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毛泽东最高国务会议的人物有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
叶剑英、方方是被告方。薄一波是中央派到广东了解情况的重要领导，他对叶剑英比较同情和理解。周恩来非常支持叶剑英。
叶剑英的广东，实际是周恩来在地方的权力基础。
罗瑞卿、邓子恢、赵尔陆（四野第二参谋长）、陶铸等人都是老红一军团的干部，都是根据地的代表人物，都对刘少奇（薄一波等北方局系统干部）、周恩来为首的白区干部占领政权主体极端不满。
公安部长罗瑞卿竟然参加关于广东问题的最高会议，可见他借陈泊、陈坤一案在广东的公检法系统的大逮捕实际是为南下干部和南下大军夺取广东政权打前站、做急先锋。
我们在批评罗瑞卿心黑手辣的同时，也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他对叶剑英的暗示：我们已经动手，你们应该快速改整错误。
广东干部没有及时理解这个信号，尤其没有理解罗瑞卿背后面的毛泽东。
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批评，引起极大的冲击。1952年6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展开对方方的严厉批判，矛头直指三大问题：“广东党的组织存在严重的不纯现象”、“混入了大批坏人”、“敌我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已经被捕入狱的陈泊、陈坤也被当做重要实例。
这次大会之后，方方被降职，叶剑英也因“身体关系”到北京“养病”，担任许多花里胡哨的职务，开始了“诸葛一生唯谨慎”的生涯。后来，叶剑英气愤地说：广东的土改本来是按中央、中南局布置进行的，毛主席的严厉批评，那是“有人不顾事实告了我的御状”！
从这以后，广东的土改愈搞愈左，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又掀起了批判冯白驹、古大存等广东省领导人“搞地方主义”的政治运动。最后结果是方方被调走，冯白驹受到处分后调离广东，古大存被撤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省长职务。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还扩大到广东各地区、市，许多主要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撤职，受到各种处分的干部上万人。仅第二次就处分副省级和厅、局级干部90余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就可以理解陈泊、陈坤无端蒙冤，为什么无法得到中共华南分局、叶剑英以及广东省委的强有力保护，又为什么迟迟不能为这桩冤案甄别平反。
很多人过于把二陈一案归之为领导人的个人恩怨和业务分歧，而没有考虑毛泽东支持下的南下干部、南下大军横扫广东干部背后面加强中央集权、拔除地方利益集团的深层次考量。
在这次斗争中，叶剑英为首的广东干部是非常委屈的，绝大部分被处理的干部是冤枉的，但在毛泽东眼中，大批广东干部控制了广东军政大权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而南下干部控制广东本身就是最大的正确。
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对二陈案的强势介入，就不仅仅是替二陈平反昭雪，而是维护自己的地方政治基础，而罗瑞卿对周恩来的反击，就是军队干部对白区干部的坚决不肯妥协。
经过内查外调，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能成立，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疾病不能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应该说，1953年对于二陈原有罪名的弃用，实际已经为二陈平反昭雪，“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这一条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即使陈泊的工作获得了叶剑英的支持，即使陈泊曾经取得极大的成绩，但北京全国侦查会议上，罗瑞卿已经公开对陈泊提出了批评。
建国初期，公安部长、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的规格极高，在如何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拥有太大的权位。
陈泊坚决不肯接受罗瑞卿的领导和指示，的确是违背了公安纪律。
1956年9月16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瑞卿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讲道：“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布鲁（陈泊），滥用职权，包庇特务，背着党和人民所进行的许多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1961年，刑满释放的陈泊出狱仅仅五天就被几名武装公安强行带上警车，直接押送到荆门沙洋劳改农场。
刑满释放的陈泊为什么再一次被拘押？
如果以已经担任国务副总理、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维护自己的尊严来理解，那么，就无法理解陈泊在文革时期罗瑞卿、陶铸相继倒台后的遭遇。
1967年初，广州街头出现大字报和传单，呼吁为陈泊和陈坤及众多受牵连者平反。1967年8月5日，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们组织策划下，湖北劳改场职工将陈泊送到北京，北工大的学生们则帮助他上访申诉。可惜没有结果。
1968年4月，公安部军管会在全国妇联造反派的配合下，不顾陈泊胃病在身，又将他抓捕后送回湖北劳改场。1972年2月，陈泊终因体弱多病而去世。
陈泊去世的时候，不要说罗瑞卿、陶铸等已经丢失了权力，便是林彪也已经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了。
陈泊为什么不能平反昭雪？
答案很简单：二陈案的爆发虽然因为二陈确实具有的错误问题，但最主要的是毛泽东要清除广东地方干部集团。只要毛泽东在世，清除地方政治势力的大战略就不能被否定。
二陈案被平反的时间是1982年，那个时候不但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时期，而且是叶剑英掌握极大权力的时期，最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当年叶剑英在广东许多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
叶剑英为陈泊的平反，不仅仅是同情陈泊的遭遇，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委屈正名，最重要的是用肯定广东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为广东的改革开放提供历史依据。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二陈案被平反就彻底认为这是一个冤案：他冤，但确实有合理的成分，尤其是符合当时政治斗争的背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强势介入，不但没有缓和“二陈”案，而且惹得罗瑞卿勃然大怒，加重了对“二陈”惩罚。
政务院总理管不了公安部长？
是的。一个是因为当时国务管理的条块划分，一个是陶铸、罗瑞卿的联手对夹叶剑英本身就带有军队干部对白区干部控制地方政权的激烈反抗。
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背景：二陈案被公开宣判的时候，正是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等地方大员被调进京工作的时候，也是高岗、饶漱石开始进攻刘少奇、周恩来的时候。
“五马进京”，一个是毛泽东要撤销地方独立性加强中央集权，另一个是用自己特别欣赏的根据地干部（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五人中只有饶漱石在抗战中期才从白区进入根据地）分解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
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岗提出了军党论，弄得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安子文等苦不堪言。
受文革后宣传的影响，很多人过于高估了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实际，作为白区干部的重要代表，他固然受到军队干部的尊敬，但部队也排斥他代表的系统和力量。
陶铸、罗瑞卿的背后是林彪。叶剑英的背后面是周恩来。不要看周恩来位居核心层，但在军队力量决定一切的时代，他的实际影响力还在林彪之下。中共七大和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林彪的得票数量都远在周恩来之上。
林彪的背后面是毛泽东。
作为最高领袖，对于毛泽东而言，无论白区干部，还是根据地干部，还是军队干部，都是自己的干部，手心手背都是肉，左手、右手都不能丢。
但是，建国初期，叶剑英在广东土改太缓已经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基本方略，而叶剑英过于重用广东地方干部，客观上形成了地方干部排斥外来干部的局面。
近代中国，之所以内乱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省籍排外思维形成的军阀。
建国初期，为了便于管理，各省的一把手都选择了熟悉省务的干部。或者是本省籍干部，比如程子华去山西、叶剑英去广东，或者历史上有密切的联系，比如张云逸去广西、谭震林去浙江，当然也有解放省籍的部队长官，比如陈赓在云南、李井泉在四川。
本籍干部熟悉省务，便于管理，但有太密切的人脉关系，很容易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