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中方的愤怒，日本代表芳泽的工作就简单多了，除了照本宣科念几段谁也不信的文稿，就只剩下擦汗。
于是国联再次表决，要求日本撤军。这一次，不管有理没理，芳泽还是咬牙投了反对票。
十四个国家表决，十三票同意，只有日本的一票反对。但是要命的是，国联成立的时候有要求，决议必须出席的全体国家一致通过才有效，所以只要芳泽不同意，就不能制裁日本！
南京政府的国联外交，终于碰到了石头上。
十一月十二号，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大会。很明显，这次大会是冲蒋介石来的。
东三省已经丢了两省，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还在苦苦支撑一角，但南京中央没有给他发一分钱、一粒子弹，失守只是时间问题。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两个人，一个叫蒋介石，一个叫张学良。开会的人也豁出去了，个个都态度激昂，要求收复失地。
面对国内、党内一浪高过一浪的愤怒，蒋介石仍然稳如磐石，因为他知道，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都不会下决心开战，那些代表们只有毫无实力的愤怒，和浮云没有区别。
蒋委员长心里想的是一回事，现实却是另一回事。蒋介石死活不肯松口，国民党四大还是给了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代表们硬是通过决议，要求蒋介石亲自率兵北上，收复东三省。
面对全国人民的质疑，面对全党的不信任，蒋介石脸上也挂不住了。他在会场上慷慨激昂，催人尿下地当众发誓：今后一定要以诸葛亮、岳飞为榜样，精忠报国、抗日到底！
然后他走出会场，退缩依旧。
而在国联，施肇基的压力也一天比一天大。在否决制裁决议后，日本反守为攻，突然宣布，同意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进行调查。
施肇基正在努力促成各国对日本禁运、制裁，日本的缓兵之计等于把他的努力化解于无形，所有的一切又要重头开始，围绕调查团进行下一步工作。而且最要命的是，时间拖得越久，日本的占领就越巩固，可日本的做法符合国联要求，他没有理由拒绝。
没有坚定的政府，没有军队的支持，施肇基虽然背靠青天白日旗，却只能一个人孤单地同整个日本帝国作战。
十一月二十六日，国联决定，派中立国观察员组成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调查。
对国联的决议，施肇基已经倾尽全力，虽然不算外交胜利，却也没有失分。但他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安排调查团的事，就有一伙人找上了他。
找他的人，是所谓的爱国同胞，或曰，爱国流氓。
听到国联没有要求日本撤军，而是派调查团，许多不懂外交的人都十分恼火，认定这个决议是卖国决议。
国联既然通过卖国决议，国联的代表自然就是卖国代表。一伙中国留学生没有本事去东三省打游击，没有时间去学习外交形势，却有勇气去打外交官。他们打听到施肇基的住处，然后冲进去对五十多岁的老外交官拳打脚踢，边打边喊：“打倒卖国贼！”
不管是几十年后打砸日系汽车，还是在三十年代殴打外交官，某些愤青都在做同一件事：以爱国之名野蛮，以爱国之名无知，以爱国之名伤害中国。
十二月五日，施肇基因伤辞去国联代表职务，黯然离开巴黎。
所谓大政方针，就是一句空话。例如所有封建帝王都会说，官员们要清廉，天气应该和顺，世界一定要大同；而施政的结果，永远也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横征暴敛，直到最后民不潦生。就是蒋介石，也是三民主义或革命不离口。
一个领导人不管口号或方针有多好听，如果最后总是搞得民众生活困顿、全国营养不良、四处冤假错案，自己却装得没事人一样，那就是扯蛋。但最扯的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死活认为，领袖只要口号喊得正确就没有责任，至于他施政的效果如何可以不用管。
王正廷走了，施肇基走了，但该来的人，还是要来的。
国联的调查团要来，必须有人接待这个调查团，中国要接待，日本也要接待。
日本方面负责接待国联调查团的，是后来的远东国际法庭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作为关东军的爪牙，土肥原已经在华北筹划了多年，专搞特务活动，想方设法在中国设钉子、搞分裂。可以说是十处起火，九处敲锣，只要是关东军搞阴谋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
对国联的反应，土肥原和石原都觉得很正常，外交部的反应也很正常，如果谁都一声不吭，那才是不正常的事。国联既然要查，土肥原就决心把水搅浑，让所有人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强占别国的领土，奴役别国的人民，却要所有人相信，关东军的做法是正义的、是合法的、是为了世界和平和友好，如此胡诌显然比较有难度。但土肥原相信，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找到能办事的人，而合法吞并东北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
在土肥原找上门之前，溥仪已经憋屈了很多年。
从两岁时候起，他就是全中国四万万奴隶的主人，高高在上、君临天下。还没等到懂事，就在六岁的时候，一个叫袁世凯的胖叔叔派人告诉他，自已已经不再是皇帝了，他的家产也改了名，由大清王朝改叫中华民国。
废皇帝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虽然溥仪还可以住在紫禁城，每年有民国政府的几十万银元抚养费，但整个小朝廷已经威风不再；加上内部贪污严重，只能天天卖文物支撑空架子，在旧房子里混吃等死。
如果只是混日子，溥仪也还能接受，每天在屋里看看书、写写字，没事欺负小太监；但民国政局实在太飘摇，想在小朝廷混日子，也经常碰钉子。先是八岁的时候，应各界要求，袁世凯取消了他在宫里发告示、审判用刑的权利，并把警卫换成了民国护军；接着在十一岁，大忠臣张勋派兵复辟被打出北京，他只坐了十二天龙椅就被轰下台，连紫禁城也挨了一颗炸弹。
十八岁的时候，溥仪结婚了，这一年年底，冯玉祥派兵打进故宫来，把他赶出紫禁城。昔日的皇上刚刚新婚宴尔，突然就成了丧家之犬，一路逃到日本公使馆，最后在天津租界找到安身的地方。然后在二十二岁，他的袓坟被人挖了，挖坟的人叫孙殿英。
为了发财，孙殿英派手下炸开了乾隆、慈禧的陵墓，然后大肆抢劫，把宝贝全都挖走，装进自已的腰包里。
不管是什么人，被挖袓坟都是晴天霹雳的大事，然而溥仪却无可奈何，因为孙殿英是军阀，而且把挖来的宝贝分给了蒋介石等更大的军阀。尽管报纸拚命谴责、政府表态一定要严办，到最后却只是不了了之，只留下几个痛哭流涕的遗老遗少。
先是没了工作，再被赶出房子，接着又挖了袓坟，溥仪对民国的态度，终于由不喜欢、不招惹变成了一辈子不能释怀的愤恨。痛定思痛，溥仪认为，自已之所以受人欺负，是因为手上没有兵权，所以想混出人样、想不受欺负，就得有兵权、有地盘。
仿佛象雪中送炭一样，溥仪想拉自已的兵马，立刻就有人找上门来，跟他弟弟溥杰一见如故，天天打得火热。
找溥杰拉交情的人，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
虽然还没打中原大战，但张学良已经是四大公子之一，民国著名的高富帅代表。弟弟能跟张学良攀上交情，溥仪也很高兴，尤其是张学良认为，溥杰的军事天分很高，不妨进东北讲武堂深造，跟着他混有出息。
东北军虽然不是正宗政府军，也算一支响当当的队伍。然而溥仪和溥杰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事情很快明白过来，张学良看上溥杰，不是因为溥杰有能力，也不是溥仪会搞关系，而是溥杰的老婆很漂亮。
换句话说，张少帅偷了皇弟的老婆还嫌不够，竟然打算让溥杰把绿帽子一戴到底，所以才推荐溥杰去东北的大本营，好方便他就近私通。
眼看大事不好，溥仪只好让溥杰离婚，把弟弟送到日本去，总算没闹出笑话来。
国仇、家恨、祖坟被挖，加上弟弟被戴绿帽子，溥仪的前二十五年如果说过得不憋屈，那是比较憋屈的。而且张学良虽然对不住溥杰，却一点不跟他们见外，占领北京后，张学良只要缺钱，就去故宫拉文物倒卖，据说卖了几百箱宝贝，毫不心疼。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弥留的时候，张学良曾经礼节性去探望过他。面对绣花枕头的少帅，孙中山充满忧虑地说，东北处在苏联、日本两大势力之间，国家责任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担子非常重。
也正是一九二五年，被赶出故宫的溥仪在日本警察护送下，躲到天津的日本租界，《京报》主编邵飘萍立刻评论说，日本人愿意庇护溥仪，是对中国东北有领土野心，企图扶持这个废皇帝做傀儡。
孙中山很快逝世了，邵飘萍也死于张学良他爹手里。不幸的是，他们的预言都先后得到了验证，甚至几十年后溥仪还在感叹：邵先生的话说得真准啊！
随着国民党几派军阀之间勾心斗角、大打出手，东北军的拙劣水平很快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疯狂盗卖祖宗的文物，把钱送到日本政客那里，最后却丢了东北，充分证明了奉系军阀在“国家责任”面前的真实能耐；而在丢了东北之后，舞台上的主角很快就轮到了溥仪。
一直以来，溥仪都是那个干瞪眼的角色。故宫是他的老家，有人却玩了他的弟媳，又去老家偷东西，把他当成十足的傻瓜，而昔日的皇上只能在天津租界里咬牙切齿。
正当溥仪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时候，土肥原找到了他。带着满脸亲切笑容，土肥原和颜悦色地表示，东北本来就是满清的地盘，现在关东军已经赶跑了张学良，请他回去当皇帝，日本愿意帮助他建立一个崭新的满洲国。
皇帝也有白送的？面对天上掉下来的超级大馅饼，溥仪十分激动。但他压制住自已满心的喜悦，提出了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
“在你来以前，你们的天津总领事已经找过我了，他要我别去满洲搞建国。”
溥仪的表态让土肥原十分恼火。他直白地告诉溥仪，日本外交部是不算数的，甚至日本首相也是不要紧的，只有日本的天皇说话才管用，而天皇支持的，是他和他背后的关东军！
看到对方如此殷勤，连内部机密都交待出来了，溥仪也是大为感动。于是日本外交部的嘱咐就成了耳旁风，关东军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搞满洲国，而是如何搞满洲国。
搞小阴谋最重要的是保密，但溥仪的素质实在太差，很快事情就泄了出去。顿时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溥仪卖国求荣、认贼作父，而最紧张的，是蒋介石。
溥仪如果真的去东北做日本人的儿皇帝，东北的领土就等于彻底断送在他任上，不管以后如何辩解，历史书上有这一笔，总是大大不光采的事。以蒋介石的性子，对这种不识相的人向来是不需要客气的，一支手枪就能解决问题，偏偏溥仪住在日本租界里，防范十分严密；而且天津是张学良的地盘，蒋介石的特务虽然能干，却没有攻打租界的本事。
蒋介石只好派人给溥仪传话，劝年轻气盛的小皇帝不要去东北，而且保证恢复民国的优待条件，让他到北京或南京选个地方养老。
蒋介石认为，自已已经十分慷慨大度，但在溥仪眼里，这实在不算什么条件。被勾引的弟媳、被赶出宫的屈辱，加上被刨的祖坟，所有一切都让他对民国充满仇恨。
正当溥仪犹豫不定的时候，有人送了一份礼物给他：两筐水果，里面藏有两颗炸弹。
送水果的人，据说是张学良。
这件事到最后也没个结论。有人认为是土肥原的反间计，有人说是保安搞的鬼，但也有人认为，炸弹就是张学良放的，因为以张少帅的智商，搞这种事毫不稀奇，要他拿点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出来，才是比较稀奇。
不管炸弹是谁送的，总之溥仪见过炸弹，立刻下定了决心：离开张学良控制的天津，去东北投靠日本人。
从天津到东北，坐飞机只要几个小时，坐火车或轮船也很方便。但溥仪发愁的是，虽然他不用排队买票，也不担心路费，但出门还是比较困难。
天津是张学良的地盘，张少帅当然不希望溥仪从那里去东北，占自已的老家。日本租界里或许比较太平，出了租界后会有什么事就不好说了，那个年代又没有发明直升飞机，总不能让皇上坐着风筝逃跑吧。
所以还得让特务想办法。
好在土肥原功底深厚，平时拉拢的地痞流氓也很多（物以类聚），有日本的，有朝鲜的，也有天津本地人。很快这些人就收到一笔赏钱，让他们带着枪冲击政府部门，包括警察局、电话局、办公楼等，总之就是去闹事，动静越大越好。
镇守天津的除了警察，还有张学良的保安队，不少是东北军直接换身衣服改编的地方部队，几个混混用手枪就想打下来，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但土肥原并不担心结果，他只需要警察们分心就算达到目的。
不出土肥原所料，天津的警察、保安们碰到突然攻击，果然十分紧张，赶紧收缩兵力四处应付。趁着混乱，溥仪皇上躲在汽车后备箱里逃出城，坐着轮船去了东北。
从这一刻起，溥仪的身份不再是中国的末代皇帝，而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
接走溥仪、东北建国，土肥原精神大振。本着趁热打铁的精神，他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决定，在天津也来一场事变，从张学良的华北再挖一块地盘出来。
石原决定吞并中国东北的时候，关东军有一万多人，准备了整整两年才动手；而土肥原在华北动手时，整个日本驻华北军队只有几百人，准备时间更短，只有十天。
虽然条件比较有限，土肥原却十分有底气，原因很简单，他相信张学良不敢对日本动真格的，所以只要敢闹事，就能弄到好处，至少不会吃亏。于是在接走溥仪后几天，天津的混混、流氓们又一次从日本租界里冲出来，四处放枪，号称要拿下天津。
事实证明，混混毕竟是混混，同正规军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有日本人帮着放枪打炮，仍然是不堪一击，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
混混们不成器，华北驻屯军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趁机向关东军求援，宣称东北军在天津攻击了自己，要关东军帮忙。
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被军部这帮滥人搞得焦头烂额，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要求约束军队，不能继续搞小动作，以免把国家牵到外交危机里去。但有天皇的支持，无法无天的军部根本不把文官集团放在眼里，本庄繁接到华北的电报，立刻下令关东军向天津增援，同时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布兵，要拿下锦州、攻破山海关，然后从侧翼支援天津。
锦州，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大门。
十八年后，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率领之下，带着能拉出来的全部家当，倾尽全力进攻锦州。尽管锦州城防坚固，尽管守军有海陆空支援，仍然没能挡住林彪的攻势。随着锦州的攻克，东北的国军在几天内全面崩溃，然后大军挥师关内，短短一年时间内解决全国战局，中华民国黯然谢幕。
而在十八年前，兵精城坚、固若金汤的锦州，是张学良手上的要塞和堡垒。
不管是东北军从华北反攻东北，还是关东军从东北进攻华北，大兵团想要进退自如，都必须先掌握锦州。因此关东军一向锦州方向派兵，张学良立刻紧张起来。
在把老爹奋斗一辈子才拿下来的东三省丢光之后，张少帅把东北军大本营设在锦州，由东北军元老张作相任代理司令。十几万大军装备精良，华北还有接应部队随时增援，天进地利人和都在手上，小小的关东军立足未稳，想要拿下锦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况，锦州一丢，东北就彻底失去了收复的希望。
关东军陈兵大凌河的时候，全国正在群情激昂，东北军也是愤愤不平，争相要求打回老家；而张学良则一面吸毒，一面强打精神，收拾从自已手上烂掉的摊子。
日本的形势越来越坏。原来的若榇首相约束不住军部，只能倒台走人，新上任的犬养毅已经七十多岁，勉强找了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当陆相，处理同军事相关的问题。
荒木贞夫，日本极右法西斯军人代表。
他最典型的的主张，是把政府高官全部收拾掉，由天皇带领军人胡作非为，杀遍亚洲、征服地球，什么国际秩序、伦理道德都不在考虑之列。先前正是在他的命令下，本庄繁才得到一批又一批援兵，在锦州摆开决战的架式。
犬养毅选荒木当陆相，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希望他在陆相的位置上，能约束军队、缓解紧张局面。有了荒木的结果，却是日本军队越来越没有约束，对中国越来越嚣张，国际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外交官们的努力下，国联又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必须从东北撤军、恢复到事变前状态，并派调查团调查。
对国联的决议，日本军队连看都没看一眼。
英国美国法国都不是慈善家。所谓无利不起早，为中国东北去跟日本打仗，这种事他们是不干的；而苏联的斯大林早就同张学良翻脸成仇，要斯大叔发挥国际主义精神、义务为小白脸看家，似乎也不大可能。
而在南京的蒋介石实在是个不靠谱的主。自九月份以来，他给张学良的建议，除了隐忍避战，就是静候外交裁决，总之打是不可以的，如果跟日本人打起来，忙是肯定不帮的。而且蒋大哥说话算话，一直就没往他帐户里拨一分钱、一粒子弹。
对蒋介石的自私自利，张学良看得很清楚。两年前中东路的惨痛教训表明，蒋大哥不仅不会帮他打仗，还会对他赖帐，南京中央要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
而全国老百姓也看得十分明白。因为大家都记得，这两位军阀为了私利，一年前刚跟别人打了一场中原大战，一百多万人杀得天昏地暗，直到最后成功上位，一个当了总司令，一个当了副总司令。
而今在一万多日本人恐吓下，他们一枪不发，丢掉大片国土，每天要求大家忍气吞声；更可恨的是，蒋司令一面带头装孙子，一面还在拚命打内战。
如果蒋介石能说话算数，自然可以对全国的情绪置之不理，从后来的情势来看，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要命的是，三一年底的蒋司令，说话不一定算数。
蒋介石在南京死撑场面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反蒋势力已经集结到一起，在广州另起炉灶成立中央，此时趁机高举抗日大旗，处处拚命拆台。由于有粤军等地方军阀助威，蒋介石拿他们没办法。
一面是气势汹汹的日本人，一面是汪精卫天天逼宫，四面八方都有老百姓指着脊梁痛骂不已，蒋介石终于发现，自已的宝座不知不觉已经成了火山口，每在上面多坐一天，自已的屁股就烧焦一分。
内外交困，蒋介石十分头痛，于是在安排好退路后，蒋介石施出了他的绝招：下野。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号，中华民国海陆空总司令蒋介石宣布辞职，回浙江老家休养，所有的摊子全部交给汪精卫、孙科等人收拾。
不抵抗、打内战的蒋介石下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坚决要求抗日的汪精卫，大家都很振奋，汪精卫也很鸡动。不费一枪一弹赶走老对手后，他兴高采烈地来到南京，住进梦寐以求的总统府，然后很迅速地，汪 发现自已和蒋介石一样，只能呆在办公室里发愁，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
蒋介石虽然下岗了，但南京的国民政府并没有集体下岗，每个月还要照常发工资、发活动经费，要给军队发军饷。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大概需要两千来万元。
两千来万并不是大数字，问题是国民政府能筹到钱的地方只有南方几个省，其他地盘都是军阀的，而蒋介石走的时候，把钱都用光了。
应该说委员长的帐目还是比较清白的，到处都要用钱，因此到处都要发一点，并没落到自已口袋里，汪精卫也抓不着把柄。可经过蒋介石这一搅和，汪 就成了穷光蛋，不要说当领袖，连明天能不能交房租都不好说。
没有军队、没有地盘，空手上任的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着急；但最着急的，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因为他孙公子的职务比较特殊：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
从理论上讲，大小部门都该找他要工资，而孙公子的白条，在那个时代是不大好使的。
没有钱，就等于啥也没有，孙科反复搭了几次台，一点效果也没有。
当然，汪精卫、孙科等人虽然没有钱，国耻还是不忘的，上任不久，就召开了国防会议，研究增援张学良的问题。
在汪精卫等人看来，各路地方军阀平时都嚷着要抗日救国、痛骂蒋介石卖国，现在蒋光头倒台了，正是北上锦州、收复东北的大好时机。即使不能全部收复国土，至少也得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干一仗，不能在父老乡亲们面前丢脸。
孙科踌躇满志地开了会，然后才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自已想象的那样，自己又特么被忽悠了。
从前大叫大嚷的军阀们终于坐到了台上，然而他们却全都认怂了，不是说没钱，就是说没有武器。总之抗日是可以的，出力是不可以的，孙院长办啥事都行，就是别找我办事。
于是南京的会开了一个又一个，口号都喊得震天响，却没有一点实际的东西，焦头烂额的张少帅除了电报，什么也没收到。眼看蒋大哥倒台、孙小哥又不出力，张学良的自信终于下降到极点：凭什么你们不出力，光要我守卫国土？！
面对关东军的挑衅和其他军阀的冷漠，张学良实在没有勇气单独同日本开战，事实上东北军另外几个军头也不会支持他开战。内交外困之下，他终于又做了一个既缺德、又缺心眼的决定：
既然日本人想拿下锦州、巩固东北，那就把锦州送给日本人好了，这样东北军还可以安然稳坐华北。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十几万东北军满乘四十多个军列，从锦州撤向一百多公里外的山海关，从此名震一时的东北军彻底被赶出家乡，大部分人再也没能回去过。
对张学良的决定，东北军元老们始终支持。
得知东北军不战而逃，南京政府终于疯了。
兵力远远强过对手、日军还根本没有进攻，居然把最重要的要塞拱手送给敌人，这是谁都想不出来的事情，然而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集团硬就是干出来了。如此勾当说是卖国贼都抬举了他们，因为所谓卖国贼，那是要得了好处才能算的，而张少帅不仅没有拿到好处，反而赔了一大片地盘。
南京政府从孙科起，几乎认识张学良、攀得上交情的，都拚命说好话，劝他不要撤出锦州。对这些嘴上好听却没有实惠的电报，张学良很是给了点面子，他十分诚恳地表示，本少帅只是地方部队，无力对抗强大的日本国，所以只能撤退。
张学良的回答换成白话，大概是这样一句话：你们这帮孙子号称中央政府却不出头，凭什么要我东北军出头？！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他们越过坚固的要塞，没有遭到一点抵抗，因为武器比他们精良、人数比他们多的东北军，已经抢先逃跑了，唯一没有逃的，是张少帅手下的公安队长，黄显声。
黄显声的名字，在中国并不很响亮，但如果提起《红岩》里被蒋介石长期关押、最终杀害的小萝卜头一家，很多人都会有印象。
黄显声，就是小萝卜头的父亲。
作为张学良手下的警察头子，黄显声一贯就是铁汉风范。日本人没来的时候，他带着警察打土匪，十分彪悍了得；日本人来了以后，他带着警察联合土匪打日本，更加勇猛无比。在他看来，土匪固然可恨，但日本人尤其该杀，国仇面前，内部矛盾可以先放一放，大家联合起来保卫国家。从那些警察部队开始，东北各地纷纷组织起抗日队伍（成分极杂，包括警察、东北军官兵、土匪、学生及一切肯抗日的人），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东北义勇军；再到后来，这支义勇军又组成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叫东北民主抗日联军。
十八年后，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国歌就叫《义勇军进行曲》。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