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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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出事的地方,是察哈尔。

察哈尔本来是二十九军的老窝。长城抗战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来了位新主人,叫冯玉祥。

自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一直在山东“读书”,直到蒋介石下野,孙科广招贤才,把他从山东招回了南京。

好容易从高级囚犯恢复自由,冯玉祥十分高兴。可是没过多久时间,蒋介石重新上台了,他只好又回济南,继续关在屋子里读书。最让他难堪的,是韩复榘虽然不欺负他,却奉蒋介石的命令,把他的警卫队全部缴械,换成自已的卫兵。

出个差连卫队都闹没了,冯玉祥十分憋气,索性一个人离家出走,偷偷跑到察哈尔首府张家口。关东军在滦河大打出手的时候,冯玉祥正在张家口赌气,不肯回去。

兵临城下,防线左支右拙,何应钦知道冯玉祥是危险分子,可也顾不上招呼他。就在所有人都忙着收拾残局、跟武藤谈判的时候,方振武也到了察哈尔。

方振武,西北军旧将。

虽然方振武是最早反叛冯玉祥的那一批,但此一时彼一时,老方早就因为待遇问题跟老蒋一刀两断,还在南京坐过两年监狱,托胡汉民的福才放了出来。出狱后的方振武二话没说,把家财全部拿出来,又四处借钱,说要成立抗日救国部队。

西北军虽然派系多,但义气还是讲的。看到方元老要救国,不少人(主要是军阀)都慷慨掏钱,又从山西拉出两个师的旧部(阎锡山很欢迎他把客军带走),于是走马上任,自封为救国军司令,浩浩荡荡地北上抗日。

当方振武豪气万丈地派人找何应钦请求作战时,何应钦却皱起了眉头。

何部长不是不缺人,他十分需要人手。要命的是方振武一贯跟蒋介石过不去,属于重点维稳对象,现在不经批准就把山西的部队拉出来,将来打仗肯定也不会听自已的指挥,这种部队换了谁,也不敢在前线重用。

于是何应钦下了命令,抗日救国军必须回山西去,同时方振武必须离开部队,以防不测。

手上有兵有枪,要是乖乖听这种命令,那就是傻子了。方振武没理何应钦,自顾自地从河北出发,说要北上打日本。

看到方振武之类不听命令,何应钦又下了另一道命令,为“统一军令”起见,所有河北、察哈尔的抗日部队全部取消番号,如果相关单位不想解散,可以请求加入正规军,调长城前线同关东军拚命。

何部长的这一招顿时将住了方振武。虽然全国到处都是抗日口号,但军头们十分明白,日本军是不好惹的,德械师、税警团那样精良的装备,在他们面前都是连连败退,普通的二流部队顶上去,估计渣都剩不下来。

很明显,方振武的部队应该是二流部队,或者比二流部队还差点。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他的部队兵精弹足,何应钦早就调上前线去了,不用等别人来拉。

没有编制,没有军饷,到处不收,能去的地方又是死地,方振武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没出路。正在彷徨的时候,冯玉祥溜到了张家口,并派人带话给他:来我这,我需要你。

于是方振武带着残破的部队,从山西走到保定后,又从保定走到张家口。此时只有一个师跟着他,另一个师看到前途渺茫,提前开溜了。

虽然只有一个师,但毕竟也是师,不是保安队,冯玉祥十分高兴地迎接了老部下。方振武欣喜地发现,来张家口的不仅是他,还有吉鸿昌、高树勋等老同事,打算以抗日的名义结为盟友、求个前程,甚至连二十九军看家的副军长佟麟阁都同意加入。吉鸿昌等人是共产党员,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同盟军打出局面,苏联愿意从北面支持枪炮,成立一支无敌的抗日精兵。

虽然将领很多、前程很广,但冯玉祥数过人头后,还是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兵。

方振武的师跑了不少人,老冯只拉来一批学生兵,二十九军留守部队数量质量都不高(好点的都在喜峰口);吉鸿昌等人倒是号称有苏联支持,可是他们是单身来的,光带了张嘴,没有手下。

几千屌丝缺枪少炮,在大草原里放放牛还可以,要去抗日明显差点。大家想来想去,终于发现他们不是没有兵,而是兵太多了,只是没有招进来而已,察哈尔到处都是散兵,不少人还同关东军真刀真枪干过架,把他们招进来,马上就能扩成一支集团军!

说到察哈尔的散兵,那真是一声叹息。

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培训出来的正牌毕业生,打起仗来也是正经八百,从来不搞游击战、特种战一类歪门邪道。热河溃败后,前线撤下来的不光是东北军,还有近十万被关东军打得无处躲藏的义勇军,全都跑到华北来求生活。

东北的义勇军成分十分复杂,除了失陷的军人、警察,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甚至土匪也有不少,只要补充给养、在前方有个接应,他们就愿意整顿再战,回到日军后方打个天翻地覆。无奈何部长文凭虽然高,却不懂如何打游击,在他看来这帮人都是乌合之众,站个队列也站不齐,拉上去守阵地更是找不着北,根本没有用处,只能一律裁撤。

白山黑水里同鬼子伪军拼命,转战千里回到祖国后方,结果没有编制、没有军饷,连饭都没有一口,扔在野地里不管死活,这就是有关部门给东北义勇军的“待遇”。华北到处都是军队,可怜的义勇军没有地盘,只好逃荒一样窜到察哈尔来找饭吃,不少人只能重操旧业,在草原上当起了土匪。

对义勇军的遭遇,何应钦是比较迟钝的。华北的局势如此紧张,几个土匪就该自已管好自已,不能遇到困难就找国家伸手,一点觉悟都没有。

何部长没有觉悟,但冯玉祥却有觉悟。他公开宣布,欢迎义勇军加入他的队伍,有实战经验者优先,管饭(这个最重要)!

五月二十六号,正当中国同日本商量好停火、准备签塘沽协议的时候,冯玉祥在察哈尔正式开张挂牌,成立抗日同盟军,号称要雪耻复仇、收复失地。

对冯玉祥的举动,何应钦很不以为然,二十九军在察哈尔有多少底子,他心里是有数的。但看到“同盟军”的兵力数字时,何部长不能不当真了,因为冯玉祥的兵马,已经超过十万。

刨去东北军,华北前线的西北军、中央军、晋绥军,加起来恐怕也不到十万人,也就是说,冯司令只用短短几天时间,就筹到了一支比他还大的队伍。最要命的是,马上要签塘沽协定,全国都会骂他和黄郛是汉奸,冯老头偏偏打的是抗日旗号,让他反对也不是,不反对也不是。

不能来硬的,何应钦只好施软招。他提醒宋哲元,察哈尔是二十九军的地盘,要是他不回去,就只能派给别人了。

对何部长的“关照”,宋哲元早就心里有数。好不容易才有一块全国闻名的穷地盘,正在全军伤亡惨重、急需回去整补的时候,居然根据地被人端了,还是老长官串联老兄弟干的,让他有火都发不出来。

宋哲元和何应钦只好轮流派人来张家口,劝冯玉祥要有大局眼光,何部长还答应只要冯司令下岗,一定给安个“林垦督办”的官职,负责全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建设,象国父(孙中山)那样搞实业报国。

做农业大臣,虽然不能带兵打仗,至少出门闲逛没有人管,比在山东软禁要强得多。何应钦认为,自己开出的价码已经很高很诱人了,冯长官肯定会动心。

想了几天,冯玉祥回复说,同意。

何应钦和宋哲元都是大喜过望。只要能撤掉同盟军,华北局势就能稳定下来,别说林垦督办,就是到中山陵养老也行。没想到几天以后,冯玉祥招呼都不打一个,突然发表声明,坚决不离开张家口,不当官不要紧,一定要抗日到底。

华北的何宋顿时又糊涂了,不知道冯玉祥搞的是哪一出。

其实冯玉祥倒真心不是忽悠他们,实在是前几天同方振武有矛盾,觉得日子过不下去,才放风说要回南京关心三农问题;后来大家好好说和,冯玉祥又觉得有奔头了,于是激情依旧,继续抗日。

有兵有地盘,又解决了内部矛盾,鬼才愿意去种田养猪。

六月二十号,抗日盟军正式出征,第一步是肃清察哈尔境内的伪军。

严格来讲,二十九军的地盘只有察哈尔的一部分,其他地方被日本人占了不少,都是伪军在看守。所谓柿子要拣软的捏,同盟军刚刚成立,清理一下身边伪军、练练兵也是应该的。冯玉祥马上发出命令,大军进攻多伦。

多伦,内蒙古商业重镇。

虽然民国时的草原穷得要命,但多伦却是山西人做生意的集中点,十分有钱。同盟军缺钱少粮,正需要这种能生财的地方补充给养,所以冯玉祥的目标理所应当地选在多伦。攻多伦的是西北猛将吉鸿昌,而守多伦的是伪军李守信,全军不到一万。

人数比对方多,士气比对方旺,吉鸿昌十分有信心、有把握拿下多伦。没想到打了几天,除了在厚厚的城墙上留下一些枪眼,其他的一无所获。

吉鸿昌没有大炮。

义勇军本来就不擅于攻坚,又没有大炮轰开工事,李守信在城里的日子虽然难过,但却还能撑得住。吉鸿昌顿时犯了难:他的粮食快要不够吃了,不拿下多伦,就没法交差。

关键时刻,他决定发挥忽悠功夫,派人找李守信谈判,劝他“借”多伦用一下。

于是在不久的某一天,李守信瞒着日本顾问,接待了吉鸿昌派来的使者。

身为非著名汉奸,李守信对日本和中国都没啥感觉,更不打算替哪一边尽忠。吉鸿昌的使者也不跟他讲什么民族大义,直接了当地告诉他:过不久苏联的军援就要运到了,光步枪就有一百万枝,大炮什么的另算,联军现在刚出道,需要你的多伦出风头,借给我们先用一下吧!

李守信想了一想,然后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要借多长时间?”

使者大喜。李守信问这个问题,说明事情很有商量,马上保证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还极讲义气地提醒李司令,所谓铁打的城池流水的兵,苏联军援一到,冯玉祥的大军就是天下无敌,李司令今天愿意送这个交情,来日欢迎加盟联军,一定送一顶大大的官帽子给李司令戴!

送走使者,李守信转身去找日本顾问。

虽然关东军没在多伦,但日本人还是留了几十个日本“顾问”,负责监控李守信。李守信没有为天皇尽忠的觉悟,却有不能得罪投资商的意识,因此必须把顾问们忽悠好,才能在多伦全身而退、保存实力。

面对满脸惊疑的日本人,李司令十分激昂,告诉他们说抗日军来了大批援兵,估计能有好几万人,两边即将进行一场总决战。身为城防司令,李将军决心效忠天皇死战到底,请几位顾问大人有什么话赶紧留下来,他一定提前托人送给家属!

听到李守信的话,几个日本人脸都白了。这些天在多伦好吃好喝当太上皇,享受做梦一般的荣华富贵,突然间要在大草原上为狗天皇玉碎,实在是有点不甘心。

于是日本顾问们纷纷给李司令做思想工作,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中国古话开导他,有机会赶紧突围要紧,回头带上关东军来收拾这伙土匪,犯不上把宝贵的生命白白牺牲掉。在顾问们的努力开导下,李守信终于勉为其难地点了头,同意放弃与多伦共存亡的念头,并悲痛地表示要走也可以,他知道敌军有一个方向兵力空虚,适合突围。

七月十二日,冯玉祥宣布,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激战后,爬城三次终于攻入多伦,同日伪军白刃格斗四个小时,成功收复多伦失地。

全国沸腾。

虽然冯玉祥的战报对过程有点太过夸张,但经过一个又一个败报之后,全国已经陷进一种赢不起输不起的状态,不管是十九路军还是二十九路军都打不赢仗。此时西北军老领导横空出世,而且能从敌人手里收复失地,实在是军事意义重大、政治意义重大、新闻意义重大。

出完风头,冯玉祥该买单了。

虽然是收复多伦的民族英雄,抗日同盟军却没有编制,多伦也不是提款机,所以该缺的钱还是缺,该缺的粮也还是缺,何应钦并没有给他什么关照。

何应钦不给钱倒没什么,本来也没指望中央能给什么政策,可要命的是苏联的态度。在仔细考虑各方面利弊后,斯大林认为支持冯玉祥会同时得罪日本和蒋介石,有点得不偿失,于是通知同盟军,先前说好的枪炮卢布等援助,暂时不能给。

要了亲命了。

没有苏援,何应钦又在华北搞封锁,十几万同盟军只能在草原放羊,啥也指望不上;而关东军同李守信会合后,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报一剑之仇。可怜的冯玉祥天天发愁,愁军饷,愁军粮,愁打仗,终于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让他再也挺不下去。

把冯玉祥压垮的,是中国共产党。

按冯玉祥的布置,起兵的时候需要苏联援助,所以拉上共产党一块行动;而共产党对抗日也很积极,两边一拍即合。

抗日同盟军有十万人,共产党只有三百人,但这三百共产党人全都是“兵运”的好手,立刻马不停蹄地在各个重要岗位展开工作,准备控制部队。

大家都是打仗出身,想抓枪杆子可以理解,要命的是共产党竟然成立了所谓“中共察哈尔前委”。按照王明和博古的指示,前委决定把同盟军里能拉走的部队都拉走,搞出一支新的红军出来,南下河北、山西建立苏区,而且还有一句要命的话:大家必须警惕冯玉祥“不可避免的叛变”。

苏援没招来,却招来一群白眼狼,看样子还要算二七年的旧帐,把自已打成叛徒,冯玉祥顿时火冒三丈。此时又传来更加头痛的消息:东北义勇军的邓文打算投蒋。

东北义勇军里,邓文是比较有声望、有斗志的领袖人物。听说他要走,冯玉祥再也控制不住,下令立刻派人暗杀,砍死邓文。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某大哥和某大哥会晤谈判,回去后大打出手,死了无数人,最后一方被另一方摆平,乖乖地下岗认输。我们也会看到另一幕,某大哥因为某个原因跟另一位大哥会晤,结果十分不幸,被对方火并干掉了,手下也分崩离析,成为一群待宰的羔羊。

通常来讲,后一幕都是比较省事的,但是绝大多数大佬们碰到这种场景,都是选择前一种解决办法,宁可死伤几千几万人,也不肯派个刺客解决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蒋委员长跟毛泽东后来在重庆谈判,明知后来要打得热火朝天,可是当时谈完判,还是把毛泽东送回了延安。

对这种事情,不少人认为,那帮拿枪的大哥们都是傻瓜,明明一粒子弹能解决的事情,非要动枪动炮打一场,有时还被打输了(例如蒋委员长),实在是劳民伤财。如果换了自己上场,一定能大展拳脚,杀他个不亦乐乎也。

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半是不懂政治的。

一个人只要没有练过刀枪不入神功,都是很脆弱的,不管是老大还是总统、元帅,挨了枪要完蛋,挨了刀有时也要完蛋。但是现实生活里,解决一个老大往往非常困难,因为老大身后总会有一大帮小弟,小弟还有一大帮手下,如果你不能安排好后续事宜、解决对方的人马,简单的暗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给自己结下一大帮仇人,甚至成为其他大佬联合干掉的目标。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你可以杀人,但必须要有买单的本事!

很明显,冯玉祥不大明白这个道理,也没有买单的能力。他杀掉邓文之后,义勇军虽然没有找他报仇,却都投奔蒋介石那里去了,山西、热河过来的部队看到这一幕也纷纷散伙;如果再除掉不靠谱的土匪军、地方部队,十几万同盟军里能掌握的,只剩下吉鸿昌和方振武两批人。

冯玉祥叹了一口气。原来还是老部下管用,虽然只有两支人马,但只要能紧跟自己干革命,就仍然有雄起的机会。

正当冯玉祥略感宽慰的时候,吉鸿昌却满脸无奈地告诉他:我的部队,不跟你。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吉鸿昌的部下早就让前委的柯庆施等人控制住,正在按要求准备换红军的番号。不跟冯司令算五年前“清党”的帐,已经算是宽大待遇,再要他们听冯司令的指挥,似乎有点强人所难。

做完一遍又一遍减法,冯玉祥手上能指挥的部队,只剩下方振武的几千人。奇迹是不会出现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冯玉祥知道,自已撑不下去了。

七月二十八号,蒋介石和汪精卫向冯玉祥发出了最后通碟,二十九军也磨刀霍霍,准备用武力强行回家。眼看里里外外都不厚道,冯司令连自已的安全都没有信心,只好宣布自我下岗,撤消抗日同盟军。

同盟军撤消了,二十九军回家了,看上去皆大欢喜,但宋哲元还有块心病:冯玉祥不肯走人。

按照冯玉祥的说法,他已经主动交出了兵权,现在是闲云野鹤,留在张家口散散心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蒋介石却认为,老冯最该去的地方是监狱,只要出了大门就是维稳对象,必须找个大家都放心的地方关着,不适合到处乱走。

对蒋介石的态度,冯玉祥倒不奇怪,要命的是宋哲元也同意蒋委员长的看法,认为张家口风景有限,冯老板最好是换个地方住,例如济南。

想留自已,怎么都能找到风景好的地方,所以宋军长说不好住,那就肯定不会让他好好住。宋哲元回来后,冯玉祥呆了几天,终于“想”明白了,走人。

冯老大走人了,同盟军自然也是全面解散,由宋哲元软硬兼施地收编。只有两路人马不肯听话,一路是方振武,另一路是吉鸿昌。

察哈尔乱成一团的时候,吉鸿昌正在东面同关东军对抗。可怜的李守信丢了多伦,日本人很是不满意,居然不补充人枪就要他进攻;没想到吉鸿昌更惨,不仅保不住多伦,连自已都保不住。于是两个人很快达成共识,吉司令十分仗义地讲了一回信用,把多伦城又“还”给李守信,然后回去找方振武商量出路。

老领导都容不下,宋哲元当然更不会容下他们,方振武和吉鸿昌都明白,察哈尔是呆不下去的,必须选一个地方赶紧开路。北面是关东军和李守信,南面的山西有阎锡山,都不是能去的地方,他们的路只有两条,向东或向西。

方振武决定往东走,东面有长城,可以在那边抗日;而吉鸿昌则想向西,西边的高树勋也是西北军出身,或许能找个地方安顿一下。

此时吉鸿昌的队伍已经乱成一团。根据党永远正确原则,冯玉祥撂挑子不干,显然是总前委工作不给力,于是上上下下又被打成右倾分子,不少人还受到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接着共产党人公开亮相,宣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要带领全军打到河北,建立新的红军苏区。

看到吉鸿昌的队伍要当红军,方振武顿时没了兴致。他虽然抗日,却不向往革命,吉鸿昌只好带着人马单干,一路向西。

可怜的吉鸿昌在往西的路上走了半天,终于快走出察哈尔,来到绥远的地界上,却发现傅作义早就准备好枪炮,在边界上等着他。看到来者不善,吉鸿昌赶紧找对方谈判,商量能不能借个路。

吉鸿昌认为,自已只是去商都看看老同事高树勋,请傅司令不用担心;

傅作义认为,吉司令去哪里都可以,但不要来绥远,因为绥远不欢迎吉司令;

吉鸿昌坚持认为,绥远的路不是傅作义家的,大路朝天,人人都可以走,凭什么不让他走;

傅作义坚持认为,中央早就不承认吉司令的军队,不来打你已经是客气,再想到自己的防区里旅游,那是没商量的事。

两边越谈越拧,又都是脾气火爆的军人,于是打了起来。干过一仗之后,吉鸿昌想通了,绥远的路确实他不该走。

因为他打不过傅作义。

于是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带着人马,转头一路向东。走到独石口,碰到了进退两难的方振武,一对难兄难弟无路可走,坐到一块相互诉苦。

天下的苦命人都是一家。两个人诉来诉去,终于得出结论,同盟军之所以从十几万变成现在的流浪团,都是因为蒋介石、何应钦在里面捣乱,不把两个国贼除掉,抗日就进行不下去,救国就不可能完成。

想通这一步,下面就顺理成章了。九月十号,吉鸿昌同方振武联合发表声明,把名字改成“抗日讨贼军”,一面抗日,一面讨伐蒋介石,同时还拉了两股人马凑数:土匪刘桂堂和东北军汤玉麟。

这是他们犯下的最致命错误。

一直以来同盟军虽然碍眼,何应钦都不敢直接派兵进攻,主要是因为刚签过塘沽协议,正是全国唾骂的时候,突然跑去打抗日军队,容易引发全国公愤。现在吉鸿昌和方振武宣布反叛中央,又找刘玉堂、汤玉麟搞联合,打起来就方便多了。因为刘桂堂是土匪汉奸,汤玉麟是丢失热河的罪魁祸首,对付别人没有名目,收拾他们还是不成问题的。

吉鸿昌和方振武也知道事情凶险,可是箭在弦上,想不射也不行了。十天后,东拼西凑的六千大军来到密云、怀柔,此时汤玉麟见势不妙,早就逃得不见踪影,只剩下三个头领带着一群小兵过日子。

密云和怀柔都是“非军事区”,何应钦管不到他们,但日本人立刻来了精神,马上派飞机轰炸,同时扔下通知,要他们马上离开,否则军事解决。

自已手上那点部队有多少斤两,吉鸿昌心里是有数的。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飞机,他们只好一路南下,来到北平近郊,很快在昌平陷入包围。

包围他们的有中央军,有晋军,也有西北军,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消灭叛军。

终于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了,而且是四面楚歌,有点智商的人都知道,北平是攻不下来的。不光小兵们纷纷逃跑,连号称革命最坚决的中共前委也不知踪影,吉鸿昌和方振武走投无路,只好宣布投降,部队交给晋绥军的商震改编,其中吉鸿昌躲到天津租界,方振武流亡到香港。

好不容易解决掉冯玉祥,何应钦全身都是冷汗。此时华北的局面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关东军就会找借口打进来,他只能一面应付,一面告诉蒋介石:我撑不住多久,必须再想办法!

蒋介石十分清楚,何应钦所谓的办法,是更多的援军、大炮和弹药,只有装备一支正规化的精良部队,才能让关东军懂得什么是规矩。黄郛在华北恐怕拖不了几年,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部队轮番整编,并且换上标准化装备,应付将来可能的危机;而其中的关键在于,装备可以用钱买,能打仗的兵却不容易训出来,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负责统筹、训练、编制和军事研究。

虽然蒋委员长手下挂将牌的人很多,但能担当如此重要战略任务的要么没有,要么不可靠。选来选去,蒋介石最后选中了一个人:参谋总长朱培德。

中央陆军大学校长、著名战略专家杨杰在军事委员会里,也不过当一个参谋次长;而治理江西十分失败、被红军打得鼻青脸肿的朱培德却能当上参谋总长,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从二九年九月起,朱培德就交出了江西的军队和地盘,自愿完成从军阀到职业军人的转变,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做参谋长。从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到中原大战,朱培德都显示出策划谋略方面的才能,而且为人极其低调,不好酒色,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几年工夫里,朱培德已经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却在战争中显示出越来越精湛的参谋素质,派他去完成国防军整训工作,既不起眼,又能收到实效,实在是训练总监的不二人选。

蒋介石早就有从欧洲购买统一装备、完成正规军整训的想法,德械师就是他的试点工程。本来决心还不够大、步子还不太快,但日本人的步步进逼,让他连退路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

于是低调的朱培德更加低调,在后来的岁月中,他除了出席一些虚职外,仿佛已经从军队里消失;而在无声无息的整顿中,成千上万的标准化步枪(中正式)、火炮有计划地发到部队,替换下五花八门的杂牌武器,弹药后勤问题变得简洁明了,战术条令越来越得到贯彻,军队的战斗力开始一步步提高。所有人都知道政府有钱了、中央军换装备了,却不知道整个大计划的背后,有一个默默操劳的朱培德。

朱培德的整军还要好几年才能看到效果,而在日本人打进来之前,蒋介石决心做一件事:把共产党杀光。

从三零年丢失井冈山根据地起,毛泽东就一直在江西东奔西跑,一年多时间里挨了三次“围剿”,端的是狼狈不堪。在离开根据地的日子里,他走过江西、福建的穷乡僻壤,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农村是广阔天地,一定能大有作为!

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因为农村有钱,而是因为农村没钱;而要明白农村为什么没钱,要先从中国军阀和他们制造的国情说起。

拜受低成本影视剧之赐,一般人想象中的军阀,日常生活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打牌、抽大烟、闲时去外面欺男霸女,屋里再守几个姨太太,吃饭从来不给钱,琐事都交给身边的副官打点,自已天天享清福。

纯属胡扯。

电视可以胡乱拍,但军阀千万不能胡乱当,按照央视导演的方法去当军阀,一个月都撑不下来,就会被乱枪打死。事实上做军阀就象开公司一样,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绝非占着一块地盘那么简单。他必须象个精打细算的董事长,综合计算自已的军饷开销、武器添置和编制配备,一点点在平衡中扩大规模、做大做强,同时操纵好那帮见利忘义的手下,让他们既有肉吃、又相互牵制,否则就会被别的军阀吞掉,或者被造反掀翻。

既要懂军事、懂人事,还要抓好政治和经济,才是一个合格的军阀,有时候作为成功军阀,后面两条更加重要,例如土豪阎锡山。只要不是张敬尧、汤玉麟那样的极品,都懂得养鱼不能抽干水的道理,尽量不把农民逼到绝路,不少成功军阀还制定过有效的农村政策,缓解三农问题。

当军阀实在是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比起各极地方军阀,全国最大的中央军阀–蒋委员长,表现实在是差得很多。

民国的特点是军政不分家,各省说了算的一把手都是军头,而蒋老大手下大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事条例非常熟悉,对政治、经济却十分生疏,办起事情来往往事倍功半;加上为了防止军人坐大,蒋委员长有必要把他们隔几年调一个地方,结果谁也不会把辖区真的当成家来建设,民生问题搞得极其成问题,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光是军人执政,倒还不是什么大事,委员长可以给他们派经济专家辅导功课;但另一个问题就不简单了:中央财政负担太重。

地方军阀要养的只是自已的军队,中央军阀则不仅要养军队,还要养庞大的机关,要养一群有了不多没有会少的政客贤达;有灾情要及时赈灾,甚至有实力的地方会勒索中央,逼中央拨钱拨粮(例如张学良)。因此中央的负担,通常都比地方重很多。

理财困难、开销太大,都是头痛的事情,但还不算致命的失误;毕竟收入低一点、比别家少吃一点,农民们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最要命的地方,是蒋委员长的地盘里,一直流行一种病,叫清党后遗症。

自从二七年大清党以来,蒋介石杀掉了几万共产党,也顺带着杀掉了几十万国民党,凡是从前跟农会、工会沾过边的人统统杀光,甚至无关人员也杀。而清党之后,为了杜绝共产党死灰复燃,委员长又在内部大搞特务统治,谁敢研究农民问题或土地问题(蒋委员长特许的除外),多半都没有好下场。这样一来就把农村搞成了基层党部管不到、中央懒得管的地步,而农民们既然没有权利保障,自然就成了谁都可以宰几刀的肥羊。

在委员长治理下的江 欣喜地发现,只要给农民们分田、保证大家都能吃饱饭,就不愁招不到兵,不少人砍条梭镖跟着红军走,革命态度那是相当坚决。虽然经过三次大“围剿”,根据地却是越打越大、越打越旺,早就从农村打进县城,眼看要进军二三线城市,红军的名声也传得越来越响。

看到中央苏区红红火火,毛泽东终于相信,其实有没有井冈山,并不是多大的事情。那片山区只能养活两三千人,充其量算个游击缓冲区,碰到稍微大一点的敌人就扛不住,牵制作用十分有限,还是在南面开根据地比较容易。只要蒋介石不给农民分地,别说三次围剿,就是再来个四次、五次,也不过是浮云。

中央根据地一定能蓬勃发展,革命一定能从星星之火烧遍整个中华大地,毛泽东对前程充满了一定、确定以及肯定的信心。

然而这一切还是被无情地击碎了。中央苏区没能生存下去,革命的火种也没有迅速烧遍全国(当然十几年后还是实现了),甚至整个红军都被敌兵追得团团转,差点集体变成无头的烈士。而造成这一切的最初起因,竟然是一场奇怪的敲诈案。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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