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周恩来的想法是搞一个紧急会议，但是远东局认为这种做法太过草率，不足以完成政治局改组这样的重要任务。最后决定，搞一次中央全会、彻底解决所谓的路线错误，保证党能继续运转，直到革命高潮的真正到来。
所有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都集中在这次六届四中全会上。
按照组织原则，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都该通过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是这次的情况实在太特殊，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和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有路线错误，因此参加大会的除了中央委员外，还要加入反对“立三路线”的一些人，而政治局除了罢免瞿秋白、李维汉外，又指定了一批新人参加竞选，包括王明。
王明要进政治局，因为他此时已经是代理江南省委书记，并且获得向忠发的大力支持；而向忠发突然大力支持王明，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受宠，只能在本土系和共产国际两个反对派中选一个靠山，何孟雄实力雄厚又跟他誓不两立，向老大自然只能选王明。
在后世的很多记录里，王明的崛起完全是共产国际的阴谋。罪恶的米夫凭着共产国际的权势，开会时逼迫党中央接受了王明的领导地位，并逼走了正义的何孟雄、罗章龙等老牌革命家，从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种胡扯能流传几十年，一方面是因为王明同志确实没干什么好事，另一方面却也同我党有关系，因为在近代史方面我党向来有不重视原始记录、喜欢道听途说、追求政治正确、歪曲事实等“好”传统。
米夫确实很喜欢王明，但六届四中全会却跟他没有关系，因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不是他，是德国人艾伯特，所有的事情也只是跟这位德国仁兄牵扯不清。开会的时候大家压根没有同王明吵架，更谈不上反对王明，何孟雄等人的火力都对准艾伯特，原因是他们不同意艾伯特的安排。
艾伯特认为他们要开的是中央全会，何孟雄认为法定人数不足，只能算紧急会议；艾伯特认定政治局只需要人事调整，何孟雄却要求所有人集体下岗，重新选举。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个民主程序的小问题，大可不必闹得你死我活。但当年明月教导过我们，一切观点冲突都是假象，只有利益才是一切的核心，党内斗争尤其不例外。何孟雄和艾伯特争的，绝非开会程序和名份，而是领导党的权力核心分配，具体来说，是最终的人事安排。
何孟雄非要选举，是因为他相信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占多数，如果来个自下而上的普选，本土系一定能压倒海归系，夺得领导岗位。因此在开会的时候，两边就政治局选举问题吵得热火朝天，远东局艾伯特要求按事先商量的名单表决、或者大会另外提出名单来选举，何孟雄等人则非要政治局全体下岗，整个党中央另起炉灶。
由于大会吵得实在太激烈，已经无法进行下一步程序，艾伯特不得不同意大家举手表决选举程序。结果当然是政治局胜出、何孟雄等人落败，因为在挑选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时，支持何孟雄一派的并没有很多人，可见向忠发、周恩来等人在人事方面是很下过功夫的。
–这里解释一下，共产国际提出的选举方案，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央小圈子提出一个名单，然后广大党代表就此名单进行普选，谁上谁下都是他们圈定的几个人；而何孟雄等人则要求党代表们有权自已选举自己的中央委员。由于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谈不拢，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
既然要按远东局的名单选举，就意味着自已的一派在政治局仍然是少数，而先前跟随向忠发的那帮人还可以呆在台上。何孟雄和罗章龙等人都是勃然大怒，当场拒绝下一步表决。
本来中央委员就不够数，又掺了一批什么也不是的海归派，参加中央全会的代表只有三十来个人。何孟雄等人拒绝选举，只剩下二十来人投票，远东局要求加进去的九个中央委员自然是全部过关，王明则顺利进入政治局，毫无阻力。
王明没有遇到阻力，是因为何孟雄的火力都对准远东局，跟他没有任何矛盾；而两天后向忠发为了巩固权力，又提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让王明当政治局常委。
虽然都叫政治局，级别上是有严格区分的，常委、候补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四道坎门禁森严，可以称得上是登天梯。向忠发大力要提拨王明，是希望借王明求得远东局的原谅，反而是远东局认为王明资历太浅，不同意他一步登天。
本来事情到这一步就该结束了。向忠发屈服共产国际的压力，莫斯科海归派进入政治局，整个上层重新洗牌，整个过程虽然波折，却还算是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没能全部进入政治局的罗章龙、何孟雄等人却不肯罢休。他们抓住四中全会里中央委员不够法定人数的问题做文章，第二天就宣布会议无效，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搞单干，并利用手上的全国总工会等部门通过所谓决议案，推翻现有政治局，还占领了江南省委机关，把它变成所谓“第二省委”。
乱套了，这下是彻底乱套了。
趁乱上位的王明。他本来只想当宣传部的头头，没想到却平步青云，当上了整个共产党的领导。对他和党来说，这都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情。
乱套了，这下是彻底乱套了。
由于本土系占据的都是实权单位，整个党团组织顿时陷进巨大的争斗中，每个人都在为两个中央的合法性吵得一塌糊涂，向忠发和周恩来等人根本控制不住局势，连共产国际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另立中央”的经历，何孟雄和罗章龙是第一次，而另一次发生在四年之后，当事人叫张国焘。
何孟雄的动静虽然闹得很大，却没能坚持多久，因为几天之后，他们就在天津路的东方旅社被国民党全部抓走，一共被捕三十六人，其中二十多个被杀。
为什么国民党能如此准确地行动，现在已经找不到可靠资料，有人认为是王明干的，因为据说王明事先就知道会出乱子，甚至向他汇报同志被捕、建议组织营救时，王明也不肯答应，反而冷漠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但也不能就此认定王明给国民党报了信，因为以何孟雄等人闹出来的动静，国民党盯上不奇怪，国民党一直没有盯上才奇怪。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被抓走、被枪毙的人里，有“左联五烈士” 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他们没有审判，没有辩护，拷打折磨一个多月后，在夜里突然被拉出去集体枪决。鲁迅曾为柔石写过祭文《为了忘却的记念》，文章和悼诗都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学语文教材中：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何孟雄死了，柔石也死了，但罗章龙等几个人还是侥幸逃了出去，等着他们的除了国民党的追捕，还有一辈子的黑锅。
先前他们和王明一道大闹，两边算是隐形的同志。但王明进了政治局，他们还要接着闹，自然就成了敌人。由于他们另立中央的事迹，政治局给他们定了一个“分裂党”的罪名，这个罪名同“路线错误”一样，都是二十万伏高压线，一触即死。罗章龙从此被逼脱党，隐性埋名当了一名教师，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在后来的岁月里，罗章龙其实有过一次不必寂寞的机会。抗战爆发后，同样郁郁不得志的陈独秀同张国焘找过他，三个“叛党分子”相聚煮酒。
陈独秀想东山再起，再建一个纯洁的中国共产党，然而罗章龙已经看透政场的恩恩怨怨，不愿走进是非圈里，于是三个人论尽天下英雄，却只能星散一方。等到建国以后，昔日毛泽东的好友罗章龙饱经批斗侮辱，却始终不肯说过一句软话。
其实罗章龙虽然对政治心灰意冷，但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为自已平反，洗清分裂党的罪名。米夫死了，斯大林死了，王明死了，枪毙他战友的蒋介石也死了，甚至他的老同乡毛泽东也死了，一直等到一九九五年，他也死了，始终没能完成这个心愿；唯一可以欣慰的是他虽然觉得冤屈，却是这伙人里活得最长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继陈独秀之后，何孟雄、罗章龙也成被搁浅的浪花。
米夫和王明显然不知道自已的寿限。由于何孟雄等人的出走，王明在政治局的排名一路上升，加上向忠发大力拉拢，很快就当上了常委；而此时七零八落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三十六个合格委员（刚够上梁山的数目），他们当初不少人上台不是因为有素质，而是因为斯大林讲究出身，具体来说是喜欢工人。
由于中国教育实在落后，不管怎样左挑右选，也只有二十二个工人出身的合格委员。对他们的具体素质，周恩来有一句简练的归纳，叫做“暴徒一大堆”。但至少在斯大林看来，比从前是有大大的进步，出身好，认识就好，革命方向不容易错。
虽然斯大林很满意，但事实证明，脑残领导不管怎样折腾，结果都只是脑残，并不会因为出身而改变。二十二个钦点的工人委员都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政绩，唯一记在历史书上的，是后来投降、叛变的有十四个，几乎占了一半中委名额，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讲究出身，纯属扯蛋。
最扯蛋的典型，还要属 向忠发。
作为帮会老大，其实向忠发是很懂得看脸色的，知道斯大林生气之后，他马上老老实实地认错，然后请求辞职。考虑到他是工人阶级出身，又是斯大林钦点的 ，所谓根正苗必红，向书记可以忘本，领袖的面子却不能不顾，因此作为一个花瓶，向 还是留在桌上一直摆了下来。
嚣张的向忠发终于老实了。虽然他还是 ，但却没什么事情需要做主，革命理论根本碰不着边，实际工作有周恩来等人落实，堂堂 的作用除了当摆设，只剩下每星期向远东局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会议喝趟茶。
先前一呼百应的东方马克思突然成了废物， 名号也不过是个没用的头衔，向忠发从此一废再废，并且废得不可收拾，终于弄到调戏秘书、纳妾贪污的地步。但是如果说向忠发什么事都没干，那也是不对的，至少向 做过两件事，对后来起过重要的影响，而这两件事都和毛泽东有关。
一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到处都建起了割据的根据地，本着党指挥枪的原则，远东局要加强对根据地的控制，就四处派钦差大臣指导工作，其中给毛泽东的江西根据地派去的大臣，是张国焘。
张国焘同毛泽东都参加过一大，又是北京的老相识，不管是资历还是交情，看上去都很合适。但向忠发却极力反对，认为张国焘同毛泽东性格不对，会出乱子，一定要把两个人分开来。在他的坚持下，张国焘最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虽然向忠发同毛泽东不熟，但他看人的眼光还是有一点的。张国焘果然凶悍无比，在根据地把原来的领导人几乎杀得精光，从军长师长到小兵都不放过，比斯大林还要狠辣几分。他如果去江西，同毛泽东两虎相争，估计江西的根据地立马就要完蛋。
向忠发做的另一件事，是斯大林决定搞全球苏维埃运动，中国也要成立相应的苏维埃共和国，要有政府 ，按规矩应该由 向忠发担任。
本来向老大是最喜欢当 一类官职的，但江湖历练得多了，又在坐冷板凳，也知道不宜出头的道理，于是极力主张，由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当苏维埃共和国 。这个举动最直接的后果，是尽管毛泽东很不招领导喜欢，但顶着“共和国 ”的意在言外，博古等人怎样都不敢过分，长征时也不好意思扔下他，等于又一次救了毛泽东的性命。
时间一天天地过着。王明很神气，博古很忙碌，工人农民还是吃不饱饭，共产党人总能在基层找到同道，于是总有大大小小的暴动，有大大小小的战争，只有向忠发每周喝一趟茶，闲时和小妾打发无聊的时光，日子很无聊。
无聊了几个月后，一切都消停了。
不管向 是不是老实、有没有脑残，一切都已无关紧要。
因为他被国民党抓到了，抓他的人叫顾顺章。
顾顺章，青帮头目出身（和向忠发类似），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武艺高强加上表现活跃，他很早就当上了鲍罗廷的卫士，并在二六年同开国大将陈赓一道前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那时叫“政治保卫”），专职暗杀一类“湿”活，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间谍高手、通才型精英人才。从暗杀绑票到化妆刺探，顾老大全都是信手拈来，甚至没钱的时候，还能在街头耍魔术赚钱，实在算得上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战士。
作为情报界的谍中之王，顾顺章是周恩来的下属，协助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也就是传说中的“红队”）的科长，负责率领“红队”搞暗杀叛徒、绑票募款一类事情（当年组织很缺经费，所以各种招数都有）。因为功劳大，顾科长还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作为间谍头子，必须要有高度的忠诚和纪律，但上层组织已经腐化堕落，顾顺章又是青帮出身，自然也会沾染些作风问题。渐渐地，贱贱地，顾老大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弱点，终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九三一年，已经有其他打算的顾顺章象往常一样执行任务，奉命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完成任务后他没有回上海，而是跑到汉口，在那里有个漂亮女人在等他。
出来泡妞是要花钱的。很快他的钱就不够用了，顾顺章也不着急，直接跑到街头去卖艺，用他擅长的魔术揽钱。
和往常一样，顾老大的手法很高很专业，吸引到不少人掏钱，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对于一个特工来说，最大的保护是隐蔽，最大的危险则是暴露。顾顺章虽然姓顾，却没有顾到这条原则，于是他很快被叛徒发现，然后被抓了起来。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顾顺章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反而很轻松地告诉来人：我不是普通人，是共产党的中央常委，同周恩来都平起平坐，现在愿意跟你们合作，送我去见蒋介石。
顾顺章的反应让武汉侦缉处的蔡孟坚大吃一惊。通常来说被抓到的人不是痛哭流涕，就是茫然想死，没有谁在枪口面前还敢讲价钱的。但犯人既然敢狂，显然有狂的资本，只是不管怎么追问，这位顾大爷就是不肯开口，反而恐吓他说：“共产党中央在上海是我和周恩来负责，这么大的事情你担待不起！”
如此重大的情报，确实不是汉口的警察局能担待得起的。蔡孟坚马上给上司徐恩曾发报，要求派军舰押送犯人，后来又提出，最好是让飞机来，因为军舰太慢。
派军舰飞机的事，蔡孟坚没有告诉顾顺章，而想吊人胃口的顾顺章也没有告诉他，徐恩曾虽然没有问题，但他的秘书钱壮飞却是地下党。
从理论上讲，蔡孟坚的电报发到南京，徐恩曾收到后就会有反应。但抓到顾顺章的那一天，徐恩曾去了上海，密电是钱壮飞签收的，而钱秘书作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党，早就偷偷留了徐恩曾的密码。
在武汉的顾顺章很得意，眼看就能立下大功，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在南京，钱壮飞很着急。
顾顺章不仅知道自已是地下党，也知道中央的所有情况，现在已经不可能把他灭口，只能想办法挽救危局。钱壮飞紧急派人去上海，通知周恩来把整个机关全部转移，同时继续留在南京，若无其事地值班。
过完周末，徐恩曾从上海回来，钱壮飞仍在坚守岗位。他平静地把封好的电报交给上司，然后往办公桌里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南京。等徐恩曾译完电报再要找人的时候，他最信任的钱秘书已经消失在人海中，再也不见身影。
顾顺章叛变了！
据王明的老婆孟庆树回忆，租界巡捕房代号“老鲍”的内线已经送来了国民党破坏机关的命令（这一条真实性待考），此时南京马上又送来同样的坏消息，顿时震动了整个共产党中央。
作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周恩来等人应该是不信神的，当然也不信有什么世界末日或天塌下来的传说，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却让他们真实感觉到，天要塌下来了。
一直以来，不管环境有多恶劣、远东局有多脑残，上海的中央总能正常工作，指挥全国套情报、搞暴动，特务找不着，巡捕抓不到，不小心落网了有人保，偶尔出现一两个危险的叛徒，特别行动队能立刻找上门去执行家法。不管蒋介石恨得如何咬牙切齿，中央都是稳如泰山，丝毫不担心外面的风雨，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有顾顺章。
现在顾顺章叛变，等于门神主动带着小鬼来卸门板，问题就不是怎样挡住外面的风雨了，而是怎样在大小鬼上门之前，赶紧逃命。
首先遭殃的，是监狱里的共产党员。
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有不少嫌疑分子，有的确实只是误会，但也有不少人是共产党的高层，正隐姓埋名混在犯人里，等机会脱身。对这类人来说，顾顺章的到来，等于是直接判了死刑。顾顺章不仅对他们十分熟悉，而且熟知各种应对审判的手段，一听案情介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他的审核下，恽代英、蔡和森等知名共产党员纷纷暴露身份，最终死在委员长的屠刀之下。
这里必须要说明一点。顾顺章虽然叛变，但关键的地方却没有告诉国民党，就是他一直负责共产国际远东局国内线的交通（国际线是牛兰负责，牛兰也被抓了，但一句话也不说，最后经苏联通融放走），知晓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重要内幕，包括远东局在上海的组织情况和领导人的机密，但没有吐露一句，国民党对这些核心消息也是一无所知。当然不是顾顺章讲纪律，而是他懂江湖的规矩，中国共产党确实奈何不了他，但如果把事情闹得太大、得罪了苏联远东局，很容易把斯大林惹到发毛，那就不是小小的蒋委员长能罩得住的了。
虽然顾顺章没有把事情做绝，但是对周恩来而言，似乎并没有很大差别。事情是他手下闹出来的，作为直接责任人，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收拾残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周恩来一直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谁都知道他地位重要、资历超然，但要说起他的事迹，却总是云遮雾罩，让人摸不透底细；个别缺心眼的人甚至骂他是华山派的岳不群，好象他瞒着别人做些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抛开那些政治的偏见与谩骂，周恩来的历史并不复杂，他只是一个跟对了领导的革命家。
周恩来，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生于江苏淮安，双鱼座。一九一三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一九一七年赴日本留学，一九一九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零年至二四年先后去法国、德国勤工俭学，期间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改名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留学欧洲以前，周恩来的履历是比较清楚的，和鲁迅一样，他不过是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愤青。
事情的变化，从他去欧洲搞共产主义组织开始。
到了欧洲之后，周恩来仿佛变了一个人，一会成立这个支部，一会参加那个大会，而且回国后的经历更加离奇，一上手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仅次于校长蒋介石，称得上是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对这种事情，后世不少人都是惊诧莫名，因为去欧洲留学的年轻人有很多，扯旗喊革命的也有很多，但能混到周恩来这种级别的，好象还没有第二个。
因为经历不好理解，不少地摊文学的爱好者纷纷展开联想，为周恩来设计了各种离奇的职场生涯。比如说他曾经受过苏联的特别训练，又比如说他是奉莫斯科命令到中国的卧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具体分析的思路和逻辑，大概相当于北京街头卖菜老大妈或闲汉侃大山。
想要弄清楚周恩来的历史，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张申府。
今天在大街上问张申府是谁，十个人有十个不知道他，但在当年，这位张先生可绝对不是等闲人物，因为他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的革命进程。
张申府，男，一八九三年生于河北，一九一三年考上北京大学，一九一七年留校工作，主教预科数学和逻辑。
张老师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仅擅长数学和哲学，还跟北大其他几个人也很熟，一个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另一个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有一位伦理系的老教师叫杨昌济，也就是毛泽东的岳父。
认识的都是这样的人，张申府老师立场如何也就不用多说了。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和李大钊、陈独秀创办了杂志《每周评论》，由于他对英国哲学家罗素极为了解，以至于罗素有次写信时说，中国的这位张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一九二零年，一位叫维金斯基的俄国人来到了中国，他的中文名字叫吴廷康。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这位国际友人主要业绩有两件，一是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二是跟孙中山会面，促成国共合作。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基层组织诞生了，叫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排名不分先后。
有了组织，自然要把它做大做强，张申府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是个女生，叫刘清扬。
作为妇女运动的先驱、张老师后来的妻子，刘清扬确实是个不错的发展对象。可刘美眉却拒绝了张老师的进步要求（一年后还是同意了），原因据说比较搞，因为张老师还想发展一个学生入党，而这个人是她的前男友，两个人关系闹得很僵。
张老师想发展的下一个对象，名字叫张国焘。
由于张国焘同学在感情问题上的不愉快经历，刘清扬错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光荣称号，这个荣誉很快就授给了李大钊的学生缪伯英。但是刘清扬还是有贡献的，除了在第二年入党外，她还跟张申府一道去了法国。
普通人去法国，走的是勤工俭学的路子，张申府不是普通人，自然路数也不普通。张申府去法国的名义，是应里昂中法大学的邀请，到那里当教授，顺便就在中国留学生里发展党员。而刘清扬也是个不走寻常路的姑娘，她没当上张国焘的太太，却做了张国焘的师娘–她嫁给了张申府。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张申府结婚的时候才二十八岁，刘清扬二十七岁，而张国焘只有二十三岁，大家的年龄相差并不大。张老师有稳定工作、有内涵修养还有宽厚的人脉，比张国焘更适合丈夫的角色，所以刘美眉的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象现在的校长或导师那么复杂。
很快，新婚燕尔的刘清扬给老公介绍了一个在天津认识的朋友，名叫周恩来。
对周恩来而言，能得到刘清扬的推荐入党，实在是件幸运的事。
他是二零年底到伦敦的。因为伦敦的生活费太贵（现在好象也是这样），他又跑去巴黎混生活，中途还碰上了一位越南朋友，叫阮爱国。
阮爱国这个名字听上去并不起眼，但这位越南友人的另一个中文名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叫胡志明。
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 兼政府总理，越南劳动党 。
本来就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又碰上胡志明这种铁杆革命家，周恩来跟马克思主义挂上钩也就不奇怪了。只是胡志明虽然管革命，却不管饭，自己都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别人当然更加指望不上。周恩来学了半天革命理论，最后还得找里昂的朋友帮忙解决生活问题，具体来讲，是找刘清扬和她的新婚丈夫张申府。
这是周恩来职场生涯的重要起步。因为张申府老师此时的地位，和李大钊、陈独秀不相上下，而且身在海外，念的经都比国内灵验三分。周恩来很快在他的介绍下入了党，后来还介绍了两个朋友给张老师认识，这两个人也很快入了党，一个叫朱德，另一个叫孙炳文。
朱德，开国元帅之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孙炳文，孙维世的生父（周恩来是她的养父），烈士。
在张申府的努力下，旅欧的中国留学生象滚雪球一般纷纷入党，并很快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随后并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所谓的团派干部。
在早期共产党员里面，周恩来的起点不低，甚至可以说是高山仰止、秒杀后辈。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平时很忙，主要党员都是张国焘、毛泽东、何孟雄等人发展的，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却跟两位大佬是平辈，从开始就赢出了一大截。
经过张申府和中国留学生的共同努力，旅欧少年共产党办得有声有色，很快团结起了一大帮人，包括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蔡和森、陈延年等革命元老或国家领导人都是从这里面走出去的，可谓人才济济。
现今的小青年们说起时政来，经常是口沫横飞吵得不亦乐乎，搞活动的时候甚至挥起袖子打人。很明显，当年的老一辈革命小文青也不是什么善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喜欢吵嘴打架，加上社会形势一天三变，革命理论难免赶不上趟，大家是吵完了聚，聚完了吵，不停地在斗争中团结，又在团结中走向斗争。作为张老师的首席弟子，周同学以他高人一等的情商，在留学生中间发挥了出色的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把这堆革命留学生牢牢凝聚在一起。
周恩来实在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把旅欧共产党组织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在共产国际的带领下办得有声有色，同时还与时俱进地发扬国共合作精神，帮助国民党成立了“国民党旅欧支部”，并设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通讯处处长就是开国元帅聂荣臻。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