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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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英国人在新加坡抓到一个共产国际的信使,从随身文件里找到一个邮政信箱,顺着信箱又在上海抓到一对苏联夫妇,男的中文名字叫牛兰。

英国在新加坡抓苏联信使,本来跟中国是扯不上关系的。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莫名其妙,既然蝴蝶扇个翅膀都可能引发风暴,新加坡的案子影响到江西苏区,也就顺理成章了。英国人从牛兰的房子里,搜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帐册、银行存折、共产国际给各地的指示及远东局、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等要命的文件,很明显,牛兰是一条大鱼,而且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

此时正碰上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抓,这种案情当然要找他们询问。两个人听说有这档事后,脸色都十分奇怪,语调含糊地表示,共产国际的远东局确实在上海有人,负责人是个有点象牛兰的外国毛子。

事情牵扯到共产党,性质就严重了,尤其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同中国共产党有直接联系。国民党立刻从英国人手上引渡嫌疑犯,然后加强审讯,争取弄出点有价值的情报出来。

从犯人嘴里套口供,向来是秘密机关的拿手绝活,不管是中统还是军统,都有成百种刑讯方法,可以让犯人后悔从娘胎里生出来。但蒋介石却拿牛兰毫无办法,不仅因为牛兰死不开口,还因为对方是身份不明的洋人。

牛兰夫妇手上有好几本护照。虽然多重国籍在很多地方并不犯法,但发护照的国家态度却不一样,有的否认他们是本国公民,有的不肯承认却也不否认,让人十分吃不准里面的水有多深。而当事人牛兰则一口咬定,自已的身份只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的打死也不说。

牛兰夫妇死活不说自已是谁,监狱又不敢对洋大人动刑,偏偏舆论的兴趣还很大,天天打听是怎么回事。于是南京政府施出另一招,就是什么都不承认,甚至不承认牛兰在监狱里,准备把事情拖过去后再慢慢收拾,实在不行就让人突然发病,来个死无对证也行。

其实蒋介石的猜想并不正确,牛兰不是远东局在中国的负责人,而是远东局国际交通线的负责人。如果有印象的话,远东局的国内交通线先前是由顾顺章负责,他的工作同牛兰正好接口,也就是说,牛兰可以算是顾顺章的搭档。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对牛兰的身份,心底肯定是明白的,但都装作不知道,把烫山芋留给了蒋介石去啃。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南京能查出牛兰的身份,那是蒋介石的事,愿不愿意跟苏联顶牛,自然有南京那帮人研究;但如果是自已把牛兰供出来,苏联肯定不会罢休。斯大林收拾不了南京政府,收拾个把小特务还是有把握的,所谓明骚易躲暗贱难防,一个人同一个国家作对的蠢事,顾顺章和向忠发是不会干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蒋介石却蒙在鼓里,而看到委员长不声不响地想玩阴招,莫斯科也是十分恼火。于是牛兰的另一个上司出面了,决定展开营救工作,这位上司叫佐尔格。

理查德*佐尔格,著名的“红色谍王”,其最出名的业绩是向苏联提供日本“南进”战略情报,号称改变了二次大战进程(当然有点言过其实)。牛兰被抓的时候,他的第一层秘密身份是远东局代表团会员,实际秘密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上海情报负责人,牛兰正是他手下的情报员。

苏联红军情报部(简称“格鲁乌”),是专门为苏联提供军事、战略情报的机关,佐尔格则负责在上海收集国民政府的布防、调动等消息,帮助共产党搞革命。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他们的身份也是云山雾罩,大家只知道这几个毛子都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人。为了营救牛兰,佐尔格决定发动国际声援,逼国民党放人。

很快,蒋介石就收到各种声明,抗议他们扣压“大都会贸易公司”老板、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牛兰夫妇。虽然都是些民间人士,蒋介石却不敢怠慢,因为他十分惊奇地发现,发声明的人有国际红色救济会、鲁迅、高尔基、杜威、罗曼罗兰,甚至还有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国际压力蒋介石还可以装聋哑,有些家庭压力就比较难受了,孙中山的遗孀、蒋介石的大姨子宋庆龄也站出来,找蒋介石交涉要求放人。蒋介石气得哭笑不得,却又不好说什么,毕竟对方是孙中山的遗孀,自已以“总理信徒”自居,要是对老领导的孤儿寡母动粗,影响实在太坏。

面对内外压力,蒋介石决定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既不承认,也不否定,总之打死不认帐。他很清楚,国际舆论总是有时限的,过一段时间自然会慢慢冷下来,到时想怎么收拾牛兰都没关系。

然而佐尔格是不会让蒋介石轻松过关的。在发动声援的同时,他又通过内线,找到国民党的组织部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同他们商量一件事:要牛兰的手迹。

蒋介石的办法是不承认牛兰在自已手上;佐尔格的想法是弄一张牛兰的亲笔信,逼蒋介石认帐;中统的认识是上峰的命令很重要,但如果有更实惠的好处,也不妨网开一面,弄点外快花花。

于是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告诉佐尔格的线人,牛兰的手迹可以搞到,不过案子是蒋介石过问的,风险十分大,没有十足的好处不能帮忙。

张冲提出的“十足”好处,是两万美元,现金交易,赊贷免问。

消息传回上海,佐尔格平静地回了一句话:“成交”。

佐尔格的表态,不光让张冲大吃一惊,佐尔格的助手也十分震憾,因为拍板的价位,实在有点太高。

三十年代的美元同现在不是一码事。不少人工资才一美元一天,一块美金可以在农场直接买到一头小羊,二战时著名的“斯登”式冲锋枪成本甚至不过十美元。共产国际给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不过两万五千美元一个月,佐尔格一点头就要花两万美元,而且不是放人,只是买一张小小的纸条。

即使是有名的书法也没这么贵的价钱。但佐尔格态度十分坚决,不仅同意成交,而且立马向莫斯科打报告,要他们马上派人送两万美元现金来上海,不得有误!

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 — 《孙子兵法》

苏联军方收到佐尔格的报告,立刻毫不犹豫地派出了特工,带钱去上海买纸条。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莫斯科同时派出两个特工,各带两万美金现钞,历经各种转折才把钱送到上海,佐尔格立刻联系张冲,告诉他准备交易,按情报界的规矩,两边先见货、再给钱。

张冲果然神通广大,马上送出一张小纸条,上面是牛兰的两行俄文字。佐尔格也不含糊,看过字条立刻下令,派人给他送去两万美元现金,然后把字条在报界公开,要求蒋介石放人。

虽然有世界名流声援,蒋介石却十分相信,在自已手上的牛兰,一定是远东局的重要人物。经过一年多折腾,南京政府终于在“公开审判”之后,宣布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以“大赦”条例减为无期徒刑,一直关到抗战时才放出来。

牛兰事件很快就过去了。蒋介石没弄到情报,佐尔格赔了两万美金,牛兰夫妇天天蹲监狱,谁都没能如愿,也都没输到底。但事情怪就怪在这里,有些东西实在是鬼都想不到,牛兰的问题暂时平静了,却带了个小尾巴,正是这个小尾巴最后害惨了中央苏区,险些把毛泽东也坑在里面。

当佐尔格提出要钱的时候,苏联红军情报局派出过两个特工,分别带两万美金去送钱。两个特工都很尽责,也都把钱带到了上海,所以完事之后,佐尔格把他们留了下来,以远东局的名义在自已手下办事,其中有一个特工叫奥托*布劳恩。

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人,一九二八年入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三二年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收集日军占领下的东北情报,三二年秋正式移居上海,任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李德。

从理论上讲,李德顾问应该在上司施特恩的直接指导下工作。可是施特恩正好碰到点问题,迟迟赶不来上海,布劳恩只好以军校毕业生的功底,硬着头皮挑起大梁来,主要职责是为中共中央提供军事指导和建议,他的服务对象叫博古。

博古,原名秦邦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因为在反“立三路线”的事情里站队正确,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中国共青团书记。由于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中央委员和政治局被抓得七零八落,整个中央已经名存实亡,所有活动都被迫中止,周恩来等人不得不撤到毛泽东的中央苏区,只剩下他和王明等人在上海临时负责。李德来上海的时候,王明已经去了苏联,整个中央的负责人只剩下博古。

博古在上海挑大梁时,他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一转眼就成了党的最高负责人,职业际遇如此劲爆,简直是祖坟上喷火。不过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所以做负责人也很简单,只要把莫斯科的文件上传下达就可以完成任务,别说大学生,小学生也不成问题。

但理论终究只是理论,很快博古就发现,做总负责不光能享受权力,经常也是要承担义务的。随着世界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斯大林终于明白过来,坐在莫斯科用电报指挥革命十分不靠谱,因此决定把指挥权下放,由各国共产党决定自已该如何革命,莫斯科只提供经费、顾问和原则,一般情况下不多拿主意。

斯大林的决定极大地减轻了自已的工作量,但对博古来说,却等于被推到了坑里。传达文件精神之类的事无所谓,关键是碰到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小秦同学需要以总负责身份指导红军拿主意,可怜的他只能对着地图抓瞎,什么也说不上来。

一九三二年的时候,博古二十五岁,精通俄语、哲学以及各种专业课程,还懂得搞地下工作,从年龄来看,算得上是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型人才。但军事这种东西毕竟不是烧饼,读书破万卷也要上战场才能见功夫,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必须要打好多年的仗、从尸山血海里培养出经验来,临时看地图是糊弄不过去的。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自已身为总负责却不懂专业,博古十分郁闷。正在他无可奈何的时候,伏龙芝军事学院正规毕业的李德来到了他身边,指点江山、激昂慷慨,用一连串从前没听过的专业术语分析局势,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为他排疑解惑,并十分自信地告诉他,只要这样这样,就会那样那样,然后就能怎样怎样。

博古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军事虽然复杂,只要有李德在,就会变得十分简单。李德顾问受过最正统的军事训练,掌握先进的军事理论,十分懂得排兵布阵,对付蒋介石手下那点人马当然是手到擒来,不在话下。

上海的生活虽然美好,顾顺章的魔影却越来越可怕。随着一批又一批人被抓走,终于连临时中央也撑不下去了,只能到红军保护的根据地里办公,否则全部都要完蛋。

面对险恶的局势,博古十分赞同撤退的想法,他只提了一个请求,就是让共产国际同意,把心爱的李德同志也一块派到苏区。

对博古的请求,共产国际其实相当为难。李德这厮有多少水平,总部心里是有数的,按说应该选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去辅佐才对;可博古的态度十分坚决,一口咬定只有李德最熟悉红军的情况,而且李德水平也很合格,所以只要李德,别人都不要。

本来派顾问就是为了帮忙,现在看到客户如此有需求,投资商共产国际当然也不好显得太小气。不过对李德的水平,大家实在是不大放心,因此专门提出来,李德只算顾问,提的意见仅供参考,绝不代表共产国际的意思,中国同志想听就听,不想听也没关系,一切自已决定。

收到共产国际的回复,博古舒了一口气。他高兴地告诉李德:“我先去苏区,你办完手续赶紧过来!”

李德也很高兴。他向博古保证,他一定尽赶来。

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莫过于勤快又愚蠢的人,比如博古,又比如李德。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准备在热河大打出手、华北眼看危急的时候,蒋介石却在调集重兵剿共,博古则在地下党掩护下,静悄悄地从上海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

此时的中央红军根据地早就大大扩张,不仅在江西有十三个县,而且在福建有二十一个县、广东七个县,三省交界联起一块极大的地盘,纵横两三百公里,人口四百多万,总面积八万四千多平方公里;红军也发展到七万多人的规模,拥有好几部无线电台可以联络、监听,而且各地都有赤卫队协助作战。毛泽东在昏暗灯光下写出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红军还只是星星之火,此时已然烧出了一片大草原。

兵强马壮、地盘扩张,所有人都对革命前途信心满满。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却悄悄地失踪了。

作为根据地的缔造人、红军几次起死回生的大功臣,毛泽东此时正躺在一个小村子里,整天养着不存在的病,没有人来看他,也没有人敢来看他。

毛泽东被养病,是因为他撑不住局面。

上海中央的指示一直就离谱得吓人,动不动就要红军去打大城市,吃过苦头的毛泽东当然不能闭着眼睛装瞎。本来天高皇帝远,糊弄两下也不是难事,可要命的是项英也来了苏区,而且他的头衔,是苏区中央局。

虽然在富田事件里项英支持毛泽东,但不代表他同毛泽东是一条线上的。面对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对正确的指示,项英没有开疆扩土的本事,却有服从命令的觉悟,于是他同毛泽东争了起来。

作为外来户,项英本来是没有实力同毛泽东抗衡的。问题是他在后方吵吵嚷嚷的时候,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 是周恩来。

老好人周恩来的办事风格,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换句话讲,上级组织做出的决定,不管对也好错也好,他都会接受执行。虽然他擅长居中调解,虽然他办事沉稳周到,但是一切都不背离这个原则。

这种精神用在普通公司身上,自然是老板喜欢的类型;但是用在造反大业上,那就是要了亲命了。因为,上级组织(或曰中央局)的要求,有时是无法满足的。

三二年七月,上海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闽赣省委发出指示,要求红军坚决执行所谓进攻路线,夺取中小城市,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这个指示放到今天,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笑话。但上级大过天,有这份文件在,中央局就有权力命令红军用鸡蛋碰石头。毛泽东当然不愿意,但是前线军事会议并不只有他,还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个人,而动摇立场的,偏偏是会议 周恩来。

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夹板中的周恩来给临时中央发了电报,认为前方对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经常争个不停,已经影响到具体的军事指挥,要求找个机会解决问题,否则事情非常麻烦。

周恩来的意见,从表面上看是正确的,因为前后方争吵确实影响到了指挥。问题是,这份电报是他私下发的,没有跟毛泽东等人商量。

身为堂堂会议 ,同上级发电报确实不用一一商量;但是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这种做法就比较值得玩味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在态度上倾向于中央局。

三二年十月,临时中央在宁都召开会议,解决所谓指挥问题。

周恩来还在前线没有赶到,主持会议的,是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不出所有人意料,大家不开会的时候,在电台里吵架;现在面对面坐下了,就面对面地吵架。

就在大家吵不出名堂的时候,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了,开始挥起铁锨和稀泥。总之毛泽东对中央的指示态度上有不对,后方同志的指责也有不对,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继续共同革命。

毛泽东已经有朱德、王稼祥站在一起,如果周恩来也支持他,任弼时还没有机会说话。但是周恩来这一骑墙,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周恩来是军事会议的 ,而中央局提出的要求,是毛泽东离开前线,到后方搞“政府工作”。

虽然周恩来仍然要求把毛泽东留在前线,但是毛泽东很清楚,随着周 态度的变化,自己在临时中央已经成了少数。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局势,他只好表示,自己身体不好,要请一段时间的病假,去后方休息。

毛泽东的感觉是对的。因为中央局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扔到了后方的冷板凳上。而在他被迫休假的时候,中央局又撸掉了他的大小职务,军队也不用指挥了,只保留一个名义上的苏维埃政府 虚职,前后打杂。

毛泽东被项英整得十分落魄。因为平时独断专行,搞肃反树敌太多,被下台后谁也不理他;更倒霉的是不光他坐冷板凳,连贺子珍和其他亲戚家属也受到株连,不少人被开除公职,成了替罪羊。

根据地闹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毛泽东天天坐在山沟里生闷气,朱德和陈毅都跟着党中央走,只有林彪、聂荣臻两个人讲情份,跑来探望老领导,陪他说话、散心。正所谓患难见真情,毛泽东对他们的情义十分感动:还是你们对我好啊!

毛泽东从此信任林彪大半辈子,无论后来林彪赌气也好、闹意见也好,他都象家长宽容后辈一样包容他,直到三十八年后,庐山的某个夜晚。

一九三二年的冬天,苏区中央没有毛泽东的位置。中央局全面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由于军事问题已经归周恩来负责,毛泽东的工作只剩下干瞪眼。

虽然华北局势越来越紧张,蒋介石还是加紧调动部队,准备把苏区一举剿灭。在几次失败后,蒋委员长痛苦地意识到,想让地方军阀耗损实力去打红军,十有八九要失败,这些地头蛇守家的积极性很高,给自己打工却经常拿钱不办事。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问题,他把部队分成几路,其中广东、福建、湖南等地方军阀不用进攻,只负责就地清剿、不让红军入境,由陈诚指挥中央军直捣黄龙,收拾红军腹地。

此时福建的部队,是从上海撤下来的十九路军。

在打过日本人后,十九路军如日中天,风头直盖中央军。蒋介石十分忌惮,本来想把他们分而制之,拆散安插到湖北、河南、江西等地,却弄得全军哗然,几乎闹出兵变来。内外交攻的蒋介石不敢得罪抗日英雄军,又不放心他们离南京太近,只好把他们放到福建。福建人听说抗日英雄要来,敲锣打鼓地欢迎他们,蔡廷锴也不含糊,立刻学红军搞起了土改运动(只分田地,不打土豪),在福建的声名如日中天。

得到福建在搞土改的消息,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他什么也没说。一来孙中山有过“耕者有其田”的说法,蒋委员长办不到是自己无能,要还敢说三道四,全国人民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了他;二来十九路军是英雄军,说句寒碜点的话,名声比他好出一万倍都不止,要是搞全国普选,蔡总指挥得票肯定比他多。作为一个城府极深的政客,蒋介石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帐记在心里。

三三年一月,中央苏区已经陷进三面包围中。红军右后方是福建部队,左后方有广东部队,两边死死卡住红军后路,中央正前方则是蒋介石亲自挂帅的中央军,由陈诚指挥十二个师长驱直入,准备中央突击、直捣黄龙;三路大军近四十万人马,主攻的中央军有十六万,由何应钦直接指挥。

在他们的对面,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全部兵力七万。

红军已经在一月份发过声明,愿意同任何武装部队达成停火、一致抗击日本入侵,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从某种程度上讲,外敌已经兵临城下,却如此急于内斗火并,蒋介石这已经不叫做事了,只能叫作死。但明知作死而非要坚持到底,是因为两边兵力对比为四十万对七万,蒋委员长十分有信心。

即使五个人打一个,他仍然有五万多人无所事事,胜负可以说毫无悬念。蒋介石相信,这一趟他剿的不是共,而是寂寞,辉煌胜利后的寂寞。

正当朱德、周恩来紧张备战的时候,博古带着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

根据博古的指示,要在国民党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打一个出其不意,发扬进攻精神抢先击溃敌军;并且要用一系列进攻迅速占领江西全境,赢得革命的局部胜利,首先进攻的目标是南城、南丰。

南丰是国民党的重要据点,中央军筑有坚固阵地,还有五个整团的守军。红军缺炮少弹,攻坚能力极差,想拿下南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此不切实际的理想,不用问也知道,八成是李德在上海看地图的结果。但中央的指示就是党的指示,身为党员必须要有服从的觉悟,朱德只好硬着头皮下令,红军向南丰调动,准备发起进攻。

二月十二日晚,经过几天准备,朱德趁夜向南丰发起了进攻。打了一晚上,除了士兵伤亡惨重外,红三师师长彭鳌也战死在前线,没有捞到丝毫便宜;而陈诚一听说南丰被围,立刻下令据城固守,同时各路大军立刻靠拢,准备决战。

首战不利,又暴露目标,朱德和周恩来十分恼火。好在中央的指示是在南丰决战,具体执行上可以灵活变通,于是决定分兵,一面围困南丰,一面把主力转移到外围准备打援军。

围城打援,是红军常用的战术。但很快形势就明朗了,以陈诚的实力,即使是红军战术上再正确,也不可能决战成功。陈诚派来的援军分三个纵队,其中一纵队三个师,二、三纵队都有四个师,火力强盛、兵力集中,正在一边相互策应、一边南下决战。

收到中央军南下的兵力情报,朱德和周恩来十分明白,自已惹了大麻烦。虽然上海中央的指示肯定绝对正确,但敌人的枪炮更加正确,如果不赶紧走人,就只能提前去见马克思。在做不吃眼前亏的好汉还是做优秀烈士面前,两个人做出了共同的选择:做好汉。

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朱德也一样。他下令由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东面的黎川运动,而主力则全部西撤,腾出地方打伏击战。可怜的何应钦情报不灵,立刻下令大军东转,跟着红十一军的方向调动;其中第三纵队直接扑向黎川,第二纵队由南丰转向黎川,第一纵队在西面离得最远,何应钦让他们深入广昌、于都抄后路,准备在二、三纵队决战胜利后,由一纵队抄底,把逃出来的零散红军一网打尽。

第二、第三纵队都在急匆匆地赶路,迎接即将到来的决战,一纵队任务最轻、离得也最远,漫不经心地在崇山峻岭里行军。按照上峰的计划,红军都逃到东面去了,他们这一路只是配角,基本上没什么事可做,也没多少好处可拿。

二月二十六号,何应钦还在东边的黎川寻找传说中的红军主力,西面的第一纵队有两个师赶到了黄陂一带。山高路陡,又不是主要战场,两个师联系十分困难,戒备也相当松散,正在山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路时,两侧突然冲出凶猛的红军,把他们团团围住,然后发起攻击。

以多打少,又是以逸待劳,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可怜的蒋军还算顽强,支撑了一天半工夫才垮台,两个师长被俘,一个师被彻底歼灭,另一个师逃出一个多团来。

得到一纵队失败的消息,蒋委员长大吃一惊,知道自已上了当,赶紧把部队撤回来,重新布置。

此时热河已经开打,华北全线吃紧,蒋介石又要剿共、又要抗日,忙得不亦乐乎。他本来打算调地方部队打红军,可粤军、十九路军都不是吃素的,开水话说了一箩筐,就是没有实惠的反应,弄得委员长十分没脾气。由于长城一线实在危急,最后从湖北、陕西各调一个师,又把才从旅升级的关麟征师拉去华北,由何应钦统一指挥,好容易才支撑住北方的局面。

仗打到这一步,不少人都看出不对来,纷纷劝说蒋介石一句话:能不能不要打内战?

从理论上讲,红军再怎样也是中国人,谁赢谁输死的都是一家人;而且谁要斩尽杀绝,别人就一定会拚死反抗,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还是就地求和、统一对外吧!

在蒋介石看来,这些都是不懂政治的老生常谈,根本不屑一顾。由于何应钦已经连输几仗,他决定由另一位保定军校生陈诚接任前线指挥,安排下一期剿共任务。

新官上任三把火,陈诚果然出手不凡。在分析何应钦的失败原因后,陈诚认为,战场铺得太大、兵力过于分散,是失败的原因。所以要剿共,就必须突出重点、集中兵力,对红军进行突击进攻。

按照新的思路和指导思想,陈诚把大军分成前后两个纵队,第二纵队当先锋,第一纵队和三纵队两个师当后卫,一前一后相互呼应,直捣苏区腹地广昌。

陈诚十分有信心地调兵遣将,红军十分有耐心地截听无线电,然后画出完整的兵力配置图,放在朱德案头前。

根据陈诚司令的安排,朱德下令,红十一军继续装扮“红军主力”,在广昌西北面敲锣打鼓,其余部队无声无息绕到广昌北面,准备看准时机打闷棍。

在陈诚的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由四个师组成的前纵队兵强马壮,果然十分顺利地冲到广昌附近,准备搜索一再暴露的红军主力;在他们身后五十公里,是缓缓跟进的后纵队,和无声无息地探出头的红军。

三月二十一日,后纵队的十一师突然在草台冈碰到袭击,不到一天工夫就损失大半;第二天,第九师也被吃掉一部分,其余的人马见势不妙,立刻全力后撤,防范红军再冒出来。

骤然出现的敌情吓了陈诚一跳,他终于明白,红军主力不在广昌,而在身后。虽然从兵力对比上讲,再回头找红军打一场应该不成问题,可几路人马都被吓得够呛,争先恐后地表示敌情不明、不能冒险,最后竟然全军北撤,抢着离开了危险的山区。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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