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在上海正式会见了苏联派来的另一位代表。由于先前已经做了两年工作，此时很快就在各方面达成一致，并决定发表一份共同宣言，确定彼此的合作基础。和孙中山打交道的代表叫阿道尔夫?阿卜兰莫维奇，中文名字越飞，这份宣言就叫孙文越飞宣言。
孙越宣言的内容不多，总地来讲，包括苏联支持民国统一但暂时不实行共产主义、放弃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不支持外蒙独立一类非常动听的文字，以此作为同国民党合作的保证与诚意。宣言发表完后，这一年的五月份，苏联恰到好处地关照了孙总统，给他送来两百万金卢布。
对孙中山来说，合并共产党无非是多了两百号党员，对他并不构成什么威胁，明晃晃眼的外汇才是最动心的东西，因为一路支撑到这个时候，他的大帅府已经揭不开锅了。
每天穿着西装四处开会的时候，孙中山都在为钱发愁。大帅府出门就是别人的收费站，日子过得有一天没一天，不尽快解决那帮军阀，他迟早要被赶出广州城。此刻最急的事情是依靠苏联建起自已的武装和班底，夺取整个广东省，接着北伐统一全中国。
于是在二三年的六月，毛泽东等共产党员一齐来到国民党总部广州，召开第三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加入国民党。在这次大会上，马林帮助广大共产党员统一了认识，让他们明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力量极为弱小，必须加入国民党、充实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才能实现革命的阶段性胜利。
虽然广州到处是军阀，但孙中山毕竟是名义上的大元帅、大总统，请客开会的面子还是有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正大光明选地方聚会，陈独秀还记得去年开会时弄得太过隐密、毛泽东等人来了上海都找不到组织的事情。
作为后生小辈，毛泽东当然没资格评论孙大总统的坎坷历史，他只知道在广州的经历十分开心。有人安排住宿，有人请客吃饭，再也不用担心巡捕和秘探，也不用躲躲闪闪地找地方，他不由得打心眼里感概一件事：有自已的地盘真好啊！
毛泽东的广州之行分外逍遥。他不光见到传说中的孙中山，还顺利地成为政治局秘书，走进共产党的核心圈里。在这个兴高采烈的大会上，政治局通过苏联的决定，所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两家联手革命，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搞完入党宣誓（国民党），在广州的毛泽东不仅多了一段公费旅行的愉快回忆，还多了一张崭新的国民党党证。一边开会，一边闲逛，毛泽东意外地碰到一位老乡：三年前被人打出湖南的谭延闿。下岗的谭督军正在孙中山手下当建设部长，住在培正路简园。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尤其是两个人都跟赵恒惕有过节，顿时显得分外亲热。谭延闿同毛泽东聊过湖南的情形后，便在八月份起兵打湖南去了。
谭延闿做人、书法都是一把好手，可打仗似乎并不在行，八月开战，九月就被灰头土脸地赶了回来，只能继续在孙中山手下待岗。毛泽东本来想正大光明地回湖南，看到谭老乡打仗不顺利，只好一个人回老家，继续他的秘密工作。
回家的毛泽东并没有闲着。按照组织要求，既然加入国民党，那就认认真真地做国民党的党员，毛泽东十分卖力地发挥基层组织能力，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总部，四处搞支部招人。在他努力干活的时候，又传来另一个喜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第二个儿子毛岸青也出世了。
毛泽东一面顾家带孩子，一面热火朝天地大力建设国民党（没错，是建设国民党），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到了二四年一月的时候又接到命令，调他去上海公干。
对这次的出差任务，毛泽东是很舍不得的。杨开慧从十八岁起跟着他，这些年很少团圆过，此时的毛岸青才三个月大。离开湖南时，毛泽东看着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们，忍不住愁肠百结，为她写下一首《贺新 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 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字，重比翼，和云翥。
虽然要抛妻别子，毛泽东还是去了上海。事实证明，这趟离别是值得的，原来孙中山决定搞一趟正规化建设，以后办事也好有章程，去上海是为了集合到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的大会，促成这次大会的人是新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由于去年孙中山拿到两百万卢布后，并没有象苏联希望的那样跑到北方闹革命，却坚持要把广东当成根据地；加上陈独秀在广州对工作没有太多促进，反而经常跟孙中山发生口角，苏联代表马林威信扫地，已经被当成右派分子下岗走人，换了驻华外交使团的鲍罗廷接替工作。
先前同马林发生不愉快，孙中山心里很是有点意见，但对鲍罗廷的到来还是热烈欢迎的。倒不是他跟老鲍有什么交情，而是去年的那两百万块钱花完了，急需新的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困窘情况，鲍罗廷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不等客户提出资金要求，他先艺术地问了一个问题：苏联的援助当然可以送来，但是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才能把国民党建设成一个强有力的大党，进而战胜不可一世的军阀呢？
对这个问题，孙中山也很苦恼。外援总是有限的，而他的困难却多得几乎绝望，即使再到手几百万卢布，也不过应付久一点的开销，连身边的滇军、桂军都打不赢。看到孙总统的脸色转向沉重，鲍罗廷十分耐心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势。
按照国民党（其实就是孙中山自已）的宣传，本党拥有十万到二十万党员，堪称中国第一大党。但这个名额是指“号称”支持三民主义的人，不是实打实的党员，实际上总部广州也不过六千个缴党费的人，而重新登记之后，发现不过才三千。即使是这三千党员，孙老大平时也没怎么关照过，既不搞政治学习，又不定期开会，更不会向基层通报当前的目标，只是平时写几篇三民主义的稿子登在报纸上，希望广大党员能主动加以学习、加强自我修养而已。
面对鲍罗廷的分析，孙中山十分惭愧地承认，在党建方面他确实落在了后面。因为没有严格的组织，国民党在成立的十二年里毫无作为（成绩无甚可述），只是找个地方挂牌而已。鲍罗廷更进一步指出，随意吸纳军阀入党并没有任何好处，他告诉孙中山说，“你今天把那些人加进党里，明天他们就打进总统府造反，国民党不仅不能节制军阀党员，连在枪口下混个平安都不容易，必须用党节制军队才行啊！”
听完一番话，孙中山顿时觉得醍醐灌顶，对鲍罗廷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终于明白过来，革命靠军阀是不行的，靠雇佣军也是不够的，必须象俄国那样建立自上而下的强大组织，以党为基础重新建立自已的军队，才能所向披糜、无往而不胜，苏联红军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马上命令成立“改组委员会”，由汪精卫、廖促恺、戴季陶、李大钊等人研究如何改组现有的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号，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顺利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度，并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国民党的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纪律制裁等具体内容。谁要有心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份历史性的改革文件在版权上相当有问题，因为所有条款几乎都是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如此重要的会议，国民党代表自然不宜缺席，毛泽东等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全部都要参加。虽然两个党还都属于非主流势力（主流是北洋政府），但并不影响会议的热烈进行，尤其是两党怎么合成一个、相互间的帐又怎么算，从一开始就冲突激烈。
对这样的情景，孙中山和李大钊都不意外。世界上最难与人分享的就是权力，让一个人和别一个人分权都难，何况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孙中山最头痛的是怎样把两个党搞出交情来，然后顺利北伐、进军全国，鲍罗廷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发扬风格，在具体人事安排上不能跟国民党竞争，选举的时候一律只选孙中山，尽量把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的团结会。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代表，又有极为出色的外交能力，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尽力配合，开会时尽量低调，不跟国民党发生冲突。当然孙中山也很够意思，为了发挥共产党人吃苦耐劳搞组织的优点，他在相当多的关键岗位上安排了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并且对未来的合作前景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尽管相当多的人对共产党戒备有加，但在高层领导的全力促成下，一大还是开得相当成功，孙中山大力提拨了一批年轻干部，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压重担、挑大梁，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其中就包括毛泽东。
孙中山很欣赏毛泽东。
三十一岁的毛泽东是湖南国民党的代表，又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办事稳重，口才突出，湖南党部的工作搞得相当出色。孙中山对有用人才向来关注，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谭延闿的这个小老乡非常有价值，应该多加提拨，拉进自已的阵营里发挥专长。
一月三十号，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孙中山亲自把毛泽东加进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由大会表决通过。年纪轻轻的毛泽东没当几天国民党，就顺利走进中央委员的核心圈，可谓平步青云，四面逢源。
同时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层人物，手上还有赵恒惕送的大洋做机动款，毛泽东很快乐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象毛泽东那样快乐。事实上从一大召开时起，国民党内部的争议就没有停过，并在后来越演越烈，几乎无法调和。而要单纯把他们的争议归结为中国人喜欢内斗似乎也不靠谱，因为他们确实是相当认真地在争执，争执一些从理论到实践都极为危险的东西。
苏联愿意扶持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有人有地盘，可以迅速扶植起来闹革命，又快又省事；苏联支持共产党，是希望资产阶级联合革命成功后，国家发展个几年几十年，工人阶级就会变成主流力量，那时再让共产党领来个社会主义大革命，顺理成章地走向共产主义。整个流程看上去多快好省，却有一个致命的危险，那就是国民党人成功的时候，他们将变成共产党人的敌人，要发动工人革他们的命。
如此危险的理论悄悄说也就罢了，可苏联老大哥为了解释自已的动机，偏偏把它当成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创新，象街头老大妈一样四处卖弄，生怕旁人不知道。共产党人倒是无所谓，反正是革命，革谁的都是革；到国民党那里，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不需要太多理论研究，也不需要启蒙研讨，不少人已经悟出一个道理：国共合作是为了革命胜利，但革命最好不要胜利，因为成功的那一天，共产党将在苏联支持下，把枪口对准自已的脑袋。
设计上明明注定冲突的两套程序，却非要放到一块主板里运行，死机的情况自然是在所难免。面对频繁出现的各种问题，不管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是束手无策，开发商共产国际又给不出修复补丁，大家只好不停地重启系统，直到彻底崩溃的那一天。
如果说孙中山看不出国共合作的问题，那实在是冤枉了他的智商，只是孙总统虽然心里有数，却没有别的牌可打。有人曾经劝过他不要和苏联合作，孙中山没有敷衍或打哈哈，而是愤愤不平地说了一段话：
“你们都劝我不要和苏俄合作，但是我现在是掉在水里快要淹死，却没有人拉我一把，苏援是我唯一的机会，怎么能不要呢！”
为了一点钱和枪，他曾经想过把东北抵押给日本，也曾经找过英国、美国、德国，开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优惠，却全都被拒绝了，一直沦落到靠军阀过日子的地步。所以我相信，孙中山说的那段话，是他的真实写照
鲍罗廷果然做事不含糊，很快送来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实惠支持：大把卢布和枪支弹药。眼看财政重新宽裕，崭新上油的苏制莫辛步枪也要到位，孙中山兴奋得两眼都在发光，根据先前同苏联商量的决定，孙中山安排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建军校。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每一个军阀的共识，不管是革命军阀还是反革命军阀，首先必须要有实力说话才硬气。孙中山一直想组织自已的队伍，实现横刀立马的梦想，但手上的家伙数量有限，远不够建军需要，更不用提对抗滇军和桂军了。正当他左思右想的时候，苏联专家告诉他：事业起步时需要的不是军队，而是军校。
孙中山顿时恍然大悟。雇佣军永远是不可靠的，他们不会忠于自已，只有办军校才能培养亲信军官团，再让手下的军官去出兵放马，比直接建军效果好得多。孙中山于是同莫斯科商定，选一个地方建军校，用苏联援助的军火培训学生们，毕业后直接编进革命军打仗。经过仔细考察（主要是没钱），他把学校的地址选在市郊荒凉的黄埔岛上。
虽然地方偏远、条件简陋，孙中山建的军校却是赫赫有名。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这所军校的毕业生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相互征战，彼此动用几十万、几百万人冲锋，每个毕业生都要经历密集的枪林弹雨，每个活下来的人名字背后都将挂满淋漓鲜血和累累尸骨，这就是近代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然而孙中山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正在四处搭砖盖房子，并考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谁来当军校的校长。
黄埔军校是他的亲兵，当然要由最给力的人当校长，而且这个人必须能被共产国际接受。从理论上讲孙中山自已当校长也可以，但孙总统平时极为繁忙，日常工作主要是搞政治，没空管学生的教学生活，所以必须找人来当差。
这实在是件不好办的事情，孙中山很头痛。国民党本来组织就非常松散，内部派系又多，亲共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斗争非常激烈，没事也能吵得热火朝天。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根本，校长不仅要有能力，还不能掺和在党争里面，而且最好同大家都没有矛盾，否则弄出个军校打群架的火拚闹剧，那就一切都完蛋了。
又要听话又要懂打仗，人缘要好，党派背景不能太重，业务上还必须过得去，实在是难为了孙中山。经过精挑细选，孙中山最后选定一个人来当校长，这个人平时不在他身边办事，又读过军校，对自已也算忠心，业务上应该还算过得去。孙中山于是把他从浙江老家叫出来，给了一个去苏联考察的名额，让他帮自已筹建军校。
按理说当校长的待遇不差，孙总统面子也不小，可那个人却非常懒散，从俄国回来后干了几天就撂挑子，还找了一大堆理由：没钱，没人，没东西，总之干不下去。可怜的孙中山只好让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四处张罗，筹钱盖房子。
廖仲恺是个老实人，孙中山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建军校是个吞钱的事情，苏联援助只够弄个启动资金，他就在极度缺钱的情况下长袖善舞，拼命找军阀说好话、拉赞助，终于把大致的架子搭了起来，然后给跑路的校长打电报，表示军校已经可以开张了，校长你还是来上班吧，大伙需要你。
忙乎半天，最后却是给别人做嫁妆，廖仲恺的代表是当得有点窝囊的。除了他和孙中山都同那个人有交情之外，另一点也是不得不召人回来的原因，那就是廖仲恺革命资格固然老，军事业务并不擅长，只能搞点后勤。
军校负责人不能不懂军事，所以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很着急。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跑路的校长终于离开舒适的浙江老家，来到简陋不堪的黄埔岛喂蚊子。
莫斯科和广州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决定竟然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因为那个喜欢赌气的校长正是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再后来的台湾岛岛主，他的名字叫蒋介石。
著名的历史说书家萨苏曾经有过一段评论（大意），认为历史的每一代人都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梯，下一代人超越前人，又会成为下下一代人的障碍，并不是前面的人都错了，而是后人只有站在先人的肩头，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按照老萨的观点，可以说袁世凯是站在清朝的肩膀上把满清踩下了台，然后孙中山踩过袁世凯的肩膀，建起一个半虚半实的国民党。但孙中山不会想到的是，他刚刚看到希望的曙光，踩他肩膀的人已经走上了舞台，那就是他提拨的军校校长蒋介石。
蒋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生于浙江奉化，毛泽东一辈子的死对头，中国自清朝后第一个统一全国、并同时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家。
作为未来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的童年要比毛泽东舒服得多。蒋家很有钱，小蒋同学也不用去背粪喂牛，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私塾里念书。同毛泽东一样，十四岁的时候，蒋介石家里给他娶了个媳妇，是大他五岁的毛福梅。
很明显，这趟婚姻纯属封建包办性质，如果是小蒋革命性够强的话，应该象毛泽东那样予以强烈抵制才对。但蒋介石跟家里没什么仇，同毛福梅也没有过节，所以很开心地戴上了红花，拜完天地进洞房，开始一个男人的正常生活。
虽然没有可怕的老爹，蒋介石却对军事非常有兴趣。一九零六年，他坐船去了日本，想找所军校读读，却发现日本同清朝有协议，不是官派学生不能读军事，只好回国想办法。第二年，他终于弄到一个官派留学生的名额，顺利去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
所谓东京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专门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蔡锷、陈独秀、赵恒惕、阎锡山等人都在里面上过课。蒋介石在振武学校读书，自然也要接触一些革命理论，顺便就认识了同在东京搞造反的孙中山。
一九零九年，蒋介石顺利从振武学校毕业，前往日本陆军十三师团十九联队实习，做了一名满口哈依的日本小兵。忍气吞声熬过两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蒋介石赶回国内参加革命，亲自带兵冲进杭州，攻下浙江巡抚衙门，立下人生第一道军功。小小的前日本二等兵蒋介石很快迎来了第一次提升：沪军第五团团长。
那一年，毛泽东刚刚来到长沙，做一名不起眼的中学生；在人生的起跑线上，高富帅蒋介石完胜屌丝毛泽东。
当上团长的蒋介石没有风光多久。同盟会内部明争暗斗，国民党同袁世凯也是明争暗斗，蒋介石折腾了一番，没有弄出什么名堂，索性赌气辞职回老家，下岗待业。
普通人下岗是件很痛苦的事，不过对蒋团长来说不算什么，奉化的老家有家有业，还有他的母亲，蒋介石不需要满面愁容地四处递简历、找工作，过得比孙总统还逍遥。很快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蒋介石跟着奋起大旗，跟着冲锋陷阵，跟着一败涂地，跟着逃到日本，跟着一块下岗，继续待业。
在东京的流亡生活里，蒋介石跟随孙中山四处找机会，希望能再造一把反，直到袁世凯病死才回中国。孙中山在广州另立旗号，蒋介石也就跟到广东，替孙中山跑腿，有事的时候帮忙，没事（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小蒋同学也会突然想家，象个孩子一样不辞而别，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思乡之旅。对蒋介石的随随便便，孙中山总是一反常态地容让有加，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蒋介石虽然孩子气，却多次在危难的关头支持他，并且曾经抛下家小来到危险的战场，无怨无悔地追随他。
孙中山十几年来回折腾，蒋介石就跟着十几年上岗下岗，中间还到过上海股票交易所当经纪人，在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里风流了一把。终于孙中山和陈炯明闹翻了，蒋介石从宁波转上海赶来救驾，又当上讨贼军参谋长的职务，四处替孙总统张罗兵马出气。
跟随领袖的日子很辛苦，蒋介石付出过很多精力，也受过很多委屈，孙中山心里全都知道，所以有好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不能忘了蒋介石。根据正史的记载，一九二三年的九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带团前往苏联，进行相关考察活动。
对蒋介石访苏时的表现，历史书上通常都是比较混乱的，因为蒋介石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大骂苏联不是东西，并成为某些宣传部门作品中，蒋公英武雄奇的典型证明。
有这封信为证，蒋介石得意洋洋地认为，自已当年英明睿智，一眼看出苏联和共产党不是好东西，只不过看在孙中山面子上周旋一时，从来没有当真；
后来吃过大亏的共产党当然是怒气冲天，他们痛骂蒋介石伪装进步，利用苏联援助阴险上位，背叛国父遗志；
而最莫名其妙的，是出钱不讨好的苏联人。在很长时间里，他们都搞不明白，两个党怎么会闹到大打出手的地步。
因为后来发生的冲突太大，有关人员纷纷修改记录，拣对自已有利的东西讲。由于几家的说法实在大相径庭，不管相信哪一方的阐述，对比当时的原始记录都会觉得云山雾罩，颇有人格错乱的感觉：尼玛这是说的同一个人吗？！
拨开为了宣传释放的重重迷雾，其实当年的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向往革命、同情弱势群体的敏感愤青。
他去苏联考察军校时，既不阴险也不反动，相反，他的想法很单纯。
在孙中山周围的亲信里，蒋介石算得上是最坚决要求结盟苏联的人之一。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想去俄国考察，并坚定认为中国应该对政客、军阀、商人等剥削阶级进行专政，以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自由。
尽管蒋介石的日记不甚可靠，有多处对自已进行了修饰，但都是美化自已、指责政敌之类，美化苏俄的事情还没听说过；考虑到蒋公后来同苏联的关系势同水火，没有必要刻意夸大自己对俄国的仰慕之情，因此三十出头的蒋介石向往工农革命，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此时的蒋介石还是孙中山手下无兵无权的一名小弟，但他的思想却已经突破了孙中山的框架，相信国民党只有学习俄国那样改革社会，才能建立坚强的内部组织，进而成立一支军队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对他一再反复的进言，孙中山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要依靠陈炯明的亲兵对抗军阀，不方便找苏俄干革命，直到陈炯明翻脸之后才决定向苏俄求援，把国民党变成俄国共产党那样的坚强堡垒。
孙老大反应如此迟钝，蒋介石非常有意见，当然这种意见纯属人民内部矛盾，还上升不到路线问题的高度。孙中山曾经耐心地跟他解释说，去俄国学习的人有不少，但大都没什么结果（悉皆败兴而返），他不是不想亲近俄国，只是必须要先攒一点资本才能谈合作，不然大哥我现在只算租界里的流窜犯，哪有资格跟人讲条件呢？
孙中山语重心长，蒋介石却是心不在焉，因为他很清楚，光靠周围那帮不成气的军阀，是攒不起资本来的。果然孙中山赶走了陈炯明，却又陷在滇军和桂军包围里面，丝毫施展不出拳脚，最后还是不得不放下身段同俄国讲合作，并引进共产党这一新兴力量加入国民党。
翻查当年的记录可以发现，当年的共产党干部同现在明显有区别，他们人数虽然少，办事却都扎实努力，而且做人极有节操，很少出现贪污包二奶之类丑闻，因此两家合作最初还算愉快，所谓矛盾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口角方面，具体办事层面没有太多冲突。正是因为国共合作有了基础，蒋介石才在二三年八月拿到梦寐以求的出国指标，带团去苏联研究援助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蒋介石的这趟考察不能算成功。孙中山本来希望能在北方边界上就近建一个军事基地，苏联却推三阻四，怕影响他们控制外蒙的计划，最后只好决定在广州搞军校。但是如果就此得出蒋介石后来声称的结论，认为他那时已经看透苏俄反动本质，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苏联人也会写日记，而俄国人的记录则详细描绘了他的一言一行。
蒋介石到苏联之后，先是详细考察红军的装备和政治工作，大肆夸奖苏军的党建工作，还反复要求向普通士兵发表讲话，愿意同大家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并愿在斗争中牺牲献身；此后他写的报告里也是推翻资本主义、分步建立共产主义一类，丝毫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在里面，反而建议未来结成俄、德、中三国大联盟，对抗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取得全球革命的胜利。蒋介石自已也承认，他当时在苏联苦读马克思理论，连书都不舍得放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甚至认为俄国人比中国人素质要高，值得羡慕。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虽然对外蒙的情况不满，蒋介石仍然是坚定的俄国粉丝，并不断迸出一些阶级斗争、世界革命之类的时新名词；所以选军校校长的时候，孙中山一提蒋介石，鲍罗廷和共产国际都是满口赞同，并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宁可空着岗位等他上任。
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前途远非一帆风顺，他马上就遭遇到了一个挫折，那就是国民党的一大。这次大会开得隆重无比，又通过了详细的制度章程，选出四十一个属于核心权力圈的中央委员，作为追随孙中山十几年的老臣，蒋介石相信领导一定不会忘了自已，结果大会却跟他毫无关系，连入场劵都没给一张。
蒋介石的职场经历充分说明，碰到困难就撂挑子，这种人是得不到领导赏识的。
三十七岁的蒋介石对权力还没有概念，但至少对面子很在意。那些青年学生凭着共产党员身份纷纷当部长做委员，自已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竟然要低那帮小年轻一头，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
老大不看重，从苏联回来后又被晾在一边，党内大小事务都由鲍罗廷一手包办，自已满肚子心得却没有地方发挥，蒋介石很失望，后果很不严重。开完一大后，他的不满终于到了顶峰，干脆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抱怨老大光顾着重用新人和外国人，却忘了从前的老部下，并提出希望能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一定可以“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请领导多加考虑，予以重用。
在长期革命生涯里，孙中山对蒋介石是不怎么看重的，连蒋介石自已也承认，“先总理”（指孙中山）平时都很忙，连跟他单独讲话的时间都不多。倒不是孙大总统摆架子，事实上孙中山给过他很多机会，可蒋小弟大都是不了了之，有一点困难就回老家去生闷气，把烂摊子扔给领导收拾，这种属下既不能办事，又不能服众，实在没有重用的理由。
所以这次看到蒋介石又来发牢骚，孙中山同往常一样毫无反应，只是挥挥手，让他赶紧去盖房子。蒋介石终于从不满转向了愤懑，气乎乎地给他的党代表又写了一封信，痛骂苏联不是东西，不仅占着外蒙古不还中国，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上比帝国主义国家还要狠，他们的制度同三民主义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能在中国实行云云。
蒋介石对廖仲恺发脾气，是因为廖仲恺有挨骂的理由。
作为名义上的广东省长，廖仲恺在内政方面毫无作为（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搞抹稀泥那一套倒也罢了，关键是他用人乱七八糟，竟然把财政大权交给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办理。虽然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可是孙公子毕竟缺少政务经验，很快就把工作弄得一塌糊涂。
抹稀泥的廖仲恺当了广东省长，嘴上没毛的孙科做了广州市长，满腔抱负的蒋介石却怀才不遇，只弄到一个筹备校长，反差实在太大，又不能点名攻击党内同仁，只好拿党外的俄国同仁出气。
这是一封后来被广为引用的书信，广大蒋粉纷纷用它得出蒋公英武雄奇、早就看出苏俄不是好东西之类观点。但收到蒋介石的反动信件之后，廖仲恺也一样毫无反应，只是笑笑放到一边，既不反驳蒋小弟的牢骚，也没有跑去跟孙中山告状。因为他跟蒋介石共事多年，早就习惯了这位小弟时而矫情的作风，当面争起来肯定没完没了，说不定会恨你一辈子，但只要由着他生几天闷气，自然是雨过天晴，该干嘛干嘛。
蒋介石的反应果然不出廖仲恺所料，生完气后又恢复了原状，同廖仲恺一道筹办军校。在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面前，壮志凌云、立志解救全天下的蒋介石束手无策，只能再次赌气跑回老家，在他眼中只会抹稀泥的廖仲恺却挑起了大梁，以空手套白狼的精神跟军阀们讲交情、拉关系，用尽一切手段弄来赞助，在蚊蝇丛生的黄埔荒岛上搭竹棚、建砖屋，一点点凑齐军校的建设费用，然后在一切就绪的情况下让孙中山发去电报，请比自已小十岁的蒋小弟回来当自己的上司。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号，黄埔军校正式开张了。
经过几年时间筹划，才张罗起一家小军校，孙中山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非常骨感。此时的黄埔军校一切从俭，主席台都不过是几根竹子搭起来的棚子，几百号学生们的伙食费更是有一天没一天，全靠廖仲恺持续不停地四处化缘，才保证了食堂天天有米开饭。对廖仲恺的贡献，孙中山同上上下下所有人心里都很有数，但大家更清楚一点，军校靠化缘是不行的，廖仲恺本事再强也只能保证锅里有饭盛，其他教学管理之类业务工作还得指望蒋介石。对蒋校长动不动撂挑子的做法，孙中山很有一点担心：小弟你可千万别再跑路了，大哥我可是天天要开课的！
孙中山很担心，因为他很上心。
从开张庆典选在六月十六号可以看出来，孙中山对黄埔军校的期望值是相当的高。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日子，陈炯明的粤军发动政变，把他赶出广州，廖仲恺也被抓起来关进大牢，险些命丧黄泉。孙中山在一年后的六月十六号成立军校，那是摆明了要用枪杆子洗去自已的耻辱，决心在未来建立一支俄国红军式的无敌强军，横扫一切胆敢挡路的牛鬼蛇神。但无情的事实证明，后来中国确实出了这么一支军队，创始人却不是他或蒋介石，而是此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文书科主任毛泽东。
蒋介石跑到黄埔岛喂蚊子的时候，毛泽东正过得春风得意，开完一大后孙中山把他分到了上海，让他去十里洋场工作。应该说这份新工作的起点不低，因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是一般的地方，整个执行部统辖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上海等要害区域，地位仅次于广东本部，国民党元老象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伦等都在那里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在上海分舵既有钱又有地位，还能认识不少重量级大哥，人脉极其广泛，职业前景可谓无限光明。
虽然跟在孙中山身边进步机会更多，毛泽东却不能不走，因为他还代理着共产党的中央局秘书，而共产党总部已经搬回了上海。
正所谓好日子总是过不长，来到十里洋场的毛泽东很快发现，上海真不是容易混日子的地方。中央要求的是统一战线，他又顶着国民党的头衔，给国民党办事也是本份，按照埋头办事的原则，毛泽东拿出从前办小报编辑时的劲头，闷头干活。
一心办事的毛泽东想不到自己努力工作，却干出了反效果。共产党这边固然很不舒服，风言风语地讽刺他是胡汉民的秘书（胡汉民反共最积极），而国民党也不当他是自已人，拚命排挤他。
不努力干活，是不听党的命令，要被整；努力干活，就是脚踩两只船，还要被整。可怜的毛泽东在上海累得半死，两头不讨好，弄得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在上海天天受委屈，毛泽东很是气闷，十一月孙中山路过上海，毛泽东便向他诉委屈，还交了一份联名诉状，要孙总统主持公道。可惜孙中山身体不太好，手上事情又多，没有时间处理地方办事处的恩怨，听完毛泽东的控诉后只是答应了几句，事情又拖了下来。
领导不发话，毛大秘的日子就更不好过，很快就在上海呆不下去，只好悻悻地回湖南“养病”。等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四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名单里一并消失了。
明明没有贰心，明明好好干活，却被两边同时排挤，毛泽东十分恼火。这一年唯一让他高兴的事，是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叫彭湃。
毛泽东有很多朋友，彭湃的特别之处在于喜欢跟农民打成一片，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四处组织农会，很快成为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喜欢农民的彭湃和毛泽东很谈得来，因为他们的出身差不多（地主），对农村的情形知道得也多，用今天的话来讲，叫有共同语言。
当毛泽东从上海灰头土脸地回到湖南农村时，蒋介石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孙大元帅和商团在广东闹翻了。
所谓商团，是广东省商人在一九一二年，经民国政府批准设立的武装治安队。商人的本份是做生意，可民国太乱，要军阀政府提供治安服务也比较难，商人们就创造性地搞出了自已的治安队，防范土匪小偷。
事实证明，广东商人不光做生意在行，搞保安也有一套。民国天天都不消停，今天滇军打过来，明天陈炯明打过去，广东的民间治安却始比较安稳，商人们做生意攒得到钱，军阀们也能顺便抽个税，多年来一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直到孙中山的到来。
广东人不喜欢孙中山。
孙大炮赶走过陈炯明，引来了滇军和桂军，这两支军阀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四处敲诈勒索、开烟馆赌场，把广东闹得乌烟瘴气。老百姓不理解什么是革命理论，却看得见孙中山把一切闹得一塌糊涂，比什么军阀都差劲。
滇军和桂军在广东无法无天，治安当然是急剧恶化，商团也就跟着强力扩张，成了地方治安的顶梁柱。滇军和桂军天天乱收税费，同民间关系已经紧张得不行，孙中山的“总统府”一面要发工资，一面又要准备北伐，也没有忘记这个小小的财源，经常是动不动就要商人们立即缴一大笔钱应急，商团当然更是苦不堪言。
明明是我们辛苦攒来的钱，为什么要任孙大炮勒索呢，手上有枪的商团想不明白。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号，商团向国外订的一批军火到货了。这批军火是经大元帅府批准进口的，用于“治安需要”，据说价值高达一百万元，但到提东西的时候，海关却突然扣住了货，说要大元帅府的命令才能领。
商团也糊涂了。进口许可证就是大元帅府发的，怎么又要命令呢，他们赶紧让人去疏通调和。
大元帅府的态度一开始很坚决，说是怀疑有人走私军火，要吊销进口许可证，后来好说歹说才肯通融一下，孙大元帅毫不脸红地表示，原来进口的许可证在时间上不合程序，需要重新研究。
所谓研究，也就是打点的代名词，商人们马上研究出味道来，一定是元帅府又缺钱了，需要再交一笔钱报效国家。
通常来讲，孙大元帅贵为自封大总统，要个几万块钱零花，商团们也不会不给面子。可这一次孙中山的胃口实在太大，商人们给不出来，而且许可证都发了还扣货，手段也太不地道，商团领导人陈廉伯终于忍不住了。
孙中山做事不地道，商人们也有不地道的办法应付，陈谦伯立刻宣布所有商人罢市，全部不做生意了，回家喝茶。
商人不做生意，就赚不到钱；商人赚不到钱，政府也就抽不到税，不光孙大总统要断财源，滇军和桂军也吃不消。面对同归于尽的三输局面，孙中山知道自已做不了主，只好退让一步，把东西还给了商团。
怀着胜利的喜悦，商团高高兴兴地拿回了军火。可是开箱后才发现不对劲，枪是还了，但只还了一部分，不少值钱的东西都被元帅府拿走了。
堂堂总统居然出尔反尔，还玩雁过拨毛的伎俩，形同打劫，陈廉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从前他一直忍气吞声，是因为要做生意，现在新枪到手（虽然少了一点），他决心跟孙中山好好比划一下，评一评里面的道理。
和读书人评道理，是靠口舌和笔墨；和流氓评道理，是靠拳头和棍棒；和军阀评道理，自然要靠枪炮和军队。陈廉伯没有军队，只有商团的保安队，对付滇军或桂军远远不够，对付孙大总统的那点卫队或学生军，似乎也不怎么有把握。
但是陈廉伯还是决定出手了，因为一个人站出来告诉他：你尽管收拾孙中山，他要敢打你，我就揍他！
愁眉苦脸的陈廉伯听到这句话后顿时精神焕发，仿佛打了鸡血一般，因为怂恿他动手开战的不是普通人，是英国驻广州总领事。
英国人一直就不喜欢孙中山。当然不是反对孙大炮搞分裂影响祖国统一，而是他的北伐政策和在广东的所做所为太过离谱，同英国的利益有直接冲突，尤其是反帝、罢工一类活动，简直就是冲着大英帝国来的。对无利不起早的英国人来说，想要大英帝国的支持是可以的，但必须有足够的理由，让大英帝国相信你对国王陛下的诚意，孙中山恰恰缺少这种理由。
作为英国代表，总领事同陈廉伯有很不错的私交，陈廉伯每次痛骂孙中山和军阀的时候，总领事都是满怀深情地站在一旁，向他转达自已的深切同情，并表示一定把这些事都转告伦敦，总有一天要让孙中山知道自已的厉害。
陈廉伯天天生闷气，总领事天天给他打气，直到商团拿到新枪的时候，陈廉伯还象往常一样痛骂孙中山，总领事突然说：陈廉伯你尽管去干吧，要是孙中山敢对你开枪，我们英国海军就会出手！
英国海军出手，意味着孙中山如果反抗，就是向整个大英帝国宣战，孙总统目前缺钱少枪，连军校的伙食费都经常凑不出来，同英国干仗基本上属于自杀。方伯谦顿时精神大振，决定同孙中山来一场硬仗，大有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架势。
走出领事馆的时候，陈廉伯信心满满，他相信自已一定能成功，在他的身后，英国领事也是豪情万丈，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这里面唯一的小问题，是总领事虽然说得把握十足，却没有给他任何字据。当然这也好理解，总领事交待的是关系到战争问题的外交机密，内容十分敏感，能把内容告诉他，就是把他当成朋友加盟友，英国人最讲究绅士风度和诚信，一定不会忽悠陈廉伯这样的好朋友的。
带着对大英帝国的感激和崇拜，陈廉伯回到办公室，开始安排对孙中山的反击。
陈廉伯满腔怒火的时候，孙中山也很郁闷。
大总统一直缺钱少枪，成天要四处拉赞助，好容易过手一点军火，想拨几根毛都不行；而且陈廉伯的架势越来越硬，今后他手上有了枪，要钱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实在值得郁闷。
孙总统很郁闷，蒋介石自然更加郁闷，因为孙中山扣下的军火，本来是要发给军校的，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准备点数的时候，万恶的方廉伯却把东西拿了回去，只扣下一点贵重品来。对方廉伯这种目无革命、私立武装的行径和缺乏觉悟的态度，靠说服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用手上的枪炮严加管教，才能让他明白革命的必要性和权威性。
当然，仅靠大总统手上的卫队和军校生，要对付真金白银喂出来的商团保安队，还是有点不大现实，孙总统考虑的是另一件事：九月底的时候，苏联支持孙中山的经费、枪支都陆续到货，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也是拿商团开刀。
商团确实是一个好目标，既不得罪任何一派军阀，又能抢到钱和枪，而且借着收拾商团壮大实力，顺便也就控制了相当一大片地方，可以从滇军和桂军手里挤地盘。
陈廉伯不知道孙中山有苏联壮胆，孙中山不知道陈廉伯有英国撑腰，两边都很有自信，也都以为自己一定能赢。对孙中山来说，局面尽管紧张，却不是很要紧，因为陈廉伯的底牌虽然点数大，却是废牌。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广州三十多个团体一块国庆联欢，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开会的时候就要求打击商团（国庆跟打击商团有关系么？）。 纪念会结束后，各团体结队举行大示威，浩浩荡荡地在广州市内游行。
广州市的治安是商团武装维持，游行队伍这是明显火上浇油，双方很快就起了冲突。
现在对事情的具体细节已经弄不清楚。正史的记载是游行队伍在经过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了枪，打死二十余人，伤一百余人，并筑起炮台封锁市区，四处张贴‘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的反动标语。按这种说法，商团完全是一伙屠杀革命群众、影响群众正常表达意愿的反革命暴徒，连北洋军阀都不如。
对这种公式化的正史，我向来是不大相信的。公式化的东西一贯就比较反常，所谓反常即妖，商团的保安们怀念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情有可原，主动攻击游行队伍就有些不合本性，而且要是真的想造反的话，大部队直接拉进市区、灭掉总统府也不成问题，封锁市区、筑炮台完全是防御的架式，那商人们是要防备什么呢？
事情很快就有了答案。十月十四日，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同时国民党直接统率的第一批生力军，包括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在全广东境内开火，四处捉拿商团分子。国军的行动很有组织，计划也相当周密，商团筑了炮台也挡不住四下攻击，很快就被剿灭了。
陈廉伯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但他万分激动地去找英国领事和香港总督、呼吁英国海军出动的时候，英国人却满脸歉意地告诉他：对不起，我国政府没授权我们给你军事支持。
从前的承诺？什么承诺，陈先生有书面证据吗？来人啊，送客，我还有事呢。
陈廉伯这才发现自已被忽悠了。说起来也不奇怪，打从有大英帝国起，英国人在外交上就没少玩过花样，什么隔岸观火，什么上屋抽梯，各种招式都用过，虽然没读过孙子兵法，可手法比孙子还要孙子得多，别说口头承诺，就是板上钉钉的签字条约，想改的时候一样毫不脸红。
所谓绅士风度，所谓信用机制，是要看对方有多少份量的。陈老板只是个生意人，大英帝国自然只能用生意手段对付他，所以喝完英国红茶之后，陈廉伯两手空空、脸如死灰般地离开领事馆，这趟忽悠折进去的不仅是手下的弟兄，还有全广东的商人。
国军天天喊着要革命，对付反革命商团当然毫不心慈手软，四处烧杀抢掠。正所谓不是军阀赛军阀，整个广州城火光冲天，最繁华的西关受灾最重，竟然被烧成了一片白地。
广州城烧了，商团也除掉了，孙中山心里十分满足。在火光和灰烬中，一个老人看着变成废墟的店埔，恨恨地闭上自已的眼睛，离开了这个人鬼难分的世界，他的名字叫黄飞鸿。
武林高手黄飞鸿名满江湖，晚年在广州开宝芝林药房，决心发挥余热、济世救人，说得上是正气浩然、天下敬仰。风风雨雨几十年，袁世凯折腾过，陈炯明折腾过，滇军桂军也折腾过，都没有动宝芝林一块砖头，没想到碰见孙大总统的三民主义吾党吾宗，居然把黄大侠的一世心血烧成了世界大同。
一九二四年的黄飞鸿已经是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没有南征北战的体魄，也没有东山再起的豪迈，只能在废墟前痛心疾首，过不久就病死了，他是被孙中山活活气死的。
不光是黄飞鸿，很多广东人对孙中山都没有一点好感，因为孙中山除了兵灾和战祸，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事。但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烧毁黄飞鸿药店的时候，他也只剩下四个月谢幕的时间。
打完商团后的蒋介石当然是兴高采烈。他的黄埔军校学生兵第一次开战，就来了个开门红，孙中山的手头也宽裕了许多。从苏联一次运来了八千支配刺刀的步枪、四百万发子弹，足够武装一个满员师用，黄埔军校顿时生意兴隆，蒋校长也顺势成为国民党新军的第一任司令，身价陡然间直接爆表。
对孙中山来说，二四年还有件值得一提的好事。广西的旧军阀陆荣廷、沈鸿英被党内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联手打败了，从此桂系正式加入国民党，党国的势力扩到了广西。当然，李宗仁的胜利对国民党很有好处，不过对蒋介石来说，却未必是件好事。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