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向 要纳妾，是因为他工作受了挫折。能让他这种大人物觉得挫折的，自然不会是小事，主要是他在上海玩得太过嚣张，终于玩出了大麻烦。
向忠发的麻烦其实是自找的，说白了就是忘本。本来一九二九年三月份，向忠发提出过一个反右倾的口号，宣称六大讲的反盲动主义已经结束，当前革命高潮快要来临，要反右倾。
这当然是做梦的胡话。向大师一辈子胡话无数，基本上说完就忘，自已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实在不必当真。但问题是四个月之后，共产国际也说了同样的话，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于是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顺便帮助中共认识一下右倾的具体错误。
向忠发显然没有正确理解党务术语里“帮助”的含义，还以为是俄国同志在卖人情。在他眼里，反右倾是他先提出来的，即使不能申请专利，也得由他来教训别人，怎么就轮到共产国际教训他呢？
向忠发于是跟远东局争了起来。远东局当然不买这个帐，他们手里拿着莫斯科的文件，态度十分强硬：说你右倾你就右倾，辩什么辩？！
向 很生气。两边都是乱扯马列主义的理论，也都是胡说八道，自然谁也骂不赢谁，几番公文往来，已经到二九年年底了，还是扯不清。向忠发决定派人去莫斯科辩理。
这是个光荣而重要的任务，问题是，派谁去呢？
可怜的向 虽然号称东方马克思，却不大识字，碰到技术含量高一点的事情就要找人帮忙，是万万不能去莫斯科现眼的。他身边口才最好的是李立三，于是理论路线方面的事情自然交给这位东方恩格斯处理，直接吵嘴的事情则由周恩来负责，总之不能服输，两个人务必要跟莫斯科说个明白，跟远东局赌一口气。
李立三果然不负领导的期待，立马抛出了一套眼花缭乱的理论，胡诌中国已经到了革命高潮，马上就会有一场遍地开花式的大革命，并且能导致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大高潮。本来他还有点顾虑，不敢把牛吹破天，但在向 的帮助下，一伙人没有最左，只有更左，索性不考虑任何实际情况，直接命令共产党四处乱搞暴动。
李立三也由此光芒四射。他搞出了一系列害死人不赔命的脑残行动，虽然最后都是向忠发拍板的，但谁都知道是他干的好事，相关的理论也就叫做“立三路线”。当然，熟悉党规则的人应该明白，这个名词同时意味着，李立三也成了党的另一只替罪羊。
经过一番忽悠加坚持，向忠发成功地把共产国际搞傻了眼。比左，他们同向 差得实在太远，思想觉悟完全在十万八千里之外，再也不好意思提什么反右。
而且向 不仅言论上左，行动上更左、更绝，左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被雷得发焦的地步。三零年六月份，按向忠发的命令，共产党开始从中央到各省，取消正常工作机构、组织行动委员会，打算搞十月革命式的暴动；而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的想法，还停留在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一步步从局部到全国争取革命的地步。
两边一比，共产国际惭愧地发现，果然左不过向书记，要是算右倾错误，第一个右倾典型就是自已。
正所谓宜将余勇追穷寇，向忠发占了“理”，自然是要穷追猛打。他公然表示，不同意建根据地这种落后的右倾割据观念，凡是革命一定要来大的，一次暴动就弄他一个省或几个省，几次暴动直接全国成功。
根据地算什么？右倾！
左倾风头压过远东局，向忠发十分得意。他只是没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远东局那么有底气，非要跟他争左右的名份呢？
很明显，向 搞得好码头，却搞不好政治。远东局要跟他争，不是真的喜欢左或者右，而是因为背后站的是斯大林。
中国是左是右、该左该右，应该由伟大领袖在克里姆林宫里拍板，其他任何人的意见都不过是参考。向 跳出来跟远东局作对，就是不给远东局面子，也就是不把斯大林放在眼里，而非常要命的地方是，斯大林不光看上去严肃，做人的心胸也实在不宽广，天天喊他万岁都会莫名其妙被枪毙掉，敢公然顶嘴简直就是找死。
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确实在发火，火得不行。
从远东局的报告可以看出来，向忠发的暴动根本没有成功（远东局还没有脑残到那种地步），但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竟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甩开上级自行改组暴动，简直是赤裸裸的造反。
很显然，向 当官后就患了忘本病，想不起来是谁把自已捧上台的。三零年七月，红军趁着军阀混战的机会，突然间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向忠发立刻得意忘形，把它当成中国革命高潮的象征，声称远东局不了解中国实情，需要他来帮助一下才好！
向忠发的话不是私底下说说，而是政治局会议上的正式发言，是面对一帮实权常委、委员的大力动员。有他的吹嘘，下面一帮人当然是群情激昂，纷纷卖力捧场，向 看到自已的理论有了回应，顿时大受鼓舞，很快宣布中国革命已经触到了高潮点，眼看就要迸发出来，并将导致全世界革命的终极高潮，因此苏军要立刻准备进攻东北、外蒙苏军则要进攻华北，以中国为战场同世界列强进行阶级大决战，胜利完成共产主义的最终革命，谁要耽误这样的大好形势，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一个分公司领导，竟然要违反公司章程，越权指导总部发动世界大战，还敢称总公司共产国际是“革命的罪人”，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自共产国际成立起，从来没有发生过。更离谱的是向 嫌不过瘾，又给斯大林写信去申诉，一展革命全世界的抱负，完全没有把上级放在眼里的意思，可谓是骇人听闻。
再不收拾他，这江湖就真的没法混了。
按照程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之间通过远东局联络，政治局开会是不用共产国际参加的，只要把会议记录送一份给远东局存档即可，文件传到莫斯科要相当长的时间。斯大林没收到远东局转来的记录时，他还以为向忠发不过是小问题，只要在具体事情上修正一下，因此半个月后周恩来、瞿秋白相续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气氛都相当平和，毫无风暴来临的迹象。
过了不久，共产国际突然发来命令，调李立三去莫斯科办事。向忠发自然是极力反对，说当前工作繁忙，老李不能走。但这次对方的态度非常强硬，坚持要李委员去一趟，最后向 只好同意放人，但却要求两个月后让他回来，继续在自已身边办事。
一直到向忠发死的时候，他都没能再见李立三的面。
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很平静，仿佛没有发生一样，要不是李立三一直没回来，向忠发几乎都忘了有这件事。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斯大林反应如此之慢，并不是他不在乎，而是他太在乎，所以需要时间安排调整，确保中国的分公司能继续正常运转，不再出类似的问题。
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几个留学海归突然变脸，对当前政策大肆批评。他们前段时间因为对中央政策有意见，已经背了处分，此时却又出尔反尔，再次要求中央向共产国际认错。
向 号称东方马克思，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立刻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但是嚣张跋扈的向忠发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为什么这帮留学生会突然转向，对自已开炮？
向忠发很快就知道了答案，确切地说，是在当天。
他刚刚骂完人，立刻就收到了共产国际发来的最新指示。在这份杀气腾腾的文件里，李立三跟其他几个人被判为反列宁主义政治路线（简称“立三路线”），而向忠发领导的中央则犯了要命的路线错误，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清算和改正。
直到此时向忠发才发现捅了多大的漏子，他只能硬着头皮传达文件精神，然后向手下做检讨。本来还想把责任推到李立三身上蒙混过关，可没想到十二月十六号，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了上海，专门“帮助”他认识问题。
事情闹得这么大，已经不是检讨能应付过去的了。
在所有官方记载里，米夫的这趟旅行都不算好事，大家一致痛骂他胡乱干涉党内组织，把自已的学生拉进政治局，导致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惨败云云。换句话来说，米老头这次来上海，是粗暴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树立错误的斗争路线，中国共产党在后来遭受的惨重损失，全都和他有直接关系，实在是大大的可恶。
–纯属胡扯。
米夫不能不来上海，因为向忠发的事情太过离谱，必须由总部重新树起远东局的权威地位；政治局不能不改组，因为那几个脑残委员不仅违反共产国际的章程，本身也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至于米夫的学生进政治局，根本不是米夫的安排，恰恰相反，是我党大力选举的结果。
事情要从七月份说起。
虽然向忠发雄心勃勃地出提出了要迎接革命高潮，但是书记大人不很识字，文化实在有限，主要理论工作都是由“东方恩格斯”李立三完成的；李立三每天工作也很繁忙，主要事情只能定个基调，具体文字工作交给手下的宣传部秘书潘问友处理，而问题就发生在潘问友手下的宣传部小干事身上。
这个小干事的名字叫陈绍禹，他还有一个广为名字的化名，叫王明。
王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中山大学教书，二九年回国。
王明的资历并不起眼，起眼的是他的上司，因为他在中山大学当教师时，校长正是后来负责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两个人在莫斯科关系十分良好，王明还帮助米校长开展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工作，具体来说是搞人事斗争，打击异已势力。
回国后的王老师并没有受到多大重用，莫斯科正在扶持工人出身的革命领袖，对这种学生干部压根没有好脸色，他只能到宣传部当一个小干事。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王干事应该在潘问友领导下努力写文章，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宣传人员，然后于某次革命运动中奉党的命令号召暴动，最后被抓进牢里光荣牺牲。
但王明毕竟是不甘寂寞的。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有想法的人都会激流勇进，而政治局同远东局之间的矛盾恰恰给了王明这种机会。
李立三提出革命高潮理论的时候，王明和几个同学已经听说远东局的态度，趁机提出不同意见，想投机一把。所谓现官不如现管，李立三对这种小人物正眼都不会看一下，当然不会有结果。王干事毫不气馁，七月份的时候听说向忠发要开政治讨论会，便趁机联合起来，打算干一仗，挤走那个水平不高的潘问友，自已主管宣传大权。
七月九号向忠发在政治讨论会上做报告的时候，王明按计划开始了他的行动。先是自已发难提出异议，然后王稼祥、何述之接着发言，最后博古收尾，对批评者进行反驳，攻击重点是王明的上司、主管宣传口的潘问友。
王明和王稼祥是宣传部干事，何述之是组织部干事，博古则是共青团的人，四个人虽然单位不一样，却有着共同的背景经历–都是苏联留学生。
平时经常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开会时联合起来对上级开火，要说这不是搞小团体，真是打死也没人信。潘问友的看法都是李立三指示的，批潘大秘就是不给李立三面子，李立三马上反应过来，话里有话地说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夺权的关键时段，一切早就转入军事化，谁也不能反对党的决议，尤其是不能结成小组织对抗党中央！
李立三一上手就把问题扯到组织高度，向忠发和项英更是不含糊，开完会把几个小年轻叫过来，狠狠痛骂了一顿，还拿开除党籍威胁他们。在博古等人的劝说下，王明只好服软，写了一份认错的声明书。
向 岂是好惹的人，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会放过，给他们都背了重重的处分。王稼祥同何述之都被调到地方当小办事员，王明和博古也下放到地方部门，再也不许踏进中央一步。
对向忠发来说，王明这样的小角色实在不值一提，连插曲都算不上，所以收拾完四个人之后，又忙着把注意力转向了指导全世界革命的“光荣”任务。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让王明继续呆在上海，结果给自己留下了一条大祸根。
向忠发继续跟远东局吵架，王明和博古则夹着尾巴做人。很快到了九月，在远东局的大力反对下，大家终于冷静下来，认识到革命高潮远远没有来临，向 也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接受批评，承认自已犯了冒险倾向，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王明和博古只好自认倒霉，以为投机已经失败，只能在基层生闷气。
一切的变化，从宣传部的同学沈泽民开始。
沈泽民是著名作家沈雁冰（笔名茅盾）的胞弟，此时正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同王明一样，他也是莫斯科留学的同学。
十一月份的时候，沈泽民神秘地找到王明和博古，把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私下里透给了他们。在这份指示里，莫斯科痛批李立三等人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反国际革命，甚至扯到了反马克思反列宁的高度上。
东方马克思竟然反了西方马克思，王明和博古都意识到里面的份量。两个人再次联起手来，向中央发出严重挑衅，批评李立三犯有路线错误，要求撤销处分、严惩李立三。
此时共产国际的态度还没有公布，所有人都蒙在鼓里，但是党内已经乱成一团。由于向 的革命方针太过愚蠢，本土系的活动派何孟雄、罗章龙损失惨重，对他意见纷纷，已经闹到誓不两立的地步，王明等人突然插上一只臭脚，顿时把已经发浑的水搅得一塌糊涂。
向忠发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革命的方向问题上，他没有打算麻烦王明，王干事却没完没了地找他的麻烦。对这种有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几个中央领导自然都不会姑息，狠狠地把王明再度痛骂了一顿，没想到刚刚骂完，共产国际的来信就到了，大家顿时呆若木鸡，不知道如何收场才好。
何孟雄和王明一个代表本土系、一个代表海归系大闹不已，很快把一地鸡毛变成了满地鸡毛。
王明等人再闹，无非是写信而已，何孟雄和罗章龙才是真正头痛的事情。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的朋友，湖南骡子精神发作起来谁也拦不住，偏偏他们控制的都是工会之类实权部门，话说轻了不理，说重了不依。现在那批人已经抱成一团，强硬要求政治局全部下岗、重新开会选举，向忠发只能满头大汗地四处灭火。
尽管共产国际已经定了调子，但党里面还是向忠发说了算，因此灭火工作也不算困难。跟远东局商量过后，政治局决定纠正自已的“严重错误”，撤销王明的处分，但有鉴于他们搞小组织破坏团结，何孟雄仍然要挨处分，并且王明要去毛泽东的中央苏区，远离高层中央。
向忠发大和稀泥的时候，是三零年十二月九号，他几乎以为自已已经搞定了这件事情。
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向 就明白过来，一切蒙混过关的想法都是不靠谱的，斯大林不仅没有原谅自已，还专门派了人来处理他和整个政治局，那位代表就是王明的老上级米夫。
米夫不喜欢向忠发，他喜欢自已的弟子王明，这似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要象正史里说的那样，米老头把王明塞进中央、从此一步登天成为党的领导人，却实在有些不靠谱，因为米夫虽然做事比较粗暴，面子却还大不到那种地步，他能给王明的帮助无非是撤销处分、适当提拨而已。在他的安排下，那位私下里透露消息的沈泽民当了代理宣传部长，王明任组织部秘书，王稼祥则去党报工作，博古进团中央，总之几个年轻海归有头有脸是肯定的，但要说到进中央当领导，他们还差得很远。
真正闹得天下大乱的，是何孟雄等人。
从向忠发立志领导世界革命时起，共产党内部就陷入一团混乱之中，损失最大、最有意见的当然是统辖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的所谓江南省委。俗话说离心脏越近越容易得到血液，同理离大脑越近自然也就越容易神经错乱，而在向 指导下，省委书记李维汉的工作被整得七荤八素，终于到连李书记自已也看不下去的地步，不得不向同志们提出辞职。
十二月底的时候，李维汉由于信用扫地，在省委会议上不得不主动下台，由其他委员选举王克全代理工作，而何孟雄等人则被选为省委委员（注意这一点）。
根据规定，省委书记应该由中央派遣，省委自己是无权这样做的；但是向忠发跟王明、米夫正搅得一团乱麻，谁也没有工夫理会地方工作，江南省委只好不等不靠，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选出了自己的领导。
省委书记被下台的消息很快震动了中央。所有人都认为，地方部门的做法明显违规，但李维汉却坚决表示，自已实在干不下去，必须另请高明。
原来的书记肯定干不下去了，但是听任下面这帮人胡搞，也有损中央的权威。最后经过开会决定，由立场比较稳、敢主动反对“立三路线”的王明代理省委书记职务。
从级别上看，王明先前不过是个小小的宣传干事，代理省委书记实在是不合适；但从派系上看，这个人事任命显然有着深刻的背景考虑，绝不是普通的人事任命那么简单。
何孟雄等人都是反对李立三的，王明也反李立三，两个人在立场上就属于同盟军。因此把闹事的何孟雄压下去，推选弱势的另一派王明上台，既打压了目无中央的那伙人，又能让反对派相互起纷争，同时还讨好了米夫，可谓是一举三得。远东局果然对这个结果大为满意，很快就提出下一步要求：开大会改组政治局。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