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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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向 要纳妾,是因为他工作受了挫折。能让他这种大人物觉得挫折的,自然不会是小事,主要是他在上海玩得太过嚣张,终于玩出了大麻烦。

向忠发的麻烦其实是自找的,说白了就是忘本。本来一九二九年三月份,向忠发提出过一个反右倾的口号,宣称六大讲的反盲动主义已经结束,当前革命高潮快要来临,要反右倾。

这当然是做梦的胡话。向大师一辈子胡话无数,基本上说完就忘,自已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实在不必当真。但问题是四个月之后,共产国际也说了同样的话,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于是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顺便帮助中共认识一下右倾的具体错误。

向忠发显然没有正确理解党务术语里“帮助”的含义,还以为是俄国同志在卖人情。在他眼里,反右倾是他先提出来的,即使不能申请专利,也得由他来教训别人,怎么就轮到共产国际教训他呢?

向忠发于是跟远东局争了起来。远东局当然不买这个帐,他们手里拿着莫斯科的文件,态度十分强硬:说你右倾你就右倾,辩什么辩?!

向 很生气。两边都是乱扯马列主义的理论,也都是胡说八道,自然谁也骂不赢谁,几番公文往来,已经到二九年年底了,还是扯不清。向忠发决定派人去莫斯科辩理。

这是个光荣而重要的任务,问题是,派谁去呢?

可怜的向 虽然号称东方马克思,却不大识字,碰到技术含量高一点的事情就要找人帮忙,是万万不能去莫斯科现眼的。他身边口才最好的是李立三,于是理论路线方面的事情自然交给这位东方恩格斯处理,直接吵嘴的事情则由周恩来负责,总之不能服输,两个人务必要跟莫斯科说个明白,跟远东局赌一口气。

李立三果然不负领导的期待,立马抛出了一套眼花缭乱的理论,胡诌中国已经到了革命高潮,马上就会有一场遍地开花式的大革命,并且能导致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大高潮。本来他还有点顾虑,不敢把牛吹破天,但在向 的帮助下,一伙人没有最左,只有更左,索性不考虑任何实际情况,直接命令共产党四处乱搞暴动。

李立三也由此光芒四射。他搞出了一系列害死人不赔命的脑残行动,虽然最后都是向忠发拍板的,但谁都知道是他干的好事,相关的理论也就叫做“立三路线”。当然,熟悉党规则的人应该明白,这个名词同时意味着,李立三也成了党的另一只替罪羊。

经过一番忽悠加坚持,向忠发成功地把共产国际搞傻了眼。比左,他们同向 差得实在太远,思想觉悟完全在十万八千里之外,再也不好意思提什么反右。

而且向 不仅言论上左,行动上更左、更绝,左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被雷得发焦的地步。三零年六月份,按向忠发的命令,共产党开始从中央到各省,取消正常工作机构、组织行动委员会,打算搞十月革命式的暴动;而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的想法,还停留在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一步步从局部到全国争取革命的地步。

两边一比,共产国际惭愧地发现,果然左不过向书记,要是算右倾错误,第一个右倾典型就是自已。

正所谓宜将余勇追穷寇,向忠发占了“理”,自然是要穷追猛打。他公然表示,不同意建根据地这种落后的右倾割据观念,凡是革命一定要来大的,一次暴动就弄他一个省或几个省,几次暴动直接全国成功。

根据地算什么?右倾!

左倾风头压过远东局,向忠发十分得意。他只是没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远东局那么有底气,非要跟他争左右的名份呢?

很明显,向 搞得好码头,却搞不好政治。远东局要跟他争,不是真的喜欢左或者右,而是因为背后站的是斯大林。

中国是左是右、该左该右,应该由伟大领袖在克里姆林宫里拍板,其他任何人的意见都不过是参考。向 跳出来跟远东局作对,就是不给远东局面子,也就是不把斯大林放在眼里,而非常要命的地方是,斯大林不光看上去严肃,做人的心胸也实在不宽广,天天喊他万岁都会莫名其妙被枪毙掉,敢公然顶嘴简直就是找死。

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确实在发火,火得不行。

从远东局的报告可以看出来,向忠发的暴动根本没有成功(远东局还没有脑残到那种地步),但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竟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甩开上级自行改组暴动,简直是赤裸裸的造反。

很显然,向 当官后就患了忘本病,想不起来是谁把自已捧上台的。三零年七月,红军趁着军阀混战的机会,突然间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向忠发立刻得意忘形,把它当成中国革命高潮的象征,声称远东局不了解中国实情,需要他来帮助一下才好!

向忠发的话不是私底下说说,而是政治局会议上的正式发言,是面对一帮实权常委、委员的大力动员。有他的吹嘘,下面一帮人当然是群情激昂,纷纷卖力捧场,向 看到自已的理论有了回应,顿时大受鼓舞,很快宣布中国革命已经触到了高潮点,眼看就要迸发出来,并将导致全世界革命的终极高潮,因此苏军要立刻准备进攻东北、外蒙苏军则要进攻华北,以中国为战场同世界列强进行阶级大决战,胜利完成共产主义的最终革命,谁要耽误这样的大好形势,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一个分公司领导,竟然要违反公司章程,越权指导总部发动世界大战,还敢称总公司共产国际是“革命的罪人”,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自共产国际成立起,从来没有发生过。更离谱的是向 嫌不过瘾,又给斯大林写信去申诉,一展革命全世界的抱负,完全没有把上级放在眼里的意思,可谓是骇人听闻。

再不收拾他,这江湖就真的没法混了。

按照程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之间通过远东局联络,政治局开会是不用共产国际参加的,只要把会议记录送一份给远东局存档即可,文件传到莫斯科要相当长的时间。斯大林没收到远东局转来的记录时,他还以为向忠发不过是小问题,只要在具体事情上修正一下,因此半个月后周恩来、瞿秋白相续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气氛都相当平和,毫无风暴来临的迹象。

过了不久,共产国际突然发来命令,调李立三去莫斯科办事。向忠发自然是极力反对,说当前工作繁忙,老李不能走。但这次对方的态度非常强硬,坚持要李委员去一趟,最后向 只好同意放人,但却要求两个月后让他回来,继续在自已身边办事。

一直到向忠发死的时候,他都没能再见李立三的面。

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很平静,仿佛没有发生一样,要不是李立三一直没回来,向忠发几乎都忘了有这件事。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斯大林反应如此之慢,并不是他不在乎,而是他太在乎,所以需要时间安排调整,确保中国的分公司能继续正常运转,不再出类似的问题。

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几个留学海归突然变脸,对当前政策大肆批评。他们前段时间因为对中央政策有意见,已经背了处分,此时却又出尔反尔,再次要求中央向共产国际认错。

向 号称东方马克思,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立刻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但是嚣张跋扈的向忠发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为什么这帮留学生会突然转向,对自已开炮?

向忠发很快就知道了答案,确切地说,是在当天。

他刚刚骂完人,立刻就收到了共产国际发来的最新指示。在这份杀气腾腾的文件里,李立三跟其他几个人被判为反列宁主义政治路线(简称“立三路线”),而向忠发领导的中央则犯了要命的路线错误,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清算和改正。

直到此时向忠发才发现捅了多大的漏子,他只能硬着头皮传达文件精神,然后向手下做检讨。本来还想把责任推到李立三身上蒙混过关,可没想到十二月十六号,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了上海,专门“帮助”他认识问题。

事情闹得这么大,已经不是检讨能应付过去的了。

在所有官方记载里,米夫的这趟旅行都不算好事,大家一致痛骂他胡乱干涉党内组织,把自已的学生拉进政治局,导致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惨败云云。换句话来说,米老头这次来上海,是粗暴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树立错误的斗争路线,中国共产党在后来遭受的惨重损失,全都和他有直接关系,实在是大大的可恶。

–纯属胡扯。

米夫不能不来上海,因为向忠发的事情太过离谱,必须由总部重新树起远东局的权威地位;政治局不能不改组,因为那几个脑残委员不仅违反共产国际的章程,本身也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至于米夫的学生进政治局,根本不是米夫的安排,恰恰相反,是我党大力选举的结果。

事情要从七月份说起。

虽然向忠发雄心勃勃地出提出了要迎接革命高潮,但是书记大人不很识字,文化实在有限,主要理论工作都是由“东方恩格斯”李立三完成的;李立三每天工作也很繁忙,主要事情只能定个基调,具体文字工作交给手下的宣传部秘书潘问友处理,而问题就发生在潘问友手下的宣传部小干事身上。

这个小干事的名字叫陈绍禹,他还有一个广为名字的化名,叫王明。

王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中山大学教书,二九年回国。

王明的资历并不起眼,起眼的是他的上司,因为他在中山大学当教师时,校长正是后来负责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两个人在莫斯科关系十分良好,王明还帮助米校长开展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工作,具体来说是搞人事斗争,打击异已势力。

回国后的王老师并没有受到多大重用,莫斯科正在扶持工人出身的革命领袖,对这种学生干部压根没有好脸色,他只能到宣传部当一个小干事。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王干事应该在潘问友领导下努力写文章,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宣传人员,然后于某次革命运动中奉党的命令号召暴动,最后被抓进牢里光荣牺牲。

但王明毕竟是不甘寂寞的。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有想法的人都会激流勇进,而政治局同远东局之间的矛盾恰恰给了王明这种机会。

李立三提出革命高潮理论的时候,王明和几个同学已经听说远东局的态度,趁机提出不同意见,想投机一把。所谓现官不如现管,李立三对这种小人物正眼都不会看一下,当然不会有结果。王干事毫不气馁,七月份的时候听说向忠发要开政治讨论会,便趁机联合起来,打算干一仗,挤走那个水平不高的潘问友,自已主管宣传大权。

七月九号向忠发在政治讨论会上做报告的时候,王明按计划开始了他的行动。先是自已发难提出异议,然后王稼祥、何述之接着发言,最后博古收尾,对批评者进行反驳,攻击重点是王明的上司、主管宣传口的潘问友。

王明和王稼祥是宣传部干事,何述之是组织部干事,博古则是共青团的人,四个人虽然单位不一样,却有着共同的背景经历–都是苏联留学生。

平时经常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开会时联合起来对上级开火,要说这不是搞小团体,真是打死也没人信。潘问友的看法都是李立三指示的,批潘大秘就是不给李立三面子,李立三马上反应过来,话里有话地说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夺权的关键时段,一切早就转入军事化,谁也不能反对党的决议,尤其是不能结成小组织对抗党中央!

李立三一上手就把问题扯到组织高度,向忠发和项英更是不含糊,开完会把几个小年轻叫过来,狠狠痛骂了一顿,还拿开除党籍威胁他们。在博古等人的劝说下,王明只好服软,写了一份认错的声明书。

向 岂是好惹的人,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会放过,给他们都背了重重的处分。王稼祥同何述之都被调到地方当小办事员,王明和博古也下放到地方部门,再也不许踏进中央一步。

对向忠发来说,王明这样的小角色实在不值一提,连插曲都算不上,所以收拾完四个人之后,又忙着把注意力转向了指导全世界革命的“光荣”任务。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让王明继续呆在上海,结果给自己留下了一条大祸根。

向忠发继续跟远东局吵架,王明和博古则夹着尾巴做人。很快到了九月,在远东局的大力反对下,大家终于冷静下来,认识到革命高潮远远没有来临,向 也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接受批评,承认自已犯了冒险倾向,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王明和博古只好自认倒霉,以为投机已经失败,只能在基层生闷气。

一切的变化,从宣传部的同学沈泽民开始。

沈泽民是著名作家沈雁冰(笔名茅盾)的胞弟,此时正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同王明一样,他也是莫斯科留学的同学。

十一月份的时候,沈泽民神秘地找到王明和博古,把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私下里透给了他们。在这份指示里,莫斯科痛批李立三等人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反国际革命,甚至扯到了反马克思反列宁的高度上。

东方马克思竟然反了西方马克思,王明和博古都意识到里面的份量。两个人再次联起手来,向中央发出严重挑衅,批评李立三犯有路线错误,要求撤销处分、严惩李立三。

此时共产国际的态度还没有公布,所有人都蒙在鼓里,但是党内已经乱成一团。由于向 的革命方针太过愚蠢,本土系的活动派何孟雄、罗章龙损失惨重,对他意见纷纷,已经闹到誓不两立的地步,王明等人突然插上一只臭脚,顿时把已经发浑的水搅得一塌糊涂。

向忠发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革命的方向问题上,他没有打算麻烦王明,王干事却没完没了地找他的麻烦。对这种有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几个中央领导自然都不会姑息,狠狠地把王明再度痛骂了一顿,没想到刚刚骂完,共产国际的来信就到了,大家顿时呆若木鸡,不知道如何收场才好。

何孟雄和王明一个代表本土系、一个代表海归系大闹不已,很快把一地鸡毛变成了满地鸡毛。

王明等人再闹,无非是写信而已,何孟雄和罗章龙才是真正头痛的事情。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的朋友,湖南骡子精神发作起来谁也拦不住,偏偏他们控制的都是工会之类实权部门,话说轻了不理,说重了不依。现在那批人已经抱成一团,强硬要求政治局全部下岗、重新开会选举,向忠发只能满头大汗地四处灭火。

尽管共产国际已经定了调子,但党里面还是向忠发说了算,因此灭火工作也不算困难。跟远东局商量过后,政治局决定纠正自已的“严重错误”,撤销王明的处分,但有鉴于他们搞小组织破坏团结,何孟雄仍然要挨处分,并且王明要去毛泽东的中央苏区,远离高层中央。

向忠发大和稀泥的时候,是三零年十二月九号,他几乎以为自已已经搞定了这件事情。

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向 就明白过来,一切蒙混过关的想法都是不靠谱的,斯大林不仅没有原谅自已,还专门派了人来处理他和整个政治局,那位代表就是王明的老上级米夫。

米夫不喜欢向忠发,他喜欢自已的弟子王明,这似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要象正史里说的那样,米老头把王明塞进中央、从此一步登天成为党的领导人,却实在有些不靠谱,因为米夫虽然做事比较粗暴,面子却还大不到那种地步,他能给王明的帮助无非是撤销处分、适当提拨而已。在他的安排下,那位私下里透露消息的沈泽民当了代理宣传部长,王明任组织部秘书,王稼祥则去党报工作,博古进团中央,总之几个年轻海归有头有脸是肯定的,但要说到进中央当领导,他们还差得很远。

真正闹得天下大乱的,是何孟雄等人。

从向忠发立志领导世界革命时起,共产党内部就陷入一团混乱之中,损失最大、最有意见的当然是统辖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的所谓江南省委。俗话说离心脏越近越容易得到血液,同理离大脑越近自然也就越容易神经错乱,而在向 指导下,省委书记李维汉的工作被整得七荤八素,终于到连李书记自已也看不下去的地步,不得不向同志们提出辞职。

十二月底的时候,李维汉由于信用扫地,在省委会议上不得不主动下台,由其他委员选举王克全代理工作,而何孟雄等人则被选为省委委员(注意这一点)。

根据规定,省委书记应该由中央派遣,省委自己是无权这样做的;但是向忠发跟王明、米夫正搅得一团乱麻,谁也没有工夫理会地方工作,江南省委只好不等不靠,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选出了自己的领导。

省委书记被下台的消息很快震动了中央。所有人都认为,地方部门的做法明显违规,但李维汉却坚决表示,自已实在干不下去,必须另请高明。

原来的书记肯定干不下去了,但是听任下面这帮人胡搞,也有损中央的权威。最后经过开会决定,由立场比较稳、敢主动反对“立三路线”的王明代理省委书记职务。

从级别上看,王明先前不过是个小小的宣传干事,代理省委书记实在是不合适;但从派系上看,这个人事任命显然有着深刻的背景考虑,绝不是普通的人事任命那么简单。

何孟雄等人都是反对李立三的,王明也反李立三,两个人在立场上就属于同盟军。因此把闹事的何孟雄压下去,推选弱势的另一派王明上台,既打压了目无中央的那伙人,又能让反对派相互起纷争,同时还讨好了米夫,可谓是一举三得。远东局果然对这个结果大为满意,很快就提出下一步要求:开大会改组政治局。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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