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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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方的愤怒,日本代表芳泽的工作就简单多了,除了照本宣科念几段谁也不信的文稿,就只剩下擦汗。

于是国联再次表决,要求日本撤军。这一次,不管有理没理,芳泽还是咬牙投了反对票。

十四个国家表决,十三票同意,只有日本的一票反对。但是要命的是,国联成立的时候有要求,决议必须出席的全体国家一致通过才有效,所以只要芳泽不同意,就不能制裁日本!

南京政府的国联外交,终于碰到了石头上。

十一月十二号,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大会。很明显,这次大会是冲蒋介石来的。

东三省已经丢了两省,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还在苦苦支撑一角,但南京中央没有给他发一分钱、一粒子弹,失守只是时间问题。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两个人,一个叫蒋介石,一个叫张学良。开会的人也豁出去了,个个都态度激昂,要求收复失地。

面对国内、党内一浪高过一浪的愤怒,蒋介石仍然稳如磐石,因为他知道,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都不会下决心开战,那些代表们只有毫无实力的愤怒,和浮云没有区别。

蒋委员长心里想的是一回事,现实却是另一回事。蒋介石死活不肯松口,国民党四大还是给了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代表们硬是通过决议,要求蒋介石亲自率兵北上,收复东三省。

面对全国人民的质疑,面对全党的不信任,蒋介石脸上也挂不住了。他在会场上慷慨激昂,催人尿下地当众发誓:今后一定要以诸葛亮、岳飞为榜样,精忠报国、抗日到底!

然后他走出会场,退缩依旧。

而在国联,施肇基的压力也一天比一天大。在否决制裁决议后,日本反守为攻,突然宣布,同意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进行调查。

施肇基正在努力促成各国对日本禁运、制裁,日本的缓兵之计等于把他的努力化解于无形,所有的一切又要重头开始,围绕调查团进行下一步工作。而且最要命的是,时间拖得越久,日本的占领就越巩固,可日本的做法符合国联要求,他没有理由拒绝。

没有坚定的政府,没有军队的支持,施肇基虽然背靠青天白日旗,却只能一个人孤单地同整个日本帝国作战。

十一月二十六日,国联决定,派中立国观察员组成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调查。

对国联的决议,施肇基已经倾尽全力,虽然不算外交胜利,却也没有失分。但他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安排调查团的事,就有一伙人找上了他。

找他的人,是所谓的爱国同胞,或曰,爱国流氓。

听到国联没有要求日本撤军,而是派调查团,许多不懂外交的人都十分恼火,认定这个决议是卖国决议。

国联既然通过卖国决议,国联的代表自然就是卖国代表。一伙中国留学生没有本事去东三省打游击,没有时间去学习外交形势,却有勇气去打外交官。他们打听到施肇基的住处,然后冲进去对五十多岁的老外交官拳打脚踢,边打边喊:“打倒卖国贼!”

不管是几十年后打砸日系汽车,还是在三十年代殴打外交官,某些愤青都在做同一件事:以爱国之名野蛮,以爱国之名无知,以爱国之名伤害中国。

十二月五日,施肇基因伤辞去国联代表职务,黯然离开巴黎。

所谓大政方针,就是一句空话。例如所有封建帝王都会说,官员们要清廉,天气应该和顺,世界一定要大同;而施政的结果,永远也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横征暴敛,直到最后民不潦生。就是蒋介石,也是三民主义或革命不离口。
一个领导人不管口号或方针有多好听,如果最后总是搞得民众生活困顿、全国营养不良、四处冤假错案,自己却装得没事人一样,那就是扯蛋。但最扯的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死活认为,领袖只要口号喊得正确就没有责任,至于他施政的效果如何可以不用管。

王正廷走了,施肇基走了,但该来的人,还是要来的。

国联的调查团要来,必须有人接待这个调查团,中国要接待,日本也要接待。

日本方面负责接待国联调查团的,是后来的远东国际法庭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作为关东军的爪牙,土肥原已经在华北筹划了多年,专搞特务活动,想方设法在中国设钉子、搞分裂。可以说是十处起火,九处敲锣,只要是关东军搞阴谋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

对国联的反应,土肥原和石原都觉得很正常,外交部的反应也很正常,如果谁都一声不吭,那才是不正常的事。国联既然要查,土肥原就决心把水搅浑,让所有人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强占别国的领土,奴役别国的人民,却要所有人相信,关东军的做法是正义的、是合法的、是为了世界和平和友好,如此胡诌显然比较有难度。但土肥原相信,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找到能办事的人,而合法吞并东北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

在土肥原找上门之前,溥仪已经憋屈了很多年。

从两岁时候起,他就是全中国四万万奴隶的主人,高高在上、君临天下。还没等到懂事,就在六岁的时候,一个叫袁世凯的胖叔叔派人告诉他,自已已经不再是皇帝了,他的家产也改了名,由大清王朝改叫中华民国。

废皇帝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虽然溥仪还可以住在紫禁城,每年有民国政府的几十万银元抚养费,但整个小朝廷已经威风不再;加上内部贪污严重,只能天天卖文物支撑空架子,在旧房子里混吃等死。

如果只是混日子,溥仪也还能接受,每天在屋里看看书、写写字,没事欺负小太监;但民国政局实在太飘摇,想在小朝廷混日子,也经常碰钉子。先是八岁的时候,应各界要求,袁世凯取消了他在宫里发告示、审判用刑的权利,并把警卫换成了民国护军;接着在十一岁,大忠臣张勋派兵复辟被打出北京,他只坐了十二天龙椅就被轰下台,连紫禁城也挨了一颗炸弹。

十八岁的时候,溥仪结婚了,这一年年底,冯玉祥派兵打进故宫来,把他赶出紫禁城。昔日的皇上刚刚新婚宴尔,突然就成了丧家之犬,一路逃到日本公使馆,最后在天津租界找到安身的地方。然后在二十二岁,他的袓坟被人挖了,挖坟的人叫孙殿英。

为了发财,孙殿英派手下炸开了乾隆、慈禧的陵墓,然后大肆抢劫,把宝贝全都挖走,装进自已的腰包里。

不管是什么人,被挖袓坟都是晴天霹雳的大事,然而溥仪却无可奈何,因为孙殿英是军阀,而且把挖来的宝贝分给了蒋介石等更大的军阀。尽管报纸拚命谴责、政府表态一定要严办,到最后却只是不了了之,只留下几个痛哭流涕的遗老遗少。

先是没了工作,再被赶出房子,接着又挖了袓坟,溥仪对民国的态度,终于由不喜欢、不招惹变成了一辈子不能释怀的愤恨。痛定思痛,溥仪认为,自已之所以受人欺负,是因为手上没有兵权,所以想混出人样、想不受欺负,就得有兵权、有地盘。

仿佛象雪中送炭一样,溥仪想拉自已的兵马,立刻就有人找上门来,跟他弟弟溥杰一见如故,天天打得火热。

找溥杰拉交情的人,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

虽然还没打中原大战,但张学良已经是四大公子之一,民国著名的高富帅代表。弟弟能跟张学良攀上交情,溥仪也很高兴,尤其是张学良认为,溥杰的军事天分很高,不妨进东北讲武堂深造,跟着他混有出息。

东北军虽然不是正宗政府军,也算一支响当当的队伍。然而溥仪和溥杰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事情很快明白过来,张学良看上溥杰,不是因为溥杰有能力,也不是溥仪会搞关系,而是溥杰的老婆很漂亮。

换句话说,张少帅偷了皇弟的老婆还嫌不够,竟然打算让溥杰把绿帽子一戴到底,所以才推荐溥杰去东北的大本营,好方便他就近私通。

眼看大事不好,溥仪只好让溥杰离婚,把弟弟送到日本去,总算没闹出笑话来。

国仇、家恨、祖坟被挖,加上弟弟被戴绿帽子,溥仪的前二十五年如果说过得不憋屈,那是比较憋屈的。而且张学良虽然对不住溥杰,却一点不跟他们见外,占领北京后,张学良只要缺钱,就去故宫拉文物倒卖,据说卖了几百箱宝贝,毫不心疼。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弥留的时候,张学良曾经礼节性去探望过他。面对绣花枕头的少帅,孙中山充满忧虑地说,东北处在苏联、日本两大势力之间,国家责任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担子非常重。

也正是一九二五年,被赶出故宫的溥仪在日本警察护送下,躲到天津的日本租界,《京报》主编邵飘萍立刻评论说,日本人愿意庇护溥仪,是对中国东北有领土野心,企图扶持这个废皇帝做傀儡。

孙中山很快逝世了,邵飘萍也死于张学良他爹手里。不幸的是,他们的预言都先后得到了验证,甚至几十年后溥仪还在感叹:邵先生的话说得真准啊!

随着国民党几派军阀之间勾心斗角、大打出手,东北军的拙劣水平很快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疯狂盗卖祖宗的文物,把钱送到日本政客那里,最后却丢了东北,充分证明了奉系军阀在“国家责任”面前的真实能耐;而在丢了东北之后,舞台上的主角很快就轮到了溥仪。

一直以来,溥仪都是那个干瞪眼的角色。故宫是他的老家,有人却玩了他的弟媳,又去老家偷东西,把他当成十足的傻瓜,而昔日的皇上只能在天津租界里咬牙切齿。

正当溥仪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时候,土肥原找到了他。带着满脸亲切笑容,土肥原和颜悦色地表示,东北本来就是满清的地盘,现在关东军已经赶跑了张学良,请他回去当皇帝,日本愿意帮助他建立一个崭新的满洲国。

皇帝也有白送的?面对天上掉下来的超级大馅饼,溥仪十分激动。但他压制住自已满心的喜悦,提出了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
“在你来以前,你们的天津总领事已经找过我了,他要我别去满洲搞建国。”

溥仪的表态让土肥原十分恼火。他直白地告诉溥仪,日本外交部是不算数的,甚至日本首相也是不要紧的,只有日本的天皇说话才管用,而天皇支持的,是他和他背后的关东军!

看到对方如此殷勤,连内部机密都交待出来了,溥仪也是大为感动。于是日本外交部的嘱咐就成了耳旁风,关东军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搞满洲国,而是如何搞满洲国。

搞小阴谋最重要的是保密,但溥仪的素质实在太差,很快事情就泄了出去。顿时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溥仪卖国求荣、认贼作父,而最紧张的,是蒋介石。

溥仪如果真的去东北做日本人的儿皇帝,东北的领土就等于彻底断送在他任上,不管以后如何辩解,历史书上有这一笔,总是大大不光采的事。以蒋介石的性子,对这种不识相的人向来是不需要客气的,一支手枪就能解决问题,偏偏溥仪住在日本租界里,防范十分严密;而且天津是张学良的地盘,蒋介石的特务虽然能干,却没有攻打租界的本事。

蒋介石只好派人给溥仪传话,劝年轻气盛的小皇帝不要去东北,而且保证恢复民国的优待条件,让他到北京或南京选个地方养老。

蒋介石认为,自已已经十分慷慨大度,但在溥仪眼里,这实在不算什么条件。被勾引的弟媳、被赶出宫的屈辱,加上被刨的祖坟,所有一切都让他对民国充满仇恨。

正当溥仪犹豫不定的时候,有人送了一份礼物给他:两筐水果,里面藏有两颗炸弹。

送水果的人,据说是张学良。

这件事到最后也没个结论。有人认为是土肥原的反间计,有人说是保安搞的鬼,但也有人认为,炸弹就是张学良放的,因为以张少帅的智商,搞这种事毫不稀奇,要他拿点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出来,才是比较稀奇。

不管炸弹是谁送的,总之溥仪见过炸弹,立刻下定了决心:离开张学良控制的天津,去东北投靠日本人。

从天津到东北,坐飞机只要几个小时,坐火车或轮船也很方便。但溥仪发愁的是,虽然他不用排队买票,也不担心路费,但出门还是比较困难。

天津是张学良的地盘,张少帅当然不希望溥仪从那里去东北,占自已的老家。日本租界里或许比较太平,出了租界后会有什么事就不好说了,那个年代又没有发明直升飞机,总不能让皇上坐着风筝逃跑吧。

所以还得让特务想办法。

好在土肥原功底深厚,平时拉拢的地痞流氓也很多(物以类聚),有日本的,有朝鲜的,也有天津本地人。很快这些人就收到一笔赏钱,让他们带着枪冲击政府部门,包括警察局、电话局、办公楼等,总之就是去闹事,动静越大越好。

镇守天津的除了警察,还有张学良的保安队,不少是东北军直接换身衣服改编的地方部队,几个混混用手枪就想打下来,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但土肥原并不担心结果,他只需要警察们分心就算达到目的。

不出土肥原所料,天津的警察、保安们碰到突然攻击,果然十分紧张,赶紧收缩兵力四处应付。趁着混乱,溥仪皇上躲在汽车后备箱里逃出城,坐着轮船去了东北。

从这一刻起,溥仪的身份不再是中国的末代皇帝,而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

接走溥仪、东北建国,土肥原精神大振。本着趁热打铁的精神,他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决定,在天津也来一场事变,从张学良的华北再挖一块地盘出来。

石原决定吞并中国东北的时候,关东军有一万多人,准备了整整两年才动手;而土肥原在华北动手时,整个日本驻华北军队只有几百人,准备时间更短,只有十天。

虽然条件比较有限,土肥原却十分有底气,原因很简单,他相信张学良不敢对日本动真格的,所以只要敢闹事,就能弄到好处,至少不会吃亏。于是在接走溥仪后几天,天津的混混、流氓们又一次从日本租界里冲出来,四处放枪,号称要拿下天津。

事实证明,混混毕竟是混混,同正规军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有日本人帮着放枪打炮,仍然是不堪一击,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

混混们不成器,华北驻屯军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趁机向关东军求援,宣称东北军在天津攻击了自己,要关东军帮忙。

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被军部这帮滥人搞得焦头烂额,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要求约束军队,不能继续搞小动作,以免把国家牵到外交危机里去。但有天皇的支持,无法无天的军部根本不把文官集团放在眼里,本庄繁接到华北的电报,立刻下令关东军向天津增援,同时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布兵,要拿下锦州、攻破山海关,然后从侧翼支援天津。

锦州,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大门。

十八年后,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率领之下,带着能拉出来的全部家当,倾尽全力进攻锦州。尽管锦州城防坚固,尽管守军有海陆空支援,仍然没能挡住林彪的攻势。随着锦州的攻克,东北的国军在几天内全面崩溃,然后大军挥师关内,短短一年时间内解决全国战局,中华民国黯然谢幕。

而在十八年前,兵精城坚、固若金汤的锦州,是张学良手上的要塞和堡垒。

不管是东北军从华北反攻东北,还是关东军从东北进攻华北,大兵团想要进退自如,都必须先掌握锦州。因此关东军一向锦州方向派兵,张学良立刻紧张起来。

在把老爹奋斗一辈子才拿下来的东三省丢光之后,张少帅把东北军大本营设在锦州,由东北军元老张作相任代理司令。十几万大军装备精良,华北还有接应部队随时增援,天进地利人和都在手上,小小的关东军立足未稳,想要拿下锦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况,锦州一丢,东北就彻底失去了收复的希望。

关东军陈兵大凌河的时候,全国正在群情激昂,东北军也是愤愤不平,争相要求打回老家;而张学良则一面吸毒,一面强打精神,收拾从自已手上烂掉的摊子。

日本的形势越来越坏。原来的若榇首相约束不住军部,只能倒台走人,新上任的犬养毅已经七十多岁,勉强找了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当陆相,处理同军事相关的问题。

荒木贞夫,日本极右法西斯军人代表。

他最典型的的主张,是把政府高官全部收拾掉,由天皇带领军人胡作非为,杀遍亚洲、征服地球,什么国际秩序、伦理道德都不在考虑之列。先前正是在他的命令下,本庄繁才得到一批又一批援兵,在锦州摆开决战的架式。

犬养毅选荒木当陆相,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希望他在陆相的位置上,能约束军队、缓解紧张局面。有了荒木的结果,却是日本军队越来越没有约束,对中国越来越嚣张,国际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外交官们的努力下,国联又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必须从东北撤军、恢复到事变前状态,并派调查团调查。

对国联的决议,日本军队连看都没看一眼。

英国美国法国都不是慈善家。所谓无利不起早,为中国东北去跟日本打仗,这种事他们是不干的;而苏联的斯大林早就同张学良翻脸成仇,要斯大叔发挥国际主义精神、义务为小白脸看家,似乎也不大可能。

而在南京的蒋介石实在是个不靠谱的主。自九月份以来,他给张学良的建议,除了隐忍避战,就是静候外交裁决,总之打是不可以的,如果跟日本人打起来,忙是肯定不帮的。而且蒋大哥说话算话,一直就没往他帐户里拨一分钱、一粒子弹。

对蒋介石的自私自利,张学良看得很清楚。两年前中东路的惨痛教训表明,蒋大哥不仅不会帮他打仗,还会对他赖帐,南京中央要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

而全国老百姓也看得十分明白。因为大家都记得,这两位军阀为了私利,一年前刚跟别人打了一场中原大战,一百多万人杀得天昏地暗,直到最后成功上位,一个当了总司令,一个当了副总司令。

而今在一万多日本人恐吓下,他们一枪不发,丢掉大片国土,每天要求大家忍气吞声;更可恨的是,蒋司令一面带头装孙子,一面还在拚命打内战。

如果蒋介石能说话算数,自然可以对全国的情绪置之不理,从后来的情势来看,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要命的是,三一年底的蒋司令,说话不一定算数。

蒋介石在南京死撑场面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反蒋势力已经集结到一起,在广州另起炉灶成立中央,此时趁机高举抗日大旗,处处拚命拆台。由于有粤军等地方军阀助威,蒋介石拿他们没办法。

一面是气势汹汹的日本人,一面是汪精卫天天逼宫,四面八方都有老百姓指着脊梁痛骂不已,蒋介石终于发现,自已的宝座不知不觉已经成了火山口,每在上面多坐一天,自已的屁股就烧焦一分。

内外交困,蒋介石十分头痛,于是在安排好退路后,蒋介石施出了他的绝招:下野。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号,中华民国海陆空总司令蒋介石宣布辞职,回浙江老家休养,所有的摊子全部交给汪精卫、孙科等人收拾。

不抵抗、打内战的蒋介石下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坚决要求抗日的汪精卫,大家都很振奋,汪精卫也很鸡动。不费一枪一弹赶走老对手后,他兴高采烈地来到南京,住进梦寐以求的总统府,然后很迅速地,汪 发现自已和蒋介石一样,只能呆在办公室里发愁,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

蒋介石虽然下岗了,但南京的国民政府并没有集体下岗,每个月还要照常发工资、发活动经费,要给军队发军饷。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大概需要两千来万元。

两千来万并不是大数字,问题是国民政府能筹到钱的地方只有南方几个省,其他地盘都是军阀的,而蒋介石走的时候,把钱都用光了。

应该说委员长的帐目还是比较清白的,到处都要用钱,因此到处都要发一点,并没落到自已口袋里,汪精卫也抓不着把柄。可经过蒋介石这一搅和,汪 就成了穷光蛋,不要说当领袖,连明天能不能交房租都不好说。

没有军队、没有地盘,空手上任的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着急;但最着急的,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因为他孙公子的职务比较特殊: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

从理论上讲,大小部门都该找他要工资,而孙公子的白条,在那个时代是不大好使的。

没有钱,就等于啥也没有,孙科反复搭了几次台,一点效果也没有。

当然,汪精卫、孙科等人虽然没有钱,国耻还是不忘的,上任不久,就召开了国防会议,研究增援张学良的问题。

在汪精卫等人看来,各路地方军阀平时都嚷着要抗日救国、痛骂蒋介石卖国,现在蒋光头倒台了,正是北上锦州、收复东北的大好时机。即使不能全部收复国土,至少也得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干一仗,不能在父老乡亲们面前丢脸。

孙科踌躇满志地开了会,然后才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自已想象的那样,自己又特么被忽悠了。

从前大叫大嚷的军阀们终于坐到了台上,然而他们却全都认怂了,不是说没钱,就是说没有武器。总之抗日是可以的,出力是不可以的,孙院长办啥事都行,就是别找我办事。

于是南京的会开了一个又一个,口号都喊得震天响,却没有一点实际的东西,焦头烂额的张少帅除了电报,什么也没收到。眼看蒋大哥倒台、孙小哥又不出力,张学良的自信终于下降到极点:凭什么你们不出力,光要我守卫国土?!

面对关东军的挑衅和其他军阀的冷漠,张学良实在没有勇气单独同日本开战,事实上东北军另外几个军头也不会支持他开战。内交外困之下,他终于又做了一个既缺德、又缺心眼的决定:
既然日本人想拿下锦州、巩固东北,那就把锦州送给日本人好了,这样东北军还可以安然稳坐华北。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十几万东北军满乘四十多个军列,从锦州撤向一百多公里外的山海关,从此名震一时的东北军彻底被赶出家乡,大部分人再也没能回去过。

对张学良的决定,东北军元老们始终支持。

得知东北军不战而逃,南京政府终于疯了。

兵力远远强过对手、日军还根本没有进攻,居然把最重要的要塞拱手送给敌人,这是谁都想不出来的事情,然而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集团硬就是干出来了。如此勾当说是卖国贼都抬举了他们,因为所谓卖国贼,那是要得了好处才能算的,而张少帅不仅没有拿到好处,反而赔了一大片地盘。

南京政府从孙科起,几乎认识张学良、攀得上交情的,都拚命说好话,劝他不要撤出锦州。对这些嘴上好听却没有实惠的电报,张学良很是给了点面子,他十分诚恳地表示,本少帅只是地方部队,无力对抗强大的日本国,所以只能撤退。

张学良的回答换成白话,大概是这样一句话:你们这帮孙子号称中央政府却不出头,凭什么要我东北军出头?!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他们越过坚固的要塞,没有遭到一点抵抗,因为武器比他们精良、人数比他们多的东北军,已经抢先逃跑了,唯一没有逃的,是张少帅手下的公安队长,黄显声。

黄显声的名字,在中国并不很响亮,但如果提起《红岩》里被蒋介石长期关押、最终杀害的小萝卜头一家,很多人都会有印象。

黄显声,就是小萝卜头的父亲。

作为张学良手下的警察头子,黄显声一贯就是铁汉风范。日本人没来的时候,他带着警察打土匪,十分彪悍了得;日本人来了以后,他带着警察联合土匪打日本,更加勇猛无比。在他看来,土匪固然可恨,但日本人尤其该杀,国仇面前,内部矛盾可以先放一放,大家联合起来保卫国家。从那些警察部队开始,东北各地纷纷组织起抗日队伍(成分极杂,包括警察、东北军官兵、土匪、学生及一切肯抗日的人),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东北义勇军;再到后来,这支义勇军又组成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叫东北民主抗日联军。

十八年后,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国歌就叫《义勇军进行曲》。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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