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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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汪精卫等人的建议,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大批领导人物都很理解,谈话时也是连连点头。可惜汪精卫意见提完之后,共产党还是我行我素,到处打杀,一付誓把节操当浮云的派头。

于是汪精卫也生气了。他毕竟是见过斯大林的主席,陈独秀好歹该给些面子才说得过去,可是这帮人却是阴奉阴违,表面上嗯嗯啊啊,背地里乱搞一气。

汪主席不知道,他说的那一套其实陈独秀都懂,之所以不给汪精卫面子,是因为他已经成了错误路线的替罪羊,唯一的工作只剩下充样子坐主席台(俗名:坐台),有没有面子都成问题,要他分些给汪主席,那是真心很艰难。

此刻的总书记早已沦为被下岗的挂名经理,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是共产国际跨国集团的董事长,全球领袖斯大林。

由于蒋介石的翻脸,苏联前期投资包括几千万卢布援助、几万条枪及其他军火都有打水漂的危险,如此重大的损失当然不是批一个陈独秀能弥补的,尤其是党内的托洛茨基派很可能借此做文章,发表一些影响自已威信的言论。因此斯大林相信,必须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把错误倾向扭转过来,具体来说就是从前右倾,现在左倾。

既然陈独秀的路线错了,那么往反方向走自然是不会错的。共产国际很快要求共产党不仅要强分地主田地,而且还必须没收所有银行、铁路、轮船、大企业,绝不能因为联合战线的关系向资本家让步,要在革命同盟中“行使领导权”。

决定领导国民党的时候,陈独秀手上有大概六百支枪,分布在大小各个纠察队里面,而国民党的左派汪精卫有几万人马,代表反动右派的蒋介石等人也有将近十万。斯大叔如此看重中国共产党,即使是以一敌百都凑不够数的情况下也要行使领导权,实在可以说是人浑胆子大。

斯大林可以胡乱下命令,共产党却不敢不严格执行,于是汪精卫只能怒气冲天。由于农会胡乱杀人分田,朱培德、唐生智等人纷纷抗议,对自已为何帮着共产党搞分裂提出严重质疑。在重重压力下,共产党内部终于乱作一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试着制订一些缓和政策,斯大林却在五月十三号直接下令,要马上成立八到十个工农武装师保卫革命,不得拖延!

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大伙心中有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

没有兵,没有枪,没有饷,也没有地盘,苏联援助还送不到手上,凡事都只能重在掺和,居然要凭空成立师级部队。斯大叔实在是豪情可嘉,不知所云。

共产国际成天胡乱指挥,各级党组织跟着指挥棒晕头转向,于是国民党内部纷纷出现严重分裂,不少人开始调转枪口,消灭附近的共产党。五月十三号,湖北夏斗寅的独立十四师突然叛变,兵临武昌城下,叶挺不得不集结临时凑合的部队迎敌,好不容易把这股叛军击退;二十一号湖南湘军许克祥又在长沙造反,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并大肆屠杀。

许克祥是唐生智的手下,湘军们造反原因也很简单,毛泽东等人的农民运动越搞越离谱,大批流氓控制了农会,已经把湖南弄得一塌糊涂,甚至普通士兵寄回家的生活费也要截扣;军官们更是人人自危,即使五月份不造反,六月份也造反了。面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愤怒指责,汪精卫毫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军人向农会开枪,是因为农会先欺负军人!”

面对汪精卫的指责,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哑口无言,因为关于农民运动失控的报告不是国民党写的,正是共产党人的杰作,撰稿人叫毛泽东。

汪精卫和毛泽东都认为湖南叛乱只能内部解决,最好是让唐生智想办法约束属下,但罗易却坚持要动武。汪精卫也不跟他废话,只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要莫斯科提供一千五百万元贷款援助的要求,请问现在有答复了吗?”

国民党坚持要贷款,斯大林坚持要动武,汪精卫的意思也很简单,兄弟我事情可以办,可老大也得出点银子才行。可怜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知道情况紧急,同共产国际交涉了半天,最后弄到大吵特吵的地步,斯大林却是小气得紧,怎么也不肯把钱发出来。

经过斯大林的脑残领导,情况终于出现了危机。湖南湖北的军人反水之后,农会立刻成为报复对象,先后有几千人被杀,江西的朱培德也同共产党决裂翻脸,把共产党人全部赶出境内。到二七年六月,共产党的控制范围从五十个县急剧缩小成三个,眼看就要出不了门,已经到了堵在家里闹革命的地步。

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共产党几乎可以用众叛亲离来形容,不管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但正所谓智商无下限、脑残无极限,斯大林在莫斯科糊里糊涂也就罢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本人就在武汉,居然办事也象蠢猪一样不可理喻,终于毁掉了汪精卫的最后一丝希望。

不管是坚持让农民乱抢乱杀,还是对国民党阳奉阴违,罗易一直都照搬斯大林的指示,并且认定农民运动丝毫没有过火,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会破裂,甚至还应该说服国民党武力讨伐唐生智的“反动”军队。鲍罗廷等人自然明白这种事情是办不到的,无奈罗代表的脑子里全是俄罗斯面糊,为了让国民党继续支持革命,他竟然连斯大林的密电都泄了出去。

在先前的讨论里,斯大林曾经发过密电,要求共产党继续所谓土地革命,组建军队去惩 办反动军官,甚至全面消灭剥削阶级,连小资产阶级也不例外。拿到指示的时候,共产党人都是哭笑不得,因为大家才开完五大,刚要求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蒋介石,现在又要消灭他们,实在有点神经错乱;何况军队不在共产党手上,真的要动手的话,谁消灭谁是很明白的事情。

所谓密电,当然是私下里的话,不能随便给外人看。可是罗易兄实在是个不见外的人,为了激发国民党的革命热情,他居然偷偷地把电报交给了汪精卫,然后告诉他:领袖都是这样讲的,跟着我们革命吧!

看过罗易偷偷给他的电报,汪精卫终于明白了。原来斯大林从来也没信任过他,只不过把他当成幌子,利用他来掩护共产党夺权;形势已经危机四伏的时候,莫斯科想的不是怎样同心协力渡过难关,而是加紧扩充自已的势力,把他连蒋介石一同打成反动派消灭掉。

罗易泄露消息的时候,连陈独秀都还没来得及看到电报,而汪精卫的反应也很简单,他很快去了一趟郑州,同冯玉祥商量对策。

作为北方对抗张作霖的革命军阀,冯玉祥大概是最为亲苏的革命军阀了。

他反叛北洋的家底都是苏联送的,平时坐镇西北满口革命理论,所属西北军更是纪律严明(相对而言),打仗极为凶猛,不管是内战还是后来的抗战都是劲旅,并先后涌现出孙连仲、孙良诚等名噪一时的勇将。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兵强马壮,对武汉政府至关重要,四面楚歌的汪精卫自然要确定这位盟友的态度。两个人在郑州开会的时候讲到共产党问题(其实主要就是讨论这个),冯玉祥跟汪精卫都是大倒苦水,纷纷控诉共产国际故意怂恿农民胡作非为,闹得辖区里流氓横行、民不聊生,眼看就到过不下去的地步。

应该说斯大林同志对冯玉祥还是很照顾的,因为他们开会的时间是六月十号,而一直到六月十六号,莫斯科还决定再向冯司令提供三千支步枪、五十万发子弹和四门大炮的援助。让人想不到的是苏联老大哥如此不惜血本,冯司令却是毫不领情,不等俄国枪炮到位,冯玉祥已经去了徐州见蒋介石,随后发出清共令,把所有共产党员赶出辖区,并在境内展开同步屠杀,清除共党嫌疑分子。

眼看北面的冯玉祥倒戈,莫斯科终于慌了手脚。

这时他们已经知道罗易泄露密电的事情,上下都是狼狈不堪,只能一面找理由解释,一面把这头蠢货召回苏联。而身为革命老同志,汪精卫的工作精神实在可嘉,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在努力地抹稀泥,面对共产党人的愤怒控诉,他尽力给唐生智发了个记过处分(共产党的要求是出兵讨伐),希望能找到合作的共同点。

这个时候汪精卫对唐生智已经失去了约束力。由于湘军意见太大,唐司令不得不把主力部队撤出湖北,回湖南去收拾家乡的残局,他的手下何健随即发表宣言,指责共产党人滥捕滥杀、捣毁祠堂寺庙,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以为革命运动过头一点、出现意外是难免的事,因此对共产党姑息宽容,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帮人就是存心的,共产党是有意利用暴徒煽动暴乱,绝非经验不足的幼稚过火,绝不能再加容忍!

眼看湖南也要远离而去,汪精卫顿时众叛亲离,陈独秀的中央也是一天三惊吓。唯一拥有武器的工人纠察队先前无法无天,此时又人心涣散,极容易酿成大祸,为了防止同驻军发生意外,共产党决定解散纠察队,让他们加入张发奎的部队里。没想到消息刚刚传出去,早就惊疑不定的纠察队立刻逃散一空,连办公室都没来得及打扫一下。

虽然长期以来共产党做事一直不跟国民党商量,但解散纠察队是为了避免冲突,因此武汉国民党也表现出理解的态度,下令严禁骚扰工会,不许对纠察队员进行报复,甚至部分队员交出武器后又重新上岗,在湖北总工会领导下继续上班。

经过几个月胡闹,共产国际终于成功地把两个精诚团结的政党搞得四分五裂,相互间离心离德,直到此时才出现缓和的迹象。尽管两家损失惨重,但只要能加强合作、放弃先前的暴徒政策,事情其实还有商量的余地,武汉各派系始终认为自已才是正宗,不希望向蒋介石低头。坑爹的是局势好不容易回转一点,七月初立刻就传来了新的指示,莫斯科认为国民党已经转到了敌人的营垒里,共产党人必须立刻退出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展开“坚决斗争”。

既要退出政府,又要在内部坚决斗争,大家对领导的语无伦次都很头疼。作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党性是必须坚持的,领导指示不管有没有道理都必须拥护,因此共产国际立刻决定对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进行清算,陈独秀不得不再次扮演一回替罪羊的角色,这次他连挡箭牌的价值都没有,直接被踢出了政治局,成为一名普通党员。

李大钊已经在一年前被张作霖绞死,此刻陈独秀又黯然离去,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南陈北李到此终于谢幕,只剩下共产国际的一地鸡毛。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陈独秀和他家人的结局。他的大儿子陈延年二七年六月被捕于龙华,本来自称是炊事员,并没有暴露,但父辈的同乡老友汪孟邹托胡适向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疏通营救,结果好心办成了坏事。

吴稚晖从前同陈独秀、胡适都很熟,还帮过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算得上是老交情。但吴委员本来就是反共中坚,得到消息后不仅没有救人,反而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还特别说明陈延年非常可恨,比陈独秀还危险(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在他的唆使下,暴露身份的陈延年身受种种酷刑,始终不肯屈服出卖同志,终于被判死刑。刑场上他不肯下跪,结果被乱刀砍死,因为生前受酷刑太惨烈,尸体血肉模糊,蒋介石还亲自下令不许收尸。

第二年,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也被捕、被杀了。兄弟俩和陈独秀一样有骨气,从不屈服、绝不放弃。陈独秀还有一对儿女,女儿陈玉莹受刺激太重病死,只剩下小儿子陈松年从此不问政治,靠在窑场做苦工支撑生活,而陈独秀则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因为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脑残宣传,被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失去党籍的陈独秀从此成为托洛茨基的坚定粉丝。一九三一年五月,他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托派是斯大林十分忌恨的派别,陈独秀的举动显然共产国际不会高兴,中共中央也不会高兴;因此他被抓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象过年一样兴高采烈,幸灾乐祸地盼着陈独秀快点死。但是陈独秀的名声实在太大,社会各界很多人为他说情,最后蒋介石网开一面,把他关在南京。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陈独秀也于八月出狱,长期住在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并拒绝了国共两党的拉拢。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份书稿《独秀文存》。他的小儿子陈松年在四七年求人把尸骨运回安庆老家深林,没敢立墓碑,因此侥幸坟墓没有受侵害。

四十七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有人去看过陈松年。经历长期摧残劳作,陈松年已是骨折卧床,伴着双亲照片住在一间小破房里,家徒四壁,只有长女陈长璞在身边照顾,晚景异常凄凉。陈独秀一生开天辟地,经历跌宕,号称要改变全中国,结果三个孩子惨死,家破人亡,穷困潦倒,唯一留下的小儿子也是困顿不堪,活到九十年代初逝世。

以一介书生出入江湖,漩涡激流不失英雄本色,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陈独秀都做到了,可谓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一生宁肯得罪国共两党,也不肯背弃信仰和良心、不出卖自已的同志,然而下场却是如此凄惨,以至于一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也要迫害他的亲属,实在是让人无语。

我始终认为,说到共产党员,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才算共产党员,是连组织淫威都不会屈服的共产党员,也是精钢不能夺其志的民族脊梁。

世间已无陈独秀!

陈独秀下岗了,敢跟最高领导顶牛的人没有了。用一句流行的话,叫明白人都走光了。

所以大家只有跟着斯大林,开始一段糊里糊涂的革命历程。

如果从政治智商的角度研究,斯大林应该属于顶级精英人物,他心地阴毒、思虑深远,擅长制造和抓住事情的矛盾,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要连武汉什么情况都搞不清,那是活见鬼。之所以要在二七年七月发出跟国民党翻脸的脑残指令,把共产党全都送上绝路,实在是领袖也有领袖的难处。

他需要维护高高在上的权威。

从唐生智反叛、武汉纠察队解散后,苏联党内的反对派纷纷提意见,认为斯大林的政策已经失败,必须立刻召开大会、纠正此前犯下的错误。由于反对派包括要命的托洛茨基,这位仁兄一直就宣称国共合作不可靠、必须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单独行动,因此在武汉出问题时斯大林被弄得下不来台,只能顺水推舟地表示自已也是刚刚收到消息,并提前发出指示,要共产党采取强硬手段,抵制反动国民党政府。

七月十四号,汪精卫得到消息,共产党竟然要跟他闹分家,顿时感觉五雷轰顶。因为几个月以来,他一直不停地努力,就是想避免这样的结局。

听到南京政府成立的时候,汪精卫就明白,他跟南京没有缓和的余地。对蒋介石来说,四一二大屠杀是他坐上权力宝座的开始;而对整个中国来说,则是民主革命的灭亡。从这一天开始,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被全部毁于一旦,宪政民主的希望也完全断绝,国民党天天推崇的三民主义正式成为一句空话,随着一场场连走过场的审判都没有的屠杀抛进了臭水沟。

如果武汉政府不能制约南京的行动,整个国民党将进入蒋家王朝时代,成为披着青天白日皮的一群军阀联盟;而汪总裁手上没有亲兵,要想制约蒋介石,只能尽力联合唐生智、朱培德等派系和共产国际,几家拧成一股绳使劲。

汪精卫怎么也想不到,随着手下和共产党的纷纷决裂,一切都成了空话,他也只能沦为一个空头总裁。武汉的几派军阀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随时会变成中央军和桂系吞并的对象,而血流成河的共产党只学到一个教训,就是党政军三家绝对不能分开,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场合,始终如此。

事到如今,说啥也没用了。可怜的汪精卫一面想办法派人直接去苏联寻求缓和,一面在第二天召开常委会研究对策,并公开了罗易先前透露的密电,抢先一步控诉共产党不讲信义、破坏国民党组织。所有人看到密电都是愤愤然,连一贯左倾的孙科也气得不行,大会决定对共产党分子进行限制,不允许他们再搞所谓工农运动。

不管是哪一版教科书,都把七月十五号的会议开会当成武汉“反革命政变”的标志,但是确切地来讲,把它说成政变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这场会议之前,共产党已经组成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个人的中央常委会,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谴责武汉中央的反革命行动;而汪精卫即使到开完会还在抹最后一把稀泥,宣称只要共产党员以后切实遵守本党纪律,从前的一切都不计较,还可以进行合作。

从四月初到七月中下旬,整整三个多月时间里汪精卫狂挥铁锹,抹了一把又一把稀泥,但在莫斯科一连串垃圾指令下全部没有效果,自已也被骂得狗血喷头。蒋介石是下狠手“清共”,朱培德等人是“分共”,只有武汉中央的命令最缓和,仅仅是“限共”,并且还在报纸上连登了三天文章,解释同共产党发生矛盾实在是不得已,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政府的苦衷。

但是在共产党看来,汪精卫和蒋介石已经成为毫无差异的敌人,除了马老爷子的阶级理论分析之外,主要原因还是共产党人结的仇家实在太多。武汉中央虽然只说是限共,命令传下去自然就成了清共,而汪精卫管不住唐生智等人,甚至连武汉本部都约束不住,自然也挡不住大家公报私仇,黑枪白枪一齐乱打。

共产党四处被打被杀,又不能往报纸上登反驳文章,只好在大街小巷贴小广告,控诉国民党屠杀民众、已经成为革命的敌人,呼吁不明真相的群众及时醒悟,不要支持反动政权。汪精卫看到传单也是勃然大怒,认为武汉中央一直在维持合作,从来没有下令屠杀民众,凭什么四处造谣攻击我们?!

既然汪精卫的立场都变了,事情也就更加不好说,国民党马上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必须脱党,否则以叛党论处,并公开声明要共产党停止敌对态度,否则将“执行纪律”;武汉各级党政机关立刻紧锣密鼓开展调查,准备查明共产党人的分布和活动情况,来个一网打尽。

对临时当家的张国焘、周恩来等人来说,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现在想往回走也不可能了,他们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自已夺取政权,第一个选中的突破口在湖南。

早在六月底唐生智要反水的时候,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决定成立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任书记。

虽然湖南局势激化毛泽东要负很大责任,但有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毛书记自然没有错,反而是农民运动的大功臣。毛泽东没有闲着,一上任就宣布马日事变是上海的继续、未来会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下令各县工农武装迅速集中、不得分散,要用武力对付武力,阻止反革命的进攻。

从一九一一年当兵到现在,足足过去了十六年,毛泽东又重新抓起枪杆子,这一次他再没有放下过。

毛泽东的话应验得很快,共产党人的灾难不是即将降临,而是已经降临。陈独秀辞职的时候,各地都在赶杀共产党,武汉中央还有汪精卫罩一下,很快汪主席的话也不灵验了,湖南湖北的监狱都关满了共产党人,接着就是和上海一样的大屠杀。

俗话说盟友翻脸比敌人还可怕,青天白日旗照耀下的国军也不例外。他们一年前同共产党还是志同道合的盟友,相信工农平权、阶级革命的口号,踌躇满志地向军阀开战,此时却反目成仇,挥舞着屠刀四处砍杀。刽子手们充分发挥各种潜能进行清共,先后恢复了传统的剥皮、抽筋等酷刑,到处都挂着砍杀的头颅,女人被子弹射穿下身示众,甚至连十几岁的女孩子也不能幸免,凌辱后当众凌迟处死。

从一九零五年起,封建清朝就废除了凌迟刑罚,原因是太过残忍;而在号称革命的中华民国,却由蒋介石手上重新恢复回来,对这种事情我只能说,无话可说。

国共合作协议被扔进垃圾箱后,南京和武汉都在四处杀人,陈独秀也被逼辞职,共产党人已经到了绝境。他们群龙无首、四面楚歌,到处是战友的尸体,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到容身的地方。

最困难、最可怕的时候终于到来。局面已经坏到不能再坏,共产党不得不组成临时临时班子办公,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一个迟来的任务:组建自已的军队。

组建军队不是容易的事情。随随便便弄批人和枪,只能搞出一批乌合之众,何况共产国际的支援送不过来。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办法是策反第二方面军指挥张发奎(从前的第四军军长),如果张指挥肯带队投奔,那就什么都有了,又省事又管用。

几年以来,共产国际搞出过无数办法,听上去都很美,做起来都很挫,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是信用扫地,谁也不肯轻易相信了。周恩来直接了当地问了一个问题:所有人都去跟着张发奎做工作,万一张发奎反水,把大家一网打尽怎么办?

共产国际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办法:我们只能暴动,武装对抗反动派!

周恩来的话一出口,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连续几个月被蒋介石杀,被朱培德赶,现在武汉又翻脸,凭什么只能他们杀我们,不许我们杀他们?

计划很快定下来。不等湖南的毛泽东安排完毕,直接由周恩来负责找一支部队暴动,然后大军回师广东,从汕头接收苏联的军火援助,把北伐革命从头进行一遍。整个行动的关键一是保密,二是迅速,三是共产国际的支持,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中央局开会,商量完事情后立即出发,李立三选定的暴动目标是南昌。

其实本来是没有李立三什么事的。他最开始的任务是去九江打前站,安排中央撤退,顺便看看有没有跟张发奎回广东的可能性;但作为工人运动的老手,李立三一直就以火爆而著称,搞活动时火爆,后来掌权也是激烈无比(当然效果也一塌糊涂)。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已经和以往一样跳了出来,喊打喊杀,要求以血还血,很快把撤退上海变成了暴动南昌。

一个老实的军阀

在南昌的军阀,叫朱培德。

从前的历史书里,对朱培德的评价只有几个字,反动军阀。根据这个概念,大约可以想象出朱军阀的形象一定是满脸横肉、手持马 鞭,平时欺男霸女,办事草菅人命,总之不干好事,对人民犯下累累罪行。

如果按照书上的说法,周恩来大可不必浪费路费跑到南昌去搞活动,一个死硬的反动军阀是绝不会给共产党机会的。事实上周恩来选中南昌作暴动目标,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朱培德在那里。

朱培德是个老实人,或者说,他是老实的军阀。

朱军阀是云南人,读过云南的讲武堂军校,当过大清国的兵。同所有革命者一样,他参加了辛亥革命,然后一步步地求上进,在反对袁世凯的战争里立下汗马功劳,终于成长为一名滇军军阀。

军阀不是一个褒义词,通常都同些不大好的事联系在一起,例如地方割据,例如祸害人民,例如签约卖国。但在朱培德的那个年代,想上进就必须要做军阀,因为不管是满清朝廷还是袁世凯大皇帝、北洋政府都不是好鸟,领他们的军饷就要参加他们的反动统治,用今天的话来讲,叫逆历史潮流而动。

有追求的朱培德当然不愿意和历史作对,可他的军队也要吃饭用钱,所以他必须占一块地方,专门用来给手下发工资,所以他很自然地变成了一名军阀。

作为一名求上进的有为军阀,朱培德在云南混了一段时间后,果断做出一个选择:追随孙中山。在孙大炮既没有钱也没有地盘的时候,朱培德毅然决然地跟着他走南闯北,一会北伐,一会被北洋军阀痛打,一会打陈炯明,一会被陈炯明痛打。虽然滇军和桂军占领广州后干了不少坏事,但必须说明的是朱军阀跟这些坏事无关,而且滇军内部打算黑吃黑吞并他的时候,朱培德还在第一时间里反水,跟随国民政府把滇军打得落花流水。

身为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朱培德同蒋介石不是一路人,所以中山舰事件时,汪精卫才会派他抓蒋介石。

虽然因为有人反对,朱培德没能下手,但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差却是真的。北伐的时候,蒋介石一马当先扑向富饶的江浙地区,朱培德则带着他的第三军留在了江西,成为江西的土霸王,蒋司令一度想回头吃掉朱司令的地盘,被朱军阀毫不客气地派兵赶了出去。

因为同蒋介石不和,朱培德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关系很好,他的原则是左右逢源、在矛盾中求生存。这时一位多年老朋友向他提了个合理化建议,应该成立一个军官教导团,提高军官队伍的素质,尽快把部队建成一支威武之师、雄壮之师,最有效地扩充朱家军的实力。

朱培德很高兴地接受了建议,因为他很信任这位老朋友。

从大清朝还没亡的时候起,朱军阀就和那位仁兄是军校同学,一块拖着辫子出操,一块抱着长衫谈理想,一块造大清国的反,一块打袁世凯。戎马生涯几十年,两个人在枪林弹雨里心意相通、英雄相惜,连名字都只差一个字,说句开玩笑的话,两个人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可以一块用。

正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朱培德十分信任的这位教导团团长虽然不是亲兄弟,却比亲兄弟还亲,他的名字叫朱建德,但后世更习惯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叫朱德。

朱德,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军、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人、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在获得这些称号之前,他曾经是朱培德的好同学、好兄弟、好知已

汪精卫回武汉同蒋介石唱对台戏的时候,朱德正风尘仆仆地从四川赶到南昌,找朱培德讨一份工作。

朱培德十分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兄弟。在宁汉对立的关键时刻,他非常需要能干的人手帮忙,本着人尽其才的原则,朱军阀先是任命朱德为军官教育团团长,后来又让他兼职南昌市公安局长、第九军副军长,朱德也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每天忙得人仰马翻,打点南昌城的大小事务。

汪精卫和蒋介石天天吵架,朱培德坐在一边袖手旁观。汪主席也好,蒋主席也好,国共两党也好,不管哪边压倒哪边,朱培德都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甚至到处都在杀共产党表功的时候,他也只是把共产党聚在一起,每人发一笔路费,用专车送到武汉,不肯多造一分杀孽。蒋介石和汪精卫对朱培德都没有太在意,因为朱军阀很老实,只要不动他的地盘,谁当老大都没有关系,他也不会主动得罪别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看法是对的,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朱培德是个讲义气的人。

所谓义气,就是兄弟有难的时候,要为兄弟担风险、背骂名,兄弟缺钱的时候,留点钱押在桌面上然后离开,让兄弟有面子地渡过难关。袍哥(四川帮会)出身的朱德讲义气,朱培德等滇军头领也讲义气,不是蒋司令混青帮时挂在口头的义气,而是梁山好汉肝胆相照的义气。

一九二七年七月底,张发奎手下的第十一军、二十军无声无息地向南昌调动,然后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二十军军长贺龙来到南昌,在那里同第九军副军长朱德会合。经过激烈而紧张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宣布,七月三十一号发动起义,占领南昌后全军南下,回汕头接收苏联军援,重新革命!

在周恩来宣布的那一刻,开会的人都很激动,这是大屠杀以来,共产党人第一次以牙还牙、以刺刀还刺刀,大家都知道自已在开创一段见证的历史。可就在所有人热血沸腾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来到南昌,告诉大家:不能打!

来的这个不识时务的人,是张国焘。

作为国产国际的中国分部,中国共产党的每件事都应当请示共产国际,对这个组织原则,共产党也一直是照章程办理的。

然而一切都变得太快。突然间蒋介石反水,汪精卫翻脸,几支盟军全都不可靠,到处是刺刀和屠刀,实在没有办法及时联系,终于在南昌起义的问题上,大家没有按程序来,而是先派人组织暴动,再去请示共产国际批准。

于是麻烦来了。接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的请求电报后,斯大林给出了神一般的回复:在南昌起义会得罪张发奎,最好是策反张发奎起义,或者把共产党员撤到农村去做工作,共产国际的代表不能参加起义,也不能提供经费支持。总之南昌起义不可行,不能批准。

周恩来在南昌排兵布阵的时候,罗明正拿着电报,同张国焘争得面红耳赤。面对张国焘的各种意见,罗明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指示是斯大林同志亲自下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党性大过天,张国焘只好憋着一肚子闷气,去南昌传达斯大林的指示。可怜的张国焘在路上跑了两天,直到三十号才赶到南昌,好容易找到周恩来,周书记听完了来意后连接风宴都不摆一个,上来就是一通吵架,然后继续开会研究。最后周恩来少见地拍了桌子,带着大家做出一个决定:该起义时就起义,去他娘的斯大林!

对周恩来等人有组织无纪律的越权行径,张国焘也悍然表示,你们爱干嘛干嘛,反正我管不着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号,共产党人在南昌突然发起暴动,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领导、二十军军长贺龙任总指挥,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大军十分顺利地占领了整个南昌城,随后发表《八一起义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共产党军队。从这一天起,共产党不再只是神神秘秘的地下社团、工会农会,而是有枪支有编制的军人集团,开始了武装革命的漫长岁月,史称“八一起义”。

这是一次成功的起义。看一看后来的纪念规模,就能明白它的意义有多重大。中国仅次于首都天安门的城市广场就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南昌,名叫八一广场,广场的中心建筑叫八一起义纪念碑,还费巨资建了水池和喷泉、灯光等设施,历来是小商小贩发展经济的黄金地段。八月一日则是中国的建军节,几十年来每到那一天的时候,电视台就要没完没了地播各种版本的起义节目,情节累同(就一件事拍个几百回,没法不雷同),手法粗糙(政治任务,只许突出高大全英雄形象),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演员全都一个模样,连说的下一句话都大致雷同,一直放到观众能背出来为止。

南昌起义的消息很快震惊了所有人。蒋介石和汪精卫虽然有矛盾,但在共产党问题上是有一致性的,马上把部队派出去追击,同时也都在问一个问题:南昌是朱培德的大本营,朱司令干什么去了?

答案很简单,朱培德在休假。

周恩来、贺龙等人在南昌紧锣密鼓准备起义的时候,朱培德突然病倒了。他告诉蒋介石说自已十分疲劳,无法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不得不去庐山休养。

收到朱培德的病假通知,蒋介石倒不是太吃惊。北伐的辛劳、自已的排挤、汪精卫的拉拢,内交外困确实压力太大, 不是老朱这号乡下人能应付得过来的。而朱培德也没忘记自已的工作,他去庐山前把大权交给了好兄弟、好同学朱德,托他全权处理军政大事,结果朱德趁机拉上贺龙和叶挺,在南昌发动了起义。

对这个结果,朱培德的解释是,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兄弟我可是把他当朋友的!

对朱培德的解释,蒋介石和汪精卫都认为,朱培德太轻信了,生病的时候居然把大权交给共产党,结果被人端了老窝,真是活该。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朱培德很老实,朱德很狡猾,利用兄弟的信任搞暴动,抢兄弟的地盘和人马,实在是件不厚道的事情。

全是扯蛋。

南昌起义的时候,朱培德三十九岁,不是十九岁。打过反清、反袁、反陈(炯明)等大小恶仗,看过无数次你攻我伐、背信弃义,经历过数不清的文攻武卫、刀山火海,从万军之中走出来的朱培德世故深沉、人情练达,对蒋介石刚中带柔,手段该狠辣时狠辣、该友好时友好,分寸把握得炉火纯青。

要说这样一个人会被朱德几句话哄晕头脑,只有铁道部发言人才信。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是关键时刻,蒋介石和汪精卫相互翻脸,又天天在杀共产党,两拨盟友随时可能火拚自已,共产党更可能跑来地盘上捣乱,别说还能爬上庐山疗养,就是只能躺在床上打吊针,也必须坐镇司令部,两眼紧盯局势动向,严防意外发生。

但朱培德还是休假了。在接到报告说朱德同“那边”的贺龙、叶挺联系密切、肯定会有异动的情况下,朱培德的反应居然是把军政大权交给朱德,然后派朱德的亲信王均到遂川掌握军队。

做完所有的铺垫,朱培德平静地宣布休假。告别送行的朱德,转身离开南昌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作为军阀,我把最重要的地盘和军队都留给你,我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次分别,我们再也不能见面,彼此分道扬镳,甚至要在战场上相互厮杀。可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那个拖着辫子、抱着枪杆,在星空下畅谈理想的兄弟。

能为你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前程凶险好自为之,兄弟!

十年后,朱培德因医疗事故病逝南京,他终于没能再见朱德一面。而死前的遗言是国家医学不发达,发生事故在所难免,不要责怪医生。

对朱培德,我只有一句评价,他真的是个好人,虽然不是好军阀。

顺利发起暴动,周恩来信心大增,他清点完俘虏枪弹后就离开了南昌,大军按计划南下广东,准备找苏联接应军火。只要能弄到出海口,共产国际的枪炮将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新的工农革命军也会重新北伐反攻,实现革命的再次成功。

南昌起义很成功,共产国际很生气。

明明已经决定不要起义,周恩来还是大胆妄为,而且张国焘也没有制止,在斯大林眼里这就是不听话,是对党性和领袖的公然挑战。虽然隔着几千公里,斯大林还是下令处分张国焘等人,作为无组织无纪律的惩罚。

打完棒子,还要面对老问题,下一步怎么走。于是在八月七号,共产党人聚在汉口,继续开会。

形势不是很险恶,而是极端险恶;局面不是几乎没有希望,而是根本没有希望。

经过八月一号的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全线震怒,汪精卫公开下令彻底清共,张发奎也在反水,汉口已经不再安全,每一分钟都可能有人上门抓捕。虽然大家都很擅长开会,但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实在不能呆得太久,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等人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在高度紧张的气氛里,研究问题的根源及下一步怎么办。

问题的根源很容易研究出来。陈独秀已经辞职,而且没有来开会,自然所有责任都是他的。共产国际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再次施展黑锅大法,彻底“帮助”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批判了陈独秀,宣布他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顺理成章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斯大林曰:都是陈独秀的错…),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这正是陈独秀一直要求的)的方针。

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既然大家都批陈独秀,毛泽东自然也批陈独秀,而且表现非常积极,愤怒谴责陈独秀忽略军事、脱离群众等“严重错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让罗明很是欣赏。

毛泽东很愤怒,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先前正是陈独秀否决了他的土地革命主张。

开完大会,共产国际宣布,中央要马上搬到上海租界去,由瞿秋白任总书记主持工作;党的下一步任务是积极发动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对抗国民党。

瞿秋白只是翻译出身,按理说轮不到他当总书记,但几个领头人物都跑南昌去了,最有资格的张国焘也没赶回来,罗明能选上的人只剩下瞿翻译。反正谁当总书记也是听莫斯科的,没有语言障碍的翻译反而更方便凑和着用,所以罗明一拍大腿:总书记就是你了!

开完汉口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平静地来到湖南,准备他的农民暴动。

从当年跑去参军到现在,已经十六年过去了。

十六年弹指一挥,毛泽东经历了很多。当过核心圈里的中央秘书,混过车水马龙的北上广,拿过军阀黑钱,见过革命领袖,搞过群众运动,一会在漂亮的城市衣冠楚楚地盖章,一会在泥水横流的农村找老农拉家常,就是没有拿枪打过仗。

从今天起,他要一无所有地拉起一帮农民,然后指挥那些没有训练的人同正规军打仗,一点点争抢、扩大自已的地盘,直到革命最终胜利。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比这场逆袭的难度,前十六年的风波与艰辛不值一提,今后的枪林弹雨才是真正的挑战。自已将不得不从头学习一门并不擅长的课程–战争,而且最为残酷的是,课程的学费极其昂贵,任何一点失误,都意味着失败和鲜血。

城头挂满屠杀后的头颅,街上到处血淋淋的通缉和布告,毛泽东走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秋收起义。

通常来讲,想开拓一把大事业,就要精心准备,打一场胜仗做开门红。小兵们需要加紧动员,统帅部则要好好筹划,从武器弹药到人员分配,尽量给前线司令官准备充足,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可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享受不到上级的关怀,他一面要四处联络组织,一面还要跟中央磨嘴皮子,反复讨价还价。

说起来还是共产国际的问题。从危机四伏的汉口逃到上海后,中央机关和共产国际渐渐安定,安全问题大大缓解,生活质量也有了长足的提高。于是共产国际又开始想入非非起来,觉得革命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来几场暴动,然后搞个港口、从苏联弄些军火,就可以迅速成功。

共产国际的想法非常简单,因为斯大林的想法就是如此简单。

已经投进这么多军火钱财在里面,一直宣传形势大好,突然一夜间变得四面楚歌,开个会都要东躲西藏,所有的一切不仅严重影响了领袖的威信,也大大嘲弄了领袖的智商。无论如何斯大林都必须让大家相信,中国的形势是好的,中国的群众是有觉悟的,虽然出了个把叛徒(蒋介石),虽然有人犯右倾错误(陈独秀),但困难只是暂时的,大革命依然是光明的,是成功的,是即将要胜利的。

领导的想法,自然是每个属下的想法,何况斯老大的心胸并不宽广,谁敢让他一时不开心,他肯定会让那个人一世不开心,甚至全家被不开心。所以共产国际的远东局虽然负责反映真实情况,却也要顾及领袖的个人感受,而且某种情况来讲,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一些:斯大林想听什么,远东局就尽量编什么向上汇报。

斯大林很开心,远东局很放心,毛泽东很堵心。

按远东局转来的指示,毛泽东同志必须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暴动,然后率领大军打下长沙,再远征广东,同朱德的起义军会合后重新北伐;同时为了尽量争取盟军,大军必须继续打国民党左翼的旗号行动,不得擅自分裂。

看完这份神一般的指示,毛泽东心头也有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

两家国民党都已经全面清共,再打国民党的旗号吸引不到任何人,反而会让共产党员离心离德;至于拿下长沙、挥师广东之类梦想就更扯了,湖南能拉出来的兵力编不满一个师,其他都是没有经验的农民,会不会放枪都是一个问题,指望他们席卷半个中国、成功领导革命,简直是开玩笑。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毛泽东意见再大,也得一面干活、一面给领导写报告,解释具体情况。从后来的回忆录看,他此时的真实想法只有一句话:说话不算就是郁闷啊!

湖南的形势其实并不坏。毛泽东一直搞基层工作,组织和人脉还是有一点的,湖南的唐生智又南下反蒋,正是搞小动作的大好时机。八月三十号,湖南省委决定, 尽快在平江、浏阳、醴陵、安源发起暴动、进攻空虚的长沙,由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毛泽东任委员会书记。

箭在弦上,成败在此一举!

毛泽东已经把一切都投进暴动里。当初从章士钊那里拿的两万大洋,省省用用还有不少,本来是预备关键时刻应急的,这时也全部拿出来充当经费。他很清楚,行动关系到自已和整个党的生死,失败就意味着一切完蛋,从理想到生命全都要埋进土里去,甚至回老家做农民也不可再可能。

没什么可犹豫的了,开干吧!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送杨开慧回板仓老家。看着疲惫的妻子,他心里也很难过,这些年把家和孩子扔在一旁,天天在外面东奔西走,都没好好照顾她。

“好好照顾母亲,管好我们的孩子,有空参加些农民运动吧。”这是他最后的叮嘱。

送走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毛泽东登上火车,从长沙去安源组织暴动。

这次分手便是最后的离别,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到对方的面。

按照计划,湖南起义将在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个地方发动,四周由农民暴动配合,来个村村起火、镇镇冒烟,三路大军会师后趁乱打进长沙城。但是在行动的时候,出了一点技术性岔子:暴动日期是由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定的,可大家并没有电台,更没有电话或邮件联系,消息传不到位。毛泽东忙乎了几天,在九月六号才收到指示,原来省委已经下令,要求九月九号破坏铁路、十一号各县暴动,十五号总攻长沙。

毛泽东在安源,安源的布置当然不成问题,可消息还要传达到铜鼓,而且必须尽快。

没有电子邮件,没有电话电台,快递公司还没开通业务,只能靠人传达消息,毛泽东顿时十分为难。这一路都是敌区,正在大张旗鼓地清共,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去传达命令。

起义是一定要进行的,指示也是一定要执行的,他于是决定,亲自去铜鼓送信。

这是个差点让他差命的决定。

毛泽东化装成煤矿采购员,急急忙忙地赶去铜鼓,结果不知道是化妆不好还是装得不象,他在湖南浏阳的张家坊村被民团抓到了。

抓到共党分子,一般都是处死拉倒,几个民团于是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领赏。毛泽东很狼狈,他跟民团商量,想出钱贿赂买一条命,可是民团的头目不肯答应,非要杀掉他不可。

虎落平阳被民团欺,倒霉的毛泽东只好一路押着往前走,每走一步,就是离鬼门关又近了一步。想到铜鼓的人还在等消息,自已却糊里糊涂地把命送在民团手上,毛泽东心里很光火。

快到民团总部了,只剩下两百来米的一小段路,看守们开始松懈起来。毛泽东看准 机会,一咬牙挣脱出来,跑进旁边的田野里,民团的兵吃了一惊,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不见了。

心有不甘的民团当然是四处追捕,还叫当地的农民帮着搜索。毛泽东的反应也很机灵,他跳到一个水塘里,旁边有水草遮掩,可以勉强躲一下,几次搜的人都快碰到他了,但运气很好,对方随意划了一下,没找到他。心惊胆战的毛泽东一直藏到日落,民团终于懒得抓了,骂骂咧咧地走人,他这才赶紧逃出来,连夜继续赶路,又碰上好心的农民让他住了一晚上,带他去县城买鞋、伞和一点吃的,赶到铜鼓。

送个信差点把命也送掉,而且还误了时间,毛泽东很沮丧。他到的时候是九月十号,而在前一天,起义已经按时爆发了。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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