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其实很精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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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周恩来的想法是搞一个紧急会议,但是远东局认为这种做法太过草率,不足以完成政治局改组这样的重要任务。最后决定,搞一次中央全会、彻底解决所谓的路线错误,保证党能继续运转,直到革命高潮的真正到来。

所有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都集中在这次六届四中全会上。

按照组织原则,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都该通过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是这次的情况实在太特殊,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和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有路线错误,因此参加大会的除了中央委员外,还要加入反对“立三路线”的一些人,而政治局除了罢免瞿秋白、李维汉外,又指定了一批新人参加竞选,包括王明。

王明要进政治局,因为他此时已经是代理江南省委书记,并且获得向忠发的大力支持;而向忠发突然大力支持王明,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受宠,只能在本土系和共产国际两个反对派中选一个靠山,何孟雄实力雄厚又跟他誓不两立,向老大自然只能选王明。

在后世的很多记录里,王明的崛起完全是共产国际的阴谋。罪恶的米夫凭着共产国际的权势,开会时逼迫党中央接受了王明的领导地位,并逼走了正义的何孟雄、罗章龙等老牌革命家,从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种胡扯能流传几十年,一方面是因为王明同志确实没干什么好事,另一方面却也同我党有关系,因为在近代史方面我党向来有不重视原始记录、喜欢道听途说、追求政治正确、歪曲事实等“好”传统。

米夫确实很喜欢王明,但六届四中全会却跟他没有关系,因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不是他,是德国人艾伯特,所有的事情也只是跟这位德国仁兄牵扯不清。开会的时候大家压根没有同王明吵架,更谈不上反对王明,何孟雄等人的火力都对准艾伯特,原因是他们不同意艾伯特的安排。

艾伯特认为他们要开的是中央全会,何孟雄认为法定人数不足,只能算紧急会议;艾伯特认定政治局只需要人事调整,何孟雄却要求所有人集体下岗,重新选举。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个民主程序的小问题,大可不必闹得你死我活。但当年明月教导过我们,一切观点冲突都是假象,只有利益才是一切的核心,党内斗争尤其不例外。何孟雄和艾伯特争的,绝非开会程序和名份,而是领导党的权力核心分配,具体来说,是最终的人事安排。

何孟雄非要选举,是因为他相信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占多数,如果来个自下而上的普选,本土系一定能压倒海归系,夺得领导岗位。因此在开会的时候,两边就政治局选举问题吵得热火朝天,远东局艾伯特要求按事先商量的名单表决、或者大会另外提出名单来选举,何孟雄等人则非要政治局全体下岗,整个党中央另起炉灶。

由于大会吵得实在太激烈,已经无法进行下一步程序,艾伯特不得不同意大家举手表决选举程序。结果当然是政治局胜出、何孟雄等人落败,因为在挑选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时,支持何孟雄一派的并没有很多人,可见向忠发、周恩来等人在人事方面是很下过功夫的。

–这里解释一下,共产国际提出的选举方案,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央小圈子提出一个名单,然后广大党代表就此名单进行普选,谁上谁下都是他们圈定的几个人;而何孟雄等人则要求党代表们有权自已选举自己的中央委员。由于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谈不拢,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

既然要按远东局的名单选举,就意味着自已的一派在政治局仍然是少数,而先前跟随向忠发的那帮人还可以呆在台上。何孟雄和罗章龙等人都是勃然大怒,当场拒绝下一步表决。

本来中央委员就不够数,又掺了一批什么也不是的海归派,参加中央全会的代表只有三十来个人。何孟雄等人拒绝选举,只剩下二十来人投票,远东局要求加进去的九个中央委员自然是全部过关,王明则顺利进入政治局,毫无阻力。

王明没有遇到阻力,是因为何孟雄的火力都对准远东局,跟他没有任何矛盾;而两天后向忠发为了巩固权力,又提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让王明当政治局常委。

虽然都叫政治局,级别上是有严格区分的,常委、候补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四道坎门禁森严,可以称得上是登天梯。向忠发大力要提拨王明,是希望借王明求得远东局的原谅,反而是远东局认为王明资历太浅,不同意他一步登天。

本来事情到这一步就该结束了。向忠发屈服共产国际的压力,莫斯科海归派进入政治局,整个上层重新洗牌,整个过程虽然波折,却还算是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没能全部进入政治局的罗章龙、何孟雄等人却不肯罢休。他们抓住四中全会里中央委员不够法定人数的问题做文章,第二天就宣布会议无效,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搞单干,并利用手上的全国总工会等部门通过所谓决议案,推翻现有政治局,还占领了江南省委机关,把它变成所谓“第二省委”。

乱套了,这下是彻底乱套了。

趁乱上位的王明。他本来只想当宣传部的头头,没想到却平步青云,当上了整个共产党的领导。对他和党来说,这都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情。

乱套了,这下是彻底乱套了。

由于本土系占据的都是实权单位,整个党团组织顿时陷进巨大的争斗中,每个人都在为两个中央的合法性吵得一塌糊涂,向忠发和周恩来等人根本控制不住局势,连共产国际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另立中央”的经历,何孟雄和罗章龙是第一次,而另一次发生在四年之后,当事人叫张国焘。

何孟雄的动静虽然闹得很大,却没能坚持多久,因为几天之后,他们就在天津路的东方旅社被国民党全部抓走,一共被捕三十六人,其中二十多个被杀。

为什么国民党能如此准确地行动,现在已经找不到可靠资料,有人认为是王明干的,因为据说王明事先就知道会出乱子,甚至向他汇报同志被捕、建议组织营救时,王明也不肯答应,反而冷漠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但也不能就此认定王明给国民党报了信,因为以何孟雄等人闹出来的动静,国民党盯上不奇怪,国民党一直没有盯上才奇怪。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被抓走、被枪毙的人里,有“左联五烈士” 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他们没有审判,没有辩护,拷打折磨一个多月后,在夜里突然被拉出去集体枪决。鲁迅曾为柔石写过祭文《为了忘却的记念》,文章和悼诗都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学语文教材中: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何孟雄死了,柔石也死了,但罗章龙等几个人还是侥幸逃了出去,等着他们的除了国民党的追捕,还有一辈子的黑锅。

先前他们和王明一道大闹,两边算是隐形的同志。但王明进了政治局,他们还要接着闹,自然就成了敌人。由于他们另立中央的事迹,政治局给他们定了一个“分裂党”的罪名,这个罪名同“路线错误”一样,都是二十万伏高压线,一触即死。罗章龙从此被逼脱党,隐性埋名当了一名教师,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在后来的岁月里,罗章龙其实有过一次不必寂寞的机会。抗战爆发后,同样郁郁不得志的陈独秀同张国焘找过他,三个“叛党分子”相聚煮酒。

陈独秀想东山再起,再建一个纯洁的中国共产党,然而罗章龙已经看透政场的恩恩怨怨,不愿走进是非圈里,于是三个人论尽天下英雄,却只能星散一方。等到建国以后,昔日毛泽东的好友罗章龙饱经批斗侮辱,却始终不肯说过一句软话。

其实罗章龙虽然对政治心灰意冷,但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为自已平反,洗清分裂党的罪名。米夫死了,斯大林死了,王明死了,枪毙他战友的蒋介石也死了,甚至他的老同乡毛泽东也死了,一直等到一九九五年,他也死了,始终没能完成这个心愿;唯一可以欣慰的是他虽然觉得冤屈,却是这伙人里活得最长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继陈独秀之后,何孟雄、罗章龙也成被搁浅的浪花。

米夫和王明显然不知道自已的寿限。由于何孟雄等人的出走,王明在政治局的排名一路上升,加上向忠发大力拉拢,很快就当上了常委;而此时七零八落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三十六个合格委员(刚够上梁山的数目),他们当初不少人上台不是因为有素质,而是因为斯大林讲究出身,具体来说是喜欢工人。

由于中国教育实在落后,不管怎样左挑右选,也只有二十二个工人出身的合格委员。对他们的具体素质,周恩来有一句简练的归纳,叫做“暴徒一大堆”。但至少在斯大林看来,比从前是有大大的进步,出身好,认识就好,革命方向不容易错。

虽然斯大林很满意,但事实证明,脑残领导不管怎样折腾,结果都只是脑残,并不会因为出身而改变。二十二个钦点的工人委员都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政绩,唯一记在历史书上的,是后来投降、叛变的有十四个,几乎占了一半中委名额,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讲究出身,纯属扯蛋。

最扯蛋的典型,还要属 向忠发。

作为帮会老大,其实向忠发是很懂得看脸色的,知道斯大林生气之后,他马上老老实实地认错,然后请求辞职。考虑到他是工人阶级出身,又是斯大林钦点的 ,所谓根正苗必红,向书记可以忘本,领袖的面子却不能不顾,因此作为一个花瓶,向 还是留在桌上一直摆了下来。

嚣张的向忠发终于老实了。虽然他还是 ,但却没什么事情需要做主,革命理论根本碰不着边,实际工作有周恩来等人落实,堂堂 的作用除了当摆设,只剩下每星期向远东局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会议喝趟茶。

先前一呼百应的东方马克思突然成了废物, 名号也不过是个没用的头衔,向忠发从此一废再废,并且废得不可收拾,终于弄到调戏秘书、纳妾贪污的地步。但是如果说向忠发什么事都没干,那也是不对的,至少向 做过两件事,对后来起过重要的影响,而这两件事都和毛泽东有关。

一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到处都建起了割据的根据地,本着党指挥枪的原则,远东局要加强对根据地的控制,就四处派钦差大臣指导工作,其中给毛泽东的江西根据地派去的大臣,是张国焘。

张国焘同毛泽东都参加过一大,又是北京的老相识,不管是资历还是交情,看上去都很合适。但向忠发却极力反对,认为张国焘同毛泽东性格不对,会出乱子,一定要把两个人分开来。在他的坚持下,张国焘最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虽然向忠发同毛泽东不熟,但他看人的眼光还是有一点的。张国焘果然凶悍无比,在根据地把原来的领导人几乎杀得精光,从军长师长到小兵都不放过,比斯大林还要狠辣几分。他如果去江西,同毛泽东两虎相争,估计江西的根据地立马就要完蛋。

向忠发做的另一件事,是斯大林决定搞全球苏维埃运动,中国也要成立相应的苏维埃共和国,要有政府 ,按规矩应该由 向忠发担任。

本来向老大是最喜欢当 一类官职的,但江湖历练得多了,又在坐冷板凳,也知道不宜出头的道理,于是极力主张,由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当苏维埃共和国 。这个举动最直接的后果,是尽管毛泽东很不招领导喜欢,但顶着“共和国 ”的意在言外,博古等人怎样都不敢过分,长征时也不好意思扔下他,等于又一次救了毛泽东的性命。

时间一天天地过着。王明很神气,博古很忙碌,工人农民还是吃不饱饭,共产党人总能在基层找到同道,于是总有大大小小的暴动,有大大小小的战争,只有向忠发每周喝一趟茶,闲时和小妾打发无聊的时光,日子很无聊。

无聊了几个月后,一切都消停了。

不管向 是不是老实、有没有脑残,一切都已无关紧要。

因为他被国民党抓到了,抓他的人叫顾顺章。

顾顺章,青帮头目出身(和向忠发类似),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武艺高强加上表现活跃,他很早就当上了鲍罗廷的卫士,并在二六年同开国大将陈赓一道前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那时叫“政治保卫”),专职暗杀一类“湿”活,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间谍高手、通才型精英人才。从暗杀绑票到化妆刺探,顾老大全都是信手拈来,甚至没钱的时候,还能在街头耍魔术赚钱,实在算得上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战士。

作为情报界的谍中之王,顾顺章是周恩来的下属,协助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也就是传说中的“红队”)的科长,负责率领“红队”搞暗杀叛徒、绑票募款一类事情(当年组织很缺经费,所以各种招数都有)。因为功劳大,顾科长还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作为间谍头子,必须要有高度的忠诚和纪律,但上层组织已经腐化堕落,顾顺章又是青帮出身,自然也会沾染些作风问题。渐渐地,贱贱地,顾老大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弱点,终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九三一年,已经有其他打算的顾顺章象往常一样执行任务,奉命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完成任务后他没有回上海,而是跑到汉口,在那里有个漂亮女人在等他。

出来泡妞是要花钱的。很快他的钱就不够用了,顾顺章也不着急,直接跑到街头去卖艺,用他擅长的魔术揽钱。

和往常一样,顾老大的手法很高很专业,吸引到不少人掏钱,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对于一个特工来说,最大的保护是隐蔽,最大的危险则是暴露。顾顺章虽然姓顾,却没有顾到这条原则,于是他很快被叛徒发现,然后被抓了起来。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顾顺章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反而很轻松地告诉来人:我不是普通人,是共产党的中央常委,同周恩来都平起平坐,现在愿意跟你们合作,送我去见蒋介石。

顾顺章的反应让武汉侦缉处的蔡孟坚大吃一惊。通常来说被抓到的人不是痛哭流涕,就是茫然想死,没有谁在枪口面前还敢讲价钱的。但犯人既然敢狂,显然有狂的资本,只是不管怎么追问,这位顾大爷就是不肯开口,反而恐吓他说:“共产党中央在上海是我和周恩来负责,这么大的事情你担待不起!”

如此重大的情报,确实不是汉口的警察局能担待得起的。蔡孟坚马上给上司徐恩曾发报,要求派军舰押送犯人,后来又提出,最好是让飞机来,因为军舰太慢。

派军舰飞机的事,蔡孟坚没有告诉顾顺章,而想吊人胃口的顾顺章也没有告诉他,徐恩曾虽然没有问题,但他的秘书钱壮飞却是地下党。

从理论上讲,蔡孟坚的电报发到南京,徐恩曾收到后就会有反应。但抓到顾顺章的那一天,徐恩曾去了上海,密电是钱壮飞签收的,而钱秘书作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党,早就偷偷留了徐恩曾的密码。

在武汉的顾顺章很得意,眼看就能立下大功,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在南京,钱壮飞很着急。

顾顺章不仅知道自已是地下党,也知道中央的所有情况,现在已经不可能把他灭口,只能想办法挽救危局。钱壮飞紧急派人去上海,通知周恩来把整个机关全部转移,同时继续留在南京,若无其事地值班。

过完周末,徐恩曾从上海回来,钱壮飞仍在坚守岗位。他平静地把封好的电报交给上司,然后往办公桌里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南京。等徐恩曾译完电报再要找人的时候,他最信任的钱秘书已经消失在人海中,再也不见身影。

顾顺章叛变了!

据王明的老婆孟庆树回忆,租界巡捕房代号“老鲍”的内线已经送来了国民党破坏机关的命令(这一条真实性待考),此时南京马上又送来同样的坏消息,顿时震动了整个共产党中央。

作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周恩来等人应该是不信神的,当然也不信有什么世界末日或天塌下来的传说,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却让他们真实感觉到,天要塌下来了。

一直以来,不管环境有多恶劣、远东局有多脑残,上海的中央总能正常工作,指挥全国套情报、搞暴动,特务找不着,巡捕抓不到,不小心落网了有人保,偶尔出现一两个危险的叛徒,特别行动队能立刻找上门去执行家法。不管蒋介石恨得如何咬牙切齿,中央都是稳如泰山,丝毫不担心外面的风雨,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有顾顺章。

现在顾顺章叛变,等于门神主动带着小鬼来卸门板,问题就不是怎样挡住外面的风雨了,而是怎样在大小鬼上门之前,赶紧逃命。

首先遭殃的,是监狱里的共产党员。

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有不少嫌疑分子,有的确实只是误会,但也有不少人是共产党的高层,正隐姓埋名混在犯人里,等机会脱身。对这类人来说,顾顺章的到来,等于是直接判了死刑。顾顺章不仅对他们十分熟悉,而且熟知各种应对审判的手段,一听案情介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他的审核下,恽代英、蔡和森等知名共产党员纷纷暴露身份,最终死在委员长的屠刀之下。

这里必须要说明一点。顾顺章虽然叛变,但关键的地方却没有告诉国民党,就是他一直负责共产国际远东局国内线的交通(国际线是牛兰负责,牛兰也被抓了,但一句话也不说,最后经苏联通融放走),知晓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重要内幕,包括远东局在上海的组织情况和领导人的机密,但没有吐露一句,国民党对这些核心消息也是一无所知。当然不是顾顺章讲纪律,而是他懂江湖的规矩,中国共产党确实奈何不了他,但如果把事情闹得太大、得罪了苏联远东局,很容易把斯大林惹到发毛,那就不是小小的蒋委员长能罩得住的了。

虽然顾顺章没有把事情做绝,但是对周恩来而言,似乎并没有很大差别。事情是他手下闹出来的,作为直接责任人,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收拾残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周恩来一直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谁都知道他地位重要、资历超然,但要说起他的事迹,却总是云遮雾罩,让人摸不透底细;个别缺心眼的人甚至骂他是华山派的岳不群,好象他瞒着别人做些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抛开那些政治的偏见与谩骂,周恩来的历史并不复杂,他只是一个跟对了领导的革命家。

周恩来,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生于江苏淮安,双鱼座。一九一三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一九一七年赴日本留学,一九一九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零年至二四年先后去法国、德国勤工俭学,期间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改名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留学欧洲以前,周恩来的履历是比较清楚的,和鲁迅一样,他不过是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愤青。

事情的变化,从他去欧洲搞共产主义组织开始。

到了欧洲之后,周恩来仿佛变了一个人,一会成立这个支部,一会参加那个大会,而且回国后的经历更加离奇,一上手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仅次于校长蒋介石,称得上是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对这种事情,后世不少人都是惊诧莫名,因为去欧洲留学的年轻人有很多,扯旗喊革命的也有很多,但能混到周恩来这种级别的,好象还没有第二个。

因为经历不好理解,不少地摊文学的爱好者纷纷展开联想,为周恩来设计了各种离奇的职场生涯。比如说他曾经受过苏联的特别训练,又比如说他是奉莫斯科命令到中国的卧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具体分析的思路和逻辑,大概相当于北京街头卖菜老大妈或闲汉侃大山。

想要弄清楚周恩来的历史,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张申府。

今天在大街上问张申府是谁,十个人有十个不知道他,但在当年,这位张先生可绝对不是等闲人物,因为他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的革命进程。

张申府,男,一八九三年生于河北,一九一三年考上北京大学,一九一七年留校工作,主教预科数学和逻辑。

张老师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仅擅长数学和哲学,还跟北大其他几个人也很熟,一个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另一个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有一位伦理系的老教师叫杨昌济,也就是毛泽东的岳父。

认识的都是这样的人,张申府老师立场如何也就不用多说了。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和李大钊、陈独秀创办了杂志《每周评论》,由于他对英国哲学家罗素极为了解,以至于罗素有次写信时说,中国的这位张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一九二零年,一位叫维金斯基的俄国人来到了中国,他的中文名字叫吴廷康。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这位国际友人主要业绩有两件,一是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二是跟孙中山会面,促成国共合作。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基层组织诞生了,叫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排名不分先后。

有了组织,自然要把它做大做强,张申府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是个女生,叫刘清扬。

作为妇女运动的先驱、张老师后来的妻子,刘清扬确实是个不错的发展对象。可刘美眉却拒绝了张老师的进步要求(一年后还是同意了),原因据说比较搞,因为张老师还想发展一个学生入党,而这个人是她的前男友,两个人关系闹得很僵。

张老师想发展的下一个对象,名字叫张国焘。

由于张国焘同学在感情问题上的不愉快经历,刘清扬错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光荣称号,这个荣誉很快就授给了李大钊的学生缪伯英。但是刘清扬还是有贡献的,除了在第二年入党外,她还跟张申府一道去了法国。

普通人去法国,走的是勤工俭学的路子,张申府不是普通人,自然路数也不普通。张申府去法国的名义,是应里昂中法大学的邀请,到那里当教授,顺便就在中国留学生里发展党员。而刘清扬也是个不走寻常路的姑娘,她没当上张国焘的太太,却做了张国焘的师娘–她嫁给了张申府。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张申府结婚的时候才二十八岁,刘清扬二十七岁,而张国焘只有二十三岁,大家的年龄相差并不大。张老师有稳定工作、有内涵修养还有宽厚的人脉,比张国焘更适合丈夫的角色,所以刘美眉的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象现在的校长或导师那么复杂。

很快,新婚燕尔的刘清扬给老公介绍了一个在天津认识的朋友,名叫周恩来。

对周恩来而言,能得到刘清扬的推荐入党,实在是件幸运的事。

他是二零年底到伦敦的。因为伦敦的生活费太贵(现在好象也是这样),他又跑去巴黎混生活,中途还碰上了一位越南朋友,叫阮爱国。

阮爱国这个名字听上去并不起眼,但这位越南友人的另一个中文名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叫胡志明。

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 兼政府总理,越南劳动党 。

本来就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又碰上胡志明这种铁杆革命家,周恩来跟马克思主义挂上钩也就不奇怪了。只是胡志明虽然管革命,却不管饭,自己都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别人当然更加指望不上。周恩来学了半天革命理论,最后还得找里昂的朋友帮忙解决生活问题,具体来讲,是找刘清扬和她的新婚丈夫张申府。

这是周恩来职场生涯的重要起步。因为张申府老师此时的地位,和李大钊、陈独秀不相上下,而且身在海外,念的经都比国内灵验三分。周恩来很快在他的介绍下入了党,后来还介绍了两个朋友给张老师认识,这两个人也很快入了党,一个叫朱德,另一个叫孙炳文。

朱德,开国元帅之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孙炳文,孙维世的生父(周恩来是她的养父),烈士。

在张申府的努力下,旅欧的中国留学生象滚雪球一般纷纷入党,并很快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随后并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所谓的团派干部。

在早期共产党员里面,周恩来的起点不低,甚至可以说是高山仰止、秒杀后辈。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平时很忙,主要党员都是张国焘、毛泽东、何孟雄等人发展的,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却跟两位大佬是平辈,从开始就赢出了一大截。

经过张申府和中国留学生的共同努力,旅欧少年共产党办得有声有色,很快团结起了一大帮人,包括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蔡和森、陈延年等革命元老或国家领导人都是从这里面走出去的,可谓人才济济。

现今的小青年们说起时政来,经常是口沫横飞吵得不亦乐乎,搞活动的时候甚至挥起袖子打人。很明显,当年的老一辈革命小文青也不是什么善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喜欢吵嘴打架,加上社会形势一天三变,革命理论难免赶不上趟,大家是吵完了聚,聚完了吵,不停地在斗争中团结,又在团结中走向斗争。作为张老师的首席弟子,周同学以他高人一等的情商,在留学生中间发挥了出色的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把这堆革命留学生牢牢凝聚在一起。

周恩来实在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把旅欧共产党组织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在共产国际的带领下办得有声有色,同时还与时俱进地发扬国共合作精神,帮助国民党成立了“国民党旅欧支部”,并设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通讯处处长就是开国元帅聂荣臻。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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