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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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此时正跟犬养毅的儿子看相扑,丝毫不知道有人要杀他,幸好杀手们也不知道。一来二去,人没有找到,时间也耽误了,终于被警察抓起来,最后上法庭审判,在军政高官们的庇护下从轻发落,几年后又神气活现地放了出来。

犬养毅死了,再没有人能制衡无法无天的军人,天皇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但日本虽然小,家当还是很大,首相位置要是没人干活,天皇就得累死,所以还得接着挑。

拣来拣去,最后天皇请到一位政坛元老来帮忙,西园寺公望。

虽然没有太多功业,西园寺的资历却不小。他当年是明治天皇的同学,自已也组过阁、当过首相,等裕仁找他出主意的时候,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

西园望也是当过首相的人。他心里清楚,国家要想平安,就必须安抚好那帮军人,他给天皇出的主意,是找个军人做首相,以毒攻毒;考虑到陆军的二楞子一贯无法无天,他向天皇的推荐人选,是前任驻朝鲜总督、海军出身的斋藤实。

从办事能力上讲,斋藤实还算称职,毕竟能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会是等闲之辈。只是西园望没想到,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给日本政治添了一个新的变数,叫军人内阁。

从前不管军人怎样跋扈,名义上都还要听首相的吩咐,受内阁文官的节制。在天皇的操纵下,随着斋藤实和二杆子军人们的崛起,日本正式进入军人执政的时代,从此大日本帝国军歌飘摇、军旗四处,先后同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挑起战端,杀戮抢劫,犯尽滔天罪行,直到最后化为一片废墟。

不管结局如何,斋藤实还是踌躇满志地当他的首相去了。随着他的上任,日本外交政策跟着突变,天天喊打喊杀,大有不吞并中国不为人(其实也真不能算人)的架势。

四年后,斋藤实被另一伙更加疯狂的军人暗杀,死时七十八岁。

剿共,广东造反,九一八,锦州告急,下野,上海告急,蒋汪联手,重返南京,刺杀白川,日本首相倒台,军人内阁。

半年多时间里,蒋介石一直比较忙。

重新回到南京的办公室,蒋介石并不奇怪自已能上台。从离开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国家大事很复杂,汪精卫、孙科之流是玩不转的,他的麻烦不在这帮政客身上,而在日本。

虽然十九路军成了全国著名的抗日英雄,到处是鲜花掌声,蒋介石心里却清楚得很。这一仗自已动用了十九路军三个师、第五军两个主力师加上中央教导总队(加强团)、税警总团(相当一个师),全是一等一的精锐,在全国找不出几支类似的部队,还有上海市民援助和义勇军支持,却在日军两个半师团打击下连连败退、招架无力,甚至险些被包抄围歼。

第九师团和十一师团都是日本的二流师团,而日本有六大主力师团、十一个常备师团,战时动员可以很快再扩充一倍。国军有多少德械师、多少常备师,打仗时听自已指挥的有多少,肯往炮火里冲的又有多少,蒋介石心里也很有数。

从形势上看,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军人内阁的态度也一天比一天强硬,摆在眼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同日本打仗,而是什么时候同日本打仗。

快没有时间了。

东北已经完蛋,华北的张学良控制不住奉系,西南西北都是地方军阀的地盘,只有江浙一带归自已控制,可农民吃不饱饭,共产党天天都在闹革命。瞻前顾后,蒋介石对时局做出了自已的战略规划:

一、虽然张学良“应该”会好好守卫华北,保住他最后的地盘,但考虑到那个小白脸已经气息奄奄,随时可能喘不上气来,必须加强扶持其他北方军阀,做好接手的准备;
二、江南一带的共产党人要加紧剿灭,严格保证自已能全盘掌握所有资源,以便在尽短的时间内统一南方;
三、剿共的时候,顺便收伏西南西北诸路军阀。

身为中国号称第一的政治家,蒋介石一直为自已的判断力感到骄傲,从下台复位到吞并军阀、清党建军,都是手到擒来。但到三二年的时候,四十五岁的蒋介石已经渐显老态,做事越来越独断专行,想法也越来越一厢情愿,终于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为了稳住华北、实现他的战略,蒋介石下出了他的第一步棋:重用阎锡山。

打完中原大战后,象丧家之犬一样流浪的阎锡山,已经蛰伏了很多天。

张学良占了他的山西,夺了他的税矿,阎锡山只好无可奈何地躲到大连,借日本人的地盘安身。只是张学良没有治政的才能,虽然把兵派进山西,各级官吏却一直是阎锡山的班底,少帅怎么撬也撬不动,山西的政务一年多来乱七八糟,越来越没有起色。蒋介石很清楚,山西在张学良手里就是个烂摊子,只有阎锡山才玩得转,从政治上讲,只要不反对自已,太原城里坐着阎锡山还是张学良的人,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

张学良在华北已经越来越疲软,眼看日本要打进来,山西却从富省变成了赔钱货,蒋介石对他的期望也越来越低。精明的阎锡山当然知道领导的心事,一面向蒋介石拚命示忠,一面让手下在山西闹事,找张学良的麻烦。在前门进虎、后门也有虎的困境下,张学良再也没有余力去操心山西,蒋介石立刻同意阎锡山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复位山西王。

阎锡山果然是出色的生意人。他吸取从前的教训,守在地盘里尽量不跟蒋介石冲突,老老实实地修铁路、开铁矿,甚至把土地按村分配、发行债劵,搞所谓土地改革。在随后的日子里,阎大财主把山西治理得财源滚滚,不少农民都有地有粮,闹到后来共产党在山西搞土改,竟然会发生改不下去的情况。

在山西插好钉子,蒋介石心里安了一些,开始走他的下一步棋:剿共。

剿共,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事。

守东北没兵,反攻失地没兵,打游行学生却有兵,剿共却有兵,要普通老百姓理解其中的道理,确实比较难。而委员长也知道说理没用,所以他没有太做思想工作,直接掏出了闪亮的钢枪。

拜受连年战乱之赐,南方的农民过得十分艰苦,造反也就成了一种职业选择,不管是入共产党还是当土匪,都比种田要好过些,至少不用被地主和官府盘剥欺负。当蒋介石重新腾出手来,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南方的共产党人,已经有了三大主要根据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

本着集中力量好办事的精神,蒋介石决定,先放开中央苏区,把精力放在两块弱一点的地方。

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从前,都是兵强马壮的根据地,两路红军实力强劲,尤其是鄂豫皖苏区军风剽悍、战将如云,多次把中央军打得丢盔弃甲,是国军的心腹大患。

但在蒋介石要解决问题的一九三二年,两块根据地已经气息奄奄,快要一命归西,而且最囧的是,把两块根据地打垮的不是别人,正是红军自已。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在江西搞大肃反的时候,张国焘等人也在各自的地盘上大开杀戒,并且成果十分“丰富”。几伙党棍杀来杀去,在地方乱杀一气,红军内部也元气大伤,大批有经验、有威望的军政官员成了冤魂,老百姓又不是傻子,看到那帮人的德性,很自然地会靠边站。红军本来是牢牢扎根的军队,经过几轮肃反后,居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流寇。

当蒋介石重振旗鼓前来剿共的时候,除了中央苏区根基还算稳,其他几路都是气息奄奄。考虑到共产党分得太散,蒋介石先把力量用在两块弱一点的小根据地上。很快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招架不住,纷纷溃败下来,向四川、贵州等地狼狈转移。

打掉两股红军,蒋介石大为欣喜,此时又传来另一个不大不小的好消息,委员长寄予厚望的国联调查团,终于快出结果了。

由英国李顿带领的国联调查团,见过张学良后就去了东北。在日本的重重阻挠下,他们成功地查清了九一八的整个经过,还通过种种途径,收集到中国各界送来的请愿信、揭发信,甚至在层层监视中想办法会见了抗日武装马占山的特使。在各种材料面前,国联调查团相信,所有的一切,责任都在日本。

李顿所做的一切,很艰辛,很不容易。因为日本虽然对外交官给三分薄面,但也仅限“薄面”而已,时不时还要威胁几句,说是代表们要是如何如何,到时就会如何如何,光是拦截给代表团寄请愿信,特务机关就抓了一千多抗日分子,李顿能看到的,只是漏网的极少数。

在各种压力下,李顿和他的团员们硬是一点点抠出真相,然后在三二年的六月份离开东北去北平。他们去东北前,日本首相叫犬养毅,他到北平后,日本首相改叫斋藤实。

在军人政府歇斯底里的叫嚣声中,日本新上任的外相也是凶悍异常,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比军人还军人。李顿调查团不是傻子,当然看得到风向,并且很快在团内达成一致:不能支持日本。

于是,在两个多月辛苦工作后,李顿调查团写出了他们的报告。洋洋洒洒的报告一共十万多字,分十个章节,一方面承认日本在东北有特殊权益,另一方面则重点阐述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最重要的是,调查团认定柳条湖事件的责任人是关东军,所谓“满洲国”根本就不合法,虽然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大可能,但国联可以帮助两国解决问题,具体方案是东三省在中国主权下实现“自治”,中日军队都退出东北,由国联委派官员治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李顿在国联公布了他们的报告书。

看到李顿的调查报告,日本几乎气歪了鼻子。按这份报告,关东军要全部退出东北,由国联负责在“中国主权”下派官员治理;而要和国联争东北的治理权,就要跟中国代表继续针锋相对,一想到顾维钧等人的面孔,就要头疼好几天。

中国对报告书,当然也有一点不满意。李顿虽然揭露了日本的侵略事实,可提的方案毕竟对中国主权有损,最好是完全恢复事变以前的状态。不过蒋介石心里也非常清楚,东北靠张小白脸已经打不回来了,如果能靠国联逼日军退出去,即使有损一点,也比完全损失要好。从中国的利益上看,国联的报告书,应该采取温和态度接受下来。

张学良忙着吸毒,蒋介石忙着剿共,但国联的外交战仍然必须打赢。为了让英美能给个说法,南京政府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外交资源,颜惠庆、顾维钧等老将全部驻扎日内瓦,一百多人的代表团日夜不停地工作,国际电报拍得就跟不要钱一样。甚至为了牵制日本,蒋介石还咬牙干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自从中东路忽悠张学良失败之后,南京政府同苏联彻底翻脸,相互咬牙切齿,都觉得对方欠了自已的,结果日本趁虚而入,把东北纳入自已的口袋。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认识到,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两国人民还是有深厚友谊的,所以也是应该合作的。

本着利益面前皆朋友的原则,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宣布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比起中国外交部门的一系列动作,日本的反应只能用一个词描绘,就是赖。

应该说日本对国联还是非常重视的。在几任代表都表现不佳后,日本派出了首相特使松冈洋右,希望这位在国内口才极佳的特使能扬威国联,让李顿把报告书重新写一遍。

从街边弃童变成国联代表,日本第一屌丝松冈洋右逆袭后的感觉,不是小好,是大好。

拜受日本军部和军人内阁之赐,日本政府及外相的发言都是蛮横无理,一付全世界都欠了他的架式。新上任的代表松冈决心施展缓兵之计,他一到任上,就向大会表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写得实在太长,本代表新来乍到,需要花点时间看文件,请大家等一等。

国联大会顿时哗然。日本代表提出的理由实在是滥而又滥,但他一个劲说自已不知道情况,一问三不知,别人也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延期。松冈要求延期六个月看报告,国联大会批的时间,是六个星期。

六个星期后,正好是三二年十二月,中国忙着同苏联复交,国联忙着继续开会,松冈忙着交差。

松冈很清楚,不管是国际法还是调查报告,都不站在日本一边,他讲什么都没用,何况中国代表们的外交功底之深厚,远非他这种屌丝所能望及。所以要在国联大会上打动各国,必须拿出杀手锏来。

松冈的杀手锏,是演讲。

作为外交部门的老手,松冈在日本国内好评如潮,一大法宝便是演讲。据说他出马的时候都是人山人海,几句话一出口便掌声不断,愤青们欢声雷动,纷纷传颂他讲得给力,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松冈决心发挥自已的特长,在国联大会搞一场给力的演讲,来一出日本代表大战国联、最后反败为胜的好戏。

应该说松冈对工作的态度是尽心的,也是负责的,他为国联大会选的演讲稿,是在国内最受欢迎的一篇,叫《十字架上的日本》。

这是一篇极长的演讲稿,足足有一个半小时长。其中心意思是日本生来就很可怜,到处都受欧美国家的欺负,那些大国十分可恶、居心阴险,想把日本钉在十字架上活活折磨死;可日本人民是强悍的、光荣的、伟大的,一定能做出伟大的成就(侵略),实现非凡的理想(抢劫),让全世界都理解膜拜。

从文章的意思里,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的愤青和军人听到演讲全都兴奋不已,象打了鸡血一样欢呼雀跃;而且日本人向来有传统,认为自已的思路怪一点不要紧,只要坚持久了,其他人一定会默许或理解,国联大会也不例外!

所以松冈捧着杀气腾腾的演讲稿,站在发言席上,信心十足、威风凛凛地念了起来。

开始演讲的时候,所有代表都在倾听;念到一半,很多人确实都起了反应,满脸愤慨、握紧拳头,恨不得把日本代表揪下台来痛打一顿。

松冈越念越心虚,不明白在国内销路大好的文章,为什么到国联会起负反应。

其实松冈确实该好好检讨自已。他在美国混了那么多年,居然对西方的人情世故一点了解都没有,当外交官后也不学些礼仪禁忌,实在是该打屁股的事情。他说自已要上十字架,就等于说自已是耶稣,而欧美国家则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凡是懂《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比喻有多么恶毒,要命的是,打比方的松冈偏偏不懂。

松冈的演讲做完,所有国家给日本的分数,都正式降到了零分(如果不能有负分的话),最后国联大会决定,把李顿调查报告,交给十九国委员会处理。

楼主:红朝笑笑生  时间:2020-11-17 09:24:03

所谓十九国委员会,是指淞沪抗战时成立的国际停战机构。这个委员会接过国联任务后,经过仔细权衡,写了一份裁决报告,交给中国和日本。

十九国委员会没有中国和日本在里面,既不会顾及中国利益,也不袒护日本。他们的裁决书里,清楚地写了两个原则,一是九一八之前的状态是无法恢复的,二是不能承认、维持日本人的“满洲国”。

前面一条,中国不满意但可以有条件妥协;后面一条,日本绝对不接受。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国联继续大会,讨论委员会作出的最终裁决报告,然后投票。投票结果,日本一票反对,泰国一票弃权,其他四十二个国家全部赞成。

对国联的结果,松冈心里早有准备。如果日本还要呆在国联,就必须退出东北,如果不退出东北,就将面临国联的集体制裁。

面对严峻的外交形势,松冈做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举动。他脸色铁青地宣布,日本自这一天起退出国联,然后面带冷笑离开会场,坐着飞机回东京。

松冈的这个无赖举动,完全出乎所有人预料,甚至也出乎日本政府的预料!因为在他发言以前,日本政府并没有授权他干这种事。

但在经过“外交硬汉”形象大肆包装之后,松冈的形象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日本引来一阵又一阵欢呼,纷纷把他当成反击“米英鬼畜”的得力干将,军部更是兴高采烈,觉得自已又占了大便宜。于是日本政府无可奈何,只好默认下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对国联的裁决,蒋介石欣喜若狂。在他看来,列强是公正的,国际法是严明的,东北是可以不费枪弹收回来的。不管日本退不退出国联,只要它不遵守决议,国联就会制裁它,断绝对日本的贸易往来;而缺少资源的日本一旦没有石油、橡胶等进口,很快就会垮台,到时依然要乖乖地退出东北。至于十九国委员会,并不需要多加费神,东北很快就可以通过外交部安插自已的人,无形中把张学良的势力挤出去。

日本的库存石油只够几个月用,只要国联能坚持几个月制裁,一切就将美梦成真。失去的土地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收回,面对如此美妙的前景,说蒋委员长不开心,那是不实际的。

蒋介石苦苦等待着国联的进一步制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虽然国联的规章制度很齐全,但各国都是有自已利益在里面的,尤其是经济大危机之后,谁屋里都没有余粮,没有人愿意为不相干的中国东北出钱出力。能派代表团、能天天开会,已经算是很给面子,要指望无利不起早的政治家们搞经济制裁,没有好处是行不通的。

因为,大家都很现实。

蒋介石并不是第一个被出卖的人。几年后,国联的英法列强相继出卖了捷克、波兰等关系亲密得多的盟国,没有捞到半点好处,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多混了几天安生日子,那时他们纵容的对象叫希特勒。再往后,纳粹德国消化完几个小国,迅速战胜法国、轰炸英国、席卷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所有只顾眼前小利的国家,都付出了额外惨重的代价,大部分不是亡国,就是险些亡国。

但蒋介石是想不到几年后情况的。他只知道自已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还一遍又一遍地在全国宣传,国联会替我们主持公道、大家一定要隐忍等待国联的公正裁决之类,而事实则抽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无数金钱、土地、粮食、矿产从东北源源不断流入日本军队的口袋里,而列强们照做生意,照常往来,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施肇基曾经在国联大会上痛切陈辞,要大家努力维护共同秩序,否则将来后果不堪设想,结果无人理会。

一直到九年后,日本人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在航母舰队掩护下对英国、美国军队大开杀戒,直至横扫整个东南亚,英美各国才大惊失色,后悔自已当年没有多管闲事。但在一九三二年,国联会场上坐着的,只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伪君子,除了苟且几天安生日子,没有别的追求。

众望所归的国联不济事,蒋介石的压力,是一天比一天大了。

日本抢了东三省,张学良逃出锦州,已经让人十分头痛。而对手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东北义勇军还没有镇压完,关东军马上又提出新目标:热河。

热河,河北、内蒙、辽宁的交界地带,面积约十八万平方公里,最著名的地方是康熙常去的承德避暑山庄。

只要翻开地图,就能明白日本对热河的追求用意何在。从东北进攻华北,走锦州、山海关固然是捷径,但一路都是狭长的通道,侧翼就是热河;而且热河的崇山峻岭非常不利大兵团行动,如果拿下这块地方,东北就多了一层屏障,关东军可以直扑燕山山脉,然后攻破长城,纵横华北平原。

热河一旦有失,华北将危在旦夕,不需要别人多提醒,蒋介石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清楚没有用,因为在热河,说话算数的是张学良。

作为刚刚丢了老窝的东北王,为数不多的几块地盘对张学良非常重要。当日军磨刀霍霍对准热河时,镇守那里的是一位东北军元老,汤玉麟。

呸!

每次提起这个人,我都实在有种冲动,想穿越回三三年的民国,摇着汤汉奸的脑袋,痛斥他自私怯弱、出卖祖宗,最后把他活活掐死,再踩上一只脚。

因为这位镇守热河的汤司令,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

丢失东三省之后,热河已经成为前线,而且日本人一再表示,“满洲国”的领土必须包括热河,热河不属于中国,还一再往前线增兵。

热河地势险要,到处都是防守的好地形,但汤玉麟在一年多时间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敛钱,具体则包括贩毒、卖官、强征税赋等各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总之热河的防务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口袋里又弄到多少钱。

对热河的紧张情况,蒋介石和汪精卫都十分有数,汪精卫还急得找张学良商量,劝他撤掉汤玉麟,加强热河防务。

此时义勇军正在风起云涌,关东军兵力不足,正是捉襟见肘的时候,如果东北军能从热河大力支援,不仅可以给日本人重大打击,收复失地也是大有希望。没想到张学良的答复却是,要我守家可以,拿钱来。

汪精卫当时就懵了。自已是好心帮他出主意,怎么张学良反而找自已要钱?

面对满脸疑惑的汪精卫,张学良厚着脸皮表示,打仗是要钱的,你们都要我打仗,那就得给钱,而且数字不能少。

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本来就缺钱,连工资都发不下去;加上张小白脸胃口十分大,信用又不太好,本来收复国土的大好时机,硬生生被搁了下来。

在野的时候,汪精卫等人都喜欢攻击蒋介石不抗日,自已真正坐到台上的时候,才知道面对张学良之类龟孙,抗日是件多不容易的事情。汪 本来是一片好意,却被小白脸呛得说不出话来,心理十分受打击,一气之下宣布辞职,再不愿意理会这个烂摊子。

对汪精卫的辞职,蒋介石其实是非常舍不得的。

虽然小汪同学总是找他的麻烦,但在共渡时艰的当口,汪精卫还是十分配合的助手。他离职不干,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手,蒋委员长只好让管钱的宋子文能者多劳一把,代任行政院长。

宋子文知道华北局势危险。他上任后,也去找了张学良。

同汪精卫不一样,宋院长同张少帅是有交情的。看在熟人份上,张学良强打精神见了宋子文,讨论的当然还是热河防务问题。

宋子文的话没有多少新意,无非是热河地方重要、务必加强防范那一套。张学良木然听完,然后说了一句话:“要我打仗,拿钱来。”

宋子文也被闹得哭笑不得。好歹大家都是熟人,又是来帮他守家,怎么见面就要钱。可不管他怎么解释,张学良咬死就那句话,不给钱,不打仗。最后宋子文搅得没办法,只好同张学良讨价还价,张少帅要宋院长一个月给三百万补助(够黑),宋院长认为三百万太多,只肯给一百万。

一百万也是钱,张学良当场拍板,成交。

离开北平的时候,宋子文心里充满失望。他本以为张学良能看自已的面子上,通情达理一点,没想到竟然油盐不进,只知道钱。当然宋子文也明白,一百万给或不给,都是没有用的,张学良缺的不是钱。

主帅不给力,前线司令又无能,眼看热河危在旦夕,宋子文也急了眼。他下令税警总团全军集合,秘密调动三十多节火车,准备连人带装备全拉到热河,替汤玉麟守在第一线。

同其他军阀不一样,宋子文苦心经营税警总团,从来就是为了国家,而不是当成私家军队来用。但宋子文能满腔悲愤,蒋介石却不能坐视不管。

对财政部的税警部队,蒋介石其实很有想法,只是看在自家亲戚面子上,一直没好意思下手而已。宋子文不经请示就私自调兵去东北,能不能打日本人、会不会被张学良兼并不好说,但部队只要到华北,就不大可能回到自己手里,这一点是肯定的。

事关命根子一样重要的军队,亲戚关系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蒋介石立刻下令,税警总团调回原驻地,哪里也不准去!

虽然宋子文是大股东,但蒋介石毕竟是国家元首,税警总团不敢公然造反,只好下车回家。宋子文气得七窍生烟,无可奈何。

其实宋子文大可不必生气,因为他的部队即使开到华北,也绝对进不了热河。

他想去热河抗日,靠的是张学良的关系;但问题是张少帅的面子,在热河真的值不了几个钱,真正说话算数的是汤玉麟。

在很多资料里,热河抗战里张学良的表现,除了脑子缺弦就是犯傻抽筋。直到看过汤玉麟的履历后,我才反应过来,张少帅对热河的局势,那是真的有心无力。

身为东北军元老,土匪出身的汤玉麟好勇斗狠,还是张作霖的结拜大哥,对张大帅有救命之恩,手下的兵马地盘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别人根本插不进去。张作霖在皇姑屯挨了日本炸弹后,他连领导意见都不用请示,率先就宣布了归顺国民政府,弄得张学良十分尴尬,东北军集体易帜归顺南京中央,同汤司令有很大关系。

从道理上讲,汤司令心向中央是做了件好事,但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汤司令在热河说一不二,东北军其他人不管是张作相也好,张学良也好,都不能插手他的地盘和人事安排。当然,谁要敢在他的热河指手划脚甚至插上一脚,汤司令会很生气,后果也会很严重。

鬼子叫嚣要进犯热河的时候,汤玉麟已经在那里经营了八年。由于汤司令本来就是土匪,抢钱的手段又过于贪婪,热河省的民生可以说是怨声载道,不少人恨不得剁了他解恨。张学良也知道热河紧急,甚至带着宋子文一道去承德开会,希望汤玉麟能看在中央的份上雄起一把,结果除了一堆要钱要枪的勒索外,什么回复也没拿到。

热河一旦有失,关东军顺着燕山就可以打到北平,中华民国不说亡国,至少一半是要完蛋的,守在华北的东北军当然也逃不掉覆灭的命运。偏偏守热河的是这么一号土匪伯伯(按辈份算,张学良是得叫汤玉麟大伯)。张少帅不能临阵火并热河,只好施展怀柔工夫,告诉汤伯伯说:中央很多人都对你不满,说要撤你的职,可我信得过,你就呆在热河好好干!

收到张少帅的消息,汤玉麟表现得十分感动。他一面同少帅回顾彼此度过的峥嵘岁月、向少帅表白忠心,一面回热河做了几件事:加紧搜刮钱财、严禁任何外来部队进入防区、同日本人接头商议合作条件。

张学良本来以为,有他的大力关怀,热河的治政和防务至少能改善一点,没想到却是由糟糕变成了彻底糟烂,再也不可收拾。面对越来越不乐观的情报,张少帅只能自欺欺人地相信,日本人虽然贪心,对汤玉麟好象还蛮友好,或许热河能多撑一段时间。

张学良想的没错,日本人是对汤玉麟比较友好。

在汤司令的治理下,热河处处冒烟起火、一片怨声载道,甚至有的地方老百姓过不下去,盼着日本人打进来改善生活,而义勇军也得不到丝毫支援;加上防备糜烂,官兵都忙着捞钱、吸鸦片,拱卫华北的战略要地,早已变成了超级豆腐渣工程。而汤司令的各级手下还频繁跟关东军联络,打算毛遂自荐,在天皇手下找份汉奸差事干。

如此滥的人渣真不好找,所以日本人很喜欢。

对汤司令的立场,关东军是有相当信心的,而且丝毫不错过机会,紧锣密鼓地在东北军中高层招纳汉奸。但是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虽然汤玉麟本人十分混蛋,而且打听过汉奸的待遇,但他最后并没有真的上任去当汉奸。

比汉奸还垃圾的汤司令最后居然没当汉奸,祖坟里没有灌上大粪,实在是件可喜可慰的事情。对这一点,我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因为所谓的民族气节,在他那里不过是浮云般的东西,最后只能相信,他已经捞足了金银财宝,觉得没必要再去当官了。

三二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同日本在国联唇枪舌剑、大打出手,东北的义勇军却始终得不到支援,纷纷败退苏联。腾出手的关东军终于有时间、有精力,开始往热河一线集结,同时攻破山海关,准备进军华北。

山海关是拱卫华北的重镇。在这里,张学良终于下了他的第一道抵抗命令,四个旅守军奉命抵抗,迎击一个旅团的日军。

不管是兵力还是火力,东北军都不该是输家。但日军进攻的地段只有一个团守卫,打来打去只有一个团,于是全团在日军炮火攻击下大败;其他部队既不增援,也不搞二线防御,而是顺势向后逃跑,把大门让给日军。

要塞守备部队都能打出如此低劣的水平,关东军对热河,实在是信心十足、志在必得。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号,宋子文离开北平刚刚五天,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已经公开宣布,进攻热河,是政府的既定目标。

从日本外相到关东军,都明确讲过热河一定要归属“满洲国”。现在陆相公开发表声明,代表什么意思,应该是极其明白的。

此时国联正在表决十九国委员会的裁决报告,外交压力空前巨大。但日本既然没打算给国联面子,也就无所谓国际准则,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集中了两个师团、三个旅团,加上七个飞行中队和大批伪军,前后多达八万大军,准备雷霆一击、吞并热河;作战计划上报参谋本部,最后由裕仁天皇亲自批准。

这是日本天皇自九一八以来,发布的第一个侵华作战敕令。在此以前,不管如何背地里玩花样,裕仁总还假惺惺地说军人的事跟自已无关,自已只是个吃闲饭的皇上;从发这份敕令起,他明目张胆地举起了军刀,正式成为千刀万剐的刽子手总头目。

 

转自天涯:红朝笑笑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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