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
虽然功劳巨大，虽然德高望重，读书毕竟不能当饭吃，毛大爹的生活费也不能花个没完，男人还是要打工糊口的。偏偏毛泽东毕业时年景十分不好，湖南正乱成一团在打仗，到处只要老兵不要老师，恩师杨昌济又调到北京大学上班，连混顿饭吃的地方都找不到。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好消息，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来中国招人手了，既需要劳工补充人手，也可以到那边留学。
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教育家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赶紧组织华法教育会，搞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把消息传回家乡，自然也不会忘记毛泽东、蔡和森等几个高徒。待业青年们听说法国有前途，立刻组织起来，以蔡和森打前站、毛泽东随后，组了个五十多人的团，从湖南赶到北京准备留学。
去国外读书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办很多手续，还需要筹钱。毛泽东一番折腾赶到北京，安顿下来后马上就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穷学生又没有积蓄，只好厚着脸皮继续找杨昌济帮忙。杨老师果然是好人做到底，把得意门生介绍给了另一个朋友，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是牛人）。
李主任的面子自然比杨老师要大，他去找校长蔡元培说情，很快就给毛泽东弄了个图书馆助理的位置，负责登记借书还书的名字。于是在湖南读过五年书后，毛泽东来到北大，正式成为一名最底层的北漂。
图书馆助理的日子并不好过。北大教授一个月能领两三百大洋工资，而毛泽东的全部薪水只有八块钱，刚刚够房租和吃饭。在湖南毛泽东是学生首领，带人缴过三千大兵的枪，风光八面；但在北京只不过是最底层的办事员，先在杨昌济家借住，后来和人挤通铺，总之一句话，他混得很惨。
长沙的名人到北京排不上号，绝非首都人民排外，实在是因为北大的牛人太多了，此时又忙着搞新文化运动，个个都是报纸上的焦点，人人拉出来在全国排得上号，毛泽东跟他们差得实在太远。可怜的毛同学不仅地位低，而且满怀仰慕之心去讨教时，还发现教授们都非常忙碌，没有工夫同一个图书管理员废话，尤其这个土包子连北京话都不会讲，满嘴难懂的湖南口音，最多敷衍几句就走。据说最让人伤心的一次是毛泽东去听大学者胡适的讲座，鼓起勇气提了个问题，结果胡适搞清楚提问的是个图书管理员后，居然当众拒绝回答，认为他不配。
在当今社会，地方的局长厅长调到中央部门时往往会不适应，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呼百应的一把手，结果到中央连老资格的科员都不如，毛泽东这个时候大概也差不多。北漂的日子又穷又受气，只有一件事可以觉得舒畅些：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恋爱了。
这一年毛泽东二十五岁，杨开慧十八岁。
除了谈恋爱，毛泽东并不是一无所获。除了同直接领导李大钊、北大教授陈独秀搞好关系之外，他还认识了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叫张国焘。张同学是学生领袖，不仅口才独到、影响力强，而且做事十分到位，人情世故非常精熟；而北大那些风华正茂的学者们要到三十多年后才会明白，他们当年都干了什么傻事。
北漂的生活总是匆匆忙忙，几个月一晃而过。一九一九年四月，去法国留学的人选定下来了，里面没有毛泽东，一方面毛泽东手上的钱不怎么够，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不反对留学，却觉得中国的国情太过复杂，想多体验几年再说。人生实在太过短暂，象杨老师那样一出去就是十年，对毛泽东这种急性子来说，实在是太长了。
一块跑到北京准备出国，结果别人留洋镀金，毛泽东却灰头土脸地回了长沙，在修业小学找了个历史老师的工作，重新做他的孩子王，实在是垂头丧气。他刚刚到长沙，立刻就发现形势不对，因为这一年的四月，出大事了。
事情要从一九一八年说起。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中国来说还是很值得高兴的，因为德国打输了。
万里之外的德国战败，中国却兴高采烈，绝非幸灾乐祸，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当时站在协约国（英国、法国）一边对德宣战，跟风成了战胜国。不过以中国当时的能量，实在对世界大战没什么影响，除了卖矿（不打仗其实也卖的），就是派了一批华工去帮忙。
不管怎样，战胜国总是赢家的意思，北洋政府这一局侥幸赌对，于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兴高采烈地派出外交代表团去巴黎，参加战后谈判。按中国的想法，几十年来都是割地赔款，好歹站对位置跟赢了一回（不好意思，实在不是打赢的），中华民国一不瓜分殖民地，二不索求战争赔款，把德国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掉、德国割去的地还回来总成吧？
这实在是个合理的要求，但再合理的要求碰到不讲理的对手，也会变成不合理。对列强来说，世界大战好比一伙流氓打架，打输的要把身上的钱交给打赢的，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是大伙打架的时候中国并没出力，最多是在旁边递了几条擦汗的毛巾而已，实在算不上功劳。德国是战败了，可不算中国打败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只能根据中国的实力来划分，而不是什么战胜国不战胜国。
北洋政府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因此要价并不高，可到了巴黎才发现，连这样客气的要求也不能算数。山东早就被日本用对德宣战的名义占了，当时的理由是为了打德国人，现在德国人投降了，山东却还要继续占下去。
只要具备起码的外交常识，就会明白日本的做法连强盗逻辑都讲不通，但大和民族向来是不怕无耻的，因为他们就靠这一套起家，有没有脸都成问题，要不要实在不算个事。天皇派人来巴黎开会，最想要的就是中国的山东省，虽然他们也没有派兵去欧洲打仗，可却是拥有强大军队的战胜国，海军还跟大英帝国联手巡逻过。于是列强根据利益做出了判断：得罪日本不如得罪中国，应该割中国的肉喂日本。
几天后，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明白了一件事：弱国的地位，就是没有地位。
这一年的四月，毛泽东还在四处游荡，北京已经是热血沸腾，因为从巴黎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团受不了列强的压力，要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了。
签字，等于同意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从一次割地变成另一次割地。要命的是北洋政府根本顶不住压力，而且事情到这个地步，段祺瑞从前同日本签的条约也被翻出来，原来一九一八年初北洋政府就找日本借了大笔军费，代价是同意日本在青岛和山东铁路线的特权。虽然只是铁路线的特权，可有了这个条约，就等于变相承认日本人对山东的占领！
段褀瑞可以乱签条约，但中国的老百姓却明显没有契约精神，街头巷尾都炸开了锅，认定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必须维护，否则养政府还不如养条狗管用。北京得到消息最早，出事也最早，四月底北洋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五月一号北大的学生就知道了。当年没有游行示威法，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代表集合起来，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三号举行临时大会，反对签约。
五月三号晚，临时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丧权辱国。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高校三千多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几个铁杆亲日派。狂怒的学生一路游行到曹家，痛打了卖国公使章宗祥，还点火焚烧曹汝霖的房子，直接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在几乎失控的情形下，军警们也不是吃白饭的，干脆利落地出手，抓走了三十二个学生代表。
在教育落后的中国，学生就算是智识阶层，而北京的高校学生则是精英中的精英。这帮精英们不安心读书感谢国家，反而未经当局批准胡乱游行，闹出了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官员财产安全的群体性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打乱了国家的外交步调，给各级领导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北洋政府对事件是意外的，对结果也是痛心的。北京政府（注：一九一九年的）立刻颁布戒严公告，由大总统徐世昌亲自下令镇压，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北洋政府周围，各级部门吸取深刻教训、彻底打击学生中的黑恶势力，集中力量抓一批影响较大的重犯，把包括交通总长曹汝霖在内的广大领导利益作为根本利益，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以外交大局为重，切实整肃官民关系。
北洋政府有兵有炮，学生们什么都没有，但意外还是并不意外地发生了。
广大首都人民同北洋政府一样，对五月四号发生的事非常关心。但首都人民在危急关头的表现却不大对劲，他们没有相信政府、感谢政府，也不肯紧密团结在以徐世昌总统为核心的第N代北洋领导周围，甚至没有对施暴的学生进行谴责或表达愤慨，反而利用媒体对政府进行了很黄很暴力的攻击和责难，对在暴乱中痛失住宅的卖国总长曹汝霖等官员，给予了更黄更暴力的批评与痛斥，直接痛骂这帮领导连狗都不如。上海、天津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纷纷表示支持，怒火烧到全国各地，很快五月十九号北京学生罢课，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的学生跟风响应，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学生影响不断扩大，北洋政府坐不住了，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精神，决心采取强硬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六月三号，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抗议活动，军警们集体出动，抓走一百七十多人，北京学校附近大批驻扎人马，戒备森严；到六月四号，他们又抓了游行学生八百多余人，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学潮一个月，终于影响到社会实业界，工人开始罢工了。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号，上海两万多工人大规模罢工，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纷纷跟进，前后约有六七万人参加。上海工人一罢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和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涉及全国。六月十一号，陈独秀、高一涵等人索性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已经是公然宣称要造反了。
北洋政府顺理成章地逮捕了陈独秀，也顺理成章地引来了各地的通电抗议，事情越闹越糟。内外交攻之下，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六月十号终于被免职，十一号总统徐世昌焦头烂额，索性提出辞职，打算远离这趟浑水，回家种田养老。
虽然全中国都痛骂徐世昌不是东西，但徐大总统真要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局面真的很困难，谁也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于是十二号之后工人陆续又开始复工，学生也停止了罢课，大家一齐强力观望，期待着奇迹的到来。
短暂的平静持续到六月十七号，消息再次传来，内外交攻的北洋政府撑不住压力，决心要在巴黎和约上割让山东。顿时全国民意再度沸腾，又开始了新一轮请愿示威，闹到二十三号，总统徐世昌不得不接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经下了命令，要巴黎的代表团“从缓签字”。
从缓？从缓之后又如何！
二十七号，京津学生和留日留美学生再度请愿示威，二十八号北京商学界代表又发起请愿，北洋政府没有维稳大队，他们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压力也到了极限，因为国内可以示威罢工，国际列强的压力却是无从推卸的。
六月二十八日，在内外交攻之下，中国面对列强威逼无路可走，也无从妥协，全权代表陆征祥终于撕破脸皮，对全世界愤然宣告： 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爱谁谁！
拒绝签字，不能改变青岛和山东大部分地方被日本占领的事实，但中国政府绝不承认这种占领，并随时保留恢复的权利。
弱国也许没有外交，但我们依然保留尊严，保留希望：我们不承认，不忘却，不原谅。
于是一切都清静了。
中国没有签字，日本没有撤军，列强袖手旁观。从表面上看，这场折腾啥效果也没有，但其实却有着巨大的后续效应，并直接影响到山东的主权归属。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后面会详细解释，总之，在国内支持和外交努力下，日本终于没能占到多少便宜。
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直至六月四日之后，在北京等地相继爆发的系列群体性事件，在历史书上称为“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学生的热血奉献、社会各界的无私支持，都已永远载入史册之中。这场运动的意义之深远，不仅在于大家一齐参与国策、维护国家主权，更在于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以一个新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深入研究一个全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永远只能是战败国，哪怕我们战胜？
这些年来，大家推翻了清王朝，买武器、立宪法、建军队，结果却只是一批又一批军阀打来打去， 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只是无谓地成为军阀的牺牲品，民众依旧麻木疲惫，国家也依然脆弱不堪。
中国怎样才能自新、自强？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学术研究，而是全体走向社会，决心寻求一条自强之路，为这个几千年的老大帝国寻找药方，学习西式民主科学、研究社会改良和变革，把知识切实用到社会政治当中去，五四运动的意义也由此超越了学生游行抗议的范畴，成为中国从文化上反省自新的标志。
由此上溯到厉行文字狱的满清时代，有气节、有思想的士人大都逃不出被剐、被杀、被凌辱抄家的命运，中国的眼睛被层层蒙住，只能随着统治者的指挥棒打转。五四运动是历史的爆发点，从那个热血沸腾的早晨起，伴随着赵家楼的火光，中国人再次开始独立思考的新历程，他们开始参与国政，开始追求民主自由，开始形成自已的思想体系、推行语言改进、推广文化普及，寻求改造社会的良方。
每年的五月四日是中国青年节。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的热血抗争与英勇不屈，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的祖辈正是在那个时候发出怒吼，老大帝国也正是那个时候艰难地直起腰来，划出一道电闪雷鸣的抗争。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壮哉五四，壮哉中华青年！
一九一九年五月五号，全中国都在为巴黎和会而愤怒，愤青毛泽东显然更不会例外，只不过他的反应慢了一步。要说这也不怪他，实在是当年的通讯手段太过原始，从得知消息到联系各学校已经是五月二十五号，而到二十八号才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赶紧赶慢六月三号组织起统一罢课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军警戒严、大抓游行学生，他们赶不上趟了。
虽然时间有点晚，湖南学联在态度上还是端正的，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对这些完全正当的要求，政府部门没给什么答复，原因倒也简单，这时给他们提要求的人太多了，湖南学联要在名单上排队的话，估计连第一页纸都轮不上，至于学联的毛泽东…等等，您说哪位？才辞职的某个图书馆办事员？您开玩笑吧，走好啊，不送，我这儿正忙呢！
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了慷慨激昂的五四。湖南学联交完昂贵的电报费，什么反应也没有，六月二十八号消息传回来，中国代表团没争到山东的主权，最多只是不签字而已，所有人都是垂头丧气。运动结束了，但学联没有结束，所有参加的人也不想结束，大家都在探头探脑地商量一件事情：中国的路该怎么走？
指望军阀是不可能的。七月九号，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基本上没闲着，先后办了十多种杂志，探讨救国和社会问题。杂志当然是一片激进口号，不是革命就是快点革命，从名字上也能看出味道来：《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学生十分冲动，居然带人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异想天开地提出女人也该有财产继承的权利，轰动一时。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叫蒋伟，她还有另一个耳熟能详的笔名：丁玲。
所有人都忙碌的时候，毛泽东当然也没闲着，学联按他的建议办了《湘江评论》杂志，他当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分 “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 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部使用白话文。毛泽东十分欣慰，这以前都是听别人的话，现在终于可以发表自已的意见了。
这一年，他才二十五岁，但也已经二十五岁了。
当小报编辑并不能改变毛泽东苦逼的屌丝处境，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鸭梨山大。没名气的小报编辑根本不招人待见，可怜的毛老师四处约稿，却经常被放鸽子，只好紧急操刀上阵。那时正是长沙的大夏天，蚊叮虫咬不得安宁，毛总编常常是挥汗疾书替自已赶稿，一写就是大半夜。有一次一个叫易礼容的商科学生来找他，已经大白天了，可毛泽东还在睡觉，易同学也不客气，直接掀开蚊帐，于是看到了一幅吓他一跳的自然景观。
毛泽东先生（二十五岁，应该叫先生了）躺在脏兮兮的床上呼呼大睡，枕着发黄的老式线装书，而床上、书上到处都是圆鼓鼓的臭虫自得其乐，正在共建一个标准的生态群落。
毛泽东不是动物爱好者，更不是不杀生，但做小报编辑得自已写文章、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薪水仍然只是历史教员的那一点，每月都是月光族，实在没什么时间整顿个人内务，只能凑和过日子。估计毛大爹要知道儿子混了这么多年就这点出息，一定会痛心疾首，因为他当初投资的学费实在是白花了，一个大子都收不回来。
但是毛泽东不这样想。那时没有网络，没有论坛，也没有帖子可以顶，一切消息都在闭塞之中，正是在做编辑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以前毛泽东一直以为，要重振中华，必须等古时那种大圣人出山救世；而此时的他开始明白，重振中华不是靠圣贤或大学问家，关键在每一个平民，因为中国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抛开每个工人、每个农民的切身问题去谈振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有的历史都从草根阶层发生改变，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实实在在地能够左右一切，而理想的社会也应当对每个人都公平、劳动、正义。
想要不重复帝王将相的历史，必须先超越帝王将相的历史。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感到自已看到了真正的希望。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济世救民，工农团结。
毛泽东做杂志的本事确实不错。《湘江评论》一开刊就卖得很好，后来名气传到北京，胡适专门在《每周评论》里推荐这个刊物，估计他贵人多忘事，早已忘了那个当众闹过红脸的图书管理员（如果有当初那回事的话）。
然而问题也很快跟着来了。评论刊物做得太好，就难免得罪领导，而得罪领导就要完蛋，这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千古不变的规律。毛泽东的杂志七月中开刊，才做了五期一个月，到八月中就被封禁，同时被取缔的还有湖南学生联合会，短短一个月工夫，毛泽东又被下岗了。
刊物被封了，热情却没法封掉，好在当时新杂志多如牛毛（同样，办不下去关门大吉的也多如牛毛），毛泽东又找了一家《新湖南》，这是医学专科学校主办的杂志，也是五四运动的产物。
毛泽东的杂志结局都很惨。八月中他接手，十月就被封，仅仅比湘江评论多活了半个月，可见杂志办得再好，也不如军阀的枪杆耍得好，毛泽东只能继续郁闷下去。
这时的湖南军阀叫张敬尧。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恨上了他，而张军阀也确实不是什么好鸟。自一九一八年三月成为湖南督军以来，史书记载他的“政绩”包括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 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种种，湖南当时还有一句话：“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也正是在郁闷的十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了。
毛泽东在家里同老爸关系不好，但对母亲的感情是深厚的，她的死让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他为母亲写了祭文，回忆她“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自为良”的情形，在办完丧事之后，又回到了长沙，继续不屈的抗争。
没有刊物作主阵地，毛泽东只能给《大公报》投稿，主张社会平等、反对婚姻包办等，想做一个小有名气的政论家。但光是政论显然是不够的，张敬尧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阻碍了他的前程，也引起了湖南的民愤，终于出现了另一起群体性事件。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带着家乡父老乡亲的期望，带着据说一万多个签名到了北京，打算借外界的力量驱除张敬尧。
按正史的说法，未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此行是正义之举、威武之举，作为湖南驱张运动的领导人，他在北京发表了大量有关湖南时政的文告，获得社会一致称赞，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张敬尧的反对统治云云。
纯属胡扯。
事实上毛泽东确实去了北京，可以说是代表各界请愿去的，但也可以说是被赶到北京去的，因为湖南是张敬尧的地盘，而张督军对捣乱分子向来深恶痛绝，已经容不下毛泽东了。
毛泽东到北京后没有太多的作为，倒不是他不努力，实在是当时北京还在五四后的风波里，所有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谈论天下大事。湖南的事情实在隔得太远，而且全国军阀一个德性，更坏的鸟一抓一大把，也不在乎多一只张敬尧。
毛泽东在北京折腾了几个月，一无所获，反而又碰到了一件悲剧：授业恩师杨昌济逝世了。
作为恩师，杨昌济一直关照着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也是毛泽东极可依靠的靠山。他在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七日病逝，一生读书育人，文治教化，死后归葬湖南板仓。
这一年的一月，他的父亲毛顺生也逝世了，对这个暴燥顽固的父亲，毛泽东始终心存芥蒂，毛顺生虽然到晚年原谅了儿子，儿子却不肯原谅他。然而到此时，毛泽东终于感到了痛苦，因为他接连二三地失去了父亲、母亲和恩师，在家里成了挑大梁的长子，在外面却是孤苦无依的北漂。面对北京阴沉的天空，他不禁仰天长叹：
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都很重要！
从十四岁被迫成婚到现在，毛泽东已经度过了十一年单身生活，失去亲人之后，他和同样失去父亲的杨开慧的交往多了起来。虽然结婚要一年以后，但感情总是可以先发展的，事实上这两个人对仪式都不是很看重，因为杨开慧结婚前就怀孕了，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杨开慧，而是接触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工农联合一类思想先前也传到了长沙，但毕竟只是片言只语的报道，没有成体系的理论，而在北京，毛泽东能看到系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书籍，还发现这一理论有了具体实践的对象：俄国。
同很多年轻人一样，毛泽东很激动，因为在他看来，奔走江湖这么多年，终于找到真理了。
对一个痛心于兵祸、侵略的年青人来说，有什么比工农联合、普世平权的社会更好的前景呢？毛泽东很快就醉心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当中，而在准备确立自已的信仰时，这一年的四月，他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旅游。
按照常理，旅游是件陶冶情操的好事，可毛同学的旅游却是相当怪异，毫无章法。 当时杨开慧已经回长沙送父亲下葬了，毛泽东就一个人从北京出发，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准备好要花的钱，就这样跑到天津。没钱的时候四处游荡（准备要饭？），正好碰到一个同学，借了十块钱买了去南京的票，顺道居然跑到山东曲阜欣赏名胜古迹，又登了一趟泰山，然后才赶到南京；这时又没钱了，连鞋也被偷走，结果在火车站外又碰到一个老乡（运气真好），借钱买到鞋子和车票，改去上海。
他的目的地居然是上海。
一个屌丝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玩穷游，象没头苍蝇一样转了一圈，靠借老乡的钱侥幸过关，这是我看历史时的第一印象，而且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不少。但合上书本后，我总觉得有些事情就掩盖在迷雾之下，需要去探索或发掘，并从里面还原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游历的时候是二十七岁。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智商不算低，从他随时能借到钱来看，他的情商显然也不低。在事情非常多、非常忙的时候，突然跑去旅一场没钱的游，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历史虽然没给出明确的解释，却给出了阴森森的记录。
为一段旅游苦寻答案，因为它的后果很严重。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他四处乱转的原因。不过我们知道，毛同学旅游之前经历的事情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及接触革命理论，此后做杂志主编也一直没有脱离这几件事，而在五四之前，他刚刚放弃了出国留洋的大好机会，呆在国内说要读懂中国。
毛泽东一直认为，想要寻觅改造社会的良方，必须先弄清这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和理论，弄清它的根源和由来。在书本上想象是一回事，实地去体验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复制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至少可以复制他的经历。
行走在曲阜的孔庙，抬头就是森严的石像、石马，到处都印着孔子的痕迹，庙里还如奉至宝地藏着大批发黄的线装书，以及历朝历代的祭品文物。两千年来正是这些书本里的老迈文字构成了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统治基础，按级别一层层规定每个人该想什么、配想什么，甚至穿什么衣服、看什么戏；从皇帝到县令，从族长到小童，孔子的影响已经渗进每个角落里，整个社会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从结构到思维构成了一张纠结的大网，把所有人都死死地兜在里面。儿子不能违拗父亲，臣子必须服从君王，每个人都必须对古老的信条顶礼膜拜，在上一代的阴影中战战兢兢地长大，再死死约束自已的下一代，不让他们走出圈子一步。
虽然从理论研究来看，五四运动时“打倒孔家店”提出的很多糟粕，其实都不是孔子当时的言论，倒是后来统治者添加的思想；但毕竟是孔氏文化公司的加盟产品，他的后世子孙也在享受相关专利成果，因此给那些东西打上孔子的烙印也不算有错，而要指望孔子他老人家两千年前能有多高的觉悟，写出一本《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东西似乎也不靠谱。所以时至今日，孔子的理论跟不上形势是肯定的，他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消除，仍然在影响着每个中国人。
去完肃穆压抑的曲阜孔庙，穷得叮铛响的毛泽东又去了泰山。在这座封建帝王最高权力的象征面前，毛泽东没有一览众山小，也没有留下什么豪情壮志的诗句。没有人知道这趟山东之行有什么后果，他也很少对人说起过。
但是，结果却是知道的。
四十六年后，在一个叫中央文革的机构指使下，一个叫谭厚兰的女暴徒带着一群同伙，佩着毛泽东的像、拿着毛泽东的书，冲进曲阜的孔庙大肆打砸。它们毁掉了六千多件珍贵文物、两千多部古书，象疯子一样红着眼睛四处砸烧，甚至连孔子后代的坟也挖出来曝尸，对孔庙进行了最为严重的摧残。无论是北洋混战还是日军入侵，孔庙都始终免于难，偏偏在人民翻身作主的时候败得精光，记录着灿烂文明的历史也在这一页戛然中断，残碑碎月的背后，我依稀能看到，当年那个背包客困窘而寂寞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