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原名刘汉兴，是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1936年，刘汉兴被派赴苏进入莫斯科东方殖民学院学习，根据陈潭秋的建议，改名为陈龙，沿用至逝世。
1939，陈龙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后，分配至中央社会部任侦察科长，肩负反奸防特保卫党中央的重要任务。
1945年，陈龙担任中央社会部第三室（除奸）主任。同年，他与龙飞虎扈从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谈判其间的43个昼夜陈龙寸步不离毛泽东，“二龙护驾”。
毛泽东回延安前，周恩来曾希望陈龙出任南方局社会部长，从事白区工作。他婉言辞谢，一心想回到魂牵梦萦的东北大地。毛泽东十分赏识陈龙的想法，打破一向不送礼品的习惯，破例将郭沫若在重庆时送给他的欧米加手表转赠给陈龙。
在东北，陈龙先后担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长、北满军区社会部长、松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在他的领导下，一举扑灭了国民党第二十七军、东北先谴军与反动会道门勾结策划的“八?二八”暴动，受到党中央和社会部的通电嘉奖。
1950年11月，陈龙担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一局）局长。在这一重要岗位上，陈龙提出了侦察工作“立足国内，着眼海外”的设想，得到罗瑞卿部长的赞同和支持。按照设想，陈龙深入研究，在全国大力开展了海外派遣工作，先后部署指挥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等地方公安部门侦破了一系列大案、要案，海外潜入和国内潜伏的敌特分子纷纷落网，一举摧毁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保密局苦心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海外间谍网。
1952年4月，陈龙升任公安部副部长。
陈龙和陈泊都有极强的工作能力，也都有极突出的贡献，个性也都很强，最重要的是他们工作的思路不同，也就是有极深刻的工作分歧。
和平时期的我们极难理解革命时代因为工作分歧引发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
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工作永远正确，工作出了错误，改正了继续工作如何？
当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大规模推广玉米种植，因为气候不适应而损失巨大。农作物的推广肯定要接受大自然的检测，科学本来就需要实验。
农业生产，即便减少，只要不是瞎折腾，也不会形成绝对不可收拾的局面，除非195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瞎指挥。
有些工作，可以允许实验，有些工作可能必须实验，但结果可能就艰难。
那一年流行非典型肺炎，最早进行疫苗实验，这个玩意必须实验，但实验就有了风险。
面对一个病情极特殊的病人，两个医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治疗方案，每一个方案都可能妙手回春、也可能植物痴呆。如果采取了某一种方案出现了最恶劣的后果，面对悲痛欲绝的家属，应该如何交代？
当然，医生不可能救活所有的患者，正常的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家属来讲，结果可能就是不能承认之重。
2013年，我一个亲友有病，需要检查治疗，他的家人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普通人，而且家庭收入很低，临进手术室检查之前，亲友团集体推选我和另外一人进入观察室负责最后的决断。
临行之前，征求意见，家人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万，万一弄一个半身不遂外加10万外债，孤女寡母如何度日？
朋友：面对亲友的生命和金钱，你也没有垫付的能力，请问如何选择？
面对集团生死存亡之际的选择，就更见艰难。
1942年5月1日开始，日军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日军由外向内逐步向中心地区八分区压缩，扫荡重点是饶阳、武强、献县地区，妄想与我军主力作战，企图将我主力一举歼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精减机关工作人员，按分区所属3个地方部队，分配机关干部下部队，与各部队一起活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常德善、王远音领导主力23团1000余人跳出中心区，到外线寻求作战。从4月底到6月初，一直转战于子牙河以东地区。
对于如何反扫荡，常德善、王远音发生了尖锐的分歧。
常德善主张避敌锋芒、等时机成熟回根据地中心区域作战。王远音关心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牺牲，不愿意离开中心区，总想离中心区再近一些，能坚持一天就多一天，可以多收拢带走一些地方干部和部队伤病员，坚持反扫荡战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王远音与常德善发生激烈的冲突，最后关头，他以“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要求常德善服从政委的决定。
6月初，王远音和常德善率领分区机关和23团二营进入根据地中心活动，很快被敌人发现并咬住。面对被合围的可能，军区机关部队继续向西转移，拂晓前到达河间肃宁公路之南的薛村宿营。当时的部署是：日寇合围路南，部队就跳到路北向外转移；如果敌人合围路北，部队就在路南待机歼敌。
六月八日凌晨四点多钟，天刚放亮，肃宁方向出动的敌人进军薛村，与我军相遇。
常德善主张部队趁日军尚未合围立即选择薄弱地带突围。王远音考虑部队经过一昼夜急行军非常的疲劳，不能形成战斗力，而且白日突围相对较难，主张依托村落坚守到夜间突围。
常德善认为双方武器和兵力相差太大，平原村落无险可守，没有坚持到夜间的把握，必须立即突围。
王远音再一次动用“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
战斗打响后，日军利用机械化和骑兵优势快速集结，四面之敌蜂拥而至，对八分区主力完成了铁壁合围，八路军尚未坚持到天黑已经损失大半，被迫紧急从薛村向路北突围。
常德善和王远音各带一个连的兵力，分两路冲杀突围。他们相继冲到河肃公路以北的张庄、太师庄一带。但由于地形开阔，无处隐蔽无险可据，日军的骑兵和车子队从两侧迂回拦击，火力越来越猛。常德善右腿被打伤，身上多处挂彩，他感到情况危急，命令警卫员把携带的文件销毁，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把冲上来的敌人一个个击毙在地，同时命令机关干部和机要人员，迅速脱下军装，穿着便衣，利用麦田掩护分散突围。这时，常德善左手被子弹击中，他就用肩膀顶住机枪，右手扳着机枪继续射击。在激烈的对射中，常德善被敌击中，倒在血泊中，年方31岁。
王远音亦身负重伤，血流如注。面对无可收拾的局面，王远音亲笔写了战斗经过和自己的忏悔，命令警卫员突围向上级汇报，然后举枪自尽，年方26岁。
此战损失巨大，八分区主力几乎全军覆灭。
常德善是红二方面军的骁猛悍将，贺龙回忆说：“在湘鄂西打战的时候，在三次战斗中，常德善把我背扶起来，他身挂重彩，身上带着三颗子弹，打起战来非常神勇。真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
对于常德善的牺牲，军队高层极端惊愕。
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和黄敬鉴于此次战斗损失巨大，联名经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递交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受吕正操和黄敬建议：严禁各级政工主管干涉军事主管指挥作战，取消了政委的最后军事决定权。
常德善和王远音二人的决策都不是因为个人利益，一个要保护革命的主力，一个是要保护根据地和群众，一个提议外线避敌，一个坚持内线游击。
他们的争论都属于业务的范畴，但如果坚持而不肯相让，那么就是路线斗争。
这次斗争的结果因为王远音使用政委最后决定权而损失惨重。
作为后人，我们能够原谅王远音吗？即使后人宽宏，那个时代的革命者能够原谅他吗？作为一个革命者，王远音如果能够生还，他能够原谅自己吗？
如果长期面对这种决定别人和集团生死存亡的选择，谁敢考虑人际关系的协调而隐藏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和谐时代的心理否定历史时代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不是不想和谐，一旦出错就是无数人头滚滚落地。
至于因为不肯和谐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另外的讨论。
以陈龙、陈泊为例，他们从事的工作非常特殊，不能出现任何失误，否则就可能让敌人跑掉或者被敌人杀死。
我们看电视剧《潜伏》和《悬崖》，都有地下工作者不谨慎而损失巨大的情结。
建国前，共产党人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经常出现大面积的崩盘，比如解放前夕的四川，江姐等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在思想上不能接受别人的观点，很多革命者就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肯退让，乃至于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而迫害自己的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