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贺子珍的单纯，毛泽东的选择，就复杂多了。
其实毛泽东也不是没有想过湖南的老婆孩子。他派人去长沙找过，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说明可能藏起来了，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派人继续找。枪林弹雨里，他需要身边有个人烧水煮饭，病了能问候照顾，在这生死不定的日子，今天开心就好。
六月底的一天，在永新夏幽区澧田乡的塘边村，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到了一起。由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后来的开国大将谭政帮忙搬几件简单的行李，两个人就算是配对了。
十几年前，杨昌济把自己的满腹经纶教给那个农村孩子，让他同自己的女儿交往，照顾他在北京的吃穿住用，给他安排工作生活，临逝前还托老朋友章士钊多多关照。在他的无私帮助下，毛泽东不仅娶了自己的女儿，还弄到两万大洋的启动资金，开创了顶天立地的事业。
所有的一切，在那个喜气扬扬的村子里嘎然而止，成为一段百般掩饰的历史。有人说领导更需要人照顾，也有人说革命的爱情特别浪漫，而我看到的是，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没有管自己的老婆孩子，却去追一个小自己十六岁、足可当自己女儿的小女生。
应该说毛泽东对杨开慧还是有感情的。他虽然和贺子珍同居，毕竟没有办正式手续，一直等到两年后杨开慧遇害，才补了个结婚的仪式，正式举行了婚礼–当然，整整两年里，他的感情也只有这么多。
而九年后，为毛泽东反复怀孕、堕胎，最后黯然离开延安的贺子珍应当有体会，自己当初的选择有多么沉重。
经过三场胜仗，红军声势大振，控制范围不仅包括井冈山，还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其他地区，面积高达七千二百平方公里。在红旗飘飘的根据地，四处流传着自豪的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如果按照势头发展下去，朱德和毛泽东的军队会一点点扩大，然后在会剿中逐步茁壮成长。最终会不会成功不好说，但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欺负朱培德是没有问题的。
可惜，只是如果。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好事之后难免接着有坏事发生。毛泽东的运气比较差点，他的好日子连一百天也不到，确切地说，只有两三天工夫。
当毛泽东喝完祝捷酒、同贺子珍洞房花烛的时候，两个人神气活现地来到了根据地，一个叫杜修经，另一个叫杨开明。
这两个人都是湖南省委派来的钦差大臣，负责传达省委的最新、最高指示，指导根据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保证革命的纯洁性和正确性。
提起湖南省委，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都是一声叹息。
作为湖南、江西革命的领导，湖南省委在革命大潮中的水平，就是没有水平。一帮读过几本马列的二杆子，居然以为自已能代表中国的未来，整天以胸怀五大洲、解放全世界的大无畏精神，挑起一波又一波暴动，到处乱杀乱烧，搞得一塌糊涂后面对官兵束手无策，听任农民们被宰杀。
明明没有水平，明明不懂军事，却非要学古时的名将，拿着马列著作在地图面前指指点点，外行硬充内行，活象西游记里的小妖精，还没念好咒就嚷着要出去吃唐僧肉。而且自已拉队伍搞一次失败一次，还要去打朱德的主意，天天换着法子逼他和毛泽东来湖南听指挥，内心实在是太过阴暗。
有一句话叫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般的队友，其实这话说得不是很到位。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猪一样的队友，而是猪一样的领导。
来到根据地的杜修经和杨开明，就是奉猪一样领导的命令，来做猪一样的事情。但要说他们两个是猪，那是不太恰当的，恰当的说法，叫蠢猪。
早在开战以前，湖南省委就根据湘军联手赣军、大举进攻井冈山的形势，用他们所掌握的马列主义唯物观进行了分析，并科学地得出了结论，朱德和毛泽东是一定守不住的，红军是一定不能硬碰硬的，呆在山区是一定没有希望的。本着这种精神，省委在六月二十六号，向朱德和毛泽东下达了新的作战指导，并由杜修经、杨开明负责传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从湖南一路跋涉，杨开明去了宁冈，杜修经则赶往永新。六月三十号晚上（毛泽东同贺子珍在一起还不到三天），杜钦差赶到的时候，朱德、毛泽东、王尔琢等高级干部正在开会，听说省委来了指示，于是一起迎接，听他传达命令。
杜修经也很尴尬。省委的指示是告诉根据地如何应付会剿，而他赶到的时候，敌人已经被打退了，根据地到处在庆祝胜利，一片喜气洋洋。
虽然不合时宜，虽然毫无价值，杜修经还是发扬猪一般的执着精神，向朱德等人宣读了省委的两封信。第一封是给特委的，命令大部队立刻从永新转移到湘南、只留袁文才一个营守井冈山，二十八团负责拨两百条枪支援农民成立赤卫队，用群众作战的力量击退敌军，尤其要注意纠正对红军的依赖，提高群众的自信和创造能力；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由杨开明任特委书记，袁文才参加。
第二封信是写给第四军军委的，命令他们进攻永新，然后“杀出血路”到湖南发展。
总之，江西是呆不住的，湖南是必须来的，毛泽东则是必须走的。
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蠢字是可以用各种方式写出来的。
如果红军四个团都守不住根据地，靠赤卫队一类民兵组织怎么可能对付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而且占尽地利、经营良好的江西都呆不住，跑到一地鸡毛的湖南又有什么用？
说到底，湖南省委就是想要朱德的军队，而把根据地丢给赤卫队去收拾，至于农民们会不会有伤亡、伤亡是不是有价值，省委一概不管。因为在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农民干不过正规军，那是因为他们对红军有依赖，所以缺乏自信力和创造力，不是省委指示得不对。
无数次农民暴动都是在这种离奇指挥下溃散的，如今轮到了毛泽东。
念完两封七颠八倒的信，所有人都不说话，眼睛看着别处，仿佛杜修经不存在一般。杜钦差终于忍不住了，于是继续发言：“到湖南发展是省委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方针，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
杜修经的指示很奇怪，很无厘头。因为要朱德去湖南，是因为敌人搞会剿，现在敌人都跑掉了，还要逼朱德去湖南，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敌情已经消失，却依然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湖南省委非常、非常想要朱德、毛泽东手上的这支军队。
因为其他人马被他们败得差不多了。
所谓帮助发展，所谓发扬农民创造性，不过是一句空话。为了防止部队不肯离开井冈山，才让袁文才留守；为了防止毛泽东在井冈山继续坐大，才要他随军出发。一切冠冕堂皇的话语背后，是无限的算计与自私。
朱德和毛泽东当然不能凭一封信就把队伍往死路上带，于是轮流发言，讲述根据地的重要性。
都是枪林弹雨走过来的，大家心里很清楚，湖南省委想的不是井冈山，而是手上这支红军；但虽然讲究上级党组织高过一切、对抗组织就是与全人类为敌，要把人马交给这帮脑残去糟蹋，却也是比较为难的事情。
打垮杨如轩、杨新生的进攻只用了一天，而要拒绝湖南省委没皮没脸的“帮助”，却用了整整四天。在四天时间里，所有人都不愿意按杜修经的指示办，理由也很充足：敌人已经被打退了，不需要把队伍再拉出去。
杜修经说服不了朱德，也没有正当理由，但他咬死了一点：红军开到湖南，是省委的决定，作为下级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抵制的权利，服从组织是党性！
不管朱德和毛泽东怎样劝，杜修经就是吃了金坷垃一样不肯松口；同样不管杜修经怎样要求，朱德就是不同意把红军往虎口里送。最后杜修经终于没拗过所有人，决定由毛泽东出面，写了一封长信给湖南省委，表达红四军的想法。
为了应付长沙的马列二杆子，毛泽东的信可以说是写得费尽脑筋。他在信里狠狠夸奖了省委对根据地的重视，表示红四军不少人确实有流寇习气，不习惯做艰苦地区的群众工作，全靠中央及省委建设根据地的正确政策，才慢慢改造过来；然后分析江西、湖南两个省的不同敌情，认为湖南敌人众多，而江西比较疲弱，红军在江西还能支持，到湖南恐怕很难立足；最后提醒省委两件事，一是从前暴动都声势浩大，但在正规军反攻面前往往一败涂地，就是因为没有根据地，而他的部队人数很多，一天光吃饭就要七百现大洋，湖南经过几轮烧杀（有敌人的，也有自已的），早就“经济破产，土豪打尽”，筹不到经费，只有在江西才有办法。
在一通又夸又拉之后，毛泽东向省委郑重承诺，只要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军阀们爆发新一轮战争，他的部队肯定出兵湖南，参加全省总暴动，相互呼应，迎来进一步的革命大高潮。
通观毛泽东的这封信，用词洗炼、手法讲究，既不伤省委自尊，又给领导许下能收场的承诺，最后还给出了光辉的胜利前景，可谓马屁与说理齐飞，稀泥共太极一色，实在是下级呈送上级公文的典范教材。
毛泽东的信写完，送到湖南，然后被扔到抽屉里，无人问津。
省委要的是朱德的军队，会剿神马的只是一个借口，毛泽东就是写信写到手软、讲理讲到口干，也不会有丝毫作用。但红军毕竟没有立刻去湖南，杜修经虽然呆在永新，却指挥不动朱德，事情只好拖下来。
很快，杜修经的机会来了。
杨新生的部队败退永新后，他的上司、第三军军长王均非常恼火。经过详细的思考，王军长认为，两位杨师长之所以失利，并不是打仗不行，而是因为湖南军队策应不力，主要是湖南第八军的吴尚不肯突进，搞得红军把火力都对准他，所以才会败给红军。
从某种程度上讲，王均对湘军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吴尚对会剿确实没有多大兴趣。只要这伙人不来湖南、不打自已地盘的主意，就是占了南京也跟他毫无关系；即使他打下井冈山，地盘也是朱培德的，除了混几顿感谢的饭之外，得不到什么实惠。再说井冈山是有名的穷山，地大物不博，出产十分不丰富（注：仅限当年），就是真送给他当地盘，一年也榨不出多少油水，最多扛几根毛竹回去晒衣服。
如此费力不讨好的任务，没有兴趣很正常，要是兴趣很大才是见了鬼。
问题的根源找到，事情就好解决了，王均马上派人找吴尚，商量下一轮的协调进攻。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拨人最后决定，吴尚派两个师进攻宁冈，王均派三个师进攻茨坪，大家仍是在井冈山山脚会师，然后一同攻进根据地。
兵贵神速，吴尚和王均定完计划，立刻开始行动，不给朱德休整的时机。七月五号，两支大军同时开动，再次向井冈山压过来。
上次七个团，这次五个师，而毛泽东的部队，仍然只有四个团。确切地讲，是四个团加两头蠢猪，一头叫杜修经，另一头叫杨开明。
得知敌人大举进攻之后，朱德和毛泽东再次在永新开会，研究退敌。虽然兵力不足，但根据地组织了大量的赤卫队、游击队，可以袭击敌人的后勤部门，他们对退敌还是有信心的。军委在研究敌情之后，立刻决定，由袁文才、王佐带三十二团（两个营），在赤卫队配合下，打击宁冈的湘军。
袁文才和王佐果然厉害。在他们的组织下，湘军大部队虽然占据了宁冈，却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境地，抢不到粮食，从湖南送粮的后勤线也被游击队掐断，很快面临吃饭的严重问题。吴尚感到事情不妙，急忙下令大军撤出宁冈，转道永新，提前同王均会师。
吴尚的直觉非常厉害。他的大部队撤往永新的时候，朱德正带着全部主力，跑来准备在宁冈打包围战，他的部队只早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朱德顺利来到宁冈城下，然后发现昨晚湘军已经走了，宿营的地方离他只有十五里。
情况变得微妙起来。如果吴尚同王均会师，他的四个团是无论如何吃不掉的，毛泽东立刻见招拆招，由他带三十一团回永新地区，把湘军和赣军隔开；朱德、陈毅、王尔琢则带二十八、二十九团突击湖南的酃县、茶陵，在湘军的老窝放火烧荒，让吴尚后方不稳。
毛泽东的策略果然起了效果。吴尚的主力都在江西，朱德的两个团很轻松地冲进湖南，攻下了酃县，然后向茶陵进军，准备把湘军的大后方搅个稀烂。吴尚才到永新，就听说酃县失守，立刻下令大军退回茶陵守老窝，把王均的赣军扔在永新。
一直到这时，朱德和毛泽东的行动都很成功。吴尚和王均没能会师，部队也没受太大损失，一切行动都随机应变、游刃有余。唯一的小漏洞在于，杜修经在朱德那里，而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在毛泽东的地方。
想做成一件事情，或许需要一万个人，但要坏事，有时只多两个二愣子就够了。
朱德已经攻下酃县，但吴尚也回到茶陵，而在永新附近的毛泽东，要用一个团（两个营）应付王均的三个师、十一个团。很明显，此时的朱德应该尽快回永新，同毛泽东会合，然后想办法对付王均的十一个团。
朱德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碰上了意外。
他碰上的意外，叫想家。
二十九团主要是由湖南暴动农民组成的。作为装备和战斗力都比较弱的新团，他们有不少固有缺点和弱点，需要一步步克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本土观念。
从农乡暴动出来，二十九团的农民兵很想家。当传来湖南省委要红军到湘南发展的消息后，不少人都欢呼起来，认为可以就此回去；而在接到朱德转战永新的命令后，急于回家的农民们索性秘密开会，以贯彻湖南省委指示的名义，准备强行回湘南。
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知道了开会的事情。两个人不敢怠慢，立刻给毛泽东写信，同时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和士兵会，从上到下苦苦劝说。在朱德、陈毅的努力下，二十九团终于表示，服从上级决定，回永新打仗。
朱德和陈毅急得满头冒汗，毛泽东也是急火攻心。除掉守家的三十二团，红军总共只有三个团的机动部队，二十九团如果跑到湘南，整个根据地就要少掉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他赶紧写回信，要求大家坚持井冈山的根据地，不要到湘南送死。
写完信，毛泽东亲自找到茶陵县委书记，让他当邮差送信。可怜的书记从永新出发，跑到宁冈，又从宁冈跑到酃县，一天一夜跑了一百二十多里，终于找到朱德，送上了毛泽东的信。
给毛泽东送信的这位县委书记叫江华。他在战史上没有多大名声，但在五十二年后，身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做过一件举世著目的事情：公审江青（毛泽东的老婆）、林彪反革命集团及余党，大快全国人心，也是当年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毛泽东当然想不到几十年后的老婆会落到江华手上，他只关心信有没有送到、起没起到效果。很快朱德的部队往回走了，来到酃县附近一个叫沔渡的地方。
沔渡，是朱德同毛泽东最初会师的地方。然而此刻二十九团已经没有会师时的激动，他们突然象中了邪一样，不停地鼓噪闹事，队伍里传出一阵又一阵回家的喊声。
实在走不下去了，陈毅只好找一个庙，主持开会。
江华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赶到的时候，陈毅正在开会。面对二十九团一心想回家的情况，杜修经站出了来，严肃地指出，省委确实有回湘南的指示，朱德的做法是不对的，是同省委相违背的，是同党的精神对抗的。
杜修经拚命煽风点火，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也跳出来拚命唧唧歪歪，很明显，这两个人一直就在捣鬼，存心要把队伍带去湖南。
朱德和王尔琢当然不愿意往火坑里跳，杜修经于是端起省委的架子，厉声呵斥他们胆敢违反省委的命令，目无组织领导，会场只好沉默下来。最后在杜钦差和龚楚的控制下，决定大军放毛泽东的鸽子，转向进攻湖南郴州。
应该说杜修经虽然蛮横，人品还是有一点的，觉得不打个招呼就走，把毛泽东扔在江西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表示部队先等一天，他去跟毛泽东说一声再走。一心想单飞的龚楚心情十分急切，直接告诉杜修经，部队只等一天，要是过了明天还不来，他就直接把队伍带走。
开完会，杜修经骑上快马，飞奔到宁冈，找毛泽东。
毛泽东不在。军情紧急，他赶到永新去了，在宁冈的是新任特委、蠢猪书记杨开明。
当年明月曾经说过，一个二愣子加一个二愣子，不是两个二愣子，而是二愣子的平方；这句话用在两位省城来的钦差身上，就应该是蠢猪的平方了。杜修经和杨开明两头领导一见面，立刻发挥出平方效应，由特委书记杨开明代毛泽东拍板：省委早就有指示要去湖南，所以杜钦差想怎样拉队伍都可以，毛泽东那边有他在，没关系！
大错就此铸下，再也无可挽回。
有了特委书记的拍板，杜修经神气活现地回到湖南，宣布二十九团立刻进攻郴州，打回湖南、建立根据地。二十九团顿时激动到极点，回家之声响彻云霄，把杜修经和龚楚看成给他们探亲假的大恩人，他们不知道杜钦差发的不是回家的车票，而是去阴曹地府的通行证，单程特快，有去无回。
朱德无可奈何，只能同意二十九团回家，而且为了防止他们碰到麻烦，二十八团也不得不跟着深入湖南，协调作战。
于是在井冈山外围跟赣军周旋的红军，只剩下带着两个营的毛泽东，本来是把敌人分开来打的战术，在两大蠢猪书记通力合作下，终于变成了被敌人分开来打。
驻守郴州的，是范石生的部队。
范石生是朱德的老同学，也是红军的盟友、恩人，他跟朱德早就有过协议，两军对阵只放空枪、不打实战。然而朱德已经不是军队的领导人，杜钦差的智商又比较低，要他理解统战政策、分而化之一类高技术，显然比较难。面对朱德的踌躇，杜修经一点不经过大脑（似乎也没有这种高级器官），恶狠狠地催朱德进攻。
朱德只好无奈地下了攻击令。
范石生其实很厚道。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向天放枪，以为红军会象先前那样，讲究君子风范，没想到二十九团红着眼睛杀过来，真枪真炮都往自已身上招呼。看到红军不讲信用，范石生的部队当然也不客气，马上对着打起来。
二十九团虽然人多，装备却很差，而范石生的部队是整整两个团。很快二十九团就招架不住，幸好王尔琢带着二十八团赶到，及时冲垮了敌军，大部队顺利开进郴州，城里的敌人则逃到北面的山上。
好容易回到家乡，又进了阔气的县城，二十九团立刻乱成一团，大批人相互招呼，跑去理发、吃饭，想给家人来个好形象，虽然说不上衣锦还乡，至少也得算是平头整脸。城里乱嘈嘈吵成一团，朱德顿时脸色煞白：城外的敌人还在反攻，他的部队已经乱了，这仗还怎么打？
不等朱德把部队收拢，城外的敌军已经整理完毕，开始反攻。红军既然不讲规矩，他们自然也来真格的，向彬州发起了冲锋，一团乱麻的红军都忙着理发逛街，当然招架不住，只好狼狈退出彬州，然后在退往资兴的路上，他们碰到一座桥。
平时碰到什么都不是问题，但在被人撵着屁股打的时候，桥就是个要命的东西。人群马上在桥上挤成一团，谁叫也不听，后面却是要命的枪声，二十九团本来就军心涣散，这时更加慌张，索性自行分成几股人马，四处逃得不见踪影，成为各地民团的剿杀对象；等朱德把部队重新收拢的时候，曾经人数众多、打仗顽强的二十九团，只剩下一百来人，其他都损失掉了。
看着大军变成一群被人追宰的羔羊，朱德只能欲哭无泪。二十九团已经不存在了，但他的二十八团还在，在敌人的重重包围里。
井冈山的红军终于走到了绝路。朱德被困在湖南，毛泽东分散在永新，一切的起因，只是因为多了两头猪一样的领导。
说起来永新的毛泽东处境比朱德还要糟糕，因为赣军虽然战斗力不强，人数却不打折扣：十一个团。
用两个装备不齐的营，去迎战十一个正规团，毛泽东不是高达或终结者，也没有枪林弹雨里爆发小宇宙的本事，他的唯一希望是朱德赶紧带大部队回来，帮他解决问题。
然而特委书记、极品猪头杨开明却告诉他，省委是不会错的，朱德是不会回来的，问题只能靠你自已解决，我只管打酱油。
形势骤然间变得极其严重起来。毛泽东知道，指望省委或特委良心发现、好好考虑他们绝对正确的指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只有他自已，那他就只能靠自已，去迎战王均的十一个团。
没有时间争吵，也没有人可以帮忙，毛泽东充分发挥了农民兄弟的本色，精打细算地把部队一个连一个连地散在永新周围，分三个方向骚扰永新城里的敌军。好在红军在永新很有群众基础，虽然正规军不多，却有大批农民团帮忙（两三万人），拿着鸟枪梭镖日夜不停地制造声势、袭击运输队伍。
王均显然没见过如此宏大的阵势，一时不敢随意出动，生怕又中红军的计谋，于是呆在永新城里，观察毛泽东的动向。
整整二十五天时间，比毛泽东兵力强出十几倍的赣军就在永新城打酱油。不管他们从哪个方向突击，毛泽东都挡不住，可这帮人竟然什么也没做，只管呆在城里强力围观。
虽然成功蒙骗了永新的赣军，毛泽东心里一点也不轻松。他知道虚张声势的把戏演不了太久，迟早有一天会被人看穿，永新城表面上非常平静，其实危机四伏，随时可能出现风吹草动，把他糊的纸皮窗户戳穿。
八月中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天天提心吊胆，从湖南终于来人了，但来的不是朱德的援军，而是湖南省委派的另一位钦差巡视员，袁德生。
袁德生来永新的任务，是传达湖南省委的最新、最新指示。
本着脑残无止境的精神，湖南省委在把局面搅得一塌糊涂之后，又突发奇想，告诉毛泽东说，湖南的军阀们已经异常混乱，基础也非常薄弱，红军应当马上向湘东突击，占领萍安、安源，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湘南暴动相呼应。
可以看出来，省委的布置是精心算计过的，前一次指示先拉走朱德的两个团，等根据地空虚之后，再把剩下的人也全部拉走。毛泽东终于明白，湖南省委就是那只吃了秤砣的王八，不把井冈山的根据地败光不算完。
和杜修经一样，袁德生对巡视员的地位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面对九死一生的红军们，袁钦差同样神气活现，宣布省委的决定“绝对正确”，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
毛泽东已经烦透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奇葩。虽然是下级，要给上级几分面子，但他还是忍不住提了几个问题：
湖南省委有多了解本省的情况？工人运动现在情况如何，有没有罢工？农民有没有起义？白军有没有哗变？学生有没有罢课？四周有多少游击队，打了哪些仗？
袁德生当然答不上这些问题。面对毛泽东“和颜悦色”的提问，他只能支支吾吾，满头大汗。但是袁钦差问题可以不答，命令却是一定要执行的，于是又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扯皮会，从白天一直扯到深夜，毫无结果。
正当大家纷纷打呵欠的时候，有人冲进会场，带了一个消息来。
朱德从江西出发的时候，带了不少农民搞运输，二十九团被打垮，农民运输队也就烟消云散，不少人又逃回家乡。正好有个农民是永新附近的人，毛泽东开会的时候，他刚刚赶到家。
这个农民不仅自已找回了家，还告诉了家里人前线的情况：朱老总的二十九团已经垮了，队伍全都失散，我是逃回来的！
二十九团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开，并在第一时间上报到指挥部。此时袁德生正在传达省委“绝对正确”的指示，顿时会场炸了锅，所有人都是怒火万丈：你们这帮脑残把朱老总的部队拉去湖南，害得二十九团覆灭，现在又来打三十一团的主意，还要脸不要？！
会场上一片嘈杂，大家都在声讨省委，控诉声此起彼伏，袁德生顿时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提他的“绝对正确”。等怒火发泄完了，才开始研究另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很难走，因为他们无路可走。
四周都是绝境，没有希望，只有绝望。
二十九团肯定是全部损失掉了，朱德和二十八团也被困在湖南，靠自已的力量无法冲回来，现在能用的兵力，只有两个营。
两个营的红军有几个选择，或者按省委的指示去湘东送死，或者去湘南营救朱德，或者回井冈山跟对手打游击。白白送死当然谁也不愿意，但如果去救朱德，就意味着井冈山兵力空虚，根据地会很快完蛋；不救朱德似乎也不行，因为光凭毛泽东的两个营和袁文才的地方团，应付不了赣军的十一个团。
要么和朱德一块出席追悼会，要么先给朱德开追悼会、自已再完蛋，总之在压倒性的敌人面前，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是死路一条。会场群情激昂，大家纷纷提出自已的主张，但对如何解决危机，所有人都无奈地认为，没有办法，死路一条。
就在一片压抑中，毛泽东站了起来。面对同生共死的红军指挥员们，他扫视会场，然后有力地压了压手。
作为根据地的精神领袖和指挥官，毛泽东已经是大家的希望，也是所有人的信念所在。因此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他有什么办法解决危局。
在一片沉默中，毛泽东有力地说出了他的办法：光救朱德肯定不行，缩回井冈山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只能兵分两路，一个营去湖南救朱德，一个营联合袁文才守井冈山。
又是一片沉默。
这个方案危险性实在太大。要把单薄的兵力再次一分为二，而且两路人马必须全部获胜，根据地才有希望，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池，大家都要全军覆没。但是所有人也清楚，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不按毛泽东的意见，等待大家的命运是必死无疑！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在毛泽东自信的眼神鼓舞下，红军指挥员恢复了自信。他们纷纷挺起胸膛，接下新的作战任务：由三十一团第三营远征湖南援救朱德，一营迅速回井冈山、同袁文才一道击退敌人。
援救朱德的任务最为危险，但第三营没有怨言，因为毛泽东将亲自带队，把至关重要的主力二十八团接回井冈山。
开完大会，毛泽东来不及休息疲惫的身体，匆忙地收拾简单的行李，准备出发。
朱德是生是死、二十八团在什么地方，他都不知道。但他知道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必须找到朱德，把他救回井冈山，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也是根据地唯一的希望。
迈出屋门，新婚的贺子珍默默地送他远去，什么也没有说。
你若回来，我等你；你若不回来，我为你报仇！
带着家人的思念，带着根据地的重托，毛泽东领着几百名红军，冲向强敌环伺的湖南。
毛泽东的湖南之行还算顺利。他在桂东找到了朱德的部队，此时朱德正被吴尚追得团团转，毛泽东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
由于杜修经仍然在名义上是党委的最高领导，朱德和毛泽东决定找个地方开会，好好算一下帐，省得这位小兄弟再来指手划脚。在吴尚的穷追猛打下，毛泽东同朱德一路转移，一直到八月二十三号，才在桂东的寨前村抽出空子，召开前委会议，开会的人不多，只有五个人：朱德，毛泽东，陈毅，杜修经，龚楚。
杜修经也知道自已捅了大漏子。面对毛泽东等人的质问，他没有什么好说的，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表示对失败负责。于是前委通过决议，毛泽东、朱德带大队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率领赤卫队开展工作。朱毛的意思十分一致，这两头领导去哪里革命都可以，就是不要来井冈山，那里不希望看到他们的身影。
把根据地搞得一团糟，险些全军覆没，杜修经也确实没脸再呆在井冈山。但正所谓智商无下限，大家都不说什么的时候，杜钦差居然又不甘寂寞，提出要把陈毅留下来，跟着他打游击。
被点名的陈毅没说话，毛泽东也没有说话，两个人都把脸拉下来，仿佛面对的是空气一般，反而是厚道的朱德忍不住了，当众大声训斥杜修经：“你是硬要把我们拉垮吗？！”
杜修经脸胀得通红，终于闭上了他多余的嘴。
开完大会，红军立刻离开寨前村，返回井冈山，由二十八团二营打头阵，大部队紧跟在后面。
然而二十八团也坚持不下去了。长期的跋涉，友军的覆没，上级的脑残，还有艰苦的山地作战，打前锋的二营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二营营长袁崇全决定，投奔赣军刘士毅。
按照党指挥枪的设置，袁崇全是没有能力把部队带走的，但同意投奔赣军的不光是他，还有党代表杜松柏、副营长曹振飞等人。换句话说，二营几个主要领导，都想去朱培德手下打工。
刘士毅显然不管失业招工，要想在他手下混饭吃，必须要有足够的诚意。袁崇全选的见面礼，是他手下的所有军队，包括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连，相当于二十八团一半兵力及全部重武器。为了跳槽行动能一帆风顺，袁营长没有跟手下交待情况，而是不声不响地把队伍带到敌人手中。
八月二十五号，袁崇全带着他的二营，象往常一样行军。走着走着，他的路线开始出现偏差，渐渐向附近的刘士毅靠近。眼看朱德的一半兵力就要姓另一个朱（朱培德），关键时刻毛泽东的“支部建在连上”政策起了作用，几个连长发现路线不对，搞清楚袁营长想去敌人那里找饭吃后，立刻带着手下离开行军纵队，陆续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返回大部队。
收到袁崇全叛变的消息，朱德十分恼火，立刻下令抓起袁崇全、把其他人带回来。这时团长王尔琢表示，他同袁崇全是老乡，又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愿意去做思想工作。
除非现场火并，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朱德等人只好同意王尔琢的方案。
王尔琢于是带着警卫排，匆匆忙忙赶到二营驻扎的思顺圩，此时林彪的一营已经把镇子团团围住，随时准备火拼。王尔琢一面叫手下不能随便开枪，一面走进圩里向大家喊话，要袁崇全冷静。
听到王老乡诚恳的喊话，袁崇全抄起了两支驳壳枪，冲到门口，然后对准他的黄埔同学、湖南老乡王尔琢，毫不犹豫地开火，把他打死在街上。
看到王尔琢被打死，所有人都呆住了。
作为团长，王尔琢一贯身先士卒，平时和大家同甘共苦，威望值极高，可以说是大家的精神偶像。看到他倒在袁崇全的枪口下，现场的士兵马上醒悟过来，立刻把枪口对准袁崇全，同时外面的一营也拉响了枪栓，准备替王团长报仇。
看到情况不妙，袁崇全知道闯下了大祸，眼前的部队显然是拉不走的，他只好带了几个人冲出去，而最值钱的步兵连和迫击炮连，只能忍痛留给朱德。
失去王尔琢，朱德十分悲痛。但他没有太多时间纠结，在简单的葬礼后，他和毛泽东继续行军，终于把二十八团从绝地带了出来。经历过湘军的会剿、钦差的脑残、友军的溃败、军阀的围攻和下属的叛变，伤痕累累的二十八团回到江西，准备重新登上井冈山。
朱德和毛泽东曾经设想过很多回家的场景。在主力倾巢出动的日子里，井冈山面对着湘军和赣军的联合进攻，最坏的情况是根据地已经被敌军全部占领、他们要到别的地方重新打游击，最好的情况是袁文才还能在某个角落勉强支撑，等着他们赶来救援。
总而言之，经过湘赣两军的联合清剿，井冈山的情况肯定不会好，前方仍然有一场恶战等着他们。
然而奇迹还是发生了。井冈山上没有烧杀，没有烟火，只有满脸笑容迎接他们的同志。朱德和毛泽东都十分吃惊：敌人在哪里？
然后他们听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回答：敌人被打跑了！
朱德和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自已的耳朵，因为他们知道，进攻井冈山的除了赣军，还有作风顽强、诡计多端的湘军，即使自已带着主力守在家里，也不一定能打退他们。可袁文才、王佐同三十一团的一营，总共只有三个营，竟然守住了若大的井冈山，还把这批联军赶了出去！
能打退如此强大的联军，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奇迹，而奇迹发生的地方，叫做黄洋界。
黄洋界上炮声隆
自从会剿以来，井冈山上的人，已经度过了很多惊险的日子。
七月中旬的时候，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到宁冈对付湘军，随后朱德跑去湖南，毛泽东到永新吓唬赣军，袁文才和王佐则回来守老家。到了八月中，朱德在湖南被脑残们暗算，毛泽东亲自带队去救，井冈山上只有袁文才的老部队，当然还要加上从永新赶来的三十一团第一营，他们身后，是气势汹汹的大队敌军。
在永新的赣军已经呆了二十多天，周围都是毛泽东的赤卫队，作为赣军总指挥，王均的心态很平和。他把大部队留在永新不出动，一是毛泽东的声势实在比较大，二是想等湘军一齐行动。
前几次会剿，都因为赣军贪功深入、湘军不肯出力向前，所以这次两军要联手作战，绝不孤军深入，绝不掉进红军的圈套里。毛泽东天天在永新敲锣打鼓，他就是不肯出头，安心蹲在城里比耐性；终于毛泽东忍不住了，带着部队赶去湖南救朱德，而吴尚的湘军打垮二十九团后，也开始重新集结，从酃县沿着宁冈的老路，向着井冈山的方向发进攻。
对手腹地空虚，友军全力推进，于是王均从永新城的太师椅里站起身来，亮出了他的屠刀：大军进攻，会剿井冈山！
袁文才已经撤走，毛泽东也远去，根据地顿时陷入腥风血雨中，几个县城全部被敌人攻占，到处是抓、杀共党分子的国军，还有嚣张的还乡团和叛徒。房屋在冒烟，尸体在淌血，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各层组织几乎被全部破坏，一切都意味着两个字：失利。
除了井冈山。
山下的根据地狼烟四起，山上还是红旗飘飘，一片革命景象，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一营，仍然驻守在井冈山。
八月下旬，狼来了。
进攻井冈山的是湘军吴尚的三个团加赣军一个团。两股人马在宁冈城顺利会师，然后大张旗鼓地牵起手来，向井冈山进发。
从兵力上看，湘军和赣军都有点小气。不过实在没办法，江西的道路条件差劲，湘军大老远地赶着马车送给养，那时没有省道国道，游击队搞的武装收费站却到处都是，能一面对付朱德、一面支持三个团的兵力“远征”，已经相当够意思了；至于赣军，只能说不提也罢。
守在井冈山上的，是三个营，其中袁文才两个，朱云卿一个。
面对强敌进攻的局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马上召集所有人开会，研究应付方法。不少人都建议，井冈山是守不住的，不如尽快撤到深山里，等毛泽东接回朱德来再说。
提出撤退的人并不是右倾，也不是失败主义，因为这一次进攻确实难以招架。
虽然地势险要，井冈山却有五个哨口，控制着重要的道路通向腹地，要想阻止大部队的进攻，就必须同时守住五个哨口，失守哪一处都不行。这五个哨口分别是八面山、桐木岭、双马石、朱砂冲和黄洋界，换句话说，敌军是集中兵力而来，红军却要分兵五路设防。
三个营分兵五个方向，去防御四个团的集中进攻，这种仗鬼才打得赢。
然而现实偏偏是个见鬼的世界。明明白白的兵力对比摆在眼前，久经战阵的朱云卿和何挺颖却非要打，理由也很简单：如果放弃井冈山，大家撤到哪里？
躲到深山自然是不错的，但深山老林里没有粮食，伤员也没有地方安置，别说打游击，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如果撤到山外，显然更加没有地方安身。
一句话，守山很难，但不守山就无路可走。在生存的逼迫下，红军们爆发了惊人的勇气：四个团又怎么样，叫他有来无回！
鼓起大家的士气后，朱云卿开始同大家研究兵力分配。由于五大哨口的黄洋界离敌军最近、位置也最紧要，主力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要亲自镇守，另一个连留在永新牵制敌军；袁文才带一个营在山下打游击，王佐带另一个营，负责其他四个哨口的防务。考虑到兵力实在太少，根据地的赤卫队、担架队、妇女团、儿童团全都出动支援，每人至少要做两百个竹钉，加强防御工事。
这里要专门介绍下红军的第一代生化武器：竹钉。
所谓竹钉，顾名思义是指用竹子削的尖钉（或尖刺）。但红军用的竹钉可绝不是尖刺那么简单，事实上，竹钉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兵器，具体制作工艺是竹子先削尖，然后混在谷壳里炒干，再泡到马尿一类东西里吸胀，最后还要涂一点桐油。
经过这些工序制作出来的竹钉，不仅坚硬锐利，而且有一个极大的优点（或者说缺点），就是有毒。虽然不加砒霜一类化学药品，可粪尿一类东西极容易引发伤口感染，那时又没有抗生素，一经戳伤马上溃烂，疼得哭爹喊娘，伤口就是不愈合，实在是居家旅行、坑人守寨的纯天然环保生化武器。
分完任务，做好动员，三十一团一营还在永新骚扰赣军，收到命令后，营长带着两个连急行军，终于在八月二十九号赶回黄洋界。他们赶得很及时，因为第二天，湘军也到了。
八月三十号清晨，一夜没睡的两个连刚刚修好工事、埋好竹钉，湘军的三个团就发起了进攻。在崎岖的山地上，湘军冒着子弹向前推进，不停地有人踩到新埋的竹钉，疼得尖声嚎叫，此时周围的赤卫队马上用鸟枪、土炸弹四处袭击，打退了第一次进攻。
第一次不行，就会有第二次。很快对山炮、机枪压制了红军单薄的火力，湘军一次又一次冲锋，一次又一次退下去，每次都能比从前靠进一点；一直到下午四点，湘军终于打到朱云卿的第四道防线。
情况变得严峻起来。仅仅打了半天，守卫黄洋界的两个连就见了底，他们的子弹快要不够了，敌人却越来越多、火力也越来越猛。看到情况紧急，朱云卿亲自指挥人马往山下扔大块石头、木头，然后点燃油桶里的鞭炮冒充机关枪，同时几个山头的妇女团、儿童团也四处摇旗、吹号，喊打喊杀，不时还打几下鸟枪，虽然没有战斗力，但声势着实惊人。
朱云卿的疑兵计果然吓住了湘军。就在他们惊疑不定、以为来了援兵的时候，朱云卿施出了最后一招杀手锏：打炮。
红军是穷部队，一营本来是没有炮的，但茨坪有个枪械修理所，刚刚修好一门迫击炮，赶紧一路抬到山上。朱云卿亲自命令炮手对准敌军指挥部，把所有三发炮弹全部打出去！
炮手毫不犹豫地瞄准，然后拿起炮弹，发射。
第一发炮弹飞了出去，却没炸，原来是受潮了。
炮手胀红了脸，又抄起一发炮弹，发射。
还是没炸。没办法，山上环境太潮，引信经常失效。
炮手咬咬牙，拿起最后一发炮弹：大哥你可一定要争气呀！
第三发炮弹打出去，终于爆炸了，成功地在指挥部里冒出一股小白烟。失去前进指挥部的湘军立刻成了没头苍蝇，面对满山遍野的喊杀声（假的）和炮声（只有一响），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很切实的问题：红军是很寒酸的，只有主力部队才有迫击炮一类奢侈品，怎么会在黄洋界出现呢？
很明显，红军主力回来了，他们肯定面临着前后夹攻的危险。
很多人都知道湘军勇敢剽悍，但湘军打仗其实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多疑、喜欢用计，这也是红军几次跟湘军打交道，始终骗不了对方落单的重要原因。感觉上当的湘军没有恋战，而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出了黄洋界，然后趁着夜色一路狂奔、连夜逃回湖南，游击队想组织送个行都追不上。当然湘军们在给上司的报告里，必要的艺术加工是免不了的，例如红军炮火连天、前线指挥官奋战中炮、部队在重围中拚死突围之类英勇事迹。
对黄洋界上的朱云卿来说，一切就象做梦一样，刚才还被打得焦头烂额，突然间打响一发迫击炮，竟然炸得一片鸦雀无声。从硝烟弥漫的阵地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他们还生怕对手夜袭，结果赤卫队很快传来消息，敌军已经回湖南了。
湘军走了，赣军当然也不会有多大斗志，听说友军已经走人，他们也学着夺路狂奔，赶在“红军主力”来到之前逃回家去。当朱德和毛泽东回到根据地的时候，等着他们的，是完好无损的井冈山，还有信心万丈的同志。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西江月 井冈山》 毛泽东
九月五号，朱德和毛泽东到了遂川，准备重返井冈山。在遂川城外，他们同朱云卿的三十一团一营会合，在分享过黄洋界的胜利传说后，他们共同对付了最后一股敌人：赣军刘士毅的独立第七师。
刘士毅卡在遂川城里，无法吓退，无法迂回，他们就是冲着红军来的。
离根据地只剩最后一步了，朱德和毛泽东当即下令，全军出击决战，回家！
朱德只有一个团多一点，而刘士毅是一个师，从人数、火力上看，想回家应该是件十分不靠谱的事；但我们也知道，由滇军军阀领导江西壮丁组成的赣军，战斗力更加不靠谱。在二十八团一心回家的勇猛进攻下，兵力占优势的刘士毅竟然左支右拙，最后全师崩溃，扔下两百多支枪逃往赣州。
一个团打垮一个师，朱德和毛泽东都很高兴，但更高兴的是打扫战场时，有人发现的消息：袁崇全的尸体也在里面。
害死王尔琢后，他是逃掉了，但也只逃了二十天。而在庆祝完一系列成就后，朱德和毛泽东顺利回到井冈山，一切还是那样熟悉，崎岖的山路，村间的鸡鸣，还有赤卫队操练的口令。
终于回家了！
几次会剿失败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忙其他的事情。
他把共产党称为共那个匪，共产党也骂他是蒋匪，两边互匪了几十年，到死都没个结果。总地来说，蒋匪对共那个匪，目前还不是很放在心上，因为对党国的军政大员来说，有更多操心的问题。
一切要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流的时候说起。
宁汉合流时的蒋介石很风光。他把共产党杀的杀、关的关，汪精卫也和共产党翻了脸，转向同自已合作。看到汪主席放下身段赶来南京，蒋司令仿佛看到一条大鱼钻进自己的网里，笑得嘴都合不拢来。
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来的不仅是大鱼，还是一群大鲨鱼。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片形势大好的蒋主席在各方面压力下撑不住了，宣布退职下野。
对蒋司令在风头上功成身退，很多人都是夸奖不已，有的书上竟然吹捧曰，蒋司令北伐略有不顺，个人的道德追求又比较高，所以引咎辞职，潇洒走一回。
对这种道德文章，向来是不用在意的，可以直接扔进垃圾堆里烧火。蒋司令一生最爱兵权，北伐时被打得要自杀的时候都不肯辞职，打个仗不顺是兵家常事，哪里就至于下野呢？
说到底，还是蒋司令收罗来的盟军太强大了。汪精卫虽然合作，却不是卖身投靠，连锁加盟的武汉帮更是个个兵强马壮，随时准备吃掉蒋司令的地盘。蒋介石忙乎半天才发现，自已抄了共产党的场子，结果反而被大大小小的帮派包围了，这帮老大有不少都跟他在关公面前拜过把子，可以随时会学他来个黑吃黑。
蒋委员长手下的帮派粗略统计一下，大致有如下几派：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的唐生智、江西的朱培德、西北的冯玉祥等；山西的阎锡山虽然暂时还没什么动作，但也不象安份的样子，最可怕的是，手下的何应钦居然也同白崇禧眉来眼去，串通起来逼宫。
树大招风的蒋介石很快尝到了出头鸟的滋味。国民党同共产党矛盾这么久，大家都拖着不动作，就等有人出头，好一块砸石头。汪主席是同共产党闹翻了，但他不光反共，而且还反蒋，手上的兵全都对着南京，只是靠着李宗仁的调解暂时没有开火。蒋介石当然知道里面的微妙，于是赶紧跟李宗仁一见如故（早干嘛去了），从理想到交情都发现特别投缘，立刻拜了把兄弟，在关帝爷面前拉起一片交情；可这年头把兄弟能靠多久也难说，许崇智司令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蒋介石读得懂周围人的眼光：扳倒你，老子不就是老大了么？
由于周围的鲨鱼实在太多，蒋介石不得不先退一步，在北伐遇到挫折之后立刻下台。如果不赶紧走人，下一步就是被人赶走，自已的下场说不定还不如共产党。
蒋介石窝了一肚子火：这个摊子谁爱撑谁撑，兄弟不陪你们玩了！
蒋司令轻轻地走了，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而且把实力派都留了下来，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下台归下台，黄埔军校的班底还在，这帮学生军谁也不服谁，除了他别人镇不住。
下台后的蒋介石很有闲心。这年九月，他去了日本“考察”，同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叙了叙旧，回来后立马找人定亲：孙中山的小姨子宋美龄。
本来孙中山是想把小姨子推荐给谭延闿的，可是谭延闿念着亡妻不肯娶亲，最后转介给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是大喜过望，他本来有老婆有小妾，但为了能娶宋美龄，立刻办齐了各项离婚手续，又依宋美龄的意思信了基督教，于是诸事大吉。
二七年十二月一号，毛泽东在井冈山喝风的时候，蒋介石同宋美龄在上海风光结婚。算起来他和毛泽东都是重婚，都有儿子，婚期也只差半年，对这种巧合，只能说，他们真不是商量好的。
蒋委员长洞房花烛，国民政府却是乱成一团。十二月广州共产党人发起暴动，虽然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汪精卫那时正在广州，脱不掉干系，在李宗仁桂系的强大压力下，汪精卫不得不宣布下岗出国。南京政府顿时群龙无首，谁都知道主席这个位置好，但相互倾轧得太厉害，竟然没有人能坐上去。
周围几派军阀都盯着，黄埔系的学生军们也不服气，谁敢来？
蒋委员长回家娶小妞去了，汪主席出国看洋妞去了，国民政府找不到人签字，可大家又都知道，在中国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另一派人马，就是北方的军阀。
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此时还在北京，看到国民党内讧，立刻联合张宗昌大打出手。为了让蒋系军队能心甘情愿地顶在火线前面、多分担一点火力，北部军阀冯玉祥、阎锡山都表示，大海航行靠舵手，国民革命靠大哥，蒋仁兄还是很有才干的，回来帮忙吧！
草原的狼群不能没有头，大家最后还是迎回了新婚的蒋介石。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号，蒋介石开开心心地回到南京，这次上岗的头衔是北伐全军总司令。二月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任命他当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决定蒋主席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黄埔军），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西北军），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晋军），湖南湖北各军也加入北伐行列（桂系），气势汹汹地找张作霖和张宗昌要地盘。
有了蒋主席做领头狼，四路大军果然连连告捷。北方的张宗昌支撑不住，国民革命军不久就打到了山东，然后他们碰到了一个大麻烦：日本。
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山东一直是日本的目标，从前还惹出过五四运动之类的大事。对日本来说，中国如果统一，将非常不利他们的吞并设想，因此一定要想办法，阻挠蒋介石的北伐军。
虽然蒋介石很亲日，虽然他同不少日本高层都是好朋友，但所有的一切都无关交情，只有利益。
五月一号，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了济南，早有准备的日本军队立刻开火，宣布有侨民受到攻击，并在济南乱杀中国军民。
早在进攻之前，蒋介石就知道日本人会闹事，因此千叮万嘱，绝不能招惹日本人。可你不去招惹他，他还是要来挑衅你，一句话，就是要打你，怎么样？！
看到日本人蛮不讲理，蒋介石于是施出第二招：派外交使节。
通常来说，外交使节都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但日本人却表示，南京的国民政府同本国还没有建交，因此来的人不算外交官，也不享有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
然后，日本兵把南京外交使节蔡公时抓起来狠狠殴打，最后割下他的五官，一点点折磨到死，一边还看着蒋介石：我侮辱你了，我杀你了，来打我啊！
蒋介石很头痛。他现在虽然是政府首脑，手上那点本钱却非常有限，实在不够和日本人较量。他也很清楚，济南的日本兵并不是没脑子的愤青，这帮畜生是想找一个借口，只要他的北伐军反击，日本就有了参战的理由。
蒋介石决定忍。
虽然使节被杀，虽然挨枪挨炮，他还是下令北伐军绕开济南，不管日军如何开火都不能还击，一定要忍（其实还是有少部分进行了对抗）。
于是日本人在济南大肆烧杀，但最终没找到机会同北伐军开战。
绕过山东，蒋介石一路北进。此时北方只剩下张作霖的奉系，蒋司令人多事忙，党务军务抓不过来，又想起胡汉民来。
自从廖仲恺被刺后，胡汉民已经坐了很久的冷板凳。反正已经同共产党翻脸，廖仲恺的案子也不了了之，胡委员抓党务是一把好手，还跟汪精卫有仇，对军事却一窍不通，正是蒋介石需要的帮手型人才。
既然是人才，就来帮点忙吧！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