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的张作霖很头痛。
他在东北自立为王已经很多年，一方面是自已有手段、有野心，另一方面也是日本人的援助。为了吞并东北，日本人已经下了很多本钱，给了很多军火，当然，也要了很多特权。
虽然花钱有收获，但总地来讲，张作霖在信用方面，名声是不大好的。每次找日本人要东西的时候，都会连连点头，把日本人当大爷敬；等拿到钱和军火之后，立刻开始耍无赖，不是当面抵赖，就是让属下使绊子、设障碍，总之地盘是我的，东西也是我的，你不能拿走。
起初的一次两次，日本人觉得张作霖做人有点贪；年复一年地耍赖，日本人也回味过来，张作霖不是犯傻，这个叫信用问题。
发现自已被骗了，日本人很生气，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后果都还不算严重。因为东北已经成为张作霖的私人地盘，扶持他又花了那么多血本，没有张大帅，就要重新喂饱另一头饿狼，从成本核算的角度上看，这个开销不太值。
所以张作霖耍奸使诈、说话不算数，日本人都只是笑笑装傻，什么也不说。而这一切也给了张作霖危险的错觉：日本人是需要我的，东北也是需要我的，我做什么都是没关系的。
事实上张作霖确实没法听日本人的，因为对方要他做的事十分要人命：在东北搞独立，做日本的儿皇帝。
在东北搞独立，涉及到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国家和主权归属。
虽然各路军阀都喜欢占山为王，也都把地盘当成自已的私产，但毕竟大家还都承认自已是中国人，不管听不听中央政府的号令，祖宗是不能不认的。不管谁当家、谁上台，都宣布自已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或者中国某地的合法政权，但很少干一件事，就是另立国家、不承认自已是中国人。
当然，某些外国（例如日本）会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封建思想。但不管哪个军阀在台上，都摆脱不了这种落后思想的束缚，也不敢按外国人的指令分一块地盘出去搞单干，所以中国才能以大一统的姿态飘摇下来。说白了，当个草头王是可以的，不认祖宗不当中国人是没门的。
虽然张作霖是个唯利是图的土匪军阀，但他绝不肯走出那一步，而在重重的幕后，日本人的耐性也到了极限。
鬼子根本不是想在东北要什么特权，他们是想把东北变成他们的一部分，张作霖已经由棋子变成了不听话的棋子，应该从棋盘上撤下去了。关东军相信，张作霖一死，手下肯定分崩离析，很快他们就可以进军全东北，在城头插满太阳旗，而那个时候，蒋介石将无能为力。
害死李大钊和邵飘萍等人的奉系土匪军阀张作霖。他死后不久，不争气的儿子就败掉了东北的家当，把中国拖进深渊。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号，张大帅坐着专列，从北平撤回关内。
张作霖很清楚，他的首席赞助商–日本并不赞成他回东北，因为奉系如果放弃华北，中国将有被国民党统一的危险，也会大大增加吞并中国的难度。但他更清楚，呆在华北同蒋介石死磕，很可能被国民革命军活活磕死，而以他那个绣花枕头般的少帅儿子，是绝对镇不住局面的。
在此以前，日本人已经容让了他无数次。所以张作霖相信，这一次也不例外，日本人仍然会皱皱眉头，然后任他行事，无可奈何。
作为草头王，张大帅对自已的安全进行了严密的保护，不仅出发时间保密，而且行程一日三变，沿途更是精心护卫，生怕有人劫车。
当然，所谓严密，不过是张作霖自己的感觉而已。事实上他的专车什么时候准备、什么时候出发，站台作业都是明明白白，只要有人去看一眼，就能猜得出来。而张大帅严密安排了半天，却仍有一段地方没办法保护到位，因为那一小段铁路是日本人的地盘，中国兵不能进去执勤。
中国人不能进入的中国地方，叫皇姑屯。
虽然没有保护，大帅还是很心安，日本人是他的老朋友，虽然有不少冲突，可交情毕竟还在，而且东北除了自已谁也玩不转。
带着十足的自信，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开向皇姑屯，然后在那里收到了日本人迎接的礼品：大批埋好的炸药。
所谓大批，是指一大堆，确切地说，一百二十公斤，装了几大麻袋。
张作霖的专列有整整二十节，保不齐爆炸的时候大帅在车头或车尾，所以要炸就必须把整列车厢全部送上天。关东军为了干得专业点，专门从朝鲜调来了工兵，好不容易才装齐这一大堆累赘，张大帅以为自已隐密回家的时候，日本人正沿路监视，等着他的到来。
一声炸响，横行东北的张作霖飞上了天空。
对张作霖的死，日本人早有准备。他们在附近准备好了尸体，上面写着孙中山的两句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犹需努力”，然后宣布，这两个便衣是蒋介石的特务，要对张大帅的死负责；至于日本，因为他们的铁路被炸毁了，所以同样是受害者。
蒋介石派两个特务溜进日本人的防区，扔了一枚均匀分布二十节车厢、重达一百二十公斤（注意数量）的炸弹，把张大帅的专列炸死，这就是关东军对整件事情的官方解释。
收到父亲的死讯，张作霖的儿子、还在北平的张学良第一反应不是居丧，也不是报仇，而是立刻把头发剃光，背着大锅化装成士兵，连夜潜回沈阳。
这回再不敢张扬了。
沈阳的东北军阀们正在开会。同日本人想的一样，他们并不想让张学良当新一任东北王。
虽然子承父业，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早就不是封建时代了，大家的意识也在进步。更重要的是，张作霖做事有手段有魄力，张学良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公子哥，虽然他也很努力，但是，他真的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身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学良，又英俊、又新潮，不仅长得一表人才，而且多才多艺，举个例子说，他不仅会开摩托车，还会开飞机。
开飞机在那时可是高科技，不仅在中国稀奇，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技术，尤其是故障奇高，经常上了天下不来。张少帅敢开飞机，除了他老爹手上有钱有飞机外，主要还是性格问题，这个公子哥什么都喜欢尝新。
飞机喜欢尝新，女人喜欢尝新，毒品也喜欢尝新。
当然，身为军阀，张学良的爱好，或者说生活作风问题，并不是很严重。但一个人如果在很多方面都突出，必然在另外一些方面上比较短板，张学良却偏偏全身都是短板，找不到多少突出的地方。
很多人知道张学良的外号张少帅，但不少人都误会了这个称呼的意思。所谓少帅绝非夸奖的意思，也不因为他是大帅的儿子，倒有一大半是说他只长得帅，放到今天，和“小白脸”的意思差不多。
因为这个词的含义并不好，所以在当时，通常是不能当面称呼他少帅的，否则一定是大为光火。当然某些（或者说大部分）国产影视剧就不要去信了，东北的元老们心里有数，当面敢叫张学良少帅，那就是找死没商量。
出席外交场合需要长得帅，军国大事一类的还得看能谋擅断折真功夫，小张同学既不会谋，也不懂得断，长期在威风八面的张大帅手下工作，为人还有一个极大的缺陷，叫做懦弱。
所谓懦弱，是指在关键时刻、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没有担当，没有牺牲，只想逃避，混过一时是一时。
几乎所有人都有类似的缺点，但在关键的位置、关键的时刻，身为统帅的人必须克服它的不良影响，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来。然而张学良做不到。
所以东北元老并不打算让张学良做新一任领导，他们的团结目标，叫张作相。
虽然同张作霖只差一个字，张作相和大帅并没有亲戚关系。面对大家的拥戴推举，张作相只做了一件事：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把属下做好的统帅服恭恭敬敬地递给张学良，并严肃地发誓，大帅生前他忠于大帅，大帅不在了，他就只忠于张学良！
既然张元老如此表态，那就啥也不用说了，大家乖乖地让开路，请张学良坐上中间的宝座。
总地来讲，新官上任的张学良，表现还算是中规中矩。他想办法除掉了不听话的元老，努力巩固自已的权威，然后下令，东北归顺南京政府。
所谓归顺，并不是带着人马去投奔，而是宣布东北承认南京为合法中央政府，同时全东北降下旧国旗（五色旗），换升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
虽然只是换面旗，这个举动却有着极不寻常的含义，首先是宣告北洋军阀时代已经正式结束，其次则是用具体行动告诉日本人：你们炸死了我老爹，可我不会独立，也不会听你们的！
在张少帅乏善可陈的历史生涯中，这是他难得的一次亮点。
对张学良的做法，日本人恨到极点，但至少在目前，他们还没有办法。因为东北军有二十多万，而驻扎东北的所谓关东军，只有一万。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在东北宣布归顺后，全中国终于又在名义上重归一统，连新疆和西藏都承认这个中央政府，包括后来一直闹独立的达赖喇嘛。
蒋介石非常高兴。在一系列明争暗斗下，他终于算是“北伐”成功，虽然没有伐掉太多军阀，但至少把大家都加到圈子里了，而在这个圈子里，他是最大的那匹领头狼。放眼天下，除了极小几处没杀尽的共产党人，全国都飘扬着他的旗帜。
短短三年工夫，从一个军校校长到全国总司令，功业杀伐，名垂青史，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来人哪，拿酒，拿酒来！
一九二八年底，志得意满的北伐军总司令、中华民国领袖蒋中正回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 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前一个头衔没什么，随手可以给别人，后一个却一直坚持了下来，因为蒋介石深刻理解到，军权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从此他也叫蒋委员长。
也正是在这一年，南京修的孙中山陵墓快要峻工了，突然市里传出谣言，说建墓的石匠要收小孩的魂魄去“合龙口”，市民于是往孩子左肩挂一块红布，写下辟邪的歌诀。
小道消息满天飞，喜欢新闻的报纸当然不会放过，还收录了三首辟邪的打油诗：
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已顶石坟。
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
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
这种事当然是封建迷信，不少人都把它当成笑话看，却有一个人仔细品味报纸的歌谣，然后为小市民的机灵麻木发出剑一般犀利的叹息：
“这样的歌诀，把普通市民对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这样的民族性如果不改变，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这个人叫鲁迅。
民国是一个异彩纷旦的年代，出过无数国学家、大师、史学家，以及这种那种家，粉丝遍天下、弟子满世界，但最有思想、也最值得景仰的，是鲁迅。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去找砖头想拍人。不过不要紧，因为我相信当年的鲁迅也挨过黑砖，他能全身而退，我也能。
当年明月曾经说过，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的内涵没有变化，几千年来该犯的错误都要犯，该死的还是要死，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我于是想到，不久前曾经有一条新闻，一个大学生村官因为发些批评时政的消息，被当地警察抓了，关在狱里劳教，罪证是从箱底搜出一件衬衫，上面写着“不自由，毋宁死”六个字。据警察说，劳教的理由是这六个字反动。
这六个字，当年共产党烈士牺牲时也说过，如果要推敲的话，那帮警察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分子，然而他们横行无忌。
我们都痛恨满清的文字狱，但民国一样有文字狱；我们都声讨民国的残暴，但共和国的功臣们下场却更加凄惨；我们痛悔文革时的迫害，但时至今日，还要因为衬衫上的六个字搞政治迫害。所以我不得不相信，当年明月的话，也许是对的。
德国闹过纳粹，但德国反省自已的错误，绝不允许再犯；
苏联出现过大清洗，此后俄罗斯大批公布历史档案，向受害者承认错误；
即使是曾经施行过野蛮军人统治、且一直不肯反省历史的日本，在对待国民的态度上也比我们要强得多。而且让中国人汗颜的是，日本人其实比我们要团结，日本人靠内斗、诬陷，贬低别人抬高自已的手段并不多见，即使是所谓右翼团体，相互之间也少有拆台、造谣；而中国人最喜欢干的事却是划派系、分敌我，然后相互内斗。
中国人最精彩最热衷的节目，莫过于沾沾自喜地在圈子里相互争斗，就象郭老大的相声所言，凡事最可怕的就是同行。
翻开世界历史，能象我们这样，一遍又一遍重复错误、暴行还沾沾自喜的民族，当然不好意思说是绝无仅有，但要找出类似的例子确实很难，或者说不大可能。爱国愤青们会扔砖头，会念国骂三字经，但往往也只会这两样本事而已！
只要不从根源上反省自已，认识自已存在的缺点，就不可能消除问题，我们也要仍然会一代代重复自身的悲剧，继续在内斗、内耗以及愚昧吹捧中前行，就象背着壳的蜗牛跟别人赛跑。无论属于什么党派，无论秉承什么主义，始终摆脱不了惰性的怪圈。
从这一点上讲，当年明月说的话，一点也没错。
我总会想起那些凭一件衬衫把人送进监狱里的警察。他们何尝没有遭过生活的压迫，何尝不知道自已做的事荒谬绝伦，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不计底线地讨好上司，象疯狗一样欺压别人，一如满清时对上司满脸谄笑、拖着辫子在衙门里作威作福的奴才。
国学大师辜鸿铭在辛亥革命之后，一直拖着脑后的小辫子不肯剪。面对北大学生的讪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大师奥义深妙，令人顿起高山仰止之感，学生们顿时不笑了，端端正正地听课。而我知道的是，很多人都应该惭愧、应该反省，但有一个人是不用惭愧的，他曾经用笔剪下过我们心中的辫子，而且还割开辫根下的肌体，向我们剖析毒瘤的根源，展示一个血淋淋的真实世界，那个人就是鲁迅。
鲁迅，一八八一年生，原名周樟寿，后来改名周树人。鲁迅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笔名，但因为用得多了，大家也就忘了他的本名。
小时候鲁迅的家境还算好，可当官的祖父犯事进了监狱，父亲也卧床不起，家道于是败落下来。
从富到穷，最容易体验人情冷暖。看过父亲在中医（庸医）手上痛苦辗转，看过幸福的小家因病而贫，鲁迅立志要医治象父亲那样的病人，解除他们的痛苦，强健同胞的体魄；所以他十八岁去了南京的洋务学堂读书，接着到日本学医，希望能做一个医生。
在那个年代，他的选择就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是不折不扣的出卖祖宗、出卖国家，爱国愤青们全都拖着辫子、抱着经籍口诛笔伐，一如现今砸车打人的所谓爱国者。但还是有很多人走上了出国的路，有的人碌碌无为，有的人功成名就，更多的人努力一生，师出未捷。
东京的留学生很多，也都拖着辫子施施然，有的学跳舞，有的学喝酒，同现在情况差不多，鲁迅却去了仙台，孤独地在医学院里读书。虽然是弱国国民，还是有不少朴素的日本人关心他，平等地对待他，给他温暖与帮助，不让他感到孤单与歧视。
鲁迅于是努力地学习医学，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日俄战争的时事电影。日本兵在中国东北当众砍杀中国奸细，周围都是些看热闹的中国人，满脸麻木地看杀。
年轻的鲁迅被震憾了。被杀的是中国人，看杀的也是中国人，而且他们都很健康，不需要医生。
鲁迅终于想到一个深层次问题。
即使中国人全都健康强壮、从不生病，也不过是杀和看的材料而已，对国家民族的进步并不会有多大改变，医生能改变贫弱的身体，却不能改变愚昧的思想。在痛苦的思索之后，鲁迅明白过来：一群健康的奴隶和一群生病的奴隶，并没有本质的分别。
这时还是清朝，同众多革命者一样，鲁迅也有维新的愿望，也有破除陈旧牢宠、迎来全新中国的渴求，而这些靠当医生是改变不了的，因为国民生病的不是贫弱的身体，而是麻木的灵魂。
他本来可以有不错的生活。家境贫寒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挣到钱了，学完医回中国就是抢手的专业海归，能在大城市开自已的诊所，再娶一个日本女孩，备几个漂亮的小秘兼护士。以他的能力水平，当个名医不成问题，好车好房也不成问题，而且医生不比军阀，虽然一样是拿人命换钱，医生的风险却非常小，绝少有人真刀真枪地跟自已玩命。
在那个年代，留洋西医是金字招牌，不懂变通的他却放弃了学业，非要跑回国内教书，搞文学教育，说要唤醒麻木的灵魂。
这是一个绝对冷门的行业，至少比医学要冷出一百倍以上。
虽然有名望的教授们收入很不错，但鲁迅不是什么名人，在家乡当老师的工资也很低，加上要养家，生活一直拮据不堪。坚决不肯留辫子的鲁迅在小小的绍兴处境艰难，一直困顿到一九一二年，才靠着蔡元培的赏识，在北京教育部当了一个相当于处级干部的佥事，一个月有二百二十块大洋的薪水（注：经常拖欠），好不容易宽松了起来。
在常人眼里，鲁迅实在是一事无成。他没能当成医生，却在拮据中耗去了青春的黄金十年，然后又在北京当了十四年公务员。这十四年里袁总统称过皇帝，北洋军阀混过战，清朝皇帝复过辟，陈独秀领导过五四激情和共产建党，孙中山还当了一回又一回大总统，可鲁处长什么也没干，只管上班点到，下班吃饭。十四年时间里他的唯一成就，是薪水已经涨到三百六十大洋一个月，只要政府不拖欠工资，就算是教育部的高薪人士了。
按照流行的成功学，他应该和领导处好关系，一级级升官，同时关心一下家庭和子女教育，偶尔不妨去红灯区风流一下，最终成为某名校的校长（这个词现在已经比较危险，当年却还是有威望的）。
然而他哪样都沾不上。
他的婚姻是包办的，一点也不幸福；他和妻子朱安一点话也说不上，索性把她送回家乡，一直到四十六岁那年，才和小自已十八岁的许广平同居。
他也不想升官。十四年里教育部换过三十八个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都算好的蔡元培和交情不错的董恂士，鲁迅一个也看不上眼，更谈不上巴结了。
但是不懂升官的鲁迅并没有光混薪水。除掉按点上班，他在这些年里只做了两件事：读书，写文章。
压抑，冷淡，加上童年经历过太多人情冷暖，鲁迅的笔触异常沉重而犀利。他毫不留情地描绘出五千年文明的神话下，国民心态的另一面：麻木，帮凶，窝里斗，自欺欺人，媚上欺下，自大骄狂，幸灾乐祸，得过且过…让人在文字中猛然醒悟，许多大国的虚荣传统下面，不过是教人如何做奴才而已。
鲁迅不仅刻划出奴才的形象，而且还揭露出奴才一面做帮闲、一面当帮凶的形态。在他笔下无论是维新还是守旧，骨子里都浸满封建统治的沉渣，而不能摆脱这样的束缚、用新的理念贯彻改造国民大众，便永远只能重复与麻木，扼杀奋进的精神。他毫不留情地剖析包括自已在内的中国人，揭露出中国的麻木与腐朽，用他的文章当镜子照别人，会充满优越感；但如果拿它照自已，则会一身冷汗。
奔波的鲁迅最后住到了上海，同瞿秋白、柔石等人很熟，与共产党人也多有来往。他没有去过苏联，对共产主义抱过幻想，但至始至终，他不愿加入共产党。
鲁迅不是神，他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和人谈稿费分成，也会算计自已的进帐开销；甚至在周边朋友的眼里，他绝不是满脸凶恶的斗士，而是一个幽默近人的教授或书生。但他始终保存着一份中国文人的风骨，用自已的文采映照出超然籍口下的丑陋，留给后人一个孤独的身影，让人明白虚伪、奸诈、构陷、迷信、盲从下，国人一盘散沙的本质，真正体会到几千年封建沉淀对文化与人性的扭曲。
经历过革命与被革命的事例后，鲁迅看透了国人对权术的追求盲从，深夜间总会有一盘散沙之恐惧孤独，因为他深切体会到大黑暗之恐怖，虽与麻木的同类同持一种语言，彼此却恍如路人，不知所云。在那个存亡不定的年代里，无数青年因鲁迅的文字而惊悸，也因鲁迅的胸怀而折服。他们从鲁迅的文章里明白，倘使中国不能从民族性和国民性中省悟，则现实依然将化为权术工具与交易，只要这种本性不加改变，鲁迅的遗憾就只能依然，并注定要成为一份百年孤独。
在尘世间呐喊的鲁迅，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
这是一份高尚的孤独。这份孤独随着文化而传承，不在身边友人多寡，而是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时的无奈，是一代热血奉献后陆沉鱼烂的结局悲哀，是看到黑暗而依然勉力牺牲、呐喊于生人间却毫无反应、便有回声也是不知所云之苍凉。拥有这份伟大孤独的人富贵亦清贫，在世如出家，注定要流浪奔波，于一切光明堂皇中看透背后的黑暗、掩饰，而在漠然与微笑间前行，面对一切诽谤与箭矢，不以伤痕为意，必持操守节，于光明浮形间消逝于大黑暗中，那是亡命徒早已选择的人生，是士人所不能违背的操节，是为家国沧桑百般煎熬于心中的火焰。
伟大而孤独的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在旅日学生竞相组团，相约刺杀、起义的时候，医学专业的鲁迅却认为，如果不唤醒国民麻木的灵魂，推翻一个王朝的结果无非只是塑造另一个王朝，而奴隶们的命运是不会变的。
无数社会精英慷慨激昂、前仆后继地投身革命，有的失败了，成为纪念碑上的名字；有的成功了，成为新一任军阀或政客，台下则是无数伸着脖子任人宰割的看客。领袖们轰轰烈烈的同时，鲁迅却选了另一条路：从文，用文字唤醒国民。
这是一条漫长而绝顶艰难的路，它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发起一场革命。因为战争的对手就在面前，而精神革命的对手却是无处不在、无影无形，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并使人无从反抗。
而家境困顿的鲁迅义无反顾地接下了这个挑战。在付出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辛与精神折磨之后，他最终获得了成功。
夸了鲁迅大半天，下面要谈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鲁迅这么伟大，为什么中国人的心里还拖着辫子呢？
有个作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之所以文化不发达，是因为文化部的领导都没有文化（大意）。这句话用在鲁迅的遭遇上，非常合适。
从新中国建立的时候起，管文化教育的领导们就把鲁迅打扮成了神，不光说得他上天入地毫无缺点，而且还做了一件极其不要脸（如果有的话）的事：曲解鲁迅的文章。
鲁迅的文章极富思想性，但再有思想，也敌不过领导们的思想。在脑残们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下，他们硬生生地把鲁迅的思想经典变成了语录经典，随便哪一段话、甚至某个标点符号，都生搬硬套地安上一大堆“重要含义”，然后逼迫学生们背诵。没准鲁大叔当年只是随手一写，但到了学生手上就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圣典，由长老们解读出一堆又臭又长的歪经出来，而且翻来覆去地考试，让你躲都躲不过去。
其实这种事情在成人世界里很常见。最高领导随便几句话，党校的八股教授们都会拓展出一堆又一堆所谓重要含义，上下一齐诚惶诚恐地写心得，谁都知道是狗屁，谁都靠着它吃饭，谁也不敢说什么。但拿鲁迅的文章去欺负学生，教育部实在是缺了大德，因为经过几轮摧残后，学生们统统对鲁迅的文章起了阴影，谁的文章都可以读，就是不肯读他的文章，也无从理解他的思想。没有人明白他对民族国家的忧虑思考，而读不懂鲁迅对家国沧桑如火的煎熬，也就无从体验那一份人格的伟大光辉。
教育部的办法很邪门，但是也很管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甚至还可以说是为学生“好”，因为谁要真读懂鲁迅的话，对他和社会是比较危险的。
太有思想的人不利于说教，也不会真的听话，文化部又要树鲁迅的典型，又要防学生有思想，只好想出这种损招，也真是难为了他们。当然对学生们来说，不读鲁迅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很多时候思想统制是件极其严酷的事情，穿件“不自由宁毋死”的汗衫也要坐牢，还经常有说错一句话导致全家遭殃的年代，真的读懂鲁迅不仅给领导们维稳出难题，对自已也是非常吃亏的。
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麻木。
虽然鲁迅很伟大，但他毕竟只是文人，指得出问题却不能解决，真正说话算数的还是手里有枪的各路军阀。而一九二八年的蒋司令显然不会在意市民对中山陵的看法，更不会研究鲁迅对他们的评价，委员长要操心的是他现在位置很不稳，主要是周围的实力派（其实还是军阀）太强大，不仅仅是功高震主，简直是要把主人硬生生挤下台去。
坐在办公室里，蒋介石忧心冲冲，坐在家里，蒋介石还是忧心冲冲。这时身边有人告诉他说：蒋老大，其实你不用这么难过的，我有办法。
蒋介石眼前霍然一亮。跟他说有办法的人，叫杨永泰。
杨永泰，孙中山的老部下，时人有评，“足智多谋”。
虽然人很聪明，虽然人很有名，杨永泰却一直是个配角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比较背运，几次找主人都找错了对象。先是跟孙中山搞革命，后来看到西南军阀势力比较大，就跟西南军阀眉来眼去，最后哪也呆不下去，跑北平去找北洋军阀求进步，每次的新东家都很快倒台，最后连自已的饭碗也倒腾没了。
三姓家奴、背弃孙中山，种种不大好的名声都如影随形，钉在他的身后。杨永泰想在新政府里找个差使，万言书递到李宗仁那里，什么反应也没有，杨永泰知道，李司令嫌他朝三暮四。
无所事事的杨永泰只好另投门路。幸好他同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关系不错，在熊式辉的推荐下，他找到蒋介石，试探着想看委员长的态度。
经过几轮白眼和冷落，杨永泰对前程已经不抱太大希望，没想到蒋介石听说他想投奔，立刻大开中门，热烈地张开双臂迎了过来：欢迎你来我这里上班，欢迎！欢迎！
转载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