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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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命令传晚了,但总算是传达到位,铜鼓立刻发起暴动,三路大军一齐闹腾。因为起义时正好是秋收时分,史书上把它称作“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人打响的第二枪,也是毛泽东第一次领导的战斗。从组织上讲,这次起义是成功的,从军事讲,是完全失败的。

毛书记的三路大军听上去不错,其实能打的加起来也不过五千人,大部分农民虽然参加暴动,却没有一心造反的革命觉悟。湖南确实兵力空虚,但那是对蒋司令十万大军来说的,比起几千个暴动农民,仍然算得上兵力雄厚。秋收起义的三路大军拉起队伍后,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加上敌军袭击,一路吃败仗,损失十分惨重,到十九号大家终于在浏阳会师的时候,只剩下一千五百来人,不到三分之一。

按照上海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应该带着一千五百名“大军”,进攻防范严密、四处有正规军赶来支援的长沙。共产国际相信,中国革命的形势虽然不是大好,至少也得算个小好,只要占领长沙一类大城市,周边就会一齐响应,阶级矛盾将象爆米花一样纷纷爆发, 重新迎来革命的又一轮高潮。

上海中央的想法很浪漫,毛泽东却很实际。

见识过共产国际一系列拙劣表演后,毛泽东对领导终于有了比较形象的理解,对上海中央转来的指示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的问题是虽然这帮人对军事之类科目都很无知,但是偏偏有权拿着大印发命令,违反他们就是抗命犯上,就是右倾路线,甚至会被打成叛徒。

抗命的后果很严重,毛泽东却明白不抗命的后果更可怕。跟领导们鬼扯是没有用的,等他们上报莫斯科、再传回最新指示的时候,自已的脑袋很可能已经挂在长沙城头吹成了肉干。上海中央什么也帮不了自已,最多是若干年后革命胜利时(假如这样胡搞也能胜利的话),在烈士碑上多刻个名字而已。

为革命牺牲是应该的,为革命脑残就是鬼扯了。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危险的局势,毛泽东没有工夫找领导要政策,直接开会决定,大家不用打长沙了,赶紧调头找安全的地方撤退。

九月二十号,毛泽东带队南下,从湖南撤往江西。

没有支援,没有侧应,一路上前追后堵,不停地有人逃亡,堂堂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此时正狼狈不堪地在山路上逃命;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因为没有能接应的后方。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号,毛泽东到了江西永新的三湾村,此时他的五千大军只剩下稀稀拉拉几百人。

三湾是个小村子,交通也不方便,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却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保密。走到三湾的时候,疲惫不堪的部队再也支撑不住,在村里好好放了五天大假,大家倒头睡觉。

大家都在睡觉,毛泽东却在闹失眠。

失眠通常不是什么好事,但毛泽东的失眠却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次团结的失眠,是一次光辉的失眠,也是一次载入史册的失眠。因为在这次失眠以前,不管是秋收起义军还是南昌起义军,他们同国民革命军甚至北洋军都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一群军官带着小兵四处打仗,到哪个地方收哪里的军饷,用官方的说法来讲,叫旧式军队。

而从这次失眠之后,工农革命军正式同旧式军队划清了界限,一支全新的红色军队从此横空出世,先后同各路军阀、中央军、日本军硬碰硬地较量,最终席卷整个华南华北,直到打败蒋介石、扬威全世界,那时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中国人民解放军。

无论后人有多少非议,无论史学家如何评价,这支军队的赫赫战功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而他的名字也和这支军队紧密联系在一起,遍布九州大地,红星照耀中国。

能够完成这次伟大的转变,是因为毛泽东很心烦。

毛泽东完全有理由心烦。他已经投入了所有,却输得一败涂地,连明天该去哪里都不知道。由于压力实在太大,他怎么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他这支军队有崇高的理想,有必胜的未来,应该无往而不胜才对。但问题是,理论和信念是不能当饭吃的,落后的蒋介石已经拥兵十几万,先进的工农军却只有几百人,如果不想点办法,是撑不了多久的。

看看倒头大睡的属下,毛泽东很感慨。

这批人什么成分都有,有从国民党哗变的军人,也有农民和工人,有的受过军事训练,有的连枪都不会放,不少人只有一根长棍子。不管他们思想有多纯洁,指望这些人逆袭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实现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比较困难的。

粮食快要吃完了,钱也没剩多少,眼看就要破产散伙。不要说赵恒惕的两万大洋早就用得干干净净,即使是没有用完,这时拿出来,也不过一人几块散伙费而已。

明明拥有革命先进性,明明要成为人类的未来救星,却连军阀都干不过,沦落到躲在农村睡大觉的境地。再这样下去,即使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毛泽东坐不住了,他决心不等不靠,自己整点名堂出来。

三湾改编

起床了!集合了!毛书记开会了!

三湾村里四处响着传令兵的招呼,很快几百号人聚在空地里,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有些累。

他已经一晚上没有睡觉,同其他人研究政策。很多人不喜欢他的意见,还说了不少难听的话,但在他的耐心坚持下,最后还是转变了心意,同意支持一把。现在面对全“师”几百号人,他必须说服所有人执行自已的方案,并且让所有人都相信,只要听自已的话往前走,生活就会改善,战斗就能打赢,理想一定会实现,革命一定能成功。

所以他聚起精神,面对几百名未来的革命先辈(大部分成了革命先烈),宣布了他的三条方案。

第一条方案,大军不用再顶着师的称号,改编为一个团。所有人都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毕竟多少人马都看在眼里,现在的人马叫团都比较勉强,叫师除了惹人笑话外,没有别的效果;

第二条方案,革命军队要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待遇平等,不许打骂士兵、不许贪污经费。对这一条,大家也都没什么意见,革命军队要有革命军队的样子,搞点纪律工作是很自然的事;

真正厉害的是第三条。毛泽东宣布,要把党组织建到各级部队里,营连以上设政委、以下设指导员,班、排要努力发展党员,设党小组。

从北伐时代起,革命军队都会设党代表、政治部,但毛泽东提出的党代表却是非同小可,从往常完全不一样。蒋介石手下的党代表只管宣传,什么事都是主官说了算,而毛泽东设的党代表同官长的级别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一个团里团政委和团长是同等级别,什么事情团长说了不算,得团政委和团长一齐点头才行;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团政委比团长要高半个级别。

按毛泽东的规划,政委是党的代表,不仅负责上下级的指示传达,而且还负责党员队伍的建设,换句话说,谁要想在部队里求上进,光靠打仗勇敢是不行的,必须靠拢党组织,才能发展为党员、才有机会成为高一级指挥官。政委不仅审核指挥官的命令,还能决定各种人事升降、执行各种纪律(后来包括严刑逼供、直接处决),指挥官只负责按党的命令打仗,其他的不能多管。

党小组听连指导员的,连指导员听营指导员的,营指导员听团政委的,一级一级听上去,最上面是党中央,如影随形,丝毫不乱。师长、团长、连长等人虽然名义上是领导,却只有执行命令的权利,什么事都要有政委、指导员点头才能进行,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保证了军队里的领导干部跟党的意见一致,绝不会跟党唱反调。

宣布完整编方案,毛泽东感到一阵轻松。他相信,经过这场整编,他已经把灵魂注进了这支军队里,只有对党最忠诚、最有理想的人才有资格走上指挥位置,革命军也就一定能沿着革命的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开完会,整完党,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样,大家各自整理行装,重新开始新的旅程。三湾不是三亚,不能在里面开度假中心或高级会所,他们仍然需要找地盘安身;而毛泽东注定是不会消停的,他在想着关于地盘的严肃问题。

他的革命军走过浏阳,走过三湾,如果没有被消灭,今后还要走过很多地方,打很多仗。那些地方来了是自已的,走了就是敌人的,起不到什么作用。在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词形容类似的打法,叫流寇。

在军事历史上,流寇的失败案例是不难找的,最典型的是李自成。这位仁兄横扫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坐进了北京的龙廷,结果他的大军来过之后就走,再来又要重新打过,最后四面楚歌、一败涂地。

毛泽东想坐进北京城,但他不想走李自成的老路。于是在三湾的一家杂货铺里,毛泽东一面安排整编,一面提出他的要求:部队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在党代表的指导下开展宣传工作,并且建立秘密的基层政权,用于提供情报、安置伤员,保证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各种支援,不至于被敌人追得满天跑。

这是另一个革命性的构想。从实践这个构想起,工农革命军正式担负起开辟根据地的任务,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都再也无法战胜他们。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湾改编”。经过这次改编,三湾的败军不再是一支单纯的军队,而成为一支贯彻组织纪律、随时随时建立基层政权、拥有强大情报与补给能力的工作队,一台四处宣传的播种机,他们到哪里就能融进哪里,象鱼游到水里一样随时补给、随地隐蔽,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毛泽东相信,他已经找到了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办法,一定能带着这支疲惫的弱旅走出山沟,打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在山沟里的三湾休整了五天后,毛泽东重新面临一个老问题:去哪里。

经过五天的整编,虽然还是几百人的队伍,组织性、纪律性却大大加强,毛泽东的威望也得到空前的提高。现在他必须做出决定,将这支恢复生机的军队带向新的战场,直到革命的最终胜利。

尽管三湾山青水秀,外界仍然是血雨腥风,危机四伏。天下虽然很大,却已没有了容身的地方,去哪里呢?

毛泽东看着地图,做了一个决定:上井冈山。

井冈山地处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地势险恶,人烟稀少,历来是隐藏人马的好地方。早在年初搞农民调查的时候,毛泽东就听说那里有山大王(土匪),二团团长王兴亚也建议去那里打游击。

王团长告诉毛泽东,井冈山上的山大王不是一般的土匪,而是有革命思想的土匪,最重要的是,两个领头的人袁文才、王佐是他的拜把兄弟,如果毛泽东想上山,他可以写信联系,帮忙安顿人马。

有地盘,有人接应,毛泽东很干脆地做了决定:大军南下,去井冈山见两位大王!

一九二七年十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仅此一团)从三湾开出,前往井冈山建根据地。在王兴亚的牵线下,毛泽东同袁文才在宁冈县的东源乡大仓村见了面。

袁文才的部队很小,只有一百五十来号人、五六十支枪。远道而来的毛泽东显得十分大方,当场表示袁兄弟坚持革命不容易,愿意支援一百条钢枪做见面礼,袁文才大喜过望,立刻答应毛司令远道而来,可以在茅坪建后方医院、留守处,还可以跟王佐打个招呼,大家认识认识。

都是江湖上走过场面的人,毛泽东一点也不拘泥,连声叫好,大家痛快吃了一顿饭。碰完面回到住处,立刻有人找到毛泽东抱怨:

“为什么不吃掉这两支小部队,还把宝贵的枪送给他们?!”

毛泽东笑了。他告诉一脸严肃的属下,三山五岳的朋友有很多,要都这样吃法,将来日子会过不下去的。

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红军能在井冈山站住脚是因为袁文才和王佐,而后来失掉井冈山,也是因为这两个人。

过了大概半个月,袁文才派人找到毛泽东,告诉他说王佐愿意见客,毛司令是否肯屈尊一块吃个饭?

对袁文才的邀请,很多人都是不以为然。当年的所谓农民革命家,其实跟山沟里的山大王没太多区别,随时可能“酒杯一掷,帐下转出五百刀斧手”,来个黑吃黑的把戏。毛泽东心里也清楚,同蒋介石打仗怎么输也算是死有所值,同土匪吃饭被暗算,那真是冤到了姥姥家,上海中央估计连烈士证都懒得发,怃恤金可能还要打折扣。

但是毛泽东仍然要去见王佐。虽然在井冈山附近安顿了队伍,袁文才和王佐始终是戒心重重,而他的目标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重要的把地头蛇收服为手下、把井冈山整个变成自已的根据地,袁文才和王佐是他必须攻克的目标。

所以虽然有风险,毛泽东还是整好衣衫,跑去吃了王佐的鸿门宴。

和上次同袁文才的见面一样,毛泽东准备了一份厚礼:七十条步枪。见枪眼开的王佐十分高兴,当场回赠毛泽东五百担谷子作为军粮,并且同意毛泽东可以在附近打游击。毛泽东也很爽快:既然王头领喜欢革命,那以后就经常来往好了,毛某人也很喜欢交袁头领、王头领这样讲义气的朋友!

毛泽东不是说客气话,而是说到做到,真的天天找袁文才和王佐谈天,从革命道理讲到京城风光,天南海北,把袁文才和王佐两个土包子说得一愣一愣的。想毛委员的口才何等了得,当年孙中山和汪精卫都佩服得不行,对付井岗山里的土家锅自然不在话下,经过漫长而细致的交谈,两个人终于变成毛泽东的忠实粉丝,王佐还逢人就夸,“毛委 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几个月后,他和袁文才一块加入中国共产党,队伍编为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

有袁文才和王佐的大力帮忙,毛泽东终于成功进驻井冈山,把它收为自已的根据地。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他天天找山大王聊天,除了井冈山的根据地外,居然还聊出一个意外的收获来,那就是住在村里的一个女孩,叫贺子珍。

贺子珍,女,十八岁,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十八岁就当县委干部,要在今天肯定引发无数猜想,不是潜规则就是官二代,但在那个时候,贺子珍当官大家却一点也不惊奇,反而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贺委员同哥哥、妹妹号称“永新三贺”,都是闹革命的先锋,毛泽东搞秋收起义的时候,她也在永新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逃到袁文才的山寨避难,她的男朋友是永新县委书记欧阳洛,因为参加南昌起义,此时已经失散了。

毛泽东和袁文才热情见面的时候,贺子珍也在旁边凑热闹;毛泽东找袁文才热情聊天,贺子珍正发疟疾,天天在村子里面晒太阳。两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闲来无事开始聊革命道理,聊着聊着聊出事了:毛泽东对英气勃发的贺子珍有了感觉,而贺子珍虽然还惦记着男朋友,却也很喜欢毛泽东。

长沙板仓的杨家老宅里,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正日夜苦想离去的丈夫;从南昌到上海的路上,欧阳洛心里想着永新的恋人,一步步艰难讨饭寻觅党中央;八角楼外的月光下,毛泽东辗转反侧,翻来复去地想着村里有个姑娘叫子珍。

毛泽东很想得到贺子珍,可是贺子珍心里还有欧阳洛,他只好先把口水吞回肚里,安心建设根据地。事实证明,毛委员不光会写报纸、侃大山,搞起政务来也是一流,属于全能型人才。

之所以这样夸奖毛泽东,绝非照章吹捧,而是他的治军手腕确实十分厉害。毛泽东在井冈山,搞得最成功的就是革命军的建设问题,他给军队布了三大任务:打仗、打土豪(筹军饷)、做群众工作。

打仗扩地盘、打土豪筹钱没问题,但做群众工作实在是了不起的创新。毛泽东很清楚,再强的铁军也有打完的时候,靠人数是拚不过蒋介石的,只有在经过的地方都留下根基,才能保障军队的活力。虽然部队是运动的,但每到一个地方,就能立刻获得当地的情报、粮饷支援,象鱼游到水里一样轻松自如,战略上具有极大的优势。

为了保障地盘里的社会秩序,毛泽东吸取了从前在湖南的教训,不再纵容农会乱杀乱抢,而是一步步探求土地改革的法子,把根据地的形势稳定下来。

军队要做基层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离不开农民的支持。毛泽东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 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发现到县城的部队还是太散漫,于是又加了六项纪律:一、上门板(当时没床睡,晚上都是借用人家门板睡觉,睡完要给人装回去); 二、捆铺草(没垫子,稻草要给人收拾好):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规定和纪律,后来发展成共产党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沿用至今。

井冈山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

武汉的危机、湖南的血腥,仿佛都已远去,陪伴毛泽东和大伙的是山青水秀、鸡鸣稻香。大家天天出操、训练,平时帮人收庄稼、做农活,晚上在油灯下听党代表讲课,虽然没有灯红酒绿、车马煊嚣,却是自得其乐。

国民党主力都忙着在大城市里抢地盘,只有地方保安队偶尔跑来骚扰一下。江西的“反动军阀”朱培德几次派人来收保护费,都被地形熟练、战术狡猾的毛泽东打得落花流水,毛泽东还发明了一项新政策:优待俘虏。

一直以来,内战时的俘虏运气都不太好,有的被直接拉去当炮灰,有的被杀掉,虽然待遇会有差别,但有几件事是免不了的,那就是人身侮辱和搜掠钱财;基本上都要痛打几顿、把值钱的东西拿走,再考虑对俘虏是打是杀。

到了毛泽东这里,事情终于出现了变化。毛泽东告诉大家,敌人的士兵也是穷人出身,也是苦命人,只要没有犯大罪,放下枪就是阶级兄弟;虽然不指望他们立刻就有革命觉悟,但一定要善待他们、给他们解释革命道理,然后发路费,告诉他们下次如果再见,只要放下枪,一样可以拿钱走人。

毛泽东的俘虏政策十分厉害。当兵的大都是为了混碗饭吃,谁赢谁输只要不影响自已就没关系,既然这边有路费拿,又不会搜腰包,打起仗来也就没了压力,看到情况不好立刻投降甚至哗变。一直到几十年后,在朝鲜的美国人都知道,做中国人(那时主要是共军)的俘虏不吃苦头,不用怕。

对毛泽东挖俘虏墙脚的政策,第一个吃亏的是朱培德,他很头痛,但是很没有办法。

一切都在毛泽东掌握之中,只除了一件事:上海中央。

斯大林还沉浸在中国革命形势大好的梦幻里,不肯承认自已的军火援助全部打了水漂,共产国际当然更不敢多嘴,小心翼翼地拣好听的话往上报。于是莫斯科的命令越来越离谱,上海中央的政策也就越来越激昂。毛泽东不按要求把队伍拉出去,攻打南昌、长沙一类大城市,是典型的右倾,是失败主义的典范,是对革命没有信心的具体案例,所以组织决定,要好好帮助他认清大好形势,改正右倾错误。

一九二八年三月,井冈山来了一位贵客,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前来视察根据地,并奉命传达重要指示:由于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后不肯攻打长沙、后来又缩在山沟里不出去革命,党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已经在去年十一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开除党籍,意味着毛泽东彻底成了弃儿,党不承认他的任何贡献,也不欢迎他呆在队伍里。仿佛晴天霹雳一般,毛泽东顿时从天上掉进地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鲁当然不管毛泽东在想什么。按中央精神,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要立刻撤消,改为师委,由何挺颖任师委书记,毛泽东当师长。

周鲁的命令让毛泽东哭笑不得。开除党籍、改当师长,处分得不轻不重,偏偏毛泽东没学过军事,干师长属于专业不对口;最恶心的是,毛泽东亲自搞出党指挥枪的政策,马上自已就被撸掉党籍,成了被指挥的对象。

搬起毛泽东的石头,砸了毛泽东的脚,周鲁十分得意,于是在前呼后拥下,开始视察根据地。

领导视察,通常都喜欢耍点威风,压压下属的气场,周鲁也不例外。在村子周围转了一圈,周钦差不欣赏山青水秀,也不欣赏士气高昂,而是瞪起眼睛,质问毛泽东:“你们这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

房子?房子又怎么了?毛泽东和几个人赶紧看看周围的房子。虽然破旧了点,可还算整齐,难道周钦差想在山里住上海的旅馆?

看到大家没有反应,周鲁更来劲了,“我们的政策是杀光土豪劣绅,烧光他们的房子,你们一幢房子都没有烧,实在太右倾了!”

周钦差的革命指示顿时雷倒一片,毛泽东于是问了一个实际的问题:“房子烧光了,我们住哪里,老百姓又住哪里呢?”

看到毛泽东受了处份还敢犟嘴,周鲁更来气了,当场大喝一声,“毛泽东你这是布尔乔亚(注:资产阶级)!烧了房子,小资产者才能变成无产者,我们才能强迫他们革命!”

冲着大家发完飙,周鲁意气风发地下了中央的最后一道指示:立刻把大军开出根据地,去湖南打仗!

部队全部开出根据地,意味着朱培德等人几次围剿都没攻下的地盘,要拱手让出来;也意味着被分掉田的地主们可以卷土重来,想烧哪里烧哪里,想杀哪个杀哪个。但毛泽东没有争什么,他知道争论是没有用的,只能服从命令,从头来过。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是开出井冈山,前往湖南。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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