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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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背受敌,冯玉祥还不肯服输。局面已经坏到极点,西北汉子血液里的硬气却依然沸腾,他把西北军主力全部集中在郑州周围,准备宁死不降,来一场超级大决斗。他相信只要大家肯拚,什么中央军、东北军全都不在话下,一定能扭转乾坤,实现最终的胜利。

就在冯玉祥背水一战的时候,他没料到,旁边的阎锡山先怂了。

听说东北军从背后捅刀子,阎锡山顿时傻了眼。他本来是想让冯玉祥和蒋介石拚个两败俱伤,然后自已上去摘果子,没想到自已却成了别人的果子。

作为经济适用型军阀,阎锡山非常精明,非常擅于算小帐、占小便宜,但压根就没有主持大局的能力。为了省开销拣便宜,他故意拖冯玉祥的后腿,结果蒋介石一占上风,张学良马上跟进;阎锡山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把部队全撤回山西,保住大本营。

冯玉祥被阎老西的算计弄得哭笑不得:西北军要是倒台,山西能保全吗?

可惜,以阎锡山的智商,想不到这一点,他只希望能跟冯玉祥尽早划清界限,保住山西的一亩三分地。

河南越来越危险,冯玉祥只好下令,大军撤回西北根据地,有机会再卷土重来。

然而他已经走不掉了。

从西北的潼关到河南郑州,要经过洛阳附近的龙门,此时有人抢先一步拦在那里,挡住了冯玉祥的去路。

拦住冯玉祥的人,是何成濬手下的杂牌之一,叫杨虎城;而在更早一些时候,他也是西北军的一员战将。

杨虎城本来是拦不住冯玉祥的。

中原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平汉线上的小杂牌。何成濬来之前,他想回归组织,被冯玉祥拒绝了;后来何成濬被打得团团转,只要临门一脚就能送所有人上西天,杨虎城也差点给自已备下口棺材,冯玉祥偏偏想中线决战,把大军撤了回去。

现在冯玉祥终于到了最脆弱的时候。小小的杨虎城挡在前面,兵也不多,但他就是冲不过去,只能在河南边打边退。手下们看出战局没有希望,纷纷同蒋介石联系投降封赏,蒋介石倒也大方,只要肯“拥护中央”的,一律给钱、给出路,仍然可以过上何成濬式的好日子。

一面是跟着粗暴愚蠢的冯大帅完蛋,一面是当军阀吃喝玩乐,不少人很快就做出了自已的选择。冯玉祥惊奇地发现,自已的手下越来越少,终于在郑州已经能听到蒋介石的炮声。

十月四号,汪精卫、阎锡山同冯玉祥在郑州碰了头。对眼前的局面,大家有非常一致的看法,就是打不过,只能赶紧跑路。

开完会,几个人各回各家,汪精卫照例宣布出国,阎锡山安排好山西的军政后,也宣布出国(其实躲到大连去了),可怜的冯玉祥走投无路,只好找蒋介石谈判。

蒋介石当然不会给冯玉祥好脸色看,非常坚持要他出国。最后冯玉祥没有办法,把手下全都交出去,一个人跑到山东避难。

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

虽然韩复榘反叛师门,但还有一点交情在,对老领导也不会赶尽杀绝,冯玉祥于是在山东的泰山住了下来。随着他的倒台,横行无敌、吃苦耐劳的西北军终于树倒猢狲散,再也没能聚到一起。

中原大战结束了。

前后一百三十万大军奋力厮杀,整个中原满目苍痍,到处都是兵灾、旱灾,一会蒋介石危险,一会西北军告急,整个中国的国力都被折腾一空。

二五年的时候,蒋介石同共产党结盟出征,两年后蒋介石大打出手,把共产党几乎杀光,连带着百分之七十的国民党员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整个国共基层组织几乎全部一扫而空;

二七年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建起国民政府,同冯玉祥、汪精卫等各路军阀联合;两年后又是大打出手,到处是尸山血海,到处是饥民、灾荒和孤儿寡母的哭泣声。

为着某些军阀的利益,几十万人倒在战场上,终于冯玉祥走了,阎锡山也走了,只留下南京的蒋介石和北平的张学良,他们才是最后的赢家。

张学良当然知道自已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但是,他不怕。

此刻的他已经是中国最强大的军阀,拥有最广阔的土地和矿产,重工业中心都在他的手心里,最富有的山西也将接收完毕。很快地图上的一切,都将化为矿产、金钱、大炮和隆隆的军队,拱卫着神圣的北部江山。中东路留下的阴影渐渐平复,作为全国高富帅的最典型代表,在嘹亮的东北军歌声中,张少帅又重新恢复了久违的自信:黄沙百战破匈奴,东西两半球,万国竟五洲,唯我东北王!

这一年他刚满二十九岁,却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军阀、全国第二的实权人物,真正实现了大多数男人建功立业的梦想。当然他想不到的是,美好的梦境只有短短一年,一年后的九月十八日,会有人往他头上狠狠敲一棒子,打碎所有的神话和光环,让他原形毕露,落入无底的耻辱深渊。

把张学良从天堂敲进地狱的人,叫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还要一年以后才轮得到上场,现在舞台的主角,仍然是南京的蒋介石。

作为自封的中华民国元首、中原大战的胜利者,蒋介石胜利以前压力山大,胜利之后压力还是比山大。

虽然打赢了,可他花了数不清的钱,整个国民政府几乎破产,工资都发不出来,还引出一个巨大的北方军阀张学良。张公子头脑是比较简单,但人是会慢慢长大的,总有一天张少帅要长成张大帅,喜羊羊要变灰太狼,而且是一匹控制不住的大尾巴狼。

在解决张军阀问题以前,蒋介石必须全力以赴,把手上的地盘经营好,打烂的摊子也要重新开张,在这一点上,他是尽了力的。

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国家领导,蒋介石很清楚,要想把中国玩转,除了要会赚钱、收钱,还要会玩外交,要能在几个惹不起的大国之间求平衡。很幸运的是,蒋介石不光有宋子文这样懂英文、懂经济、懂外交的亲戚,还有从前北洋军阀留下来的一批人才底子,个个身手不凡,拥有绝境求生的特异功能。

说到旧中国的外交,大概最常用的四个字,就是“丧权辱国”。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正确,因为国家实在太弱,丧权是经常的,但辱国却是不一定的。

虽然军阀们混帐,但外交官们并不混帐,而是以相当高超的专业素质,为中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外交空间。

例如五四运动的时候,巴黎和会上日本拿出北洋政府的文件,上面黑纸白字写着中国同意日本在山东扩张权益。最要命的是,这份秘密签署的文件,中国代表团并不知道,结果被鬼子当场僵在会场,连美国总统都认为,中国自愿放弃山东,不是日本人的错。

就在眼看大事不妙的时候,年仅三十岁的外交官顾维钧站出来,面对列强慷慨演讲:中国向欧洲输过十几万劳工,不少人都死在战争里,这些人大多数来自山东,如果山东割让给日本,劳工的灵魂绝不可能得到安息;此外山东是中国孔子的故乡,中国的孔子就相当于西方的耶稣,山东对于中国的地位,就等于是耶路撒冷对西方基督教的地位,请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日本突然占领上帝或上帝降临的圣地,会发生什么事情!

顾维钧演讲前,所有人都认为山东该是日本的;顾维钧讲完话之后,连日本代表都跑来握手,表示他讲得很给力,自已十分佩服。

很多人都知道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所以山东的问题拖了下来;但历史书上很少写过,中国代表团不签字后,还发生过什么事情。

根据国联的规定,只有参加和约签署,才能成为创始会员国,所以中国代表团不签和约,是没法加入国联的,也就没有办法借国联维护自已的权益。

但顾维钧却抓住一个漏洞,硬是让中国挤进了国联,那就是中国虽然没签对德国的和约,却签了对奥和约,也就是说,中国是在“和约”上签过字的;至于签的是哪个和约,反正国联没有具体规定,因此不影响中国的创始会员国资格。

在顾维钧的坚持下,列国代表都是面面相觑,最后只得承认,中国是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之一。

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已经是名声大噪,学识渊博、口才犀利,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东方的外交新星。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硬是抢到四大非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名额,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欢欣,认为是外交的巨大胜利。

又过一年,顾维钧再接再励,顺利成为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国联理事会 ,然后以 的身份重提山东问题。在顾 的穷追猛打下,中国代表团带着一帮外国粉丝同日本针锋相对,最后逼着日本归还胶州、青岛等地方,并由中国赎买胶济铁路,日本只拿到了五年的铁路管理权。

国联的决议代表列强的意志,不服就要面临全面制裁禁运。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虽然极度不服气,却也只能乖乖接受这个结果,退出了大部分山东。

以中国的弱小实力,即使集结十万军队,也无法逼日本吐出到嘴的肥肉,顾维钧硬是凭着个人魅力与外交才能,柔中带刚地一步步完成了这个要命的任务,实可谓利在中华,功在千秋。

没脑子的愤青经常骂外交官是卖国贼,因为他们不明白,外交是一门走钢丝的艺术,需要高超的手段和耐心,光凭着热血冲上台去大喊大叫,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有老一代外交元老强力支持,有宋子文等新生代外交达人纵横交际,加上大批国际法学专家协助,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面打仗,一面同列强开始了系列谈判,研究从前的不平等条约。

每个领导都会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总之要多快好省,要注意民生,不要太着急了,指标什么的也不是不能降。但是谁也知道,出尔反尔的反右历史,还有临时搞的肃反跃进,以及南宁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指责。

看一个人不光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当然,有的人喜欢把所有事都推到别人身上,总之刘少奇不好,邓小平不好,周恩来不好,彭德怀提了意见更是不好,毛 都是吃多猪油蒙了心,所以才逼大家按亩产万斤的产量交公粮,所以才死不放粮,甚至后来刘少奇要惩办级别高一点的干部,他老人家还说要同贪污的干部们“同进同退”,要给那帮人一点出路。但是,看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手段,那真是精明到了极点,一点都不糊涂。

衣雪人已经被王英驳得体无完肤了。当然他死都不会承认一点错,不过是非如何,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如果大家非要讨论大跃进时期的问题,最好还是单开一个贴子,不然干扰到其他人看贴的。

自清朝时候起,中国同列强签了一系列要命的合同,主要体现在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三个方面。在这三根套索约束下,中国的财政被控制,洋人可以为所欲为,还有大批无法治理的国中之国。通过宋子文等人的努力,中国克服了重重阻力(主要是日本这个王八羔子使坏),南京政府终于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从此拥有重要的海关税收,再也不用找洋人借钱过日子了。

收回关税权后,紧接着南京又研究领事裁判权,争取让外国人在中国也服从中国法律,终于通过了一部《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虽然实施的时候还会束手束脚,但至少外国人在中国不能再无法无天了,以中国的实力和地位,能做到这几步,已经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

而南京政府的财政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南京中央改组了四大中央银行,发行“法币”作为流通货币,大力稳定金融市场,并裁掉了太平天国时设立的厘金制度。从此全国开始统一使用法币,商品流通变得顺畅,银行实现了自由兑换,脆弱的经济逐渐恢复元气,荒凉的城镇重新聚集人口,一切都开始走向正轨。

当然,国民政府也不完全是一帆风顺,也有很难解决的难题,至少对蒋介石来说,非常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国民党的基层建设工作。

自从二七年同共产党分家后,蒋介石把基层党员几乎杀得精光,几十万国民党员也被当成共党嫌疑分子一扫而空,并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不停地相互洗牌,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国杀。例如安徽省一年时间里党部变了五六次,浙江则变了三四次,每变一次都要抓一批“共党”,弄得遍地鸡毛。

在永无休止的内斗和折腾下,国民党不停地把自已弄得元气大伤,基层党部天天吃闲饭、办闲事,终于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只能照章画圈。

为了杀光共产党,蒋介石一劳永逸地把自已的精英几乎杀得精光,而一个动辄杀光自己党员的政党是不会有凝聚力的。从此党务问题只剩下拉拢、收买和利益交换,根本谈不上凝聚力,而政府的司法、贪污等弊病也无法解决,对自已这块短板,蒋介石心里相当有数。

没有凝聚力的政党,还不如一个黑帮。为了解决清党的遗留问题,蒋老大决定,要努力向黑帮看齐,成立各种特务组织和集权团体,用来监视政敌、控制思想,保证大家在高压下信服自已、也只有自已可信服。

枪杆子里才有政权。在强大的国民革命军面前,党务问题只是小事,但另一件事就严重得多了:为了让各省支持中央,蒋介石答应,土地税可以划给各省自行管理。

土地税政策,是一个很失败的政策。

蒋老大当政的民轩时代,土地农业占百分之六十五的国民总产值,土地税归地方,就是说国库里六成五的钱都操纵在地方诸候手上。国民政府放弃土地税,也就失掉了最重要的农业资源支配权,几乎是等于说,国民政府失掉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能力。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只要努力种田,就能收获比他消耗要大得多的粮食,所以农民应该是最不发愁吃饭的人才对。但事实上不管是哪个朝代,农民都是最发愁吃饭的人,因为他们种的粮被人拿走了。拿走粮食的人从前是地主和朝廷,现在是地主和军阀政府。

农民们没有自已的地,种的粮食不够自已吃,等家人都纷纷挨饿的时候,就会起来造反,一个个朝代就是这样兴起又灭亡的。蒋介石从小读过书,深知这些预兆不妙的故事,但轮到他坐在 台中央的时候,还是不得不重复历史。因为得罪农民是不要紧的,后果是不严重的,即使饿死几万农民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军队镇住局面就可以维持;而如果得罪利益集团,军队立刻就会不稳。

当然,蒋老大也派过几个专家,试着搞过土地问题的解决试点,想靠地主去教育和开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这种不知所云的做法自然不会有效果,农民们都非常失望,不过蒋介石并不在意。

失望就失望吧,那些人不过是些农民而已。蒋老大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就是如何防止张学良坐大华北、威胁中央。

在这个问题上,他早就有自已的安排,那就是收编西北军的残部去牵制张学良,并且未雨筹谋地找好了工作对象,或者说,有人主动送上门来。

当张学良的东北军从山海关长驱直入时,宋哲元正在痛苦中挣扎。

前线已经束手无策,回西北的路也被杨虎城切断,可恶的阎锡山看到势头不妙,不仅逃回山西,还把黄河上的渡船也收走了,不让西北军进自已的地盘。宋哲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几条小船逃过黄河,大部队却只能留在对岸,听天由命。

陆陆续续收容了一些残兵,宋哲元重新拢到几百号人。他没有地盘,没有番号,也没有军饷,除了上山当土匪,似乎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打了几十年的仗,吃了数不清的苦,最后落得如此凄惶的下场,宋哲元万念俱灰,只想大哭一场。实在挺不过去,他决定找个兄弟交待一下,说完话就离开心爱的部队,该干啥干啥。

宋哲元找的人,是西安军法处的一个处长,叫萧振瀛。

作为一名民国军人,萧振瀛有着同何成濬类似的特长,就是交际。不管是什么人,同他说上几句话,马上就觉得如沐春风,不用多久就会想跟他拜把子、认兄弟,据说他家里的兄弟帖多得要用车来拉。

身为交际奇才的萧振瀛不象何成濬那样吃喝玩乐,而是老老实实地守西北军的本份,不贪污、不近女色。但他还是不招冯玉祥喜欢,因为他清党时不肯乱杀人,冯玉祥十分恼火,想杀萧振瀛立威,结果萧处长的面子很大,西北军元老都来求情,最后只好放人了事。

人虽然放了,萧处长的前程却也到了头,他从此不受冯玉祥待见,一个人在西安闲置。冯玉祥不知道的是,他把萧振瀛凉到一边,对萧振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是他少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因为萧振瀛不光擅长交际,还十分懂政治。换句话讲,他是搞政治外交的好手,冯玉祥的气量狭窄,只是害了自已,却无损萧振瀛的才华。

当西北军全盘崩溃、宋哲元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萧振瀛。

收到宋哲元的信,萧振瀛马不停蹄地赶来看望,两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然后说起下一步打算。

宋哲元说,我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只想见见兄弟你,明天把队伍交给刘汝明,我就去天津混日子。

萧振瀛也很难过,但他却没有气馁,而是告诉宋哲元,你再坚持一下,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宋哲元叹了一口气。时至今日,冯大帅都自身难保,萧振瀛又有什么办法。

萧振瀛当然知道对方的想法。他很有把握地告诉宋哲元,我要帮你重建西北军!

说完这句让宋哲元大吃一惊的话,萧振瀛就走了。

说完这句让宋哲元大吃一惊的话,萧振瀛就走了。

事实证明,萧振瀛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他很快找到散落各地的西北军,要他们快点去宋哲元那里报到。

西北军的领导是冯玉祥,再往下面是韩复榘、石友三等人,无论如何轮不到宋哲元当家。面对狐疑的残部,萧振瀛发挥了他的口才和人格魅力,硬是让张自忠等人明白,大家都服萧大哥,可萧大哥愿意拥戴宋哲元,所以一齐团结在宋哲元为核心的领导团队里,西北军才有活路,大家才有出路。

在萧振瀛的努力下,四散的西北军终于聚到一起,在山西运城开会;又是在萧振瀛的提议下,大家决定,西北军要成立一个军,由宋哲元当大头领,张自忠当二头领。

宋哲元的兵不足一千,张自忠的队伍却有五千,能让张自忠顺服,萧振瀛是费了相当心思的。

大家开完会,下一步是找领导要政策。因为军级单位不是说成立就成立的,必须要有中央点头才行,否则只能算土匪,拿不到军饷和地盘。

没有钱,没有关系,宋哲元等人都充满了悲观情绪,萧振瀛也知道情况不妙,但还是上路了。

他去太原借钱。

去南京托关系,光靠钱当然不行,但没有钱更是万万不行。萧振瀛先在太原找朋友,凭交情跟银号借出一笔活动费,然后坐火车去南京,目标是蒋介石。

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萧振瀛虽然在西北军人头熟,跟蒋介石却扯不上关系;而且宋哲元作为冯玉祥的人马,蒋介石正恨得咬牙切齿,不主动上去扔石头已经很厚道,要拨钱拨地盘、成立正式番号,基本属于妄想。

萧振瀛也知道事情不好弄。他的办法是曲线救国,先从蒋介石身边的人下手,第一个目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很明显,宋子文对交际不感兴趣,虽然萧振瀛很动脑筋,却始终见不到人。萧振瀛也是明白人,马上换了工作对象,改走蒋介石连襟孔祥熙的门路。

宋子文软硬不吃,孔祥熙却喜欢钱财,所以萧振瀛准备好厚礼的时候,孔祥熙家的大门就打开了。孔祥熙对西北军来的朋友不见外,他还表示当年孙中山曾经派他去策反冯玉祥搞革命,所以大家是老朋友,交情都钢钢的摆在那里。

萧振瀛当然知道孔祥熙只是客气话。他没有明明白白地求孔祥熙,只是在寒暄里透出一个意思:西北军虽然落魄,但还是有实力的,今后孔先生一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萧振瀛的话,充分体现出政治天才的语言艺术,因为他抓住了一个民国时的规律,就是军人喜欢结交文人,文人喜欢结交政客,而政客则喜欢结交军人。

军人喜欢文人是想当儒将,文人找政客是为了有靠山,而政客结交军人是给自已多留条有用的后路。听了萧振瀛的话,孔祥熙砰然心动,西北军的强悍全国闻名,如今败落到极点,正是购买原始股的大好时机,能拉一把手、搭点关系,将来回报确实十分可观。

打动了孔祥熙,萧振瀛又去找于右任。

作为辛亥元老,于右任本身就是陕西人,同西北军渊源深厚。在他和孔祥熙的边鼓下,蒋介石终于卖了一个面子,同意接见萧处长。

见到蒋介石,萧振瀛很振奋。他把西北军的情况说了一遍,蒋委员长看上去也是无比配合,当场表示可以给西北军一个编制,具体事情找军政部长何应钦联系。

萧振瀛乐滋滋地出了大门,然后找何应钦,何部长告诉他,现在没有编制,你先等几天,有了通知你。

可怜的萧振瀛于是回家等消息。左等也等不到消息,右等也等不到消息,最后终于明白,他被忽悠了。

蒋介石压根就不喜欢西北军,一想到自己差点被打垮的惨状心里有就气,让他进门只不过是敷衍孔祥熙和于右任,不是萧振瀛真的有口才。想要让老大松口,光求情是不够的,必须让他看到实际的利益。

想通这一点,萧振瀛又去找蒋介石,但蒋老大突然变得很忙,没有时间见他。萧振瀛只好再找关系,这一次,他找的是蒋介石的秘书。

关系打点到位,萧振瀛顺利跑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楼下等候,过不久就有秘书通报蒋介石:楼下有人一直在等你,具体是谁不认识,不过好象有重要的事情。

听到有人想找,蒋介石也有些好奇,出来一看是萧振瀛,立刻就想走。萧振瀛赶紧追上去:“我只讲三分钟的话,讲完就走,请委员长务必赏脸!”

萧振瀛如此求人,蒋介石也不好不给面子,于是站在那里,给了他三分钟时间。萧振瀛赶紧抓住时机,说了一句话:“自古得太原者得天下,是因为太原有地利,如果能控制太原不被地方军阀控制,就能保证中央的权威不受挑战啊!”

萧振瀛的话极有玄机。所谓地方军阀,是指张学良;所谓中央权威,是指南京政府;而所谓不受挑战,自然是帮南京对抗张学良。蒋介石顿时来了兴趣,听他继续往下忽悠:

“中央既然把山西地盘划给张学良,自然不好派兵牵制,但如果让西北军旧部联合山西的晋绥军,一齐抵制东北军,张学良的手就伸不到太原了。西北军的兄弟肯定对您感激涕零,中央也不用额外的花费,不是一举两得、互惠互利的好事吗?”

讲到这里,正好三分钟,蒋介石调头走了,没有多说一句话;萧振瀛也不着急,他相信自已的话是有效果的。

果然过了不久,蒋介石就再次召见了萧振瀛。这回他没有兜圈子,直接告诉萧处长:“我给你们编一个军没问题,但事情发生在华北,必须先有张学良点头才行!”

拿到蒋介石批的条子,萧振瀛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去天津找张学良。

天津的情况,比南京更麻烦。

张学良对西北军倒没什么坏印象,可西北军当年的老同事孙良诚不甘寂寞,居然也来跑门路,想收编西北军。最要命的是,老孙已经先找了张自忠等人,看到对方不感冒,就干脆自行去张学良那里疏通,打算借势压人,搞强行收编。

对付孙良诚,萧振瀛也是十分费工夫。他先是利用自已在东北军的人脉(萧振瀛最早是东北军出来的)开展关系,然后重点公关一个人:张学良的门房。

即使是全国第二的华北王,张学良一样要住房子,一样需要门房和传达室,而他要见谁、不见谁,都要通过传达室才能进行。萧振瀛没有本钱拉拢大人物,只好盯准一点下手,拚命找门房拉关系,最后把仅存的一点经费也送了出去,只为一个简单的要求:调整会客秩序,保证他先见到张学良。

如此不担风险的横财,门房当然是不加思索地收下来,而萧振瀛也就顺理成章地见到了张学良。当然,见客的名单都是少帅点头定的,门房只是按公务排了一下顺序而已。

见到张学良,萧振瀛也很乖巧。他知道张学良非常想进驻山西,可阎锡山虽然走了,地方军政大权却一直插不进去,弄得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吐不出。

吞并一块地盘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接管的。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地方政务早就随着他走,张学良年轻没有经验,对这帮不合作的老狐狸想尽办法,就是办不了事,又派不出有手段的人,十分头痛。

明白张学良想要什么,萧振瀛心里就有数了。他告诉张少帅,阎锡山不肯收容西北军,大家都对他恨得牙痒痒的,非常愿意在少帅领导下团结起来,跟山西帮的土财主们顶牛。

张学良虽然是北方王,毕竟能力有限,玩不转那些政客,听到有人替自已跟山西帮较劲,张少帅十分心动;加上身边的人也都说萧振瀛好话,最后终于松了口,同意给宋哲元一个编制。

这段时间里,孙良诚派出来的人一直在天津,等着见张学良。奇怪的是,每次传达室都告诉他,少帅很忙,过几天才能来见你。

少帅府门槛总要高一点,孙良诚也不敢硬闯,老老实实地回家等着,直到最后才见到张学良,这时宋哲元的委任状已经先发出去了。被坑得灰头土脸的孙良诚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呆在天津,当他的下岗将军,而宋哲元则开开心心地上了任,张学良给他的编制,是第三军(后来改为二十九军)。

宋哲元当然是军长,萧振瀛做了总参议,其他人包括总参谋长张维藩、副军长刘汝明、秦德纯及两个师长张自忠、冯治安,还有旅长赵登禹。

之所以列出这么多名字,一方面是因为第三军搞的是民主集中制,任何事情都要由八个人集体商量,不能象冯玉祥那样专断独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今后的风云际幻中,张学良会被骂成卖国贼,蒋介石会被骂成骂国贼,他们八个人则会横空出世,成为举国瞩目的大英雄、大豪杰、大侠客,风头直压过文天祥、岳飞一类典型爱国偶像。

然后,他们中的有些人,也被骂成了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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