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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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一直觉得,共产国际非常岂有此理,反复否决他的正确意见,其实是有点冤枉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闹乱子的时候,共产国际里面也在出乱子,莫斯科倒是有人帮他说话,认为中国革命不可能靠国共合作搞起来,但这种忙帮得还不如没有,因为那个帮忙的人叫托洛茨基。

作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大概是全球最背的共党领袖。这位兄台同列宁一道南征北战,资历比斯大林只高不低,当年粉丝遍布全球,也是天王巨星级的革命家。

革命家级别的人自然有自已的革命理论。托天王的理论有很多和斯大林不一样的地方,具体不一样的细节就不多说了,总之是用不同的方法搞革命,但有一点必须提出来,就是他和列宁都有一个观点,认为共产党国家容易形成官僚独裁。

从来无比先进、将来也最进步的工人阶级,以及最最革命、最最先锋的代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一样会变成官僚独裁集团,这是全世界共产党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事情,却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无比重要的预言。列宁死得早,来不及安排解决方案,托洛茨基则不幸活得太长,长到有时间提出自已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权力分散,必要的话不妨采取多党制,对权力集团进行监督,否则肯定会变成新的独裁政权,最终弄得一团糟。

如果苏联共产党能认真对待这些警告的话,执政的表现或许会好许多,能不能进共产主义的天堂姑且不论,起码不至于被明白真相的群众轰下台,就象压着石头的王八,一直翻不过身来。可惜托洛茨基提出这种大不敬理论的时候,苏联权力集团的领袖不是他,是斯大林。

敢跟领袖在理论上有冲突,还敢说领袖会变成独裁官僚,斯大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位高、权重、震主都是高压线,触到哪一根都是必死的罪过,而老托竟然把三条碰齐了,所以他想不倒霉也不行。

经过一番折腾,斯大林掌握大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托洛茨基。有鉴于老托革命资历深厚,影响力实在太大,斯大林一时杀不动,只好把他驱逐出境,但对他的亲属和下属则毫不客气,恶狠狠地一批批杀光。托洛茨基在外面也不肯安分,不停地写书反驳斯大林,痛骂苏联的官僚独裁,宣扬自已才是社会主义正统。两个人明争暗斗很久,终于在一九四零年斯大林忍无可忍,派人把他捅死在墨西哥。

杀个托洛茨基如此费劲,是因为老托同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着一整套理论体系和拥护班子,绝非一颗子弹能轻易消灭。为了彻底干掉这个人,斯大林决定,全世界共产党必须划清界限,掀起反托洛茨基的浪潮,凡是看不顺眼的人都可以宣布为反革命右翼托派随便关杀(这个比较讽刺,因为托派的主张其实偏左)。这一决定立刻受到广大领导干部们的热烈拥护,并在全世界抓出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出来,他们的所谓罪状自然也要记在老托帐上,虽然不少人连托洛茨基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陈独秀当然猜不到共产国际内部的烂事,他背运在支持他的人偏偏是托洛茨基,而莫斯科里的斯大林正在用屁股指挥脑袋。凡是敌人主张的自然要反对,因此托洛茨基越是说陈独秀该往东,斯大林就越坚持要他一路向西,直到取回共产主义真经为止。

于是陈独秀只能天天受夹板气,找不到诉冤的地方。他天天组织工会农会,只要一闹罢工抗租,国民党部队马上军心不稳(那年头读得起书的军官很少出身穷人),出手干涉又不能对抗,共产党不高兴,国民党也很头痛,都骂陈总书记不干好事。

共产党人少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明显,但在共产国际大力主张下,共产党开始迅速扩展队伍,已经到了井喷的速度,一九二五年初中共党员一共才九百多(加上毛泽东发展的三十二个),九个月后已经达到两千四百二十八人,足足翻了两倍。

看到盟友发展如此迅猛,国民党心中非常不淡定。

国民党是公开团体,有多少党员共产党都清清楚楚,共产党却是秘密团体,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多少人,国民党根本不知道,也不清楚共产党下一步打算什么,只知道他们天天摩拳擦掌,准备将来革命成功后调头革自已的命。

如此“和谐”的合作要能让人放心,那真是见了鬼。

面对内部的巨大裂痕,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心里有数,但奇怪的是,这两位仁兄并没有特别的反应。

汪精卫没有反应比较正常,因为他这时正依靠共产国际打击反对派;蒋介石也是口口声声阶级革命,宣称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国特色版本,同他后来的立场判若两人。其实这种情况也好理解,国民革命军能保持高水准的军纪士气,共产党员在里面起着很大作用,蒋介石不是忘本的人,对比先前乱七八糟的军阀部队,总司令心里是有数的。

但是除了政治理念没有根本冲突之外,汪精卫和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淡定,还是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另一件事,没有多余的心思放在内耗上面。

从孙中山时代起,北伐统一就成了国民党的不二理念,谁敢反对北伐谁就是叛徒,即使象陈炯明这种患难重臣也不例外。汪总裁身为国民党老大、继承“总理遗志”的正统接班人,自然更应该北伐,替孙中山完成遗愿,为党国占领全部地盘。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明白,内斗是没有出息的,即使压服了陈独秀、吵赢了西山那帮遗老,他们也不过是边远省份的非主流军阀,只有挥师北上扩大地盘、把胜利的旗帜插满全中国,才能让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追随自已,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大团结。

经过一年多胜利征战,汪精卫手下的国民革命军获得了飞速发展,其中蒋介石的黄埔骨干已经扩充为第一军,由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任副军长,此外还有谭延闿的湘军(第二军)、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粤军(第四、第五军)都是孙中山留下来的家底,其余部队象李宗仁的桂军也即将加入,总兵力达到十万之众。而共产党虽然没有军队,却在国军里面大量充当政治军官,起到支柱性的作用,例如后来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就有叶挺在内的大量共产党员,以至于十几年后叶挺复出抗日,蒋介石给他的番号就是新编第四军,作为当年北伐的纪念。

风风雨雨闹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

这次大会不能算是团结的大会,也不是和谐的大会,如果实在要给加点形容词的话,只能说它是继往不开来的大会,因为前面开过一次会,后面两个党就再没坐一起过。

和国民党的大多数大会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总理遗嘱。

搞完传统仪式,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意气风发地站了出来。作为汪精卫的亲信,毛代部长是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大佬之一,座位排在第十三号,地位着实不简单。毛委员毫不客气地批了西山会议分子一顿,然后汪精卫宣布,严厉惩办会议分子,打头的几个开除党籍,从此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清算完派系分子,下面开始搞团结。

其实国民党同共产党虽然天天吵架,但毕竟说不上死仇,只要场面上撑得下去,大家还是很希望能一块过日子的。黄埔军校代表(注意他的身份)袁同畴提出,两个党老是闹意见,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面搞秘密活动,以后只要公开这些活动,就不会有问题。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这样的要求好象很合理;但对共产党人来说,两家如何共处的规矩,当初早就当着赞助商苏联的面说得清清楚楚,如今国民党钱也拿了,翅膀也硬了,想改事先说好的协议,自然是比较困难的事。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毫不犹豫地驳了袁同畴一顿,提案没有通过。

对袁同畴的提案,国民党总裁汪精卫非常淡定,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很淡定,因为他们早就预料到事情的结果。一开始他们就在和稀泥,希望袁同学不要把分歧拿到大会上说事,没想到基层意见实在太大,明知是钉子也要往上碰,活该被驳回来。

该说的说过,该吵的吵完,国民党重新选举最高中央机关–执行委员会。有人撑腰的毛泽东仍然是官运大旺,他不仅继续当他的候补委员,而且得票率相当可观:国民党总裁汪精卫有两百四十八票,国民党北平执行部负责人、共产党总代表李大钊有一百九十二票,而四处受排挤、从上海被赶回农村去的毛代部长,居然拿到一百七十三票。

当然,在汪主席的大力提携下,蒋介石的收获也不小。两百四十九张选票里,他拿到两百四十八张,是得票最高的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对比上次一大孙中山连入场劵都不给一张的境遇,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毛泽东很得意。一年前他两面受气、四处排挤,在泥水横流的农村穿草鞋吃剩饭,还被军阀追捕。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他重新成为部级领导,再次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无形中又成了两个党的重要人物,可谓名利双收。

蒋介石也很得意。一年以前,他被滇军和桂军挤得动弹不得,头上还有许崇智这个无能的上司,在孙中山和汪精卫共同提拨下,他顺利执掌黄埔大军,迅速扩兵数万、捷报连连,一举超越其他元老,成为国民党里的第二号大人物。

但是最得意的,还是汪精卫。

作为孙中山的法定继承人,汪主席同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为自已找了一个稳定的洋后台,手下文臣武将能人辈出,已经培养起一批铁杆死党。想到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即将到来的北伐统一,想到中华民国就要在自已手上发扬光大,自已的头像就要印在每一张钞票上,汪主席壮志凌云、踌躇满志,头顶仿佛有万丈霞光,指引着三民主义照亮黑暗的全中国。

如此美好的革命前景,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汪精卫是相信了。

口号喊完,大会开完,大家回到自已家里,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共产党照样搞工会农会闹革命,国民党照样拖后腿,报告递到上海的党中央,陈独秀找到苏联代表鲍罗廷,跟他抱怨一通,然后毫无结果不了了之。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扯皮,谁也不指望能出现什么奇迹,蒋介石则在广州忙得四脚朝天,除了天天抹稀泥外,他的主要工作是招兵买马,准备北伐统一中国。

北伐不仅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支持,最初的北伐计划就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元帅主持制定的,蒋介石对此是相当欣赏,鲍罗廷也一再表示同意。但蒋总司令万万没有想到,加伦元帅很快调回国去了,鲍罗廷也在二六年一月奉命回国,他的工作由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接任。

同搞外交出身的鲍罗廷不一样,新上任的苏联代表季山嘉是个二楞子,他上岗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拦国民党北伐。

季山嘉当然不是吃饱了找不自在,他不同意北伐,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改了主意,想看看北洋军阀能不能合作。老季同志是军人出身,手里有莫斯科的鸡毛当令剑,对蒋介石也不会客气,一来二去,两边关系闹得十分僵直。心高气傲的蒋介石受了委屈,马上施出一贯作风,闹着要辞去第一军军长的职务。

汪精卫当然不会把蒋介石的赌气当真。就在蒋司令同季代表关系不和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敏感的事情:军委会削减了黄埔军校经费,把减下来的部分挪给了第一军第二师。

蒋介石本来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但是经费是事先商量好的,而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又跟季山嘉关系特别好,军委会的做法顿时引起了怀疑。想到自已功劳苦劳一大堆,居然要受到莫斯科的排挤,蒋介石一气之下接二连三地递辞职信,先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最后闹着要辞军委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的职务;相关报告递到汪总裁桌上,大家都是哈哈大笑,认为蒋军长又在发小孩子脾气,实在是没有城府的表现。

因为没有批准这些辞职报告,汪精卫后悔了很多年。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号,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正式接纳广西桂系加入革命队伍,桂系的两个军也随之成为革命军。按照编制,革命军已经有六个军,因此桂系应该领到第七、八军的番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给他们的却是第八军、第九军,第七军的位置被人空了出来。

看上去只是一个号码的问题,但是蒋介石很紧张。

有第六军,有第八、第九军,显然有人在给第七军留位置。联想到先前王懋功多领军费的事情,很可能是季山嘉想把第二师拉出去,扩成第七军削弱自已的实力。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怒火万丈的蒋介石派人把王懋功抓了起来,然后送上一笔旅费,押他去上海休假式治疗。

没有上级批准,突然废掉一个师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蒋介石的动作都是越权犯上。一头雾水的王懋功晕乎乎地去了上海,季山嘉知道事情后则是勃然大怒,找汪精卫愤怒抗议,说蒋介石是新军阀。

季山嘉很愤怒,但他没想到蒋介石比他还愤怒。蒋军长他也找汪精卫告状,说季山嘉专横无礼欺负人,将来中俄外交都会受影响,要么准他辞职,要么叫季山嘉走人。

一边是共产国际总代表,一边是喜怒不定的亲信下属,汪精卫两头都不想得罪,于是分别答应下来,然后施展太极神功,谁的事情都拖着不办,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火气能降下来,继续广州的幸福生活。

倒霉的汪总裁不知道,太极功夫是很讲究的,对内力有着深厚要求。他的本事还远远不到家,这一把稀泥不仅没抹好,反而把自已给抹了进去。

当上东征军司令之前,蒋介石对自已的定位,一直是公务猿。孙中山给他发工资,所以他干活;孙中山的活干不了,他就不领工资直接走人,逍遥自在地回浙江老家,所有人也习惯了这种作风,谁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问题,自此时起。

当上黄埔军司令之后,蒋介石不再是一个普通公务员,而是政治势力的领头羊。无论愿不愿意,他都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班底,并且要保护自已的利益,例如驱逐王懋功。

不管是什么时候,军人不奉命令行事都是大忌,稍一过线便会形成军阀势力,汪精卫在关键问题上没有节制蒋介石,因此在不经意之间,蒋介石也走向了军阀的道路,并在尝到权力的滋味之后一发不可收,终于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军阀。

事实上在黄埔生为骨干的第一军,蒋介石已经有很多危险的苗头,例如军内骨干是各级共产党员,但蒋介石最重用的亲信却是他的浙江老乡,并形成了自已的内部小圈子,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在随后几十年里,这条规则一直没有变过。

呕了好几天气,汪精卫都没有给一句准话,蒋介石很生气,他开始怀疑汪精卫跟自已不再站一条线上,很可能同季山嘉勾搭在一起,毕竟这也情有可原,季山嘉背后是共产国际,而他手上什么也没有。

三月十四号,蒋介石最后一次去找领导发牢骚,汪精卫的反应也“证实”了他的想法。在被两边磨得焦头烂额之后,汪总裁不耐烦地说出了一句话:“你要真想走就快点走吧,我这里还有事!”

蒋介石顿住了。他已经习惯了闹辞职的办法,一直以来孙中山都是大力挽留,从来没有赤祼祼地下过逐客令,现在孙总统换成了汪总裁,终于物是人非,再也没有人支持自已了。蒋介石气呼呼地回答汪精卫,“我才不能被一个俄国顾问赶走,我非赶走他不可!”

蒋司令讲完气话就走了,剩下不以为然的汪精卫。

类似的呕气蒋小弟已经搞过多次,从来没有哪一回当过真,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会当真。蒋司令发脾气的时间是三月十四号,日理万机的汪总裁正在忙另一件事,迎接苏联的远东代表团。

为了对远东革命形势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斯大林决定派一个代表团进行视察指导,以保证投下去的血本不至于打水漂,由于任务过于重大,他派出了布勃诺夫担任团长一职。

这位布勃诺夫着实不是简单人物,他二十岁入党,一九一七年就进了苏共政治局,参加过十月革命,打过苏联的建国之战,此时的头衔是苏共中央书记、红军政治部主任,属于根正苗红的革命军人、苏联国家领导人。

把如此重要的人物派往远东,充分证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重视的,对中国革命者是关怀的,对革命前景也是有信心的 。

布勃诺夫的代表团先在华北进行了工作调查,然后去上海见陈独秀,蒋介石大发牢骚的时候,他们刚刚到达广州。很明显,蒋小弟的怨气再大,同对苏外交比起来毕竟是小事,因此汪精卫没有理会,简单明了地把他堵了回去。

在敏感的蒋介石看来,这显然意味着汪大哥已经同季山嘉站到一起,准备把自已排挤出局。

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就差一根导火索了,而在风云际会的广州,引线和火苗是不难找的。

三月十八号,黄浦军校交通股股长、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海军局代局长、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奉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所谓校长,是指蒋介石。当时蒋校长的头衔比较多,同军事相关的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卫戊司令,但中国人最讲究尊师重道,平时最普遍的尊称还是校长。李之龙听说是校长有令,赶紧带着中山、宝璧两条船开往黄埔。

三月十九号,船到黄埔,开始联系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才发现有点不对。邓教育长莫名其妙地告诉他们:我没有下过什么任务啊,是不是搞错了?

邓演达莫名其妙,李之龙也是莫名其妙,于是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更是莫名其妙: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原话)

平白无故被涮了一通,李之龙很是郁闷,突然又接到通知,苏联中央使团要到中山舰参观,请李舰长尽快做准备。

官大一级压死人,李之龙只好带着中山舰回广州,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就在这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仿佛事先商量过一般,突然间到处都流传着谣言,有的说中山舰要谋反,有的说李之龙动机不良,总之中山舰突然来黄埔,是因为蒋介石得罪了苏联代表,汪精卫想把他绑到苏联去问罪。

李之龙万万没有想到,自已不知怎么就掉进坑里去了,选他上套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是共产党员。现在军舰是他开出来的,可传命令的人不认帐了,他又没有书面证据,所有人都在背后叽叽喳喳,说得比什么都毒,却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对质的。面对满天弥漫的谣言,李舰长毫无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蒋校长头脑清醒,不会信那些乱七八糟的鬼话。

李之龙很紧张,蒋介石更紧张。

共产党同国民党最近确实矛盾不断,陈独秀一直对他不满是知道的,关系好的俄国代表加仑和鲍罗廷都被调走了,新的使团一来,兵舰就四处乱跑,是真的有人想押自已去苏联吗?

堂堂革命军人,成天到晚搅在党派冲突里面,两头得罪人,这活没法干了,娘勒个希匹!

面对乱七八糟的场面和漫天谣言,蒋介石终于承受不住压力,他的第一反应是干脆撂挑子,回汕头司令部去度假,再也不受季山嘉的鸟气。

碰到困难就走人的事,他不是没干过,从前给孙中山干活的时候经常犯毛病,每次也都是孙中山好劝歹劝,再把他找回来。但这一次,蒋介石才走了几步就明白过来,他恐怕是走不掉的。

从前能随时回家度假,是因为孙中山肯罩着他;现在手握数万兵马,孙中山却不在了,随随便便走人的话,很可能连命都会丢掉!

三月十九日下午五点,出走到半路的蒋介石返回身来,做出了一个决定:带兵反击。

三月二十号,蒋介石宣布李之龙策划共产党暴动,随即以卫戍司令身份下令扣压中山舰,派兵占领海军局,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封锁苏联顾问团住处,宣布广州全城戒严;为了防范兵变,他又命令何应钦把第一军第二师的共产党员关起来,以免出现任何意外。

军舰扣起来了,人也抓起来了,面对“赫赫战果”,蒋介石开始不知所措了。

蒋司令不是傻子,很快就发现共产党人不仅没有反抗,连象样的准备也没有,所谓兵变之类纯属流言,根本没有人想害他。而他不仅擅自抓人,还得罪了光临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

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蒋军长只能控制第一军的部分人马,想就此造反是不可能的,广州城里的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善后。

现在轮到蒋介石束手无策了,第一个找他的人,是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

三月二十号下午,何香凝气乎乎地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见面就大声质问他:“你派军队到处戒严,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啊!”

面对老嫂子的气恼,蒋介石无言以对。想到自已压力山大,汪精卫、季山嘉都在欺负他,现在弄得一团乱麻,蒋司令再也忍不住,索性把头埋进写字台里,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下何香凝也愣住了,因为她虽然喜欢称对方叫小蒋,但一九二六年的蒋介石已经三十九岁,马上要到不惑之年了。

能把三十九岁的司令军长气哭,自然有气哭的严重理由,何香凝没法再说什么,只能匆匆告辞出去。蒋介石最后硬着头皮下令解除全城戒严,然后苦心构思一个理由,打算应付汪精卫的质问。

蒋介石闹得天翻地覆的这一天,毛泽东正在广州。

发生这么大的事,毛代部长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晚上的时候,他找到已经解除禁锢的苏联顾问团那里,跟布勃诺夫商量情况,在场的还有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两个人都很年轻,也都火气十足,面对苏联代表慷慨激昂,强烈要求跟蒋介石干一仗,硬碰硬地来一场。

可惜,他们说话不算。

毛泽东说话不算,陈延年说话也不算,甚至陈独秀说话也不能算,能算数的只有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顾问团团长布勃诺夫。这位团长来广州前曾找鲍罗廷问过究竟,鲍罗廷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说,国民党还是值得信任的左翼政党,共产国际这些年的钱粮枪弹没有喂出白眼狼来,请领导放一百个心。

鲍罗廷汇报完后去上海见陈独秀了,广州的布勃诺夫什么也不清楚,于是面对大家殷切的目光,他沉稳地宣布:同志们,不能打!

枪口顶在脑门上还不能还手,毛泽东和陈延年几乎气得吐血。老布是个糊涂虫,他们可不糊涂,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国国情,今天的事情如果不赶紧找回场子,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无论毛泽东和陈延年怎么说,老布就是不松口,气得发疯的毛泽东于是去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在那里碰上了第一军的副党代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几个人在李富春家里商量完,周恩来又去找布勃诺夫,但布勃诺夫说什么也不肯动手,于是周恩来也被老布同志气得吐血,愤愤然地离开了代表团。

应该说共产党人手上是很有几张硬牌的。黄埔军校里有五百多个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六个军里面五个军都同蒋介石 有矛盾,蒋介石只管得动第一军,而第一军大部分政治骨干是共产党员,战斗力很强的叶 挺独立团也归共产党指挥,如果共产党态度足够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反对蒋介石。

毛泽东气得发疯,周恩来几乎抓狂,但不管他们说什么,布勃诺夫就是摇头不答应,甚至朱培德、谭延闿等其他几位不十分左倾的军长也找到苏联顾问那里,要求对蒋介石的兵变行动进行惩戒,布勃诺夫和季山嘉仍然是摇头。

从表面上看,布勃诺夫容忍蒋介石是因为蒋司令平时左倾,或者觉得事情不过是一起小误会,但作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老布元帅看问题绝不会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红军总治部主任,从政治高度分析了问题的本质,其中最关键的地方不在广州,而在莫斯科。

由于托洛茨基认定中国共产党不能靠国民党成功,斯大林却主张大力扶持国民党,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够按设计好的轨道进行革命,已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内部矛盾,而上升到伟大领袖斯大林同万恶托派之间的纷争上。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的最得力人选,只要他不跟共产国际翻脸,布勃诺夫就不会跟他翻脸,以证明托洛茨基的错误反动和斯大叔的英明正确。

三月二十一号,七上八下的蒋介石去见了汪精卫。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见。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怀疑一号人物要害自已,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友党,然后发现事情毫无根据,是自已太过敏感昏了头,此时正是需要给说法的时候。

蒋介石很紧张。他想了好几个借口,都解释不通昨天发生的事情,也不好承认自已怀疑汪精卫想害他。

既要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说不清发生的事情,这种心情实在太过纠结。

然而在见过汪精卫之后,一切纠结都不需要了。

汪总裁显然已经知道了前后缘由,一见到蒋介石就痛加斥责。蒋司令本来心情就起伏不定,此时索性破罐破摔,气愤愤地跟他大吵起来,说汪总裁不讲信义,天天让自已受共产党的夹板气,所以才会弄得不可收拾。

明明有理,却被扣了一堆罪名,汪精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马上写了手令给朱培德(第三军军长)、李济深(第四军军长),命令他们逮捕蒋介石,可是命令发下去,两个人却表示无法执行,硬生生把汪总裁顶了回来。

朱培德和李济深不是蒋介石的死党,他们不肯执行命令,是因为广州此时仍被第一军二师的刘峙控制,蒋介石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支持。

除非汪精卫明确同意三军、四军同第一军展开火拚,否则确实无法执行。而在被顶回来的那一刻,汪精卫骇然意识到,自已在广州城说话不再算数,没有共产国际撑腰,国民党里面的实权人物已经变成了蒋介石。

三月二十二号,心怀不满的俄国人去见了蒋介石,并问了一个问题:“你前天的举动是对某些人不满意,还是对俄国政府不满意?”

这是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蒋介石立刻表示他对俄国政府极为支持,仅仅是季山嘉等人太过骄横,才导致大家反目成仇,现在事情已经过去,非常希望不要影响到长期形成的良好关系和友谊。

既然只是个人意见,俄国代表就放心了。于是他们召回了季山嘉等人,重新派鲍罗廷去广州工作,然后草草离开了中国。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蒋介石将会成为国民党中的强势左派人物,一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然后由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革命,一举拿下中国的红色江山,在此以前,小小的让步自然是必要的。

随着苏联人的退让,其他几个军长也改变了态度,开始随声附和蒋介石起来,蒋介石顿时胆气大增。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已可以如此一呼百应,可以发动军队任意抓捕看不顺眼的人,完全不需要象从前那样委屈求全或辞职走人。

既然拥有权力的感觉是如此美好,蒋介石当然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很快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块绊脚石:汪精卫。

从跟汪精卫大吵特吵的那一刻起,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重重敌对和猜疑。在蒋介石看来,汪精卫的存在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再也不是那个善解人意的领导,而变成了满腹阴谋的野心家,只有自已坐上他的位置去,才能保证革命不走歪路,保证国民党能继续发展。

于是蒋司令去找了一趟汪总裁,两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密谈。

蒋介石找汪精卫谈了些什么,天知地知蒋知汪知,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所以历史书上没有写,后人也不大可能知道。不过显然他们不会聊晚上去哪吃饭之类的话题,因为谈完话后汪精卫就辞职了,留下一封怨气满腹的信,说自已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去国外看病。

被手下小弟逼得下岗走人,汪精卫也觉得脸上过不去,于是面对其他人的质疑,他又提出一个撑场面的说法,说自已是责已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

这是个连鬼都不信的理由。责已不责人,中山舰事件根本就没汪精卫什么事,有什么好责的,最该责问的不就是把蒋介石提成第二号人物么!

汪精卫被迫辞职了。不过他并没有立刻走人,而是心有不甘地在国内呆到五月份,直到确定没有复出的希望后才去香港,满怀失望地到法国休养。在香港的时候他倒是不孤单,在那里碰上了一个老熟人,不久前刚被流放到苏联的胡汉民。

胡汉民在苏联并没有受什么委屈,估计斯大林也搞不清他们的关系。听说广州发生变故,这位仁兄兴冲冲地回了广州,希望能捞到点好处,没想到大权在握的蒋司令丝毫不念旧情,当众把他晾在一边,胡同志知道事情不妙,只好去香港休假式治疗,在船上同汪精卫不期而遇,也算一对难兄难弟。

中山舰的消息传到上海,向来喊打喊杀的陈独秀自然不肯让步,十分希望能大干一场,反击蒋介石的胆大妄为;然而同在上海的鲍罗廷却拦住了他,宣布共产国际有决定,共产党必须妥协。陈老大气得发毛,但作为总书记,党性还是要讲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发文件,命令共产党人继续维持大局。

陈独秀的文件一发,顿时骂声一片,气不过的共产党员纷纷把责任归到他身上。陈独秀两头受气有苦说不出,索性在党报上发公开信,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

什么国共合作,什么联合革命,去他娘的,不干了!

毛泽东很愤怒,陈独秀很抓狂, 蒋介石很欢乐。

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搅出这么一趟浑水,居然没有人和自已算帐,实在是运气好到没边。确定一切都在控制中后,蒋介石开始冷静下来,调查这件事情的源头。

从共产党的反应来看,他们并没有暴动的打算,所谓开着兵舰造反也没有证据。于是顺着线索查源头,最开始打调动军舰电话的那个人,叫欧阳钟。

欧阳钟,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的侄子,而孙文主义学会,是西山会议派的老朋友,坚定的反共派。

事情查到这一步,也就差不多了。蒋介石很轻松地宣布释放李之龙,而欧阳钟等人误传命令、挑拨两党关系,险些酿成重大误会,也要撤职查办。当然,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是不能回去的,蒋军长怕以后再有误会,很贴心地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让他们以后爱去哪去哪,总之别在第一军,让蒋校长看了心烦。

既然没有人阻拦,蒋介石的步子开始越迈越大。四月份汪精卫还在广州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去一封长信,除了指责他对不住自已外(似乎也没什么对不住的),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如果回到台上,会被某派(指共产党)利用的。

这是又一个危险信号。

在此之前,不管大家吵得多厉害,蒋介石针对的都是个别人,例如李之龙、季山嘉、汪精卫,同时反复声明自已跟他们是私人冲突,不牵扯到党派纷争上去。大动旗鼓地整肃了半个月之后,他终于把目光转到了整个共产党,开始以国民党老大的身份横加指责,从共产党那里夺取权力。

在漫长的近代历史里,中山舰事件只是一个小插曲,历史学家们按照自身的立场相互解读,共产党认为蒋介石阴险狡诈,国民党说共产党算计在先,总之都是对方的错。不管是哪一边,对这件事都没有太多关照,因为苏联顾问走了又来,共产党员下岗后很快重新上岗,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放一回枪,甚至蒋介石此后仍然唱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高调,一切都很快恢复平静,没有再起波澜。

波澜,自此时起;分裂,再不可收。

中山舰事件其实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兵变,它对国民党的离心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破坏力大致相当于袁世凯+陈炯明+北洋军阀。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国民党还是一个努力向现代政党靠拢的团体,重要决定必须由中央执委集体决定,党内武装都受主席节制指挥,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和决策系统,不会任由军人胡作非为。经过蒋介石和共产国际的一番折腾,汪精卫被逼离职,实力派蒋介石大权在握,从此高层的发言权由枪杆子多少决定,而国民革命军也很快由职业军人蜕变为军阀的利益集团。

为了建立三民主义的现代政党,孙中山忙乎了大半辈子,结果蒋介石在两天时间里就把它扫进了垃圾堆,理由居然是拯救党国,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该抓的抓了,该放的放了,该分的也分了,还有一个人必须给个交待,那就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欧阳格,也就是那个“误传谣言”的欧阳钟的叔父的结局。

欧阳格本来是黄埔海校副校长,当年曾经掩护孙中山撤出广州,还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蒋司令喜欢结拜),也算一号重要人物。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不喜欢他传小话吓唬自已,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国共分裂,李之龙被抓起来枪毙,他则光荣出狱,去英国、德国考察海军。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东三省,蒋介石采取隐忍退让政策,他却回国参加义勇军,跟随马占山在东北拚死抵抗。

虽然做义勇军听上去很拉风,当年却是件爹不疼娘不爱的苦差事,纯属以个人力量对抗外国政府、破坏中日友好大菊的一小撮势力。得不到支援的马占山支撑不住节节败退,欧阳格也被打得灰头土脸,回到南京后要求成立鱼雷艇部队护卫内河,防范日本入侵南方,蒋介石当即任命欧阳格为电雷学校中将校长。

听到蒋介石的任命,所有海军兄弟都炸了锅。

国民党海军以闽系为主力,领头人是陈绍宽,而突然空降海军中将的欧阳格只是一名陆军中校,一点领船经验都没有,在注重资历的海军里,这就是反了天。

海军已经开始组建鱼雷部队,却突然空降一个陆军中校来管事,要说这不是抢班夺权,打死你我也不信。

对蒋介石乱插钉子的做法,海军司令陈绍宽坚决表示抵制,最后欧阳格只能以少将“叙阶”的方法上任。

欧阳格的人缘不怎么样,但是他的鱼雷学校却是一顶一的硬汉。在日本全面侵略的关键时分,陈绍宽手下的海军毫无建树,欧阳格却带着鱼雷艇奋起应战,不惧牺牲。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号,电雷学校史可法中队第一零二号快艇向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发起夜袭,击伤日本装甲巡洋舰“出云”号,自身也受伤沉没,这是自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向日本军舰发起的有效进攻。

鱼雷艇部队虽然英勇,却挽回不了危急的战局,最终败退到后方,欧阳格又一次被捕下狱,罪名是贪污军费、作战不力。

对这种离奇的指控,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作战不力的人有很多,欧阳格的鱼雷艇却是一直冲在最前线,直到损失殆尽,涌出过不少抗日英雄;至于贪污,那个年代大家的灰色收入多得很,海军上下都未必干净,欧阳格天天在飞机轰炸下冲锋陷阵,怎么也不该在他身上搞廉政。大家唯一知道的是欧阳格打仗勇猛,政治头脑却是一团浆糊,他曾经不知进退地写了一本回忆录,想夸耀自已当年反共的“贡献”,蒋介石看过后勃然大怒,下令把书稿没收销毁。

欧阳格莫名其妙地抓了起来,又很快放了出来,无所事事地闲呆了两年。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没事的时候,突然间又有人上门把他抓走,说是两年前的罪行经过审定,确认要严肃处理。

一九四零年八月,欧阳格在重庆被枪决,下命令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结拜大哥蒋介石。到底为什么原因不知道,到底犯过什么错也不知道,就象当年的中山舰事件一样迷雾重重。

公平地说,欧阳格不是好人,但他算一条好汉。

欧阳格死了,他的电雷学校很快也散了伙,跟他过不去的海军司令陈绍宽五年后也被罢免,民国海军司令部重新洗牌。最后陈绍宽投了共产党,洗了又洗的民国海军再次分裂,一部分去了台湾,一部分投奔大陆,相互间反目成仇。

一九九八年,中山舰在湖北打捞出水,随即修复成为历史文物的一部分,此时蒋介石也死了二十三年。

这一笔笔烂帐,真不知从何说起。

精卫走了,蒋介石也不好意思直接上任,于是国民党主席位置空了出来,由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继任。

这是蒋介石人生的极小一步,却是他政治生涯的最一大步。

对张静江,蒋介石只能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因为当年他和许崇智八拜为交,全靠旁边有位老大哥撮合,三个人相互约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位大哥就是张静江。

几年来国民党在广州打了又打,闹了又闹,号称要北伐统一中国,可是强大的北洋军阀们却是毫无反应,任由他们把一个军扩到八九个军,任由苏联军火武装的革命军磨刀霍霍,似乎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不正常的事情,总会有不正常的原因。北洋军阀毫无动作,是因为他们很忙,忙着相互洗牌,抽不出时间来理会边远省份。

一年前冯玉祥本来打败了直系的吴佩孚,国民革命眼看就要南北联合,可孙中山却逝世了,吴佩孚找到奉系联手,又把冯玉祥打了回去,北京落入东北土匪张作霖的手里。

一直以来,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冯玉祥,对文人都是比较客气的。报纸可以批评政府,学生也可以针贬时弊,教授拿着军阀的大洋,天天把军阀们骂得狗血喷头也没关系,连袁世凯都只是笑笑,很少跟读书人较真。

然而张作霖就不一样了。他是军阀,而且是土匪军阀,从起家的时候就没有信义之类的约束,跟读书人更是丝毫不沾边。他打进北京后,过不久就把《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抓了起来。

邵飘萍被抓,是因为他经常仗义直言,自然也没少得罪张土匪。被抓起来后,北京城到处是托关系、找情面的人,希望能救他一命,关系一直疏通到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那里。

张学良也和邵飘萍有交情,然而面对京城的父老,他却表示:老爹一定要杀他,俺也没办法啊!

四月二十六号,受尽酷刑的邵飘萍被杀于北京天桥,《京报》被封。

北方军阀搞反动统治,更显出北伐革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重要性,第一把手蒋介石也很有紧迫感。此时的国民革命军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正是打仗的大好时机,蒋司令决定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其他杂事,专心北伐。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二届二中全会。在这场已经不团结、似乎也说不上和谐的大会上,蒋介石宣布,为了避免“党内纠纷”,必须搞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能 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也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现有担任的要撤职换人。

拿出提案的时候,蒋介石心里还有一些紧张,毕竟他的要价太狠,共产党人不大可能同意。但他仍然要赌一把,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把他当成国民党左派的最高代言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就不会为共产党跟他翻脸。

这是迈出第一大步之后的第二步,也是他走向权力巅峰的重要一步,千万不能出错。

和蒋介石的预想完全一样,开会的中共代表团领导是张国焘、彭述之,两个人跟蒋介石都没有交情,听到他的霸王提案立刻火上心头,大骂蒋介石存心不良,国民党的左派也纷纷反对,认为蒋介石是在搞分裂。一场二中全会开了七天,吵得热火朝天,就是出不了结果。

张国焘很生气,陈独秀也很生气,但是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上,而在共产国际。

鲍罗廷等人认为,蒋介石的条款完全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凝聚力,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所以共产党应该接受。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如此缺心眼,是因为他们缺底气。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都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在远东的得意成果,如果和国民党闹僵,就说明这些年花费的钱和枪都白出了,也就说明斯大林不正确、托洛茨基才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对鲍罗廷等人来说,如此重大的事情是在自已手上闹出来的,收不了场就要算自已工作不力,就要影响到伟大统帅斯大林的威信,也就要顺带影响到全家老小的身家性命…

为了维护斯大林同志的威望、维持统一战线的和谐,共产国际再次做出圣裁,中国共产党必须签字接受蒋介石的议案。

事成定局。

毛泽东很愤怒。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让步,他却不顾共产党员的所谓组织纪律,既不签字也不举手同意,开完会就气呼呼地走了。

应该说毛泽东实在有愤怒的理由。共产党员不能担任部长,他等于是被一纸文案直接弄下了岗,再次成为国民党的编外人员。

两年前,主席台上那个人连开会资格都没有。短短两年时间里,他直接统率全局、威胁共产国际,逼走了和蔼可亲的汪精卫,逼走了自已和所有同志。

这就是枪杆子的实力,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在领到下岗通知书时,也学到了很多。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号,毛泽东交卸完差使,重新成为一名下岗职工。国民党做事既差劲又缺德,看到毛代部长这杯茶已经发凉,居然拖欠他几个月的工资不肯发,毛泽东也无力吐槽,只能重新脱掉皮鞋、换上草鞋,回农村搞他的农民运动。

对毛泽东的做法,陈独秀和蒋介石都不大看在眼里。陈独秀始终相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先进理论,而蒋校长在大陆的日子里压根没正眼瞧过农民:泥腿子们没教育、不识数、不念书,政治上落后,思想上愚昧,缺点数得出一箩筐,当兵都升不上排长,哪里配搞伟大的中国革命?

毛泽东知道大家的观点,但他还是要去农村。他始终相信,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要改变中国就得改变农民,而不改变农民,中国也等于没啥改变。

蒋介石对毛泽东没有特别的感觉,在他眼里毛泽东不过是农村出来的土学生,自已轻轻用手一推,就把他连共产党都推了出去。蒋司令要忙的是另一件事:北伐。

北伐既是孙中山的遗愿,更是自已统一中国的志向,现在党务、军务都准备就绪,出征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九二六年七月,蒋介石顶着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头衔,正式出师北伐。出征前他没忘玩一个小花样,就是在七月六号先搞个选举,选自已为当国民政府主席,再宣布因为要北伐,主席一职临时让张静江代理,这样张静江事情还是要办,但职务却大不过他,不怕后方有人敢翻天。

一路北伐,蒋介石打得很顺利。

多年来北方军阀相互混战,实力早就今不如昔,而国共两党的基层工作十分扎实,一路都有地下组织策应,士气高涨;加上湖南军阀唐生智临时加入带路党,领着北伐军顺利攻入湖南,前方一片捷报连连。革命军八月攻下长沙、九月拿下武汉、十一月占领南昌,然后矛头一转,十二月统一福建,山西的阎锡山见势不妙,赶紧宣布加入中国国民党(他本来也是同盟会元老)、听从国民政府号令,这才逃过一劫。

北洋军阀们的怂样生动告诉我们,内斗永远是很刺激、很愉快、很没前途的事情,除了把自已搞垮外,没有任何作用–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

眼看青天白日旗越插越北,孙中山忙了十几年没成功的事,蒋司令只用半年工夫就胜利在望,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胜利只在眼前,于是蒋介石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共产党身上来。

经过五月份的整顿党务案后,蒋介石一度相信,共产党已经不成气候,只能充当小弟之类配角,因此他又在自已的第一军召回了部分共产党员,以加强部队的凝聚力(共产党员一走,部队纪律立刻下降,战斗力大跌到“不能做人”的地步)。但是共产党毕竟是外来政党,始终做不到完全同心同德,内部发展小组织也让人头痛不已。

蒋介石曾经无数次研究国共关系的解决方案,并且提出过不少有创意的主张,例如他先后在二五、二六年提出由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代替共产党一道接受革命指导,结果被共产国际谢绝了;他又提出共产党先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等革命成功了再考虑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也没有人理会;最后他终于认定,革命只能有一个领导,共产党必须服从他这个领导,否则国民党永无宁日。

之所以闹得这么僵,是因为蒋介石也受不了了。

经过五月份的整顿党务案,陈独秀已经把蒋介石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很快做出决定,虽然不能推翻蒋介石,但也不该拥护他,而要尽量团结其他左派进行抵制,争取在一年或三年后打倒右派蒋介石。

此时的国共纷争已经到了激化的地步。被驱逐出中央各部后,共产党人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上,随着北伐军前脚占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各地党部马上开始试起新的革命理论来。

共产国际的马列二把刀们翻完书后,发出一道道指令,农村四处组织农会、抗租禁粜,城市则组织工会,罢工加工资。很快革命就大幅度变味,农民们越来越兴奋,动作也越来越过火,四处没收地主的土地,有的地方把地主牵去游街,还有的干脆就杀掉了事;而城市一天到晚工人闹事,要价大幅度超出利润,甚至弄到资方不敢开张的地步。

对共产党的活动,蒋介石心里是很有意见的。战争年代搞点社会改良并没什么,蒋司令参加革命也是因为同情工农,所以农民想减税负都是合理要求。但共产党显然缺少和谐社会的观念,竟然到处分田地甚至打死地主,这就有点太过了,至于工厂罢工更是绝对不能容忍,因为罢工直接影响到城镇的正常运转,对北伐军的后方稳定有致命威胁。

说到罢工,这里不得不提一句。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希望罢工,通常来讲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罢工的话要么最后复工,要么资方加工资,最多不过是大家一拍两散,工厂关门拉倒。而在社会主义的地盘里,是没有罢工这回事的,因为无产阶级掌权的时候,凡是敢找无产阶级要待遇通通属于敌对行径,一律按反革命处理。工人们不敢为几块钱待遇掉脑袋(通常还要连累家属),所以只能忍气吞声老实上班。

蒋介石希望共产党能配合北伐大局,共产党却急不可耐地搞工农斗争,准备革他的命接班;遍地开花的基层党组织运动轰轰烈烈,完全不肯受总司令节制,而且为了最快展开局面,各地广泛招收痞子、流氓甚至黑帮充当运动先锋,整个局势顿时出现失控的危险。蒋介石固然气得七窍生烟,共产党也是牢骚满腹,抱怨革命运动受了限制甚至镇压,必须坚定不移地展开斗争。

采用流氓充当革命运动先锋不是编造,而是鲍罗廷等人的明确主张,目的是让工人农民跟随造反,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可怜的蒋介石思想再激进,作为主政的一方还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不得不站到了他们的反面。

刚刚还是大力扶持的盟友,突然就变成了斗争敌人,夹在中间的鲍罗廷很是内伤。

自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作风就越来越专横,即使是关系良好的鲍罗廷也经常顶撞;现在蒋司令大权在握,手下的第一军又是功劳连连,已经成了尾大不掉的趋势。经过仔细研究,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直接推翻蒋介石并不现实,因为北伐前线还在打仗,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再扶一个左派对他进行牵制,相关人选倒是很现成,那就是刚刚被赶走的汪精卫。

从称病下台的那一刻起,就不停有人要求彻查中山舰事件,请汪总裁王者归来,重新主持大局。对这种非主旋律的杂音,蒋介石向来正眼都不看一下,但谁也没想到在八月二十一号,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竟然公开通过决议,希望汪精卫回来,而一直沉默的汪精卫也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回来“专营党务”,为国民革命发挥余热。

某些党员乱写呼吁信,甚至个别元老不识时务,蒋司令都不会在意,但黄埔军校学生集体决议,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从听到消息的第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有谱:这种事,肯定是共产党干的。

能在蒋司令起家的黄埔军校闹事,除了共产党之外,找不到第二个人。

蒋介石很想象从前一样潇洒地不屑一顾,但数数手头的筹码,他不能不慎重起来。北伐大军已经扩到八个军,其他七个军都跟他矛盾重重,平时并不一定指挥得动,全靠封官许愿拉关系维持;党务更是漏洞百出,由于蒋司令只有浙江老乡可信任,而浙江老乡的名额又有限,因此大部分位置还是从前那一套人马。这些人多半不愿看到蒋介石独大,万一汪精卫真的回来,搞不好自已又要变回非主流,那时再想咸鱼翻身就难了。

很快,陈独秀见到了蒋介石的秘使胡公冕,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也收到邀请,请他屈尊驾临蒋司令那里“指导党务政治”。两个人得到的消息都一样,蒋司令希望汪老板不要回来,先在国外休养一段时间。

敌人反对的,自然就该赞成,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立刻加深了共识:必须请汪精卫回国。

对汪精卫同志,陈独秀还是有一点好感的。但他万万想不到,不等汪前总裁重新上岗,鲍罗廷已经急不可待地先动了手,顿时把局面搅成了一锅粥。

事情的原委其实并不复杂。革命军仗越打越顺,地盘越扩越大,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始觉得不方便了,那时通讯也不发达,没有传真或互联网,一份报告要送到异地领导的案头,有时能折腾好多天,显然不能满足办公要求。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换个地方。

早在九月份革命军占领湖北的时候,蒋介石就高瞻远瞩地认为,武汉地理十分重要,适合作为临时都城,由于武汉是湘军唐生智(此时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地盘,最好是把中央委员先迁一部分去办公,以免一切权力都落到地方势力手里。

蒋司令的意见递上去,然后开大会时被打了回来,中央委员和省区代表们都不愿挪窝,大家只管呆在广州喝早茶。蒋介石倒也不生气,毕竟和手上堆积如山的公务相比,这种小事充其量也就是作风懒散,算不上什么原则性问题,他只管忙自已的北伐前线。

很快两个月过去了,广州办公越来越不方便,鲍罗廷于是改了主意,决定迁都。随着他带着部分人马来到武昌,广州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停止办公,纷纷北上。

根据国民党的规章制度,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党内最高机构,这个会议群走到哪里,党政府就算迁到哪里。由于群里的人比较多,走的路线又不一样,一时凑不齐人数,鲍罗廷就建议,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很快获得通过。

这个建议看上去很一般,实际上很不一般,因为大家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并没问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也没跟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打个招呼,直接选举了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主席,执行所谓“最高职权”。

不费一枪一弹,也没有唇枪舌剑,简简单单在迁都时搞个民主选举,蒋介石就被踢到了一边,不能不说鲍罗廷是玩政治的天才。

武汉通过决议的时间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号,可以说蒋介石是气到了极点,连新年都没过好。二七年一月三号,他抓住张静江等中央委员路过南昌去武汉的机会,召开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劝大家先不要去武汉,呆在南昌等以后再说。

几个中央委员暂时呆下来了,可是事情并没完。鲍罗廷一听到情况,立刻反应过来,有去年的中山舰事件为鉴,如果中央机构落到蒋介石控制的地方,保不齐随时会出现兵变!

好不容易才设的圈套,竟然因为行程上的疏忽出了漏子,鲍罗廷很是恼火。向斯大林请示后,鲍罗廷决定亲赴南昌,冒着翻脸的代价要蒋介石迁都武汉。

在去南昌的路上,鲍罗廷的信心还是很足的。

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就在武汉,此时他妹妹宋美龄还没嫁给蒋介石,宋部长控制着蒋司令的经费,等于卡住了他的财源;在南昌的中央执行委员有不少也支持武汉中央;此外国民党内拥护汪精卫的声音越来越大,各地工农运动也发展得很“好”。因此鲍罗廷相信,他仍有足够的牵制力量,能够压迫蒋介石就范。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蒋司令热情接待了鲍顾问,两人回顾以往的美好历史,顺带珍惜了中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然后相互喝酒吃饭。蒋司令先请鲍罗廷吃大餐,鲍罗廷接着也回请一顿,邀上所有革命军代表、中央委员等几百人,搞了一个大型宴会,欢迎蒋介石等党国要员去武汉办公。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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