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命令传晚了，但总算是传达到位，铜鼓立刻发起暴动，三路大军一齐闹腾。因为起义时正好是秋收时分，史书上把它称作“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人打响的第二枪，也是毛泽东第一次领导的战斗。从组织上讲，这次起义是成功的，从军事讲，是完全失败的。
毛书记的三路大军听上去不错，其实能打的加起来也不过五千人，大部分农民虽然参加暴动，却没有一心造反的革命觉悟。湖南确实兵力空虚，但那是对蒋司令十万大军来说的，比起几千个暴动农民，仍然算得上兵力雄厚。秋收起义的三路大军拉起队伍后，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加上敌军袭击，一路吃败仗，损失十分惨重，到十九号大家终于在浏阳会师的时候，只剩下一千五百来人，不到三分之一。
按照上海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应该带着一千五百名“大军”，进攻防范严密、四处有正规军赶来支援的长沙。共产国际相信，中国革命的形势虽然不是大好，至少也得算个小好，只要占领长沙一类大城市，周边就会一齐响应，阶级矛盾将象爆米花一样纷纷爆发， 重新迎来革命的又一轮高潮。
上海中央的想法很浪漫，毛泽东却很实际。
见识过共产国际一系列拙劣表演后，毛泽东对领导终于有了比较形象的理解，对上海中央转来的指示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的问题是虽然这帮人对军事之类科目都很无知，但是偏偏有权拿着大印发命令，违反他们就是抗命犯上，就是右倾路线，甚至会被打成叛徒。
抗命的后果很严重，毛泽东却明白不抗命的后果更可怕。跟领导们鬼扯是没有用的，等他们上报莫斯科、再传回最新指示的时候，自已的脑袋很可能已经挂在长沙城头吹成了肉干。上海中央什么也帮不了自已，最多是若干年后革命胜利时（假如这样胡搞也能胜利的话），在烈士碑上多刻个名字而已。
为革命牺牲是应该的，为革命脑残就是鬼扯了。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危险的局势，毛泽东没有工夫找领导要政策，直接开会决定，大家不用打长沙了，赶紧调头找安全的地方撤退。
九月二十号，毛泽东带队南下，从湖南撤往江西。
没有支援，没有侧应，一路上前追后堵，不停地有人逃亡，堂堂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此时正狼狈不堪地在山路上逃命；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因为没有能接应的后方。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号，毛泽东到了江西永新的三湾村，此时他的五千大军只剩下稀稀拉拉几百人。
三湾是个小村子，交通也不方便，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却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保密。走到三湾的时候，疲惫不堪的部队再也支撑不住，在村里好好放了五天大假，大家倒头睡觉。
大家都在睡觉，毛泽东却在闹失眠。
失眠通常不是什么好事，但毛泽东的失眠却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次团结的失眠，是一次光辉的失眠，也是一次载入史册的失眠。因为在这次失眠以前，不管是秋收起义军还是南昌起义军，他们同国民革命军甚至北洋军都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一群军官带着小兵四处打仗，到哪个地方收哪里的军饷，用官方的说法来讲，叫旧式军队。
而从这次失眠之后，工农革命军正式同旧式军队划清了界限，一支全新的红色军队从此横空出世，先后同各路军阀、中央军、日本军硬碰硬地较量，最终席卷整个华南华北，直到打败蒋介石、扬威全世界，那时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中国人民解放军。
无论后人有多少非议，无论史学家如何评价，这支军队的赫赫战功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而他的名字也和这支军队紧密联系在一起，遍布九州大地，红星照耀中国。
能够完成这次伟大的转变，是因为毛泽东很心烦。
毛泽东完全有理由心烦。他已经投入了所有，却输得一败涂地，连明天该去哪里都不知道。由于压力实在太大，他怎么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他这支军队有崇高的理想，有必胜的未来，应该无往而不胜才对。但问题是，理论和信念是不能当饭吃的，落后的蒋介石已经拥兵十几万，先进的工农军却只有几百人，如果不想点办法，是撑不了多久的。
看看倒头大睡的属下，毛泽东很感慨。
这批人什么成分都有，有从国民党哗变的军人，也有农民和工人，有的受过军事训练，有的连枪都不会放，不少人只有一根长棍子。不管他们思想有多纯洁，指望这些人逆袭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实现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比较困难的。
粮食快要吃完了，钱也没剩多少，眼看就要破产散伙。不要说赵恒惕的两万大洋早就用得干干净净，即使是没有用完，这时拿出来，也不过一人几块散伙费而已。
明明拥有革命先进性，明明要成为人类的未来救星，却连军阀都干不过，沦落到躲在农村睡大觉的境地。再这样下去，即使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毛泽东坐不住了，他决心不等不靠，自己整点名堂出来。
三湾改编
起床了！集合了！毛书记开会了！
三湾村里四处响着传令兵的招呼，很快几百号人聚在空地里，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有些累。
他已经一晚上没有睡觉，同其他人研究政策。很多人不喜欢他的意见，还说了不少难听的话，但在他的耐心坚持下，最后还是转变了心意，同意支持一把。现在面对全“师”几百号人，他必须说服所有人执行自已的方案，并且让所有人都相信，只要听自已的话往前走，生活就会改善，战斗就能打赢，理想一定会实现，革命一定能成功。
所以他聚起精神，面对几百名未来的革命先辈（大部分成了革命先烈），宣布了他的三条方案。
第一条方案，大军不用再顶着师的称号，改编为一个团。所有人都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毕竟多少人马都看在眼里，现在的人马叫团都比较勉强，叫师除了惹人笑话外，没有别的效果；
第二条方案，革命军队要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待遇平等，不许打骂士兵、不许贪污经费。对这一条，大家也都没什么意见，革命军队要有革命军队的样子，搞点纪律工作是很自然的事；
真正厉害的是第三条。毛泽东宣布，要把党组织建到各级部队里，营连以上设政委、以下设指导员，班、排要努力发展党员，设党小组。
从北伐时代起，革命军队都会设党代表、政治部，但毛泽东提出的党代表却是非同小可，从往常完全不一样。蒋介石手下的党代表只管宣传，什么事都是主官说了算，而毛泽东设的党代表同官长的级别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一个团里团政委和团长是同等级别，什么事情团长说了不算，得团政委和团长一齐点头才行；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团政委比团长要高半个级别。
按毛泽东的规划，政委是党的代表，不仅负责上下级的指示传达，而且还负责党员队伍的建设，换句话说，谁要想在部队里求上进，光靠打仗勇敢是不行的，必须靠拢党组织，才能发展为党员、才有机会成为高一级指挥官。政委不仅审核指挥官的命令，还能决定各种人事升降、执行各种纪律（后来包括严刑逼供、直接处决），指挥官只负责按党的命令打仗，其他的不能多管。
党小组听连指导员的，连指导员听营指导员的，营指导员听团政委的，一级一级听上去，最上面是党中央，如影随形，丝毫不乱。师长、团长、连长等人虽然名义上是领导，却只有执行命令的权利，什么事都要有政委、指导员点头才能进行，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保证了军队里的领导干部跟党的意见一致，绝不会跟党唱反调。
宣布完整编方案，毛泽东感到一阵轻松。他相信，经过这场整编，他已经把灵魂注进了这支军队里，只有对党最忠诚、最有理想的人才有资格走上指挥位置，革命军也就一定能沿着革命的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开完会，整完党，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样，大家各自整理行装，重新开始新的旅程。三湾不是三亚，不能在里面开度假中心或高级会所，他们仍然需要找地盘安身；而毛泽东注定是不会消停的，他在想着关于地盘的严肃问题。
他的革命军走过浏阳，走过三湾，如果没有被消灭，今后还要走过很多地方，打很多仗。那些地方来了是自已的，走了就是敌人的，起不到什么作用。在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词形容类似的打法，叫流寇。
在军事历史上，流寇的失败案例是不难找的，最典型的是李自成。这位仁兄横扫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坐进了北京的龙廷，结果他的大军来过之后就走，再来又要重新打过，最后四面楚歌、一败涂地。
毛泽东想坐进北京城，但他不想走李自成的老路。于是在三湾的一家杂货铺里，毛泽东一面安排整编，一面提出他的要求：部队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在党代表的指导下开展宣传工作，并且建立秘密的基层政权，用于提供情报、安置伤员，保证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各种支援，不至于被敌人追得满天跑。
这是另一个革命性的构想。从实践这个构想起，工农革命军正式担负起开辟根据地的任务，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都再也无法战胜他们。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湾改编”。经过这次改编，三湾的败军不再是一支单纯的军队，而成为一支贯彻组织纪律、随时随时建立基层政权、拥有强大情报与补给能力的工作队，一台四处宣传的播种机，他们到哪里就能融进哪里，象鱼游到水里一样随时补给、随地隐蔽，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毛泽东相信，他已经找到了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办法，一定能带着这支疲惫的弱旅走出山沟，打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在山沟里的三湾休整了五天后，毛泽东重新面临一个老问题：去哪里。
经过五天的整编，虽然还是几百人的队伍，组织性、纪律性却大大加强，毛泽东的威望也得到空前的提高。现在他必须做出决定，将这支恢复生机的军队带向新的战场，直到革命的最终胜利。
尽管三湾山青水秀，外界仍然是血雨腥风，危机四伏。天下虽然很大，却已没有了容身的地方，去哪里呢？
毛泽东看着地图，做了一个决定：上井冈山。
井冈山地处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地势险恶，人烟稀少，历来是隐藏人马的好地方。早在年初搞农民调查的时候，毛泽东就听说那里有山大王（土匪），二团团长王兴亚也建议去那里打游击。
王团长告诉毛泽东，井冈山上的山大王不是一般的土匪，而是有革命思想的土匪，最重要的是，两个领头的人袁文才、王佐是他的拜把兄弟，如果毛泽东想上山，他可以写信联系，帮忙安顿人马。
有地盘，有人接应，毛泽东很干脆地做了决定：大军南下，去井冈山见两位大王！
一九二七年十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仅此一团）从三湾开出，前往井冈山建根据地。在王兴亚的牵线下，毛泽东同袁文才在宁冈县的东源乡大仓村见了面。
袁文才的部队很小，只有一百五十来号人、五六十支枪。远道而来的毛泽东显得十分大方，当场表示袁兄弟坚持革命不容易，愿意支援一百条钢枪做见面礼，袁文才大喜过望，立刻答应毛司令远道而来，可以在茅坪建后方医院、留守处，还可以跟王佐打个招呼，大家认识认识。
都是江湖上走过场面的人，毛泽东一点也不拘泥，连声叫好，大家痛快吃了一顿饭。碰完面回到住处，立刻有人找到毛泽东抱怨：
“为什么不吃掉这两支小部队，还把宝贵的枪送给他们？！”
毛泽东笑了。他告诉一脸严肃的属下，三山五岳的朋友有很多，要都这样吃法，将来日子会过不下去的。
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红军能在井冈山站住脚是因为袁文才和王佐，而后来失掉井冈山，也是因为这两个人。
过了大概半个月，袁文才派人找到毛泽东，告诉他说王佐愿意见客，毛司令是否肯屈尊一块吃个饭？
对袁文才的邀请，很多人都是不以为然。当年的所谓农民革命家，其实跟山沟里的山大王没太多区别，随时可能“酒杯一掷，帐下转出五百刀斧手”，来个黑吃黑的把戏。毛泽东心里也清楚，同蒋介石打仗怎么输也算是死有所值，同土匪吃饭被暗算，那真是冤到了姥姥家，上海中央估计连烈士证都懒得发，怃恤金可能还要打折扣。
但是毛泽东仍然要去见王佐。虽然在井冈山附近安顿了队伍，袁文才和王佐始终是戒心重重，而他的目标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重要的把地头蛇收服为手下、把井冈山整个变成自已的根据地，袁文才和王佐是他必须攻克的目标。
所以虽然有风险，毛泽东还是整好衣衫，跑去吃了王佐的鸿门宴。
和上次同袁文才的见面一样，毛泽东准备了一份厚礼：七十条步枪。见枪眼开的王佐十分高兴，当场回赠毛泽东五百担谷子作为军粮，并且同意毛泽东可以在附近打游击。毛泽东也很爽快：既然王头领喜欢革命，那以后就经常来往好了，毛某人也很喜欢交袁头领、王头领这样讲义气的朋友！
毛泽东不是说客气话，而是说到做到，真的天天找袁文才和王佐谈天，从革命道理讲到京城风光，天南海北，把袁文才和王佐两个土包子说得一愣一愣的。想毛委员的口才何等了得，当年孙中山和汪精卫都佩服得不行，对付井岗山里的土家锅自然不在话下，经过漫长而细致的交谈，两个人终于变成毛泽东的忠实粉丝，王佐还逢人就夸，“毛委 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几个月后，他和袁文才一块加入中国共产党，队伍编为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
有袁文才和王佐的大力帮忙，毛泽东终于成功进驻井冈山，把它收为自已的根据地。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他天天找山大王聊天，除了井冈山的根据地外，居然还聊出一个意外的收获来，那就是住在村里的一个女孩，叫贺子珍。
贺子珍，女，十八岁，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十八岁就当县委干部，要在今天肯定引发无数猜想，不是潜规则就是官二代，但在那个时候，贺子珍当官大家却一点也不惊奇，反而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贺委员同哥哥、妹妹号称“永新三贺”，都是闹革命的先锋，毛泽东搞秋收起义的时候，她也在永新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逃到袁文才的山寨避难，她的男朋友是永新县委书记欧阳洛，因为参加南昌起义，此时已经失散了。
毛泽东和袁文才热情见面的时候，贺子珍也在旁边凑热闹；毛泽东找袁文才热情聊天，贺子珍正发疟疾，天天在村子里面晒太阳。两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闲来无事开始聊革命道理，聊着聊着聊出事了：毛泽东对英气勃发的贺子珍有了感觉，而贺子珍虽然还惦记着男朋友，却也很喜欢毛泽东。
长沙板仓的杨家老宅里，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正日夜苦想离去的丈夫；从南昌到上海的路上，欧阳洛心里想着永新的恋人，一步步艰难讨饭寻觅党中央；八角楼外的月光下，毛泽东辗转反侧，翻来复去地想着村里有个姑娘叫子珍。
毛泽东很想得到贺子珍，可是贺子珍心里还有欧阳洛，他只好先把口水吞回肚里，安心建设根据地。事实证明，毛委员不光会写报纸、侃大山，搞起政务来也是一流，属于全能型人才。
之所以这样夸奖毛泽东，绝非照章吹捧，而是他的治军手腕确实十分厉害。毛泽东在井冈山，搞得最成功的就是革命军的建设问题，他给军队布了三大任务：打仗、打土豪（筹军饷）、做群众工作。
打仗扩地盘、打土豪筹钱没问题，但做群众工作实在是了不起的创新。毛泽东很清楚，再强的铁军也有打完的时候，靠人数是拚不过蒋介石的，只有在经过的地方都留下根基，才能保障军队的活力。虽然部队是运动的，但每到一个地方，就能立刻获得当地的情报、粮饷支援，象鱼游到水里一样轻松自如，战略上具有极大的优势。
为了保障地盘里的社会秩序，毛泽东吸取了从前在湖南的教训，不再纵容农会乱杀乱抢，而是一步步探求土地改革的法子，把根据地的形势稳定下来。
军队要做基层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离不开农民的支持。毛泽东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 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发现到县城的部队还是太散漫，于是又加了六项纪律：一、上门板（当时没床睡，晚上都是借用人家门板睡觉，睡完要给人装回去）； 二、捆铺草（没垫子，稻草要给人收拾好）：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规定和纪律，后来发展成共产党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沿用至今。
井冈山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
武汉的危机、湖南的血腥，仿佛都已远去，陪伴毛泽东和大伙的是山青水秀、鸡鸣稻香。大家天天出操、训练，平时帮人收庄稼、做农活，晚上在油灯下听党代表讲课，虽然没有灯红酒绿、车马煊嚣，却是自得其乐。
国民党主力都忙着在大城市里抢地盘，只有地方保安队偶尔跑来骚扰一下。江西的“反动军阀”朱培德几次派人来收保护费，都被地形熟练、战术狡猾的毛泽东打得落花流水，毛泽东还发明了一项新政策：优待俘虏。
一直以来，内战时的俘虏运气都不太好，有的被直接拉去当炮灰，有的被杀掉，虽然待遇会有差别，但有几件事是免不了的，那就是人身侮辱和搜掠钱财；基本上都要痛打几顿、把值钱的东西拿走，再考虑对俘虏是打是杀。
到了毛泽东这里，事情终于出现了变化。毛泽东告诉大家，敌人的士兵也是穷人出身，也是苦命人，只要没有犯大罪，放下枪就是阶级兄弟；虽然不指望他们立刻就有革命觉悟，但一定要善待他们、给他们解释革命道理，然后发路费，告诉他们下次如果再见，只要放下枪，一样可以拿钱走人。
毛泽东的俘虏政策十分厉害。当兵的大都是为了混碗饭吃，谁赢谁输只要不影响自已就没关系，既然这边有路费拿，又不会搜腰包，打起仗来也就没了压力，看到情况不好立刻投降甚至哗变。一直到几十年后，在朝鲜的美国人都知道，做中国人（那时主要是共军）的俘虏不吃苦头，不用怕。
对毛泽东挖俘虏墙脚的政策，第一个吃亏的是朱培德，他很头痛，但是很没有办法。
一切都在毛泽东掌握之中，只除了一件事：上海中央。
斯大林还沉浸在中国革命形势大好的梦幻里，不肯承认自已的军火援助全部打了水漂，共产国际当然更不敢多嘴，小心翼翼地拣好听的话往上报。于是莫斯科的命令越来越离谱，上海中央的政策也就越来越激昂。毛泽东不按要求把队伍拉出去，攻打南昌、长沙一类大城市，是典型的右倾，是失败主义的典范，是对革命没有信心的具体案例，所以组织决定，要好好帮助他认清大好形势，改正右倾错误。
一九二八年三月，井冈山来了一位贵客，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前来视察根据地，并奉命传达重要指示：由于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后不肯攻打长沙、后来又缩在山沟里不出去革命，党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已经在去年十一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开除党籍，意味着毛泽东彻底成了弃儿，党不承认他的任何贡献，也不欢迎他呆在队伍里。仿佛晴天霹雳一般，毛泽东顿时从天上掉进地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鲁当然不管毛泽东在想什么。按中央精神，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要立刻撤消，改为师委，由何挺颖任师委书记，毛泽东当师长。
周鲁的命令让毛泽东哭笑不得。开除党籍、改当师长，处分得不轻不重，偏偏毛泽东没学过军事，干师长属于专业不对口；最恶心的是，毛泽东亲自搞出党指挥枪的政策，马上自已就被撸掉党籍，成了被指挥的对象。
搬起毛泽东的石头，砸了毛泽东的脚，周鲁十分得意，于是在前呼后拥下，开始视察根据地。
领导视察，通常都喜欢耍点威风，压压下属的气场，周鲁也不例外。在村子周围转了一圈，周钦差不欣赏山青水秀，也不欣赏士气高昂，而是瞪起眼睛，质问毛泽东：“你们这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
房子？房子又怎么了？毛泽东和几个人赶紧看看周围的房子。虽然破旧了点，可还算整齐，难道周钦差想在山里住上海的旅馆？
看到大家没有反应，周鲁更来劲了，“我们的政策是杀光土豪劣绅，烧光他们的房子，你们一幢房子都没有烧，实在太右倾了！”
周钦差的革命指示顿时雷倒一片，毛泽东于是问了一个实际的问题：“房子烧光了，我们住哪里，老百姓又住哪里呢？”
看到毛泽东受了处份还敢犟嘴，周鲁更来气了，当场大喝一声，“毛泽东你这是布尔乔亚（注：资产阶级）！烧了房子，小资产者才能变成无产者，我们才能强迫他们革命！”
冲着大家发完飙，周鲁意气风发地下了中央的最后一道指示：立刻把大军开出根据地，去湖南打仗！
部队全部开出根据地，意味着朱培德等人几次围剿都没攻下的地盘，要拱手让出来；也意味着被分掉田的地主们可以卷土重来，想烧哪里烧哪里，想杀哪个杀哪个。但毛泽东没有争什么，他知道争论是没有用的，只能服从命令，从头来过。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是开出井冈山，前往湖南。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