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陈泊是“暗藏的英国特务”，就无法解释他在延安破获假冒田守尧刺杀毛泽东的特务案。
特工，无论是国民党的特工，还是英国的特工，潜入共产党内，能够获得的最大成就：一个是更改中共的基本战略，比如放弃与国民党的斗争；一个是自己担任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更改共产党的政策；最后一个就是刺杀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以陈泊的地位，没有更改共产党最高战略的可能，在可以预设的时间里没有取代毛泽东的可能，那么他破获国民党特务假冒田守尧刺杀毛泽东的阴谋就可以证明他绝对不可能是敌对势力的潜伏。
无论罗瑞卿还是谭正文都不是糊涂人，糊涂人不可能领导一大帮人破获那么多的敌特。无论罗瑞卿还是谭正文也都不是丧心病狂的迫害陈泊，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和陈泊的矛盾是工作上的内部矛盾，但他们更加知道以陈泊的位置和叶剑英的背景，如果以工作分歧处理陈泊，最多也就给他一个处分，不可能通过陈泊的被打倒而重创叶剑英。
陈泊是根据地干部、军队干部打击叶剑英为代表的广东地方干部的突破口，“暗藏的英国特务”仅仅是一个莫须有的借口而已。
陈泊、陈坤都是叶剑英点名到广州市接管公安局工作的，叶剑英对两陈的工作政绩非常满意，两陈案一出，叶剑英大为不解。他对罗瑞卿说：“陈泊的历史我是了解的，他在南洋的时候，革命立场就非常坚定，以后到了延安，一直表现很好，屡立奇功，是个难得的公安领导干部，怎么会是英国特务、反革命呢？”
叶剑英暗示罗瑞卿是不明是非。
罗瑞卿的回答是：“你只了解陈泊回国后的那段历史，却不能了解他在南洋被捕后的这一段。”
罗瑞卿不否认陈泊归国后的贡献，因为无法否认，他也不拿工作分歧当由头，工作分歧不能这样残酷斗争，他用陈泊在南洋的历史无中生有。
叶剑英说：“他为了处死叛徒，在搞炸药时把手都炸掉了，这能不说明问题？”
不就是他的右臂重伤吗？我们已经进行过调查。
罗瑞卿回答：“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作为后人，我们也可以反问：罗瑞卿，你怎么能证明陈泊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但是，后人无法当面批评罗瑞卿，叶剑英也无法与拥有肃反特权的罗瑞卿相抗衡。
深为陈泊感到不平的叶剑英，只能曲意解释：“过去，在公安战线，利用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反用敌方人员为我服务，这是常用的办法呀。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的头上。”
叶剑英的讲话暗含两层意思：1、咱两个都是明白人，你之所以整陈泊，不是因为他是“暗藏的英国特务”，核心是你们对于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方法的分歧；2、陈泊的工作方针是经过我批准的，你们整治他，没有什么意思，有本事冲我来。
叶剑英的讲话很有道理，他一针见血点明了罗瑞卿迫害陈泊的实质是工作分歧，但叶剑英也有一个根本性的误判：罗瑞卿的确就是冲着他来的，只不过在最高领导没有正式表态前，他不便于暴露底牌而已。
罗瑞卿回答：“那是你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完全是这样。”
我罗瑞卿知道你叶剑英位高权重，我知道你在毛泽东那里有体面，我当然不能直接招惹你，但公安系统是我的领域，你叶剑英没有话语权，“你的想法”没有用处，我们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你只能干看着。
叶剑英无言以对了，只好从长计议，但此后他非但对“两陈案”爱莫能助，自己也被卷入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中。
“两陈案”，是广东政治大地震的先期征兆。
从谭正文来广东到二陈案爆发，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就是林彪、邓子恢、罗瑞卿、陶铸等军队、根据地干部留给叶剑英等广东地方干部和曾经的白区干部的一个自我纠偏机会，也是两个路线集团政治角力的过程，二陈案的爆发，当然不是罗瑞卿一人所能操控，虽然他当时拥有极大的权力（公安部长和公安军司令员），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默许，处理一个曾经被毛泽东赞扬过的老资格的保卫系统的高级干部是不可能的。
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展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300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妻子吕璜。从1951年7月起，已经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有关部门据理力争， 1952年陈坤死后，她才被允许探监。
吕璜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上级提出申诉。不久，在全国妇联秘书长曾宪植（叶剑英的前妻）的热心帮助下，她将一份7000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了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亲切交谈。
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
吕璜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
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吕璜怀着无比的感激与巨大期望，与邓颖超握手洒泪而别。
邓颖超果非虚言，不久，她将陈泊、陈坤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讲了，周恩来心情有些沉重地表示：适当的时候过问这件事。
周恩来的确过问了两陈的案件，不但从公安部调阅了相关的案件材料，还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交谈。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的关注过问根本无济于事。罗瑞卿大为震怒，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严厉指斥，取消了吕璜的探监权。
1951年11月，中央突然批评广东的土改进度太慢，“就像乌龟爬行”。12月25日，中南局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到广东后，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此后，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
但是，叶剑英和方方坚持自己的意见。
为解决叶剑英的华南分局和邓子恢代理的中南局的分歧，1952年6月12日，中央派专机把方方、陶铸接到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出席。
毛泽东当面批评方方说广东搞地方主义，并特别强调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泽东明确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了地方主义。”包括方方在内，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毛泽东接着说：“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并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的陶铸等人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毛泽东为叶剑英留了面子，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