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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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同中国开战、把帝国拖进外交危机,显然是十分严重的事情。日本外交部马上找到首相若榇,要领导出面,把事情压下来。

若榇也知道事关重大,于是要陆军部出面,搞定关东军的异动,具体负责人是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

在知道关东军的计划后,两个大将的第一反应和若榇一样,不同意。

所谓不同意,不是不想吞并东北,而是没有把握。

日本军人不是和平使者,天天做梦都想从哪里抢点东西,门口过辆粪车也要追上去尝尝咸淡,要说他们不想建功立业,那是骗人的鬼话。帝国陆军参谋本部早就订下了军事方案,采纳石原的满蒙战略,早日把中国的东北、蒙古并入日本版图。

虽然参谋本部已经有想法,但石原的计划还是略早了一点,因为按军部的要求,一年以后才能采取行动,这样准备会比较充足,时间也比较宽裕。

首相若榇要陆军大臣南次郎解决问题,陆军大臣就让参谋部长金谷去办。金谷范三身为大将,自然不会亲自跑去东北找小小的中佐,他也选了一个使者传达命令: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

身为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的军衔是少将,从职务、资历上讲,石原都比他矮好几头。因此金谷相信,石原一定会听建川的话,放弃他的计划,老老实实地按军部的指示办事。

金谷大将万万没有想到,看上去很正常的事情,执行起来却很不正常,因为建川虽然是金谷的手下,却不是听话的手下。

经过板垣等人的动作,参谋本部早就形成了一个“满蒙行动”小圈子,平时同石原一直保持密电来往,建川就是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之一。让他去劝石原放弃进攻,等于让狐狸劝黄鼠狼不要吃鸡,纯属无用功。

虽然是无用功,建川在表面上还是要尊重一下领导的。接到命令后,他马上做了几件事,一是让参谋本部的俄国班通知石原消息败露、叫他快点动手,二是订船票从东京去朝鲜,然后再坐车到沈阳。

从东京到沈阳,坐飞机只用几小时,但建川非要不辞辛苦地绕弯子,前后要花三天时间。这种做法的意思很明显,石原你要么在三天内开展行动,要么就只能等我来沈阳,然后给你传达指示。

箭在弦上,射不射你看着办吧!

当参谋本部密电送到石原桌上的时候,所有人都炸开了锅。

建川是九月十五号出发的,如果没有意外,他到的时候,是九月十八号。也就是说,十八号的时候,如果还不能采取行动,一切将前功尽弃,只能从头来过。

石原很头痛,几个同谋也很头痛。要想调动关东军、全面进攻东北,没有关东军司令点头是不可能的,可新上任的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并不是他们的人。

人手、物资调配不及,司令官也态度暧昧,石原只好召集同伙们,紧急开会研究。会场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开到凌晨两点,什么结果也没有,最后板垣决定,用算命的方式决定。

在所有人注视下,板垣坚起一支铅笔,然后看它倒向哪边:左边是断然行动,右边是待机而行。

铅笔倒向了右边,意思很明确,取消行动,一切延后执行(其实就是不执行)。

正当大家都舒了一口气的时候,有人站了出来,脸红脖子粗地表示,不管铅笔倒向哪边,都要行动,你们不干,我自个干!

说这句话的人,是官阶最小的今田新太郎,大尉。

作为新毕业的菜鸟,今田本来是没有资格同大佐坐一张桌子的,只是因为有共同的理想(侵略抢劫),才攀上交情、成为亲密战友。但会开到了这个时候,今田的表态实在太猛,让几个前辈都感到脸上无光:一个才入行的小强盗都勇于抢劫,几个资深前辈却要当缩头乌龟,还有没有职业精神了?!

没办法,今田大尉敢顶撞板垣大佐,板垣大佐就只好勇于顶撞金谷大将,于是会议决定下来:准备三天时间,三天后行动。板垣负责迎接建川,然后坐镇沈阳;石原负责呆在旅顺,及时“帮助”本庄繁下决心开战,今田负责带队行动。

三天后,是九月十八日。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上,最有名的三次“下克上”事件之一“九一八事变”,就此拉开序幕。

虽然全日本都在讨论如何吞并东北、占领蒙古,但在东北军那头,仍是歌舞升平、气象雍容,因为东北军的总领导张学良,此时正在天津吸毒。

张少帅已经快成废人了。

毒品,醇酒,美女,很快就磨尽了这位民国高富帅的体力,连和人多谈几分钟话都十分吃力,整天靠打吗啡针维持生活。东北加华北的军政要务已经快要管不住,只能勉强交给亲信打理,总之一个信条,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凡事能拖就拖,能混就混,千万不要闹出乱子来。

张作霖在的时候,他还能靠着大树乘凉,现在张作霖死了,他自已就是大树。又要割据江山,又要吃喝嫖毒,张少帅的追求如此多样,最后也只好什么都凑和着来。只要床上有美女、身边有针管(注射毒品)就万事大吉,天塌下来他就挖个地洞等着。

在张学良的凑和下,全中国装备最精良的东北军迎来了他们的危机,也是全中国的危机:九一八事变。

九月十八号的夜晚,一切都很平静。

蒋介石早就告诉张学良,对日本人的挑衅,必须尽量忍让、不能发生冲突;张少帅也一再下过命令,日本人如果挑衅,必须“避免冲突”,绝对不许闹出事来。

领导既然有要求,下属当然是照办。沈阳的东北军主要是北大营第七旅,也是张学良的嫡系王牌。这个旅下辖三个团,共有一万多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轻重武器一应俱全,实际战力超过一个师,是东北军的绝对主力。但在十八号晚上,绝对主力第七旅的旅长、东北军少壮派军人王以哲,并不在军营里。

王旅长经常不在岗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毕竟军营很无聊,而沈阳城里的娱乐设施又比较多,晚上出去放松一下,也是工作需要。

王旅长走了,剩下三个团长当然也有自已的生活,全都离开了军营,在沈阳城里享受生活。一万多人的军事重地没有负责领导,没有指挥,只有睡觉的大兵。

晚上十点,石原动手了。

在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上,一个爆破小组鬼鬼崇崇地安着炸药,具体技术指标是要炸断铁轨,但不能影响列车通行。在爆破专家指导下,炸药很快安放完毕,然后,起爆。

随着爆炸声响起,爆破小组立刻把消息报告给沈阳的板垣。板垣立刻以代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出差视察去了)的名义,宣布扫荡北大营、进攻沈阳!

收到命令,开会时坚持要打的今田大尉下令,手下川岛中队全力进攻,目标是沈阳北大营。

当今田下命令的时候,他心里是相当没有把握的。

北大营有东北军第七旅一万多人,拥有大炮、重机枪等武器和各种工事,天亮后还能调飞机助战;而他的川岛中队一共一百零五人,只有随身的步枪。

一百零五人打一万人,基本上不会有胜利的希望,说句寒碜的话,就是派去打一万多头猪,都可能被活活踩死。他派这个中队出战的时候,压根没想过能打赢,只是让这帮小兵去送死而已,目的只有一个:让石原能多一点理由,劝本庄繁对东北军开战。

于是在稀稀拉拉的喊声中,一伙日本兵冲进了北大营,开始见人就杀、见房就烧。

旅长不在岗位,团长不在岗位,大部分军官都在城里花天酒地,可怜的第七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旅参谋长还在军营里。

参谋长不是旅长,自然不能擅自做主,于是打电话请示。一级级请示到北平,张学良倒也不完全是废物,本来在戏院里看戏,听说沈阳出事,马上回办公室开会。

日本人在不停地杀人放火,手下的士兵都在哭嚎,北平在紧张开会。开会的研究重点,是日本人想干什么。

很明显,对石原的想法,张学良和他的下属是比较麻木的。经过重重研究,大小元老加上少帅都认为,日本人不过又在闹事,想从东北弄点好处,最后还会回到谈判桌上来;至于吞并东北,张学良实在没有想到那么远,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这种事情都象是神话。

领导既然得出这种结论,其他人自然是连声附和,所以给第七旅的命令很快就下来了:无论如何,不许抵抗。

收到命令的时候,第七旅已经成了地狱。

虽然只有一百多日本兵,但这伙人着实可怕,见人就杀,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捅,完全不象正常人的样子。东北军的士兵不是孬种,无奈枪都锁在库房里,上级的命令却是严禁给士兵发枪、严禁抵抗,任凭日本人缴枪占营房,如果要杀,就挺着死,绝对不能反抗!

这是一道震惊中外的命令,具体来说,就是三个字,不抵抗。

于是一万多东北军乱成一团,哭喊着四处逃散,后面是凶神恶煞的日本兵。终于有一部分中国兵忍不住,抢来枪械靠在东围墙上开火,把日本人压下去,其他人趁机向东围墙靠拢,好不容易才从缺口逃了出去。

此时沈阳城早已乱成一团。日本领事馆的领事森岛也是莫名其妙,赶紧到特务机关处看情况。面对本国外交领事的质疑,板垣大佐冷冷地说,张学良破坏南满铁路,本人代关东军司令下令反击。

森岛还想说什么,旁边的军官嗖地一声拨出了军刀,于是森岛只好闭嘴,看着这伙军人胡作非为。

板垣在沈阳大打出手的时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正在旅顺出差。

因为不知道底细,收到沈阳的电报时,本庄繁十分紧张。一会是铁路被炸,一会是进攻北大营,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根本不清楚。

于是旁边的石原上场了。经过一番细致入微的解释,本庄繁终于明白,原来是手下私自调动军队,要占领沈阳。

沈阳是东北军大本营,如果闹出事情来,关东军就要对四十万东北军(华北也有东北军部队,可以入关增援),这个责任,无论如何他担不起。

前思后想,本庄繁不敢答应石原,但在此时,板垣的电报又来了:经过“苦战”,沈阳的守备队已经占领北大营,平田联队也向沈阳城发起进攻。

如果打输了,本庄繁还要犹豫,现在大获全胜,那就啥都不用说了。接到报告,本庄繁想了几分钟,然后点了头:“这件事由我负责,你们去干吧!”

石原大喜过望,立刻对全体关东军下了总攻命令。

九月十九日,关东军正式进占沈阳。由于沈阳军警接到不抵抗的指示,早就全部撤出,没有任何抵抗。

九月二十一日,关东军继续进逼,东北军继续逃窜,长春、吉林市都被占领,辽宁和吉林省全部沦陷。

所有人都对张学良的反应感到奇怪,也为他缺心眼的“不抵抗”命令而恼火,甚至连石原都不大相信,自已的虚张声势,能起到如此大的效果。

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全中国都很迷惑,石原也很迷惑,但仅仅过了一天,他就知道了谜底。

占领沈阳的关东军不光缴获了大型军工厂、缴获了他们没有的坦克飞机,还冲进了张学良的官邸。在保险箱里,他们找到了一堆收据。

虽然是少帅,也是要给人送保护费的,而且数目都不少。鬼子一共搜出五十三张收据,每张都有几万,最多的是五十万,总共加起来,有一千多万元。

收钱的人,是日本大小政要。

政治要人也是人,也要吃饭买房养情妇,手头也会经常很紧。虽然张学良怕洋人,但他有钱,所以蒋介石能收买他,他就依葫芦画瓢,用钱去收买日本人。

关东军先前再凶再闹,日本的政客却是在东京打过包票的,张学良则傻傻地相信,那帮人能约束住日本军部,保证东北的平安。五十三张收据,就是五十三份保险单、五十三条潜规则,只要不爆发全面战争,日本的政客就能压住军部,让张小白脸继续吸毒喝酒泡美女,过他的幸福生活。

现在,所有的一切花样、取巧以及侥幸,都在石原的咄咄逼人下,现出了原形。

短短三天时间里,几十万东北军面对少数日本铁路守备队,不敢开枪、不敢开炮,不是溃散就是逃跑,全军撤往锦州,把土地全部扔给侵略者,把人民留下作亡国奴,如此缺德败家的行径,震惊了所有中国人。

军阀混战忍了,苛捐杂税忍了,没完没了的剿共也忍了,能纠集几十万大军打内战,却对付不了一小批日本人,民国政府到底是什么东西?

打倒卖国贼!打倒张学良!立刻出兵抗日!

收复失地!!!

日本全国欢呼庆功,中国舆论一片沸腾,张学良和蒋介石则在紧急开会。

东三省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奋起反抗,辽宁、吉林已经全面陷落,日本强吞东三省的形势十分明显。收复失地还是苟且偷生,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件事上,大多数人都认为,东北之所以沦陷,是因为张学良对东北军已经丧失了信心;广大东北军打内战可能没有问题,但不能跟洋人打,不管是俄国人还是日本人,总之外国人都很厉害,一碰就会腿软,所以他们只好逃跑。

这个结论说它对,那是相当正确,因为不少东北军的表现确实如此;但要说张少帅因为这么简单的原因就逃出了东北,还是不太妥当的。毕竟张学良也是血雨腥风走过来的人,不可能被几个鬼子吓倒,说到底,这件事里面涉及到一个严肃的问题:要跟关东军开打,就要和日本宣战,这个责任谁来负?

所有人都知道关东军只有一万来步兵,但大部分人都没想过,把这一万多日本人干掉了,日本天皇、日本军部和日本大本营会有什么反应?

别人可以不想,张学良必须想,因为从第一时间起,他手下那帮拥兵大佬们就在跟他一块做课题研究。且不说他们不知道关东军是违命行事,就算是违命,现在杀了一万日本军人,全日本要不跟他们死磕,那叫见鬼。

张学良不敢负责,因为广大东北军的官兵们不会买单,至少那些拥兵大佬们肯定不会同意;他们宁可跑到华北挤地盘,也不愿意冲在第一线拼命,现在就看蒋介石的了。要东北军出手可以,蒋介石的南京中央必须以国家名义出面,军事支持东北军向关东军开战、全面收复失地。

对东北军来说,这是一个折衷的选择。毕竟东北是他们的大本营,当年张作霖拚了一辈子,最后还为这点地盘被炸死了,如今几天工夫丢得精光,总司令也从名牌高富帅变成了万众唾骂的卖国贼,如此巨大的落差,不管是谁都不大容易接受。

但对蒋介石来说,局势却是非常蛋疼。

东北不是他的地盘,所以丢了对他影响不大;可作为全国领袖,必要的威信也很关键,一声不吭任日本横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于是张学良和蒋介石都想到同一个问题:如果同日本开打,胜算有多大?

这个问题,石原也在认真考虑。

关东军违反军部命令擅自行动,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用“叛国”的罪名送上军事法庭。他现在声名大震,只是因为对方不敢抵抗,一旦醒过神来同他玩命,一两万关东军人生地不熟,根本不是四十万大军的对手。

日本的全国欢呼,军部的点头称许,全都是因为他没有打败仗,一旦前线战报不利,他就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也就是说,他的全部赌注只在一件事情上:蒋介石和张学良不敢开战。

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并不知道内幕。

在这两个人眼里,关东军之所以胆大妄为,一定是有日本军部的支持;如果跟关东军全面开打,就意味着同日本的战争,也就意味着要把全部实力填进去,打一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这种决心,张学良固然没有胆量下,蒋介石更加没有。

虽然经济危机后的日本实力极弱,全国未必能坚持一个月的战争经费,但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不愿意豁出去赌这一把,因为军阀的实力一旦损耗,就会有别的军阀取而代之。张学良怕蒋介石吞并,蒋介石也怕其他人打劫,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把身家性命押在这么大的冒险上。

石原和他的关东军,充其量只算是一只小狐狸,但却借着背后日本军部的虎威,而中国并不明白,老虎和狐狸有时并不在一条战线上。

在关东军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先怂了,他对东北问题的见解,是万事忍让,外交解决。

既然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既不出兵又不出钱,张学良自然也不肯单独出血对抗日本,苏联又没有交情可拉。于是他宣布,东北军继续不抵抗,任由日本在东北横行。

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决定听上去无比荒唐、败家败国,却是作为一个军阀,最符合眼前利益、也最能让各派势力接受的选择。所以在若干年里,他们相互保存实力,终于败掉了东北、败掉了热河,险些连华北也搭进去。但是不管局势有多危急,张学良始终是东北军的首领,受到众多元老的拥护;蒋介石也始终是中央军的领导,受到各路军头的拥护。

也因为他们这些符合眼前利益的选择,所以中国在几年后,陷入了同日本的全面战争。局势从此一发不可收,直到这两个精明的人和他们精明的部下,全部被轰出历史舞台。

刚刚占领东北的关东军统治并不巩固。虽然努力扩军,把退伍兵和警察全部紧急召进队伍,也只有三万人马,而且东北各地的土匪、民团、警察和流散军人全都组织起来成立义勇军,如果东北军及时反攻,还是可以收复失地的。但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不愿意得罪日本开战,结果自然是义勇军虽然又义又勇,却得不到任何支援,只能被分散剿灭。

手握几十万大军,却不肯牺牲一点实力保卫国土,全国舆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话,类似怕死鬼、卖国贼一类称呼,全都自动飞向两位大领导。面对激烈的群众情绪,蒋介石十分淡定地推出了他的新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口号,古人也有类似说法,意思是把内乱平复了,才有实力抵抗外敌。蒋介石在七月份提出这个口号,认为国家主权经常受侵犯,是因为中国的内部不够强大,必须先把国家安定下来,然后才能抵抗列强。

七月份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进攻东北,所以蒋介石研究内政外交,影响都不是很大;但等到九月份,日本人已经端着刺刀打进国门,赤裸裸地宣布吞并中国领土,蒋介石仍是一副欠别人钱的样子,号召大家要忍辱负重,不管日本人如何肆虐,都只能打内战、不能打外战,就不大象话了。

古人提出的安内,是加强内政建设、团结对外,蒋司令的安内,却是把政敌全部杀光,大家闭上眼睛跟着他走。蒋司令建设内政的水平大家都看在眼里,日本人的军事水平世界也都看在眼里,傻子都知道蒋司令比不上日本,指望他全面赶上日本,然后再打进东三省、收复全东北,基本上要等到他转进台湾。

所以全中国都十分不满意,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则态度坚决,总之日本是强大的、东北是可以丢的,日本却是不能开战的。

抛开怯懦无能的张学良不论,蒋介石的决定实在是一生中的最大败笔,因为作为国家元首,或许欺男霸女、或许独裁贪婪,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他有最基本的义务要履行,叫做守卫国土。

所以东北的马匪名声再差,只要奋起反抗日本人,老百姓依然给他们送钱送粮、卖命支持;而蒋司令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据说简朴得紧,只是不愿带头收复国土、忙着打内战巩固地盘,全国就都戳他的脊梁骨。

但是不管舆论如何谴责,蒋介石的主意是不会变的,于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任务,就落到了南京的外交部身上。

军人手持枪炮都办不了的事,要由外交官们穿着西装去完成,难度可想而知。中华民国的外交官们确实十分努力,确实收回过不少主权,但要他们让连军部都不听的关东军退兵,还是有些异想天开;这次工作的难度,直接超过当年五四运动时,日本对山东的侵略。

最先领到任务的,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正廷。

作为外交部的元老,王正廷曾经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列强慷慨陈词,也在南京政府纵横开阖,争取到主权、关税上的巨大权益,号称革命外交推行人。但身经百战的他接到任务时,还是感觉十分罩不住,因为政府的要求已经大大超出了外交部的工作能力。

眼前的任务不是几张公文纸,它是全天下最重的重担,也是最黑的黑锅。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王正廷咬着牙准备担起责任来。只是没有想到,他虽然有报国的决心,终究还是没有报国的机会。

因为他被打伤了。

全国人民的愤怒不是一两句话、不是论坛上发点牢骚,而是燃烧的雄雄烈火。各地都有人往南京赶,只为一个目的: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出兵。集体散步的群众在蒋介石那里得不到结果,只好蜂拥赶往外交部。

按照五四运动的惯例,日本人搞侵略,必定有中国人做内奸,北洋军阀时代的外交部长卖国,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肯定也卖国。

于是愤怒的人群全部冲进外交部,不由分说,抓住王正廷就打。可怜的王部长年近五十,冤枉挨了一顿痛打,全身重伤三处、膝盖严重骨折,差点留下残疾,只好黯然带伤辞职。

十二年前,他在巴黎和会同顾维钧等同仁力争主权,十二年后,他被当成卖国贼的代表痛打。所谓弱国无外交,不光是指弱国的外交不好干,弱国的外交官也不好当。

王正廷走了,外交部却不能走,能挑起重担的人,只剩下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

说起来民国虽然一塌糊涂,但是乱世出人才,随便拉个人出来都是光芒四射,比现在的外交部发言人强得不是一星半点。作为美国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施肇基从清朝起就肩挑重担,先是给湖广总督张之洞打工,再给清廷办外交,在列强中间周旋;民国成立后一直战斗在内阁外长、驻美大使、驻英公使等要害位置上,从来都是绵里藏针、不辱使命,日本被逼着退出山东,就是他同顾维钧不显山不露水干的好事。

如今面对愤怒的全国、麻木的领导,还有凶猛的日本,施肇基深知肩头担子的份量。虽然他没有兵马,没有枪炮,但决心在国联会场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同日本一决高下,这也是身为外交官能尽的最大本份。

九月二十一号,中国在巴黎向国联递交申诉,要求国联理事会出面干涉日本的侵略行径。

作为一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联在当年可谓一言九鼎,任何国家如果开罪国联,往往意味着英、美、法等国家的联合制裁。虽然日本军人目空一切,但日本政府心里是有数的,日本岛国资源缺乏,制裁就意味着进出口断绝、意味着挨饿,意味着失去能源后全国瘫痪。

因此日本政府也倾尽全力,要求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务必解释清楚,日本对东北事件的所谓立场:带兵占领别国领土,是为了和平和友善、迫不得已的举动,国际社会必须理解和承认。

日本人虽然脸皮厚,其他国家脑子并不进水,于是很快地,国联通过决议,日本必须在十月十六号退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

对国联的决议,芳泽代表日本政府承认有效。

有效,就是说关东军要全面退出东北,恢复中国的主权,然后向中国道歉,讨论赔偿问题。

作为外交官,芳泽要遵守国际法规,所以必须接受决议;但是他虽然接受,日本政府却不能接受。

从石原出兵的那一刻起,日本其实已经有了两个政府,一个是首相、内阁组成的公开政府,还有一个是为所欲为、利令智昏的隐形军人政府。在天皇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军人政府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直到取代公开政府,全面进入军国主义状态。

早在中国向国联提交申诉的时候,石原等人就决定,为了在外交上好看一点,可以通过成立“满州国”的方式间接吞并东北;当然帝国军人们也表示,能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实在是来之不易,大家都是“含泪”做的让步,外交部千万不能再往后退,否则就是卖国。

对石原的花样,首相若榇心知肚明。但是他使唤不动那帮丘八,只能继续去找南次郎,让他传令,严禁关东军参与什么“满洲独立运动”。

南次郎倒是很有军人的觉悟,马上给关东军司令部发报。收到电报的参谋看到内容觉得不爽,直接把电报扔到一边,根本不给本庄繁传达。

于是关东军继续胡作非为,首相莫名其妙,日本代表在国联满头大汗。

施肇基每次开会,都在愤怒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而且提醒所有会员国,日本在直接践踏《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如果听任日本搞下去,大家今后都别想过安宁日子。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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