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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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贺子珍的单纯,毛泽东的选择,就复杂多了。

其实毛泽东也不是没有想过湖南的老婆孩子。他派人去长沙找过,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说明可能藏起来了,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派人继续找。枪林弹雨里,他需要身边有个人烧水煮饭,病了能问候照顾,在这生死不定的日子,今天开心就好。

六月底的一天,在永新夏幽区澧田乡的塘边村,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到了一起。由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后来的开国大将谭政帮忙搬几件简单的行李,两个人就算是配对了。

十几年前,杨昌济把自己的满腹经纶教给那个农村孩子,让他同自己的女儿交往,照顾他在北京的吃穿住用,给他安排工作生活,临逝前还托老朋友章士钊多多关照。在他的无私帮助下,毛泽东不仅娶了自己的女儿,还弄到两万大洋的启动资金,开创了顶天立地的事业。

所有的一切,在那个喜气扬扬的村子里嘎然而止,成为一段百般掩饰的历史。有人说领导更需要人照顾,也有人说革命的爱情特别浪漫,而我看到的是,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没有管自己的老婆孩子,却去追一个小自己十六岁、足可当自己女儿的小女生。

应该说毛泽东对杨开慧还是有感情的。他虽然和贺子珍同居,毕竟没有办正式手续,一直等到两年后杨开慧遇害,才补了个结婚的仪式,正式举行了婚礼–当然,整整两年里,他的感情也只有这么多。

而九年后,为毛泽东反复怀孕、堕胎,最后黯然离开延安的贺子珍应当有体会,自己当初的选择有多么沉重。

经过三场胜仗,红军声势大振,控制范围不仅包括井冈山,还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其他地区,面积高达七千二百平方公里。在红旗飘飘的根据地,四处流传着自豪的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如果按照势头发展下去,朱德和毛泽东的军队会一点点扩大,然后在会剿中逐步茁壮成长。最终会不会成功不好说,但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欺负朱培德是没有问题的。

可惜,只是如果。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好事之后难免接着有坏事发生。毛泽东的运气比较差点,他的好日子连一百天也不到,确切地说,只有两三天工夫。

当毛泽东喝完祝捷酒、同贺子珍洞房花烛的时候,两个人神气活现地来到了根据地,一个叫杜修经,另一个叫杨开明。

这两个人都是湖南省委派来的钦差大臣,负责传达省委的最新、最高指示,指导根据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保证革命的纯洁性和正确性。

提起湖南省委,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都是一声叹息。

作为湖南、江西革命的领导,湖南省委在革命大潮中的水平,就是没有水平。一帮读过几本马列的二杆子,居然以为自已能代表中国的未来,整天以胸怀五大洲、解放全世界的大无畏精神,挑起一波又一波暴动,到处乱杀乱烧,搞得一塌糊涂后面对官兵束手无策,听任农民们被宰杀。

明明没有水平,明明不懂军事,却非要学古时的名将,拿着马列著作在地图面前指指点点,外行硬充内行,活象西游记里的小妖精,还没念好咒就嚷着要出去吃唐僧肉。而且自已拉队伍搞一次失败一次,还要去打朱德的主意,天天换着法子逼他和毛泽东来湖南听指挥,内心实在是太过阴暗。

有一句话叫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般的队友,其实这话说得不是很到位。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猪一样的队友,而是猪一样的领导。

来到根据地的杜修经和杨开明,就是奉猪一样领导的命令,来做猪一样的事情。但要说他们两个是猪,那是不太恰当的,恰当的说法,叫蠢猪。

早在开战以前,湖南省委就根据湘军联手赣军、大举进攻井冈山的形势,用他们所掌握的马列主义唯物观进行了分析,并科学地得出了结论,朱德和毛泽东是一定守不住的,红军是一定不能硬碰硬的,呆在山区是一定没有希望的。本着这种精神,省委在六月二十六号,向朱德和毛泽东下达了新的作战指导,并由杜修经、杨开明负责传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从湖南一路跋涉,杨开明去了宁冈,杜修经则赶往永新。六月三十号晚上(毛泽东同贺子珍在一起还不到三天),杜钦差赶到的时候,朱德、毛泽东、王尔琢等高级干部正在开会,听说省委来了指示,于是一起迎接,听他传达命令。

杜修经也很尴尬。省委的指示是告诉根据地如何应付会剿,而他赶到的时候,敌人已经被打退了,根据地到处在庆祝胜利,一片喜气洋洋。

虽然不合时宜,虽然毫无价值,杜修经还是发扬猪一般的执着精神,向朱德等人宣读了省委的两封信。第一封是给特委的,命令大部队立刻从永新转移到湘南、只留袁文才一个营守井冈山,二十八团负责拨两百条枪支援农民成立赤卫队,用群众作战的力量击退敌军,尤其要注意纠正对红军的依赖,提高群众的自信和创造能力;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由杨开明任特委书记,袁文才参加。

第二封信是写给第四军军委的,命令他们进攻永新,然后“杀出血路”到湖南发展。

总之,江西是呆不住的,湖南是必须来的,毛泽东则是必须走的。

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蠢字是可以用各种方式写出来的。

如果红军四个团都守不住根据地,靠赤卫队一类民兵组织怎么可能对付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而且占尽地利、经营良好的江西都呆不住,跑到一地鸡毛的湖南又有什么用?

说到底,湖南省委就是想要朱德的军队,而把根据地丢给赤卫队去收拾,至于农民们会不会有伤亡、伤亡是不是有价值,省委一概不管。因为在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农民干不过正规军,那是因为他们对红军有依赖,所以缺乏自信力和创造力,不是省委指示得不对。

无数次农民暴动都是在这种离奇指挥下溃散的,如今轮到了毛泽东。

念完两封七颠八倒的信,所有人都不说话,眼睛看着别处,仿佛杜修经不存在一般。杜钦差终于忍不住了,于是继续发言:“到湖南发展是省委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方针,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

杜修经的指示很奇怪,很无厘头。因为要朱德去湖南,是因为敌人搞会剿,现在敌人都跑掉了,还要逼朱德去湖南,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敌情已经消失,却依然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湖南省委非常、非常想要朱德、毛泽东手上的这支军队。

因为其他人马被他们败得差不多了。

所谓帮助发展,所谓发扬农民创造性,不过是一句空话。为了防止部队不肯离开井冈山,才让袁文才留守;为了防止毛泽东在井冈山继续坐大,才要他随军出发。一切冠冕堂皇的话语背后,是无限的算计与自私。

朱德和毛泽东当然不能凭一封信就把队伍往死路上带,于是轮流发言,讲述根据地的重要性。

都是枪林弹雨走过来的,大家心里很清楚,湖南省委想的不是井冈山,而是手上这支红军;但虽然讲究上级党组织高过一切、对抗组织就是与全人类为敌,要把人马交给这帮脑残去糟蹋,却也是比较为难的事情。

打垮杨如轩、杨新生的进攻只用了一天,而要拒绝湖南省委没皮没脸的“帮助”,却用了整整四天。在四天时间里,所有人都不愿意按杜修经的指示办,理由也很充足:敌人已经被打退了,不需要把队伍再拉出去。

杜修经说服不了朱德,也没有正当理由,但他咬死了一点:红军开到湖南,是省委的决定,作为下级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抵制的权利,服从组织是党性!

不管朱德和毛泽东怎样劝,杜修经就是吃了金坷垃一样不肯松口;同样不管杜修经怎样要求,朱德就是不同意把红军往虎口里送。最后杜修经终于没拗过所有人,决定由毛泽东出面,写了一封长信给湖南省委,表达红四军的想法。

为了应付长沙的马列二杆子,毛泽东的信可以说是写得费尽脑筋。他在信里狠狠夸奖了省委对根据地的重视,表示红四军不少人确实有流寇习气,不习惯做艰苦地区的群众工作,全靠中央及省委建设根据地的正确政策,才慢慢改造过来;然后分析江西、湖南两个省的不同敌情,认为湖南敌人众多,而江西比较疲弱,红军在江西还能支持,到湖南恐怕很难立足;最后提醒省委两件事,一是从前暴动都声势浩大,但在正规军反攻面前往往一败涂地,就是因为没有根据地,而他的部队人数很多,一天光吃饭就要七百现大洋,湖南经过几轮烧杀(有敌人的,也有自已的),早就“经济破产,土豪打尽”,筹不到经费,只有在江西才有办法。

在一通又夸又拉之后,毛泽东向省委郑重承诺,只要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军阀们爆发新一轮战争,他的部队肯定出兵湖南,参加全省总暴动,相互呼应,迎来进一步的革命大高潮。

通观毛泽东的这封信,用词洗炼、手法讲究,既不伤省委自尊,又给领导许下能收场的承诺,最后还给出了光辉的胜利前景,可谓马屁与说理齐飞,稀泥共太极一色,实在是下级呈送上级公文的典范教材。

毛泽东的信写完,送到湖南,然后被扔到抽屉里,无人问津。

省委要的是朱德的军队,会剿神马的只是一个借口,毛泽东就是写信写到手软、讲理讲到口干,也不会有丝毫作用。但红军毕竟没有立刻去湖南,杜修经虽然呆在永新,却指挥不动朱德,事情只好拖下来。

很快,杜修经的机会来了。

杨新生的部队败退永新后,他的上司、第三军军长王均非常恼火。经过详细的思考,王军长认为,两位杨师长之所以失利,并不是打仗不行,而是因为湖南军队策应不力,主要是湖南第八军的吴尚不肯突进,搞得红军把火力都对准他,所以才会败给红军。

从某种程度上讲,王均对湘军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吴尚对会剿确实没有多大兴趣。只要这伙人不来湖南、不打自已地盘的主意,就是占了南京也跟他毫无关系;即使他打下井冈山,地盘也是朱培德的,除了混几顿感谢的饭之外,得不到什么实惠。再说井冈山是有名的穷山,地大物不博,出产十分不丰富(注:仅限当年),就是真送给他当地盘,一年也榨不出多少油水,最多扛几根毛竹回去晒衣服。

如此费力不讨好的任务,没有兴趣很正常,要是兴趣很大才是见了鬼。

问题的根源找到,事情就好解决了,王均马上派人找吴尚,商量下一轮的协调进攻。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拨人最后决定,吴尚派两个师进攻宁冈,王均派三个师进攻茨坪,大家仍是在井冈山山脚会师,然后一同攻进根据地。

兵贵神速,吴尚和王均定完计划,立刻开始行动,不给朱德休整的时机。七月五号,两支大军同时开动,再次向井冈山压过来。

上次七个团,这次五个师,而毛泽东的部队,仍然只有四个团。确切地讲,是四个团加两头蠢猪,一头叫杜修经,另一头叫杨开明。

得知敌人大举进攻之后,朱德和毛泽东再次在永新开会,研究退敌。虽然兵力不足,但根据地组织了大量的赤卫队、游击队,可以袭击敌人的后勤部门,他们对退敌还是有信心的。军委在研究敌情之后,立刻决定,由袁文才、王佐带三十二团(两个营),在赤卫队配合下,打击宁冈的湘军。

袁文才和王佐果然厉害。在他们的组织下,湘军大部队虽然占据了宁冈,却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境地,抢不到粮食,从湖南送粮的后勤线也被游击队掐断,很快面临吃饭的严重问题。吴尚感到事情不妙,急忙下令大军撤出宁冈,转道永新,提前同王均会师。

吴尚的直觉非常厉害。他的大部队撤往永新的时候,朱德正带着全部主力,跑来准备在宁冈打包围战,他的部队只早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朱德顺利来到宁冈城下,然后发现昨晚湘军已经走了,宿营的地方离他只有十五里。

情况变得微妙起来。如果吴尚同王均会师,他的四个团是无论如何吃不掉的,毛泽东立刻见招拆招,由他带三十一团回永新地区,把湘军和赣军隔开;朱德、陈毅、王尔琢则带二十八、二十九团突击湖南的酃县、茶陵,在湘军的老窝放火烧荒,让吴尚后方不稳。

毛泽东的策略果然起了效果。吴尚的主力都在江西,朱德的两个团很轻松地冲进湖南,攻下了酃县,然后向茶陵进军,准备把湘军的大后方搅个稀烂。吴尚才到永新,就听说酃县失守,立刻下令大军退回茶陵守老窝,把王均的赣军扔在永新。

一直到这时,朱德和毛泽东的行动都很成功。吴尚和王均没能会师,部队也没受太大损失,一切行动都随机应变、游刃有余。唯一的小漏洞在于,杜修经在朱德那里,而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在毛泽东的地方。

想做成一件事情,或许需要一万个人,但要坏事,有时只多两个二愣子就够了。

朱德已经攻下酃县,但吴尚也回到茶陵,而在永新附近的毛泽东,要用一个团(两个营)应付王均的三个师、十一个团。很明显,此时的朱德应该尽快回永新,同毛泽东会合,然后想办法对付王均的十一个团。

朱德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碰上了意外。

他碰上的意外,叫想家。

二十九团主要是由湖南暴动农民组成的。作为装备和战斗力都比较弱的新团,他们有不少固有缺点和弱点,需要一步步克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本土观念。

从农乡暴动出来,二十九团的农民兵很想家。当传来湖南省委要红军到湘南发展的消息后,不少人都欢呼起来,认为可以就此回去;而在接到朱德转战永新的命令后,急于回家的农民们索性秘密开会,以贯彻湖南省委指示的名义,准备强行回湘南。

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知道了开会的事情。两个人不敢怠慢,立刻给毛泽东写信,同时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和士兵会,从上到下苦苦劝说。在朱德、陈毅的努力下,二十九团终于表示,服从上级决定,回永新打仗。

朱德和陈毅急得满头冒汗,毛泽东也是急火攻心。除掉守家的三十二团,红军总共只有三个团的机动部队,二十九团如果跑到湘南,整个根据地就要少掉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他赶紧写回信,要求大家坚持井冈山的根据地,不要到湘南送死。

写完信,毛泽东亲自找到茶陵县委书记,让他当邮差送信。可怜的书记从永新出发,跑到宁冈,又从宁冈跑到酃县,一天一夜跑了一百二十多里,终于找到朱德,送上了毛泽东的信。

给毛泽东送信的这位县委书记叫江华。他在战史上没有多大名声,但在五十二年后,身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做过一件举世著目的事情:公审江青(毛泽东的老婆)、林彪反革命集团及余党,大快全国人心,也是当年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毛泽东当然想不到几十年后的老婆会落到江华手上,他只关心信有没有送到、起没起到效果。很快朱德的部队往回走了,来到酃县附近一个叫沔渡的地方。

沔渡,是朱德同毛泽东最初会师的地方。然而此刻二十九团已经没有会师时的激动,他们突然象中了邪一样,不停地鼓噪闹事,队伍里传出一阵又一阵回家的喊声。

实在走不下去了,陈毅只好找一个庙,主持开会。

江华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赶到的时候,陈毅正在开会。面对二十九团一心想回家的情况,杜修经站出了来,严肃地指出,省委确实有回湘南的指示,朱德的做法是不对的,是同省委相违背的,是同党的精神对抗的。

杜修经拚命煽风点火,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也跳出来拚命唧唧歪歪,很明显,这两个人一直就在捣鬼,存心要把队伍带去湖南。

朱德和王尔琢当然不愿意往火坑里跳,杜修经于是端起省委的架子,厉声呵斥他们胆敢违反省委的命令,目无组织领导,会场只好沉默下来。最后在杜钦差和龚楚的控制下,决定大军放毛泽东的鸽子,转向进攻湖南郴州。

应该说杜修经虽然蛮横,人品还是有一点的,觉得不打个招呼就走,把毛泽东扔在江西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表示部队先等一天,他去跟毛泽东说一声再走。一心想单飞的龚楚心情十分急切,直接告诉杜修经,部队只等一天,要是过了明天还不来,他就直接把队伍带走。

开完会,杜修经骑上快马,飞奔到宁冈,找毛泽东。

毛泽东不在。军情紧急,他赶到永新去了,在宁冈的是新任特委、蠢猪书记杨开明。

当年明月曾经说过,一个二愣子加一个二愣子,不是两个二愣子,而是二愣子的平方;这句话用在两位省城来的钦差身上,就应该是蠢猪的平方了。杜修经和杨开明两头领导一见面,立刻发挥出平方效应,由特委书记杨开明代毛泽东拍板:省委早就有指示要去湖南,所以杜钦差想怎样拉队伍都可以,毛泽东那边有他在,没关系!

大错就此铸下,再也无可挽回。

有了特委书记的拍板,杜修经神气活现地回到湖南,宣布二十九团立刻进攻郴州,打回湖南、建立根据地。二十九团顿时激动到极点,回家之声响彻云霄,把杜修经和龚楚看成给他们探亲假的大恩人,他们不知道杜钦差发的不是回家的车票,而是去阴曹地府的通行证,单程特快,有去无回。

朱德无可奈何,只能同意二十九团回家,而且为了防止他们碰到麻烦,二十八团也不得不跟着深入湖南,协调作战。

于是在井冈山外围跟赣军周旋的红军,只剩下带着两个营的毛泽东,本来是把敌人分开来打的战术,在两大蠢猪书记通力合作下,终于变成了被敌人分开来打。

驻守郴州的,是范石生的部队。

范石生是朱德的老同学,也是红军的盟友、恩人,他跟朱德早就有过协议,两军对阵只放空枪、不打实战。然而朱德已经不是军队的领导人,杜钦差的智商又比较低,要他理解统战政策、分而化之一类高技术,显然比较难。面对朱德的踌躇,杜修经一点不经过大脑(似乎也没有这种高级器官),恶狠狠地催朱德进攻。

朱德只好无奈地下了攻击令。

范石生其实很厚道。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向天放枪,以为红军会象先前那样,讲究君子风范,没想到二十九团红着眼睛杀过来,真枪真炮都往自已身上招呼。看到红军不讲信用,范石生的部队当然也不客气,马上对着打起来。

二十九团虽然人多,装备却很差,而范石生的部队是整整两个团。很快二十九团就招架不住,幸好王尔琢带着二十八团赶到,及时冲垮了敌军,大部队顺利开进郴州,城里的敌人则逃到北面的山上。

好容易回到家乡,又进了阔气的县城,二十九团立刻乱成一团,大批人相互招呼,跑去理发、吃饭,想给家人来个好形象,虽然说不上衣锦还乡,至少也得算是平头整脸。城里乱嘈嘈吵成一团,朱德顿时脸色煞白:城外的敌人还在反攻,他的部队已经乱了,这仗还怎么打?

不等朱德把部队收拢,城外的敌军已经整理完毕,开始反攻。红军既然不讲规矩,他们自然也来真格的,向彬州发起了冲锋,一团乱麻的红军都忙着理发逛街,当然招架不住,只好狼狈退出彬州,然后在退往资兴的路上,他们碰到一座桥。

平时碰到什么都不是问题,但在被人撵着屁股打的时候,桥就是个要命的东西。人群马上在桥上挤成一团,谁叫也不听,后面却是要命的枪声,二十九团本来就军心涣散,这时更加慌张,索性自行分成几股人马,四处逃得不见踪影,成为各地民团的剿杀对象;等朱德把部队重新收拢的时候,曾经人数众多、打仗顽强的二十九团,只剩下一百来人,其他都损失掉了。

看着大军变成一群被人追宰的羔羊,朱德只能欲哭无泪。二十九团已经不存在了,但他的二十八团还在,在敌人的重重包围里。

井冈山的红军终于走到了绝路。朱德被困在湖南,毛泽东分散在永新,一切的起因,只是因为多了两头猪一样的领导。

说起来永新的毛泽东处境比朱德还要糟糕,因为赣军虽然战斗力不强,人数却不打折扣:十一个团。

用两个装备不齐的营,去迎战十一个正规团,毛泽东不是高达或终结者,也没有枪林弹雨里爆发小宇宙的本事,他的唯一希望是朱德赶紧带大部队回来,帮他解决问题。

然而特委书记、极品猪头杨开明却告诉他,省委是不会错的,朱德是不会回来的,问题只能靠你自已解决,我只管打酱油。

形势骤然间变得极其严重起来。毛泽东知道,指望省委或特委良心发现、好好考虑他们绝对正确的指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只有他自已,那他就只能靠自已,去迎战王均的十一个团。

没有时间争吵,也没有人可以帮忙,毛泽东充分发挥了农民兄弟的本色,精打细算地把部队一个连一个连地散在永新周围,分三个方向骚扰永新城里的敌军。好在红军在永新很有群众基础,虽然正规军不多,却有大批农民团帮忙(两三万人),拿着鸟枪梭镖日夜不停地制造声势、袭击运输队伍。

王均显然没见过如此宏大的阵势,一时不敢随意出动,生怕又中红军的计谋,于是呆在永新城里,观察毛泽东的动向。

整整二十五天时间,比毛泽东兵力强出十几倍的赣军就在永新城打酱油。不管他们从哪个方向突击,毛泽东都挡不住,可这帮人竟然什么也没做,只管呆在城里强力围观。

虽然成功蒙骗了永新的赣军,毛泽东心里一点也不轻松。他知道虚张声势的把戏演不了太久,迟早有一天会被人看穿,永新城表面上非常平静,其实危机四伏,随时可能出现风吹草动,把他糊的纸皮窗户戳穿。

八月中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天天提心吊胆,从湖南终于来人了,但来的不是朱德的援军,而是湖南省委派的另一位钦差巡视员,袁德生。

袁德生来永新的任务,是传达湖南省委的最新、最新指示。

本着脑残无止境的精神,湖南省委在把局面搅得一塌糊涂之后,又突发奇想,告诉毛泽东说,湖南的军阀们已经异常混乱,基础也非常薄弱,红军应当马上向湘东突击,占领萍安、安源,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湘南暴动相呼应。

可以看出来,省委的布置是精心算计过的,前一次指示先拉走朱德的两个团,等根据地空虚之后,再把剩下的人也全部拉走。毛泽东终于明白,湖南省委就是那只吃了秤砣的王八,不把井冈山的根据地败光不算完。

和杜修经一样,袁德生对巡视员的地位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面对九死一生的红军们,袁钦差同样神气活现,宣布省委的决定“绝对正确”,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

毛泽东已经烦透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奇葩。虽然是下级,要给上级几分面子,但他还是忍不住提了几个问题:

湖南省委有多了解本省的情况?工人运动现在情况如何,有没有罢工?农民有没有起义?白军有没有哗变?学生有没有罢课?四周有多少游击队,打了哪些仗?

袁德生当然答不上这些问题。面对毛泽东“和颜悦色”的提问,他只能支支吾吾,满头大汗。但是袁钦差问题可以不答,命令却是一定要执行的,于是又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扯皮会,从白天一直扯到深夜,毫无结果。

正当大家纷纷打呵欠的时候,有人冲进会场,带了一个消息来。

朱德从江西出发的时候,带了不少农民搞运输,二十九团被打垮,农民运输队也就烟消云散,不少人又逃回家乡。正好有个农民是永新附近的人,毛泽东开会的时候,他刚刚赶到家。

这个农民不仅自已找回了家,还告诉了家里人前线的情况:朱老总的二十九团已经垮了,队伍全都失散,我是逃回来的!

二十九团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开,并在第一时间上报到指挥部。此时袁德生正在传达省委“绝对正确”的指示,顿时会场炸了锅,所有人都是怒火万丈:你们这帮脑残把朱老总的部队拉去湖南,害得二十九团覆灭,现在又来打三十一团的主意,还要脸不要?!

会场上一片嘈杂,大家都在声讨省委,控诉声此起彼伏,袁德生顿时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提他的“绝对正确”。等怒火发泄完了,才开始研究另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很难走,因为他们无路可走。

四周都是绝境,没有希望,只有绝望。

二十九团肯定是全部损失掉了,朱德和二十八团也被困在湖南,靠自已的力量无法冲回来,现在能用的兵力,只有两个营。

两个营的红军有几个选择,或者按省委的指示去湘东送死,或者去湘南营救朱德,或者回井冈山跟对手打游击。白白送死当然谁也不愿意,但如果去救朱德,就意味着井冈山兵力空虚,根据地会很快完蛋;不救朱德似乎也不行,因为光凭毛泽东的两个营和袁文才的地方团,应付不了赣军的十一个团。

要么和朱德一块出席追悼会,要么先给朱德开追悼会、自已再完蛋,总之在压倒性的敌人面前,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是死路一条。会场群情激昂,大家纷纷提出自已的主张,但对如何解决危机,所有人都无奈地认为,没有办法,死路一条。

就在一片压抑中,毛泽东站了起来。面对同生共死的红军指挥员们,他扫视会场,然后有力地压了压手。

作为根据地的精神领袖和指挥官,毛泽东已经是大家的希望,也是所有人的信念所在。因此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他有什么办法解决危局。

在一片沉默中,毛泽东有力地说出了他的办法:光救朱德肯定不行,缩回井冈山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只能兵分两路,一个营去湖南救朱德,一个营联合袁文才守井冈山。

又是一片沉默。

这个方案危险性实在太大。要把单薄的兵力再次一分为二,而且两路人马必须全部获胜,根据地才有希望,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池,大家都要全军覆没。但是所有人也清楚,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不按毛泽东的意见,等待大家的命运是必死无疑!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在毛泽东自信的眼神鼓舞下,红军指挥员恢复了自信。他们纷纷挺起胸膛,接下新的作战任务:由三十一团第三营远征湖南援救朱德,一营迅速回井冈山、同袁文才一道击退敌人。

援救朱德的任务最为危险,但第三营没有怨言,因为毛泽东将亲自带队,把至关重要的主力二十八团接回井冈山。

开完大会,毛泽东来不及休息疲惫的身体,匆忙地收拾简单的行李,准备出发。

朱德是生是死、二十八团在什么地方,他都不知道。但他知道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必须找到朱德,把他救回井冈山,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也是根据地唯一的希望。

迈出屋门,新婚的贺子珍默默地送他远去,什么也没有说。

你若回来,我等你;你若不回来,我为你报仇!

带着家人的思念,带着根据地的重托,毛泽东领着几百名红军,冲向强敌环伺的湖南。

毛泽东的湖南之行还算顺利。他在桂东找到了朱德的部队,此时朱德正被吴尚追得团团转,毛泽东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

由于杜修经仍然在名义上是党委的最高领导,朱德和毛泽东决定找个地方开会,好好算一下帐,省得这位小兄弟再来指手划脚。在吴尚的穷追猛打下,毛泽东同朱德一路转移,一直到八月二十三号,才在桂东的寨前村抽出空子,召开前委会议,开会的人不多,只有五个人:朱德,毛泽东,陈毅,杜修经,龚楚。

杜修经也知道自已捅了大漏子。面对毛泽东等人的质问,他没有什么好说的,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表示对失败负责。于是前委通过决议,毛泽东、朱德带大队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率领赤卫队开展工作。朱毛的意思十分一致,这两头领导去哪里革命都可以,就是不要来井冈山,那里不希望看到他们的身影。

把根据地搞得一团糟,险些全军覆没,杜修经也确实没脸再呆在井冈山。但正所谓智商无下限,大家都不说什么的时候,杜钦差居然又不甘寂寞,提出要把陈毅留下来,跟着他打游击。

被点名的陈毅没说话,毛泽东也没有说话,两个人都把脸拉下来,仿佛面对的是空气一般,反而是厚道的朱德忍不住了,当众大声训斥杜修经:“你是硬要把我们拉垮吗?!”

杜修经脸胀得通红,终于闭上了他多余的嘴。

开完大会,红军立刻离开寨前村,返回井冈山,由二十八团二营打头阵,大部队紧跟在后面。

然而二十八团也坚持不下去了。长期的跋涉,友军的覆没,上级的脑残,还有艰苦的山地作战,打前锋的二营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二营营长袁崇全决定,投奔赣军刘士毅。

按照党指挥枪的设置,袁崇全是没有能力把部队带走的,但同意投奔赣军的不光是他,还有党代表杜松柏、副营长曹振飞等人。换句话说,二营几个主要领导,都想去朱培德手下打工。

刘士毅显然不管失业招工,要想在他手下混饭吃,必须要有足够的诚意。袁崇全选的见面礼,是他手下的所有军队,包括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连,相当于二十八团一半兵力及全部重武器。为了跳槽行动能一帆风顺,袁营长没有跟手下交待情况,而是不声不响地把队伍带到敌人手中。

八月二十五号,袁崇全带着他的二营,象往常一样行军。走着走着,他的路线开始出现偏差,渐渐向附近的刘士毅靠近。眼看朱德的一半兵力就要姓另一个朱(朱培德),关键时刻毛泽东的“支部建在连上”政策起了作用,几个连长发现路线不对,搞清楚袁营长想去敌人那里找饭吃后,立刻带着手下离开行军纵队,陆续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返回大部队。

收到袁崇全叛变的消息,朱德十分恼火,立刻下令抓起袁崇全、把其他人带回来。这时团长王尔琢表示,他同袁崇全是老乡,又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愿意去做思想工作。

除非现场火并,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朱德等人只好同意王尔琢的方案。

王尔琢于是带着警卫排,匆匆忙忙赶到二营驻扎的思顺圩,此时林彪的一营已经把镇子团团围住,随时准备火拼。王尔琢一面叫手下不能随便开枪,一面走进圩里向大家喊话,要袁崇全冷静。

听到王老乡诚恳的喊话,袁崇全抄起了两支驳壳枪,冲到门口,然后对准他的黄埔同学、湖南老乡王尔琢,毫不犹豫地开火,把他打死在街上。

看到王尔琢被打死,所有人都呆住了。

作为团长,王尔琢一贯身先士卒,平时和大家同甘共苦,威望值极高,可以说是大家的精神偶像。看到他倒在袁崇全的枪口下,现场的士兵马上醒悟过来,立刻把枪口对准袁崇全,同时外面的一营也拉响了枪栓,准备替王团长报仇。

看到情况不妙,袁崇全知道闯下了大祸,眼前的部队显然是拉不走的,他只好带了几个人冲出去,而最值钱的步兵连和迫击炮连,只能忍痛留给朱德。

失去王尔琢,朱德十分悲痛。但他没有太多时间纠结,在简单的葬礼后,他和毛泽东继续行军,终于把二十八团从绝地带了出来。经历过湘军的会剿、钦差的脑残、友军的溃败、军阀的围攻和下属的叛变,伤痕累累的二十八团回到江西,准备重新登上井冈山。

朱德和毛泽东曾经设想过很多回家的场景。在主力倾巢出动的日子里,井冈山面对着湘军和赣军的联合进攻,最坏的情况是根据地已经被敌军全部占领、他们要到别的地方重新打游击,最好的情况是袁文才还能在某个角落勉强支撑,等着他们赶来救援。

总而言之,经过湘赣两军的联合清剿,井冈山的情况肯定不会好,前方仍然有一场恶战等着他们。

然而奇迹还是发生了。井冈山上没有烧杀,没有烟火,只有满脸笑容迎接他们的同志。朱德和毛泽东都十分吃惊:敌人在哪里?

然后他们听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回答:敌人被打跑了!

朱德和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自已的耳朵,因为他们知道,进攻井冈山的除了赣军,还有作风顽强、诡计多端的湘军,即使自已带着主力守在家里,也不一定能打退他们。可袁文才、王佐同三十一团的一营,总共只有三个营,竟然守住了若大的井冈山,还把这批联军赶了出去!

能打退如此强大的联军,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奇迹,而奇迹发生的地方,叫做黄洋界。

 

 

黄洋界上炮声隆

自从会剿以来,井冈山上的人,已经度过了很多惊险的日子。

七月中旬的时候,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到宁冈对付湘军,随后朱德跑去湖南,毛泽东到永新吓唬赣军,袁文才和王佐则回来守老家。到了八月中,朱德在湖南被脑残们暗算,毛泽东亲自带队去救,井冈山上只有袁文才的老部队,当然还要加上从永新赶来的三十一团第一营,他们身后,是气势汹汹的大队敌军。

在永新的赣军已经呆了二十多天,周围都是毛泽东的赤卫队,作为赣军总指挥,王均的心态很平和。他把大部队留在永新不出动,一是毛泽东的声势实在比较大,二是想等湘军一齐行动。

前几次会剿,都因为赣军贪功深入、湘军不肯出力向前,所以这次两军要联手作战,绝不孤军深入,绝不掉进红军的圈套里。毛泽东天天在永新敲锣打鼓,他就是不肯出头,安心蹲在城里比耐性;终于毛泽东忍不住了,带着部队赶去湖南救朱德,而吴尚的湘军打垮二十九团后,也开始重新集结,从酃县沿着宁冈的老路,向着井冈山的方向发进攻。

对手腹地空虚,友军全力推进,于是王均从永新城的太师椅里站起身来,亮出了他的屠刀:大军进攻,会剿井冈山!

袁文才已经撤走,毛泽东也远去,根据地顿时陷入腥风血雨中,几个县城全部被敌人攻占,到处是抓、杀共党分子的国军,还有嚣张的还乡团和叛徒。房屋在冒烟,尸体在淌血,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各层组织几乎被全部破坏,一切都意味着两个字:失利。

除了井冈山。

山下的根据地狼烟四起,山上还是红旗飘飘,一片革命景象,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一营,仍然驻守在井冈山。

八月下旬,狼来了。

进攻井冈山的是湘军吴尚的三个团加赣军一个团。两股人马在宁冈城顺利会师,然后大张旗鼓地牵起手来,向井冈山进发。

从兵力上看,湘军和赣军都有点小气。不过实在没办法,江西的道路条件差劲,湘军大老远地赶着马车送给养,那时没有省道国道,游击队搞的武装收费站却到处都是,能一面对付朱德、一面支持三个团的兵力“远征”,已经相当够意思了;至于赣军,只能说不提也罢。

守在井冈山上的,是三个营,其中袁文才两个,朱云卿一个。

面对强敌进攻的局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马上召集所有人开会,研究应付方法。不少人都建议,井冈山是守不住的,不如尽快撤到深山里,等毛泽东接回朱德来再说。

提出撤退的人并不是右倾,也不是失败主义,因为这一次进攻确实难以招架。

虽然地势险要,井冈山却有五个哨口,控制着重要的道路通向腹地,要想阻止大部队的进攻,就必须同时守住五个哨口,失守哪一处都不行。这五个哨口分别是八面山、桐木岭、双马石、朱砂冲和黄洋界,换句话说,敌军是集中兵力而来,红军却要分兵五路设防。

三个营分兵五个方向,去防御四个团的集中进攻,这种仗鬼才打得赢。

然而现实偏偏是个见鬼的世界。明明白白的兵力对比摆在眼前,久经战阵的朱云卿和何挺颖却非要打,理由也很简单:如果放弃井冈山,大家撤到哪里?

躲到深山自然是不错的,但深山老林里没有粮食,伤员也没有地方安置,别说打游击,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如果撤到山外,显然更加没有地方安身。

一句话,守山很难,但不守山就无路可走。在生存的逼迫下,红军们爆发了惊人的勇气:四个团又怎么样,叫他有来无回!

鼓起大家的士气后,朱云卿开始同大家研究兵力分配。由于五大哨口的黄洋界离敌军最近、位置也最紧要,主力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要亲自镇守,另一个连留在永新牵制敌军;袁文才带一个营在山下打游击,王佐带另一个营,负责其他四个哨口的防务。考虑到兵力实在太少,根据地的赤卫队、担架队、妇女团、儿童团全都出动支援,每人至少要做两百个竹钉,加强防御工事。

这里要专门介绍下红军的第一代生化武器:竹钉。

所谓竹钉,顾名思义是指用竹子削的尖钉(或尖刺)。但红军用的竹钉可绝不是尖刺那么简单,事实上,竹钉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兵器,具体制作工艺是竹子先削尖,然后混在谷壳里炒干,再泡到马尿一类东西里吸胀,最后还要涂一点桐油。

经过这些工序制作出来的竹钉,不仅坚硬锐利,而且有一个极大的优点(或者说缺点),就是有毒。虽然不加砒霜一类化学药品,可粪尿一类东西极容易引发伤口感染,那时又没有抗生素,一经戳伤马上溃烂,疼得哭爹喊娘,伤口就是不愈合,实在是居家旅行、坑人守寨的纯天然环保生化武器。

分完任务,做好动员,三十一团一营还在永新骚扰赣军,收到命令后,营长带着两个连急行军,终于在八月二十九号赶回黄洋界。他们赶得很及时,因为第二天,湘军也到了。

八月三十号清晨,一夜没睡的两个连刚刚修好工事、埋好竹钉,湘军的三个团就发起了进攻。在崎岖的山地上,湘军冒着子弹向前推进,不停地有人踩到新埋的竹钉,疼得尖声嚎叫,此时周围的赤卫队马上用鸟枪、土炸弹四处袭击,打退了第一次进攻。

第一次不行,就会有第二次。很快对山炮、机枪压制了红军单薄的火力,湘军一次又一次冲锋,一次又一次退下去,每次都能比从前靠进一点;一直到下午四点,湘军终于打到朱云卿的第四道防线。

情况变得严峻起来。仅仅打了半天,守卫黄洋界的两个连就见了底,他们的子弹快要不够了,敌人却越来越多、火力也越来越猛。看到情况紧急,朱云卿亲自指挥人马往山下扔大块石头、木头,然后点燃油桶里的鞭炮冒充机关枪,同时几个山头的妇女团、儿童团也四处摇旗、吹号,喊打喊杀,不时还打几下鸟枪,虽然没有战斗力,但声势着实惊人。

朱云卿的疑兵计果然吓住了湘军。就在他们惊疑不定、以为来了援兵的时候,朱云卿施出了最后一招杀手锏:打炮。

红军是穷部队,一营本来是没有炮的,但茨坪有个枪械修理所,刚刚修好一门迫击炮,赶紧一路抬到山上。朱云卿亲自命令炮手对准敌军指挥部,把所有三发炮弹全部打出去!

炮手毫不犹豫地瞄准,然后拿起炮弹,发射。

第一发炮弹飞了出去,却没炸,原来是受潮了。

炮手胀红了脸,又抄起一发炮弹,发射。

还是没炸。没办法,山上环境太潮,引信经常失效。

炮手咬咬牙,拿起最后一发炮弹:大哥你可一定要争气呀!

第三发炮弹打出去,终于爆炸了,成功地在指挥部里冒出一股小白烟。失去前进指挥部的湘军立刻成了没头苍蝇,面对满山遍野的喊杀声(假的)和炮声(只有一响),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很切实的问题:红军是很寒酸的,只有主力部队才有迫击炮一类奢侈品,怎么会在黄洋界出现呢?

很明显,红军主力回来了,他们肯定面临着前后夹攻的危险。

很多人都知道湘军勇敢剽悍,但湘军打仗其实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多疑、喜欢用计,这也是红军几次跟湘军打交道,始终骗不了对方落单的重要原因。感觉上当的湘军没有恋战,而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出了黄洋界,然后趁着夜色一路狂奔、连夜逃回湖南,游击队想组织送个行都追不上。当然湘军们在给上司的报告里,必要的艺术加工是免不了的,例如红军炮火连天、前线指挥官奋战中炮、部队在重围中拚死突围之类英勇事迹。

对黄洋界上的朱云卿来说,一切就象做梦一样,刚才还被打得焦头烂额,突然间打响一发迫击炮,竟然炸得一片鸦雀无声。从硝烟弥漫的阵地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他们还生怕对手夜袭,结果赤卫队很快传来消息,敌军已经回湖南了。

湘军走了,赣军当然也不会有多大斗志,听说友军已经走人,他们也学着夺路狂奔,赶在“红军主力”来到之前逃回家去。当朱德和毛泽东回到根据地的时候,等着他们的,是完好无损的井冈山,还有信心万丈的同志。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西江月 井冈山》 毛泽东

九月五号,朱德和毛泽东到了遂川,准备重返井冈山。在遂川城外,他们同朱云卿的三十一团一营会合,在分享过黄洋界的胜利传说后,他们共同对付了最后一股敌人:赣军刘士毅的独立第七师。

刘士毅卡在遂川城里,无法吓退,无法迂回,他们就是冲着红军来的。

离根据地只剩最后一步了,朱德和毛泽东当即下令,全军出击决战,回家!

朱德只有一个团多一点,而刘士毅是一个师,从人数、火力上看,想回家应该是件十分不靠谱的事;但我们也知道,由滇军军阀领导江西壮丁组成的赣军,战斗力更加不靠谱。在二十八团一心回家的勇猛进攻下,兵力占优势的刘士毅竟然左支右拙,最后全师崩溃,扔下两百多支枪逃往赣州。

一个团打垮一个师,朱德和毛泽东都很高兴,但更高兴的是打扫战场时,有人发现的消息:袁崇全的尸体也在里面。

害死王尔琢后,他是逃掉了,但也只逃了二十天。而在庆祝完一系列成就后,朱德和毛泽东顺利回到井冈山,一切还是那样熟悉,崎岖的山路,村间的鸡鸣,还有赤卫队操练的口令。

终于回家了!

几次会剿失败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忙其他的事情。

他把共产党称为共那个匪,共产党也骂他是蒋匪,两边互匪了几十年,到死都没个结果。总地来说,蒋匪对共那个匪,目前还不是很放在心上,因为对党国的军政大员来说,有更多操心的问题。

一切要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流的时候说起。

宁汉合流时的蒋介石很风光。他把共产党杀的杀、关的关,汪精卫也和共产党翻了脸,转向同自已合作。看到汪主席放下身段赶来南京,蒋司令仿佛看到一条大鱼钻进自己的网里,笑得嘴都合不拢来。

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来的不仅是大鱼,还是一群大鲨鱼。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片形势大好的蒋主席在各方面压力下撑不住了,宣布退职下野。

对蒋司令在风头上功成身退,很多人都是夸奖不已,有的书上竟然吹捧曰,蒋司令北伐略有不顺,个人的道德追求又比较高,所以引咎辞职,潇洒走一回。

对这种道德文章,向来是不用在意的,可以直接扔进垃圾堆里烧火。蒋司令一生最爱兵权,北伐时被打得要自杀的时候都不肯辞职,打个仗不顺是兵家常事,哪里就至于下野呢?

说到底,还是蒋司令收罗来的盟军太强大了。汪精卫虽然合作,却不是卖身投靠,连锁加盟的武汉帮更是个个兵强马壮,随时准备吃掉蒋司令的地盘。蒋介石忙乎半天才发现,自已抄了共产党的场子,结果反而被大大小小的帮派包围了,这帮老大有不少都跟他在关公面前拜过把子,可以随时会学他来个黑吃黑。

蒋委员长手下的帮派粗略统计一下,大致有如下几派: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的唐生智、江西的朱培德、西北的冯玉祥等;山西的阎锡山虽然暂时还没什么动作,但也不象安份的样子,最可怕的是,手下的何应钦居然也同白崇禧眉来眼去,串通起来逼宫。

树大招风的蒋介石很快尝到了出头鸟的滋味。国民党同共产党矛盾这么久,大家都拖着不动作,就等有人出头,好一块砸石头。汪主席是同共产党闹翻了,但他不光反共,而且还反蒋,手上的兵全都对着南京,只是靠着李宗仁的调解暂时没有开火。蒋介石当然知道里面的微妙,于是赶紧跟李宗仁一见如故(早干嘛去了),从理想到交情都发现特别投缘,立刻拜了把兄弟,在关帝爷面前拉起一片交情;可这年头把兄弟能靠多久也难说,许崇智司令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蒋介石读得懂周围人的眼光:扳倒你,老子不就是老大了么?

由于周围的鲨鱼实在太多,蒋介石不得不先退一步,在北伐遇到挫折之后立刻下台。如果不赶紧走人,下一步就是被人赶走,自已的下场说不定还不如共产党。

蒋介石窝了一肚子火:这个摊子谁爱撑谁撑,兄弟不陪你们玩了!

蒋司令轻轻地走了,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而且把实力派都留了下来,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下台归下台,黄埔军校的班底还在,这帮学生军谁也不服谁,除了他别人镇不住。

下台后的蒋介石很有闲心。这年九月,他去了日本“考察”,同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叙了叙旧,回来后立马找人定亲:孙中山的小姨子宋美龄。

本来孙中山是想把小姨子推荐给谭延闿的,可是谭延闿念着亡妻不肯娶亲,最后转介给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是大喜过望,他本来有老婆有小妾,但为了能娶宋美龄,立刻办齐了各项离婚手续,又依宋美龄的意思信了基督教,于是诸事大吉。

二七年十二月一号,毛泽东在井冈山喝风的时候,蒋介石同宋美龄在上海风光结婚。算起来他和毛泽东都是重婚,都有儿子,婚期也只差半年,对这种巧合,只能说,他们真不是商量好的。

蒋委员长洞房花烛,国民政府却是乱成一团。十二月广州共产党人发起暴动,虽然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汪精卫那时正在广州,脱不掉干系,在李宗仁桂系的强大压力下,汪精卫不得不宣布下岗出国。南京政府顿时群龙无首,谁都知道主席这个位置好,但相互倾轧得太厉害,竟然没有人能坐上去。

周围几派军阀都盯着,黄埔系的学生军们也不服气,谁敢来?

蒋委员长回家娶小妞去了,汪主席出国看洋妞去了,国民政府找不到人签字,可大家又都知道,在中国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另一派人马,就是北方的军阀。

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此时还在北京,看到国民党内讧,立刻联合张宗昌大打出手。为了让蒋系军队能心甘情愿地顶在火线前面、多分担一点火力,北部军阀冯玉祥、阎锡山都表示,大海航行靠舵手,国民革命靠大哥,蒋仁兄还是很有才干的,回来帮忙吧!

草原的狼群不能没有头,大家最后还是迎回了新婚的蒋介石。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号,蒋介石开开心心地回到南京,这次上岗的头衔是北伐全军总司令。二月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任命他当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决定蒋主席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黄埔军),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西北军),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晋军),湖南湖北各军也加入北伐行列(桂系),气势汹汹地找张作霖和张宗昌要地盘。

有了蒋主席做领头狼,四路大军果然连连告捷。北方的张宗昌支撑不住,国民革命军不久就打到了山东,然后他们碰到了一个大麻烦:日本。

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山东一直是日本的目标,从前还惹出过五四运动之类的大事。对日本来说,中国如果统一,将非常不利他们的吞并设想,因此一定要想办法,阻挠蒋介石的北伐军。

虽然蒋介石很亲日,虽然他同不少日本高层都是好朋友,但所有的一切都无关交情,只有利益。

五月一号,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了济南,早有准备的日本军队立刻开火,宣布有侨民受到攻击,并在济南乱杀中国军民。

早在进攻之前,蒋介石就知道日本人会闹事,因此千叮万嘱,绝不能招惹日本人。可你不去招惹他,他还是要来挑衅你,一句话,就是要打你,怎么样?!

看到日本人蛮不讲理,蒋介石于是施出第二招:派外交使节。

通常来说,外交使节都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但日本人却表示,南京的国民政府同本国还没有建交,因此来的人不算外交官,也不享有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

然后,日本兵把南京外交使节蔡公时抓起来狠狠殴打,最后割下他的五官,一点点折磨到死,一边还看着蒋介石:我侮辱你了,我杀你了,来打我啊!

蒋介石很头痛。他现在虽然是政府首脑,手上那点本钱却非常有限,实在不够和日本人较量。他也很清楚,济南的日本兵并不是没脑子的愤青,这帮畜生是想找一个借口,只要他的北伐军反击,日本就有了参战的理由。

蒋介石决定忍。

虽然使节被杀,虽然挨枪挨炮,他还是下令北伐军绕开济南,不管日军如何开火都不能还击,一定要忍(其实还是有少部分进行了对抗)。

于是日本人在济南大肆烧杀,但最终没找到机会同北伐军开战。

绕过山东,蒋介石一路北进。此时北方只剩下张作霖的奉系,蒋司令人多事忙,党务军务抓不过来,又想起胡汉民来。

自从廖仲恺被刺后,胡汉民已经坐了很久的冷板凳。反正已经同共产党翻脸,廖仲恺的案子也不了了之,胡委员抓党务是一把好手,还跟汪精卫有仇,对军事却一窍不通,正是蒋介石需要的帮手型人才。

既然是人才,就来帮点忙吧!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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