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谭正文出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务委员、社会部部长、公安局局长等要职。
无论历史时期，还是建国初期，谭正文的职务都远在陈泊之上，如果不是因为改造广州公安系统，为什么把谭正文从首都外放广州呢？
上级和下级发生工作矛盾，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思想改造——人事监控——剥夺权力。
北京会议上，罗瑞卿、陈龙等公安部领导和陈泊激烈的争吵，属于“思想改造”的范畴。这个范畴不能解决问题，就进入了“人事监控”阶段。
陈泊的个性、功勋以及叶剑英的背景，都决定了等闲人物不可能监控陈泊，所以罗瑞卿选择了谭正文。
有些朋友不了解谭正文曾经担任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地位和权限。
中央社会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其成员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员和江西中央红军一些干部组成。
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肃反和情报工作，拥有极大的权力。
我以红一军团的领导体制举一个例子。
红一军团的政治保卫局局长是罗瑞卿。我们读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很多红三军团将领对缩编后罗瑞卿的跋扈的愤怒：连黄克诚这样耿直的将领也被弄得敢怒不敢言，至于张爱萍直接就开出了野战部队。
江西时期，周恩来控制军队和根据地的主要抓手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邓发 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掌握权力，其重要的表现就是他的秘书王首道逐渐取代邓发接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根据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意识到陕北肃反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派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与刘向三即刻奔赴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工作，控制事态，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1937年，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从苏联回国，逐渐取得毛泽东信任，开始领导肃反和情报工作。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与“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部长是康生，副部长先后有潘汉年、孔原、李克农等。解放战争时期，李克农接替康生担任社会部部长。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有情报部等。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叶剑英和李克农。
叶剑英也是共产党情报工作的核心领导，他在国统区的工作不仅仅是统一战线，还有潜伏网的布置。
叶剑英那个元帅，不是因为1935年草地分兵给毛泽东通风报信，共产党当然讲究个人的感情，但如果仅仅因为某一个人在特定时刻的特殊贡献就授予元帅，那也太搞笑了。
1975年12月21日，在康生的追悼会上，叶剑英致悼词。
致悼词，当然要够级别，但还要看联系：叶剑英和康生在战争年代是同一战壕的领导人物。
康生是中共的特务领袖，叶剑英也是特务领袖，但这种工作一般是不便于对外公开宣称的，叶剑英致悼词，本身就是对康生在特殊战线贡献的纪念。
康生在党内斗争中罪恶滔天，但在肃反和情报领域贡献极大。康生正如苏联的贝利亚：功勋卓著而罪恶滔天。
叶剑英去世前夕，将自己掌握的情报网移交给儿子叶选宁，因为海外关系最大的特点是只认感情不管组织信仰。
叶选宁的母亲曾宪植在1926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虚席的女学生，也是建国初期将陈泊蒙冤情况转告邓颖超的全国妇联副主席。
叶剑英去世后的1988年，为了发挥叶选宁掌握的情报系统的巨大作用，当兵四年的叶选宁破格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叶选宁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这个也是情报机构。
叶选宁的特别进步不少因为裙带，而是因为特殊工作的需要。
据说：叶选宁促成了吕正操和张学良的会晤，这个需要太多的秘密网络资源。
据说：叶选宁被称为“太子党的精神领袖”，虽然他的地位并不特别高崇。
我们看谍战片，蒋介石那边特务系统负责而庞大，实际那是表面文章，蒋介石对于情报工作的关注远远不及共产党：戴笠才一个少将，反观中共，即使不算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老谋深算的康生、元帅军衔的叶剑英，仅仅李克农的上将和王诤的中将就让国军的特工们相形汗颜。
社会部和情报部是抗战时期中共最重要的保卫和情报机构。
新中国筹建之际，社会部被撤销，政治保卫部分归入了公安部（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情报部分改设为中央军委联络部，原中央社会部秘书长邹大鹏任部长，并由原中央社会部部长、时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主管。
叶剑英曾经担任情报部副部长，当然知道曾经担任社会部副部长的谭正文的背景和来广东的潜在含义。
谭正文这样的人物，来广东担任那样多的职务，断断乎不仅仅是罗瑞卿所能决定的，他背后面应该还有林彪、邓子恢乃至毛泽东的影子。但是，叶剑英对于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的自信，更何况自己来广东之前已经向毛泽东强调了广东的特殊性，提议了重用广东地方干部。他认为，自己既然已经在毛泽东那里备了案，就应该很安全，他低估了林彪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影响。
谭正文来广东后，陈泊成为谭正文的第一副手。
从任何逻辑看，陈泊都必须接受谭正文的领导，执行谭正文的指示。
谭正文到任后不久，在向市公安局干部讲话中，对市公安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指责陈泊等人依靠三教九教、阶级异己分子、乌龟王八蛋来侦查破案，是混淆阶级界限，敌我不分，是路线错误。
陈泊坚决不肯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私下背着谭正文继续按照自己的方针办案。
双方矛盾不可调和，
1951年1月24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亲抵广州宣布拘禁陈泊和陈坤。谭正文当着罗瑞卿和叶剑英的面，当面揭发陈泊、陈坤“如何背着党相信敌特，包庇、重用敌特”，“重用中统特务梁侠，私自给予秘密的外勤处长职务，在梁的领导下，已发展特务二三百名，操纵了市公安局，使人民的专政机关变了质”等等。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两陈系“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
这个确实是胡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