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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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莫名其妙,黄郛也是莫名其妙,不过谈和总比谈打要好,赶紧把对方迎进门来谈条件。

作为关东军司令,武藤当然不是和平爱好者,在滦东打得兴高采烈却要突然谈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东京的参谋本部不知道他和永津的小名堂,认为关东军的动作远远超过“弹性用兵”的范围,为免天皇又觉得不满,下令关东军不要前进,同华北谈和。

参谋本部的意见,武藤不能不重视。正好此时板垣的华北工作也搞不下去,张敬尧又被戴笠派郑介民暗杀,在关东军的一再催促下,板垣只好向武藤坦白,自已其实没找到人帮忙,请他不用指望所谓“华北工作”。

花了几百万经费,啥也没捞着,武藤气得一面上报参谋总部告状(板垣是总部派的人),一面按总部的意思安排停火谈判。反正是停火,武藤没有想太多,提出的条件也很简单,就是划了一条线,只要中国军队撤过线就行。

武藤划的线,不少地方已经是日军的占领区,中国军队早就撤过了线。但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挡,驻华公使馆的永津收到消息后,马上自作主张地加了两条,一是扩大停战范围,二是中国必须派全权军事代表向关东军主动请求停战,而且深夜两点之前必须答复,否则继续进攻。

收到永津的停火条件,开会的黄郛和何应钦都是长叹一口气。永津的条件虽然苛刻,但形势比人强,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只剩下一个问题:

谁来拍板?

涉及到军事主权的大事,理论上必须由国家元首批准,可蒋委员长正在九江指挥剿共,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找也找不到;其他人也变得非常繁忙,都在些没听说的地方公干,总之我没时间管华北的闲事,谁有闲谁管去。眼看要过凌晨两点的最后期限,黄郛只好咬牙拿出一份电报,上面是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嘱咐:只要有停战希望,除了不能承认伪满洲国、不能割让东北四省,其他条件可以答应,中央愿意“共负责任”。

按照电报的说法,日本只要求一个停战线、一个主动要求停战的代表,不算违反原则。何应钦和黄郛研究了一下,然后得出结论:

事到如今,只能派人求和。

根据永津的要求(所以说小人最可恶),中国要派一个全权军事代表,这个代表显然不能由何应钦(总司令)或黄郛(不是军人)来当,只能从北平军分会选人。

大家选中的代表,是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祖贻,理由也很简单:徐处长官衔不高不低(少将),懂日语、长得一表人才,又是处级干部,正适合为国家分忧。

可怜的徐少将被大家看得全身发毛,这种活办成了要当汉奸、办不成要被日本人关大牢(何成浚就是先例)。于是他一再声明,自已水平不够无法胜任,务必请长官另请高明。

既然都说你是高明,当然就不用另请了。不管徐祖贻如何辩解,大家都突然对他十分欣赏,纷纷称赞他骨骼精奇、才能称职、品相突出,一群人把他拖到屋外(注意是拖出去的),塞进汽车,然后押出北平城谈判。

五月二十三号凌晨五点,可怜的徐少将被装进汽车,前往五十里地外的顺义,到弘前师团司令部驻地谈和,此后好几个小时里,都没有他的消息。

派出徐少将后,日本人会停火还是翻脸,何应钦实在没有把握。保险起见,他决定再开一次城防会议,做好决战北平的最坏准备。其他各路将领都表示马上来开会,可顺义附近防守牛栏山的傅作义却告诉他,日军正在全力进攻,他实在过不来!

收到傅作义的消息,何应钦顿时傻了。如果关东军是打算全线进攻,那徐祖贻就成了往狗嘴里送的肉包子,而且是他主动送过去的。他赶紧问傅作义:战况如何?

傅作义的答复是:战况激烈,很激烈。

前面说到过,武藤是个听上级命令的人,但却不是讲信用的人。在安排停火的时候,他还极不地道地下了另一道命令,由南天门方向的铃木旅团、川原旅团向牛栏山发起进攻,夜袭中国军。

通过南天门的系列战斗,川原和铃木深刻体会到,对付中国军队,最好的办法是夜袭+凌晨炮击,天亮后坦克冲锋、步兵跟进,不管多厉害的中央军,碰上这一套也顶不住。在牛栏山阵地的是新调来的晋绥军,战斗力“应该”会更弱,更加顶不住。

怀着拣最后一把便宜的精神,两个旅团开始了疯狂的进攻,从凌晨打到早上,再从早上打到中午,然后愕然发现,战斗结果居然只有四个字:

毫无进展。

对牛栏山一线的战事,川原、铃木、何应钦都是大吃一惊。按照常理,此时应该炮火冲天、死尸遍地,日军举着太阳旗一路追击,傅作义在后面连声呼唤援兵。可事实却是前线虽然炮火连天,晋绥军的阵地却丝毫不动。

长城抗战的最后一位名将、晋绥军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终于闪亮登场。

作为晋绥军里的劲旅,傅作义在军阀内战时就极有守城天赋,宋哲元、张作霖等人都碰过硬钉子。他曾经孤军突进北京西南的涿州,在张作霖围攻下坚持了一百多天,面对五万人在重炮、坦克、飞机、毒气支援下的反复攻击,仅仅伤亡五百人,阵地丝毫不动,直到阎锡山让他议和才肯退出,一时震动全国。

虽然是名将,但傅作义的经历并不如人意。他是阎锡山的嫡系,中原大战后同样沦为杂牌军,被张学良调到穷乡僻壤的绥远(内蒙古中部),天天放牛啃草,要不是前线缺人,何应钦都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号杂牌。正是因为把他调到长城前线,蒙古侧翼空虚,镇守赤峰的熊本师团才腾出手来,跑到滦河大开杀戒,可谓是有得有失。

才到牛栏山的时候,傅作义已经在第一时间里认定,他的防区不算好地方。

同长城沿线不一样,牛栏山已经属于华北平原,既不高也不险,没有地形优势;而普通的土木工事在日军火力下,是生存不下来的。

中央军的徐庭瑶、刘戡、杜聿明都是一时名将,在重炮加坦克面前也无计可施,如果自已不想些别的办法,五十九军恐怕一天都撑不住。傅作义决定,要充分发挥顺义地区人口众多的优势,招集大批志愿民工,协助挖一个防御阵地,守卫牛栏山。

武藤在南天门、滦河大打出手的时候,傅作义在牛栏山紧急招了一万多民工,同士兵一道争分夺秒地挖坑刨洞,甚至把铁匠炉子搬上了阵地,随时修理磨坏的铁镐铁锨。对他这种大兴土木的行为,不少人都是莫名其妙,因为,不就是守个小山么,手下的兵派去干活还不够,竟然拉了上万民工上阵,一个小小的军长这样铺张,是不是有点太作了?

傅作义没有浪费时间对任何人解释。作为保定军校的正牌毕业生,他以专业的技术流手法,把工事画成一张又一张图纸,然后指挥手下和上万民工精确施工,严格杜绝豆腐渣工程的发生(东北军经常干的事),坑挖好了,还要盖上圆木、厚土、青草,防范飞机侦察。武藤打到顺义时,傅作义全军正静静守在战壕里,等候关东军的到来。

五月二十三号凌晨,不守信用的关东军突然开火,对傅作义部队夜袭,试探火力。

从牛栏山阵地射出来的交叉火力表明,五十九军在这一带有严密的防御工事,夜袭吓不住他们,于是日本人下令,调重炮轰。

一层又一层炮火犁完阵地,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弹洞和硝烟,在十架飞机、十辆坦克、三十门大炮支援下,步兵向牛栏山发起了进攻,对面是董其武的一个团。

打败过刘戡、杜聿明、黄杰的川原和铃木终于碰到了真正的钉子。傅作义的部队不多,火力看上去也不强,但工事却十分坚固。可怜的坦克还没开到主阵地,就会碰上地雷或壕沟,而步兵拼了命冲到前面去,却发现没有射击目标。

傅作义的所谓工事,是全方位、全封闭式的立体堡垒,枪眼只有几寸宽,远处根本找不到目标。向这样的工事冲击,别人打得到你,你却找不到别人,十分痛苦。

既然工事还在,那就撤回步兵重点炮轰,轰完后,日军再次进攻,终于顺利冲进主阵地,开始了另一轮噩梦:拚刺刀。

他们才冲上主阵地,就被无处不在的冷枪搞得万分恼火,正要一个个拨钉子时,正面突然跳出一帮人来,挺着刺刀往上冲。按说拚刺刀不是日军的弱项,可傅作义的部队实在不是一般蛮横(绥远民风向来剽悍),竟然一面拚刺、一面开枪。

眼前是刺刀,脚下是黑枪,日本人十分痛苦。偶尔有部队不顾伤亡,硬从炸毁的战壕里冲进工事内部,才发现攻打傅作义的工事,痛苦真的是没有头的,因为傅军长从来不搞形象工程,只玩高级的技术活。

普通野战战壕,是几道土沟,前后堆上木头沙袋之类,施工简便,用炮火拆起来也简便,只能算临时搭建的棚户。东北军大部分都是这种豆腐渣工程;

讲究一点的土木工事,是前后几条深沟,上面有圆木盖顶、前后有交通壕相连,可以在里面调兵、射击,拥有良好的隐蔽性和灵活性,类似于普通小平房;缺点是仍然经不住重炮轰击。中央军大都住的标准平房;

而傅作义的工事,却是豪华两层复式小洋楼。除了前后三道深沟、圆木盖顶再覆泥土青草伪装、交通壕交叉联系外,他还别出心裁地把战壕挖成上下两层,炮轰只能轰掉上面,下面仍然通行无阻,甚至设有厕所、医务所和弹药室,生活医疗啥都不耽误。

碰上工程流的技术宅,铃木和川原都是十分恼火,当场决定加强火力,反反复复把阵地再炸一遍,然后集中兵力突击,务必打开通道。

一直打了几个小时,其实两边的伤亡都不严重,日军也只是冷枪挨得多一点,主要力量还没有损失。在集中火力之后,大队日军终于冲进炸塌的工事,开始同守军在土坑里打近战,结果却发现另一个震惊的事实:

近战,他们不是对手!

一直崇尚刺刀精神的日军,在战壕里居然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只能狼狈逃出去,原因绝非守军武功高强,而是因为傅作义是晋绥军出身,山西的太原兵工厂当年曾经盛产一种近战大杀器,叫做冲锋枪。

晋造冲锋枪,根据美国汤姆逊冲锋枪仿制而来,口径十一点四三毫米,理论射速每分钟六百发,火力猛、威力大。阎锡山不仅引进技术大量生产,还把它当成礼品对外输出,经常成百上千支地送给盟军,正是价钱便宜量又足。晋绥军出身的傅作义是近水楼台,平时弄不到月亮,弄几挺冲锋枪还是没问题的。

这些冲锋枪打野战射程不够,但在战壕里却没有关系,反正来回就几十米,抠着板机扫上几圈,日军还没冲过来就见了阎王。好不容易靠人多挤进去,日本人又痛苦地发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认路。

牛栏山的表面不过是低低矮矮的石头山,可是工事里面却是九转十八弯,绕来绕去找不到来路,时不时能发现一个枪眼,里面的人打完黑枪就跑,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更恐怖的是有的日军追着追着就迷了方向,找不到回去的路。

跟着傅作义钻迷宫,有炮打不了、有劲使不上,日军在又闷又吵的壕沟里面乱成一团,欲哭无泪。他们终于明白一件事:难怪傅作义要找上万民工来挖牛栏山,绝不是为了煮二锅头方便,那是硬生生把山挖空了,变成一座大迷宫。

整整五个小时的进攻,关东军以坦克、飞机、重炮开路,在牛栏山阵地无一收获;只好改变战术,把全面进攻换成重点进攻,终于冲过冲锋枪火力、冲到守军眼前,然后拼刺刀,重新被赶回来。

从凌晨打到中午,关东军毫无进展,何应钦却获得一个不大不小的消息:徐祖贻从顺义回到了北平。

弘义师团虽然骄横,师团长西义一倒还比较实在。奉上级命令要和谈(当然背地里还在进攻傅作义),他就正儿八经地搞了一个接待仪式,按要求让徐祖贻签完“请求停战”的文件;然后告诉他,现在正式启动停战谈判,由关东军、北平军分会各派代表,五天之内商谈具体条款。

徐祖贻带着西义一的条件回来了,同时带来一个新问题:谈判规格由弘前师团上升到关东军,那谈判代表规格也要上升,徐少将资格不够,得换人。新选谈判代表也是有要求的,除了军阶必须高一级外,仍然要仪表好、会日语、业务好、懂政治。

在人才济济的军分会,找个代表人物并不难,何应钦马上看中了参谋部厅长熊斌。

几个小时前,熊中将以华北大局、国家大义等理由,同大家一道起劲地劝徐祖贻,最后把他“送”上汽车,押到顺义去见日本人;
几小时后,何应钦、黄绍竑等人也以华北大局、国家大义等理由,把熊斌按在椅子上,劝他当谈判代表见日本人。为了体现对谈判工作的重视,何应钦还十分仁义地给熊斌临时升了官,由参谋部厅长升格为军分会总参谋,要求他务必维护国家权益,不得有辱使命。

鉴于那些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之类的话都是自已刚刚说过的,熊斌实在没有办法推脱,只能以上辈子欠了何应钦的觉悟,苦着脸被自愿当了代表,准备在五天之内见日本人,做一个万世唾骂的谈和使者、愤青眼里不折不扣的汉奸。

徐祖贻的痛苦结束了,傅作义的考验却没有结束,因为关东军还在进攻。

根据日本陆军的通行打法,如果正面攻不过去,就一定要包抄迂回,铃木也不会例外。从凌晨打到中午毫无进展,说明守军的重点在正面,铃木当即改变战法,正面继续进攻,侧面由一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绕路包抄,准备把牛栏山阵地一锅端。

左翼包抄的目标,是两个村子,一个叫口头村,一个叫茶坞村。日军先进攻口头村。

口头村的守军只有一个营,而且没有牛栏山那样的工事,很快就被突破。日军精神大振,当即全力冲锋,直接冲到了炮兵阵地面前。

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超近距离上,炮兵是打不过步兵的,因为大炮射程有死角,又不能上刺刀打近战。但凡事到了傅作义那里竟然就会出意外,日军正以为这些大炮要变成战利品的时候,守军的山炮竟然开火了!

傅作义的炮兵不光能打远射,而且还会打近战,具体做法是发射一种叫“零线子母弹”的炮弹,该弹发射后会在炮口三十米远处爆炸,炸出近三百颗小铅弹,覆盖几百平方米内所有目标;如果不小心的话,连开炮的炮兵也会同归于尽。

短短几轮炮轰之后,血肉模糊的日军痛苦地认识到,武士道精神虽然猛,但同零线子母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不想在山炮面前变成筛子,最好离口头村远一点,那帮玩命的炮兵他们伤不起!

于是日军立刻变换方向,向着第二个目标挺进:茶坞村。

茶坞村既没有综合工事,又没有山炮,很快陷入日军重围里。傅作义的反应也很快,马上派孙兰峰带一个旅增援。

身为名将,傅作义手下有两员得力偏将:董其武、孙兰峰,其中董其武擅守,而孙兰峰长攻。领到命令之后,孙兰峰立刻率部出发,让日本人好好领教了他的进攻艺术。

日本人刚刚占领茶坞村,孙兰峰就带着两个先头营赶到了,而且也同日本人一样,打算从背后包抄。但很“不幸”的是,他们的动作似乎不那么专业,一下就被警惕的日军发现,只好掉头就跑。

既然发现偷袭部队,自然是要打的,日军骑兵二话不说,上马就追。孙兰峰也不含糊,同部下一道拚命逃跑,两边很快都赶到一片树林附近,这片树林的名字叫苏家口。

日军骑兵还在拚命追击,突然从树林里传来密集的枪声,大批埋伏好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可怜的骑兵没来得及反应就成了靶子,成片成片地被扫下地,被追击的两个营也集体转身,一齐冲着他们大砍大杀。

骑兵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守在茶坞村的步兵日子也不好过,很快被守军三面包围。孙兰峰发挥勇将本色,反复冲杀多次,日军实在招架不住,只好逃出村子,一路跑回原地。

下午四点,牛栏山阵地安然无恙,铃木和川原打了一天,没占到一点便宜。

在南天门,日军战报上的伤亡数字是两百多人;在喜峰口日军战报只损失几十人;但在牛栏山,日军战报上的数字是死三百多人、伤六百多人,总计竟然有将近一千。根据鬼子一贯缩小伤亡的规律,大家能得出的结论,是弘前师团切切实实地吃了大亏。

虽然前线部队很给力,傅作义却很恼火,因为何应钦的电话又打过来了。何应钦一连打了四个电话,命令他必须停火、撤退。

作为总指挥,何应钦确实有权命令傅作义停火,但作为晋绥军,傅作义也确实有资格不鸟何应钦。从长城抗战打到现在,傅军长是唯一一个伤亡比小于日军的守将(二十九军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傅作义不仅敢在电话里跟何应钦吵架,还紧锣密鼓地跟孙兰峰合计,准备发动夜袭,找弘前师团好好算一把总帐。

关键时刻,傅作义派去北平开会的参谋长赶回来了,给傅作义带来了关键的消息:已经达成停战谈判,如果不停火,就要全面开战。

于是傅作义愣住了。

夜袭固然会占到不少便宜,但如果引得关东军重新开战,恐怕结果未必对中国有利。因为长城一线的部队里,只有自已初来乍到,靠着士气和工事能跟鬼子拚一把,其他中央军、二十九军、东北军都已经奄奄一息。如果熊本师团全力出击,北平早晚要陷落,自已几个旅再能守,也挽不回大局。

打到此时,已经十分不容易,见好就收吧!

于是傅作义只好停火,同别人一道撤过了日本人划的停战线。

对一线军人们来说,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剩下的任务只剩下休整;但对黄郛而言,折磨和苦难才刚刚开始。

日本军部的安排,是让关东军同外交部门合作,研究对华停战谈判问题;黄郛则发现在政治问题上,关东军并不是那么嗅觉灵敏,倒是那些外交官们极为棘手,打起交道来十分艰难。

早在停火谈判的时候,日本驻北平公使馆里的书记官中山就神气活现地“教训”黄郛:之所以关东军要打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反日情绪太浓,无法获得信任,所以要挨打。

侵占别人的领土,抢劫别人的财物,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然后再指责别人有反感情绪,这就是几十年来,日本某些人一成不变的思维和做法,从九一八到今天,从未改变。

在三三年的小小会场里,日本的中山书记官威胁黄郛,由于中国排日,日本无法信任中国,所以中国必须解散华北所有排日团体、国民党党部,并把中央军全部撤出华北。

听到中山的要价,黄郛大吃一惊,表面上却保持镇静的样子,同中山有一搭没有搭地接茬。凭着几十年搞政治的深厚功底,他很快弄明白,中山的几项霸王条款只是个人意愿,还没有向上级汇报,日本的官方也没有想到那么长远的地方。

没有想到,不意味着不会想到,尤其是日本官员个个急着建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成了官方要求。见完面回来后,黄郛第一件事,是派特使直奔长春,找关东军司令部秘密接触。

当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还不清楚日本政府、军部、天皇等部门间的差别矛盾时,黄郛已经从纷纭杂乱的情况中敏锐地把握出突破口。在关东军的代表面前,黄郛的特使向日本人故意“透”出一点“内幕”:黄郛不是国民党员,他的政整会里也没几个国民党,如果让他主持华北,肯定同国民党不一条心,关东军有什么交道也能方便得多。

对特使的说法,关东军有点半信半疑,但看在黄郛资历老道、又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的份上,终于相信了一点,那就是黄郛不是国民党员,可能比较好打交道,或者说比较好利用。

其实武藤也不想停火,牛栏山前对傅作义的那一战,就是大战前的试探。如果真象永津说的,中国军队全都矛盾重重、不堪一击,他肯定要长驱直入,占领平津。无奈两个旅团在阵地前面碰得头破血流,地方系的杂牌军竟然在火力、工事上都强过中央军,而且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才让他打消了抗命的念头。

强攻有风险,板垣又招不到亲日派,突然横空跳出一个黄郛,身份资历意向全都符合无间道的要求,武藤顿时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由得连连点头。

关东军这一关顺利通过,但黄郛的麻烦并没有完。中山自说自话地报完价后,立刻向领导汇报,日本外相也觉得十分有戏,不仅在谈判条件里立刻添上新项目,而且还加了一条绝对不能接受的要求:中国必须承认所谓满洲国。

本来是停战协议,随着要价越来越多,最后决定搞一个单独的政治协定,由关东军武力威胁,逼中国签字。

黄郛的压力顿时到了极限:如果日本真的提出霸王条款,他不签不行,签了也不行,除了跳楼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虽然上头口头交待过要“共担责任”,但事到临头,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滑头鬼,一个比一个精,而且还时不时地在全国摆“抗日领袖”的造型,指望他们替自已说话,基本上是白费工夫。黄郛只能一面把黄绍纮紧急派去庐山说明情况,一面坐在北平听天由命。

兵临城下,军务惫驰,他已经束手无策。

五月三十一日,中日双方在塘沽正式举行停战谈判,由参谋部厅长熊斌中将对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

熊斌大气都不敢出。他知道今天的谈判十分关键,只要一步不慎,不是千古北平毁于兵火,就是他沦为万世不复的汉奸。

冈村宁次的态度却很轻松,毕竟胜利者总是多一点底气的。他递给熊斌一个停战草案,然后告诉对方,这是关东军的意见,一个字都不许改,十一点以前签字,否则开战。

熊斌还试着想把中国的停战草案提出来讨论,冈村根本看都不看一眼,只问了熊斌一个问题:“你签不签字?!”

国家弱小,个人也不配有什么面子,熊斌和几个随从只好强忍屈辱,仔细看冈村的草案。

冈村虽然霸道,停战协定倒还不很霸道(相对而言),只是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停战线,关东军则撤到长城以南,中间地带由中国接收,但不能驻军,只能驻保安队或警察。从本质上讲,这是在长城以南设了一个一百公里左右的非军事区,中国军队不能进入,但条约里没有任何清除国民党或中央军撤出华北全境的要求,也没有承认满洲国或割让领土的字眼,中国政府依然可以行使华北的主权。

熬到最后十分钟,熊斌明白,今天不答应是不行了,只好提起笔来,签下这份被后世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

签完字,熊斌心情沉重地走了,一分钟也不想多呆。他没有想到的是,几分钟之后,有人气喘吁吁地赶到会场,然后开始捶胸顿足。

赶来会场的,是永津和中山等鬼子外交部的人渣。

他们精心准备了割让东北、中央军退出华北等霸王条款,由外相找关东军协调,准备一道参加停战谈判,强迫中国签一个附加政治条款。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关东军却认为,仗是他们打的,凭什么要让外务省吃干饭的那帮文官掺和,明面上不好拒绝,却想出一个小损招,故意把时间晚一点透露给他们,放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鸽子。

在场的军人们很是为自已的小聪明得意。等永津把自己的条款一件件给大家看后,冈村才明白过来,其实日本错过了一个多么大的机会。

虽然中国损失了一大片主权利益,但是比起永津等人的方案来,何应钦还是不得不侥幸一把:华北万幸,民国万幸。

黄郛很不幸。

正如一开始预料到的,不管停战协定签得多有考虑,终究是损害主权的条约,全国人民对失地求和一类新闻的接受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前天刚用大刀痛砍鬼子,昨天还梦见三千城管踏平东京,今天就宣布军队退出长城一百公里、把东北和热河全部交给鬼子,不是出了卖国贼,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在普通民众眼里,华北的事情,显然是蒋介石任人唯亲,让自已的干兄弟跟日本勾结,变相出卖东北和热河主权的结果;委员长显然要负领导责任,但北平政务官黄郛更要负直接责任。

千言万语归结起来,只有一句大白话:黄郛是汉奸!

对自已要变卖国贼的事情,黄郛心里早就有准备。现在不是分辩的时候,或许永远也没有分辩的一天,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也很难。

关东军虽然答应撤军,但时间却没有定,必须软磨硬泡让他们尽早离开;长城一线的缓冲区肯定不会痛痛快快让出来,估计鬼子要在当地安插伪军,也要想办法挤出去;更重要的是自已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本人早晚有一天会查觉出来,必须尽量拖延、争取时间,让蒋介石有工夫整兵备战,预备下一场决战。

现在他的任务,是被日本人赶走或暗杀之前,尽量稳住北方,保证中央有时间准备布置。因为,扩充军备需要稳定,训练新兵需要稳定,修筑国防工事更需要稳定,总之,稳定压到一切!

然而黄郛终究没能稳住北方的局势。确切地讲,他连一天也没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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