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二年八月，在宋教仁的努力斡旋下，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正式合并，改组为国民党。这个月二十五号，孙中山在北平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选为理事长，然后以自已“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的理由让出了职务，推举资历较浅的宋教仁做了代理理事长。
在当年的民国，宋教仁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他不仅人品好、声望高，而且长得又帅，极有感召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按照约法进行选举肯定能当总理，组建内阁实现民主；不少人也相信，只要宋理事长当选，中国肯定可以象英国、美国一样蒸蒸日上，成为新一代富强国家。
面对宋教仁如日中天的声望，袁世凯当然不能坐视，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摆不平选票，就摆平拉选票的人！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
宋教仁的凶信很快震惊了全国。上海警方办事倒不慢，马上抓到凶手应桂馨，又查出凶案竟然跟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相关电文一在报上公布，立刻舆论哗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赵秉均是袁世凯的亲信。
案件查到这个地步，可以说离真相水落石出只有最后一步距离。但是终究还是没能查下去，因为袁老大是拿枪的总统，没有警察敢找他的麻烦，于是孙中山怒了。
不就是造反么？兄弟我造了十几年的反，还怕了你不成，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一九一二年的七月，孙中山指挥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纷纷起兵，这次终于不是反清了，改反袁。
孙中山反袁的结果很是凄惨。北洋军队的实力实在不是吹的，国民党七月反袁，八月广州就被攻破，九月南京也失陷了，孙中山等人只好再次逃命日本。好在日本朋友多，容身之所还能找到，这次短暂的战争被称作“二次革命”。
而那个暗杀宋教仁的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他本来就是上海流氓帮会出身，一九一四年二月，这个头脑简单的流氓大概是昏了头，以为自已从驾有功，竟然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大张旗鼓跑去北平向袁世凯请赏，这下袁总统的脸面挂不住了。
应桂馨可能在帮会里混得太久，不懂得官场的规矩，但袁大总统是懂的，而且一点不讲客气。很快应桂馨就在进京的客车里被人灭口，八天后赵秉钧也被袁世凯毒死，这下宋教仁的案件就成了悬案，彻底死无对证。
弄死应桂馨，袁世凯丝毫没有歉疚，但把赵秉钧也搞掉，大总统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的。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他还是在几年后称帝的时候，给赵秉钧追封了个一等忠襄公的头衔，意思大概是说当年对不住你，所以赐你哀荣作为补偿。
做政客，可以没有廉耻，不能没有面子；同样作为政客，不仅要无耻，而且要有无耻的实力，在这一点上，袁大总统是玩得很转的。每每回顾这段往事，不少历史书都会叹息宋教仁的死，因为他死了之后，全中国再也没能够实现民主。而我认为更该叹息的是我们这样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只出了一个宋教仁，只能出一个宋教仁。
袁大总统胡作非为的时候，蹲在日本的孙中山并没闲着。经过二次革命的失败，他从袁世凯那里学到了很多有争议的东西，并很快成为一个更加有争议的人。
长期以来孙大炮同宋教仁、黄兴一道走江湖，讲究的是实现西方式政治，但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他，理想纯洁是没有用的，人品正派也是没有用的，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靠的都是实力，如果不建起自已的势力，理想就只是一句空话。
不愿只说空话的孙中山开始了重新建立革命党的历程，并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同先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为了巩固实力，孙中山这次决定搞一些新花样，一些不大上得了台面的花样。
按孙中山的规定，新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还要按手模宣誓，又把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受不同待遇；如果再加上若干稀奇古怪的手续，除了不用杀鸡喝血酒外，基本上跟黑帮神汉一类组织没有两样。这种思想转变自然不怎么上台面，老一批高端大气的革命党人都不赞同他的做法，但孙中山却吃了药似的我行我素，丝毫不改变。
屡经失败的前任孙总统最需要的不是道德或赞同，他需要马上能用的实力，这是用无数人鲜血换来的教训。所以他不顾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哪怕一道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反对他，哪怕同盟会里的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不加入他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也丝毫不肯改变主意。他当然知道众叛亲离的孤独，但却不肯放弃自已的目标，哪怕不择手段。
为了实力，他决定把革命党搞成黑帮；同样为了实力，他找到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许诺只要日本出钱出枪，他可以把未来的主权和领土划给日本作为报偿。日本方面自然是大喜过望，有关部门极有兴趣和他谈判，但却没有签一个协议，而是拿这些条件去要挟袁世凯，要求更高的报价。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袁世凯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袁大总统不想当冤大头，却还是不得不让日本人宰了一刀。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侵占了德国人占领的山东半岛。袁世凯自然是无可奈何，日本趁机步步逼进，要袁世凯同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倒霉的袁世凯百般周旋，又动用舆论力量，希望英法等国能采取制约手段，可当时英法的注意力都在欧洲打仗，没精力理会他的要求。
日本人一路强逼到一五年的一月，终于图穷匕见，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项要求的最后通牒，史称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为五个大项，大致意思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承认日本南满（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的特权；承认日本在旅顺大连等地特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并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日本以外的其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看过日本人提的条约，袁世凯十分明白对手是什么样的货色。自已每往下走一步，就是往奴才的位置更近一分，这个条约签出来，中国就不再是中国，简直可以算是日本治下的一个行省。
袁大总统是堂堂大总统，当然不想做一个省民。但正所谓人在屋檐下，想抬头也不行，在扯皮无效之后，他发现自已除了让步签字之外，竟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说到中国为什么受日本节制，要一直从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讲起。
当年老佛爷向十一个国家的列强宣战，战败时订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加上地方赔款一亿六千八百万余两，以年息四厘算，三十九年一共要赔白银九亿八千多万两（实际上赔了六亿五千多万两）。这么一大笔钱，把中国的白银都搬空了也不够，于是列强决定拿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搞个按揭还债，一年年地扣。
海关税、常关税、盐税是中国最重要的税收，这些税一卡，中国政府自然要闹钱荒。北洋政府本来也不是经济建设标兵，当时又不搞三观教育、廉政建设，除了养兵发饷还要收姨太太、抽大烟、圈地起房子，四处弄军火抢地盘，刮百姓一时刮不到那么多，就只有找列强借钱用。
列强不是慈善机构，自然不可能说借就借。英美法这些国家相对小气，不愿意付大价钱，德国的兴趣又在欧洲，最想吞并中国也最肯下本钱的就是日本。大总统每年要扩军，手下要建公馆养姨太太，要养军政要客，只能要找日本要钱要军火，而日本的胃口又不是一般的小，不光不做赔本买卖，连少赚一点都不愿意，此刻干脆亮出刀来吓唬人：不签约就捅死你没商量，你借不借！
从某种程度上讲，袁世凯和后来的好几届政府都陷在这个怪圈里，明知借这种钱就是喝毒药解渴，但还是非借不可，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晚，袁世凯终于同日本签下了卖国协定《二十一条》，于是他彻底走向了灭亡之路。
全国对卖国条约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老百姓不答应，他的政敌不答应，孙中山当然也不答应–虽然孙前总统和日本人提的条件差不多。于是孙大炮突然变成了激进分子，义愤填膺地指责袁世凯卖国，号召大家起来推翻他，拥护自已建设新的和谐社会。
袁世凯不是傻子。同日本人签约除了对方咄咄逼人外，还有更隐密的原因迫使他需要更多的钱去收买亲信，也需要更多的枪炮去镇压可能的敌人。他已经把民国约法扔到一边，成为所谓“终身大总统”，但一个人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还有更加进步的追求，也是所有独裁者的终极目标：当皇帝。
做终身总统，只是一代独裁，当上了皇帝，才是世代做老大。袁总统精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绝不含糊的。
一九一五年对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是喜庆的年头。孙中山在十月二十五号同宋庆龄结婚，袁世凯也在十二月十一号经过闹剧式的“推戴”后宣布登基，新国号为“中华帝国”。有趣的是袁大皇上宣布要对旧清廷“永远优待”，被他忽悠下台的清宫吃人嘴软，也表示要永远拥戴袁大皇上，绝不起贰心。
清廷的遗老遗少们用自已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有奶不一定是娘，但给奶的一定是娘！
大家各办各的喜事，各操各的心，孙中山的生活非常和谐，袁世凯就比较麻烦了。虽然袁皇上知道当皇帝可能不得人心，但具体有多糟糕却不清楚，具体来讲是北洋系几乎全面反水，连冯国璋等心腹都不赞成。很快蔡锷在云南造反，各地是纷纷响应、处处开花，袁老大做总统的时候想打谁就打谁，可一宣布当皇帝，手下竟然四散走人，谁也不理会他。
北京城四周都在唱楚歌，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又气又急，只好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宣布取消帝制，但已经毫无用处。可怜的袁皇帝嚣张一世，最后却闹了个大笑话，灰头土脸地病死在北京，总统的职权也随之落入手下的北洋实力派手中。
袁世凯倒台，孙中山自然是光荣平反，带着老婆顺利回到中国。可回国后的孙总统发现，经过袁大头的这番折腾，他已经啥也不是了，民国恢复了旧国会，在南北又重新形成各路实权军阀，但国民党却是毫无力量，因为上次讨袁失败，实力都消耗完了。
没有军事实力，就意味着再一次被排挤，成为边缘分子的孙中山只有呆在上海，继续等待机会。
乱世里总是不缺乱子的，第二年机会就来了。当时北平的总统是黎元洪，总理段祺瑞，都是袁世凯手下的重臣。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北洋的老虎都是公的，自然看对方相互不顺眼，很快吵得不亦乐乎，最后拨刀相向，反目成仇。
段祺瑞是实力派选手，黎元洪也不肯示弱，干脆请督军团团长张勋进京帮忙。没想到遗老出身的张勋虽然进京，却不肯帮忙，而是在七月一号宣布复辟满清王朝，顺带解散了名义上的国会。张团长的复辟当然不得人心，很快被段祺瑞镇压，黎元洪也因为引狼入室不得不辞职，总统职位在七月六号由冯国璋取代。
赶跑张勋的段祺瑞当然是十分得意。在他眼里，全靠自已打败了大坏蛋黎元洪，才把中华民国从老坏蛋张勋手上解救出来，实在是功勋卓著，有关部门还给事情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再造共和”，意思是段总理英明神武，拯救了共和民国。当然，新政府里段褀瑞肯定要当老大，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尽管段总理千算万算，却仍然算漏了一件事。旧国会一解散，从前的国会会员就等于全体下岗，孙中山趁机联系受排挤的海军部门和原国会议员一百来人，依附西南各路军阀的势力，在七月在广州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并毛遂自荐、自我选举为“临时大元帅”，表示要维护中华民国的旧法统，宣告成立“护法运动”，同北方的段祺瑞政权对着干。
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干的事情是不合民国约法的，考虑到孙大炮向来就是造反起家，反清廷还是反北洋无非是一句话的事，合不合法也无所谓。只是可怜了广州军政府割据一方，得不到外交承认，天天要提防中央政府的进攻，更严重的是孙中山如何筹到经费搞这么大动作，一直还是扯不清的烂帐。最可信的说法是孙中山反对中国对德国宣战，德国政府投桃报李提供了两百万银圆经费，让他同段祺瑞捣蛋，如果事情是真的，那从名份上讲，孙总统完全是利用外国敌对势力、分裂中央政府的反面典型，要在今天，绝对能划进敌对势力的范畴里面。
不过一切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终于有权了，可以名正言顺地要回自已大总统的名份。
一九一七年十月，孙中山协调南方各路军阀，开始了梦想中的北伐，找袁世凯的手下们算旧帐。一开始北洋各系矛盾重重，南方军乘虚而入，护法军大败北洋军，段琪瑞也不得不下台；但北洋军队实力实在强悍，到来年四月护法军被曹锟打得大败，幸亏北洋军前敌指挥吴佩孚不顾军令，找南方政府议和，新上任的北洋“总统”徐世昌也主张和平，第一次护法战争才以和局收场。
孙中山同北洋军阀大打出手时，毛泽东正在中学里读书，组织学生兵对抗溃兵。孙大元帅当然不会关心湖南某所中学的命运，对他来说打赢打输其实意义都不大，因为他没有自已的亲兵。 虽然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但是除了海军、卫队和心腹陈炯明掌握的二十个营粤军外，其他实权都在广西桂军及云南滇军为主的“客军”手里。前方正打仗的时候，，军政府内部已经矛盾重重，实力派军阀更不愿冒分裂国家的名义对抗北洋，而是主张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组织南北联合政府。
没有实力的孙中山勉强撑到一九一八年，终于应付不下去了。这一年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暗杀，顿时几派势力分崩离析，广州的“国会”成了广西桂系操控的对象，五月份军政府改组，决定用七大总裁取代大元帅之职，孙中山一夜之间又光荣下岗，再次成为前总统，离开广州到上海避难。
虽然离开了广州，但孙中山也不是一无所获，一直拥护他的陈炯明还占着广西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盘，这块小小的根据地叫“闽南护法区”。 一九二零年，广州军政府出现内哄，桂系同滇系争权，陈炯明乘机在八月进军广州，驱逐了滇、桂等外地军阀，十一月底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组建军政府，开始他的第二次护法大战。
一九二一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重新召开，取消了所谓军政府，宣布组织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五月份就职，从此南北再次对立起来。
虽然重新顶起总统的头衔，孙中山的门面着实有些难看。新的广州政府没有任何外国承认，“大总统”头衔到底有多少合法性也很难说。总统最重用的亲信是陈炯明，陈司令以拥立之功身兼陆军总长、内政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实际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可孙总统和陈司令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和谐。
孙中山每天叨念的是两件事：当总统和北伐。现在总统当了，自然要向北进军，统一全国，没想到陈炯明却对打仗没有兴趣。陈司令没有统一天下的壮志，反而认为全国满目疮痍，广东的实力也弱得一塌糊涂，应该以联省自治为目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广东内政上；最出格的是，陈司令不肯向孙中山打指模宣誓效忠。
本来是心腹亲信，但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陈炯明总是惹得孙中山不高兴。乱世讲的是实力而不是道理，陈炯明偏喜欢跟孙总统讲道理，而且他还不是旧式军阀，抓不到个人作风一类毛病予以打击，这就比较不好办了。史料记载陈炯明在广东搞得卓有成效，禁烟禁赌、兴办教育，连孙中山也佩服得不行，经常感叹陈司令“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下属实力强悍能干，个人作风却抓不到毛病，对领导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军政大事上同领导谈不来，等于原则问题上坐不稳立场，十分危险。孙中山执意要北伐当总统，甚至同意让外蒙独立来换苏俄的军援支持，陈炯明却非常抵制，认为中国之内政不能靠外国势力，不然后患无穷。
孙总统同陈司令面和心不和地坚持到二二年四月，终于矛盾再也无法调和。这时北方军阀正在混战，孙中山认为应该趁乱大捞一把，于是要陈炯明来梧州讨论北伐问题（注意他平时不在广州）。他的要求很简单：一、参加北伐；二、给我筹五百万军饷。
对孙中山的无理要求，陈炯明态度也很明确：你要逼我北伐，我就辞职。
拿辞职要挟领导从来不会有好结果。孙中山自然是非常生气，于是在四月二十一号下令，自即日起罢免陈炯明各项职务，所遗广东省长一职由伍廷芳继任，粤军总司令一职裁撤！
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孙中山手上没有亲兵，也没有任何实权。
事实证明，孙中山虽然有胆气，却经常没有清醒的头脑。陈炯明手上有兵，撤职只能撤掉他的名义，却撤不掉他的军队，而在军阀时代，枪杆子才代表一切，其他什么省长、部长一类都是白搭。
陈炯明倒是个实在人，他没有造反，也没有抗议，忍气吞声地带着手下退回惠州；而可怜的孙中山失去了这支亲兵，也就失掉了权力的保障，等于什么都没捞着。
一九二二年六月，北洋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了。让孙中山大跌眼镜的是，他的军事眼光实在太差，本来预期北平的直系军阀会吃败仗，他可以趁机捞点便宜，可才一个礼拜工夫直系就大获全胜，反而是东北奉系被打得一塌糊涂，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个时候北伐，就是找死。
北京城的政治继续风云变幻。徐世昌很快下野，黎元洪重新上台，宣布恢复一九一七年被段祺瑞废除的旧国会，顿时人心大定，惠州的陈炯明也认为十分有理，于是给孙中山发了一封更加不时识务的电报。
在这封电报里，陈炯明发扬了他一贯认死理的风格，表示孙总统来广州是为了护法，现在“中华民国”旧法统已经恢复，黎元洪又是合法国家元首，也就没必要护什么法了，希望徐世昌、孙中山二人同时辞掉总统的名号，拥护黎元洪。
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徐世昌的名号肯定是要完蛋的，陈司令叫两个人辞职，等于公开宣布自己不支持孙中山、改为支持黎元洪，理由是黎总统手上有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
对陈炯明的举动，孙中山的第一反应是深恶痛觉，第二反应是极其深恶痛绝。因为孙大总统十分明白，所谓法统不过就是个借口，真正做事都是靠枪杆子和地盘，陈炯明不给他急需的东西，反而在关键时刻胡说八道，形同叛逆。
现在很难说清楚孙中山具体采取过哪些行动。有资料说孙中山打算刺杀陈炯明、收编他的部队，但没有正史核实这种说法，我们只知道五月二十号的时候，孙中山突然任命陈炯明手下的叶举为粤桂边督办，希望能把叶举拉拢到手下，但叶举却不领情，直接带了六十多营（有几千人）部队开回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两职，并罢免军政府里比较得罪人的胡汉民。
不管这些要求是不是陈炯明指使的，几千支枪杆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在叶举的压力下，孙中山焦头烂额，只得在二十七号下令，陈炯明恢复办理两广军务。
对大总统来说，这是绝对没面子的事情，孙中山忍了下来，可是陈炯明却连姿态也没表一个。广州各界都怕孙中山和陈炯明火拚，纷纷劝他回军政府上班，甚至连陈独秀都到了惠州，想把他吸纳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工作。陈炯明只是一声不吭，呆在惠州天天喝茶。
局面千钧一发，陈炯明却雷打不动，让外人很是惊讶，以为他在准备做什么大事。其实可怜的陈司令天天当宅男，并非因为胸有成竹，而是他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硬着头皮在家里发呆。
陈炯明实在是个好人。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最先想的不是报复，而是息事宁人，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给叶举写了封信，劝他撤出广州。但叶举不仅不听，还气呼呼地说出了自已的理由：不肯咽这口鸟气，也不舍得广东的地盘。
叶举是自己的死党，孙中山给他那么大的官职都没有动心，陈炯明当然不能不领情。一头是老领导孙中山，一头是老部下叶举，陈炯明十分两难，才发现自已虽然算个好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客，做军阀似乎也不大合格。
六月一号，孙中山带着两营人马开进广州，并理所当然地发现自已指挥不动叶举的部下。几经周折，到了十二号，孙中山干脆找报社开茶会（类似记者招待会），面对媒体公开警告：十天为限，如果再不听话，本总统就要动用海军的八英寸大炮，发射榴弹、毒气弹，直接消灭所有不听话的部队，市民伤亡也在所不惜，叶举你给我想好了！
孙中山的几条小炮舰没有多少实力，这么讲当然只是吓人，可是被吓的人好象不这么想，尤其是叶举对他有看法已经很久。陈炯明的面子再大，也大不过孙总统的大炮，于是大家直接翻了脸。
六月十六号，孙中山突然接到电话，通告说将炮击总统府，接着广州各处的陈家军纷纷响应，四面进攻，孙中山只得狼狈逃窜，坐海军的永丰舰溜出广州（从这一点看，叶举只是赶走孙中山，没想真的打死他）。陈炯明无可奈何，只好在叶举的迎接下回到广州，从此孙总统和陈司令正式宣告分裂，所谓的“二次护法”也关门大吉。
对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气得几乎吐血，除了尊严受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庆龄当时已经有身孕，是卫队长陈赓提着冲锋枪把她救出去的，虽然没有被俘虏，可是乱中逃难，宋庆龄流产了，终身没有再孕。
绝人衣食，断人香火（幸好先前有个长子孙科），都是要命的大仇，三度下岗的孙前总统从此恨上了陈炯明，而且一恨就是一辈子。陈炯明当然是无可奈何，不肯承认自已有错，总之两个人都说对方不好，把旧帐硬是带进了棺材里。必须要指出来的是，当时的舆论普遍同情陈炯明，对孙中山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一直到国民党当政以后，有关记载才开始体现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来。
郁闷无比的孙中山在军舰上呆了五十多天，没有等到任何奇迹，只能再回上海，重新当他的下岗总统。值得一提的是在海上漂泊的时间里，有几个随从一直陪伴着他，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叫蒋介石，是中华同盟会的老党员，专程从浙江赶来的；另一位叫叶剑英，在宝璧舰上配合作战，还有三大卫队营长叶挺、薛岳、张发奎都在船上。他们此时都是默默无闻，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名字将先后闪亮登场，成为乱世的新一代潮男。
一九二二年年底，下岗总统孙中山联合从前被自已赶走的桂军、滇军，向陈炯明开战（可见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陈炯明支撑不住，又被赶回了惠州，孙中山重新夺回广州，光荣上岗。
回到久违的广州，再进熟悉的总统府，孙总统的手段很黄很暴力，结果很傻很天真。他借兵驱逐陈炯明，自已并没落到多少好处，广东一到手马上就被桂军、滇军瓜分完，税务也被截下来充军饷，孙中山除了换一处不占产权的豪宅（总统府）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孙大总统哭笑不得地看着自已的“胜利”。他一无军权，二无饷银，下的命令出了办公室就不算数，没有税收应付相关开销，纯粹属于光杆司令。陈炯明在的时候广东一切都井井有条，等孙总统革命之后，桂军和滇军没有陈司令的觉悟，立刻乱成一团。军阀们虽然没有道德观念，倒也还认得钱，立刻在广东征收各项苛捐杂税，至于毒品赌博之类的更是全部合法化，总之一句话，只要能刮出油水，干啥都行。
在大总统孙中山和各路军阀的革命领导下，广东全省很快就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甚至比北洋军阀还差出一大截，至于陈炯明搞的义务教育自然也成了泡影。反正饭都不让吃，读书之类投资自然是浪费钱，还是全部拉去当兵比较合算。
无论孙总统和军阀们怎样擅长弄钱，都是不够应付开销的，总统府于是想了个高招：他故意设定一个极短的期限，然后宣布只要到期不能出示地契的地都算公用，一律由军政府没收为官产，然后卖钱，连寺庙也不能例外。
这种卖地发财的政策很快在广东流行开来。广大贪官污吏都是眉开眼笑，纷纷配合领导刮地皮，并以极高的效率，在短时间里把广东地皮卖得精光，当然上上下下收一点好处也是免不了的事情（郑重声明，本人并非借古讽今，历史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至于所谓民生或老百姓的利益之类，孙大总统革命要紧，就顾不得小节了。
军阀刮税，总统刮地，每天大家都很用心，孙中山虽然贵为总统，但在需要钱的时候，打起劫来也是丝毫不逊色的。整个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上半年，大总统主要就是忙着用这类手段“治理”广东，当然更有两路外地军阀的“功劳”。
很明显，广东人民不满意，全国舆论不满意，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孙中山自已都不满意。
孙大炮虽然喜欢吹牛，却还没失掉基本的判断力，做事情心里是有数的。他一辈子都不喜欢军阀，结果不得不招惹上军阀；本来是想占地盘，结果地盘给别人划完了，自已还要站出来给别人牵头；他最希望手下效忠，可最好、最有能力的爱将，却是他赶走的。
数数广州城里的一堆烂帐，他不知该从何说起。
不管顶着什么头衔，没有钱、没有权，就永远只算一个小屌丝，升不成高富帅。晴空万里的日子里，孙中山不止一次远望惠州城，怀念过陈炯明，正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有多少交情可以重来，有多少亲信值得等待。孙中山想过同陈炯明重归于好，陈炯明也一直惦记孙中山的旧，两个人各居一边，枪炮对峙，多次想再握彼此的手，重新走革命的路，却始终走不出那一步。
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想法很快就被周围的人看了出来。于是在热心人的周旋下，同盟会元老们纷纷向两边说合，希望孙总统和陈司令能超越不愉快的历史、放眼美好的未来，联手高举民国的大旗，把三民主义贯彻到底，为革命胜利共同努力。
手握重兵的陈炯明倒是没有意见。虽然孙大炮喜欢吹牛，但在军阀里面毕竟也算节操人物，他表示孙中山要是同意，可以重新给孙总统做下属。
看到实力派陈炯明点头，说合的人松了一口气，赶忙来找孙中山，告诉他这个利好消息。没想到孙中山听后陷入了沉默，然后说出一句话：“不行，我不要陈炯明回来。”
对方顿时愣住了。孙总统手上无权无势，充其量就是个架子，随时可能被其他军阀赶走，说不定还会拿着人头去北京请赏。陈司令肯归顺，那是天大的好事，孙大炮难道昏了头，放着现成的枪杆子不去抓，非要呕气不成？
看到来人疑惑的眼神，孙中山顿了一下，“他要回来也可以，得给我写个悔过书！”
悔过书，就是类似检查的东西，孙大总统不是不想陈司令回来，只是碍不过面子而已。来人松了一口气，赶紧去给陈炯明报信：陈司令你写个检查吧，写了检查你们俩就能在一起了！
对普通军阀来说，最重要的是地盘和枪杆子，写信之类的都是小儿科，只要有好处，一天发十个检查也没关系。可陈炯明偏偏是个有上进心的军阀，把面子看得跟里子一样重要，不管各路江湖朋友怎样苦苦劝说，就是不松口：干活可以，道歉没门！
消息反馈回广州，孙中山顿时火冒三丈。大总统被赶出广州的事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自已半夜逃命不说，还害得宋庆龄流产，又输面子又输孩子。让陈炯明写个检查过关，已经是额外开恩的好事，如果这个都做不到，孙大炮在江湖上还怎么混？
孙中山一定要，陈炯明偏不给，谈判就此陷进僵局。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很着急，一轮轮来回劝架，有人甚至跪下来求孙中山，可孙大总统象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不肯松口，拖来拖去，终于拖成了一辈子的恩怨。
陈炯明很淡定，孙中山很坚定，旁观的人心里都在犯疑：孙总统只有陈司令一支亲兵可以依靠，为什么还如此顽固，一句话的事都不肯让？
面对大家的质疑，孙中山只是沉默，没有多做解释。很快答案就出来了，孙总统不要陈司令做枪杆子，是因为孙总统有了新的枪杆子，而且比陈司令好用得多，所以讲话才这么有底气。而给孙总统送枪送炮的有关部门，叫做苏联。
孙总统比毛泽东年纪大得多，经历也复杂得多，当然更早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加上他思想解放、交际广阔，一直在同日本、德国、英美等列强谈判，主要议题是出让未来的中国一部分主权，换取军火和军费支持。
列强们自然对孙中山的建议相当感兴趣。但耐人寻味的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他，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中国地图上划一刀，而是没人相信孙总统的革命能成功。不管哪个国家的外交部门都不是傻子，看得出来眼前这个人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行的，军政能力更是不及格的，对孙大炮的本质一眼就能洞穿；何况他混了几十年政坛，把国民党老底输得一干二净，好容易有个亲信却要造反，天天带着几个卫兵守在总统府，连手下的工资都经常发不出来，指望他划一片江山给自已，比较不可能。
所以孙中山只有不停地发建议，然后被拒绝，再发建议，再被拒绝，直到最失意的时候，苏联来到了他的身旁，告诉他说：我有钱，我给你。
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历史、数百万人血流成河的大战、以及前所未有的建国立业，都从这一刻开始。
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无产阶级成功掌权的典范，苏联人跑来支援孙中山，最初是因为一个拙劣的误会。
当俄国推翻沙皇、共产党又把其他人推翻之后，以列宁为首的红军击败了俄国的白军及国际干涉军，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而在建国的头一年里，列宁曾经同德国签定过一个堪称丧权辱国的条约，叫布列斯特条约，具体来讲就是为了退出世界大战，向德国割让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等大片国土，损失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铁矿，并赔偿六十亿马克。
不管在谁眼里，签这种条约都是典型的卖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吵成一团，不少人坚决不让签约，但列宁却坚持要签，并最终获得了党内重臣托洛茨基的支持，同德国达成和解。就在一片哀鸣准备破产的时候，一战突然结束了，德国偏偏是战败国，割地赔款之类条件自然也成了泡影。俄国顿时举国欢腾，纷纷夸奖列宁同志有眼光，利用战略空间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既维护了和平又保住了领土，水平实在不是一般的高。
大家在庆祝，手下在恭维，列宁在狂汗。因为他签倒霉条约的时候，并没想到德国会战败，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误会。
根据马老爷子（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某个国家单独成功，必须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努力的结晶。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列灯的书又读得好，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很快就活学活用地推断，俄国革命既然成功，那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爆发自然是火烧眉毛，俄国只要撑过一段时间，英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工人就会组织起来纷纷暴动，最终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
这里要说明一点，有人认为列宁是德国间谍，应该是不大靠谱的，当年各国都在给敌国反对派送钱，连孙中山都能拿德国大洋给北洋政府捣乱，列宁要有这种事也不奇怪。列宁肯割地赔款，是他看死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没几天好活，甚至认为德国共产党马上会暴动成功，东西不用送出去就能回笼。没想到马克思的书写得白纸黑字，该发生的事情却一件也没发生，各大帝国的工人阶级是热心组织工会，天天闹着涨工资，可是列宁等得花儿都谢了，传说中的全球大暴动也没到来，德国共产党还被镇压得七死八活，白白浪费了半天的表情。
辛苦等几年并没什么，关键是马克思主义里的预言不正确，这个事情性质比较严重，搞不好会动摇大家的根本信念。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俄国共产党得出结论，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没有发生暴动，是因为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工人贵族”阶层，抵消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而万恶的帝国主义能让工人的生活过得舒服，并不是他们治国有方，只是因为他们残酷剥削殖民地国家，有钱保证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想要促进世界革命，必须先阻断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直接跟帝国主义干仗是不行的，毕竟对方势力过于强大，列宁决定广泛发动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实现革命成功。于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马克思主张革命先锋阶级必须是工人阶级，可是各个殖民地都比较落后（不然也不会被殖民），不要说工人，工厂都没几家，等他们组团造反，估计要等到苏联解体。
够先进的不肯造反，肯造反的又不够先进，眼看要被马老头忽悠在绕口令里，几个无产阶级领袖都是十分捉急。列宁不愧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面对同志们的怀疑，他站出来大手一挥，响亮地告诉大家说：“同志们不用怕，我知道怎么办！
雄辩的事实证明，列宁确实不愧无产阶级理论家的称号，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能绕出办法来。根据他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里面需要带动工人阶级造反，要工人造反就必须先让殖民地造反，但殖民地未必有资格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只要殖民地能出现革命就是胜利。可以由他们先革命独立，再促成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造反，等全球几大国的共产党都掌权之后，落后的殖民地当然是瓜熟蒂落，想不进入共产主义也不行。
听过列宁的分段造反理论，大家顿时恍然大悟，都是打心眼里佩服：领导就是有水平啊！
既然有了先进革命理论，自然应该把它付诸实践，而最大、最有潜力的革命对象不用问也能猜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远东局很快往中国派出了代表，成功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同列宁预想的一样，他们招不够合适的工人党员，只找到一帮死读书的空想家搞理论研究，连出门的车票钱都挣不到，革命什么的根本指望不上。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全国有五十个党员，经过一年时间“飞速发展”，好不容易扩张到一百多，除掉李大钊等少数几个工资比较高的教授，其他人都是谋生困难的小屌丝，不要说领导革命，吃顿革命工作餐都得靠苏联赞助。
所以列宁相信，想要中国闹革命，必须支持势力比较大的资产阶级派系，让他们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促成全球工人阶级造反。而在各个中国派系中，北洋军阀是不大好指望的（其实也指望过），滇军、桂军正眼都不会看一眼，革命经验最丰富、最值得苏联投资的还得算孙中山的革命党。
如果看现在的宣传，大概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二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开始流行马克思主义。严格来讲，这两句话都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老爷子的出版物，十月革命以前就从日本流进中国了，连“共产党”这个词都是日本的外来语。老牌革命家大都看过相关工农革命的文章，之所以孙中山他们没有立刻投奔革命，是因为马克思讲的只是概念，并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即使在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的态度也是一观二望，根本说不上向往，因为苏联很穷，很弱小。
看上去有点势利，却是政治家的必然。
各路革命人士真正有兴趣跟苏联打交道，是苏联打败几路干涉军、实力开始扩张的时候。因为看到革命后俄国军队实力雄厚，国防力量开始壮大，所以大家才会高看一眼，希望能跟他们学点经验，照葫芦画瓢地搞一支强大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地盘，甚至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和某些北洋军阀都是非常实在的。
早在一九二一年底，孙中山就通过各种途径见了苏联派来的代表马林，并多方面交流了意见。马林对孙大炮十分满意，认为国民党里面什么人都有，共产党也可以加进去借壳上市，一块展开革命工作。
对苏联的想法，孙中山最开始比较犹豫，因为两派人马信仰不同、组织不同，虽然都有革命志向，做事却是南辕北辙。但苏联代表十分积极，认为可以实现强强联合，加上共产党在陈炯明事件里坚定支持孙中山（注：广东地区共产党不支持孙中山，因此负责人陈公博被开除），终于让蹲在租界避难的孙大炮改了主意，觉得人多总比没人好，同意共产党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同奔向胜利的革命远方。
孙中山的工作做完，接下来是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八月底，马林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用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一一压服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终于陈独秀奉命决定全体共产党加 入国民党，同时孙中山也答应对国民党进行大规模改组，研究新的党纲和人事安排。
不管后来情况怎样，至少在一九二二年底的时候吸纳共产党加入，孙中山是大大赚了一笔的。共产党人数虽然少，却都是知识精英，而且组织宣传功底相当深厚，工作又努力积极，对待遇要求很少，实在是经济适用型干部；此外共产国际还随之送来大批援助经费，支持孙总统改建新锐国民党，可谓是人财两得。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