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知道对手非常可能夜袭，毕竟白天是自已的天下，只有夜晚对他们有利。为了防止大刀队，他下令部队加倍警戒、延长布哨，同时机枪手严防死守，绝不能让人摸上阵地。
对铃木的想法，刘汝明十分有同感，所以他下令夜袭队一定要加倍绕弯、延长攻击，绝不能摸不上阵地。
天黑的时候，李金田继续带着他的夜袭队，从西侧绕路出发，连翻七个山头，终于来到日军的营地左面；在他们对面，张自忠的祁光远团也累得气喘吁吁，经过大半夜行军，好不容易才赶到日军右翼。
最先打响的，是李金田。
要说日本人的哨兵确实不白给。李金田才一靠近，立刻就被发现了，鬼子也不客气，马上集中火力，往大刀队的方向拚命扫射。大家都知道不能让夜袭队靠近，打得十分卖力，而且把右翼的部队也调过去，加强攻击。
面对炽烈的机枪，李金田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一点冒头的机会都没有，任凭鬼子大喊大叫地开枪开炮。而在另一面，祁光远无声无息地靠了近来。
本来是没有机会的，现在注意力都在那一头，不赶紧突击才怪。
从黑漆漆的夜里，突然蹦出几百人马，一面放驳壳枪、一面拿大刀砍人，鬼子顿时炸了锅。祁光远毫不客气，兵分两路照顾机枪阵地和营房，李金田也不讲什么江湖规矩了，以趁你病要你命的精神带队冲锋。
千防万防还是被人两路夹击了，铃木竭力保持镇静，派人挡住大刀队。但正所谓祸不单行，正在乱哄哄的时候，刘汝明不顾夜色，又带着主力插了一脚：他从罗文峪正面发起了进攻。
鬼子的承受力终于到了极点，不管是日军还是东北伪军、蒙古伪军，全都扔下阵地、扔下同伴，掉头向后逃跑。刘汝明和三路夜袭队毫不客气，操着大刀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天亮，铃木旅团一气逃到罗文峪北面十里的地方，这才重新安营扎寨，但已经再也没有进攻的勇气了。
看着铃木旅团的狼狈逃窜，刘汝明十分骄傲，他兴奋地向宋哲元报告：罗文峪大捷！
镇守遵化的宋哲元，心情不是小好，是大好。
根据日本公布的战报以及某些鬼子的所谓回忆录，喜峰口一线日军的损失并不大。例如第一晚的大刀队夜袭，日军包括伤员在内只损失六人，第二晚赵登禹亲自带队，也不过伤亡六十人而已，而且炮兵们还用刺刀打退了大刀队的冲锋。考虑到战时伤亡比例大概是五比一，日军医疗条件好，正常条件下有三分之一伤员能重新归队打仗，日军的真正损失，不过三十人。
日本人的数字非常、非常耐人寻味。
按照常理来讲，大刀确实比不上枪炮，但第二次夜袭时炮兵阵地被攻克、十八门野炮被炸毁，而且还丢了要命的作战地图，原来只伤亡六十人，服部旅团居然就不好好打仗，直接退了出去，让友军在罗文峪碰得头破血流，铃木旅团溃逃不止，实在是莫名其妙之至。
事情只有两个可能：一、日军战报是真的；二、不是真的。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说明服部旅团都是金刚护体的和平爱好者，不仅刀枪不入，而且见血就晕，损失六十人就把炮兵阵地和指挥所都扔给对方。发生这种事情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鬼子旅团都是张学良私生的。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我们都知道，鬼子的爹们是很多的，绝不可能只有张学良一个，所以只剩下第二种可能，鬼子在撒谎。
对日本人的诚信问题，懂一点二战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那就是根本没有诚信。死了硬说没死、输了非要说赢的比比皆是，甚至连天皇都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在伤亡数字上做点文章，实在是小意思。
所以宋哲元非常淡定。虽然日军说自已损失没有多少，但发出去的大洋，他心里很是有数，毕竟见一个人头给一份钱，有的人口袋里连装十五个人头，白花花的大洋发得军需官一个劲心疼（据说发出了七万块）。赵登禹两口宝刀（一百五十大洋一把的特制兵器，绝非地摊A货）砍得口子都卷了，要说敌人没什么伤亡，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宋哲元很有把握，在喜峰口几天的战斗，至少能有一千个战果；不过他也有一点问题，就是在对外宣传上，他的战报数字，是三千。
服部旅团总共也就五个大队，少了三千人，剩下的就不用混了。从服部后来调兵冷口的情况看，这个旅团还没太伤筋动骨，所以三千伤亡不大可能。但不管是一千还是三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宋哲元守住了喜峰口，而刘汝明则不仅守住罗文峪，还击溃了日军。
几天以前，宋哲元告诉二十九军，此次会战不求有功、只求能撑，不求象十九路军那样赫赫有名、只求对得住天地良心。几天后，当大刀队砍退鬼子的消息传开，宋哲元骇然发现，他已经成了全国最耀眼的爱国新星，声名直超蒋介石、何应钦，连十九路军也没有他拉风，已经快要上升到“战神”或“天王巨星”的级别。
对这种情况，宋哲元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大家这是怎么了？
其实宋军长不用激动，说到底，这是个群众心理的问题。
东北沦丧、上海失守、热河溃败，长城沿线告急，东北军软如绵羊，中央军顶上去也连连败退，全国都陷进了一种张惶、沮丧的气氛里，完全没有打胜仗的概念，也完全不相信自已还能打胜仗。一片哀鸿遍野声中，突然有一支部队横空出世，用古老的大刀把鬼子砍翻、砍退，砍得他们闻风逃十里，而且是真真正正地收复了一片国土，这支部队要是不当英雄，天下还有谁能当英雄？！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从这一天起，二十九军正式从地方杂牌升为一等一的明星军队，而大刀则成为它的招牌兵器，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要夸它两句，所有人都认为机枪大炮没什么可怕，只要二十九军抡着大刀往前冲就万事大吉。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名不见经传的名字，骤然间变成了现代武侠小说里的神秘刀客，仿佛只要他们一出手，鬼子就会被砍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看到西北军终于在自已手上重新发扬光大，宋哲元心里十分欣慰。想到三年前在山西山沟里同萧振瀛抱头痛哭的场景，张自忠等人也是十分感慨：一切都多亏有萧大哥啊！
喜峰口、古北口、冷口渐渐安定，大家都很自然地想到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走。
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秘密来到北平，召开军事会议。
对蒋委员长，大家都是非常尊敬的，而蒋委员长也很体谅革命同仁，十分礼贤下士地向大家道辛苦，并且表示对有功之臣会好好嘉奖，相关勋章证书等荣誉工作早已全面开展，保证一个都不漏下。
事实证明，蒋介石在荣誉问题上是有信用的。长城抗战结束之后，有关部门确实给有关人士批量签发了一大堆证书，连在古北口擅自逃跑的张廷枢都拿到了青天白日勋章；二十九军更是不在话下，能发的荣誉都发满了，让不少勋章控恨不得把眼珠都瞪出来。
但在革命领袖说完话后，却没有人没有欢呼雀跃，大家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蒋介石，眼神里全都是一句话：“下面呢？”
蒋介石被这种直勾勾的眼神看得发毛。他皱着眉头挥了挥手，“别看我，下面没有了！”
开会的人其实没有玩笑的意思，也不敢怀疑委员长性功能有问题。将军们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看重的不是勋章，而是援军和枪炮，而蒋委员什么都可以给，就是给不了这个，只管让他们继续往前顶。
对蒋委员长的小气，大家都很有意见。因为华北告急、全中国都十分危险，而蒋委员长只出了三个师，其中有一个还是从补充旅刚刚升级的新兵师。
叫我们在前方跟日本人拚命，你却在后方不出力，太不够意思了吧？！
从兵力上看，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几十万，包括恢复元气的德械师、税警团，完全有能力拉到华北来干一仗。可真正效力的只有古北口十七军，总共不过两三万人，还不到十分之一。
大家都在砸锅卖铁拚家底，委员长却想藏私，当然是不对的。有难同当，有日同抗，凭什么只有我卖命呢？
对这个严肃的问题，蒋委员长也是一声叹息：攘外必先安内，兄弟我要安内啊！
蒋介石说的安内，是指剿共。
自从毛泽东掌权后，中央苏区的动静是越来越大，从前只在农村分点田，很快已经进县城了，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也是越来越强悍，已经弄到一次能吃掉中央军几个师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都希望中国军人能联合起来，共同对外。结果蒋介石不哼不哈，张学良死不出头，莫斯科却得出了一个马列结论，认为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矛盾，正是拣便宜的大好时机，红军应该趁着机会加紧发展，把革命事业推向一个新高潮。
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实在不厚道，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居然不想着停火，而是指挥红军展开新一轮进攻。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看历史的时候，必须抛弃那种把人分成好人、坏人的简单方法，从表面现象中分析更深层的原因：在当时的共产国际眼里，国民党也好、日本帝国主义也罢，都是该革命的反动对象，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斯大林认为，国民党不抵抗退出东北，意味着他们执行对日本的投降政策，下一步肯定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头子（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联手，打造反共反苏基地，实现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大包围。而要打破这种包围，中国共产党自然要担起责任来，一方面消灭投降反动的国民党，一方面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世界革命中心的安全。
这是个神一般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接受了下来。九一八之后，中国共产党一面在根据地大打出手，一面向最险恶也最困难的东北派出了大批党员，要他们白手起家组织军队，光复国土、消灭日本关东军。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组织起来的抗日军队，就是光荣的东北民主抗日联军。
无情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和张学良不靠谱，莫斯科的马列主义也不靠谱。国联固然制不住日本，红军同样没有办法一举消灭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反而把蒋介石的注意力都引到了身上。
俗话说卧榻之旁只容姨太太酣睡，委员长却是打盹都要防着一帮磨刀霍霍的泥腿子，日常生活实在不省心；何况红二、红四方面军刚打了败仗，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华北虽然危急，却比不上自已的大本营重要。
当华北连连告急的时候，蒋介石却把兵力都放在江南，努力实现“安内”的目标；而他安内的手段，是剿共，把反对的人全都杀光，消灭一切不安定因素。不管是红军还是中央军，刀子捅过来的时候都是会反抗的（东北军除外），所以南方剿共的战事特别惨烈，损失也特别大，时间还拖得很长。
几年之后，蒋介石为自已辩护，认为自已能巩固南方、吞并西南各路军阀，建立抗日的大后方基地，全是因为剿共有功的缘故；但我们也知道，对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有时听听就可以了，不能当真。因为委员长不顾华北的时候，他还没有能力去考虑西南军阀，也预料不到中央红军会出走，他不救华北的真实原因，不过是想巩固自家的地盘。
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委员长何必讲什么聊斋！
长城抗战时开会的将军们其实很内伤。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把全部家底亮出来抗日的，委员长却只肯出不到十分之一的力气，而且还十分抠门，弄得象是求他一样。华北固然不能不守，可援兵也不能不派，不派援兵，日本人再打一个冲击，防线就会出问题！
关于援兵的问题，蒋介石没有继续谈下去。毕竟领袖很忙，千头万绪的事情有很多，来华北主要工作是听作战汇报，无关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
华北的命运就在这次会上决定了。比较搞笑的是，这次开会同时还决定了一个纸上战略家的命运。
在中华民国不怎么耀眼的军事历史上，有几个人是值得一提的，例如四大参谋长、两大战略家。所谓四大参谋长，是指杨杰、蒋百里、白崇禧、刘伯承，而两大战略家，则专指蒋百里和杨杰。
杨杰是中央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是军委会高级顾问。两个人都是理论专家，关在家里能写出一本又一本的报告，从国防战略到敌我态势，都能深入分析、头头是道，而且格式专业、笔迹工整，让人看得从心眼里佩服出来。
但作为战略家，蒋百里也有一点不足，就是从来没打过胜仗（下棋除外）。他身为全国著名的祥瑞参谋（非褒义），给谁打工谁完蛋，从蔡锷、吴佩孚到孙传芳、唐生智，无一不是谁雇谁失败、谁用谁倒霉，而且恐怖的是，竟然他夸谁谁也会倒霉，立杆见影、如有神效。蒋参谋最后的结局，是写了一部书稿，说反对他的人是短命鬼，一个多月后自已就病死了。
所以蒋百里虽然很有战略眼光，却没有用处，他的想法不管好不好，自已都是没法实现的，只能指望有人代办。对这类人，几千年前的赵奢曾经有过一个精辟的评价：纸上谈兵。
蒋百里不能办事，当然是十分不幸的事情。但是值得安慰的是，这位蒋兄并不孤单，因为在同一时代，正好还有另一位纸上谈兵的同道，跟他相映成彰，这就是蒋介石手上的“奇”才，叫做杨杰。
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参谋，军事理论家杨杰的事业生涯可谓顺风顺水，一路做到参谋次长、陆军大学校长的地步，比蒋百里顺得不止一星半点。而且作为天下第二参谋，杨杰不光喜欢写计划，还在战场上直接打过仗，属于实践结合理论的模范样板。
华北危急的时候，蒋介石又要剿共、又要抗日，华北局面还特别复杂，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蒙古军、日军、伪军全都掺和在里面。为了器重一下自已最看重的参谋，蒋介石把杨杰派到了华北，以参谋次长身份任古北口前线总指挥，受何应钦领导节制，希望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挽狂澜于败军之中。
第一次独挡一面抗日，杨总指挥十分激动，工作也特别卖力。他一到任就钻进指挥所，查阅了一份又一份地图、档案，尽职尽责地规划兵力对比、武器配备，然后开始写作战计划。
作为首屈一指的战略家，杨杰随便拿张全国地图就能写几套方案，对古北口一类小地方更是不在话下。只是杨总指挥的计划写得很好，却不能代替真枪真炮，东北军和中央军各打各的，先后被日军打出来，关麟征还负了伤。
赵登禹做前敌总指挥的时候，亲自挥着大刀跟鬼子肉搏；杨杰做总指挥，却连前线都没多迈一步。别的不说，至少他要能坐镇古北口的东北军指挥部，消息沟通都能灵便得多，东北军也不敢随便把参谋次长扔在前线。结果中央军奋力出击，却是连连败退，风头全让二十九军抢光了，全国都在夸西北汉子打仗勇敢，好象关麟征、杜聿明是浮云一样。
参谋次长出马就这种水平，要说蒋介石心里不失望，那是肯定不对的。虽然委员长没有说出来，杨杰却能感觉到那种若有若无的冷淡。
对举国闻名的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来说，这种结果显然比较伤人，杨杰思索再三，下定决心要加倍努力，拿出业绩来回报领导。
杨杰的努力，是重新定一份作战计划（比较囧）。
正当会场上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的时候，杨杰清了清嗓子，站出来发言。杨次长认为，他目前的情况非常有利，只要解放思想、大胆行动，就能化被动为主动，一举歼灭古北口的日军。
大家都被他的雄图伟略吓了一跳，赶紧听他有什么高见。杨杰得意洋洋地说，他认为可以把黄杰的师从南天门撤到密云，再往两侧配两到三个军，放关东军长驱直入，然后一举包围起来，聚而歼之。
我们有理由相信，杨杰在做计划的时候，一定详细查阅过地图，还研究过几支部队的兵力武器报表等各种理论数据，进行过详细的对比；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位纸上谈兵的专家没有考虑过纸面部队的实际效能–例如东北军。
不过在当年的民国，大家还是很讲传统礼仪的。听完杨次长的发言后，所有人都没有反驳，只是呆呆地不出声–被雷到了。
关东军打仗有多强悍，大家心里都有数，真的把一个师团日军放进关的话，如何才能兜住敌人谁也不敢打保票。而一旦战局有变（极有可能），日军就将兵临北平城下，一切都会无可挽回，那个时候再写多少份计划，恐怕也没有用了。
杨杰讲完他的馊主意，看到大家不说话，还以为自已计谋太高，把同事们都镇住了，不禁十分得意。于是在忘形的时候，他犯下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信口开河。
说他犯下第二个错误，是因为他已经先犯了一个大错。这个大错不是计划做得不完美，而是身为古北口总指挥，如此重要的想法没有先跟何应钦商量，却当着蒋介石的面拿到会上说，明显是不把领导放在眼里。
计划定得不好没有关系，回头可以商量着改，但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性质就严重了。
何况，何应钦也不喜欢他。
何应钦对杨杰其实不陌生，因为有个外号就是他给起的，叫做“杨大炮”。
广东人管孙中山叫孙大炮，是指孙中山喜欢信口开河、乱吹一气；何应钦私下里说杨杰是杨大炮，意思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杨大炮不把自已放在眼里，开会的时候当众出洋相，何应钦心里当然有些不大高兴。
可怜的杨杰还不知道自已得罪人，正兴高采烈地吹嘘现在前线战斗有多惨烈、部队如何英勇，何应钦不显山不露水地旁敲侧击了一句，“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据我所知（注意这四个字），整个长城防线都没有什么激烈战事啊。”
何应钦还算是厚道人，话没有说死，留了台阶给杨杰下。无奈杨杰当惯了校长，一点没有意识到里面的潜台词，当场顶撞何应钦：“我刚从前线回来，怎么会不知道情况，那里打得很激烈！”
本来只是小拌嘴，杨杰却把它上升到掌握战场情况的高度，在蒋介石和所有人面前，何应钦就不得不当真了。他当场给南天门打电话，问前线情况。
听到前线亲口说战事非常“平静”，杨杰涨红了脸，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蒋介石冷着脸看过全程，也是一句话不说。
很快，军事理论家杨杰被撤掉古北口总指挥职务，由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接任。
开完会，蒋介石走了，留在北平的是何应钦和黄绍竑两个搭档，他们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只有一个：关东军何时还会进攻？
关于何黄的问题，关东军司令武藤也不确定，事实上打还是不打，他在等一个人的消息。
华北乱成一团的时候，板垣在天津同样忙成一团。
有过九一八和一二八的经验，板垣深知对付中国不能光靠军事进攻，如果能制造政治骚乱、搞个代言人替自已说话，效果会事半功倍。因此关东军在热河正开打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天津，准备找人闹事，搞个独立的“华北国”出来。
按板垣的想法，若大一个天津卫藏龙卧虎，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督军的人一抓一大把，脱毛的凤凰和野鸡漫天齐飞，找个代言的华北王当然是小意思。没想到计划订得挺好，军部也拨了一大笔钱，在天津竟然没人肯接活。
送上门的国家领导都不干，板垣十分恼火。北洋政府里吴佩孚、段祺瑞一级元老都不肯跟日本同流合污，板垣只好礼贤下士，找些级别更低的角色；好在他平生最喜欢跟流氓打交道（物以类聚），也不嫌弃对方级别太低。
弄来弄去，一个肯上当的都没有，板垣于是琢磨出来，不是自已开的条件不够好，主要是关东军打得不够狠，这些人不相信日军能打进来支持他们，所以不肯办事。
武藤希望板垣早点暴动，他好派关东军接应；板垣希望武藤快点打进来，他好找到人接应。长城战局能临时稳住，不是关东军不想要华北，而是两个鬼子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哲学问题上没有搞好沟通，把问题弄拧了。
搞明白这一层，板垣决定改变战术，同时忽悠武藤和华北。一方面他给武藤大量发电报，表示自已早就准备就绪，包括宋哲元（！）在内的华北各路人马都愿意同皇军合作，只等关东军来一次大点的攻势就顺风倒戈，成立华北国；另一方面则加强工作力度，把手上好用点的人渣都派出去，让他们大力拉拢汉奸。
板垣觉得好用的人渣里面，比较有粪量的叫张敬尧。
被毛泽东骂、被谭延闿赶，张敬尧曾经象丧家之犬一样，流浪了很多年。
作为执政两年的湖南王，张敬尧能做到被全国一致唾骂，充分说明了他的人渣特性。而下台后此君也没闲着，先是在军阀之间投靠，然后又在大连勾上日本人，最后以“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奉板垣命令潜入北平，准备收罗流氓土匪搞暴动。
张敬尧的小动作没能瞒过蒋介石手下的情报部门。不久后，他就被黄埔六期生、特务处处长戴笠派出的杀手白世维打死在六国饭店，鬼子的把戏也由此大受挫折。但板垣并没有因此而消停，武藤仍在他的忽悠下往长城一线调兵，打算来个大突破。
喜峰口、罗文峪都太凶险，南天门地形又不大好，武藤决定首先突击的目标，是冷口。
开战以来，何应钦靠着几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勉强守住长城防线，一方面是前线大军英勇擅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武藤最开始只打算巩固热河边防，并没有投入太多兵力。喜峰口和冷口是服部旅团负责，古北口由川原旅团收拾，罗文峪的奇兵是铃木旅团。三个旅团要对阵三个中国军（二十九军、十七军、商震三十二军），当然容易兵力不足。
但在板垣一再发报后，武藤不得不认真考虑吞并华北的问题，投入的兵力也就越来越多。长城沿线开到的第一批援军，是驻守内蒙古赤峰的熊本师团。
熊本第六师团本来是防御中国守军抄后路的。为了加强防守，何应钦不得不把傅作义抽出来，送到前线去；因为没有傅作义，守军防线大部后撤，武藤顺势把铃木旅团放在赤峰旁的承德，抽出熊本师团，送到前线来。
蒋介石在北平开会的时候，熊本师团正在路上；傅作义还没到北平时，第六师团已经提前赶到了冷口。
转自天涯：红朝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