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精卫等人的建议，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大批领导人物都很理解，谈话时也是连连点头。可惜汪精卫意见提完之后，共产党还是我行我素，到处打杀，一付誓把节操当浮云的派头。
于是汪精卫也生气了。他毕竟是见过斯大林的主席，陈独秀好歹该给些面子才说得过去，可是这帮人却是阴奉阴违，表面上嗯嗯啊啊，背地里乱搞一气。
汪主席不知道，他说的那一套其实陈独秀都懂，之所以不给汪精卫面子，是因为他已经成了错误路线的替罪羊，唯一的工作只剩下充样子坐主席台（俗名：坐台），有没有面子都成问题，要他分些给汪主席，那是真心很艰难。
此刻的总书记早已沦为被下岗的挂名经理，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是共产国际跨国集团的董事长，全球领袖斯大林。
由于蒋介石的翻脸，苏联前期投资包括几千万卢布援助、几万条枪及其他军火都有打水漂的危险，如此重大的损失当然不是批一个陈独秀能弥补的，尤其是党内的托洛茨基派很可能借此做文章，发表一些影响自已威信的言论。因此斯大林相信，必须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把错误倾向扭转过来，具体来说就是从前右倾，现在左倾。
既然陈独秀的路线错了，那么往反方向走自然是不会错的。共产国际很快要求共产党不仅要强分地主田地，而且还必须没收所有银行、铁路、轮船、大企业，绝不能因为联合战线的关系向资本家让步，要在革命同盟中“行使领导权”。
决定领导国民党的时候，陈独秀手上有大概六百支枪，分布在大小各个纠察队里面，而国民党的左派汪精卫有几万人马，代表反动右派的蒋介石等人也有将近十万。斯大叔如此看重中国共产党，即使是以一敌百都凑不够数的情况下也要行使领导权，实在可以说是人浑胆子大。
斯大林可以胡乱下命令，共产党却不敢不严格执行，于是汪精卫只能怒气冲天。由于农会胡乱杀人分田，朱培德、唐生智等人纷纷抗议，对自已为何帮着共产党搞分裂提出严重质疑。在重重压力下，共产党内部终于乱作一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试着制订一些缓和政策，斯大林却在五月十三号直接下令，要马上成立八到十个工农武装师保卫革命，不得拖延！
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大伙心中有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
没有兵，没有枪，没有饷，也没有地盘，苏联援助还送不到手上，凡事都只能重在掺和，居然要凭空成立师级部队。斯大叔实在是豪情可嘉，不知所云。
共产国际成天胡乱指挥，各级党组织跟着指挥棒晕头转向，于是国民党内部纷纷出现严重分裂，不少人开始调转枪口，消灭附近的共产党。五月十三号，湖北夏斗寅的独立十四师突然叛变，兵临武昌城下，叶挺不得不集结临时凑合的部队迎敌，好不容易把这股叛军击退；二十一号湖南湘军许克祥又在长沙造反，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并大肆屠杀。
许克祥是唐生智的手下，湘军们造反原因也很简单，毛泽东等人的农民运动越搞越离谱，大批流氓控制了农会，已经把湖南弄得一塌糊涂，甚至普通士兵寄回家的生活费也要截扣；军官们更是人人自危，即使五月份不造反，六月份也造反了。面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愤怒指责，汪精卫毫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军人向农会开枪，是因为农会先欺负军人！”
面对汪精卫的指责，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哑口无言，因为关于农民运动失控的报告不是国民党写的，正是共产党人的杰作，撰稿人叫毛泽东。
汪精卫和毛泽东都认为湖南叛乱只能内部解决，最好是让唐生智想办法约束属下，但罗易却坚持要动武。汪精卫也不跟他废话，只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要莫斯科提供一千五百万元贷款援助的要求，请问现在有答复了吗？”
国民党坚持要贷款，斯大林坚持要动武，汪精卫的意思也很简单，兄弟我事情可以办，可老大也得出点银子才行。可怜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知道情况紧急，同共产国际交涉了半天，最后弄到大吵特吵的地步，斯大林却是小气得紧，怎么也不肯把钱发出来。
经过斯大林的脑残领导，情况终于出现了危机。湖南湖北的军人反水之后，农会立刻成为报复对象，先后有几千人被杀，江西的朱培德也同共产党决裂翻脸，把共产党人全部赶出境内。到二七年六月，共产党的控制范围从五十个县急剧缩小成三个，眼看就要出不了门，已经到了堵在家里闹革命的地步。
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共产党几乎可以用众叛亲离来形容，不管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但正所谓智商无下限、脑残无极限，斯大林在莫斯科糊里糊涂也就罢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本人就在武汉，居然办事也象蠢猪一样不可理喻，终于毁掉了汪精卫的最后一丝希望。
不管是坚持让农民乱抢乱杀，还是对国民党阳奉阴违，罗易一直都照搬斯大林的指示，并且认定农民运动丝毫没有过火，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会破裂，甚至还应该说服国民党武力讨伐唐生智的“反动”军队。鲍罗廷等人自然明白这种事情是办不到的，无奈罗代表的脑子里全是俄罗斯面糊，为了让国民党继续支持革命，他竟然连斯大林的密电都泄了出去。
在先前的讨论里，斯大林曾经发过密电，要求共产党继续所谓土地革命，组建军队去惩 办反动军官，甚至全面消灭剥削阶级，连小资产阶级也不例外。拿到指示的时候，共产党人都是哭笑不得，因为大家才开完五大，刚要求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蒋介石，现在又要消灭他们，实在有点神经错乱；何况军队不在共产党手上，真的要动手的话，谁消灭谁是很明白的事情。
所谓密电，当然是私下里的话，不能随便给外人看。可是罗易兄实在是个不见外的人，为了激发国民党的革命热情，他居然偷偷地把电报交给了汪精卫，然后告诉他：领袖都是这样讲的，跟着我们革命吧！
看过罗易偷偷给他的电报，汪精卫终于明白了。原来斯大林从来也没信任过他，只不过把他当成幌子，利用他来掩护共产党夺权；形势已经危机四伏的时候，莫斯科想的不是怎样同心协力渡过难关，而是加紧扩充自已的势力，把他连蒋介石一同打成反动派消灭掉。
罗易泄露消息的时候，连陈独秀都还没来得及看到电报，而汪精卫的反应也很简单，他很快去了一趟郑州，同冯玉祥商量对策。
作为北方对抗张作霖的革命军阀，冯玉祥大概是最为亲苏的革命军阀了。
他反叛北洋的家底都是苏联送的，平时坐镇西北满口革命理论，所属西北军更是纪律严明（相对而言），打仗极为凶猛，不管是内战还是后来的抗战都是劲旅，并先后涌现出孙连仲、孙良诚等名噪一时的勇将。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兵强马壮，对武汉政府至关重要，四面楚歌的汪精卫自然要确定这位盟友的态度。两个人在郑州开会的时候讲到共产党问题（其实主要就是讨论这个），冯玉祥跟汪精卫都是大倒苦水，纷纷控诉共产国际故意怂恿农民胡作非为，闹得辖区里流氓横行、民不聊生，眼看就到过不下去的地步。
应该说斯大林同志对冯玉祥还是很照顾的，因为他们开会的时间是六月十号，而一直到六月十六号，莫斯科还决定再向冯司令提供三千支步枪、五十万发子弹和四门大炮的援助。让人想不到的是苏联老大哥如此不惜血本，冯司令却是毫不领情，不等俄国枪炮到位，冯玉祥已经去了徐州见蒋介石，随后发出清共令，把所有共产党员赶出辖区，并在境内展开同步屠杀，清除共党嫌疑分子。
眼看北面的冯玉祥倒戈，莫斯科终于慌了手脚。
这时他们已经知道罗易泄露密电的事情，上下都是狼狈不堪，只能一面找理由解释，一面把这头蠢货召回苏联。而身为革命老同志，汪精卫的工作精神实在可嘉，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在努力地抹稀泥，面对共产党人的愤怒控诉，他尽力给唐生智发了个记过处分（共产党的要求是出兵讨伐），希望能找到合作的共同点。
这个时候汪精卫对唐生智已经失去了约束力。由于湘军意见太大，唐司令不得不把主力部队撤出湖北，回湖南去收拾家乡的残局，他的手下何健随即发表宣言，指责共产党人滥捕滥杀、捣毁祠堂寺庙，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以为革命运动过头一点、出现意外是难免的事，因此对共产党姑息宽容，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帮人就是存心的，共产党是有意利用暴徒煽动暴乱，绝非经验不足的幼稚过火，绝不能再加容忍！
眼看湖南也要远离而去，汪精卫顿时众叛亲离，陈独秀的中央也是一天三惊吓。唯一拥有武器的工人纠察队先前无法无天，此时又人心涣散，极容易酿成大祸，为了防止同驻军发生意外，共产党决定解散纠察队，让他们加入张发奎的部队里。没想到消息刚刚传出去，早就惊疑不定的纠察队立刻逃散一空，连办公室都没来得及打扫一下。
虽然长期以来共产党做事一直不跟国民党商量，但解散纠察队是为了避免冲突，因此武汉国民党也表现出理解的态度，下令严禁骚扰工会，不许对纠察队员进行报复，甚至部分队员交出武器后又重新上岗，在湖北总工会领导下继续上班。
经过几个月胡闹，共产国际终于成功地把两个精诚团结的政党搞得四分五裂，相互间离心离德，直到此时才出现缓和的迹象。尽管两家损失惨重，但只要能加强合作、放弃先前的暴徒政策，事情其实还有商量的余地，武汉各派系始终认为自已才是正宗，不希望向蒋介石低头。坑爹的是局势好不容易回转一点，七月初立刻就传来了新的指示，莫斯科认为国民党已经转到了敌人的营垒里，共产党人必须立刻退出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展开“坚决斗争”。
既要退出政府，又要在内部坚决斗争，大家对领导的语无伦次都很头疼。作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党性是必须坚持的，领导指示不管有没有道理都必须拥护，因此共产国际立刻决定对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进行清算，陈独秀不得不再次扮演一回替罪羊的角色，这次他连挡箭牌的价值都没有，直接被踢出了政治局，成为一名普通党员。
李大钊已经在一年前被张作霖绞死，此刻陈独秀又黯然离去，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南陈北李到此终于谢幕，只剩下共产国际的一地鸡毛。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陈独秀和他家人的结局。他的大儿子陈延年二七年六月被捕于龙华，本来自称是炊事员，并没有暴露，但父辈的同乡老友汪孟邹托胡适向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疏通营救，结果好心办成了坏事。
吴稚晖从前同陈独秀、胡适都很熟，还帮过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算得上是老交情。但吴委员本来就是反共中坚，得到消息后不仅没有救人，反而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还特别说明陈延年非常可恨，比陈独秀还危险（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在他的唆使下，暴露身份的陈延年身受种种酷刑，始终不肯屈服出卖同志，终于被判死刑。刑场上他不肯下跪，结果被乱刀砍死，因为生前受酷刑太惨烈，尸体血肉模糊，蒋介石还亲自下令不许收尸。
第二年，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也被捕、被杀了。兄弟俩和陈独秀一样有骨气，从不屈服、绝不放弃。陈独秀还有一对儿女，女儿陈玉莹受刺激太重病死，只剩下小儿子陈松年从此不问政治，靠在窑场做苦工支撑生活，而陈独秀则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因为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脑残宣传，被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失去党籍的陈独秀从此成为托洛茨基的坚定粉丝。一九三一年五月，他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托派是斯大林十分忌恨的派别，陈独秀的举动显然共产国际不会高兴，中共中央也不会高兴；因此他被抓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象过年一样兴高采烈，幸灾乐祸地盼着陈独秀快点死。但是陈独秀的名声实在太大，社会各界很多人为他说情，最后蒋介石网开一面，把他关在南京。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陈独秀也于八月出狱，长期住在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并拒绝了国共两党的拉拢。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份书稿《独秀文存》。他的小儿子陈松年在四七年求人把尸骨运回安庆老家深林，没敢立墓碑，因此侥幸坟墓没有受侵害。
四十七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有人去看过陈松年。经历长期摧残劳作，陈松年已是骨折卧床，伴着双亲照片住在一间小破房里，家徒四壁，只有长女陈长璞在身边照顾，晚景异常凄凉。陈独秀一生开天辟地，经历跌宕，号称要改变全中国，结果三个孩子惨死，家破人亡，穷困潦倒，唯一留下的小儿子也是困顿不堪，活到九十年代初逝世。
以一介书生出入江湖，漩涡激流不失英雄本色，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陈独秀都做到了，可谓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一生宁肯得罪国共两党，也不肯背弃信仰和良心、不出卖自已的同志，然而下场却是如此凄惨，以至于一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也要迫害他的亲属，实在是让人无语。
我始终认为，说到共产党员，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才算共产党员，是连组织淫威都不会屈服的共产党员，也是精钢不能夺其志的民族脊梁。
世间已无陈独秀！
陈独秀下岗了，敢跟最高领导顶牛的人没有了。用一句流行的话，叫明白人都走光了。
所以大家只有跟着斯大林，开始一段糊里糊涂的革命历程。
如果从政治智商的角度研究，斯大林应该属于顶级精英人物，他心地阴毒、思虑深远，擅长制造和抓住事情的矛盾，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要连武汉什么情况都搞不清，那是活见鬼。之所以要在二七年七月发出跟国民党翻脸的脑残指令，把共产党全都送上绝路，实在是领袖也有领袖的难处。
他需要维护高高在上的权威。
从唐生智反叛、武汉纠察队解散后，苏联党内的反对派纷纷提意见，认为斯大林的政策已经失败，必须立刻召开大会、纠正此前犯下的错误。由于反对派包括要命的托洛茨基，这位仁兄一直就宣称国共合作不可靠、必须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单独行动，因此在武汉出问题时斯大林被弄得下不来台，只能顺水推舟地表示自已也是刚刚收到消息，并提前发出指示，要共产党采取强硬手段，抵制反动国民党政府。
七月十四号，汪精卫得到消息，共产党竟然要跟他闹分家，顿时感觉五雷轰顶。因为几个月以来，他一直不停地努力，就是想避免这样的结局。
听到南京政府成立的时候，汪精卫就明白，他跟南京没有缓和的余地。对蒋介石来说，四一二大屠杀是他坐上权力宝座的开始；而对整个中国来说，则是民主革命的灭亡。从这一天开始，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被全部毁于一旦，宪政民主的希望也完全断绝，国民党天天推崇的三民主义正式成为一句空话，随着一场场连走过场的审判都没有的屠杀抛进了臭水沟。
如果武汉政府不能制约南京的行动，整个国民党将进入蒋家王朝时代，成为披着青天白日皮的一群军阀联盟；而汪总裁手上没有亲兵，要想制约蒋介石，只能尽力联合唐生智、朱培德等派系和共产国际，几家拧成一股绳使劲。
汪精卫怎么也想不到，随着手下和共产党的纷纷决裂，一切都成了空话，他也只能沦为一个空头总裁。武汉的几派军阀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随时会变成中央军和桂系吞并的对象，而血流成河的共产党只学到一个教训，就是党政军三家绝对不能分开，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场合，始终如此。
事到如今，说啥也没用了。可怜的汪精卫一面想办法派人直接去苏联寻求缓和，一面在第二天召开常委会研究对策，并公开了罗易先前透露的密电，抢先一步控诉共产党不讲信义、破坏国民党组织。所有人看到密电都是愤愤然，连一贯左倾的孙科也气得不行，大会决定对共产党分子进行限制，不允许他们再搞所谓工农运动。
不管是哪一版教科书，都把七月十五号的会议开会当成武汉“反革命政变”的标志，但是确切地来讲，把它说成政变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这场会议之前，共产党已经组成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个人的中央常委会，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谴责武汉中央的反革命行动；而汪精卫即使到开完会还在抹最后一把稀泥，宣称只要共产党员以后切实遵守本党纪律，从前的一切都不计较，还可以进行合作。
从四月初到七月中下旬，整整三个多月时间里汪精卫狂挥铁锹，抹了一把又一把稀泥，但在莫斯科一连串垃圾指令下全部没有效果，自已也被骂得狗血喷头。蒋介石是下狠手“清共”，朱培德等人是“分共”，只有武汉中央的命令最缓和，仅仅是“限共”，并且还在报纸上连登了三天文章，解释同共产党发生矛盾实在是不得已，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政府的苦衷。
但是在共产党看来，汪精卫和蒋介石已经成为毫无差异的敌人，除了马老爷子的阶级理论分析之外，主要原因还是共产党人结的仇家实在太多。武汉中央虽然只说是限共，命令传下去自然就成了清共，而汪精卫管不住唐生智等人，甚至连武汉本部都约束不住，自然也挡不住大家公报私仇，黑枪白枪一齐乱打。
共产党四处被打被杀，又不能往报纸上登反驳文章，只好在大街小巷贴小广告，控诉国民党屠杀民众、已经成为革命的敌人，呼吁不明真相的群众及时醒悟，不要支持反动政权。汪精卫看到传单也是勃然大怒，认为武汉中央一直在维持合作，从来没有下令屠杀民众，凭什么四处造谣攻击我们？！
既然汪精卫的立场都变了，事情也就更加不好说，国民党马上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必须脱党，否则以叛党论处，并公开声明要共产党停止敌对态度，否则将“执行纪律”；武汉各级党政机关立刻紧锣密鼓开展调查，准备查明共产党人的分布和活动情况，来个一网打尽。
对临时当家的张国焘、周恩来等人来说，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现在想往回走也不可能了，他们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自已夺取政权，第一个选中的突破口在湖南。
早在六月底唐生智要反水的时候，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决定成立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任书记。
虽然湖南局势激化毛泽东要负很大责任，但有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毛书记自然没有错，反而是农民运动的大功臣。毛泽东没有闲着，一上任就宣布马日事变是上海的继续、未来会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下令各县工农武装迅速集中、不得分散，要用武力对付武力，阻止反革命的进攻。
从一九一一年当兵到现在，足足过去了十六年，毛泽东又重新抓起枪杆子，这一次他再没有放下过。
毛泽东的话应验得很快，共产党人的灾难不是即将降临，而是已经降临。陈独秀辞职的时候，各地都在赶杀共产党，武汉中央还有汪精卫罩一下，很快汪主席的话也不灵验了，湖南湖北的监狱都关满了共产党人，接着就是和上海一样的大屠杀。
俗话说盟友翻脸比敌人还可怕，青天白日旗照耀下的国军也不例外。他们一年前同共产党还是志同道合的盟友，相信工农平权、阶级革命的口号，踌躇满志地向军阀开战，此时却反目成仇，挥舞着屠刀四处砍杀。刽子手们充分发挥各种潜能进行清共，先后恢复了传统的剥皮、抽筋等酷刑，到处都挂着砍杀的头颅，女人被子弹射穿下身示众，甚至连十几岁的女孩子也不能幸免，凌辱后当众凌迟处死。
从一九零五年起，封建清朝就废除了凌迟刑罚，原因是太过残忍；而在号称革命的中华民国，却由蒋介石手上重新恢复回来，对这种事情我只能说，无话可说。
国共合作协议被扔进垃圾箱后，南京和武汉都在四处杀人，陈独秀也被逼辞职，共产党人已经到了绝境。他们群龙无首、四面楚歌，到处是战友的尸体，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到容身的地方。
最困难、最可怕的时候终于到来。局面已经坏到不能再坏，共产党不得不组成临时临时班子办公，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一个迟来的任务：组建自已的军队。
组建军队不是容易的事情。随随便便弄批人和枪，只能搞出一批乌合之众，何况共产国际的支援送不过来。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办法是策反第二方面军指挥张发奎（从前的第四军军长），如果张指挥肯带队投奔，那就什么都有了，又省事又管用。
几年以来，共产国际搞出过无数办法，听上去都很美，做起来都很挫，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是信用扫地，谁也不肯轻易相信了。周恩来直接了当地问了一个问题：所有人都去跟着张发奎做工作，万一张发奎反水，把大家一网打尽怎么办？
共产国际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办法：我们只能暴动，武装对抗反动派！
周恩来的话一出口，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连续几个月被蒋介石杀，被朱培德赶，现在武汉又翻脸，凭什么只能他们杀我们，不许我们杀他们？
计划很快定下来。不等湖南的毛泽东安排完毕，直接由周恩来负责找一支部队暴动，然后大军回师广东，从汕头接收苏联的军火援助，把北伐革命从头进行一遍。整个行动的关键一是保密，二是迅速，三是共产国际的支持，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中央局开会，商量完事情后立即出发，李立三选定的暴动目标是南昌。
其实本来是没有李立三什么事的。他最开始的任务是去九江打前站，安排中央撤退，顺便看看有没有跟张发奎回广东的可能性；但作为工人运动的老手，李立三一直就以火爆而著称，搞活动时火爆，后来掌权也是激烈无比（当然效果也一塌糊涂）。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已经和以往一样跳了出来，喊打喊杀，要求以血还血，很快把撤退上海变成了暴动南昌。
一个老实的军阀
在南昌的军阀，叫朱培德。
从前的历史书里，对朱培德的评价只有几个字，反动军阀。根据这个概念，大约可以想象出朱军阀的形象一定是满脸横肉、手持马 鞭，平时欺男霸女，办事草菅人命，总之不干好事，对人民犯下累累罪行。
如果按照书上的说法，周恩来大可不必浪费路费跑到南昌去搞活动，一个死硬的反动军阀是绝不会给共产党机会的。事实上周恩来选中南昌作暴动目标，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朱培德在那里。
朱培德是个老实人，或者说，他是老实的军阀。
朱军阀是云南人，读过云南的讲武堂军校，当过大清国的兵。同所有革命者一样，他参加了辛亥革命，然后一步步地求上进，在反对袁世凯的战争里立下汗马功劳，终于成长为一名滇军军阀。
军阀不是一个褒义词，通常都同些不大好的事联系在一起，例如地方割据，例如祸害人民，例如签约卖国。但在朱培德的那个年代，想上进就必须要做军阀，因为不管是满清朝廷还是袁世凯大皇帝、北洋政府都不是好鸟，领他们的军饷就要参加他们的反动统治，用今天的话来讲，叫逆历史潮流而动。
有追求的朱培德当然不愿意和历史作对，可他的军队也要吃饭用钱，所以他必须占一块地方，专门用来给手下发工资，所以他很自然地变成了一名军阀。
作为一名求上进的有为军阀，朱培德在云南混了一段时间后，果断做出一个选择：追随孙中山。在孙大炮既没有钱也没有地盘的时候，朱培德毅然决然地跟着他走南闯北，一会北伐，一会被北洋军阀痛打，一会打陈炯明，一会被陈炯明痛打。虽然滇军和桂军占领广州后干了不少坏事，但必须说明的是朱军阀跟这些坏事无关，而且滇军内部打算黑吃黑吞并他的时候，朱培德还在第一时间里反水，跟随国民政府把滇军打得落花流水。
身为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朱培德同蒋介石不是一路人，所以中山舰事件时，汪精卫才会派他抓蒋介石。
虽然因为有人反对，朱培德没能下手，但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差却是真的。北伐的时候，蒋介石一马当先扑向富饶的江浙地区，朱培德则带着他的第三军留在了江西，成为江西的土霸王，蒋司令一度想回头吃掉朱司令的地盘，被朱军阀毫不客气地派兵赶了出去。
因为同蒋介石不和，朱培德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关系很好，他的原则是左右逢源、在矛盾中求生存。这时一位多年老朋友向他提了个合理化建议，应该成立一个军官教导团，提高军官队伍的素质，尽快把部队建成一支威武之师、雄壮之师，最有效地扩充朱家军的实力。
朱培德很高兴地接受了建议，因为他很信任这位老朋友。
从大清朝还没亡的时候起，朱军阀就和那位仁兄是军校同学，一块拖着辫子出操，一块抱着长衫谈理想，一块造大清国的反，一块打袁世凯。戎马生涯几十年，两个人在枪林弹雨里心意相通、英雄相惜，连名字都只差一个字，说句开玩笑的话，两个人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可以一块用。
正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朱培德十分信任的这位教导团团长虽然不是亲兄弟，却比亲兄弟还亲，他的名字叫朱建德，但后世更习惯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叫朱德。
朱德，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军、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人、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在获得这些称号之前，他曾经是朱培德的好同学、好兄弟、好知已
汪精卫回武汉同蒋介石唱对台戏的时候，朱德正风尘仆仆地从四川赶到南昌，找朱培德讨一份工作。
朱培德十分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兄弟。在宁汉对立的关键时刻，他非常需要能干的人手帮忙，本着人尽其才的原则，朱军阀先是任命朱德为军官教育团团长，后来又让他兼职南昌市公安局长、第九军副军长，朱德也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每天忙得人仰马翻，打点南昌城的大小事务。
汪精卫和蒋介石天天吵架，朱培德坐在一边袖手旁观。汪主席也好，蒋主席也好，国共两党也好，不管哪边压倒哪边，朱培德都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甚至到处都在杀共产党表功的时候，他也只是把共产党聚在一起，每人发一笔路费，用专车送到武汉，不肯多造一分杀孽。蒋介石和汪精卫对朱培德都没有太在意，因为朱军阀很老实，只要不动他的地盘，谁当老大都没有关系，他也不会主动得罪别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看法是对的，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朱培德是个讲义气的人。
所谓义气，就是兄弟有难的时候，要为兄弟担风险、背骂名，兄弟缺钱的时候，留点钱押在桌面上然后离开，让兄弟有面子地渡过难关。袍哥（四川帮会）出身的朱德讲义气，朱培德等滇军头领也讲义气，不是蒋司令混青帮时挂在口头的义气，而是梁山好汉肝胆相照的义气。
一九二七年七月底，张发奎手下的第十一军、二十军无声无息地向南昌调动，然后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二十军军长贺龙来到南昌，在那里同第九军副军长朱德会合。经过激烈而紧张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宣布，七月三十一号发动起义，占领南昌后全军南下，回汕头接收苏联军援，重新革命！
在周恩来宣布的那一刻，开会的人都很激动，这是大屠杀以来，共产党人第一次以牙还牙、以刺刀还刺刀，大家都知道自已在开创一段见证的历史。可就在所有人热血沸腾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来到南昌，告诉大家：不能打！
来的这个不识时务的人，是张国焘。
作为国产国际的中国分部，中国共产党的每件事都应当请示共产国际，对这个组织原则，共产党也一直是照章程办理的。
然而一切都变得太快。突然间蒋介石反水，汪精卫翻脸，几支盟军全都不可靠，到处是刺刀和屠刀，实在没有办法及时联系，终于在南昌起义的问题上，大家没有按程序来，而是先派人组织暴动，再去请示共产国际批准。
于是麻烦来了。接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的请求电报后，斯大林给出了神一般的回复：在南昌起义会得罪张发奎，最好是策反张发奎起义，或者把共产党员撤到农村去做工作，共产国际的代表不能参加起义，也不能提供经费支持。总之南昌起义不可行，不能批准。
周恩来在南昌排兵布阵的时候，罗明正拿着电报，同张国焘争得面红耳赤。面对张国焘的各种意见，罗明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指示是斯大林同志亲自下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党性大过天，张国焘只好憋着一肚子闷气，去南昌传达斯大林的指示。可怜的张国焘在路上跑了两天，直到三十号才赶到南昌，好容易找到周恩来，周书记听完了来意后连接风宴都不摆一个，上来就是一通吵架，然后继续开会研究。最后周恩来少见地拍了桌子，带着大家做出一个决定：该起义时就起义，去他娘的斯大林！
对周恩来等人有组织无纪律的越权行径，张国焘也悍然表示，你们爱干嘛干嘛，反正我管不着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号，共产党人在南昌突然发起暴动，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领导、二十军军长贺龙任总指挥，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大军十分顺利地占领了整个南昌城，随后发表《八一起义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共产党军队。从这一天起，共产党不再只是神神秘秘的地下社团、工会农会，而是有枪支有编制的军人集团，开始了武装革命的漫长岁月，史称“八一起义”。
这是一次成功的起义。看一看后来的纪念规模，就能明白它的意义有多重大。中国仅次于首都天安门的城市广场就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南昌，名叫八一广场，广场的中心建筑叫八一起义纪念碑，还费巨资建了水池和喷泉、灯光等设施，历来是小商小贩发展经济的黄金地段。八月一日则是中国的建军节，几十年来每到那一天的时候，电视台就要没完没了地播各种版本的起义节目，情节累同（就一件事拍个几百回，没法不雷同），手法粗糙（政治任务，只许突出高大全英雄形象），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演员全都一个模样，连说的下一句话都大致雷同，一直放到观众能背出来为止。
南昌起义的消息很快震惊了所有人。蒋介石和汪精卫虽然有矛盾，但在共产党问题上是有一致性的，马上把部队派出去追击，同时也都在问一个问题：南昌是朱培德的大本营，朱司令干什么去了？
答案很简单，朱培德在休假。
周恩来、贺龙等人在南昌紧锣密鼓准备起义的时候，朱培德突然病倒了。他告诉蒋介石说自已十分疲劳，无法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不得不去庐山休养。
收到朱培德的病假通知，蒋介石倒不是太吃惊。北伐的辛劳、自已的排挤、汪精卫的拉拢，内交外困确实压力太大， 不是老朱这号乡下人能应付得过来的。而朱培德也没忘记自已的工作，他去庐山前把大权交给了好兄弟、好同学朱德，托他全权处理军政大事，结果朱德趁机拉上贺龙和叶挺，在南昌发动了起义。
对这个结果，朱培德的解释是，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兄弟我可是把他当朋友的！
对朱培德的解释，蒋介石和汪精卫都认为，朱培德太轻信了，生病的时候居然把大权交给共产党，结果被人端了老窝，真是活该。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朱培德很老实，朱德很狡猾，利用兄弟的信任搞暴动，抢兄弟的地盘和人马，实在是件不厚道的事情。
全是扯蛋。
南昌起义的时候，朱培德三十九岁，不是十九岁。打过反清、反袁、反陈（炯明）等大小恶仗，看过无数次你攻我伐、背信弃义，经历过数不清的文攻武卫、刀山火海，从万军之中走出来的朱培德世故深沉、人情练达，对蒋介石刚中带柔，手段该狠辣时狠辣、该友好时友好，分寸把握得炉火纯青。
要说这样一个人会被朱德几句话哄晕头脑，只有铁道部发言人才信。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是关键时刻，蒋介石和汪精卫相互翻脸，又天天在杀共产党，两拨盟友随时可能火拚自已，共产党更可能跑来地盘上捣乱，别说还能爬上庐山疗养，就是只能躺在床上打吊针，也必须坐镇司令部，两眼紧盯局势动向，严防意外发生。
但朱培德还是休假了。在接到报告说朱德同“那边”的贺龙、叶挺联系密切、肯定会有异动的情况下，朱培德的反应居然是把军政大权交给朱德，然后派朱德的亲信王均到遂川掌握军队。
做完所有的铺垫，朱培德平静地宣布休假。告别送行的朱德，转身离开南昌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作为军阀，我把最重要的地盘和军队都留给你，我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次分别，我们再也不能见面，彼此分道扬镳，甚至要在战场上相互厮杀。可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那个拖着辫子、抱着枪杆，在星空下畅谈理想的兄弟。
能为你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前程凶险好自为之，兄弟！
十年后，朱培德因医疗事故病逝南京，他终于没能再见朱德一面。而死前的遗言是国家医学不发达，发生事故在所难免，不要责怪医生。
对朱培德，我只有一句评价，他真的是个好人，虽然不是好军阀。
顺利发起暴动，周恩来信心大增，他清点完俘虏枪弹后就离开了南昌，大军按计划南下广东，准备找苏联接应军火。只要能弄到出海口，共产国际的枪炮将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新的工农革命军也会重新北伐反攻，实现革命的再次成功。
南昌起义很成功，共产国际很生气。
明明已经决定不要起义，周恩来还是大胆妄为，而且张国焘也没有制止，在斯大林眼里这就是不听话，是对党性和领袖的公然挑战。虽然隔着几千公里，斯大林还是下令处分张国焘等人，作为无组织无纪律的惩罚。
打完棒子，还要面对老问题，下一步怎么走。于是在八月七号，共产党人聚在汉口，继续开会。
形势不是很险恶，而是极端险恶；局面不是几乎没有希望，而是根本没有希望。
经过八月一号的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全线震怒，汪精卫公开下令彻底清共，张发奎也在反水，汉口已经不再安全，每一分钟都可能有人上门抓捕。虽然大家都很擅长开会，但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实在不能呆得太久，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等人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在高度紧张的气氛里，研究问题的根源及下一步怎么办。
问题的根源很容易研究出来。陈独秀已经辞职，而且没有来开会，自然所有责任都是他的。共产国际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再次施展黑锅大法，彻底“帮助”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批判了陈独秀，宣布他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顺理成章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斯大林曰：都是陈独秀的错…），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这正是陈独秀一直要求的）的方针。
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既然大家都批陈独秀，毛泽东自然也批陈独秀，而且表现非常积极，愤怒谴责陈独秀忽略军事、脱离群众等“严重错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让罗明很是欣赏。
毛泽东很愤怒，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先前正是陈独秀否决了他的土地革命主张。
开完大会，共产国际宣布，中央要马上搬到上海租界去，由瞿秋白任总书记主持工作；党的下一步任务是积极发动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对抗国民党。
瞿秋白只是翻译出身，按理说轮不到他当总书记，但几个领头人物都跑南昌去了，最有资格的张国焘也没赶回来，罗明能选上的人只剩下瞿翻译。反正谁当总书记也是听莫斯科的，没有语言障碍的翻译反而更方便凑和着用，所以罗明一拍大腿：总书记就是你了！
开完汉口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平静地来到湖南，准备他的农民暴动。
从当年跑去参军到现在，已经十六年过去了。
十六年弹指一挥，毛泽东经历了很多。当过核心圈里的中央秘书，混过车水马龙的北上广，拿过军阀黑钱，见过革命领袖，搞过群众运动，一会在漂亮的城市衣冠楚楚地盖章，一会在泥水横流的农村找老农拉家常，就是没有拿枪打过仗。
从今天起，他要一无所有地拉起一帮农民，然后指挥那些没有训练的人同正规军打仗，一点点争抢、扩大自已的地盘，直到革命最终胜利。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比这场逆袭的难度，前十六年的风波与艰辛不值一提，今后的枪林弹雨才是真正的挑战。自已将不得不从头学习一门并不擅长的课程–战争，而且最为残酷的是，课程的学费极其昂贵，任何一点失误，都意味着失败和鲜血。
城头挂满屠杀后的头颅，街上到处血淋淋的通缉和布告，毛泽东走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秋收起义。
通常来讲，想开拓一把大事业，就要精心准备，打一场胜仗做开门红。小兵们需要加紧动员，统帅部则要好好筹划，从武器弹药到人员分配，尽量给前线司令官准备充足，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可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享受不到上级的关怀，他一面要四处联络组织，一面还要跟中央磨嘴皮子，反复讨价还价。
说起来还是共产国际的问题。从危机四伏的汉口逃到上海后，中央机关和共产国际渐渐安定，安全问题大大缓解，生活质量也有了长足的提高。于是共产国际又开始想入非非起来，觉得革命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来几场暴动，然后搞个港口、从苏联弄些军火，就可以迅速成功。
共产国际的想法非常简单，因为斯大林的想法就是如此简单。
已经投进这么多军火钱财在里面，一直宣传形势大好，突然一夜间变得四面楚歌，开个会都要东躲西藏，所有的一切不仅严重影响了领袖的威信，也大大嘲弄了领袖的智商。无论如何斯大林都必须让大家相信，中国的形势是好的，中国的群众是有觉悟的，虽然出了个把叛徒（蒋介石），虽然有人犯右倾错误（陈独秀），但困难只是暂时的，大革命依然是光明的，是成功的，是即将要胜利的。
领导的想法，自然是每个属下的想法，何况斯老大的心胸并不宽广，谁敢让他一时不开心，他肯定会让那个人一世不开心，甚至全家被不开心。所以共产国际的远东局虽然负责反映真实情况，却也要顾及领袖的个人感受，而且某种情况来讲，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一些：斯大林想听什么，远东局就尽量编什么向上汇报。
斯大林很开心，远东局很放心，毛泽东很堵心。
按远东局转来的指示，毛泽东同志必须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暴动，然后率领大军打下长沙，再远征广东，同朱德的起义军会合后重新北伐；同时为了尽量争取盟军，大军必须继续打国民党左翼的旗号行动，不得擅自分裂。
看完这份神一般的指示，毛泽东心头也有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
两家国民党都已经全面清共，再打国民党的旗号吸引不到任何人，反而会让共产党员离心离德；至于拿下长沙、挥师广东之类梦想就更扯了，湖南能拉出来的兵力编不满一个师，其他都是没有经验的农民，会不会放枪都是一个问题，指望他们席卷半个中国、成功领导革命，简直是开玩笑。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毛泽东意见再大，也得一面干活、一面给领导写报告，解释具体情况。从后来的回忆录看，他此时的真实想法只有一句话：说话不算就是郁闷啊！
湖南的形势其实并不坏。毛泽东一直搞基层工作，组织和人脉还是有一点的，湖南的唐生智又南下反蒋，正是搞小动作的大好时机。八月三十号，湖南省委决定， 尽快在平江、浏阳、醴陵、安源发起暴动、进攻空虚的长沙，由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毛泽东任委员会书记。
箭在弦上，成败在此一举！
毛泽东已经把一切都投进暴动里。当初从章士钊那里拿的两万大洋，省省用用还有不少，本来是预备关键时刻应急的，这时也全部拿出来充当经费。他很清楚，行动关系到自已和整个党的生死，失败就意味着一切完蛋，从理想到生命全都要埋进土里去，甚至回老家做农民也不可再可能。
没什么可犹豫的了，开干吧！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送杨开慧回板仓老家。看着疲惫的妻子，他心里也很难过，这些年把家和孩子扔在一旁，天天在外面东奔西走，都没好好照顾她。
“好好照顾母亲，管好我们的孩子，有空参加些农民运动吧。”这是他最后的叮嘱。
送走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毛泽东登上火车，从长沙去安源组织暴动。
这次分手便是最后的离别，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到对方的面。
按照计划，湖南起义将在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个地方发动，四周由农民暴动配合，来个村村起火、镇镇冒烟，三路大军会师后趁乱打进长沙城。但是在行动的时候，出了一点技术性岔子：暴动日期是由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定的，可大家并没有电台，更没有电话或邮件联系，消息传不到位。毛泽东忙乎了几天，在九月六号才收到指示，原来省委已经下令，要求九月九号破坏铁路、十一号各县暴动，十五号总攻长沙。
毛泽东在安源，安源的布置当然不成问题，可消息还要传达到铜鼓，而且必须尽快。
没有电子邮件，没有电话电台，快递公司还没开通业务，只能靠人传达消息，毛泽东顿时十分为难。这一路都是敌区，正在大张旗鼓地清共，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去传达命令。
起义是一定要进行的，指示也是一定要执行的，他于是决定，亲自去铜鼓送信。
这是个差点让他差命的决定。
毛泽东化装成煤矿采购员，急急忙忙地赶去铜鼓，结果不知道是化妆不好还是装得不象，他在湖南浏阳的张家坊村被民团抓到了。
抓到共党分子，一般都是处死拉倒，几个民团于是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领赏。毛泽东很狼狈，他跟民团商量，想出钱贿赂买一条命，可是民团的头目不肯答应，非要杀掉他不可。
虎落平阳被民团欺，倒霉的毛泽东只好一路押着往前走，每走一步，就是离鬼门关又近了一步。想到铜鼓的人还在等消息，自已却糊里糊涂地把命送在民团手上，毛泽东心里很光火。
快到民团总部了，只剩下两百来米的一小段路，看守们开始松懈起来。毛泽东看准 机会，一咬牙挣脱出来，跑进旁边的田野里，民团的兵吃了一惊，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不见了。
心有不甘的民团当然是四处追捕，还叫当地的农民帮着搜索。毛泽东的反应也很机灵，他跳到一个水塘里，旁边有水草遮掩，可以勉强躲一下，几次搜的人都快碰到他了，但运气很好，对方随意划了一下，没找到他。心惊胆战的毛泽东一直藏到日落，民团终于懒得抓了，骂骂咧咧地走人，他这才赶紧逃出来，连夜继续赶路，又碰上好心的农民让他住了一晚上，带他去县城买鞋、伞和一点吃的，赶到铜鼓。
送个信差点把命也送掉，而且还误了时间，毛泽东很沮丧。他到的时候是九月十号，而在前一天，起义已经按时爆发了。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