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背受敌，冯玉祥还不肯服输。局面已经坏到极点，西北汉子血液里的硬气却依然沸腾，他把西北军主力全部集中在郑州周围，准备宁死不降，来一场超级大决斗。他相信只要大家肯拚，什么中央军、东北军全都不在话下，一定能扭转乾坤，实现最终的胜利。
就在冯玉祥背水一战的时候，他没料到，旁边的阎锡山先怂了。
听说东北军从背后捅刀子，阎锡山顿时傻了眼。他本来是想让冯玉祥和蒋介石拚个两败俱伤，然后自已上去摘果子，没想到自已却成了别人的果子。
作为经济适用型军阀，阎锡山非常精明，非常擅于算小帐、占小便宜，但压根就没有主持大局的能力。为了省开销拣便宜，他故意拖冯玉祥的后腿，结果蒋介石一占上风，张学良马上跟进；阎锡山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把部队全撤回山西，保住大本营。
冯玉祥被阎老西的算计弄得哭笑不得：西北军要是倒台，山西能保全吗？
可惜，以阎锡山的智商，想不到这一点，他只希望能跟冯玉祥尽早划清界限，保住山西的一亩三分地。
河南越来越危险，冯玉祥只好下令，大军撤回西北根据地，有机会再卷土重来。
然而他已经走不掉了。
从西北的潼关到河南郑州，要经过洛阳附近的龙门，此时有人抢先一步拦在那里，挡住了冯玉祥的去路。
拦住冯玉祥的人，是何成濬手下的杂牌之一，叫杨虎城；而在更早一些时候，他也是西北军的一员战将。
杨虎城本来是拦不住冯玉祥的。
中原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平汉线上的小杂牌。何成濬来之前，他想回归组织，被冯玉祥拒绝了；后来何成濬被打得团团转，只要临门一脚就能送所有人上西天，杨虎城也差点给自已备下口棺材，冯玉祥偏偏想中线决战，把大军撤了回去。
现在冯玉祥终于到了最脆弱的时候。小小的杨虎城挡在前面，兵也不多，但他就是冲不过去，只能在河南边打边退。手下们看出战局没有希望，纷纷同蒋介石联系投降封赏，蒋介石倒也大方，只要肯“拥护中央”的，一律给钱、给出路，仍然可以过上何成濬式的好日子。
一面是跟着粗暴愚蠢的冯大帅完蛋，一面是当军阀吃喝玩乐，不少人很快就做出了自已的选择。冯玉祥惊奇地发现，自已的手下越来越少，终于在郑州已经能听到蒋介石的炮声。
十月四号，汪精卫、阎锡山同冯玉祥在郑州碰了头。对眼前的局面，大家有非常一致的看法，就是打不过，只能赶紧跑路。
开完会，几个人各回各家，汪精卫照例宣布出国，阎锡山安排好山西的军政后，也宣布出国（其实躲到大连去了），可怜的冯玉祥走投无路，只好找蒋介石谈判。
蒋介石当然不会给冯玉祥好脸色看，非常坚持要他出国。最后冯玉祥没有办法，把手下全都交出去，一个人跑到山东避难。
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
虽然韩复榘反叛师门，但还有一点交情在，对老领导也不会赶尽杀绝，冯玉祥于是在山东的泰山住了下来。随着他的倒台，横行无敌、吃苦耐劳的西北军终于树倒猢狲散，再也没能聚到一起。
中原大战结束了。
前后一百三十万大军奋力厮杀，整个中原满目苍痍，到处都是兵灾、旱灾，一会蒋介石危险，一会西北军告急，整个中国的国力都被折腾一空。
二五年的时候，蒋介石同共产党结盟出征，两年后蒋介石大打出手，把共产党几乎杀光，连带着百分之七十的国民党员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整个国共基层组织几乎全部一扫而空；
二七年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建起国民政府，同冯玉祥、汪精卫等各路军阀联合；两年后又是大打出手，到处是尸山血海，到处是饥民、灾荒和孤儿寡母的哭泣声。
为着某些军阀的利益，几十万人倒在战场上，终于冯玉祥走了，阎锡山也走了，只留下南京的蒋介石和北平的张学良，他们才是最后的赢家。
张学良当然知道自已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但是，他不怕。
此刻的他已经是中国最强大的军阀，拥有最广阔的土地和矿产，重工业中心都在他的手心里，最富有的山西也将接收完毕。很快地图上的一切，都将化为矿产、金钱、大炮和隆隆的军队，拱卫着神圣的北部江山。中东路留下的阴影渐渐平复，作为全国高富帅的最典型代表，在嘹亮的东北军歌声中，张少帅又重新恢复了久违的自信：黄沙百战破匈奴，东西两半球，万国竟五洲，唯我东北王！
这一年他刚满二十九岁，却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军阀、全国第二的实权人物，真正实现了大多数男人建功立业的梦想。当然他想不到的是，美好的梦境只有短短一年，一年后的九月十八日，会有人往他头上狠狠敲一棒子，打碎所有的神话和光环，让他原形毕露，落入无底的耻辱深渊。
把张学良从天堂敲进地狱的人，叫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还要一年以后才轮得到上场，现在舞台的主角，仍然是南京的蒋介石。
作为自封的中华民国元首、中原大战的胜利者，蒋介石胜利以前压力山大，胜利之后压力还是比山大。
虽然打赢了，可他花了数不清的钱，整个国民政府几乎破产，工资都发不出来，还引出一个巨大的北方军阀张学良。张公子头脑是比较简单，但人是会慢慢长大的，总有一天张少帅要长成张大帅，喜羊羊要变灰太狼，而且是一匹控制不住的大尾巴狼。
在解决张军阀问题以前，蒋介石必须全力以赴，把手上的地盘经营好，打烂的摊子也要重新开张，在这一点上，他是尽了力的。
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国家领导，蒋介石很清楚，要想把中国玩转，除了要会赚钱、收钱，还要会玩外交，要能在几个惹不起的大国之间求平衡。很幸运的是，蒋介石不光有宋子文这样懂英文、懂经济、懂外交的亲戚，还有从前北洋军阀留下来的一批人才底子，个个身手不凡，拥有绝境求生的特异功能。
说到旧中国的外交，大概最常用的四个字，就是“丧权辱国”。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正确，因为国家实在太弱，丧权是经常的，但辱国却是不一定的。
虽然军阀们混帐，但外交官们并不混帐，而是以相当高超的专业素质，为中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外交空间。
例如五四运动的时候，巴黎和会上日本拿出北洋政府的文件，上面黑纸白字写着中国同意日本在山东扩张权益。最要命的是，这份秘密签署的文件，中国代表团并不知道，结果被鬼子当场僵在会场，连美国总统都认为，中国自愿放弃山东，不是日本人的错。
就在眼看大事不妙的时候，年仅三十岁的外交官顾维钧站出来，面对列强慷慨演讲：中国向欧洲输过十几万劳工，不少人都死在战争里，这些人大多数来自山东，如果山东割让给日本，劳工的灵魂绝不可能得到安息；此外山东是中国孔子的故乡，中国的孔子就相当于西方的耶稣，山东对于中国的地位，就等于是耶路撒冷对西方基督教的地位，请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日本突然占领上帝或上帝降临的圣地，会发生什么事情！
顾维钧演讲前，所有人都认为山东该是日本的；顾维钧讲完话之后，连日本代表都跑来握手，表示他讲得很给力，自已十分佩服。
很多人都知道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所以山东的问题拖了下来；但历史书上很少写过，中国代表团不签字后，还发生过什么事情。
根据国联的规定，只有参加和约签署，才能成为创始会员国，所以中国代表团不签和约，是没法加入国联的，也就没有办法借国联维护自已的权益。
但顾维钧却抓住一个漏洞，硬是让中国挤进了国联，那就是中国虽然没签对德国的和约，却签了对奥和约，也就是说，中国是在“和约”上签过字的；至于签的是哪个和约，反正国联没有具体规定，因此不影响中国的创始会员国资格。
在顾维钧的坚持下，列国代表都是面面相觑，最后只得承认，中国是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之一。
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已经是名声大噪，学识渊博、口才犀利，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东方的外交新星。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硬是抢到四大非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名额，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欢欣，认为是外交的巨大胜利。
又过一年，顾维钧再接再励，顺利成为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国联理事会 ，然后以 的身份重提山东问题。在顾 的穷追猛打下，中国代表团带着一帮外国粉丝同日本针锋相对，最后逼着日本归还胶州、青岛等地方，并由中国赎买胶济铁路，日本只拿到了五年的铁路管理权。
国联的决议代表列强的意志，不服就要面临全面制裁禁运。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虽然极度不服气，却也只能乖乖接受这个结果，退出了大部分山东。
以中国的弱小实力，即使集结十万军队，也无法逼日本吐出到嘴的肥肉，顾维钧硬是凭着个人魅力与外交才能，柔中带刚地一步步完成了这个要命的任务，实可谓利在中华，功在千秋。
没脑子的愤青经常骂外交官是卖国贼，因为他们不明白，外交是一门走钢丝的艺术，需要高超的手段和耐心，光凭着热血冲上台去大喊大叫，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有老一代外交元老强力支持，有宋子文等新生代外交达人纵横交际，加上大批国际法学专家协助，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面打仗，一面同列强开始了系列谈判，研究从前的不平等条约。
每个领导都会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总之要多快好省，要注意民生，不要太着急了，指标什么的也不是不能降。但是谁也知道，出尔反尔的反右历史，还有临时搞的肃反跃进，以及南宁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指责。
看一个人不光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当然，有的人喜欢把所有事都推到别人身上，总之刘少奇不好，邓小平不好，周恩来不好，彭德怀提了意见更是不好，毛 都是吃多猪油蒙了心，所以才逼大家按亩产万斤的产量交公粮，所以才死不放粮，甚至后来刘少奇要惩办级别高一点的干部，他老人家还说要同贪污的干部们“同进同退”，要给那帮人一点出路。但是，看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手段，那真是精明到了极点，一点都不糊涂。
衣雪人已经被王英驳得体无完肤了。当然他死都不会承认一点错，不过是非如何，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如果大家非要讨论大跃进时期的问题，最好还是单开一个贴子，不然干扰到其他人看贴的。
自清朝时候起，中国同列强签了一系列要命的合同，主要体现在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三个方面。在这三根套索约束下，中国的财政被控制，洋人可以为所欲为，还有大批无法治理的国中之国。通过宋子文等人的努力，中国克服了重重阻力（主要是日本这个王八羔子使坏），南京政府终于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从此拥有重要的海关税收，再也不用找洋人借钱过日子了。
收回关税权后，紧接着南京又研究领事裁判权，争取让外国人在中国也服从中国法律，终于通过了一部《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虽然实施的时候还会束手束脚，但至少外国人在中国不能再无法无天了，以中国的实力和地位，能做到这几步，已经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
而南京政府的财政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南京中央改组了四大中央银行，发行“法币”作为流通货币，大力稳定金融市场，并裁掉了太平天国时设立的厘金制度。从此全国开始统一使用法币，商品流通变得顺畅，银行实现了自由兑换，脆弱的经济逐渐恢复元气，荒凉的城镇重新聚集人口，一切都开始走向正轨。
当然，国民政府也不完全是一帆风顺，也有很难解决的难题，至少对蒋介石来说，非常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国民党的基层建设工作。
自从二七年同共产党分家后，蒋介石把基层党员几乎杀得精光，几十万国民党员也被当成共党嫌疑分子一扫而空，并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不停地相互洗牌，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国杀。例如安徽省一年时间里党部变了五六次，浙江则变了三四次，每变一次都要抓一批“共党”，弄得遍地鸡毛。
在永无休止的内斗和折腾下，国民党不停地把自已弄得元气大伤，基层党部天天吃闲饭、办闲事，终于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只能照章画圈。
为了杀光共产党，蒋介石一劳永逸地把自已的精英几乎杀得精光，而一个动辄杀光自己党员的政党是不会有凝聚力的。从此党务问题只剩下拉拢、收买和利益交换，根本谈不上凝聚力，而政府的司法、贪污等弊病也无法解决，对自已这块短板，蒋介石心里相当有数。
没有凝聚力的政党，还不如一个黑帮。为了解决清党的遗留问题，蒋老大决定，要努力向黑帮看齐，成立各种特务组织和集权团体，用来监视政敌、控制思想，保证大家在高压下信服自已、也只有自已可信服。
枪杆子里才有政权。在强大的国民革命军面前，党务问题只是小事，但另一件事就严重得多了：为了让各省支持中央，蒋介石答应，土地税可以划给各省自行管理。
土地税政策，是一个很失败的政策。
蒋老大当政的民轩时代，土地农业占百分之六十五的国民总产值，土地税归地方，就是说国库里六成五的钱都操纵在地方诸候手上。国民政府放弃土地税，也就失掉了最重要的农业资源支配权，几乎是等于说，国民政府失掉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能力。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只要努力种田，就能收获比他消耗要大得多的粮食，所以农民应该是最不发愁吃饭的人才对。但事实上不管是哪个朝代，农民都是最发愁吃饭的人，因为他们种的粮被人拿走了。拿走粮食的人从前是地主和朝廷，现在是地主和军阀政府。
农民们没有自已的地，种的粮食不够自已吃，等家人都纷纷挨饿的时候，就会起来造反，一个个朝代就是这样兴起又灭亡的。蒋介石从小读过书，深知这些预兆不妙的故事，但轮到他坐在 台中央的时候，还是不得不重复历史。因为得罪农民是不要紧的，后果是不严重的，即使饿死几万农民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军队镇住局面就可以维持；而如果得罪利益集团，军队立刻就会不稳。
当然，蒋老大也派过几个专家，试着搞过土地问题的解决试点，想靠地主去教育和开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这种不知所云的做法自然不会有效果，农民们都非常失望，不过蒋介石并不在意。
失望就失望吧，那些人不过是些农民而已。蒋老大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就是如何防止张学良坐大华北、威胁中央。
在这个问题上，他早就有自已的安排，那就是收编西北军的残部去牵制张学良，并且未雨筹谋地找好了工作对象，或者说，有人主动送上门来。
当张学良的东北军从山海关长驱直入时，宋哲元正在痛苦中挣扎。
前线已经束手无策，回西北的路也被杨虎城切断，可恶的阎锡山看到势头不妙，不仅逃回山西，还把黄河上的渡船也收走了，不让西北军进自已的地盘。宋哲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几条小船逃过黄河，大部队却只能留在对岸，听天由命。
陆陆续续收容了一些残兵，宋哲元重新拢到几百号人。他没有地盘，没有番号，也没有军饷，除了上山当土匪，似乎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打了几十年的仗，吃了数不清的苦，最后落得如此凄惶的下场，宋哲元万念俱灰，只想大哭一场。实在挺不过去，他决定找个兄弟交待一下，说完话就离开心爱的部队，该干啥干啥。
宋哲元找的人，是西安军法处的一个处长，叫萧振瀛。
作为一名民国军人，萧振瀛有着同何成濬类似的特长，就是交际。不管是什么人，同他说上几句话，马上就觉得如沐春风，不用多久就会想跟他拜把子、认兄弟，据说他家里的兄弟帖多得要用车来拉。
身为交际奇才的萧振瀛不象何成濬那样吃喝玩乐，而是老老实实地守西北军的本份，不贪污、不近女色。但他还是不招冯玉祥喜欢，因为他清党时不肯乱杀人，冯玉祥十分恼火，想杀萧振瀛立威，结果萧处长的面子很大，西北军元老都来求情，最后只好放人了事。
人虽然放了，萧处长的前程却也到了头，他从此不受冯玉祥待见，一个人在西安闲置。冯玉祥不知道的是，他把萧振瀛凉到一边，对萧振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是他少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因为萧振瀛不光擅长交际，还十分懂政治。换句话讲，他是搞政治外交的好手，冯玉祥的气量狭窄，只是害了自已，却无损萧振瀛的才华。
当西北军全盘崩溃、宋哲元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萧振瀛。
收到宋哲元的信，萧振瀛马不停蹄地赶来看望，两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然后说起下一步打算。
宋哲元说，我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只想见见兄弟你，明天把队伍交给刘汝明，我就去天津混日子。
萧振瀛也很难过，但他却没有气馁，而是告诉宋哲元，你再坚持一下，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宋哲元叹了一口气。时至今日，冯大帅都自身难保，萧振瀛又有什么办法。
萧振瀛当然知道对方的想法。他很有把握地告诉宋哲元，我要帮你重建西北军！
说完这句让宋哲元大吃一惊的话，萧振瀛就走了。
说完这句让宋哲元大吃一惊的话，萧振瀛就走了。
事实证明，萧振瀛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他很快找到散落各地的西北军，要他们快点去宋哲元那里报到。
西北军的领导是冯玉祥，再往下面是韩复榘、石友三等人，无论如何轮不到宋哲元当家。面对狐疑的残部，萧振瀛发挥了他的口才和人格魅力，硬是让张自忠等人明白，大家都服萧大哥，可萧大哥愿意拥戴宋哲元，所以一齐团结在宋哲元为核心的领导团队里，西北军才有活路，大家才有出路。
在萧振瀛的努力下，四散的西北军终于聚到一起，在山西运城开会；又是在萧振瀛的提议下，大家决定，西北军要成立一个军，由宋哲元当大头领，张自忠当二头领。
宋哲元的兵不足一千，张自忠的队伍却有五千，能让张自忠顺服，萧振瀛是费了相当心思的。
大家开完会，下一步是找领导要政策。因为军级单位不是说成立就成立的，必须要有中央点头才行，否则只能算土匪，拿不到军饷和地盘。
没有钱，没有关系，宋哲元等人都充满了悲观情绪，萧振瀛也知道情况不妙，但还是上路了。
他去太原借钱。
去南京托关系，光靠钱当然不行，但没有钱更是万万不行。萧振瀛先在太原找朋友，凭交情跟银号借出一笔活动费，然后坐火车去南京，目标是蒋介石。
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萧振瀛虽然在西北军人头熟，跟蒋介石却扯不上关系；而且宋哲元作为冯玉祥的人马，蒋介石正恨得咬牙切齿，不主动上去扔石头已经很厚道，要拨钱拨地盘、成立正式番号，基本属于妄想。
萧振瀛也知道事情不好弄。他的办法是曲线救国，先从蒋介石身边的人下手，第一个目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很明显，宋子文对交际不感兴趣，虽然萧振瀛很动脑筋，却始终见不到人。萧振瀛也是明白人，马上换了工作对象，改走蒋介石连襟孔祥熙的门路。
宋子文软硬不吃，孔祥熙却喜欢钱财，所以萧振瀛准备好厚礼的时候，孔祥熙家的大门就打开了。孔祥熙对西北军来的朋友不见外，他还表示当年孙中山曾经派他去策反冯玉祥搞革命，所以大家是老朋友，交情都钢钢的摆在那里。
萧振瀛当然知道孔祥熙只是客气话。他没有明明白白地求孔祥熙，只是在寒暄里透出一个意思：西北军虽然落魄，但还是有实力的，今后孔先生一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萧振瀛的话，充分体现出政治天才的语言艺术，因为他抓住了一个民国时的规律，就是军人喜欢结交文人，文人喜欢结交政客，而政客则喜欢结交军人。
军人喜欢文人是想当儒将，文人找政客是为了有靠山，而政客结交军人是给自已多留条有用的后路。听了萧振瀛的话，孔祥熙砰然心动，西北军的强悍全国闻名，如今败落到极点，正是购买原始股的大好时机，能拉一把手、搭点关系，将来回报确实十分可观。
打动了孔祥熙，萧振瀛又去找于右任。
作为辛亥元老，于右任本身就是陕西人，同西北军渊源深厚。在他和孔祥熙的边鼓下，蒋介石终于卖了一个面子，同意接见萧处长。
见到蒋介石，萧振瀛很振奋。他把西北军的情况说了一遍，蒋委员长看上去也是无比配合，当场表示可以给西北军一个编制，具体事情找军政部长何应钦联系。
萧振瀛乐滋滋地出了大门，然后找何应钦，何部长告诉他，现在没有编制，你先等几天，有了通知你。
可怜的萧振瀛于是回家等消息。左等也等不到消息，右等也等不到消息，最后终于明白，他被忽悠了。
蒋介石压根就不喜欢西北军，一想到自己差点被打垮的惨状心里有就气，让他进门只不过是敷衍孔祥熙和于右任，不是萧振瀛真的有口才。想要让老大松口，光求情是不够的，必须让他看到实际的利益。
想通这一点，萧振瀛又去找蒋介石，但蒋老大突然变得很忙，没有时间见他。萧振瀛只好再找关系，这一次，他找的是蒋介石的秘书。
关系打点到位，萧振瀛顺利跑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楼下等候，过不久就有秘书通报蒋介石：楼下有人一直在等你，具体是谁不认识，不过好象有重要的事情。
听到有人想找，蒋介石也有些好奇，出来一看是萧振瀛，立刻就想走。萧振瀛赶紧追上去：“我只讲三分钟的话，讲完就走，请委员长务必赏脸！”
萧振瀛如此求人，蒋介石也不好不给面子，于是站在那里，给了他三分钟时间。萧振瀛赶紧抓住时机，说了一句话：“自古得太原者得天下，是因为太原有地利，如果能控制太原不被地方军阀控制，就能保证中央的权威不受挑战啊！”
萧振瀛的话极有玄机。所谓地方军阀，是指张学良；所谓中央权威，是指南京政府；而所谓不受挑战，自然是帮南京对抗张学良。蒋介石顿时来了兴趣，听他继续往下忽悠：
“中央既然把山西地盘划给张学良，自然不好派兵牵制，但如果让西北军旧部联合山西的晋绥军，一齐抵制东北军，张学良的手就伸不到太原了。西北军的兄弟肯定对您感激涕零，中央也不用额外的花费，不是一举两得、互惠互利的好事吗？”
讲到这里，正好三分钟，蒋介石调头走了，没有多说一句话；萧振瀛也不着急，他相信自已的话是有效果的。
果然过了不久，蒋介石就再次召见了萧振瀛。这回他没有兜圈子，直接告诉萧处长：“我给你们编一个军没问题，但事情发生在华北，必须先有张学良点头才行！”
拿到蒋介石批的条子，萧振瀛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去天津找张学良。
天津的情况，比南京更麻烦。
张学良对西北军倒没什么坏印象，可西北军当年的老同事孙良诚不甘寂寞，居然也来跑门路，想收编西北军。最要命的是，老孙已经先找了张自忠等人，看到对方不感冒，就干脆自行去张学良那里疏通，打算借势压人，搞强行收编。
对付孙良诚，萧振瀛也是十分费工夫。他先是利用自已在东北军的人脉（萧振瀛最早是东北军出来的）开展关系，然后重点公关一个人：张学良的门房。
即使是全国第二的华北王，张学良一样要住房子，一样需要门房和传达室，而他要见谁、不见谁，都要通过传达室才能进行。萧振瀛没有本钱拉拢大人物，只好盯准一点下手，拚命找门房拉关系，最后把仅存的一点经费也送了出去，只为一个简单的要求：调整会客秩序，保证他先见到张学良。
如此不担风险的横财，门房当然是不加思索地收下来，而萧振瀛也就顺理成章地见到了张学良。当然，见客的名单都是少帅点头定的，门房只是按公务排了一下顺序而已。
见到张学良，萧振瀛也很乖巧。他知道张学良非常想进驻山西，可阎锡山虽然走了，地方军政大权却一直插不进去，弄得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吐不出。
吞并一块地盘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接管的。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地方政务早就随着他走，张学良年轻没有经验，对这帮不合作的老狐狸想尽办法，就是办不了事，又派不出有手段的人，十分头痛。
明白张学良想要什么，萧振瀛心里就有数了。他告诉张少帅，阎锡山不肯收容西北军，大家都对他恨得牙痒痒的，非常愿意在少帅领导下团结起来，跟山西帮的土财主们顶牛。
张学良虽然是北方王，毕竟能力有限，玩不转那些政客，听到有人替自已跟山西帮较劲，张少帅十分心动；加上身边的人也都说萧振瀛好话，最后终于松了口，同意给宋哲元一个编制。
这段时间里，孙良诚派出来的人一直在天津，等着见张学良。奇怪的是，每次传达室都告诉他，少帅很忙，过几天才能来见你。
少帅府门槛总要高一点，孙良诚也不敢硬闯，老老实实地回家等着，直到最后才见到张学良，这时宋哲元的委任状已经先发出去了。被坑得灰头土脸的孙良诚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呆在天津，当他的下岗将军，而宋哲元则开开心心地上了任，张学良给他的编制，是第三军（后来改为二十九军）。
宋哲元当然是军长，萧振瀛做了总参议，其他人包括总参谋长张维藩、副军长刘汝明、秦德纯及两个师长张自忠、冯治安，还有旅长赵登禹。
之所以列出这么多名字，一方面是因为第三军搞的是民主集中制，任何事情都要由八个人集体商量，不能象冯玉祥那样专断独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今后的风云际幻中，张学良会被骂成卖国贼，蒋介石会被骂成骂国贼，他们八个人则会横空出世，成为举国瞩目的大英雄、大豪杰、大侠客，风头直压过文天祥、岳飞一类典型爱国偶像。
然后，他们中的有些人，也被骂成了卖国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