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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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是闸北的守将,调到吴淞和宝山后,就带着手下天天钉在长江口。步兵守阵地、炮兵打军舰,虽然火力不强,但也能给日本人带来不少麻烦。

炮台要塞守卫的是上海侧翼,本来属于后方,但前线一撤,后方就成了前方。翁照垣也知道情况危险,可要命的是,敌人已经占了他们的退路,呆在要塞还有工事掩护,跑出去就会暴露在日军火力下面。本着白白送死不如奋力拼一把的精神,翁照垣眼睁睁地看着大部队撤走,然后带着手下誓死守卫、绝不投降。

白川也知道吴淞要塞有中国兵。打到这个地步,一个旧炮台里的几个守军已经不再重要,随时随地可以用炮火轰平。他没有在炮台上浪费时间,而是考虑如何继续包抄,重新吃掉中国军队。

其实在七丫口登陆的时候,白川已经想到了下一步,并且本着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精神,派了一支部队进攻翁照垣防区里的侧翼:宝山。

宝山,是包抄上海的大好地方。

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时,英军就是在宝山登陆,后来逼着清廷签下《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正所谓强盗所见略同,英国人看中的地方,白川也很看重,如果在宝山登陆,即使守军撤出了一线,他仍然可以再划一个包围圈,把二线国军重新包抄起来。

白川的计划十分凶悍,因为在他划包围圈的时候,宝山还是一座空城。或者说,只有一些算不上兵的兵:义勇兵。

本来在宝山是有正规军的。为了确保侧翼,驻军有一个营加一个连,但日军对吴淞炮台一直不放松,翁照垣只好挖肉补疮,一点点把兵调到炮台;等白川想起来的时候,宝山县城已经调空了,剩下几个编制外的民兵,全称叫上海市民义勇军。

在生活和网络中,我看过很多对上海男人的地域攻击,不少人说他们小气、怕老婆,而且软弱没有骨气,遇到事情就往后缩,属于娘娘腔的典型。

对这些评论,我一直觉得很无聊,因为在看到这些言论之前,我先看过上海男人在日本兵面前的记录,而最出众的,便是上海市民义勇军。

当日本兵在上海大打出手的时候,上海市民除了替守军站岗送饭、背送伤员,还成立了义勇军,同正规军并肩作战。

打仗是专业差事,从射击投弹到战术动作,都要经过专业训练才能学会。义勇军里的退伍兵纷纷上了战场,剩下两百多普通市民没有任何军事素养,十九路军也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于是让他们先集合训练,有了经验再安排差事。

集合训练不仅辛苦,而且吃穿住用都很艰难。这伙上海小市民在一个叫王屏南的义士带领下,每天坚持出操训练,在前线传来的激烈炮声里挖战壕、躲飞机。翁照垣也知道义勇军困难,无奈十九路军家底实在太穷,拿不出象样的装备,左拼右凑只找出六十条枪,勉强让义勇军扛上充样子。

翁照垣对这支扛着梭标、步枪的民兵并不歧视。换防吴淞的时候,他带着义勇兵也去了后方,本着一线部队要放精兵的原则,他把民团一直扔在后方,先是在嘉定,后来又调到没有战事的二线城市宝山,继续训练。

二月二十九号,白川无声无息地准备去七丫口登陆时,另一批日军也坐着船来到了宝山,准备在地图上划第二个圈,把漏网的中国军队也兜起来,一网打尽。

因为吴淞一直吃紧,翁照垣不得不四处抽兵增援,白川进军宝山的时候,县里只剩半个排的正规军,一共十八个人,所有地方都只能靠市民团维持;而外面的长江江面,已经能看到日本炮舰来来往往,随时可能登陆。

翁照垣也知道宝山地方关键,但吴淞炮台也不敢放松,他能给王屏南送去的最后一点支援,是几箱手榴弹。

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兵舰,王屏南带着两百来号人,志愿守在宝山,他们所有的武器,是几箱手榴弹、六十条枪,还有守军先前埋的九颗地雷。在近乎绝望的形势面前,这些上海男人没有一个退缩、没有一个溜号,全部在敌机盘旋下坚守岗位,按几天前的训练挖好工事,静静等候敌人的到来。

二月二十九日整天,日本兵舰忽而炮击县城,忽而四处移动,王屏南也紧张得满声大汗,沿着长江来回巡视。又要抗击突然登陆,又要严防汉奸闹事,可怜的王屏南忙了一天一夜,筋疲力尽。

三月一号,日本人继续逼进。

此时十一师团已经在七丫口登陆,植田师团在江湾大打出手,整个战线全面吃紧,自然不会给二线派任何援兵。下午的时候,宝山江面的兵舰突然集结起来,黑洞洞的炮口全部对准江岸,很明显,鬼子要在这里登陆。

真正的考验来了。

几架飞机开始对江岸轰炸,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江岸冒出股股硝烟。上海市民队冷静地躲在掩体里,一声不出,没有暴露目标。

对民兵们在炮火中的表现,王屏南十分满意。

火力侦察完毕,日军按照标准程序,开始登陆。吃水深的炮舰靠不上岸,日军纷纷坐着小船冲击,正当他们靠上陆地时,义勇军开火了。

虽然只有六十杆枪,精选出来的民兵枪法却很好,不仅打死不少登陆的日本兵,还干掉了火轮上的水手。日本兵措手不及,继续往岸上冲锋,又碰上守军的地雷。

其实守军埋的地雷真心不多,但是位置选得实在太好,正是最适合登陆的地段;加上志愿兵的排枪打得又密又紧,大家还狂扔手榴弹,登陆的日军误以为中了埋伏,晕头转向地从岸边撤了回去。

日军是下午进攻的,打到这时已经是晚上,黑灯瞎火地形又不熟,只好退到江上,等第二天再登陆。岸上的王屏南和民兵们当然是十分兴奋,甚至觉得日本人也不过如此,还在盘算着第二天再捞一把大的。但到了夜里,翁照垣邓给王屏南发去了最新指示:立刻撤退。

王屏南有点气闷,可是翁照垣的回答十分紧急:先别问了,快撤!!!

义勇军们只好从宝山一路撤下来。到嘉定后他们才知道,大部队已经走了,如果他们不及时转移,就会被日军包围歼灭。而让他们离开的翁照垣并没有走,仍然守在吴淞阵地上,那时他已经陷进了绝境。

命令完宝山的部队撤退,翁照垣心里十分平静。他知道,自已只要守住阵地,就能拖住日军,能吸引越多的敌人,主力就越有时间转移。按照常理,第二天白川应该大打出手,拨掉身后的钉子,而他和众多士兵的生命,大约也就在这一天截止了。

三月二日,吴淞炮台的守军擦亮为数不多的几门旧炮,把步枪上好刺刀,等待日本人的进攻。整整一天里,望远镜看得到人来人往,膏药旗晃得眼花,就是没人理睬他们。

翁照垣希望牺牲自我保全大我,白川却看不上他。

吴淞要塞已经是囊中之物,随便派一支后卫步兵就可以拿下,没有必要耗费宝贵的前锋兵力。白川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赶紧让十一师团进攻嘉定,植田的部队快点通过上海赶到真如、南翔,重新划一个包围圈,尽可能多地吃掉对手。考虑到第十四师团还在船上没有登陆,白川的兵力并不占压倒性优势,实在不值得为一个破炮台停下脚步。

蔡廷锴忙着撤退,白川忙着追击,吴淞口就成了漏网的小鱼。

三月二号,深夜。

吴淞守军在工事里等了一天,日本人根本没理会他,不用吟出今夜你会不会来的诗句,翁照垣心里也明白,敌人晚上是不会来的。

在炮台里等死,无疑是不愉快的事情。翁照垣不是不想走,只是退路被日本人断了,走也走不掉,这时旅参谋长劝他,还是撤吧。

根据参谋长的分析,虽然日本人占了退路,但那批鬼子是前锋部队,肯定都在忙着进攻,不可能修多少警戒工事,出其不意地杀出去,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是全部战死,也能干掉不少鬼子,总比蹲着让炮弹炸死强些。

听到参谋长的最后一句话,翁照垣很是心动。考虑了一阵后,他下定决心,全军撤退。

三月二号夜里,吴淞炮台的守军无声无息地集结,分成两个纵队,穿过日军战线向后方转移。

守军的行动并不顺利。因为分散四处,集结起来相当费劲,计划十二点行动,但迟迟找不齐人,翁照垣的汗都快下来了:再有几个小时就要天亮了!

一直磨蹭到凌晨两点,部队终于悄悄收拢,趁着夜色强行军。从地图上看,不管是左路的庙行还是右路的杨行,都是鬼子防区,白天可以看到膏药旗到处乱晃,随时可能同敌军交火。但奇怪的是,他们虽然经过不少要地,却都是悄无声息,也没有什么警戒,走了很久时间,才在身后听到激烈的枪炮声,仿佛有人在浏河一带夜袭。

既然日本人在另一头打仗,翁照垣当然不会客气,两路人马急行军几个小时,平安赶到嘉定会合。大家碰头的时候,都有死里逃生的感觉:昨天多亏友军夜袭,他们才能撤回来啊!

翁旅长能平安脱险,蔡廷锴当然十分欣慰。但翁照垣的说法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因为夜里并没有人去袭击日军。

没有人,难道碰到了鬼?

翁照垣也是莫名其妙,直到负责警戒的一个步兵排赶到,他才明白,原来那支“夜袭队”,就是自已安排警戒的后卫排。

这个排负责后撤警戒,动作比别人晚,黑灯瞎火又没有卫星导航,结果在夜色中走散了。几个人转来转去,不知不觉转错了方向,突然看到前面有灯光,还有人在做饭,缺心眼的吃货排长以为找上了大部队,就凑上去想蹭饭,没想到是一伙鬼子。

深更半夜碰到敌人,两拨人都十分受惊,大家没有坐下来一块吃饭的交情,自然是掏出枪就打。倒霉的排长赶紧命令手下疏散、利用地形还击,鬼子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也拚命开火,严防对手偷袭。

借着火光,晕乎乎的排长终于反应过来,原来自已走反了方向,现在的地方不是嘉定,而是浏河!

一身冷汗的排长赶紧校正方向,然后考虑脱身问题。他的运气很不好,因为他黑灯瞎火乱走,撞上的是日军一个小指挥部,而日军在受袭后立刻做出反应:夜袭的肯定是吴淞的翁照垣旅主力,四周部队立即支援!

中国军队火力虽然贫弱,夜袭的劲头还是很足的,早在江湾日军就领教过,现在指挥部受袭,自然不能怠慢。要命的是夜色浓厚,大家又不敢点灯,只能拚命打黑枪,陷在包围圈里的后卫排停了一会,发现几伙日军都在相互打枪,但好象都不是对自已的方向。

既然敌人还在火力侦察,那自然不好随便打扰。后卫排重新认准方位,偷偷地闷声往回跑,在几小时比马拉松还辛苦的强行军后,他们竟然奇迹般地赶上了大部队。

蔡廷锴十分感动。翁照垣的炮台守卫队,是一线部队里最后撤出来的死士,他马上安排火车,把所有人拉去苏州,让精疲力竭的官兵们好好休整。

一个多月来,翁照垣都在指挥部紧张指挥,不得休息,终于在苏州得到了放松,找到一个地方洗澡。在紧张的战场上,因为个人卫生问题得不到解决,他的身上已经养出了小小的生态系统,各种吸血昆虫都在里面和谐生活,把他咬得到处红肿;当泡进热水里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水面上竟然飘起了一层小生物!

守卫吴淞的部队脱离险境,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但翁照垣不知道,当他还在嘉定休息、准备坐火车去苏州的时候,他的上司蔡廷锴和张治中正在面对又一次危险,险些就要全军覆没。

三月二号翁照垣能突围,是因为鬼子忙着赶路;而鬼子之所以要赶路,是因为白川在地图上重新划了一个圈,要从后方再次迂回包抄,解决中国军队。三月三号的时候,白川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停火令,一个是进攻令。

白川的做法看上去有些精神错乱,但其实并不是他脑子出了毛病,而是两个命令的对象不一样。停火令是应付首相的,进攻令才是自已的真实想法。

虽然前线一片奏捷,东京的日本首相心里很清楚,上海的仗,不能再打了。

日本全国一共十七个师团,为了消化东北、镇守朝鲜需要五个,现在上海又调去三个半,国内兵力是捉襟见肘,说句寒碜的话,再打连看家护院的人都没有,万一维稳不力出现群体性事件,天皇都得跟着大家逃难。加上东北还没有消化好,国库十分紧张,多打几个月工夫,国库就要破产。

所以日本首相十分清楚地指示日本公使重光葵,让他务必尽快停火;而重光葵脑子也很清醒,知道这种事不能直接命令军部,只能转弯抹角地找关系、探门路。

重光葵找的第一个人,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

作为海军代表,野村没能攻占上海,海军在上海其实就是给陆军白白打工,血汗是自已的,荣耀是别人的,早就十分不耐烦,因此他听到重光葵的想法,立马满口赞成。重光葵赶紧趁热打铁地起草了一份停战书,然后找到首相特使松冈洋右,让他去劝白川停火。

松冈洋右,远东国际法庭甲级战犯,同东条英机齐名的战争元凶,现代版“农夫和蛇”的典型案例。

松冈小时候家里破产,跟着叔父去美国谋生,被亲叔叔遗弃在路边,幸好有一户美国人家不嫌弃,把他抚养成人,才不至于饿死街头。没想到此君发奋读书后考取外务省,一点报恩的意思也没有,每天咬牙切齿就是想抢中国、抢俄国、抢美国,总之谁都可以算计,对他好的人更要弄死才罢休,什么都想干,就是不干人事。

但是就这样一位人渣中的人渣、恩将仇报的典型,却在白川一路突飞猛进的时候,认为日本应该在上海停火,同中国和平相处。如此觉悟让重光葵不禁大感欣慰,认为松冈都能讲和平,可见世风虽然日下,人心却未必不古,狗也有不吃大便的时候啊!

松冈主张谈和,实在不是因为他热爱和平,而是他的一贯主张是吞并东北、蒙古,在上海的战事不仅捞不到好处,还会严重影响东北战略,所以必须尽快收手,把注意力转向北方。重光葵当然不会介意他的初衷,既然资历深厚、在陆军广有人缘的松冈同意停火,那就让他去劝白川,省得自已碰钉子。

作为强盗中的前辈,松冈果然十分有面子。在劝说白川四个多小时后,白川终于答应在上海停火,配合关东军的满蒙战略。看到白川把停火令发出去,松冈和重光葵都松了一口气。

白川发停火令的时候,是三月三号下午一点。

命令虽然发出去了,他却没有要部下停火的意思,而是不停地往前线增派部队,意思十分明显:虽然已经下令停火,但要真的碰上有便宜,能拣的也绝不放过;至于答应过的事情,那就当没有说过,反正天皇也不会真的把他怎么样。

其实白川不肯停火,是有原因的。这一天早晨,他的两个师团都在全力突击,其中十一师团重新迂回包抄,又一次绕到守军的侧后,准备玩两面夹击的把戏。

张治中和蔡廷锴对日军的动向毫无查觉。从上海撤出来后,他们好不容易赶到嘉定、黄渡,带着疲惫的部下紧张构筑防线,一点没有发现日军在玩侧翼包抄的把戏–手上的兵不多,到处都要设防,实在分散不过来。

凌晨一点,十一师团在侧后包抄,同守军交火了。

白川选的包抄目标是葛镇,而日军交火的地方,是葛镇旁边十五里的娄塘。

张治中把防御重点放在嘉定,娄塘只有孙元良旅的一个团驻守,充当后备部队。没想到深更半夜里,后卫突然变成了前锋,大批日军蜂拥而至,同守军缠在一起。

身为德械部队,守军还是很顽强的。前哨几个连努力支撑了几小时,一直坚持到天亮,日军主力也陆续赶到,开始向五一七团的主阵地发起冲锋。

孙元良很清楚,如果娄塘有失,整个战线都可能被日军包围击溃。他带上为数不多的部队,紧急赶到团部,一面加强指挥,一面向张治中告急。

张治中当然明白娄塘的重要性,他也在指挥部急得满头大汗。附近确实有兵可派,问题是那些兵要防守嘉定,如果抽走了,敌军说不定立刻变包抄为强攻,从正面击溃自已,对日军的战术素养和战场直觉,张治中是十分清楚的。

最近的部队不能派,就只能舍近求远,把后面的税警团调上来堵漏。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大家对这支无声无息的城管大队,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张治中对税警团的战斗力并不怀疑,他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孙元良可能撑不到援兵来的时候。

孙元良手上只有一个团,打到这时只剩下一半,而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兵。张治中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告诉孙元良:务必守到天黑,务必!

要说孙元良此时还是很有好汉样子的。他提起笔来,给张治中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情况紧急,手下的团长也被打得失去联系,自已一定与阵地共存亡,请军长迅速转移,不要陷在包围圈里。

写完信,孙元良提枪出屋,和下属一道走向火线。在枪林弹雨里,五一七团全体死守娄塘,硬生生顶住了日军的攻势,一直坚持到税警团的援兵到来。日军十一师团看到中国守军突然士气大振,加上夜幕降临,于是在白川同意下后撤,防范夜袭。

从一月二十八日夜打到三月三日,从海军陆战队打到两个半师团,日本三次换将,终于在娄塘划上了句号。几天后,白川的十四师团赶到上海,而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也来到常熟,但他们都没有仗打,因为后续的事情,已经不再需要军人操心,而是由外交官在万里之外解决。

国联的大会按时召开了。

中国国联代表已经重新换人,由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总理颜惠庆肩挑大任,代表中国出席;而日本方面的芳谦调去当外相后,首席代表佐藤没有露面,由副代表松平出场。

从九月到三月,半年时间里日本在国联用尽了无赖推托的手段,已经弄到无人相信、无人支持的地步。因此各国代表很快决定,一、中日两国立刻停火;二、成立十九国委员会(中日两国不参加),公正调停解决上海争端。

对国联的决定,日本是绝对不赞成的,但按照国联的规矩,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并不需要中国和日本投赞成票;而中国国家虽然弱小,外交官的办事能力着实厉害,早就把各国全部拉在自已一边。所以日本代表十分不情愿,却也不得不承认,四十二国一致通过的决议,有效。

从理论上讲,日本侵略上海,却要十九国委员会安排停火撤军,似乎有损中国主权,在愤青眼里,满可以给代表们再扣一顶“丧权辱国”的大帽子。但不管颜惠庆还是蒋介石、汪精卫心里都清楚,自已的精锐部队顶不住进攻,再打下去连南京都可能危险,能借外国的力量让日本退兵,就要赶紧抓住时机,否则战局越缠越久,很可能无法挽回!

上海的枪炮声渐渐低下去,十九国委员会很快开始上班,研究停火问题;同时国联派出的代表团也到了,就是以英国李顿带队的国联调查团,负责调停有关东北问题。

国联忙着调查东北,板垣忙着串通溥仪建满州国,一切都很忙,也都很乱。但首先有一条是日本必须做的,就是在上海停火,把市区交还中国警察。

对这一条要求,日本军人非常有意见,毕竟抢来的东西就是自已的,要还给失主,心里比较有障碍。白川尤其有阴影,一面拖着不退兵,一面在上海耀武扬威,非要搞些形象工程,炫耀自已跑到别人家里杀人放火的功绩。

不作死,就不会死。白川如此喜欢作死,于是他很快把性命搭了进去。

其实上海是一个很平和的地方。虽然日本又烧又炸,但两边停火后,大家该上班还是上班,该出门也照样出门,并不因为打仗就成了空城。白川大概是嫌不够招摇、不够招人恨,居然别出心裁地下了一个命令,把虹口公园封起来搞阅兵式,庆祝皇军们抢劫杀人的丰功伟绩,时间定在四月二十九号。

四月二十九号,是日本狗天皇裕仁的生日,俗称天长节。

虽然裕仁在日本地位很高,但在国外尤其是中国,名声是相当的臭,简直就类似于畜生王八蛋一类。听到日本人把虹口公园封起来给畜生祝寿,上海的中国人都是群情激昂,决心借机把白川干掉,让他为自已的行径付出代价。

想暗杀白川的,是行政院代理院长、沪淞警备司令陈淑铭。陈司令找了一个人商量,那个人十分赞同,马上去找杀手。

陈淑铭找的人,叫王亚樵,外号“暗杀天王”。

作为专业暗杀的黑道头子,王亚樵做事十分周到。他知道中国人轻易接近不了白川,于是找到朝鲜流亡政府,表示愿意提供四万块钱经费,请他们出人办事。

虽然已经被吞并几十年,但得力于日本的胡作非为,朝鲜独立复国运动一直没有停歇,并且在中国偷偷开了办事处,还有人上班办公。听说中国有人想杀日本大将,朝鲜流亡政府十分赞成,警备部长金九精心策划,派出死士尹奉吉去执行任务。

四月二十九号,日本天皇大寿。

所有日本人都诚惶诚恐、膜拜有加,虹口公园戒备森严,除了日本人和朝鲜人,其他一概禁止入内。由白川大将主持,第九师团司令植田、海军司令野村、日本公使重光葵、驻沪总领事村井和侨民会长河端贞次一齐出场,先耀武扬威地举行阅兵式,然后开庆祝会。

虽然是天照大神的龟孙子过生日,老天却一点面子也不给,淋淋拉拉地下雨,仿佛在报丧一般。白川等人为了体现军人仪容,全都站得笔直,在雨里面淋得透湿,而且坚决不让人打伞,带着大家唱日本第一丧歌《君之代》。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公园里都相当安全。早上搞过阅兵式,几个头头又一一上台演讲,没出任何乱子。可唱丧歌的时候,却出了一点意外:有个人大概是激动得太过份,往台上扔了个会爆炸的水壶。

扔水壶的人,是金策派出的杀手,朝鲜义士尹奉吉。

他隐忍了一上午,终于抓住六个人都在台上的时机,扔出了致命的炸弹;而且为了防止日本人乱杀无辜,爆炸后他当众站出来,告诉日本兵:事情是我干的,不用找别人!

尹奉吉的炸弹,十分到位。

植田和重光葵都被炸断一条腿,成了残废;河端受了重伤,晚上死在医院里;野村倒没受什么大伤,只是瞎了一只眼睛,从此对人对事都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村井领事最幸运,没受什么大伤。

最不幸运的,是白川。

因为地位最高、又站得最拉风,尹奉吉的炸弹就冲他扔的,一共炸进去两百零四块弹片,硬生生把大将变成了大筛子。关键是白川虽然变成了筛子,身体却还不错,在医院里一直挺着不死。

不死,就只能活受罪。白川在医院里抢救了差不多一个月,什么罪都遭了一遍,终于拖到五月二十六号,拖不下去了,正式咽气。

慷慨赴死的尹奉吉下场也很惨。他被日本人用各种酷刑折磨,要他供出幕后指使人来。尹奉吉什么也没有招,在折磨中坚持到十二月三十日,终于在日本金泽的郊外被杀害,死时只有二十五岁。

尹奉吉,别号梅轩。在上海的鲁迅公园专门有一座梅亭,是中国为了记念他的义烈壮举而建的;他的南朝鲜家乡、忠清南道礼山郡也没有忘记自已的孩子,每年四月二十九日都要举行梅轩文化节,纪念这位反抗黑暗的抗日英雄。

英雄虽死,壮心不朽。

上海的爆炸声虽然震憾,但在当时人眼里,实在不是很大的新闻,因为从一九三一年起,各种劲爆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死个把大将,同死条狗除了挖坑仪式不一样外,其实没多大区别。

白川还在医院里挣扎的时候,报社已经不关心他死活了,因为有另一个人抢在他前面去了阴曹地府,顺带着也抢了他的头条:日本首相犬养毅。

犬养毅被杀,完全是日本愤青搞的“冤”案。

日本社会是个十分畸形的群体,里面当然不乏各种畸形的人。当兵的想着当军官,当了军官的就想当将军,偏偏没有仗打,也没有出国抢劫的名额,一伙丘八们就决定,把那些不想打仗的“国贼”定点清除,成立军人政府,今后横行无忌地开战抢劫,不用受任何人的束缚。

为了能随意抢劫、升官,愤青军官定了几个目标:首相和大臣官邸、政友会、三菱银行,并破坏六个变电所,趁一片混乱发动政变。只要天皇最后能点头,自已就是救国救民的大功臣,当大将、元帅甚至首相都不在话下。

五月十五号,星期天。

白川大将还要明天才能咽气,此时的东京一片平和,七十七岁的犬养毅首相一把年纪了,难得在家里休息一天。傍晚时分,一伙人杀气腾腾地闯了进来,犬养毅很有风度地请他们坐坐,愤青们却毫不客气,对着他开了枪。倒霉的犬养毅当场被打伤,熬到夜里终于没撑过去,一命呜呼。

杀了首相,愤青们还不知足,因为按照情报,著名大师卓别林要访问日本,这一天应该在首相官邸跟老头子喝茶。虽然卓大师幽默过人、对日本又十分好感,愤青们却本着多杀多赚的精神,把他也列进了目标,于是对犬养毅开完枪,一伙二杆子又没头没脑地去找卓别林。

 

 

转自天涯:红朝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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