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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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 ,向忠发知道的事情着实有限,让顾顺章很是失望。不过失望归失望,向书记还是爆了不少料的,例如周恩来的住址,例如中央机要处的地址,全都供了出来。

但是特务们还是不满意。因为 级别的大鱼,应该更有油水才对,可向忠发却总是支支吾吾,非要逼到不得已的时候,才肯吐一点情况。他是上午被抓的,撑到下午才供出周恩来的地址,到夜里拖不过去,又供出中共中央机要处的地址,但消息十分含混。

对这种表现,打手们当然不满意,在一番恐吓后,向忠发只好写供词,交待青年团书记博古和妇女部部长周秀珠的地址。但要命的是,他给的是从前的地址,博古等人早就搬家了,而总工会与政治局常委却没有交待,只交待了交通主任和远东局接头地址,又只给了街道,不说门牌号码。

顾顺章当然知道向忠发在想什么。很明显,向书记虽然怕死,在叛变的问题上还是有顾虑的,气节之类显然说不上,只是风光也风光过了,吃亏也吃亏过了,不敢靠出卖手下换取富贵。和很多“变节”的共产党员一样,向书记也怕酷刑拷打,怕被枪毙,只好提供一些让人相信、却又不致造成太大破坏的情况,,企图蒙混过关。

对向忠发的想法,顾顺章十分有主意。但要命的地方是,人是他抓的,怎么处理却不归他管,他只有建议权,说话却不算数。

虽然蒋介石在大陆的时候,特务文化十分盛行,但三一年的特务们还远没有那么风光。最有名的中统、军统才刚刚发展起来,很多必要的审讯机关和人手都是跟警察局共用,情报方面的事情也由警备司令直接处理。顾顺章在党国体制内只算个叛变的打手,拍板一类事情轮不到他,负责处理向忠发的,是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

在熊司令领导下发生的事情,比较莫名其妙。

根据某些流行的说法,抓到向忠发之后,司令部立刻给南京发电报道喜,蒋介石正在庐山指挥剿共大业,所以电报又转到庐山。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电话也经常不通畅,最可靠的还是电报。看到抓住共产党 的消息,加上熊式辉也没说向忠发要投降,蒋介石很自然地给熊式辉回电:就地处决。

正当蒋介石在庐山高兴的时候,熊式辉的第二封电报又到了,表示向忠发已经投降,正在帮着抓共产党。这下轮到蒋介石懵了:共产党的 ,也有投降的?

委员长赶紧拍电报,叫熊式辉刀下留人,可是已经晚了。向忠发交待问题吞吞吐吐,又没有抓到周恩来,熊式辉很是恼火,觉得这厮肯定是在耍他拖时间;一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立刻把向忠发绑起来,拖出去枪毙。可怜向忠发苦苦哀求,甚至跪下来求饶,几个刽子手根本不理,直接开枪把他打死在地上。

这是一种流传甚广的传说,然而却也是不靠谱的传说,基本上可以无视之。因为抓向忠发的时候,熊式辉根本不在上海,而是跟着蒋介石做剿共司令部的参谋长,两个人每天都能见面,压根不用拍什么电报。蒋司令虽然做事心狠手辣,头脑却是清醒的,要说他会不明白共产党 有什么情报价值,打死你我也不信。

仔细分析向 落网后的遭遇,可以发现,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体制问题。

抓向忠发的最大功臣顾顺章,隶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来的中统),他的领导是CC系(中央俱乐部)的徐恩曾;而实施抓捕、逼供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直接负责人是政学系背景的熊式辉。

CC系和政学系两家没有交情,却有无穷无尽的权力斗争。向忠发落到警备司令部手上,警备司令部当然要拚命逼供,力求榨出多一点情报来;而中统的徐恩曾肯定也明白这条大鱼的价值,一定会通过各种途径,把向忠发弄到他和顾顺章手上处理。要知道徐恩曾十分擅长利用共党反共党,他手下的特务几乎都是中共叛将,甚至他的小妾费侠也是中共叛徒。

从国民党的利益上看,自然是让徐恩曾收拾向忠发有利,因为向 贪生怕死,在徐老大手上过不了几招就要服软,到时共产党将承受重大的损失。但从政学系或警备司令部的角度上看,显然不该让向忠发落到CC系手里去,原因也很简单,人是自己抓的,在自己手上没问出话来,到了徐科手那里却硕果连连,不是明摆着打脸说自己无能么?!

很快地,向忠发在一天后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对他的死因,有说法是警备司令部把他枪毙了,也有说法是逼供太过、刑讯致死。而在我看来,国民党没有对这件大事(应该算得上大事)来个详细记录,本身就说明里面有些不大上台面的原因;到底是警备司令部不想转让这条大鱼,还是向 熬不过大刑,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向忠发死了,徐恩曾什么也没捞到。

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第三任 、斯大林钦点的工人阶级领袖,终于还是不明不白地死了。他一辈子大起大落,贪污好色、打架勒索、拉帮结伙、流氓成性,靠吹拍巴结搭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搞暴动害死无数共产党员,最后想活命又不敢得罪人,落了个叛徒名声还死于非命。

对于他,只有一个词可以评价:极品。

向忠发叛变后死了,整个事情仿佛也落下了句号。但是,还有一个人需要交待,就是他的小妾杨秀贞。

比起向 的软弱,二十二岁的杨秀贞要坚强许多。虽然出身风尘,杨秀贞却既没有招供,也没有出卖照顾她的陈琮英,一直撑到放出监狱的那一天。她始终不能忘记,向忠发是因为自已贪恋衣服才被盯上的,又是因为要看她才被抓走。

所以她一直很伤心,一直没有改嫁。在随后的七十一年里,她都孤单地守着无人过问的回忆,直到九十三岁逝世。

她的人生没有太多成就,她的作为够不上青史留名,她的生平乏善可陈,她的经历更不值得羡慕。但我仍然相信,她真的有一份忠贞的爱情。

抓到共产党 ,应该说是蒋介石的一次重大胜利。委员长对工作是非常积极的,态度也是非常端正的,因为一打完中原大战,他就把共产党问题当成了核心。

如果只是军阀混战或国民党内讧,台面上几家打得再热闹,基本上大领导是不会有事的。因为打架无非是抢地盘抢钱,输了也不过就是下野,蹲在租界里过生活,有时还能找赢家要点生活费零花。一句话,大家争的是公事,只要不是深仇大怨,私人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看上去很人性化,只除了一点,就是所有人性化待遇都对共产党例外。不管是蒋介石、汪精卫还是冯玉祥,发现共产党都是先关后杀,而且经常诛连家属,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原因也很简单,同军阀或同僚的争斗属于内部矛盾,但同共产党的冲突则是阶级冲突,不是你把我全部杀光,就是我把你的阶级整个摧毁,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所以蒋桂战争也好,中原大战也好,蒋介石在共产党问题上,一直没有松过口。上海的共产党总部虽然藏得隐秘,但其实没给蒋司令带来多大麻烦,因为有向忠发、李立三几个脑残(后来还有王明)的配合,各城市的地下党组织都很主动地自我暴露,几个特务就能轻易地灭掉他们,真正烦人的是共产党的地方武装,那帮带枪的红军才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对叶茂根深的蒋介石来说,根据地本来不算什么大问题。除了红军实力弱小之外,主要是共产党经常乱成一团,总部同共产国际大打出手,底下也分成几派看不顺眼,经常在内部整得你死我活,相互声称自已才是真神,斗得不亦乎。

神仙斗法,最遭殃的都是凡人,具体到根据地问题上,倒霉的是钻山沟的毛泽东。

毛泽东自一九二八年就一直在苦苦支撑江西的根据地。虽然党中央老是下些脑残文件,但靠着国民党内战,总能避实就虚地生存下来,地盘开辟到了两广和江西的三十来个县,形成了最大的中央根据地。

这一片根据地极重要的屏障,是北面地势险要的井冈山,然而井冈山根据地却被自已人斗垮了。

当蒋介石打完中原大战,开始认真解决共产党的时候,袁子才和王佐联手拱卫、朱培德几次会剿都无功而返的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没有了。要说到没有的原因,必须先从一个名词谈起,叫马列干部。

所谓马列干部,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信奉马列主义的干部。通常来讲,只要是共产党员,只要大小当上个官,都能当马列干部。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共产党的干部们,都有着和其他党派不一样的气质,而且内部有严格的潜规则,使得马列干部们都具备一种独特的文化。要想理解那些在外人眼里莫名其妙的历史事件,就必须明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以及他们的运作机制。通俗一点来讲,所谓国有国法,帮有帮规,要知道堂口怎么上香,必须先明白香堂的规矩。

作为一名信奉马列主义的干部,不管官大官小,都必须要有起码的觉悟,那就是上级是代表组织的,组织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而对下级,自已则代表组织,可以无条件要求别人服从自已。服从的程度,视自已级别或跟高层关系而定,级别高的象向忠发,可以强奸、纳妾,级别比较低的自然只有忍气吞声,象被安排去伺候 的黄木兰。

普通党派里,大家也就是政治主张相同而已,每个人的生活是不受干涉的。但由于共产党的义务太过重大(为了全人类的终极解放事业),所以上级领导相应的权力自然也要无限放大。党员们结婚要组织批准,工作要组织安排,平时还要定期向组织汇报自已的思想,绝不能出现任何异端苗头,否则就是组织的罪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党员们活着要按组织(也就是上级领导)的旨意办事,连死也不能自已死,除掉病死、车祸一类可理解原因外,如果你出于某些原因自杀了,而上级又没有批准自杀的动机,那就算是叛党,属于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

活着过不下去,死了还要泼一身污水,当然是十分郁闷的事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也许你真的豁出去,认为人都死了,名声什么的可以不在乎,但只要你还有亲戚朋友或交情好的下属,最好还是为他们多多着想;因为叛党分子的罪名,是可以牵连九族的,要知道叛党分子的老婆孩子,那都算叛党分子。

也许有的人会说,我不掺和到政治里面,整天老实做人,按领导意思办事,不就可以避免冲突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人,大都是不懂政治的。

按领导意思办事,本身就是十分不靠谱的事情。领导的上面还有更大的领导,只要大领导看领导不顺眼,或者党要换一套政策、找一个替罪羊,你的领导就会成为大错误的代表,而你自然也就成了小错误的代表。

所以安心工作、不问政治,绝对不是自保的好方法,无数老实人都抱着这个想法栽进阴沟里,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活了下来。想要在风雨交加的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办法只有两个,要么当更大的领导,要么站稳路线,跟大领导搞好关系。

对上级要绝对服从,对下级有绝对权威,整天把最高道德挂在嘴上,吃喝拉撒都是共产主义需要,造就了一大帮性情顽固、擅长内斗的干部。事实证明,肯做缩头乌龟的人永远是少数的,大多数党员都想活得有点进步和保障,考虑到党交待的事情就那几样,靠踏实干活升官,那是相当的不靠谱,必须跟高层多拉关系,把同行踩在脚底下。

在这两个方面,我国正好都有着丰富的官场文化和整人传统。巴结领导自然不用多说,从商朝就知道给领导送美女(更早的记载也有),已经形成体系繁多、门派各别的拍马技术;而整人更是花样百出。对方说过话、写过字的,就挖空心思从文字里挑刺,即使什么也不说,也可以说他是心怀不满(腹诽),总之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为了兄弟我更好地奔向共产主义,同志你就委屈个几十年也是应该的。

封闭、自大,常年都在揣摩领导的心思、收集同事的把柄,一有闲工夫就斗来斗去,看上去十分散漫,十分脆弱。但事实上,由大大小小马列干部组成的共产党,在当年却是最具战斗力的团体,不仅地方军阀斗不过,连精锐中央军也屡屡吃亏,甚至后来面对强大的日军和美军,都能毫不胆怯地拼个你死我活,在全世界打出中国军队的声威。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是因为马列干部们虽然不地道,却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保证了团队的战斗力。

第一个特点,叫信仰。

不管内部如何争斗,共产党员们都是有信仰的,而且进了团队后,还要不断地学习文件、汇报思想,保证自已的信仰也能与时俱进,紧跟领导的节拍。在严密的团队组织和思想监控下,全党能以最高的效率向最高领袖效忠,领袖指东,大家就一齐往东,领袖指西,马上又一窝蜂向西,即使领导指挥是错的,也必须坚决执行,否则就是严重的右倾错误。在这一条保障下,整个党从中央到最基层的乡村,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十分好用。

 

孙中山是一八九四年上书李鸿章的,不是张之洞。

那一年他成立兴中会,矢志要求推翻清廷,但这样的内容显然不能跟李大人提。因此他在上书中,只要求改良内政,并希望得到李大人的资助重用,借机进入体制内活动。

如果成功,孙中山可以一步登天,从平民变成国务院总理的高级助手、青年后备干部,去欧洲考察学习后,回国从事重要岗位,有什么理想抱负都比较好实现。但问题是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李大人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没有工夫搭理小人物的投机,而再过一段时间,李大人成了举国痛骂的汉奸,孙大炮也不好意思麻烦他了,直接筹划在广州发动起义搞单干。

上书李鸿章失败,对孙中山是相当杯具的。因为就是在现在,想给国家总理递份报告,那也是难上加难;而在当年,孙大炮为了走关系、拉人脉,更是花尽了身边的积蓄,同各种社交名流搭上线,陪了无数笑脸才把几张纸送到李大人办公桌上。结果用光了钱,只换来不痛不痒几个字,可怜的孙中山只好回到上海,寄居在朋友宋耀如的家里。

这位宋耀如,就是宋庆龄的老爹,一直大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当然,他要是知道这位小两岁的老弟几十年后会抛弃原配老婆去泡他的宝贝女儿,估计砍死他的心都有…

信仰虽然好用,但毕竟有局限性,一旦有人思想不稳,受到诱惑产生动摇,那就要靠第二个特点来维持战斗力,叫做监控。

所谓监控,不仅指同事、上下级都在相互监视,随时找出可能利用的东西,而且连父母、夫妻、亲子都有义务,向党组织报告亲友的问题,一旦出现意外,要立即斩断亲情、划清界限。最可怕的是,即使你主动揭发、撇清关系了,在组织的档案里,你仍然和异类分子曾经有过亲密关系,也就永远是二等、三等公民,只要领导需要,可以随时往你头上踩一脚。

无比美好的理想,枯燥禁欲的生活,无所不在的监控和思想禁锢,随时随地的秘密检查,表面的道德楷模和内心的阴森防范,以及对声名家人的顾虑,使马列干部们面对高压时有极大的耐受性和反弹力,个个勇敢无比、相互合作尽力;但只要压力一小,便会立刻转入无穷无尽的猜疑和内斗里,走进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床异梦-同室操戈的四同之路中。

在江西的毛泽东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马列干部。

他必须一步步积累自已的经验和等级,直到有一天能跃上金字塔的顶层,成为马列干部们的领头羊。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他最重要的任务,是怎样在战争和内斗中生存。

其实,在蒋介石特别关照共产党问题之前,毛泽东的形势,还是比较有利的。

早在二八年七月,湖南省委派杜二愣子搅局的时候,在湖南平江,一个地下党团长发起了平江暴动,并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

湖南的发展环境显然没有江西好。在脑残的湖南省委直接领导下,红五军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经过将近半年的折腾,这个团长(现在是红五军军长)终于在二八年底,带着不多的部队来到江西,以“学习根据地建设”的名义同毛泽东会合。

对生力军的加入,毛泽东自然是大力欢迎。虽然来的红五军人马有点少,只有八百多人,但在损失二十九团之后,红军非常需要补充兵力,因此把红五军编成红四军第三十团,两军联合镇守井冈山;而毛泽东也想不到,他的命运会和红五军的军长紧密相连,两个人并肩作战几十年,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直到二十一年后庐山的某个夏天。

从湖南赶到江西的红五军军长,叫彭德怀。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会师庆祝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又一次进攻就开始了。这次吸取前几次不断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派湖南的何健统一指挥,湘赣两路大军一共十个旅、二十八个团,同时进攻井冈山,决心来场大会战,把朱毛红军打回原形。

从到井冈山起,毛泽东就一直在打仗。打到二九年的时候,他的红四军只剩下三千来人,红五军也只有八百疲兵,而何健调的人马却超过三万。骄横的何健不仅气势汹汹,甚至早在二八年十一月份,就在申报上登了新闻,详细介绍自已的进攻兵力、路线和番号,向毛泽东公然示威。

三万对三千,而且是正规军打游击队,形势又一次严重到极点。井冈山上马上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应对方案,最后决定采取内外线原则,红四军主力到外线进攻敌军后方,彭德怀则带领三十团和王佐的三十二团,联手守卫井冈山。

对这个作战计划,红五军的原班人马是有意见的。

他们才从湖南转战到江西,一路上伤亡惨重、吃尽苦头,没休息几天又要替红四军守山,可谓光啃骨头吃不着肉。但彭德怀的觉悟着实要高一些,他一面做思想工作,一面四处视察,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修最多的工事,应付敌人对五大哨口的进攻。

二九年一月,何健来了。

按照事先的计划,红四军主力三千多人,已经在一月十四号踩着积雪下山,负责吸引何健的主力,彭德怀则同王佐等人守在山上。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的计划不是不周密,策略也不是不高明,可是没有效果。

因为何健的人马,实在太多了。

看到红军分兵,何健并没有犹豫,他直接把大军分成两部分,一部打井冈山,一部追击毛泽东,而且兵力仍然很富裕。本来是围魏救赵,在十比一的压倒性优势下,硬生生变成了魏赵两线同头挨打。

何健有山炮、野炮、迫击炮,井冈山的留守红军连步枪都不够,不少人还是用大刀长矛和竹签,湘军又对井冈山的兵力摸过底,再也不会出现一发炮弹吓退几个团的好事。彭德怀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蹲在壕沟里跟何健硬拚。

一月二十六号,何健打到井冈山外围防线,直接进攻五大哨口。让彭德怀想不到的是,地势险要的黄洋界才打了三天,就被敌人抄了后路,井冈山门户大开,一下变得无险可守。

井冈山告急,是因为黄洋界失守;黄洋界失守,是因为有人找到敌军,愿意带他们走一条无人知晓的山路,通到黄洋界后方;而告密的奖赏,是区区两百个大洋。

彭德怀的防线就断送在这两百个大洋上。

随着黄洋界的失守,八百山、桐木岭、双马石也相继陷落,五大哨口只剩下王佐的朱砂冲还在手上。但对彭德怀来说,守不守朱砂冲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何健的大军正在长驱直入,他手下还有几百人聚在茨坪,不要说守山,逃出去都困难。

彭德怀一直很冷静。事实上根据地早就知道敌军势大,也早就估计到可能守不住,因此事先做过预案。此时没有再犹豫,彭德怀立刻带着残部撤出五井,翻山越岭冲出包围圈,争取同赣南的红四军主力会合。

井冈山失守了!

在历经三次大会剿后,蒋军终于冲进井冈山里,随即是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从红军伤员杀起,然后杀农会会员、红军家属,最后是普通农民,杀法也多种多样,充分反映出蒋委员长对屠杀平民的热衷和勇猛。在三民主义的血色疯狂下,三十万人的永新只剩下十万,九万人的宁冈只有三万五千幸存,而中心根据地则被反复烧杀十几次,几乎灭绝人烟。

按何健的想法,他把老百姓都杀掉了一多半,红军也被连根拨起,井冈山显然可以算是一扫而平,再也不会有共产党作乱了。但何司令想不到的是,毛泽东走了,彭德怀走了,王佐却仍然留在井冈山的深处,坚定不移地跟他躲猫猫。

在最危险的日子里,五佐带着三十二团的老部下,重新钻进了深山打游击。虽然他拚不过正规军,却打掉不少民团,又收容了一批失散的红军,一刻不停地隐秘恢复根据地。甚至那个为两百大洋出卖黄洋界的农民也没有得意多久,他还没来得及享受白花花的大洋,就被王佐抓了起来,一刀剁下脑袋示众。

而在井冈山下,彭德怀正奔在白茫茫的大道上,寻找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四军。

红四军的外线作战,打得也很艰难。

没有根据地支持,没有后勤补充,红四军没能引开何健主力,自已反而被盯上了。一月二十号,红军在大瘐同追兵接战,新上任的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发挥严重失常,部队损失很大,团代表何挺颖重伤,几天后落马身亡。

出师不利的红军只能步步转移。二月二号,他们又被赣军追到寻邬,林彪再次发挥失常,前委机关损失惨重;军部的伍若兰不得不带领战士突击,主动暴露目标掩护朱德撤退,自已却落到敌人手里,成了俘虏。

伍若兰的被俘,让朱德大惊失色,也让林彪感到无比的压力。因为伍若兰是朱德的妻子,换句话说,由于林团长的失误,他把司令员的老婆丢给了敌人。

虽然伍若兰是女人,虽然她已经怀有几个月身孕,但蒋委员长信奉的是三民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所以宽大待遇之类的东西,伍若兰是丝毫指望不上的。她在监狱里受尽刑讯折磨,最后乱刀分尸,肚里的胎儿也被拉出来剁成碎块,母亲的头则挂在赣州城门,作为委员长的战绩示众。

同前任团长王尔琢比起来,林彪显然还没有渡过适应期,主力团打得窝囊无比。朱德和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得下令部队分三路行军,由朱德、毛泽东、陈毅各率一路,相互策应,以防意外。

毛泽东快要疯了。

他的大军远离根据地,一切消耗都要靠缴获维持。接连的败仗不仅严重动摇士气,也严重损耗了弹药储备,如果不尽快打几个胜仗,整支部队就要被拖垮。

可他偏偏没有打胜仗的机会。红军十分需要打仗的信息,却没有电台和情报网支持,几千人被追着屁股打,前后发生了什么事一概不知道,除非他会算命,否则只能抓瞎。关键时刻,终于有牛人出马,抢来了一大堆报纸,给毛泽东当参考消息。

给毛泽东抢报纸的牛人,是贺子珍。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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