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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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在党内起初的地位并不高。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是“听”周的话,而是周能想办法融合他们间的关系,在分分合合中保持一个整体,否则以李立三这种人的性子,队伍早就吵成一片,再也没机会合作了。

至于说他们先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再让周去加入,因为那批学生确实都是社会积极分子,也有接触共产主义或马列主义方面的东西,但是能够成立组织,并拥有共产国际承认的名号、获得指导和帮助,张申府在里面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周作为张早期发展的党员,可以便于他发挥自己的处事特长。


上海滩的黑社会头子杜月笙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人生要吃好三碗面-情面、场面、体面。周恩来虽然不跟他走一条路,处世的规矩却是英雄所见略同。在意见纷纭、利益也纷纭的年代,大家经常为一句话的含义争得面红耳赤,他却能在共产国际、少年共产党和国民党三者中间搞好平衡关系,进退纵横都是游刃有余,别人不仅不说他耍滑头,反而纷纷佩服他是个能办事的人。二十几岁的小年青对人情世故能吃得这样透,对比现今的专家几十岁还经常不懂说人话,实在让人叹为观止,直想找支笔来,给他写一个大大的“服”字。

如果做一个对比,会发现毛泽东发展的第一批农民党员很快就全部死了,没有人活到后来;陈独秀发展的党员此时都要努力表现,争取一个去苏联的先进名额;而周恩来已经在拿着名单挑挑选选,看哪个人适合派到莫斯科留学、应该代表党给他做什么思想工作。可见事业刚起步时的起跑线实在很重要,跟对一个领导,可以少奋斗许多年。

一直到这个时候,张申府老师的经历还是顺理成章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国内发展党员,他在国外也发展党员;李大钊和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他在国外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但随后的事情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作为旅欧少共的创始人,张申府在一九二三年被少年共产党开除。

明明劳苦功高,明明资历骄人,却被一帮毛头小弟子扫地出门,实在有点让人想不通。而要说到他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就必须从张老师的性子说起。

这个世界上,有的人生来就适合当大哥(或曰领导)。例如刘备、刘邦,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把人拉在自己手下,即使寄人篱下也是一副合作派头,除非对方来头大到吓人的地步,绝不鞍前马后地送往迎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蒋介石就属于这一类人。

有人适合当大哥,自然就有人适合做小弟(下属)。他们每天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贯彻领导意图、把工作进行下去。虽然不适合当领头羊,却很擅长独当一面,不管是当科员还是部门经理都是井井有条,把业务整得风生水起,国共两军的不少元帅、大将例如徐向前、杜聿明等都是这类人物。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做大哥还是做小弟,纯属个人倾向或性格,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有多少人在大哥之路上死无葬身之地,也有多少人在小弟的位置逆袭上位、异军突起,能在历史书留个名字的只是少数,更多人都是随波逐流,能做小弟做小弟、能当大哥当大哥。

但这个世界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它充满了意外。有一种人既不能做小弟,也没法当大哥,他们的思想实在太过独立,不会为利益变通手段,更不懂得现实的必要通融,只是象水底的礁石一样,孤单单地耸在那里。如果你和他们是朋友,那么恭喜你了,因为他们会给你划出一条航道,保证你顺利开过去;可如果你跟他们起了冲突,就只能请你看开一点,因为这种人是不会让步的,要么你背景够硬、把他连根铲平,要么就是你被撞得头破血流,严重的话甚至船毁人亡。

从比例上看,这种不上道、不开窍的人物并不多,但在历史书上也经常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例如海瑞先生就是光荣的典型代表;而把时钟往后拨四百年的话,张申府似乎也可以算得上其中的一个。

在法国的日子里,张老师提携完小弟后,就开始颠三倒四起来,大哥做得一塌糊涂,办事也不考虑手下的实际情况。终于一伙小弟们忍无可忍,开会宣布跟他断绝关系,以后大家一是一、二是二,请张老师不要再来指手划脚了!

学生们组队反老师,实在是伤感情的事。好在张老师跟李大钊等人的交情还在,所以中国共产党仍然保留着他的位置,没有让他变成没人要的角色。很快张申府就在二四年回了国,一方面给蒋介石做翻译,一方面在孙中山的安排下,当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

政治部副主任听上去风光,实际上没多少干货,因为一九二四年的黄埔军校就是个坑爹的地方,跟烂摊子差不了多少:校舍是旧房子整修扩建的,经费是到处化缘弄来的,甚至领导班子也是四处凑合的。由于国民革命军几个军长都有直属部队要带,孙中山找不到合适的人手管军校,只好让没什么名声的蒋介石去卖力气,而蒋校长自己都差点旷工不干,下面的政治部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一届主任戴季陶没上任多久就不辞而别了,原因据说是国民党内部的人事倾轧;第二届邵元冲倒坚持了几天,无奈这位领导是位标准的官僚,除了念几篇官样报告给大家催眠外,什么本事也没有。

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副主任张申府很快就看不下去了,无奈他自己的水平也有限得紧,连亲身带出来的学生都管不好,想罩住那帮无法无天的军校生纯属做梦。于是张副主任开了一个十五人的政工干部推荐名单,送给蒋校长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仑过目。

从资料记载上看,张申府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至少对自己的领导能力有清楚的认识,对旅欧学生们也不怎么记恨。因为在他的推荐名单上,第一位就是他发展的党员周恩来。

此时国共合作还算融洽,但出于性格原因,张申府已经跟蒋介石闹开了别扭(可见他实在不适合搞政治,甚至一般公司的团队精神也不够)。张副主任当然不是好惹的,不等领导发话,就主动递上了辞职报告;蒋介石倒也见多识广,知道这位驴脾气的小弟没法讲理,因此辞职照准,推荐名单也照准,欢送张老师赶紧走人。

很快,二十六岁的周恩来拿着特拨的经费,从巴黎经莫斯科来到广州,成了佩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的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黄埔的各级毕业生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点头,喊一声周主任或周前辈。

张申府后面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就没啥好说的了,因为他热心政治,却实在不是块搞政治的料。这位元老在第二年因为赌气,跟夫人刘清扬双双退党研究哲学,提携了一个国宝级的年青学生叫钱钟书;三六年因为一二九学潮,他和夫人被抓进牢里,幸亏冯玉祥出面,把他们保释出狱,接着跟邓演达搞了个“第三党”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中国农工民主党”,还大力推动组建了民主同盟。

虽然早年退党不大好听,但从后来的表现上看,张申府也算中规中矩,评个“爱国民主人士”的职称应该不是问题。无奈一个人要倒霉,注定早晚都是逃不掉的,张申府干了那么多好事,最后终究还是翻了船,因为在一九四八年的年底,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呼吁和平。

如果一年前他发这篇文章,那是标准的民主友人形象,妥妥的一顶爱国帽子跑不出去。但一九四八年年底的时候,蒋介石早就宣布民盟是非法组织,特务们正抡着大棒把大家赶得鸡飞狗跳,共产党大军即将席卷全国,这时跑出来呼吁停战谈和,只能叫典型的不识时务。被蒋介石赶到香港的民盟总部立刻宣布他是叛徒,把他开除出组织,连刘清扬也跟他公告离婚,从此一刀两断。

可怜的张申府其实没有投奔反动派的花花肠子。他一直在北平教书,这篇文章也是早先写好的,无非是发出来的时间晚了一点,没有注意到时政的变化,结果被大棒敲得晕头胀脑,从进步人士一下变成了反动派。好在周恩来念着旧情,建国后给了一个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的位置,让他去故纸堆里打发时间。

从表面上看,周恩来似乎有些不够意思,张申府好歹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功劳苦劳一大堆,不能为了一篇文章这样打发人家。但事实上能给张老师安排上这个位置,周恩来实在是很尽心了,因为在从前的岁月里,张申府得罪了太多的人,而有些人,真的是不该轻易得罪的。


农工民主党的历程是极其悲壮的。在蒋介石展开大屠杀之后,党内的反对派就谋求建立一个新党,蒋介石为此费了很大力气收买、破坏。许崇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收了二十万大洋出国的。

三零年前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回国,正式创建第三党,吸引了大批拥有平权民主思想、却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人加入,包括张申府、秋收起义后脱队的余洒度以及大批社会名流。由于他的工作非常有成效,蒋介石一年后把他抓了起来,黄埔毕业生们联名保他出狱,结果蒋司令看他影响力这么大,直接把他枪毙在南京。第三党骨干抓的抓、逃的逃,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有很多人试图建立过很多党派、势力。毫不夸张地说,是蒋介石铲平了大部分中间派,不是把他们推向共产党,就是把他们打压得毫无力量。结果自身一倒台,共产党的力量立刻接管全国,再也没有任何人能监督、制约。


三十二年前,张申府意气风发地来到北大时,曾经跟李大钊一道共事,并在李大钊忙不过来的时候,帮他代理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那段时间有个湖南的小北漂也在图书馆打工,那个人名字叫毛泽东。

张申府的情商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做老师的时候学生们气得要开除他,当主任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管图书馆的时候没给过毛泽东什么好脸色,甚至他自己也记得,当年曾经恶声恶气地要对方重填图书卡,搞得毛泽东很不高兴。

我注意查了一下,张申府和毛泽东是同一年生的,说不上什么年高德彰;他给人穿小鞋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是吓退三千溃兵、拯救长沙全城的功臣,而他不过是因为家里有点闲钱,多读了两年书而已。

正职主任(李大钊)都没欺负人,临时代理却跑过来指手划脚,一个深化管理严格纪律的事迹,就成了富家子弟仗势欺人、农家青年忍气吞声的典型。而解放后的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北漂经历时,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

张申府的不幸遭遇生动说明了一个处世的真理:刚出道时要低调,一定要低调。

命苦不能怨政府,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啥也不用说了,都是自已种的果子,只能自己啃进肚去。张申府默默无闻地去了图书馆上班,默默无闻地被划成右派,又默默无闻地坚强活到八十年代,终于挺到了平反通知,甚至到后来,他还可以重新在报上发表文章。

就人生而言,张申府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得罪了一个下属,得罪了无数领导、同事,但至少有两个好学生,一个叫钱钟书,另一个叫周恩来。所以他不幸地活得无名,却幸运地活得长寿。


有个词叫“勤工俭学”。事实上去欧洲的几百留学生都是这么过来的,邓小平就是那时见识了什么叫万吨轮,后来说到新中国成就的时候,他还拿这个提醒大家,不要以为万吨轮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允许中国留学生去打工、读书,同一战之后欧洲需要大批劳动力(壮年男丁死得太厉害)的背景有关。留学生们一方面要有一定的财产证明,另一方面要有足够的知识素养,才能获准去欧洲,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就是这样去的,当时还托了吴稚晖等人的关系,因为大家都很穷,凑笔出国的钱不容易。而留学生们在打工的时候,同当地工人一道参加工运,那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资本家,可是结结实实的资本家,不把你油榨干不罢休。

说到周恩来,有人可能觉得他运气好得不敢想象,因为一个人二十六岁就去当中将主任,换今天的官二代也不敢这样明显。但在当时却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一九二四年,那个主任的位置,实在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周恩来要回国的时候,黄埔军校只是一座凑和的学校,每天学生吃饭都不能保证,连 台都是竹棚搭出来的,谁也想不到蒋介石后来能吃掉许崇智的粤军,再把毕业生派出去拉队伍,形成一个所谓的“黄埔系”中央军。要是政治部主任的位置有这么重要的话,就不会出现第一个、第二个主任都不肯干的事情了,更不会出现,派个只会念官话的人当主任的怪事了。

蒋介厂跟张申府吵架,最后又接受他的推荐名单,本身就意味着,张老师推荐的这些人位置不很重要,否则以蒋介石的脾气,肯定要骂张申府的大祖宗。因为,老子奋斗到四十多岁,还在广州郊区的破房子里当孩子王,你小子竟然跟我过不去,异想天开地往重要位置掺沙子,这就叫叔可忍婶不可忍,就叫搞不清自己姓什么。

黄博需要政工干部,是因为蒋介石非常、非常需要人管年轻气盛的军校生,而国民党里的军人都忙着抓自己的枪杆子,没有工夫陪他当孩子王。至于这个位置很拉风,那是一年后蒋司令打出军功、赶跑滇军桂军吞并许崇智的结果,在当时可是个没人羡慕的工作。因为黄埔岛很荒凉,黄埔军校很没有名气,甚至黄埔的食堂都很难按时开饭。

周恩来有推荐信,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他在欧洲工作表现很好,原来的领导帮忙写封信给另一位领导,方便员工去新的分公司开展工作,这种事在今天也常发生,如果一封信就是阴谋的证据,那共产国际要掩盖自己的特务阴谋,完全可以不弄这封信,省得那么多人胡猜。因为,这种东西要也能当成阴谋,走大街上的人就都算特务了。

至于说到戴中将衔,这个东西实在是拉风而没有内涵,因为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管些校风校纪和宣传,在位置上可以戴衔,离开了就是普通人,不算正式的中将。例如写《包身工》的夏衍建国后待遇为兵团级,如果哪天派驻解放军报社办点公差,或者下部队体验生活,他是有资格佩将衔的,对方也绝对要把他当成中将来对待;但从来也没有人说,夏衍是解放军的将军,更没有人跟他打一架,就说自己差点消灭解放军一个兵团。

当然,如果周恩来干得起劲,哪天跟蒋介石说一声要参军,弄个“中将参议”或“中将主任”的正式名义也很容易。可是包括周恩来、郭沫若等一大批人跟蒋介石关系都很好,却放着升高的大好机会不要,直接就去造反了,因为他们要的不是将军的名号,而是理想和信仰。


张申府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而三一年四月底的周恩来显然想不到那么多,在顾顺章的追杀下,他面临着最急迫的生存危机。经历过五四运动、军校生涯、北伐革命、四一二政变、宁汉合流、八一起义及党内的争斗、上海租界的追捕,他早已从不经事的少年变成了深沉稳重的政治家、喜怒不形于色的谍报高手,此时他肩上的担子,是整个上海中央的安危。

虽然周恩来在第一时间里转移了地址,但是中央机关好几个部门,租界只有那么点大,凭着顾顺章的嗅觉,早晚会被探到踪迹;更要命的是,顾顺章参加革命是全家上阵,一家老小都跟中央机关住在一起,有的人还在特科工作,现在顾顺章反水了,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里找到亲友,然后顺藤摸瓜抓出整个党组织。

顾顺章的家人显然是无辜的,可是整个党组织的安全也是重要的。最关键的是,周恩来告诉他们顾顺章叛变消息的时候,要他们跟叛徒划清界限,顾顺章的老婆张杏华当场就不同意,其他人还试图逃走。很明显,这些人只要走了一个,立马就会招来前所未有的大搜捕,事情已经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

很多人都羡慕特工间谍的风光,因为他们对情报工作的了解,大概就是007电影里的豪车美女之类。事实上真实的情报世界极其枯燥,大家都戴着面具低调生活,而且都是棋盘上的棋子,随时可能被舍弃掉。有鉴于顾顺章的危害实在太大,又找不到地方关押他的亲友团,一旦放出去所有人都要送命,上海中央很快作出了决定:处决顾顺章亲友,严防泄露行踪!

负责执行任务的,是周恩来、赵容。

赵容这个名字,普通人应该比较陌生,但他后来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叫做康生。

武汉的联络机关已经被捕杀,上海机关也遭到搜查,顾顺章此时正不停地四处搜索,想找到亲友、追出中央机关的下落。周恩来不想滥杀无辜,但是这个处决任务却必须执行,因为他不杀别人,别人明天就要杀他和所有的同事。

周恩来是个极有原则的人。在建国后的岁月里,他坚决要求安全部门不许使用色诱、暗杀手段套取情报,而要尽量从公开资料中展开分析。这次的处决行动明显违反了他的原则,他不能拯救这几个人,只好在命令的基础上,加了一道附注:不许为难没有成年的孩子。

这道命令救了顾顺章八岁的女儿和十二岁的小舅子,却也在后来暴露了更多的地下党员,并因此死了好几个人。

在行动的那个晚上,红队找到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你老公将来到南京必定做大官,你是不是也跟着他一起去呀?”

张杏华全然没想到这个问题的危险,直直地回答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当然是跟着他了。”

这是活命的最后机会,可惜张杏华意识不到这一点。一根麻绳迅速套住了她的脖子,随后猛力一勒,她连喊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勒死在屋里。

这一天晚上,特科红队大举出动,在关押顾顺章亲属的几个地方,把顾顺章的大哥、嫂子、岳父、小姨子及其他亲友、男佣一一勒死,甚至连顾家经常来往的斯励也不例外,被人诱出家门后勒死、埋尸。

斯励也被灭口,这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因为他不仅是地下党,还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共时,驻闸北的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正是他下令在宝山路开枪,对工人大开杀戒。在大屠杀之前,斯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诱捕信,要求两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周恩来不知道蒋介石的清共计划,跟副指挥顾顺章到了斯烈的师部,马上被关了起来。如果没有意外,他们的下场不外乎被蒋介石杀掉或被斯烈杀掉两种,但此时斯烈的弟弟、黄埔三期毕业生斯励站了出来,偷偷把他们放走了。

斯励的做法绝非简单的师生之情。因为早在二九年的时候,他哥哥已经辞职回家,不再是中央系的高级军官了,而一直到三一年,斯励始终在为共产党工作,过着刀尖上跳舞的生活。

因为跟周恩来等人走得近,斯励对顾顺章也有救命之恩,两家人走得很近,顾顺章的家属住的地方他都清楚;又因为他哥哥做过国民党师长,在特委眼里,他被顾顺章拉去叛变的可能性最大。于是他也被列进了黑名单里,莫名其妙地消失在茫茫谍海中。

红队杀人实在有效率,很快顾顺章的九个家属以及佣人、斯烈都被处决完毕,开始挖坑埋尸。看到这么多人在自己安排下死于非命,周恩来心里十分煎熬,压力巨大的他找到旁人,要了一支烟,才抽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

周恩来从不抽烟,此后也没有人见过他抽烟。面对特科一科的科长洪扬生,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

洪扬生没有回答周恩来,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周恩来。十几个成年人都被杀掉了,顾顺章没有成年的女儿顾利群和小舅子张长庚则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活了下来,被人送到乡下寄养。

周恩来的一念之仁救了两个小孩的命,却也断送了很多人的性命:顾顺章找到家人后,让张长庚在街头四处认人,半年后小孩子遇见特科的王世德,立刻上去要人,结果不仅挖出了这批尸首,还利用王世德抓出了许多共产党人。

虽然要到半年后才知道自己家人的命运,但顾顺章没有顾忌那么多,直接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当中,他不光是去监狱里识别犯人,还擅长带着特务抓自已人。

身为莫斯科专门训练出来的行动高手,地下党大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工作方式、思维模式全是他训出来的,因此一抓一个准。而顾顺章也不满足于几个小小的办事员,他盯上的大鱼,是 向忠发。

虽然周恩来已经先一步紧急转移整个机关,但顾顺章坚信,只要有耐心,一定能找出线索来。他在整个上海布了很多眼线,其中有一个眼线,是他从前介绍给向忠发的女佣人。

知道出事的时候,向忠发已经迅速转移了住址,这个女佣也被解雇。但顾顺章还是找上门去,告诉她说:只要找到向忠发,重重有赏。

在重赏面前,女佣人动心了,于是蹲在一家裁缝店前守株待兔。她不知道向忠发在哪里,但是她记得,向忠发的小妾杨秀贞曾经在那里做过衣服。

对一个年轻女人来说,政治、理想跟她是没有关系的,最诱人的还是衣服和鞋子。所以女佣相信,只要有机会,杨秀贞一定会去那家裁缝店。

果然,杨秀贞舍不得她定做的衣服,跑到裁缝店里取货,很快被人发现了。女佣一路跟踪,找到向忠发的住处后回去报告。好在女佣人不是专业特务,动作有点走形,周围的人感觉不对头,马上叫向忠发转移。

大祸临头还要关心一件衣服,周恩来十分头痛。为了保证不再出乱子,他亲自把向 接到自已的住处,又让任弼时的老婆陈琮英照顾杨秀贞,住到另一家旅馆里。

虽然惊险,好在发现及时,只要能保持低调,还是能撑过危险期的。按照计划,向忠发要马上去江西的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地盘),躲避顾顺章的追踪,而且也同意他走前见杨秀贞一面。可向忠发实在是当老大当惯了,丝毫不顾忌地下工作的规矩,反而觉得特务追捕的情形从前也碰到过,没什么要紧的。

这一大意,就把自已送进了鬼门关。

六月二十一号,周恩来出门去办事,向忠发趁机偷偷溜了出来,去找杨秀贞叙旧。负责照顾的陈琮英(共青团书记任弼时的妻子)知道事关重大,几次催他快走,向 根本不理:周恩来都是我手下,你算老几?!

向忠发不仅不走,反而在旅馆住了下来,一呆就是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开开心心地离开旅馆,去车行租车回家,当场被埋伏的特务抓起来,接着杨秀贞和陈琮英也被捕了。

逮到向忠发,顾顺章顿时大喜过望,立刻安排逼供,这次他决心不犯一点错误,一定要抓出整个共产党中央来。向忠发也很够意思,看到顾顺章出面,不等用刑就直接招认了自已的身份,倒是杨秀贞十分硬气,虽然被抓到牢里痛打,却一直死挺着,不肯承认老公的身份,还是向忠发过去告诉她:交待吧,他们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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