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零年五月，毛泽东经过一番游历，终于到达上海。在上海他和另一个人碰了头，这个人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将来他还要曲折地接手这个人的工作，再冤枉他、批判他几十年。
这个人必须专门介绍一下。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书生，他剑胆琴心，刚正不阿，却遭人陷害直至开除下岗，两个儿子受尽酷刑惨死屠刀（乱刀分尸砍死，蒋介石亲自下令不许收尸），国共内战多年，他是唯一一个被捕时，国共两党都幸灾乐祸的人；最后因为抗战出狱，却既不去延安当泥菩萨供着，也不接受蒋介石的资助，贫病交加死扛到底也不改一点气节，用当年明月评价陈友谅的话来说，“端的是一条好汉！”
这个人叫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一八七九年生于安徽安庆。从小他就没有父亲，只能跟着祖父修习四书五经，邻里街坊都说那是他的“白胡子老爹”。
同毛泽东一样，陈独秀也是不招人待见的孩子，一直就很顽皮，而且无论怎样打都是一声不哭，把祖父气得发狂。老头子对他的评价十分吓人，说是“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原话），而邻居的评价则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成龙成蛇还不知道，至少陈独秀成了秀才。十七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九六年，他考中了秀才，来年又进杭州的中西求是书院学习。
这个孩子要成为强盗的预言似乎是真的，因为他两年后被书院开除了，罪名是言论反清。
不能享受国家的公费教育，又没有言论自由，陈独秀当真开始了一系列造反生涯。
现在还不十分清楚陈独秀做了什么事情，总之陈独秀在当地混了两年，搞反清宣传可能有了点成效，因为他被官府盯上了，在安庆当地遭到通缉（肯定不是小事），只好逃到日本。那时去日本也没什么特别的手续，买张船票就能走人，要是象现在又是护照又要签证，档案里满是黑材料的陈秀才估计是没戏的。
陈秀才在东京先是找了家学校读书，两年后又溜回上海，帮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第二年看风声不紧，偷偷回到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次年开张了第一个反清帮会：岳王会。
陈独秀年轻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政党，所有团队都要走黑社会，连孙大总统孙中山也做过致公堂（北美黑帮）的洪棍大哥，所以开帮会立香堂并不丢人，反而是光宗耀祖的好事。陈总舵主在岳王会当了一年总会长，又被官府盯上了，呆不下去，只好再奔东京逃难，先学英语、后转早稻田大学，混到三十岁、也就是一九零九年的时候，居然化身海龟成功人士，到浙江陆军学堂当了老师。
通缉犯怎么变成了军校的公务员，实在是件搞不明白的事情，很明显陈独秀虽然是秀才，脑子却一点也不生锈。别人还把留洋当成投靠洋鬼子卖国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里面的实惠，并成功开拓出国际国内一系列人脉，可谓是造反有方。
很快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来了，清政府也狼狈下台了，陈老师凭着他的反清资历和海归名望，当了中华民国安徽省都督府首任秘书长。随着袁世凯大总统排挤国民党搞独裁，陈秘书哪里咽得下这口鸟气，当即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抓起来坐牢，第二年从号子放出来，立马再度跑到日本避难，这回总舵主不读书了，改行帮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从此人们管他叫陈独秀，而不是陈庆同。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走后门把他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第二年十二月，又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
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纵观陈总舵主的经历，就是在办报－造反-逃亡-海归再办报-再造反的圈子里打转，间或夹杂着去牢房走个过场。这种日子听上去颇为浪漫，却是一点也不舒服，尤其是穷得一塌糊涂。据记载，陈独秀混到三十来岁的生活，不过是“三餐食粥，臭虫满被”，典型的酸秀才形象，比毛泽东还不如。
但陈独秀不在乎，他有一句牛气冲天的话：“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要改观！”
这句话由他说出来，就不是吹的了。陈秀才的思想超前锋锐，办杂志不是为了钱，而是推行社会不安定因素。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通辑、被逃亡，却始终不肯放弃；而十余年努力播下的火种也没有白费，直接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绽开的思想火花，陈教授并在这场运动里光芒四射，用自已的人格为中国青年写下了光彩照人的新篇章。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号，四十一岁的北大教授陈独秀来到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号召造反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终于被当局抓捕入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文科学长居然凌空散传单宣扬造反，当即让全国人民刮目相看。陈独秀则愤愤不平地说：学来的东西就是要用的，要是天天缩在家屋，象冷血动物一样漠视社会，就不配新青年的称号！（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
并不年轻的陈教授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以天下为已任冲锋在前，所以他虽然穷困，虽然没有文凭（去北大上岗的文凭是假的，蔡元培明知有问题，但人才难得，硬是留下了他），却一直斗志不衰。第二年春天陈独秀出狱，在北京已经呆不下去，他只好去上海谋出路，这时有一个人也到了上海，声称自已是李大钊介绍来的，要找他有事情。陈独秀接待了他，很快两个人就谈得非常投机。
来找陈独秀的是个老外，叫维金斯基。他的职务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两个人谈的事情也很简单：南陈北李，建党救世。
陈独秀和李大钊从此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他们清楚地知道，将要走的那条路步步荆棘，个人会死亡，家庭会破裂，每个人都可能失掉所有。
但无论如何，国家已经如此不堪，不能再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做，也许是死，但不做，大家都一定会死。
要死，让我先大众而死。
这是先驱者的真实想法。无论后来的路是否偏离，无论奋斗的结局如何，他们的勇气与付出始终是值得敬佩的。
一九二零年五月，穷游完毕的毛泽东来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
毛泽东在北京就认识这位大领导，这趟并不是专程来看陈独秀的，而是给另一批赴法国留学的同学送行。前面说过，曾经有人劝他一块留学，却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感觉未来的答案不在法国，但是怎么才能找到实现理想的答案呢？
他来见陈独秀就是找答案的。
陈独秀很忙。远东局的维金斯基在和他讨论如何建党，他只能抽时间见毛泽东，顺便送几本社会主义的书做启蒙，鼓励毛泽东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然，毛泽东眼前的第一步不是入党，而是考虑到哪里吃饭。
陈独秀自已都穷得要命，自然不可能给毛泽东发工资。可怜的毛老师东转西转，只找到一家洗衣店当小工，月薪十二元，扣掉坐车的费用后，只剩下区区四块钱。
毛泽东当然不是为这四块钱呆在上海的。他来上海之前已经和人联系过，打算试验一种叫改良社会主义的东西，具体做法是同几个朋友合租一处房子，在里面过所谓工读团的生活，一同上班、一同吃饭、一同看书。
无情的事实证明，生活不是生产线，大家各有各的性格，划不进统一的框框里。很快工读团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只能散伙，毛泽东的第一次社会试验也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正所谓有失必有得，虽然毛泽东丢了工作、散了工读团，却得到一个意外的大收获，足足让他舒服了好些年。
当湖南的驱张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正在信心满满地跃跃欲试，打算把张敬尧赶走，自已做湖南王。
想赶走张坏蛋的人很多，其中最得力的是前任湖南都督谭延闿，而谭都督手下最得力的师长叫赵恒惕。对谭都督来说，赶走张敬尧不仅要靠枪杆子，还要有中央政府点头才行，否则张大帅找到中央做靠山，上面派兵干涉的话，自已仍然讨不了好去。
北洋政府虽然是一帮军阀，但军阀也是讲关系义气的，要在湖南做草头王，就必须让领导同意张敬尧走人。因此除了舞刀弄枪之外，谭延闿和赵恒惕还需要在北京搞点高层公关的活动，他们选中的帮手是多年相交的老朋友、知名学者章士钊。
作为那时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著名政治活动家，章士钊早些年里一直搞反清活动，跟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是战友，还在讨伐袁世凯时当过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军务院秘书长。章秘书长对张敬尧没有好感，却是谭延闿等人的老战友、老同事，自然很痛快就答应了下来。
跑关系是要讲人情的，谭延闿十分慷慨地给了一大笔经费，让章士钊看情况随便花，相机行事。
谭督军出手大方，章士钊也不含糊。拿到钱后，章士钊立刻四处走动，琢磨如何制造张军阀的不利舆论、协调各方面活动，这时有人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他面前：毛泽东。
说起来章士钊实在是关系广博，不光是谭延闿的朋友，也是杨昌济的好朋友，毛泽东则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兼女婿。杨教授虽然逝世了，生前却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希望老朋友能帮忙资助留学生勤工俭学的事情，看到一脸英气的毛泽东和故友的信，章士钊顿时有了主意。
对于留学法国，章士钊并没有太多钱去资助，但毛泽东既然是驱张运动的代表，自然可以用另一个名义去帮忙，也不算辜负故友的期盼，章士钊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钱我有，不过是办另一件事，你有兴趣吗？
毛泽东也笑了。对付张敬尧这种混蛋，他当然有兴趣。
章士钊点了点头，然后把谭延闿的钱交给他：两万大洋。
拿到钱的时候，毛泽东吓了一跳。两万块大洋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堂堂北洋火柴厂当年筹建的时候，股本金也不过两万，月薪十二块的毛泽东突然多出这笔钱，等于一夜变成百万富翁。当然毛泽东也知道，军阀的钱不是好拿的，虽然章士钊给钱的名义是资助留学，但如果不在驱张运动里弄出点成绩，肯定有人不会放过自已，甚至可能连累章士钊，毕竟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一点事不办，似乎也说不过去。
正当毛泽东手握两万大洋存折、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从湖南传来好消息：张敬尧倒台了。
这一年的六月底，湖南地方系军阀谭延闿成功赶走张敬尧，成为新一任湖南王（很快又被手下的赵恒惕赶走），北京的中央政府果然心平气和，没有说一个不字。谭延闿开开心心地当上了湖南督军，在上海洗衣店混日子的毛泽东也兴高采烈地回了长沙。谭督军当然不会小气兮兮地找章士钊要回那点钱，而且对同一立场的小兄弟还十分够意思，大手一挥给了毛泽东一份校长的工作（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不久又聘他做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班主任。
一个中专毕业生，赤手空拳地掺和到军阀混战里头，平白无故发了两万大洋横财，还捞到一个校长的职务，也就算是成功人士了。十年以前，毛泽东强行离家、跑到县城里读小学，受尽同学白眼；十年后，他凭着小小的中专学历，空手套白狼地当上小学校长、中学班主任，手握两万大洋巨款，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满，毛大爹九泉有知，也该欣慰地咧开嘴笑上一场：他家石三伢子终于出息了。
从流行的成功学角度来看，毛校长的前程非常远大，他应该和军阀们搞好关系，成为一个人脉深厚的所谓专家，学术政治两不误，甚至有兴趣的话混入军政界，弄个幕僚来干干也可以。总之多求进步、努力上爬，只要马屁拍到了位，自然金钱大把、美女如云，这辈子的人生价值就算是超额实现了。
毛泽东不是不懂享受生活的人。做校长的薪水特别高，他于是找了个月租十二块钱的大房子，体体面面地接回了杨开慧，开始逍遥的二人世界：孤零零地漂了这么多年，终于能享受一把，兄弟我不容易啊！
有钱实在好办事，毛校长又是喜欢折腾的人，很快开了一家书社，大量卖有关俄国革命的书，并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依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建立团组织。
有钱、有权、有书社，讲的话也有人听，毛泽东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逍遥过。
手上有书社和杂志社，身边有一群人围着讲马列主义，当校长的薪水又高；老爹逝世后，毛泽东在家里是长男，无形中他就是新的家长，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在家里都有讲得起话的资本。毛泽东立刻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三弟泽覃去另一个中学读书，还把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准备来个全家革命，拚出一个新中国。
很快到了六月，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一步步干着，他手上已经有三十九名团员了。这个月月底，有人告诉他一件事：开会。
这个会不是一般的会，而是决定建党的会。换句话说，参加会议的人要决定建立自已的政党，从此拥有自已的组织，他们将以全新的身份活动。
对毛泽东来说，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他马上同何叔衡去上海，在那里见到了其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本来要让陈独秀主持大会的，但是陈教授在广州太忙，李大钊也赶不过来，只能让包惠僧代他张罗，由张国焘任主席主持。来开会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毛泽东资历太浅，只能发挥他图书登记的特长，做一个不显眼的会议记录员。
从正史上看，这是一次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获得了一致的意见，进行了广泛的拥护，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光辉正确的解放之路，并在后来每年举办活动，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
正史永远很丰满，现实也总是很骨感。六月的上海热得要命，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们闷在小小的房间里，一面相互认识，一面讨论中国革命到底是马上组织城市工人暴动，还是渐进式教育工人，最要命的是革命活动已经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所以他们时不时还要小心租界的侦探。
拿一种没实践过的主义开研讨会，搞改变社会的纸上谈兵，俄国的代表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怎么在中国实施，加上天气热得吓人，实在是件为难的事情。更为难的是开会的十三个代表根本做不了什么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由共产国际同缺席的李大钊、陈独秀决定，甚至洋气的陈公博心思根本没花在开会上，而是同新婚的妻子四处游乐。
一群南腔北调的人，一种莫名其妙的主义，加上几个需要翻译的外国朋友、时不时出没的租界探子，这种会开得无比头痛。毛泽东六月底就到了上海，七月二十三号代表们才全部聚齐，在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开会，房间又小又热，汗臭熏天。“大”会开到三十号，终于租界警察也产生了怀疑，开始上门拜访，一群活动家只好集体出逃，坐火车去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最惊险的是临转移的时候，开会的陈公博夫妻遭到跟踪，费了好大劲才摆脱，看到这么危险干脆不去开会了，此后也一直自由散漫，终于在一九二三年被开除出党。
虽然经历很曲折，但是毛泽东很高兴。冒险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稀奇事，而且去嘉兴的路上还多了个伴：湖南留学的老相识萧瑜正好从法国回来，两个死党有机会坐下来一块聊天。毛泽东力劝萧瑜也参加会议，不过萧瑜显然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意义的大事，反而说自己没兴趣参加，只记得开会那天毛泽东回来得很晚，什么都没说就睡下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从此两个关系很铁的湖南才子分道扬镳，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对毛泽东和所有人来说，在南湖开会都是件舒服的事。船上很凉快，还有各种东西吃，大家一面尝鲜鱼，一面在凉风中谈天，喝着清茶定下了几件大事：他们要建的党叫中国共产党，经过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党的中央局，由陈独秀当书记，决定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不管开会的十三个代表将来各走怎样的路，他们都是在年轻有前途的时候，怀着社会责任和信念去冒险和奉献的，所以我认为，应该记下他们的名字来，作为当年努力和决心的尊重：
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
毛泽东的心情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
有钱，有职位，有组织，有纪律，毛泽东作为湘区党的负责人，很是起劲地干了两年活，这两年也是事业最顺的时期。他在湖南办夜校、教工人识字和组织工会，又办湖南自修大学，秘密发展组织共产党员，还把手伸到了江西萍乡，那里的安源煤矿有一万多矿工，每天劳作十几小时，工资低廉，生活困苦，是搞工人运动的理想对象。
很快冲劲十足的共产党员李立三就到了安源，后来又陆续赶到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毛泽东也几次前往安源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工人俱乐部。不到半年时分，安源的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湖南则成立了团结工会，在赵恒惕两万大洋的帮助下，从安源到长沙，各行业的工人都学会罢工了。
连年军阀混战，湖南督军赵恒惕一直很忙，毛泽东也就顺利潜伏下来。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二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没能参加，据说是因为活动太过保密，毛校长来了上海却找不到组织，只好买车票回家。二二年的十一月，毛泽东已经成立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自已担任主席，还能发布宣言通 告全国，这时中国共产党手上象样点的组织只有两个，另一个是 湖北省工人团结联合会，负责人的名字叫向忠发。
毛泽东的成功没有持续多久。张扬到一九二三年，赵恒惕终于感到不妙，四处发起的工会严重制约了老板们盘剥的自由，更可怕的是自已的权威受了影响，对于军阀来说，这类事情是没有商量的。
虽然是驱张运动的同道，但毛泽东显然不再有任何价值，而赵恒惕的忍耐也到了极限。这一年四月，毛泽东悄悄离开长沙去了上海，街头上已经有了通缉他的告示。
逃到上海的毛泽东并不孤单，他见了一位老朋友：一块开建党大会的马林。两个人相约去了广州，在那里陆续又见到了几个老朋友： 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
这么多造反专家聚在一起，很明显不会做什么安分的事情，原来是中共要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很快在一九二三年的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东山恤孤 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了三大，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身分出席，大家从容地选出陈独 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当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是中央局委员长，毛泽 东则代理中央局秘书，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的共产党，所有文件没有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字就不算数。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一年他三十岁，刚好是而 立之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年的辛苦终于有了点盼头。
但是三大的意义绝不在于选了毛泽东当秘书，而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共产党无限责任公司要集体加盟到另一家叫国民党的大型集团里面，服从总裁孙中山的领导。
几十年风云际幻，上百万人兵戎相见，无数家园沦为荒丘，整个中国至今一分为二，全都从这个决定开始，而要说这次合作是怎么回事，就得从那个叫孙中山的总裁说起。
让我们先看一看孙中山的简历。
孙中山，一八六六年生，广东香山县人。小时候叫帝象（不安分的名字），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因此也叫“孙中山”。
孙中山十三岁时，跟老妈去了夏威夷的大哥那里，在当地教会小学读书（免费的），十五岁想信基督教，把大哥吓得够呛（那时信洋教是离经叛道的事情），赶紧把小弟送回国，此后到香港找了家克莱登式的学校念书，叫香港西医书院。
从历史上看，西医书院应该是很差劲的，因为孙中山二十六岁毕业的时候，那一年毕业生只有两个。更要命的是西医书院没有立案，得不到香港当局的承认，当然也拿不到官方的行医执照，只能给人打下手。
本来想好好混生活，结果前途被劣质民办教育毁了，无牌医生孙中山过不上安分日子，只好另谋职业，做点不安分的事。
小孙大夫二十八岁的时候正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的年代。他先是给李鸿章上书要求改革，被拒后跑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开始了一系列造反历程。
一八九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广州策划第一次起义未果，被清廷通缉，香港也呆不住了，只好去日本。一八九六年去美国，同年秋天去英国，被清廷扣在使馆里，后在外交压力下交出人来，反而因此声名大涨，筹集经费十分方便。一八九七年他经加拿大前往日本，又结识了一帮日本军政要人和梁启超等保皇派，一九零零年想和李鸿章一同搞独立的南方政府未果，同年九月准备在日本支持下从广东造反，结果日本态度变化，失败。一九零三年在日本青山开军校，立誓反清，零四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当了黑帮致公堂的高级长老“洪棍”，目的仍是反清（后来成立中华同盟会，北美移民法律限制移民的流动，同盟会有活动就是通过致公堂进行的），到美国宣传反清无果，于是接受资助去欧洲筹款，零五年再去日本同黄兴一齐反清，八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联合各组织成立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劝人革命，推翻大清国。
简而言之，孙中山这些年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造反。
清朝政府当然不傻。慈禧老大妈打仗虽然不行，维稳还是有点本事的。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有关部门很快就盯上了孙中山，并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以清日关系大局为重，采取措施阻止一小撮反清势力的干涉与颠覆，切实尊重大清主权和权益不受影响。日本不愿意为一个人得罪一个政府，只好找孙中山商量，说你在我这里很有麻烦，直接赶你走又不大好意思，送一笔钱给你到别的地方“读书”吧。
孙中山具体拿了多少钱不大清楚，有的说法是一万多块，总之数目不会少。不管怎样，反正他拿钱后去了美国，继续当他的黑帮洪棍，四处拉人造反。因为拿钱的事没跟同盟会商量，会里吵得热火朝天，纷纷说他贪财，孙中山一气之下还跑到南洋，同胡汉民、汪精卫两位小弟另外成立了同盟会总部。
马克思曾经曰过，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句话实在一点也不错。历史记载着孙中山解决经济问题后的一系列“职业”生涯：
一九零七年五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这是第三次起义；随即六月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今天的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第四次；七月六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同月，孙中山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踏足中国国土；一九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第七次起义；四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第八次；一九一零年二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第九次。
这是一份屡败屡战的简历，也是一份剽悍人品的证明。孙中山和陈独秀从本质上讲是一类人，但他们的方法却是完全两样，陈独秀想先唤醒民众再选造反，孙中山则要生猛得多，打算直接造反后再唤醒民众。不管谁对谁错，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失败，孙中山大半辈子的生活，大致说来就是造反-逃亡-再造反-再逃亡。
屡败屡战不是没有代价的。从海外找人捐款的时候，孙大洪棍没有资本，唯一的许诺是将来成功后一定给回报，反复失败后大家渐渐明白了，造反这种事实在不靠谱，国家领导也不是说当就能当的，眼看投资都打了大水漂，广大人民群众干脆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孙大炮”，笑他成天忽悠人。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终于走到了人生的低谷。四十五岁的致公堂老大混得穷困潦倒，身上找不出几文钱来，只能跑到餐厅里洗盘子打工混饭吃。没想到正在这一年的十月，湖北武昌爆发起义，同盟会势力迅速在南方建立政权，山西的阎锡山趁机倒戈反清，顿时南北交通断隔，半壁江山突然宣布独立，朝廷一下子慌了手脚。
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孙中山大喜过望，赶紧坐轮船回国参加革命。他一到国内，同盟会立刻推选他当了临时大总统，定下新国号“中华民国”，并制定了民国约法，准备再接再励、革命全国。
昨天还在洗油腻腻的脏盘子，今天就黄袍加身当了大总统，孙中山实在是喜出望外。然而在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他很快回过神来，俗话说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总统绝对不是白当的。武昌起义不是他指挥的杰作，大家之所以肯把宝座让给他，不是请他享受权利，而是要他承担义务，具体来讲是希望他能帮忙背黑锅。
当孙大总统喜气洋洋地上任时，清朝政府并没闲着。毕竟大清国帐面上有一百多万大兵，尤其是精锐的北洋军丝毫未损，此时正气势汹汹地逼进武昌，准备把“叛军”一网打尽。面对大军压境，一盘散沙的起义军根本招架不住，临时抬出一个孙中山，是希望他有妙方能解决问题。
作为满清政府真金白银砸出来的精锐部队，北洋军是孙中山无论如何扛不住的。
所谓北洋军，是李鸿章在淮军底子上建起来的新式军队。按清朝当时的地理划分，从吴淞口往南的浙江、福建、广东算南洋，而往北的山东、平津及东北都叫北洋，李鸿章在北洋几个省建的部队，而部队司令又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支军队就叫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北洋军的实力有多强，可以从数字上看出来。当年的北洋军每个师（当时叫镇）有一个炮兵团，每团三个营，共计七五口径野战炮十八门、山炮三十六门，还大量装备当时的先进武器–水冷重机枪，而且不象后来的军队经常吃空额，这些师的炮和士兵都是齐装满员的。
一直到几十年后，蒋介石手上装备最精良的所谓中央军，一个军也不过十二门七五山炮，已经算是火力强大；抗战胜利后靠美国援助的所谓国军五大主力，一个师的七五炮仍然不超过十二门，只有最精锐的军级部队才有八到十二门一零五炮，对比北洋军一个师五十多门七五口径大炮，简直就不好意思打招呼。而且北洋军时代是旧中国军工的黄金年代，大炮不是进口就是用进口设备按国际标准严格生产，性能绝不落后，随着北洋军阀的倒台，中国进入几十年战乱年代，炼钢厂也纷纷关门，留下来的底子一点点耗尽，中国军队装备不上国产大炮，更赶不上北洋军的标准，重火力一落千丈，一直到一九五零年后新中国全面引进苏式装备，这才算改善过来。
在清廷眼里，北洋军就是他们的王牌军，来而能打、打而能战、战而能胜，是朝廷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胜利之师、维稳之师。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就是国际列强也要给几分面子，临时凑起来的南方起义军自然更加不用提了，更为严重的是起义军不光装备差，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几个独立出去的省并没有多少积蓄，清廷当然也不可能给他们发钱，临时政府发不出军饷工资，急得四处找日本和列强借钱，无奈好话说尽，对方就是摇头不答应。南方革命党急着让孙中山当总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为他有大笔海外捐款救急，谁也没想到孙大炮是从厨房放下盘子赶来的，啥也没带来，还要拿总统的薪水吃白饭。
出来混，没钱是不行的，南方起义军接连战败，汉阳也告失守，北洋军很快直逼武昌。孙大总统上岗的时候，南北两军已经开始谈判，南方政府被逼表态，只要袁世凯反清，可以选他当大总统；等到孙中山赶来当临时总统的时候，面对清朝政府军司令、北洋大臣袁世凯咄咄逼人的进攻，他只能继续谈判。
孙中山Vs袁世凯，两个世纪强人开始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你行，还是我行？
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用多猜测的。
如果硬打，最多北洋军和革命军两败俱伤，满清朝廷可以坐在一旁喝茶，毫无违和之感；如果不打，军机大臣袁世凯倒也愿意参加造反，但是袁司令的要价极高，他要求当未来的民国大总统。为了解决前线的经费，孙中山被逼得没办法，甚至急得答应把中国东北押给日本，用来换应急的军费，可日本考虑到南方政府的兑现能力，始终是钱袋紧捂，一分钱赞助费都不掏。
实力决定一切。孙中山没有实力，所以他只能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只要袁司令能让清朝滚蛋，大家可以在民国约法的基础上拥护他当大总统。他的想法很简单：不灭了清朝，中国肯定没有崛起的希望，那就先达到这一步，然后慢慢来。
从官方的历史书上看，孙中山显然是不对的，众多历史叫兽纷纷摇头晃脑，品头论足地说孙中山是搞右倾主义，对袁世凯让步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云云。
街头卖菜的老大妈这样胡诌几句可以理解，堂堂叫兽也这样认为，实在应该拖出去，好好打一顿屁股。
这帮叫兽该打，是因为他们总给些非常呕吐的评论，如此信口开河，等于存心抹黑革命先驱。孙中山虽然姓孙，却不是孙悟空的亲戚，不能拨根毫毛变出粮弹兵丁闹革命，不妥协难道要他上吊么？
很明显，袁世凯是不管右倾不右倾的。有了孙中山的承诺，他马上回宫去找老寡妇（皇帝溥仪太小，一切还是太后做主），施展他的忽悠才能。经过一番细致又周到、暴风加细雨的思想工作，袁司令连吓带唬地哄太后发了一个逊位诏书，宣布朝廷现在不想理政，所以暂时关门盘点，国家大事交给大家去操心。
虽然只是“暂时”关门，没有明说下台，可所有人都知道，大清朝这一跤是栽到了坑里，再也别想翻回去。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号，也就是发布逊位诏书的第二天，圣寡妇皇太后还习惯性地上班，傻傻地等军机大臣袁世凯早朝汇报工作，等到中午也不见人影，就派太监去催。
太监当然不敢怠慢，气喘吁吁地跑了一趟，然后回来禀报说：袁世凯回话，从今天起，不用来早朝了！
太后毕竟是太后，过了半天终于反应过来，顿时坐在椅子上又气又急，最后失魂落魄地丢下一句话：“大清的天下，难道就亡在我手里了么？”
老寡妇越想越害怕，越怕越难过，坐在椅子上哭了一场，又稀里糊涂地让太监掺回去睡觉。她这才明白，从昨天发出那道要命的诏书时起，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残害禁锢整个中国的封建清朝，已经半忽悠半认真地宣告完结了，而她则是列祖列宗最后的那个送终人。
老太后哭哭啼啼地回宫里拜祖宗，袁世凯高高兴兴地当总统，孙中山则恨恨地咽下了一口气。袁世凯有钱有枪，他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本刚刚印出来的民国约法。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