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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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历史书上留名的人,都是能力超出常人的人,即使是被大家嘲笑的向忠发,也是拿刀在码头上砍出来的大哥,并且还从斯大林那里忽悠到一个 头衔。这种人我们看不上他,他还看不上我们呢。

所谓政治,其实是利益和权力的分配过程。只是我朝一贯的宣传手法,总喜欢把权力跟道德联系在一起,好象获胜者是因为道德出众,而失败的一方肯定是品行不足。只是翻开我朝的历史,万人以上的冤案那是数不胜数,广大人民翻身做主的结果,是打破一尊塑像也会性命不保,大部分人更是饥寒交迫,穷得衣服也没几件。如果说这些都是因为,伟大领袖的个人品行不够,或者他老人家三观教育没有及时跟上,恐怕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就是在讲童话。

政治家的政绩跟个人品行没有必然联系。拿明朝历史来说,谁也不能否认徐阶、张居正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们的个人品行显然不如海瑞;当然现在也有人提出,海瑞身边也有侍妾,他的品行似乎也有问题。只是这些道德问题,并不影响他们间的权力斗争,同样也不代表政局的走势。明朝如此,现在恐怕仍然如此,是不以宣传为转移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红四军在古田召开党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明确规定红军是一支完成政治任务的武装团队,而不是单纯的军队,并推选毛泽东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在朱德和陈毅眼里,红四军的事情只是一个小插曲,过去就过去了。三巨头中的朱老大和陈老三同时接纳了毛老二,朱、毛、陈重新凝聚成牢固的铁三角,再度华丽变身为统一的整体,他们不知道的是,丢了面子的毛泽东深深记住了这个过节,一记就是几十年。

根据地越扩越大,生活也越过越苦。国民党虽然不搞进攻,却会搞封锁,而山区农村几乎什么都缺,不光是西药、军火一类东西运不进来,连盐都吃不上,经常有人在交通线上送盐被打死。。从前形容一个人过得苦,会说这个人经常啃咸菜,但要在根据地,谁家能天天吃咸菜,那绝对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因为盐已经成了难得的奢侈品。

一块干革命的人里,跟着蒋介石的都飞黄腾达,眼看着起洋楼、当司令,手上长枪短炮,身边马弁小蜜,顺利跨入高富帅行列;自已却蹲在山村同一帮农民扛红缨枪,连屌丝都嫌土。别人住高楼、坐汽车,电灯电话一应俱全,红军却是通讯靠吼,出门靠走,要说这也能代表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那真是有点难。

于是不少人开始对未来产生了怀疑。虽然不能说干革命不对,但至少是是革命的方法有问题,所以才会越过越穷。这种怀疑渐渐扩散,终于有一天,有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一块研究革命的方针问题。

这封信的内容很简单,是认为毛泽东建设农村根据地的想法行不通,农村实在太穷,养不活大批红军,应该采用流动战术,四处打游击,到处找饭吃。

每天都有人发牢骚,碰到普通的小意见,毛泽东是不必搭理的。但对这封送上门的信,毛泽东却不能不回,因为信的最后有署名:林彪。

在毛泽东最落魄的时候,林彪都能坚定地支持他,如今他却开始动摇,说明军心真的不稳了。如果不能及时消除大家的质疑,根据地将面临着瓦解的危险,革命也要迎来又一个低潮。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点起油灯、备足笔墨,静静地撰写给林彪的回信。在长长的文章里,毛泽东耐心而细致地告诉林彪:虽然现在的条件很艰苦、很困难,但绝不能放弃,因为全国就象大草原,红军则是革命的火种,不要看火种暂时很弱小,但发展基础非常雄厚,只要脚踏实地建设根据地,就能一步步站稳脚跟、占领全国。最后毛泽东充满信心地预言,成功就象远处已露桅杆尖头的航船、东方喷薄欲出的红日,只要坚持不动摇,就能迎来最终的胜利!

毛泽东写的是一封公开信,也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宣言。在那个寒冷的冬夜,他坐在破旧的阁楼里,就着油灯微弱的火光,放眼全国大势、粪土天下军阀,坚定不移地向每个人发出宣告:虽然我们只是小火种,但一定能把革命之火烧遍整个草原!

这封充满霸气与乐观主义的回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在后来的二十年里,毛泽东用无与伦比的军事谋略和政治头脑,一点点把火种播遍全国,终于把蒋介石的大草原烧得一干二净,迎来了最后的成功。

信写完了,天也亮了,红军的困难还在继续。

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十分有力,林彪等人的情绪暂时稳定了下来。但一觉醒来,涛声依旧,红军还是没有吃、没有穿,更要命的是,他们没有枪弹。

红军没有兵工厂,除了架个炉子打两把大刀外,搞不出什么能装备部队的兵器。建兵工厂需要原料、设备和技工,而这三样,毛泽东都没有。

根据地都是农村,钢材火药一类东西是不用想的,机床一类专用工具也搞不到,而且技术工人也找不到,不光是毛泽东,所有红军都缺枪少弹,也都束手无策。

然而这个困扰所有人的关键问题,在毛泽东写完给林彪的公开信之后,突然被解决了,解决问题的人,是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

袁王两个人一直很忙。

井冈山的防御工事重修,他们要管;赤卫队组织训练,他们要管;手下吃穿住用,他们要管;根据地保密防奸,他们还要管。先前只是管军事,到后来吃穿住用都要负责,连没有盐吃也归他们管,需要四处张罗。

虽然很忙,虽然干的工作很有成效,他们却活得很憋屈。毛泽东走后,特委的脑残们故意挑起土客籍矛盾,给他们穿小鞋,两边关系搞得很僵。大家毕竟都是红军,名义上特委还是井冈山的领导,有什么事也会相互关照一声–当然,也只限关照一声。

对枪炮军火的供应问题,袁王心里是很有数的,而且还有办兵工厂的打算。井冈山上没有设备,但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身为山大王,虽然不会玩机器,却可以找个兵工厂的老板,强行搞合资。

袁王看中的合资对象,是湖南民团头目罗克绍。

罗克绍是大土豪出身,带着几个县的民团同红军作对,而且自已有一个小小的工厂,不仅能生产子弹,还有机器设备,定期从长沙买火药、钢材等物资,每七天能产一条步枪。

这类原始的手工作坊,在蒋介石等正规军眼里就是笑话,根本上不得台面,但到红军那里,就是无比珍贵的宝贝了。步枪产量低一点不要紧,红军可以加倍收购原料、培训人手,哪怕一个月只产几条枪,那也是正经八百的真家伙,不是拿在手上唬人的梭镖。

总之,如果有可能,一定要想办法把兵工厂弄到手;而且光是抢设备技工还不够,重要的是罗克绍必须合作,替红军买火药钢材,否则光靠井冈山的石头大树还是白搭。事情最关键的地方,是要把罗克绍抓到手。

对红军来说,抓罗克绍并不是件很难的事。虽然罗土豪平时十分注意治安问题,缩在自已的寨子里不随便露面,但有一个相好的女人在茶陵附近,而茶陵有红军的赤卫队。

整整几个月,赤卫队都在四处打探罗克绍的行踪。


湖南客家地主罗克绍。太祖起家时分了他亲戚的田,他组织民团屡加抗拒,差点把革命事业都搅散了。因此解放后罗地主交出了所有田产,一家人住在土砖屋里,但还是没能逃过一死,毛泽东亲自拍去电报,要他的人头解恨。

当时罗克绍的亲戚提前给他通了消息,罗老头赶紧装死,又给自已立了空坟,逃到山洞里躲难。没想到公安硬是偷偷挖开坟墓检查,然后守在他家附近盯送饭的人,终于抓住了他,押到长沙枪毙。


一九三零年二月,春节,大雨。

赤卫队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罗克绍终于出了寨子,正在同相好的女人一块过节。袁文才带着一个连,从宁冈城星夜赶到了村里,面对大批荷枪实弹的红军,罗克绍没有多作抵抗,老老实实当了俘虏,兵工厂的设备、枪工也被运进了宁冈。

五花大绑的罗克绍魂不附体。他跟红军打过几次交道,知道自已手上有血债,以红军的办事风格,多半没有活命的希望。果然,几个人把他押到一间屋子里,在那里,他看到了可怕的对头袁文才。

袁文才看上去十分和气,一点杀意都没有。他亲自给罗克绍松了绑,然后摆上丰盛的酒席,招呼一块吃饭。

罗克绍也是明白人。他知道自已同袁文才没有交情,对方肯请他吃饭,肯定是有自已的想法,于是为了活命,他向袁头领表示,只要留一条命,做什么都可以。

袁文才满意地笑了。带着手下忙碌半天,年也没过好,就是为罗土豪的这句话。只要罗克绍肯替红军买原料,红军每个月都能多几支宝贵的钢枪,还能有大批子弹供应,相比之下,这顿酒席实在是太值了。

事情看上去很顺利,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仍然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那就是宁冈的赤卫队。


记得从前在看历史电视剧的时候,经常觉得那些大臣们可笑,皇帝再怎么昏庸,他们都是跪在地上诚惶诚恐,皇帝给点东西,就激动得磕头谢恩。我相信,大部分观众都是这么想的;我也相信,如果把时间退回那个朝代,大部分观众在琢磨的,肯定是怎么在朝堂上找个磕头的地方。

建国之后,文坛是受灾最重的地方,除了江青、姚文元等少数人渣外,其他人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死于非命,文人们往往全家受难,被迫相互举证、批判以自保。郭沫若身处高位,却并没有主动揭发他人,不管最高领袖如何示意,他都是装聋作哑,只管一篇又一篇地写些马屁文章,批判也尽量把矛头指向古人,或者是跟风呐喊,并不落井下石,在当时已经很难得了。

郭沫若不是不明白,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他把实话说出来,不仅自己要遭灾,对明白他的人也是一种灾难,因为那个年代的存身之道,只有跟风和人云亦云。他在家里教导自己的子女认真思考,结果一个儿子无法接受环境的虚伪而自杀,另一个被认定是反动思想关起来,本来周恩来把人保了出来,没想到文革时有人想害周恩来,又把人抓走了。

现在的人会嘲笑说,郭沫若天天颂圣,结果儿子被抓都不敢吱一声。他们无法理解郭沫若那种连累老上级的痛苦,当时周恩来已经四面楚歌,江青天天指使李讷去夺权,如果郭沫若找周恩来保人,周恩来碍于情面肯定会出面,但儿子临时过了关,周恩来却势必面对更大的压力,下一关是否能过得去,谁也不知道。因此郭沫若只能沉默地回家,抄写儿子的哲学笔记作为记念。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无行的马屁精,他的儿子不可能认识到现实的虚伪,也不可能有那些现在看来很正常、当时却离经叛道的想法;郭沫若更不可能为了保全总理而放弃救援儿子的举动。因为他见周恩来却一言不发,回去后面对老伴的责怪时,只说了一句话,这是为了国家好。

在那个把人变成鬼的新社会里,郭沫若没有变成鬼,仅此一点,他比很多人都强许多。


作为一个知名土豪,罗克绍同红军是有仇的,同赤卫队一类红军游击队更有血债在身上。宁冈赤卫队队长看到罗土豪不仅没有杀,还跟首长坐一桌吃酒,顿时火冒三丈,跑去要求杀掉罗克绍。

按理说这不是多大点事,只要解释一下也就能弄明白,无奈袁文才是绿林出身,平时作风比较粗暴,最近又跟特委在闹矛盾,心情十分低落。看到小小的赤卫队跑来指手划脚,袁团长没有耐心给他搞政策辅导,而是当着所有人的面白了他一眼,还跟着斥责了一句:你懂什么!

整个井冈山的根据地,就断送在这声喝斥上。因为赤卫队队长虽然不懂兵工厂,却懂得找领导打报告,马上特委就得到消息,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绍,图谋不轨。

既然有阴谋,那自然是要处理的,特委的马列干部立刻发挥想象力,构绘出一个可怕的前景:袁王都是斯大林讲过的所谓土匪头子,所谓出身决定本性,这两个人不论表现如何,都早晚要背叛革命;而土豪罗克绍同他们在阶级本性上是一家,手上又有血债,如果放任事情发展下去,形势是危险的,后果是严重的,措施是不能不采取的。

总而言之,一直想把他们干掉,好不容易找到借口,如果不利用一下,实在对不住自已;更重要的是,一个月以前,特委已经在湖南省委巡视员彭清泉的领导下,决定除掉袁王。

彭清泉,原名潘心元,湖南红三军代理政委,省委特派员,著名马列主义二杆子。

在接到特委接二连三的小报告后,湖南省委决定贯彻六大的革命精神,彻底除掉根据地的“土匪”问题;彭清泉的任务就是同特委研究,如何把袁王杀掉。

袁王的三十二团有一千人马、七百多条枪,平时防范十分严密。特委虽然官衔大,却只是几个围在桌子旁嘀咕人的角色,要想干掉两个人,硬来肯定不行。

不能硬来,就有不硬来的法子。很快袁文长收到命令,红军要集中兵力攻打吉安县城,决定把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袁文才任司令、王佐为副司令,请袁团长火速带三十二团前往永新集结。

老虎下山容易被狗欺负的道理,袁文才也懂。但手上的命令是不能不执行的,因为发命令的人,是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

毛泽东当然不知道有这回事,但他虽然不写信,有人却可以伪造他的笔迹。反正袁文长文化不高,王佐连字都不认识,只要毛笔写得潦草一点就能当真。

二月二十二号,袁文才、王佐率三十二团主力,来到永新城。

永新县城并不大,也没有兵营,所以特委十分自然地把部队安排在几个地方住;也很自然地,袁文才和王佐住的地方离特委很近,离部队却有点远。

有点远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发生变故,没有人能赶来支援。

既然要成立新纵队,自然是要商量一下的,于是特委召集大家开会。

袁文才、王佐同马列干部们的会,向来没有什么好结果,这一次也不例外。彭清泉指责袁王勾结土豪,袁王则抱怨领导们整天无中生有,欺负辛苦做事的人。

如果论业绩,当然袁王占优势,但一伙人斗嘴皮,袁王就不是对手了。加上特委干部们是多数,很快开会变成吵架,吵架变成吵大架,最后朱昌偕站出来宣布休息,两拨人满脸怒气地散会。

第二天,继续休会。

为了款待远道而来的赤卫队、红军,特委专门杀了猪羊,煮大锅肉办招待,丝毫不提昨晚吵架的事情;晚上虽然没有特殊娱乐活动,但也请了戏班子,专门搭台唱采茶戏。三十二团和其他赤卫队白天吃肉,晚上看戏,都以为是打仗前放松一下,完全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袁文才和王佐离开会场的时候,彭清泉并没有走,他让擅长搞阴谋诡计的特委书记朱昌偕带手下出发,立刻去找红五军军长彭德怀。

彭德怀是在深夜被叫醒的。朱昌偕和几个特委委员神色紧张地告诉他,袁文才、王佐勾结反动民团,要发动叛变,请红五军立刻派兵协助镇压。

莫名其妙从床上被叫起来,又是如此劲爆的消息,彭德怀十分惊讶。王佐和他是井冈山上同生共死的战友,特委的说法十分可疑,但几个领导一口咬定两个人是叛徒,最后竟然急得眼泪都下来了,苦苦哀求彭军长为了革命,一定要派兵去挽救局势。

为了整人,马列干部们是很有表演素质的,虽然大家都是成年人,但必要的时候,也会搞点不成年的把戏。红五军理论上是归特委领导,加上革命年代经常有叛变的事情发生,在朱书记等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恳求下,彭德怀终于答应,派第四纵队三百多人去永新,协助朱昌偕行动。

因为这个决定,毛泽东恨了他一辈子。

二月二十四号,凌晨。

三十二团吃完肉、看完戏,正在香甜的睡梦中,朱昌偕连夜带着红五军第四纵队赶回了永新,无声无息地在周围布防。朱昌偕一马当先,带着赤卫队员进袁文才屋里,袁文才还没来得及下床,就被乱枪打死。

听到枪响,永新城顿时大乱,附近的王佐知道事情不好,立刻在卫兵掩护下冲到屋外,抢上一匹马,飞奔出城。

王佐的动作很快,但城外已经埋伏了彭德怀红五军的人。可怜的王副团长拚死奔到城外的河边,才发现浮桥被人拆掉,只好抱着马脖子往河对岸划水。快到岸边的时候,预先埋伏的红五军突然从树林里钻出来,喝问口令。

王佐当然不知道什么口令,只能告诉对方,我是三十二团副团长,让我上岸!

等的就是三十二团!红五军立刻开火,把王佐打死在水里。

利用中央文件当借口、顺利除掉袁文才和王佐,彭清泉、朱昌偕精神十分振奋。本着害人害到底的精神,他们迅速把三十二团包围缴械,然后把平时跟袁王比较紧密的人全部当场杀掉,其他人酌情收编。


从主流表述上看,古田的风波是这么一回事,红四军离开毛泽东的领导之后,先后遭遇到一系列挫折,于是大家认清了正确的革命路线,重新团结在革命领袖毛泽东周围。但事实上,这件事的背后,其实有非常不简单的政治含义。

历史是很漫长的,历史书的篇幅却是很有限的。在浓缩又浓缩的章节里,任何一件小事都不会是某个人的拍脑袋决定,而是当事人综合考虑下属、小弟意见和利益后的综合博弈,古田会议也不例外。红四军的部下们跟毛泽东闹意见,是因为毛泽东独断专行;但朱德跟陈毅也同他过不去,绝非简单的性格问题,而是在红军作战方针上,毛泽东同上海的党中央有着根本的分歧。

前面已经说过了,上海中央对红军的要求那是天马行空,怎么荒唐都不稀奇。命令下到红四军,执行还是不执行就成了不能回避的问题。

作为党内地位不高的小字辈,朱德跟陈毅没有资格跟中央讨价还价,他们收到命令时的第一选择,是服从指示。当然,这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才是党性高的表现。

所有的领导或政权都是这样要求部下的。上级指挥下面却不听,带着兵往相反的方向跑,那叫枪指挥党,或者叫拥兵自重、军阀习气,后来的张国焘就是这种罪名。毛泽东手握大权的时候,最忌讳的也是这一点,哪个师长军长收到军令后敢阳奉阴违对抗中央,那是活得不耐烦了,整死你全家没商量。

总而言之,党的指示就该最神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罗章龙冤了一辈子,当年的好朋友毛泽东就是不给他平反。朱德、陈毅正是这一“正确”态度的典型代表。要命的问题是,毛 高高在上时,执行他的指示自然没有问题;现在他老人家还没上台,有党性就不能有他,有他就难免会没党性,要么犯组织错误,要么犯历史错误,实在是个坑死人没商量的问题。

因为我党向来主张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所以陈毅和朱德都执行上海中央发来的正确指示,并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只是在明确发现,执行中央精神会死得毫无价值之后,他们才发生了动摇,并决定让毛泽东当新的前委书记。这绝非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比他们正确那么简单,而是毛因为毛泽东的党内地位远远高过他们,如果上海发现红四军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毛书记可以、也愿意担下责任去处理,比他们直接对抗中央要强许多。

所有的这些规程和考虑,有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即使明白过来,也只会用毛泽东永远正确、其他人永远不正确的框往上面套,并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出来。因为有的人理解能力就只有这一点局限,活在这个小圈里他觉得很自在,一旦看到有什么东西脱出了框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慌,怕被异端毁掉了自己的快乐感觉。其实呢,也就是无知而已。

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严令他人必须跟自己一样无知。


在彭清泉等人眼里,所谓革命干部,就是把上级当成神供起来,同时对下级随意无法无天。袁王虽然死了,但三十二团作仍有一部分守家部队留在井冈山,既然已经斩了草,对残余土匪顺便除个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于是特委下令,由彭德怀派部队前往井冈山,追剿三十二团。

从前红军到井冈山的时候,当地老乡都会热烈欢迎,但这一次红五军来时,才发现周围的人对他们脸色都不太好。有一次他们问农民有没有看到王佐的反叛部队,那个农民冷冷地说:我不知道王佐反叛,我只知道红五军反叛了!

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摇摇欲坠,彭清泉的自我感觉还是非常良好。在他眼里,袁文才和王佐冤不冤不要紧,老百姓是不是支持也不要紧,甚至三十二团该不该剿灭都不要紧。既然自已是领导,就有权代表组织生杀予夺,有权逼别人按自已的想法办事,即使事情办得不对,那也是在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上必要的小插曲,完全不需要考虑责任问题。彭领导不知道的是,王佐面目全非的尸体已经送回井冈山,由他哥哥安葬完毕后,收拢剩余的部下,准备报仇。

很快,关在井冈山的罗克绍被放回了茶陵,红军最急需的兵工厂自然成了泡影;接着罗克绍在湖南衡阳的报纸上登出通电,宣布井冈山的部队集体向南京政府投诚,同红军势不两立。

朱培德、吴尚几度会剿都没能拿下的井冈山,竟然自相残杀后主动投奔国民政府,蒋介石十分高兴。虽然忙于准备中原大战,但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接受了投降,然后封官许愿、支援枪炮,不让红军再进井冈山。

毛泽东苦心经营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一帮马列混混玩残了。从此时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出大陆为止,红军再没跨进井冈山一步。虽然屡经攻打,但红军始终冲不破井冈山的严密战线,最多是打到黄洋界山脚,然后看着熟悉而险要的地形,灰溜溜地败退下来。

袁文才和王佐被杀的消息一传到赣南,毛泽东就知道大事不好。

以特委那帮脑残的素质,本来好好的关系都能搞得你死我活,要他们政策攻心、做好善后工作,显然超出智商范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人,一定会跟红军翻脸。

自已费尽千辛万苦、同朱德呕心呖血建起来的根据地,几万大军都打不垮,几个特委干部跑来指手划脚,硬生生给整垮了,而且比全军覆没还要惨,是全军投敌。从此红军不再有北面的重要屏障,只能靠临时开辟的根据地,应付下一轮进攻。

丧失亲密战友和根据地,已经非常让人恼火,而更让毛泽东怒不可遏的,是那帮特委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央文件是不会错的,袁王是必须镇压的,至于根据地的反水,则说明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土匪,所以才不能正确对待领导的英明决策,暴露出叛变革命、与人民为敌的本来面目,跟自己没有丝毫责任。

总之,损失是必然的,教训是深刻的,自已是不会错的,如果要说有错,那也是动手太晚,没有及时火并三十二团,让土匪们占领了根据地。按马列干部们的说法,不仅袁王早就该杀,毛泽东长期同土匪合作、没有及时剿灭土匪头子,也值得好好批评,要处理就该处理毛泽东,别人没有责任。

三零年十二月,彭清泉前往温州开会,途中被国民党逮捕、枪毙。

作为谋杀袁王的首犯,他是死得最早的,也是死得最痛快的。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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