。新的广州政府没有任何外国承认,“大总统”头衔到底有多少合法性也很难说。总统最重用的亲信是陈炯明,陈司令以拥立之功身兼陆军总长、内政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实际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可孙总统和陈司令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和谐。

孙中山每天叨念的是两件事:当总统和北伐。现在总统当了,自然要向北进军,统一全国,没想到陈炯明却对打仗没有兴趣。陈司令没有统一天下的壮志,反而认为全国满目疮痍,广东的实力也弱得一塌糊涂,应该以联省自治为目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广东内政上;最出格的是,陈司令不肯向孙中山打指模宣誓效忠。

本来是心腹亲信,但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陈炯明总是惹得孙中山不高兴。乱世讲的是实力而不是道理,陈炯明偏喜欢跟孙总统讲道理,而且他还不是旧式军阀,抓不到个人作风一类毛病予以打击,这就比较不好办了。史料记载陈炯明在广东搞得卓有成效,禁烟禁赌、兴办教育,连孙中山也佩服得不行,经常感叹陈司令“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下属实力强悍能干,个人作风却抓不到毛病,对领导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军政大事上同领导谈不来,等于原则问题上坐不稳立场,十分危险。孙中山执意要北伐当总统,甚至同意让外蒙独立来换苏俄的军援支持,陈炯明却非常抵制,认为中国之内政不能靠外国势力,不然后患无穷。

孙总统同陈司令面和心不和地坚持到二二年四月,终于矛盾再也无法调和。这时北方军阀正在混战,孙中山认为应该趁乱大捞一把,于是要陈炯明来梧州讨论北伐问题(注意他平时不在广州)。他的要求很简单:一、参加北伐;二、给我筹五百万军饷。

对孙中山的无理要求,陈炯明态度也很明确:你要逼我北伐,我就辞职。

拿辞职要挟领导从来不会有好结果。孙中山自然是非常生气,于是在四月二十一号下令,自即日起罢免陈炯明各项职务,所遗广东省长一职由伍廷芳继任,粤军总司令一职裁撤!

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孙中山手上没有亲兵,也没有任何实权。

事实证明,孙中山虽然有胆气,却经常没有清醒的头脑。陈炯明手上有兵,撤职只能撤掉他的名义,却撤不掉他的军队,而在军阀时代,枪杆子才代表一切,其他什么省长、部长一类都是白搭。

陈炯明倒是个实在人,他没有造反,也没有抗议,忍气吞声地带着手下退回惠州;而可怜的孙中山失去了这支亲兵,也就失掉了权力的保障,等于什么都没捞着。

一九二二年六月,北洋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了。让孙中山大跌眼镜的是,他的军事眼光实在太差,本来预期北平的直系军阀会吃败仗,他可以趁机捞点便宜,可才一个礼拜工夫直系就大获全胜,反而是东北奉系被打得一塌糊涂,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个时候北伐,就是找死。

北京城的政治继续风云变幻。徐世昌很快下野,黎元洪重新上台,宣布恢复一九一七年被段祺瑞废除的旧国会,顿时人心大定,惠州的陈炯明也认为十分有理,于是给孙中山发了一封更加不时识务的电报。

在这封电报里,陈炯明发扬了他一贯认死理的风格,表示孙总统来广州是为了护法,现在“中华民国”旧法统已经恢复,黎元洪又是合法国家元首,也就没必要护什么法了,希望徐世昌、孙中山二人同时辞掉总统的名号,拥护黎元洪。

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徐世昌的名号肯定是要完蛋的,陈司令叫两个人辞职,等于公开宣布自己不支持孙中山、改为支持黎元洪,理由是黎总统手上有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

对陈炯明的举动,孙中山的第一反应是深恶痛觉,第二反应是极其深恶痛绝。因为孙大总统十分明白,所谓法统不过就是个借口,真正做事都是靠枪杆子和地盘,陈炯明不给他急需的东西,反而在关键时刻胡说八道,形同叛逆。

现在很难说清楚孙中山具体采取过哪些行动。有资料说孙中山打算刺杀陈炯明、收编他的部队,但没有正史核实这种说法,我们只知道五月二十号的时候,孙中山突然任命陈炯明手下的叶举为粤桂边督办,希望能把叶举拉拢到手下,但叶举却不领情,直接带了六十多营(有几千人)部队开回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两职,并罢免军政府里比较得罪人的胡汉民。

不管这些要求是不是陈炯明指使的,几千支枪杆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在叶举的压力下,孙中山焦头烂额,只得在二十七号下令,陈炯明恢复办理两广军务。

对大总统来说,这是绝对没面子的事情,孙中山忍了下来,可是陈炯明却连姿态也没表一个。广州各界都怕孙中山和陈炯明火拚,纷纷劝他回军政府上班,甚至连陈独秀都到了惠州,想把他吸纳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工作。陈炯明只是一声不吭,呆在惠州天天喝茶。

局面千钧一发,陈炯明却雷打不动,让外人很是惊讶,以为他在准备做什么大事。其实可怜的陈司令天天当宅男,并非因为胸有成竹,而是他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硬着头皮在家里发呆。

陈炯明实在是个好人。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最先想的不是报复,而是息事宁人,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给叶举写了封信,劝他撤出广州。但叶举不仅不听,还气呼呼地说出了自已的理由:不肯咽这口鸟气,也不舍得广东的地盘。

叶举是自己的死党,孙中山给他那么大的官职都没有动心,陈炯明当然不能不领情。一头是老领导孙中山,一头是老部下叶举,陈炯明十分两难,才发现自已虽然算个好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客,做军阀似乎也不大合格。

六月一号,孙中山带着两营人马开进广州,并理所当然地发现自已指挥不动叶举的部下。几经周折,到了十二号,孙中山干脆找报社开茶会(类似记者招待会),面对媒体公开警告:十天为限,如果再不听话,本总统就要动用海军的八英寸大炮,发射榴弹、毒气弹,直接消灭所有不听话的部队,市民伤亡也在所不惜,叶举你给我想好了!

孙中山的几条小炮舰没有多少实力,这么讲当然只是吓人,可是被吓的人好象不这么想,尤其是叶举对他有看法已经很久。陈炯明的面子再大,也大不过孙总统的大炮,于是大家直接翻了脸。

六月十六号,孙中山突然接到电话,通告说将炮击总统府,接着广州各处的陈家军纷纷响应,四面进攻,孙中山只得狼狈逃窜,坐海军的永丰舰溜出广州(从这一点看,叶举只是赶走孙中山,没想真的打死他)。陈炯明无可奈何,只好在叶举的迎接下回到广州,从此孙总统和陈司令正式宣告分裂,所谓的“二次护法”也关门大吉。

对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气得几乎吐血,除了尊严受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庆龄当时已经有身孕,是卫队长陈赓提着冲锋枪把她救出去的,虽然没有被俘虏,可是乱中逃难,宋庆龄流产了,终身没有再孕。

绝人衣食,断人香火(幸好先前有个长子孙科),都是要命的大仇,三度下岗的孙前总统从此恨上了陈炯明,而且一恨就是一辈子。陈炯明当然是无可奈何,不肯承认自已有错,总之两个人都说对方不好,把旧帐硬是带进了棺材里。必须要指出来的是,当时的舆论普遍同情陈炯明,对孙中山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一直到国民党当政以后,有关记载才开始体现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来。

郁闷无比的孙中山在军舰上呆了五十多天,没有等到任何奇迹,只能再回上海,重新当他的下岗总统。值得一提的是在海上漂泊的时间里,有几个随从一直陪伴着他,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叫蒋介石,是中华同盟会的老党员,专程从浙江赶来的;另一位叫叶剑英,在宝璧舰上配合作战,还有三大卫队营长叶挺、薛岳、张发奎都在船上。他们此时都是默默无闻,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名字将先后闪亮登场,成为乱世的新一代潮男。

一九二二年年底,下岗总统孙中山联合从前被自已赶走的桂军、滇军,向陈炯明开战(可见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陈炯明支撑不住,又被赶回了惠州,孙中山重新夺回广州,光荣上岗。

回到久违的广州,再进熟悉的总统府,孙总统的手段很黄很暴力,结果很傻很天真。他借兵驱逐陈炯明,自已并没落到多少好处,广东一到手马上就被桂军、滇军瓜分完,税务也被截下来充军饷,孙中山除了换一处不占产权的豪宅(总统府)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孙大总统哭笑不得地看着自已的“胜利”。他一无军权,二无饷银,下的命令出了办公室就不算数,没有税收应付相关开销,纯粹属于光杆司令。陈炯明在的时候广东一切都井井有条,等孙总统革命之后,桂军和滇军没有陈司令的觉悟,立刻乱成一团。军阀们虽然没有道德观念,倒也还认得钱,立刻在广东征收各项苛捐杂税,至于毒品赌博之类的更是全部合法化,总之一句话,只要能刮出油水,干啥都行。

在大总统孙中山和各路军阀的革命领导下,广东全省很快就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甚至比北洋军阀还差出一大截,至于陈炯明搞的义务教育自然也成了泡影。反正饭都不让吃,读书之类投资自然是浪费钱,还是全部拉去当兵比较合算。

无论孙总统和军阀们怎样擅长弄钱,都是不够应付开销的,总统府于是想了个高招:他故意设定一个极短的期限,然后宣布只要到期不能出示地契的地都算公用,一律由军政府没收为官产,然后卖钱,连寺庙也不能例外。

这种卖地发财的政策很快在广东流行开来。广大贪官污吏都是眉开眼笑,纷纷配合领导刮地皮,并以极高的效率,在短时间里把广东地皮卖得精光,当然上上下下收一点好处也是免不了的事情(郑重声明,本人并非借古讽今,历史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至于所谓民生或老百姓的利益之类,孙大总统革命要紧,就顾不得小节了。

军阀刮税,总统刮地,每天大家都很用心,孙中山虽然贵为总统,但在需要钱的时候,打起劫来也是丝毫不逊色的。整个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上半年,大总统主要就是忙着用这类手段“治理”广东,当然更有两路外地军阀的“功劳”。

很明显,广东人民不满意,全国舆论不满意,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孙中山自已都不满意。

孙大炮虽然喜欢吹牛,却还没失掉基本的判断力,做事情心里是有数的。他一辈子都不喜欢军阀,结果不得不招惹上军阀;本来是想占地盘,结果地盘给别人划完了,自已还要站出来给别人牵头;他最希望手下效忠,可最好、最有能力的爱将,却是他赶走的。

数数广州城里的一堆烂帐,他不知该从何说起。

不管顶着什么头衔,没有钱、没有权,就永远只算一个小屌丝,升不成高富帅。晴空万里的日子里,孙中山不止一次远望惠州城,怀念过陈炯明,正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有多少交情可以重来,有多少亲信值得等待。孙中山想过同陈炯明重归于好,陈炯明也一直惦记孙中山的旧,两个人各居一边,枪炮对峙,多次想再握彼此的手,重新走革命的路,却始终走不出那一步。

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想法很快就被周围的人看了出来。于是在热心人的周旋下,同盟会元老们纷纷向两边说合,希望孙总统和陈司令能超越不愉快的历史、放眼美好的未来,联手高举民国的大旗,把三民主义贯彻到底,为革命胜利共同努力。

手握重兵的陈炯明倒是没有意见。虽然孙大炮喜欢吹牛,但在军阀里面毕竟也算节操人物,他表示孙中山要是同意,可以重新给孙总统做下属。

看到实力派陈炯明点头,说合的人松了一口气,赶忙来找孙中山,告诉他这个利好消息。没想到孙中山听后陷入了沉默,然后说出一句话:“不行,我不要陈炯明回来。”

对方顿时愣住了。孙总统手上无权无势,充其量就是个架子,随时可能被其他军阀赶走,说不定还会拿着人头去北京请赏。陈司令肯归顺,那是天大的好事,孙大炮难道昏了头,放着现成的枪杆子不去抓,非要呕气不成?

看到来人疑惑的眼神,孙中山顿了一下,“他要回来也可以,得给我写个悔过书!”

悔过书,就是类似检查的东西,孙大总统不是不想陈司令回来,只是碍不过面子而已。来人松了一口气,赶紧去给陈炯明报信:陈司令你写个检查吧,写了检查你们俩就能在一起了!

对普通军阀来说,最重要的是地盘和枪杆子,写信之类的都是小儿科,只要有好处,一天发十个检查也没关系。可陈炯明偏偏是个有上进心的军阀,把面子看得跟里子一样重要,不管各路江湖朋友怎样苦苦劝说,就是不松口:干活可以,道歉没门!

消息反馈回广州,孙中山顿时火冒三丈。大总统被赶出广州的事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自已半夜逃命不说,还害得宋庆龄流产,又输面子又输孩子。让陈炯明写个检查过关,已经是额外开恩的好事,如果这个都做不到,孙大炮在江湖上还怎么混?

孙中山一定要,陈炯明偏不给,谈判就此陷进僵局。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很着急,一轮轮来回劝架,有人甚至跪下来求孙中山,可孙大总统象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不肯松口,拖来拖去,终于拖成了一辈子的恩怨。

陈炯明很淡定,孙中山很坚定,旁观的人心里都在犯疑:孙总统只有陈司令一支亲兵可以依靠,为什么还如此顽固,一句话的事都不肯让?

面对大家的质疑,孙中山只是沉默,没有多做解释。很快答案就出来了,孙总统不要陈司令做枪杆子,是因为孙总统有了新的枪杆子,而且比陈司令好用得多,所以讲话才这么有底气。而给孙总统送枪送炮的有关部门,叫做苏联。

孙总统比毛泽东年纪大得多,经历也复杂得多,当然更早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加上他思想解放、交际广阔,一直在同日本、德国、英美等列强谈判,主要议题是出让未来的中国一部分主权,换取军火和军费支持。

列强们自然对孙中山的建议相当感兴趣。但耐人寻味的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他,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中国地图上划一刀,而是没人相信孙总统的革命能成功。不管哪个国家的外交部门都不是傻子,看得出来眼前这个人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行的,军政能力更是不及格的,对孙大炮的本质一眼就能洞穿;何况他混了几十年政坛,把国民党老底输得一干二净,好容易有个亲信却要造反,天天带着几个卫兵守在总统府,连手下的工资都经常发不出来,指望他划一片江山给自已,比较不可能。

所以孙中山只有不停地发建议,然后被拒绝,再发建议,再被拒绝,直到最失意的时候,苏联来到了他的身旁,告诉他说:我有钱,我给你。

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历史、数百万人血流成河的大战、以及前所未有的建国立业,都从这一刻开始。

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无产阶级成功掌权的典范,苏联人跑来支援孙中山,最初是因为一个拙劣的误会。

当俄国推翻沙皇、共产党又把其他人推翻之后,以列宁为首的红军击败了俄国的白军及国际干涉军,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而在建国的头一年里,列宁曾经同德国签定过一个堪称丧权辱国的条约,叫布列斯特条约,具体来讲就是为了退出世界大战,向德国割让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等大片国土,损失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铁矿,并赔偿六十亿马克。

不管在谁眼里,签这种条约都是典型的卖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吵成一团,不少人坚决不让签约,但列宁却坚持要签,并最终获得了党内重臣托洛茨基的支持,同德国达成和解。就在一片哀鸣准备破产的时候,一战突然结束了,德国偏偏是战败国,割地赔款之类条件自然也成了泡影。俄国顿时举国欢腾,纷纷夸奖列宁同志有眼光,利用战略空间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既维护了和平又保住了领土,水平实在不是一般的高。

大家在庆祝,手下在恭维,列宁在狂汗。因为他签倒霉条约的时候,并没想到德国会战败,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误会。

根据马老爷子(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某个国家单独成功,必须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努力的结晶。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列灯的书又读得好,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很快就活学活用地推断,俄国革命既然成功,那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爆发自然是火烧眉毛,俄国只要撑过一段时间,英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工人就会组织起来纷纷暴动,最终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

这里要说明一点,有人认为列宁是德国间谍,应该是不大靠谱的,当年各国都在给敌国反对派送钱,连孙中山都能拿德国大洋给北洋政府捣乱,列宁要有这种事也不奇怪。列宁肯割地赔款,是他看死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没几天好活,甚至认为德国共产党马上会暴动成功,东西不用送出去就能回笼。没想到马克思的书写得白纸黑字,该发生的事情却一件也没发生,各大帝国的工人阶级是热心组织工会,天天闹着涨工资,可是列宁等得花儿都谢了,传说中的全球大暴动也没到来,德国共产党还被镇压得七死八活,白白浪费了半天的表情。

辛苦等几年并没什么,关键是马克思主义里的预言不正确,这个事情性质比较严重,搞不好会动摇大家的根本信念。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俄国共产党得出结论,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没有发生暴动,是因为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工人贵族”阶层,抵消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而万恶的帝国主义能让工人的生活过得舒服,并不是他们治国有方,只是因为他们残酷剥削殖民地国家,有钱保证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想要促进世界革命,必须先阻断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直接跟帝国主义干仗是不行的,毕竟对方势力过于强大,列宁决定广泛发动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实现革命成功。于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马克思主张革命先锋阶级必须是工人阶级,可是各个殖民地都比较落后(不然也不会被殖民),不要说工人,工厂都没几家,等他们组团造反,估计要等到苏联解体。

够先进的不肯造反,肯造反的又不够先进,眼看要被马老头忽悠在绕口令里,几个无产阶级领袖都是十分捉急。列宁不愧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面对同志们的怀疑,他站出来大手一挥,响亮地告诉大家说:“同志们不用怕,我知道怎么办!

雄辩的事实证明,列宁确实不愧无产阶级理论家的称号,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能绕出办法来。根据他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里面需要带动工人阶级造反,要工人造反就必须先让殖民地造反,但殖民地未必有资格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只要殖民地能出现革命就是胜利。可以由他们先革命独立,再促成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造反,等全球几大国的共产党都掌权之后,落后的殖民地当然是瓜熟蒂落,想不进入共产主义也不行。

听过列宁的分段造反理论,大家顿时恍然大悟,都是打心眼里佩服:领导就是有水平啊!

既然有了先进革命理论,自然应该把它付诸实践,而最大、最有潜力的革命对象不用问也能猜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远东局很快往中国派出了代表,成功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同列宁预想的一样,他们招不够合适的工人党员,只找到一帮死读书的空想家搞理论研究,连出门的车票钱都挣不到,革命什么的根本指望不上。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全国有五十个党员,经过一年时间“飞速发展”,好不容易扩张到一百多,除掉李大钊等少数几个工资比较高的教授,其他人都是谋生困难的小屌丝,不要说领导革命,吃顿革命工作餐都得靠苏联赞助。

所以列宁相信,想要中国闹革命,必须支持势力比较大的资产阶级派系,让他们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促成全球工人阶级造反。而在各个中国派系中,北洋军阀是不大好指望的(其实也指望过),滇军、桂军正眼都不会看一眼,革命经验最丰富、最值得苏联投资的还得算孙中山的革命党。

如果看现在的宣传,大概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二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开始流行马克思主义。严格来讲,这两句话都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老爷子的出版物,十月革命以前就从日本流进中国了,连“共产党”这个词都是日本的外来语。老牌革命家大都看过相关工农革命的文章,之所以孙中山他们没有立刻投奔革命,是因为马克思讲的只是概念,并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即使在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的态度也是一观二望,根本说不上向往,因为苏联很穷,很弱小。

看上去有点势利,却是政治家的必然。

各路革命人士真正有兴趣跟苏联打交道,是苏联打败几路干涉军、实力开始扩张的时候。因为看到革命后俄国军队实力雄厚,国防力量开始壮大,所以大家才会高看一眼,希望能跟他们学点经验,照葫芦画瓢地搞一支强大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地盘,甚至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和某些北洋军阀都是非常实在的。

早在一九二一年底,孙中山就通过各种途径见了苏联派来的代表马林,并多方面交流了意见。马林对孙大炮十分满意,认为国民党里面什么人都有,共产党也可以加进去借壳上市,一块展开革命工作。

对苏联的想法,孙中山最开始比较犹豫,因为两派人马信仰不同、组织不同,虽然都有革命志向,做事却是南辕北辙。但苏联代表十分积极,认为可以实现强强联合,加上共产党在陈炯明事件里坚定支持孙中山(注:广东地区共产党不支持孙中山,因此负责人陈公博被开除),终于让蹲在租界避难的孙大炮改了主意,觉得人多总比没人好,同意共产党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同奔向胜利的革命远方。

孙中山的工作做完,接下来是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八月底,马林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用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一一压服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终于陈独秀奉命决定全体共产党加 入国民党,同时孙中山也答应对国民党进行大规模改组,研究新的党纲和人事安排。

不管后来情况怎样,至少在一九二二年底的时候吸纳共产党加入,孙中山是大大赚了一笔的。共产党人数虽然少,却都是知识精英,而且组织宣传功底相当深厚,工作又努力积极,对待遇要求很少,实在是经济适用型干部;此外共产国际还随之送来大批援助经费,支持孙总统改建新锐国民党,可谓是人财两得。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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