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指名道姓的时候，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不是他的下属，也不是他的学生。
在场的几百人都是大惊失色，因为他们知道以蒋司令的性子，是绝不会对这种事情毫不在意的。
蒋介石果然被鲍罗廷的言辞激怒了。从调职、迎汪到宴会的羞辱，一切都显示武汉等着他的绝不是鲜花和欢迎队伍，而是赤祼祼的陷阱。他没有多说什么，满脸怒气地“吃”完了这顿饭，然后扬长而去。
鲍罗廷的这次宴会，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号，距离大家彻底分手，还有三个月时间。
在共产国际和武汉中央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终于还是去了一趟武汉，完成一系列仪式之后，蒋介石继续以总司令的身份到前线北伐，留下一帮意见纷纷的中央委员。
由于两年来蒋司令树大招风，加上他做事情确实比较有问题，鲍罗廷和其他反对派成功占领了舆论阵地，准备召开一次全会，把枪指挥党的局面重新调整过来。
大权旁落的蒋介石当然不会麻木不仁，但问题是武汉中央有唐生智等人保驾护航，而且一举一动都走的是党内程序，不管从哪个角度都比他高出一头。蒋司令没有别的借口，只能反复声明自已继承总理遗志，是革命的先锋领头羊，谁敢反对就是反对革命，就只能革他的命！
在随后几十年时间里，蒋介石一直用的是同样的理由。
虽然蒋介石一直没答应去武汉，但毕竟两边没有翻脸，凡事也都在好商量之中，没想到这顿特大号饭局却吃出了问题。为了给蒋介石施加多一点压力，鲍罗廷在吃饭前的演讲里批评了军人妨碍工农发展等不和谐现象，并且直接点了蒋介石的名！
鲍罗廷指名道姓的时候，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不是他的下属，也不是他的学生。
在场的几百人都是大惊失色，因为他们知道以蒋司令的性子，是绝不会对这种事情毫不在意的。
蒋介石果然被鲍罗廷的言辞激怒了。从调职、迎汪到宴会的羞辱，一切都显示武汉等着他的绝不是鲜花和欢迎队伍，而是赤祼祼的陷阱。他没有多说什么，满脸怒气地“吃”完了这顿饭，然后扬长而去。
鲍罗廷的这次宴会，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号，距离大家彻底分手，还有三个月时间。
在共产国际和武汉中央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终于还是去了一趟武汉，完成一系列仪式之后，蒋介石继续以总司令的身份到前线北伐，留下一帮意见纷纷的中央委员。
由于两年来蒋司令树大招风，加上他做事情确实比较有问题，鲍罗廷和其他反对派成功占领了舆论阵地，准备召开一次全会，把枪指挥党的局面重新调整过来。
大权旁落的蒋介石当然不会麻木不仁，但问题是武汉中央有唐生智等人保驾护航，而且一举一动都走的是党内程序，不管从哪个角度都比他高出一头。蒋司令没有别的借口，只能反复声明自已继承总理遗志，是革命的先锋领头羊，谁敢反对就是反对革命，就只能革他的命！
在随后几十年时间里，蒋介石一直用的是同样的理由。
一九二七年，三月。
中央政治会议的几个委员们还在南昌，一直以来蒋介石用尽办法又哄又劝，希望他们看在兄弟面子上不要去武汉，等事情商量出个办法来再说。但是等到此时，武汉已经发来了开会通知，让他们去参加第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党务问题，谭延闿、何香凝等人都在准备动身。
很明显，南昌城池小水浅，容不下中央政治会议的大龙，他们已经要弃蒋而去，投奔武汉的中央了。
死撑了几个月，终于还是没能支撑住，蒋介石很沮丧。他明白武汉的二届三中全会肯定对他不利，多半要清算上次开会的整顿党务案，但又没有理由反对中央，最后只争取到一个条件，就是会议延期几天举行，等他到了再开。
这是一个并不过份的要求，而且蒋介石也确实显示了诚意，派出亲信陈果夫参加准备工作，因此武汉同意把大会从三月一号推到七号。但蒋司令实在太忙，又提出要求说七号太紧，必须再延五天时间，推到十二号。
早几天晚几天其实并不重要，可是为着这个微不足道的要求，武汉的执委会却发生了激烈争执，并在极其诡异的情况下达成决议，不等蒋介石来武汉，大家直接开会。
之所以说情况诡异，是因为参加讨论的执行委员里面，有七个国民党，却有九个共产党，包括态度激烈的毛泽东。
虽然加起来不足法定人数，共产党人却靠数量优势强行达成了开会决定，连给蒋介石延五天时间都不行。
在共产党员眼里，这种做法叫坚持原则；在历史书上，这种做法叫坚决斗争；在实际效果上，这种做法叫激化矛盾。
在我看来，几万共产党员、几十万国民党员正是被这帮二杆子一步步推上绝路的。
既然延几天时间都不可以，三中全会当然没有蒋介石的份。三月十号，武汉的国民党委员们召开大会，决定取消所谓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常委会进行集体领导，并成立所谓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取代蒋介石。所有一系列决议痛快地把蒋介石的权力一撸到底，甚至连黄埔军校的校长制度都不能保留，张静江之类元老更是下岗分流，赶走没商量。
如此激烈的决议自然痛快，但是效果也是相当明显，蒋介石看到送来的文件后勃然大怒，差点把办公桌都砸了，勉力合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失去所谓党中央的支持，蒋介石只能下定决心另立门户，在这个方面他相信，自已还是相当有政治资本的。因为北伐军捷报连连，眼看就要攻进南京、上海，如果有这两个大城市在手上，武汉只能算浮云。
从现实角度上讲，蒋介石的考虑有他的道理，所谓中央无非是一帮人开会，愿意拥护自已固然好，不愿的话直接抛开另找一批也无所谓。反正委员不过是个头衔，只要肯开价钱，革命元老、社会名流有的是，毕竟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委员还是一抓一大把的。
三月二十四号，国民革命军打到了南京城，北洋军阀无心抵抗，纷纷四处逃窜。第二天北伐军顺利入城，很快就发生了大规模抢劫事件，城内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甚至教学学校都受到大肆劫掠，英美驱逐舰立刻对南京城进行炮击，炸死炸伤两千多军民，直到抢劫停止才罢休。
蒋介石当然不承认国军会搞抢劫，他宣布所有坏事都是北洋兵混穿革命军制服干的，然后迅速占领南京城，准备把它当成新的首都。
三天后，蒋介石紧急召见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到总部行营，密谋逮捕所有共产党分子，施行彻底清党。
打仗时出现抢劫并不稀奇，蒋介石非要把帐算到共产党身上，却着实让人稀奇不已。南京事件之所以会跟共产党联系到一起，不是因为死伤两千多中国人，而是蒋司令担心影响到欧美外交。
由于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口号都是反帝反封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话题。在这个方面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要综合考虑实力对比，不能树敌太多，而共产党的顾虑就小多了。按照陈独秀的主张，中国地界上就不该有帝国主义分子，所有租界当然是一律武力收回，外国资本家的工厂更应该全部没收，用最革命的手段对付反革命分子，什么外交、什么条约统统扔到垃圾堆，总之打你没商量。
有这层因素在里面，蒋介石对共产党实在是头痛之极。事实上占领九江、汉口之后北伐军武力收回租界，已经引发了极严重的后果，再不控制将导致英美军队介入，北伐军势必腹背受敌。对蒋介石来说，同共产党翻脸是迟早的事，苏联援助即将断绝，如果再同英美列强闹翻，他将变成彻底的孤家寡人，被自已掀起的洪流活活淹死。
蒋介石很有紧迫感，是因为早在三月二十二号，共产党人经过前后三次工人暴动，已经先行占领了上海，新的临时市政府拥有独立武装，正在同他的北伐军对峙。
本来工人武装同北伐军算一家人，可是蒋介石派去联络的总指挥实在有问题，他的名字叫白崇禧。
作为桂系骨干、民国杰出的军事专家，白崇禧的一辈子都跟共产党过不去，甚至他的老搭档李宗仁后来回归大陆，他的立场也没有丝毫改变。派这个人去和共产党打交道，蒋司令的用意那是相当不良。
蒋介石对上海反应如此过敏是有原因的。一直以来，共产党不过是地下组织，定期搞个流行示威之类小活动，并不能算独立的力量。但上海的成功意味着他们开始掌握军队和武装，而且一次能占领一个大城市，普通军阀都不是对手。
上海有国际港口，只要共产国际愿意，马上苏援军火就会象潮水一样涌进来，训练有素的共军同全体秘密党员一道，可以在瞬间把他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没有估计错，共产国际已经把枪炮打包装上了船，正在去上海的路上，自已正面临着两线夹击的危险，覆灭只是早晚的事情。
必须夺回上海，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在最危急的关头，蒋介石派出了白崇禧任总指挥，前往上海收拾局面。
果然白指挥一到上海，立刻同共产党发生了严重冲突，陈独秀也不示弱，宣布要收回租界（此前一直说是尊重租界独立地位），把租界里的难民吓得狼哭鬼嚎。白崇禧则一面把亲共的薛岳调开，一面下令如果工人敢捣乱，军队就要开枪镇压，绝不留情。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把上海当成了左右派决斗的战场。共产党手上的武装纠察队只有两千多人，却号召要在短期内扩招五万党员、成立军队同“反革命右派”蒋介石彻底决裂，完全占领全上海，如果不是莫斯科发现事情不妙紧急发电报来降温，两边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火拚。
武汉中央支持上海政府，蒋介石却明显反对，两家已经到了分裂的时机，战事一触即发；就在这危险关头，一年前被逼出走的汪精卫终于来到了上海，执行灭火工作。
从二六年五月被逼离境算起，汪精卫已经在法国下岗了九个月。
一九二七年二月，正在“养病”的汪精卫离开法国，来到了莫斯科。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头羊、伟大革命领袖斯大林不惜屈尊，亲切会见了这位著名的中国革命左派人士 ，并对汪精卫同志进行了重要的指导和教诲。经过斯老大和风细雨一般的热情会谈，汪精卫同志极大地提高了自已的政治觉悟，并在一系列问题与共产国际达成了共识，具体来说就是一句话：蒋介石下岗，我来干！
汪精卫很高兴。共产国际的支持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崭新的卢布和闪亮的枪炮，有共产国际的全面支持，别说蒋介石，就是孙中山从坟里爬出来，恐怕也得排在他后面。他十分高兴地答应斯大林，然后坐上轮船去上海，准备转道武汉当主席。
汪精卫回到国内的时候，整个国民党已经是一地鸡毛，到处在等着他收拾。
武汉中央早在三月份就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除了新都定在武汉外，还罢免了蒋介石的一切职务。从国民党的规章制度上看，武汉政府的会议非常合法，但蒋司令不是一般人，自然也不会拘泥于投票、选举之类的小事，直接以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了一份《告黄埔同学书》，宣布自已绝不接受决议，有意思的是他的宣言是发给黄埔的军官们的，而不是发给国民政府。
按照蒋介石的说法，身为党员自然要服从党中央的决议，但是同样也要尊重所谓程序正义，具体来说就是党内还有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只要监察委员认为会议不对，就可以宣告无效。
早在一九二四年的时候，孙中山召开一大，就特别设立了一个所谓监察委员会，其地位大概相当现在的中纪委。其他部门都是国共合作，唯有这个部门只收国民党、不收共产党，而且吸收的都是反共派，摆明了是对新入股的小弟不放心。现在，这个小小的借口就成为蒋介石能抓住的唯一稻草。
蒋介石突然如此看重监察委员会，是因为有几个监察委员一直跟随着他，并秘密通过了清理共产党的决议。虽然从各方面来看，这几个人搞出来的决议很可能是事后补办的，不管是参加人数还是会议程序都相当成问题，但蒋司令认为它有效，那就是有效的法定文件，可以推翻党中央的一切决策。
二七年四月二日，汪精卫见到了蒋介石。
一年没见，大家都添了几根皱纹，一群人在孙中山的故居里相互寒暄，回顾已经破裂的友谊。经过一番商量，最后决定四月十五号在南京召开监察全会，此前汪精卫负责通知共产党停止活动，武汉中央的相关命令也暂停执行，所有工会纠察队暂由总司令部指挥，听候会议决定。
一切反对派都停止活动，等监察会议召开后再决定，会议地点南京还是自已的地盘，蒋介石和手下都觉得可以接受，于是他表示服从汪主席的领导，并让汪精卫去找陈独秀协调解决。
正当蒋介石心里稍稍淡定一点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武汉中央已经把蒋介石撤职查办。大家当然是勃然大怒，立刻跑来找汪精卫大发雷霆，痛骂鲍罗廷和共产党不是东西，吴稚晖还说，他的监察委员会已经提了一个弹劾案，要清理共产党，而且这个提案已经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告诉汪主席不过是通知一声！
这么重大的事情还没提出来就已经通过了，汪精卫很是不以为然，脸色也极其难看。眼看要不欢而散，李宗仁等人赶紧在一旁打圆场，最后汪精卫提了三条建议：一、他可以跟陈独秀商量保护租界的问题；二、武汉的军政命令可以先不执行；三、如果情况紧急，可以临时处置各地共产党和工人队。
听到汪精卫的建议，大家都松下一口气来，两家又重新达成了协议，并由汪精卫负责找陈独秀去落实方案。
从表面上看，革命再次实现了暂时团结，但蒋介石的口风已经大变，从“服从汪主席领导”变成了“一切由监察委员会决定”。大家都明白，这次蒋司令是要动真格了，因为十二个监察委员里有七个在他身边，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想要的提案。
汪精卫当然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因此见过蒋介石之后，他马上就找到了陈独秀。看过蒋介石的条件后，他和其他人都是大惊失色，经过激烈研究，最后决定两个人代表两大政党也发一份宣言，共同回顾几年来的历史友谊，重新申明合作诚意与革命志向，并表态一定要协手共进，把革命进行下去。
事实证明，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宣言。有了这份宣言，汪精卫的国民党才能同共产党人继续保持合作，武汉政府靠着它延长了百余天的生命，无数人也因为这百余天，在后来的那场风暴里幸免下来。但汪主席的稀泥神功到此也就为止了，因为他只能让陈独秀承认不侵犯租界，实在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同陈独秀发完宣言，汪精卫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去武汉，主持摇摇欲坠的大局，而蒋介石则是勃然大怒，因为他发现这份所谓联合宣言虽然说要尊重租界，却只字不提服从蒋司令（或者国民党）的军政领导，很明显不是汪主席疏忽错漏了，而是共产党压根不肯服从两家的临时协议。恼火的蒋介石马上去找汪精卫，却发现这位汪主席滑头得很，已经离开了上海，他只能在报上发表两个人先前的协议，以防赖帐。
汪精卫去武汉，蒋介石很失落。
他说自已服从汪主席领导的时候，前提是汪精卫要留在上海、南京一带跟他在一起，如果汪主席跑到武汉，肯定会跟反对派一齐反对他。没想到汪精卫实在精明，看到他跟陈独秀立场相差太大，竟然悄悄开溜了，先前的种种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一旦汪精卫站稳脚跟，以国民党中央的身份发号施令，肯定会对他有严重的不利影响，蒋介石相信，他同武汉、共产党之间已经没有合作的余地，除了翻脸无情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四月九日清晨，蒋介石正式入驻南京城，大批暴徒随即捣毁国民党（没错，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迅速控制了整座城市；同一天上海的国民党总政治部也被捣毁，理由十分离奇，叫做“丧失本军信用，阻碍北伐大计”。
对蒋介石的嚣张，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都很镇定，因为他们相信，绝大多数工农分子是拥护共产党的，各地政权组织及党部也是拥护共产党或武汉左派的，蒋介石不过是一帮丘八的临时代言人而已。即使大军在的时候横行一时，只要离开驻地，基层组织很快又会转向自已一边，反动右派的进攻不过是一时之勇，无法在当地扎下根来，因此无需太过担心。
从表面数字上看，共产国际的考虑是正确的，而从实际效果上看，却是完全错误的。
虽然广大群众十分拥护工农运动，但蒋介石也早就发现，只要他的北伐军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就能得到中间阶层的拥护，在地主和资本家、帮会支持下，一样可以组建所谓党部工会。普通工农人数确实多，可是他们没有枪，只要用“适当”的手段，成立自已的基层政权并不难，也不需要共产党插手。
本来这个秘密用处并不大，因为另立政权等于反叛中央，他一直没下这个决心。但是自三月份武汉突然撤掉他的职之后，蒋介石意识到地盘的重要性，立刻以紧迫的速度扶持各地中间组织，怂恿他们跟共产党农会、工会大打出手，甚至出动军队直接介入，强力组建自已的各级政权。而江浙等地的财团本来就怕工人造反，对执行缓和政策的蒋司令自然是欢迎之至，也同意用各种办法报效支持（主要是钱），保证北伐军不执行共产党那一套过火政策。到四月份的时候，蒋总司令已经拥有党政军各级组织，不再需要武汉的指手划脚了。
占据南京的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跟汪精卫废话，同时跟武汉和共产国际决裂，自立为国民党最高领导。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号，大批流氓突然骚扰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很快发生武装冲突，早有准备的戒严司令部立即下令，由于共产党人的主动攻击（？），国民政府同共产党宣告决裂，正式清共。
训练有素的北伐军开始大开杀戒了。武装纠察队很快被打散，枪支被收缴，失去保护的共产党和工人立刻成为屠杀目标，草草审讯甚至不经审讯就枪毙。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屠杀大潮很快传开，从上海到广州、广西四处是密探和警察，一车车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被抓走刑讯，监狱里传来惨绝人寰的哀号，有的死了还有机会收尸，有的就消失在茫茫黑夜里。凡是蒋司令控制的地方全是血雨腥风，城头挂满示众的死尸和人头，一贯和蔼的蒋司令红着眼睛，指挥各路手下不要手软：共产党都是秘密党员，凡是嫌疑分子尽管错杀，不能放过！
在几十年革命生涯里，蒋司令常常给人优柔寡断的印象，孙中山总觉得他碰到困难就想跑，汪精卫也说他老闹小孩子脾气。谁也想不到，面对无上的权力，蒋介石突然变成了一个比谁都凶狠的魔鬼。
从一九零八年加入同盟会起，蒋介石就在枪林弹雨里面讨生活，还亲自参加过暗杀与暴动，深知乱世中的丛林法则。既然自己主动撕毁了国共合作条约，那就只有把对手彻底消灭掉才能安生，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个道理蒋介石是非常明白的。
于是一阵又一阵屠杀惨剧在南方上演。先杀工会、农会，再杀学生，接着很自然地，各派开始把看不顺眼的人相互当成共产党杀掉，杀，杀，杀，再杀。
四月十八号，中华民国新一任国民政府在南京自行成立，伴随着一阵又一阵刑场传来的枪声，蒋介石宣布武汉国民政府自即日起非法，并自我任命为合法的国民党主席。同新政府一齐诞生的，是蒋司令签发的一份长长的通缉令，名单上一共一百九十七人，从陈独秀、汪精卫算起，所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武汉中央全部包在里面，一个都不能少！
比起蒋介石的杀伐决断，汪精卫就迟钝多了。
一直到四月十九号，武汉国民政府还按原计划举行北伐誓师，要向河南的张作霖进军。这时风声已经变了，从上海南京传来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有人带来南京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汪精卫和陈独秀弄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蒋司令真的反水了。
形势如此急迫，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想不到蒋介石清党的手段如此毒辣，几乎把东南部分的基层组织一扫而光。大家乱哄哄地忙了半天，终于在四月二十二号，中央委员们反应过来，发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讨蒋声明，号召大家除掉蒋介石（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这个时候共产党的局势还不算太坏。虽然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地方损失惨重，但武汉中央始终在汪精卫手上，谭延闿、朱培德、唐生智、张发奎等实权人物都没有参与反共，而是把军队调往东线同蒋介石对峙，如果武汉各派能齐心团结，眼前的危机并不是很难应付过去。
可是他们偏偏没能应付过去。
不是武汉各派的实力不够强大，而是斯大林的智商已经余额不足，滑落到跟节操一样的低水平上了。
从占领湖南湖北时起，共产党就大力推行工会、农会，组织工农团体维权，这本来是好事，国民党也没有太多干涉。但共产国际的革命要求实在太高，工会农会也就随之迅速变味，工会很快成了法外之地，不仅拥有自已的武装，还可以随意抓人甚至杀人，相关要求也由适当上涨工资（这个是国民党也赞同的）变成了天价工资，甚至把老板抓起来杀掉；农会更是离谱，由于农民的运动积极性不高，农会大量吸纳流氓加入，这些人先是反对所谓“土豪劣绅”，接着随意把地主都划为土豪劣绅反革命，大批有名望的乡绅没有必杀的死罪，却糊里糊徒地做了刀下鬼。
农会无法无天，是因为斯大林认定，中国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好到了可以实施土地革命的地步。减租减息一类活动已经不再适应现有模式，共产党人应该与时俱进，象苏联一样大开杀戒，闹得越激烈越好，凡是剥削农民的都要“用刺刀刺死”（鲍罗廷原话），才能消灭反革命的基础。
反革命的基础有没有被消灭不知道，不过共产党的基础很快被消灭却是真的，因为此时保护共产党、对抗蒋介石的正是湖南湖北的军队。那些军官大部分家里有几亩田地（没钱也读不起书），听说共产党乱打乱杀地主全都炸开了锅，纷纷要求上级采取措施，保护家小不受侵犯，整个左派顿时吵成一团。
共产国际的指示乱七八糟，一直搞农民工作的毛泽东却很高兴。因为他发现农民运动实在是好搞，只要在农村发动流氓痞子乱打乱杀，造成一段时间的“恐怖现象”（这是他的原话），就可以树立农会的权威，并在最短时间里武装出一支农民自卫军，不必受国民党的节制。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制造恐怖现象是共产国际推行的方法，毛泽东的“先进经验”虽然看上去不大厚道，却属于革命探索的一部分。要到后来开辟了苏区根据地后，毛泽东才能因地制宜，自主研究出土地改革的合适手段。
探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共产党人在农村胡搞，国民党立刻紧张起来。口袋里没有多少本钱，身边却在四处起火，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紧张，相互垒起工事，把枪口瞄准对方。
但他们虽然紧张，还有工夫坐下来喝茶，压力最大最不知所措的，是一个大兵都没有的陈独秀。
四一二屠杀发生之后，共产国际很狼狈。
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给国民党输送大批枪炮，要共产党人配合革命，结果革命没有成功，自已却成了革命的对象。形势已经坏得一塌糊涂，但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过，活下来的人仍然要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也仍然要研究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陈独秀有六万共产党员，有不少还是军人，同蒋介石似乎有得一拚。但这六万人都散在各处，平时拉出来游个行还可以，真要打仗一点战斗力都没有；汪精卫对共产党也不知道会友好多久，一旦他也反水，那就真的是全盘皆空，广阔的中国将再也没有共产党的容身之处。
这样的局势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的革命进程，更严重影响了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威信。面对一地鸡毛的严重情况，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决定，大家紧急开会，研究问题根源和解决办法。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号，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片苦雨凄风中开了幕。情况不好大家都知道，不少人的亲友都失陷在上海或别的地方，凶多吉少，所有人都以急切的心情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怎么会出这种事，二是怎么解决这种事。
这是一次很搞的会议。说它很搞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因为这两个问题没一个真正研究出来答案，当然也没一个能解决的方法。
大会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怎么会出这种事情？
陈独秀有一肚子怨气要发。一直以来他都在要求共产党人搞自已的军队，不能全靠国民党掺和，结果共产国际的几个大爷除了摇头就是摇尾巴，终于摇出了天大的乱子。他很想问问共产国际的几位马列主义二把刀，此时有什么感想，是否还觉得他错误呢？
但是他根本没机会问，因为开会前已经有人做出了结论，他的任务只是听命令而已。
对这次大会的结果，大概可以归结为如下说法：党组织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帮助陈独秀认识了他的右倾路线错误 ，但陈独秀没有正确对待这种帮助。
从表面上看，这种充满官僚味的样板话没什么用处，就象说陈独秀开车开错路了，大家要他再开回来一样。想要真正明白这几句话的含义、知道字里行间的杀机，同时也了解一点体制内的游戏规则（郑重声明，仅限于当年的斯大林式政党，请勿与现今联系，否则引发后果本人概不负责），我们就必须先理解几个名词。
第一个名词叫组织。
组织本来是从日语传进来的外来词，但到了中国就发展出了另类的含义。但凡一个人入了党或团，就变成了有组织的人，背后有一大帮兄弟撑腰，出了事还有人帮你摆平，听上去感觉很不错。
很多人以为是自己拥有了组织，但事实上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实际的效果，是组织拥有了你。
从加入组织的那一天起，你思想要靠拢组织，行动要依从组织，还要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接受组织里职务比你高的人指导。组织当然也会关心你、爱护你，替你决定你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例如结婚、工作、调动之类，当然被关心的人必须接受组织的好意，绝不能不识抬举。
组织是一个抽象的名词。笼统地说，凡是在党内，一个人职务比你高的话，他行使权力的时候就可以自称组织，而在他代表组织行事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反抗，否则就是对抗组织。
对抗组织，罪名是很严重的，除非你的后台比他硬，否则一定死得没商量。因为当一个人或几个人自称组织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已，而是代表着光辉伟大的党，在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继承了共产主义革命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与无数风雨同舟忠贞不二的先辈化为一身，有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革命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思想精髓附体，是受最光荣、最正确的工人阶级先锋政党委派而来，他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真理与服从，他的每个行动都指导着人类最高理想与神圣革命的最终方向，当你面对他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的权威与指令，执行着最神圣最光荣的任务，谁要说不就是同全人类为敌，势必天打雷轰、不得好死、全家遭难、遗臭万年。
所以有点政治经验的人，对组织两个字都会极其敏感。只要一提到组织，大家全都一致欢呼歌颂，但只要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帮人同时又在用最阴寒、最森严的心态去防范这两个字。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态度出现在同一个时刻，实在也是种离奇的现象。
共产党员可以不怕死，可以挨饿受冻，可以无畏地堵枪眼、顶炸药包、面对酷刑死不招供，但没有多少人敢对组织说一个不字。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组织这两个字有多么可怕的魔力。在下属们面前，组织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它可以凌驾一切法律（哪怕是自已定的），撕毁所有约定，违反任何承诺，无论它的要求是否合理，都必须不折不扣地照章完成（学名：党性）。在组织里捞一个适当的位置，可以贪污纳妾（向忠发），可以随意用各种酷刑杀人（夏曦），可以找漂亮女人睡到一个炕头谈思想工作（邓力群），甚至可以把别人的老婆剥光衣服玩集体性虐待（李韶九）；最妙的是除非你的地位下降了，否则法律对你几乎是没有约束力的，谁也奈何不了你。
第二个名词叫帮助。
帮助本来是件好事，例如说家里没酱油了，邻居帮忙送半勺来解炒菜的急，这就叫帮助。
但如果是组织来帮助你，那就千万要小心了。组织通常没工夫去帮助别人，而只会接受别人的汇报与奉献，组织主动去帮助你，往往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在组织的定义里，每个人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螺丝钉，是在组织的旗帜下前进的，每个人都有义务紧跟组织，在组织的带领下向共产主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你的水平永远不能也不可能超越组织（要不然组织就得听你的了），只能努力向组织靠拢，并且发自内心地、无私无怨地向组织奉献你的一切，如金钱、青春、劳力等，个别情况下被组织里的上级看中了，为革命事业照顾首长起居也是应有的觉悟。
换句话来说，你应当是永远紧跟追随组织又永远不超越组织的角色；只要你能守好本份，组织也会大开方便之门，开恩收下你的奉献，让广大象你这样有上进心、但水平和觉悟都很低的笨蛋有幸提高思想认识，在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提携你这种不成器的小东西荣耀前进，前提是你必须认清形势、端正认识，永远同组织保持立场一致，不至于成为迷途的羔羊，同历史的强大车轮对抗，堕入革命事业罪人一类万劫不复的东西中去。
所以如果你一切都正常的话，你是不需要组织的主动帮助的，你应该自已去了解组织、适应组织。如果要等领导百忙中放下手头的事情，暂停在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飞速前进的步伐，代表组织来“帮助”你的话，那一定是出了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先不重要，你必须先忏悔自已一贯的低能、阶级局限性与私心虚荣心，影响了组织的革命进程与共产主义事业，然后再来向组织请示，自已哪个立场没站对，并在得到指点后恍然大悟，痛哭流涕作感谢状，保证一定改正错误，请组织放心和监督。
这才是组织意义上的帮助。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在那个年代里，凡是不接受这种帮助的人，通常下场都不会太好，轻则精神失常或严刑拷打，重则诛连九族，最极端的时候，不仅自已倒霉，连家乡都要划成另类。
第三个名词，也是惊心动魄的罪名，叫路线错误。
党组织永远是最光辉、最正确的，也永远代表着政治上的最先进，但党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总难免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而且奇怪的是，好象从来就没有如意过。
当然挫折原因总是多样的。起点低，基础薄弱，群众落后，敌人太强大，天灾收成不好，自已长得不够帅，这些都是理由。但有时种种理由都不怎么成立的时候，组织往往会发扬强大的纠错能力，回过头来检讨自已的所作所为，而检讨的结果，向来都是恍然大悟，原来党还是正确先进的，马列主义（请依各国国情酌情添加相关思想或理论后缀）也绝对不可能有错，但是落实到某个人身上，这个人的水平出了差错，把党带错路了，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因此所有的错，都不要由党负责，党能发扬纠错能力查出这个人的问题，反而更是值得欢呼雀跃的大好事，说明党更加进步了，水平也更加提高了。这对党当然是件好事，但对那个人和党认定的同伙，就绝对不是好事了。
党是不断犯错误、又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的，纠正错误的主要方法，就是把错误推到某个人身上去，然后归结成他的错误路线（张国焘语）。对于党员来说，什么错误都不要紧，最怕的就是“路线错误”，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就意味着坏事全要由他负责，不仅要背负着无法洗清的罪过，而且有了这个历史性错误，将来就是怎么努力效忠，也很难有机会摆脱头上的大帽子，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路线错误”同“分裂党”一样，都是二十万伏高压电级的利器，一触即死，诛连九族，百年定论，罪过千秋，万劫不复。
最后要理解的一个名词，叫正确对待。
有上面的说明，其实也不用多加解释了。党说什么就是什么，组织认为谁不好，谁就必须承认自已不好，而且认罪要比组织更加积极，才是正确的态度。但凡在被坑、被扣黑锅的时候喊冤枉，都属于错误行径，是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帮助的典型表现，也是背叛伟大光辉共产主义事业的严重罪行。
看完这几个名词的解释，再回过头看陈独秀，就能明白他在五月份的处境了。党组织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帮助陈独秀认识了他的右倾主义路线错误 ，-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说，共产国际认定出事的原因是陈独秀不够强硬、对国民党右派坚持不住原则，所有的牺牲和损失都跟共产国际没关系，主要由陈独秀负责，而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共产国际一起，给陈独秀强扣这些罪名。
一直以来，陈独秀都是以路人甲或小兵乙的形象出现的，他的身份只是配角，形象也不大光辉。因为从本质上讲，他只算共产国际下属分支的一个办事员，正所谓丫环拿钥匙，当家不作主。有共产国际支持的时候，他是全能的总书记，一言九鼎；但被共产国际抛弃的时候，哪怕他文武双全、高风亮节，哪怕他忠于共产主义、两个儿子都在挑革命大梁，都不过是一个弃掉的棋子，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同志抬起腿来，往他屁股上狠狠踹上一脚，作为对共产国际表白的心迹。
从二三年到现在，陈独秀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进行的，共产国际说应该早点注意的事，他当年全都提出来过；现在对方居然倒打一耙，把脏水全泼到他头上，最坑爹的是其他人全都接受共产国际的说法，把他当成了咩咩叫的替罪羊。
陈独秀没有党性，因为他的觉悟不够高，或者说风格不够下作。
从本质上讲，他仍然是个典型的中国文人，骨子里还是当年编《新青年》的那个热血愤青，他算文人也算政治家，唯独不算搞党务的政客，自然也不能接受官僚政治的潜规则。
面对咄咄逼人的压力，他做出了自已的选择：绝不指鹿为马，绝不曲意逢迎，绝不替斯大林背黑锅！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陈独秀的两句诗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好的总书记，也不是符合组织要求的党员，但他仍然是一个守良心的中国人，是守着数千年气节的文人，一个讲真话、办实事，不肯冤枉人，也不让人冤枉的有骨气的中国人
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陈独秀拒绝了党务政治的压迫，不肯说假话去维护领袖的所谓光辉。他成功地坚持了自己的气节，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共产国际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既然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那么为了领袖的形象，找个替罪羊、换个人上马，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在开会以前，他们早就跟瞿秋白等人碰过头，并且达成了完全的共识。
瞿秋白本来是一个对俄国文学感兴趣的小青年，去俄国采访后改信共产主义，后来成为鲍罗廷的中文翻译。在广州的小小办公室里，矍翻译曾经和一位鼎鼎有名的越南青年共事过，那位越南青年叫胡志明。
因为跟共产国际走得太近，不能很好衔接共产党中央的指导思想，瞿秋白也碰到了两头不讨好的情况，被召回上海做陈独秀的俄语翻译；由于经常接触马列著作，此时他已经混到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头衔。几年来一直同陈独秀亲切合作的鲍罗廷明确告诉瞿秋白，中国的一切虽然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的，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承担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会影响到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国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总而言之一句话：领导丢面子，后果很严重！
为了使共产国际能顺利领导世界革命，为了使全世界劳苦大众早日得到解放，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背起这个黑锅。当然，这一切不是没有回报的，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国际愿意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直到最终的胜利。
鲍罗廷口水横飞，几个政治局委员连连点头，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以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勇敢地承担下了替罪羊的光荣任务。在和鲍罗廷商量的时候，瞿翻译干脆赤祼祼地表示，如果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到整个政治局身上，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威信就会集体破产，损失实在太大；既然陈独秀有重大过失，现在态度又不够端正，不妨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对瞿翻译的觉悟，鲍罗廷十分赞赏，完全赞成。于是陈独秀的命运就此决定下来。
这些密室里见不得人的话，原本是死也不能让外人知晓的，但政治局的听众里有个人后来到了国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并坦然地承认自已也在里面扮过不光彩的角色，这才使真相大白，那个做事认帐的人叫张国焘。
共产党的五大很容易地给陈独秀下了定论，解释并解决了革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根据几个人的密室决议，陈独秀被扣上右倾主义的罪名，承担断送革命的责任，活着被人唾骂，死了也不能解脱。他死后六十多年，全中国（台湾地区除外）的教科书仍然教导下一代说：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作为一个拒绝官场潜规则的文人，个人认为，陈独秀无愧中华民族“新青年”的称号。
五大可以批判陈独秀，可以给他背黑锅，但光靠整人是没有用的。面对危急的局势，政治局必须给全体党员一个交待，指一条明路才行。
这一点不难，至少对坐在办公桌前指挥世界革命的斯大林来说，一点也不难，因为斯大叔心中早就有了答案，叫做汪精卫。
斯大林对汪精卫的印象很好。
在他心目中，汪精卫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代理，十七岁参加反封建革命，一直就是亲共人士，而且道德形象极为理想。汪主席当年是民国四大帅哥之一，读书时女生尖叫指数就超过一百，却从不乱搞、从不纳妾，非常符合正人君子的形象标准。共产国际反馈来的信息也很乐观，汪精卫虽然不代表工人阶级，但可以归到偏左的小资产阶级阵营里，这样的人做盟友比做下属还要合适。
斯大林同志的思路其实很简单，他只是算了一下加减法。蒋介石是右翼，共产党和汪精卫算左翼，再加上工农阶级的数字，两边对比一下，就得出了非常乐观的结论，因为反动的蒋介石势力远远低于进步的左翼汪精卫。
原来东风还是压倒西风的，那还担心什么？！
主宰中国革命的竟然是如此弱智的计算，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但不管我们信不信，反正斯大林是信了。考虑到他老人家要指挥全世界的革命形势，实在没有太多工夫为中国操心，能做这么多算术题，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在大会上毛泽东表示，目前应该搞土地革命，彻底分掉地主的田，吸引农民参军。
毛候补的想法非常激进，可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同意，这也成为后来他们被反复批评的理由。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反对毛泽东并不是陈独秀进步不够，而是根本没有可行性，如果共产党调头去搞土地革命，汪精卫和国民党将不得不翻脸，立刻湖南湖北就要乱掉，全体共产党员马上被一锅端，再也没有后面的开国大典了。当然，多年后的清算工作也在所难免，他们都因为这个被划成了右倾路线。
应该说汪精卫在团结工作上还是很上心的。共产党事先和他通报了内容，汪主席专门到场讲了话，表达自已对国共合作的坚决支持和坚定信心，大家都热切鼓掌，相信革命形势依然大好，前途也依然光明，一定能战胜反动军阀蒋介石，北伐成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后再来一次共产主义大暴动。
在一片打气声中五大“胜利”而莫名其妙地闭幕了，给了一堆决议，没解决一个问题，批了一顿陈独秀，却又强留他当总书记。
虽然都知道陈独秀要倒霉，但党还在风口浪尖上，所以陈总书记余热未尽，依然被押到了前面，替大家挡箭。
开完五大，共产国际长舒了一口气。他们终于把黑锅扣给了陈独秀，现在要考虑的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在这个问题上，汪精卫有着同样的疑惑。
武汉的国民党人大都是左派，因此对工农运动也都是支持态度，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动摇，首先提出意见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
由于宋子文后来成了蒋介石的大舅子，又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重量级人物，因此宋部长的名声一直不大好，经常作为反动派头目形象出现。但必须说明的是宋美龄此时还没有嫁人，宋子文办事还是靠谱的，对工农运动也相当积极，此时跟蒋介石并没有特别的关系。之所以对主旋律有反对意见，是因为宋部长管钱，而工人搞得他手上越来越没钱。
自从共产党人进驻之后，整个湖北的群众运动相当火爆，武汉城里的工会有如雨后春笋，发展得异常篷勃。工人们竞相要求提工资，上班时间忙着搞革命游行，天天拿着武器四处巡逻，甚至随意抓人杀人，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秩序。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钱只有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才能生出更多的钱。打仗时交通阻隔已经有相当影响，此时工厂又全线减产亏损，财政情况当然是一落千丈。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宋子文是大当家，所以他知道柴米油盐很贵。湖北省的税收已经跌到每月不足三百万的地步，可是武汉政府的开销却是一千两百万元，宋子文顿时头大如斗，不得不提出约束政策，希望能稳定财政收入。
应该说宋部长的出发点绝对是好意，也没有欺负工人的意思。但是各级工会却不买帐，甚至下级工会对总工会也是阳奉阴违，都只管扩大自已的势力，听说宋子文提了他们的意见，顿时恨之入骨。宋部长见势不妙，工人们做事又野蛮不讲理，只好卷起铺盖离开武汉，到蒋介石那里研究财政。
讨厌的宋子文走了，工会仍是继续要求涨工资，政府收不上税，只好拚命印钞票发债劵，物价马上随着上涨；于是又提出要涨工资补贴生活，最后陷进恶性循环里。武汉政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很快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没有钱已经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国民党还有更加大的麻烦要应付。由于各地都号称要反抗帝国主义，大家纷纷攻击外国人，眼看要引发列强武力干涉，汪精卫、谭延闿等压力实在太大，只好来找陈独秀商量，十分委婉地建议共产党做事注意一点分寸；尤其是农民运动影响到很多湘军，既然大家都是盟友，最好搞个章程一致行动，不要弄得太过火不好收拾。
一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汪精卫竟然反对农民运动，听上去实在不好想象，事情的原委要从基层农会说起。
国共合作以来，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大量成立农会，号称维护贫困农民的权益，这一点自然是值得赞赏的，也得到汪精卫、朱培德等人的广泛拥护。问题是，如何能吸引识字不多、又听不懂革命道理的落后农民参加农会、拥护党组织呢？
在这里不妨做一个实景推想。假设村里有地主张三，手下的佃户是李四和王五，那么如果要搞革命，外来户共产党当然是吸引李四和王五组织农会，平分张三的地。
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长久的。一来张三会去找官府说理，官府可能会凭地契宣判李四和王五非法；二来就是官府不管，李四和王五拿了地会感激你，但也只是感激你让他过得好一点、做农民更安生，多半不会为这个给你卖命，而且哪一天如果你走了，张三回来只要施点压力，李四和王五就会把地还给张三。
在党八股的术语里，李四和王五的行为叫农民阶级的狭隘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通俗一点地说，就是农民只想过日子，不想革命掉脑袋。
所以要搞农会，光减租分田是不够的，必须让农民死心塌地明白，不紧跟自已就没有出路，连先前的农民都当不回去。具体办法也简单，主要来讲是让流氓带头，组织农民搞运动，想办法折腾地主，斗得越狠、两边仇恨越深，农民们就越会跟自已走，一开始是分财、给地主们戴高帽游街，到后来大家斗起性子，索性一杀了事。
应该说有的地主确实罪大恶极，毙了也不冤枉，毕竟为富不仁的事情有不少；但也有不少地主并没犯死罪。当然革命领袖是不会关心罪不罪一类小事的，只要能让农民斗出劲头就行，大家爽起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等杀过人了再去告诉他杀得对，革命支持你杀反对阶级，下一步自然是坚决革命、抵抗敌人的反攻倒算，想回去当农民也真的不行了。
毛泽东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已的土地革命，汪精卫最头痛的就是土地革命，陈独秀最担心要出事的也是土地革命。湖南各级军政官员成分都不怎么好，出身贫农的基本没有，大多都是地主家庭，共产党一闹革命，家乡的亲朋好友被斗的斗、杀的杀，城市里的工会则天天罢工要求涨工资到天价，或者要求一天只工作四小时（说老实话，哪国也没有这种福利），弄得从城市到乡村，一片混乱。
这边在真心把地主和资产阶级当成敌人来斗了，那边却还在拿着枪，保证共产党不被蒋介石干掉。面对盟友的无下限无节操，汪精卫发自内心地感到蛋疼：大家都是出来混的，讲点分寸好不好？！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