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直觉得，共产国际非常岂有此理，反复否决他的正确意见，其实是有点冤枉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闹乱子的时候，共产国际里面也在出乱子，莫斯科倒是有人帮他说话，认为中国革命不可能靠国共合作搞起来，但这种忙帮得还不如没有，因为那个帮忙的人叫托洛茨基。
作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大概是全球最背的共党领袖。这位兄台同列宁一道南征北战，资历比斯大林只高不低，当年粉丝遍布全球，也是天王巨星级的革命家。
革命家级别的人自然有自已的革命理论。托天王的理论有很多和斯大林不一样的地方，具体不一样的细节就不多说了，总之是用不同的方法搞革命，但有一点必须提出来，就是他和列宁都有一个观点，认为共产党国家容易形成官僚独裁。
从来无比先进、将来也最进步的工人阶级，以及最最革命、最最先锋的代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一样会变成官僚独裁集团，这是全世界共产党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事情，却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无比重要的预言。列宁死得早，来不及安排解决方案，托洛茨基则不幸活得太长，长到有时间提出自已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权力分散，必要的话不妨采取多党制，对权力集团进行监督，否则肯定会变成新的独裁政权，最终弄得一团糟。
如果苏联共产党能认真对待这些警告的话，执政的表现或许会好许多，能不能进共产主义的天堂姑且不论，起码不至于被明白真相的群众轰下台，就象压着石头的王八，一直翻不过身来。可惜托洛茨基提出这种大不敬理论的时候，苏联权力集团的领袖不是他，是斯大林。
敢跟领袖在理论上有冲突，还敢说领袖会变成独裁官僚，斯大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位高、权重、震主都是高压线，触到哪一根都是必死的罪过，而老托竟然把三条碰齐了，所以他想不倒霉也不行。
经过一番折腾，斯大林掌握大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托洛茨基。有鉴于老托革命资历深厚，影响力实在太大，斯大林一时杀不动，只好把他驱逐出境，但对他的亲属和下属则毫不客气，恶狠狠地一批批杀光。托洛茨基在外面也不肯安分，不停地写书反驳斯大林，痛骂苏联的官僚独裁，宣扬自已才是社会主义正统。两个人明争暗斗很久，终于在一九四零年斯大林忍无可忍，派人把他捅死在墨西哥。
杀个托洛茨基如此费劲，是因为老托同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着一整套理论体系和拥护班子，绝非一颗子弹能轻易消灭。为了彻底干掉这个人，斯大林决定，全世界共产党必须划清界限，掀起反托洛茨基的浪潮，凡是看不顺眼的人都可以宣布为反革命右翼托派随便关杀（这个比较讽刺，因为托派的主张其实偏左）。这一决定立刻受到广大领导干部们的热烈拥护，并在全世界抓出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出来，他们的所谓罪状自然也要记在老托帐上，虽然不少人连托洛茨基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陈独秀当然猜不到共产国际内部的烂事，他背运在支持他的人偏偏是托洛茨基，而莫斯科里的斯大林正在用屁股指挥脑袋。凡是敌人主张的自然要反对，因此托洛茨基越是说陈独秀该往东，斯大林就越坚持要他一路向西，直到取回共产主义真经为止。
于是陈独秀只能天天受夹板气，找不到诉冤的地方。他天天组织工会农会，只要一闹罢工抗租，国民党部队马上军心不稳（那年头读得起书的军官很少出身穷人），出手干涉又不能对抗，共产党不高兴，国民党也很头痛，都骂陈总书记不干好事。
共产党人少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明显，但在共产国际大力主张下，共产党开始迅速扩展队伍，已经到了井喷的速度，一九二五年初中共党员一共才九百多（加上毛泽东发展的三十二个），九个月后已经达到两千四百二十八人，足足翻了两倍。
看到盟友发展如此迅猛，国民党心中非常不淡定。
国民党是公开团体，有多少党员共产党都清清楚楚，共产党却是秘密团体，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多少人，国民党根本不知道，也不清楚共产党下一步打算什么，只知道他们天天摩拳擦掌，准备将来革命成功后调头革自已的命。
如此“和谐”的合作要能让人放心，那真是见了鬼。
面对内部的巨大裂痕，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心里有数，但奇怪的是，这两位仁兄并没有特别的反应。
汪精卫没有反应比较正常，因为他这时正依靠共产国际打击反对派；蒋介石也是口口声声阶级革命，宣称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国特色版本，同他后来的立场判若两人。其实这种情况也好理解，国民革命军能保持高水准的军纪士气，共产党员在里面起着很大作用，蒋介石不是忘本的人，对比先前乱七八糟的军阀部队，总司令心里是有数的。
但是除了政治理念没有根本冲突之外，汪精卫和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淡定，还是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另一件事，没有多余的心思放在内耗上面。
从孙中山时代起，北伐统一就成了国民党的不二理念，谁敢反对北伐谁就是叛徒，即使象陈炯明这种患难重臣也不例外。汪总裁身为国民党老大、继承“总理遗志”的正统接班人，自然更应该北伐，替孙中山完成遗愿，为党国占领全部地盘。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明白，内斗是没有出息的，即使压服了陈独秀、吵赢了西山那帮遗老，他们也不过是边远省份的非主流军阀，只有挥师北上扩大地盘、把胜利的旗帜插满全中国，才能让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追随自已，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大团结。
经过一年多胜利征战，汪精卫手下的国民革命军获得了飞速发展，其中蒋介石的黄埔骨干已经扩充为第一军，由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任副军长，此外还有谭延闿的湘军（第二军）、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粤军（第四、第五军）都是孙中山留下来的家底，其余部队象李宗仁的桂军也即将加入，总兵力达到十万之众。而共产党虽然没有军队，却在国军里面大量充当政治军官，起到支柱性的作用，例如后来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就有叶挺在内的大量共产党员，以至于十几年后叶挺复出抗日，蒋介石给他的番号就是新编第四军，作为当年北伐的纪念。
风风雨雨闹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
这次大会不能算是团结的大会，也不是和谐的大会，如果实在要给加点形容词的话，只能说它是继往不开来的大会，因为前面开过一次会，后面两个党就再没坐一起过。
和国民党的大多数大会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总理遗嘱。
搞完传统仪式，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意气风发地站了出来。作为汪精卫的亲信，毛代部长是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大佬之一，座位排在第十三号，地位着实不简单。毛委员毫不客气地批了西山会议分子一顿，然后汪精卫宣布，严厉惩办会议分子，打头的几个开除党籍，从此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清算完派系分子，下面开始搞团结。
其实国民党同共产党虽然天天吵架，但毕竟说不上死仇，只要场面上撑得下去，大家还是很希望能一块过日子的。黄埔军校代表（注意他的身份）袁同畴提出，两个党老是闹意见，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面搞秘密活动，以后只要公开这些活动，就不会有问题。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这样的要求好象很合理；但对共产党人来说，两家如何共处的规矩，当初早就当着赞助商苏联的面说得清清楚楚，如今国民党钱也拿了，翅膀也硬了，想改事先说好的协议，自然是比较困难的事。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毫不犹豫地驳了袁同畴一顿，提案没有通过。
对袁同畴的提案，国民党总裁汪精卫非常淡定，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很淡定，因为他们早就预料到事情的结果。一开始他们就在和稀泥，希望袁同学不要把分歧拿到大会上说事，没想到基层意见实在太大，明知是钉子也要往上碰，活该被驳回来。
该说的说过，该吵的吵完，国民党重新选举最高中央机关–执行委员会。有人撑腰的毛泽东仍然是官运大旺，他不仅继续当他的候补委员，而且得票率相当可观：国民党总裁汪精卫有两百四十八票，国民党北平执行部负责人、共产党总代表李大钊有一百九十二票，而四处受排挤、从上海被赶回农村去的毛代部长，居然拿到一百七十三票。
当然，在汪主席的大力提携下，蒋介石的收获也不小。两百四十九张选票里，他拿到两百四十八张，是得票最高的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对比上次一大孙中山连入场劵都不给一张的境遇，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毛泽东很得意。一年前他两面受气、四处排挤，在泥水横流的农村穿草鞋吃剩饭，还被军阀追捕。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他重新成为部级领导，再次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无形中又成了两个党的重要人物，可谓名利双收。
蒋介石也很得意。一年以前，他被滇军和桂军挤得动弹不得，头上还有许崇智这个无能的上司，在孙中山和汪精卫共同提拨下，他顺利执掌黄埔大军，迅速扩兵数万、捷报连连，一举超越其他元老，成为国民党里的第二号大人物。
但是最得意的，还是汪精卫。
作为孙中山的法定继承人，汪主席同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为自已找了一个稳定的洋后台，手下文臣武将能人辈出，已经培养起一批铁杆死党。想到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即将到来的北伐统一，想到中华民国就要在自已手上发扬光大，自已的头像就要印在每一张钞票上，汪主席壮志凌云、踌躇满志，头顶仿佛有万丈霞光，指引着三民主义照亮黑暗的全中国。
如此美好的革命前景，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汪精卫是相信了。
口号喊完，大会开完，大家回到自已家里，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共产党照样搞工会农会闹革命，国民党照样拖后腿，报告递到上海的党中央，陈独秀找到苏联代表鲍罗廷，跟他抱怨一通，然后毫无结果不了了之。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扯皮，谁也不指望能出现什么奇迹，蒋介石则在广州忙得四脚朝天，除了天天抹稀泥外，他的主要工作是招兵买马，准备北伐统一中国。
北伐不仅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支持，最初的北伐计划就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元帅主持制定的，蒋介石对此是相当欣赏，鲍罗廷也一再表示同意。但蒋总司令万万没有想到，加伦元帅很快调回国去了，鲍罗廷也在二六年一月奉命回国，他的工作由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接任。
同搞外交出身的鲍罗廷不一样，新上任的苏联代表季山嘉是个二楞子，他上岗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拦国民党北伐。
季山嘉当然不是吃饱了找不自在，他不同意北伐，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改了主意，想看看北洋军阀能不能合作。老季同志是军人出身，手里有莫斯科的鸡毛当令剑，对蒋介石也不会客气，一来二去，两边关系闹得十分僵直。心高气傲的蒋介石受了委屈，马上施出一贯作风，闹着要辞去第一军军长的职务。
汪精卫当然不会把蒋介石的赌气当真。就在蒋司令同季代表关系不和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敏感的事情：军委会削减了黄埔军校经费，把减下来的部分挪给了第一军第二师。
蒋介石本来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但是经费是事先商量好的，而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又跟季山嘉关系特别好，军委会的做法顿时引起了怀疑。想到自已功劳苦劳一大堆，居然要受到莫斯科的排挤，蒋介石一气之下接二连三地递辞职信，先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最后闹着要辞军委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的职务；相关报告递到汪总裁桌上，大家都是哈哈大笑，认为蒋军长又在发小孩子脾气，实在是没有城府的表现。
因为没有批准这些辞职报告，汪精卫后悔了很多年。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号，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正式接纳广西桂系加入革命队伍，桂系的两个军也随之成为革命军。按照编制，革命军已经有六个军，因此桂系应该领到第七、八军的番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给他们的却是第八军、第九军，第七军的位置被人空了出来。
看上去只是一个号码的问题，但是蒋介石很紧张。
有第六军，有第八、第九军，显然有人在给第七军留位置。联想到先前王懋功多领军费的事情，很可能是季山嘉想把第二师拉出去，扩成第七军削弱自已的实力。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怒火万丈的蒋介石派人把王懋功抓了起来，然后送上一笔旅费，押他去上海休假式治疗。
没有上级批准，突然废掉一个师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蒋介石的动作都是越权犯上。一头雾水的王懋功晕乎乎地去了上海，季山嘉知道事情后则是勃然大怒，找汪精卫愤怒抗议，说蒋介石是新军阀。
季山嘉很愤怒，但他没想到蒋介石比他还愤怒。蒋军长他也找汪精卫告状，说季山嘉专横无礼欺负人，将来中俄外交都会受影响，要么准他辞职，要么叫季山嘉走人。
一边是共产国际总代表，一边是喜怒不定的亲信下属，汪精卫两头都不想得罪，于是分别答应下来，然后施展太极神功，谁的事情都拖着不办，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火气能降下来，继续广州的幸福生活。
倒霉的汪总裁不知道，太极功夫是很讲究的，对内力有着深厚要求。他的本事还远远不到家，这一把稀泥不仅没抹好，反而把自已给抹了进去。
当上东征军司令之前，蒋介石对自已的定位，一直是公务猿。孙中山给他发工资，所以他干活；孙中山的活干不了，他就不领工资直接走人，逍遥自在地回浙江老家，所有人也习惯了这种作风，谁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问题，自此时起。
当上黄埔军司令之后，蒋介石不再是一个普通公务员，而是政治势力的领头羊。无论愿不愿意，他都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班底，并且要保护自已的利益，例如驱逐王懋功。
不管是什么时候，军人不奉命令行事都是大忌，稍一过线便会形成军阀势力，汪精卫在关键问题上没有节制蒋介石，因此在不经意之间，蒋介石也走向了军阀的道路，并在尝到权力的滋味之后一发不可收，终于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军阀。
事实上在黄埔生为骨干的第一军，蒋介石已经有很多危险的苗头，例如军内骨干是各级共产党员，但蒋介石最重用的亲信却是他的浙江老乡，并形成了自已的内部小圈子，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在随后几十年里，这条规则一直没有变过。
呕了好几天气，汪精卫都没有给一句准话，蒋介石很生气，他开始怀疑汪精卫跟自已不再站一条线上，很可能同季山嘉勾搭在一起，毕竟这也情有可原，季山嘉背后是共产国际，而他手上什么也没有。
三月十四号，蒋介石最后一次去找领导发牢骚，汪精卫的反应也“证实”了他的想法。在被两边磨得焦头烂额之后，汪总裁不耐烦地说出了一句话：“你要真想走就快点走吧，我这里还有事！”
蒋介石顿住了。他已经习惯了闹辞职的办法，一直以来孙中山都是大力挽留，从来没有赤祼祼地下过逐客令，现在孙总统换成了汪总裁，终于物是人非，再也没有人支持自已了。蒋介石气呼呼地回答汪精卫，“我才不能被一个俄国顾问赶走，我非赶走他不可！”
蒋司令讲完气话就走了，剩下不以为然的汪精卫。
类似的呕气蒋小弟已经搞过多次，从来没有哪一回当过真，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会当真。蒋司令发脾气的时间是三月十四号，日理万机的汪总裁正在忙另一件事，迎接苏联的远东代表团。
为了对远东革命形势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斯大林决定派一个代表团进行视察指导，以保证投下去的血本不至于打水漂，由于任务过于重大，他派出了布勃诺夫担任团长一职。
这位布勃诺夫着实不是简单人物，他二十岁入党，一九一七年就进了苏共政治局，参加过十月革命，打过苏联的建国之战，此时的头衔是苏共中央书记、红军政治部主任，属于根正苗红的革命军人、苏联国家领导人。
把如此重要的人物派往远东，充分证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重视的，对中国革命者是关怀的，对革命前景也是有信心的 。
布勃诺夫的代表团先在华北进行了工作调查，然后去上海见陈独秀，蒋介石大发牢骚的时候，他们刚刚到达广州。很明显，蒋小弟的怨气再大，同对苏外交比起来毕竟是小事，因此汪精卫没有理会，简单明了地把他堵了回去。
在敏感的蒋介石看来，这显然意味着汪大哥已经同季山嘉站到一起，准备把自已排挤出局。
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就差一根导火索了，而在风云际会的广州，引线和火苗是不难找的。
三月十八号，黄浦军校交通股股长、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海军局代局长、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奉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所谓校长，是指蒋介石。当时蒋校长的头衔比较多，同军事相关的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卫戊司令，但中国人最讲究尊师重道，平时最普遍的尊称还是校长。李之龙听说是校长有令，赶紧带着中山、宝璧两条船开往黄埔。
三月十九号，船到黄埔，开始联系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才发现有点不对。邓教育长莫名其妙地告诉他们：我没有下过什么任务啊，是不是搞错了？
邓演达莫名其妙，李之龙也是莫名其妙，于是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更是莫名其妙：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原话）
平白无故被涮了一通，李之龙很是郁闷，突然又接到通知，苏联中央使团要到中山舰参观，请李舰长尽快做准备。
官大一级压死人，李之龙只好带着中山舰回广州，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就在这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仿佛事先商量过一般，突然间到处都流传着谣言，有的说中山舰要谋反，有的说李之龙动机不良，总之中山舰突然来黄埔，是因为蒋介石得罪了苏联代表，汪精卫想把他绑到苏联去问罪。
李之龙万万没有想到，自已不知怎么就掉进坑里去了，选他上套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是共产党员。现在军舰是他开出来的，可传命令的人不认帐了，他又没有书面证据，所有人都在背后叽叽喳喳，说得比什么都毒，却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对质的。面对满天弥漫的谣言，李舰长毫无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蒋校长头脑清醒，不会信那些乱七八糟的鬼话。
李之龙很紧张，蒋介石更紧张。
共产党同国民党最近确实矛盾不断，陈独秀一直对他不满是知道的，关系好的俄国代表加仑和鲍罗廷都被调走了，新的使团一来，兵舰就四处乱跑，是真的有人想押自已去苏联吗？
堂堂革命军人，成天到晚搅在党派冲突里面，两头得罪人，这活没法干了，娘勒个希匹！
面对乱七八糟的场面和漫天谣言，蒋介石终于承受不住压力，他的第一反应是干脆撂挑子，回汕头司令部去度假，再也不受季山嘉的鸟气。
碰到困难就走人的事，他不是没干过，从前给孙中山干活的时候经常犯毛病，每次也都是孙中山好劝歹劝，再把他找回来。但这一次，蒋介石才走了几步就明白过来，他恐怕是走不掉的。
从前能随时回家度假，是因为孙中山肯罩着他；现在手握数万兵马，孙中山却不在了，随随便便走人的话，很可能连命都会丢掉！
三月十九日下午五点，出走到半路的蒋介石返回身来，做出了一个决定：带兵反击。
三月二十号，蒋介石宣布李之龙策划共产党暴动，随即以卫戍司令身份下令扣压中山舰，派兵占领海军局，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封锁苏联顾问团住处，宣布广州全城戒严；为了防范兵变，他又命令何应钦把第一军第二师的共产党员关起来，以免出现任何意外。
军舰扣起来了，人也抓起来了，面对“赫赫战果”，蒋介石开始不知所措了。
蒋司令不是傻子，很快就发现共产党人不仅没有反抗，连象样的准备也没有，所谓兵变之类纯属流言，根本没有人想害他。而他不仅擅自抓人，还得罪了光临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
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蒋军长只能控制第一军的部分人马，想就此造反是不可能的，广州城里的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善后。
现在轮到蒋介石束手无策了，第一个找他的人，是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
三月二十号下午，何香凝气乎乎地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见面就大声质问他：“你派军队到处戒严，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啊！”
面对老嫂子的气恼，蒋介石无言以对。想到自已压力山大，汪精卫、季山嘉都在欺负他，现在弄得一团乱麻，蒋司令再也忍不住，索性把头埋进写字台里，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下何香凝也愣住了，因为她虽然喜欢称对方叫小蒋，但一九二六年的蒋介石已经三十九岁，马上要到不惑之年了。
能把三十九岁的司令军长气哭，自然有气哭的严重理由，何香凝没法再说什么，只能匆匆告辞出去。蒋介石最后硬着头皮下令解除全城戒严，然后苦心构思一个理由，打算应付汪精卫的质问。
蒋介石闹得天翻地覆的这一天，毛泽东正在广州。
发生这么大的事，毛代部长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晚上的时候，他找到已经解除禁锢的苏联顾问团那里，跟布勃诺夫商量情况，在场的还有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两个人都很年轻，也都火气十足，面对苏联代表慷慨激昂，强烈要求跟蒋介石干一仗，硬碰硬地来一场。
可惜，他们说话不算。
毛泽东说话不算，陈延年说话也不算，甚至陈独秀说话也不能算，能算数的只有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顾问团团长布勃诺夫。这位团长来广州前曾找鲍罗廷问过究竟，鲍罗廷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说，国民党还是值得信任的左翼政党，共产国际这些年的钱粮枪弹没有喂出白眼狼来，请领导放一百个心。
鲍罗廷汇报完后去上海见陈独秀了，广州的布勃诺夫什么也不清楚，于是面对大家殷切的目光，他沉稳地宣布：同志们，不能打！
枪口顶在脑门上还不能还手，毛泽东和陈延年几乎气得吐血。老布是个糊涂虫，他们可不糊涂，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国国情，今天的事情如果不赶紧找回场子，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无论毛泽东和陈延年怎么说，老布就是不松口，气得发疯的毛泽东于是去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在那里碰上了第一军的副党代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几个人在李富春家里商量完，周恩来又去找布勃诺夫，但布勃诺夫说什么也不肯动手，于是周恩来也被老布同志气得吐血，愤愤然地离开了代表团。
应该说共产党人手上是很有几张硬牌的。黄埔军校里有五百多个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六个军里面五个军都同蒋介石 有矛盾，蒋介石只管得动第一军，而第一军大部分政治骨干是共产党员，战斗力很强的叶 挺独立团也归共产党指挥，如果共产党态度足够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反对蒋介石。
毛泽东气得发疯，周恩来几乎抓狂，但不管他们说什么，布勃诺夫就是摇头不答应，甚至朱培德、谭延闿等其他几位不十分左倾的军长也找到苏联顾问那里，要求对蒋介石的兵变行动进行惩戒，布勃诺夫和季山嘉仍然是摇头。
从表面上看，布勃诺夫容忍蒋介石是因为蒋司令平时左倾，或者觉得事情不过是一起小误会，但作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老布元帅看问题绝不会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红军总治部主任，从政治高度分析了问题的本质，其中最关键的地方不在广州，而在莫斯科。
由于托洛茨基认定中国共产党不能靠国民党成功，斯大林却主张大力扶持国民党，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够按设计好的轨道进行革命，已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内部矛盾，而上升到伟大领袖斯大林同万恶托派之间的纷争上。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的最得力人选，只要他不跟共产国际翻脸，布勃诺夫就不会跟他翻脸，以证明托洛茨基的错误反动和斯大叔的英明正确。
三月二十一号，七上八下的蒋介石去见了汪精卫。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见。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怀疑一号人物要害自已，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友党，然后发现事情毫无根据，是自已太过敏感昏了头，此时正是需要给说法的时候。
蒋介石很紧张。他想了好几个借口，都解释不通昨天发生的事情，也不好承认自已怀疑汪精卫想害他。
既要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说不清发生的事情，这种心情实在太过纠结。
然而在见过汪精卫之后，一切纠结都不需要了。
汪总裁显然已经知道了前后缘由，一见到蒋介石就痛加斥责。蒋司令本来心情就起伏不定，此时索性破罐破摔，气愤愤地跟他大吵起来，说汪总裁不讲信义，天天让自已受共产党的夹板气，所以才会弄得不可收拾。
明明有理，却被扣了一堆罪名，汪精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马上写了手令给朱培德（第三军军长）、李济深（第四军军长），命令他们逮捕蒋介石，可是命令发下去，两个人却表示无法执行，硬生生把汪总裁顶了回来。
朱培德和李济深不是蒋介石的死党，他们不肯执行命令，是因为广州此时仍被第一军二师的刘峙控制，蒋介石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支持。
除非汪精卫明确同意三军、四军同第一军展开火拚，否则确实无法执行。而在被顶回来的那一刻，汪精卫骇然意识到，自已在广州城说话不再算数，没有共产国际撑腰，国民党里面的实权人物已经变成了蒋介石。
三月二十二号，心怀不满的俄国人去见了蒋介石，并问了一个问题：“你前天的举动是对某些人不满意，还是对俄国政府不满意？”
这是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蒋介石立刻表示他对俄国政府极为支持，仅仅是季山嘉等人太过骄横，才导致大家反目成仇，现在事情已经过去，非常希望不要影响到长期形成的良好关系和友谊。
既然只是个人意见，俄国代表就放心了。于是他们召回了季山嘉等人，重新派鲍罗廷去广州工作，然后草草离开了中国。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蒋介石将会成为国民党中的强势左派人物，一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然后由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革命，一举拿下中国的红色江山，在此以前，小小的让步自然是必要的。
随着苏联人的退让，其他几个军长也改变了态度，开始随声附和蒋介石起来，蒋介石顿时胆气大增。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已可以如此一呼百应，可以发动军队任意抓捕看不顺眼的人，完全不需要象从前那样委屈求全或辞职走人。
既然拥有权力的感觉是如此美好，蒋介石当然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很快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块绊脚石：汪精卫。
从跟汪精卫大吵特吵的那一刻起，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重重敌对和猜疑。在蒋介石看来，汪精卫的存在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再也不是那个善解人意的领导，而变成了满腹阴谋的野心家，只有自已坐上他的位置去，才能保证革命不走歪路，保证国民党能继续发展。
于是蒋司令去找了一趟汪总裁，两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密谈。
蒋介石找汪精卫谈了些什么，天知地知蒋知汪知，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所以历史书上没有写，后人也不大可能知道。不过显然他们不会聊晚上去哪吃饭之类的话题，因为谈完话后汪精卫就辞职了，留下一封怨气满腹的信，说自已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去国外看病。
被手下小弟逼得下岗走人，汪精卫也觉得脸上过不去，于是面对其他人的质疑，他又提出一个撑场面的说法，说自已是责已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
这是个连鬼都不信的理由。责已不责人，中山舰事件根本就没汪精卫什么事，有什么好责的，最该责问的不就是把蒋介石提成第二号人物么！
汪精卫被迫辞职了。不过他并没有立刻走人，而是心有不甘地在国内呆到五月份，直到确定没有复出的希望后才去香港，满怀失望地到法国休养。在香港的时候他倒是不孤单，在那里碰上了一个老熟人，不久前刚被流放到苏联的胡汉民。
胡汉民在苏联并没有受什么委屈，估计斯大林也搞不清他们的关系。听说广州发生变故，这位仁兄兴冲冲地回了广州，希望能捞到点好处，没想到大权在握的蒋司令丝毫不念旧情，当众把他晾在一边，胡同志知道事情不妙，只好去香港休假式治疗，在船上同汪精卫不期而遇，也算一对难兄难弟。
中山舰的消息传到上海，向来喊打喊杀的陈独秀自然不肯让步，十分希望能大干一场，反击蒋介石的胆大妄为；然而同在上海的鲍罗廷却拦住了他，宣布共产国际有决定，共产党必须妥协。陈老大气得发毛，但作为总书记，党性还是要讲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发文件，命令共产党人继续维持大局。
陈独秀的文件一发，顿时骂声一片，气不过的共产党员纷纷把责任归到他身上。陈独秀两头受气有苦说不出，索性在党报上发公开信，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
什么国共合作，什么联合革命，去他娘的，不干了！
毛泽东很愤怒，陈独秀很抓狂， 蒋介石很欢乐。
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搅出这么一趟浑水，居然没有人和自已算帐，实在是运气好到没边。确定一切都在控制中后，蒋介石开始冷静下来，调查这件事情的源头。
从共产党的反应来看，他们并没有暴动的打算，所谓开着兵舰造反也没有证据。于是顺着线索查源头，最开始打调动军舰电话的那个人，叫欧阳钟。
欧阳钟，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的侄子，而孙文主义学会，是西山会议派的老朋友，坚定的反共派。
事情查到这一步，也就差不多了。蒋介石很轻松地宣布释放李之龙，而欧阳钟等人误传命令、挑拨两党关系，险些酿成重大误会，也要撤职查办。当然，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是不能回去的，蒋军长怕以后再有误会，很贴心地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让他们以后爱去哪去哪，总之别在第一军，让蒋校长看了心烦。
既然没有人阻拦，蒋介石的步子开始越迈越大。四月份汪精卫还在广州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去一封长信，除了指责他对不住自已外（似乎也没什么对不住的），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如果回到台上，会被某派（指共产党）利用的。
这是又一个危险信号。
在此之前，不管大家吵得多厉害，蒋介石针对的都是个别人，例如李之龙、季山嘉、汪精卫，同时反复声明自已跟他们是私人冲突，不牵扯到党派纷争上去。大动旗鼓地整肃了半个月之后，他终于把目光转到了整个共产党，开始以国民党老大的身份横加指责，从共产党那里夺取权力。
在漫长的近代历史里，中山舰事件只是一个小插曲，历史学家们按照自身的立场相互解读，共产党认为蒋介石阴险狡诈，国民党说共产党算计在先，总之都是对方的错。不管是哪一边，对这件事都没有太多关照，因为苏联顾问走了又来，共产党员下岗后很快重新上岗，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放一回枪，甚至蒋介石此后仍然唱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高调，一切都很快恢复平静，没有再起波澜。
波澜，自此时起；分裂，再不可收。
中山舰事件其实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兵变，它对国民党的离心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破坏力大致相当于袁世凯+陈炯明+北洋军阀。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国民党还是一个努力向现代政党靠拢的团体，重要决定必须由中央执委集体决定，党内武装都受主席节制指挥，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和决策系统，不会任由军人胡作非为。经过蒋介石和共产国际的一番折腾，汪精卫被逼离职，实力派蒋介石大权在握，从此高层的发言权由枪杆子多少决定，而国民革命军也很快由职业军人蜕变为军阀的利益集团。
为了建立三民主义的现代政党，孙中山忙乎了大半辈子，结果蒋介石在两天时间里就把它扫进了垃圾堆，理由居然是拯救党国，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该抓的抓了，该放的放了，该分的也分了，还有一个人必须给个交待，那就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欧阳格，也就是那个“误传谣言”的欧阳钟的叔父的结局。
欧阳格本来是黄埔海校副校长，当年曾经掩护孙中山撤出广州，还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蒋司令喜欢结拜），也算一号重要人物。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不喜欢他传小话吓唬自已，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国共分裂，李之龙被抓起来枪毙，他则光荣出狱，去英国、德国考察海军。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东三省，蒋介石采取隐忍退让政策，他却回国参加义勇军，跟随马占山在东北拚死抵抗。
虽然做义勇军听上去很拉风，当年却是件爹不疼娘不爱的苦差事，纯属以个人力量对抗外国政府、破坏中日友好大菊的一小撮势力。得不到支援的马占山支撑不住节节败退，欧阳格也被打得灰头土脸，回到南京后要求成立鱼雷艇部队护卫内河，防范日本入侵南方，蒋介石当即任命欧阳格为电雷学校中将校长。
听到蒋介石的任命，所有海军兄弟都炸了锅。
国民党海军以闽系为主力，领头人是陈绍宽，而突然空降海军中将的欧阳格只是一名陆军中校，一点领船经验都没有，在注重资历的海军里，这就是反了天。
海军已经开始组建鱼雷部队，却突然空降一个陆军中校来管事，要说这不是抢班夺权，打死你我也不信。
对蒋介石乱插钉子的做法，海军司令陈绍宽坚决表示抵制，最后欧阳格只能以少将“叙阶”的方法上任。
欧阳格的人缘不怎么样，但是他的鱼雷学校却是一顶一的硬汉。在日本全面侵略的关键时分，陈绍宽手下的海军毫无建树，欧阳格却带着鱼雷艇奋起应战，不惧牺牲。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号，电雷学校史可法中队第一零二号快艇向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发起夜袭，击伤日本装甲巡洋舰“出云”号，自身也受伤沉没，这是自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向日本军舰发起的有效进攻。
鱼雷艇部队虽然英勇，却挽回不了危急的战局，最终败退到后方，欧阳格又一次被捕下狱，罪名是贪污军费、作战不力。
对这种离奇的指控，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作战不力的人有很多，欧阳格的鱼雷艇却是一直冲在最前线，直到损失殆尽，涌出过不少抗日英雄；至于贪污，那个年代大家的灰色收入多得很，海军上下都未必干净，欧阳格天天在飞机轰炸下冲锋陷阵，怎么也不该在他身上搞廉政。大家唯一知道的是欧阳格打仗勇猛，政治头脑却是一团浆糊，他曾经不知进退地写了一本回忆录，想夸耀自已当年反共的“贡献”，蒋介石看过后勃然大怒，下令把书稿没收销毁。
欧阳格莫名其妙地抓了起来，又很快放了出来，无所事事地闲呆了两年。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没事的时候，突然间又有人上门把他抓走，说是两年前的罪行经过审定，确认要严肃处理。
一九四零年八月，欧阳格在重庆被枪决，下命令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结拜大哥蒋介石。到底为什么原因不知道，到底犯过什么错也不知道，就象当年的中山舰事件一样迷雾重重。
公平地说，欧阳格不是好人，但他算一条好汉。
欧阳格死了，他的电雷学校很快也散了伙，跟他过不去的海军司令陈绍宽五年后也被罢免，民国海军司令部重新洗牌。最后陈绍宽投了共产党，洗了又洗的民国海军再次分裂，一部分去了台湾，一部分投奔大陆，相互间反目成仇。
一九九八年，中山舰在湖北打捞出水，随即修复成为历史文物的一部分，此时蒋介石也死了二十三年。
这一笔笔烂帐，真不知从何说起。
精卫走了，蒋介石也不好意思直接上任，于是国民党主席位置空了出来，由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继任。
这是蒋介石人生的极小一步，却是他政治生涯的最一大步。
对张静江，蒋介石只能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因为当年他和许崇智八拜为交，全靠旁边有位老大哥撮合，三个人相互约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位大哥就是张静江。
几年来国民党在广州打了又打，闹了又闹，号称要北伐统一中国，可是强大的北洋军阀们却是毫无反应，任由他们把一个军扩到八九个军，任由苏联军火武装的革命军磨刀霍霍，似乎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不正常的事情，总会有不正常的原因。北洋军阀毫无动作，是因为他们很忙，忙着相互洗牌，抽不出时间来理会边远省份。
一年前冯玉祥本来打败了直系的吴佩孚，国民革命眼看就要南北联合，可孙中山却逝世了，吴佩孚找到奉系联手，又把冯玉祥打了回去，北京落入东北土匪张作霖的手里。
一直以来，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冯玉祥，对文人都是比较客气的。报纸可以批评政府，学生也可以针贬时弊，教授拿着军阀的大洋，天天把军阀们骂得狗血喷头也没关系，连袁世凯都只是笑笑，很少跟读书人较真。
然而张作霖就不一样了。他是军阀，而且是土匪军阀，从起家的时候就没有信义之类的约束，跟读书人更是丝毫不沾边。他打进北京后，过不久就把《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抓了起来。
邵飘萍被抓，是因为他经常仗义直言，自然也没少得罪张土匪。被抓起来后，北京城到处是托关系、找情面的人，希望能救他一命，关系一直疏通到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那里。
张学良也和邵飘萍有交情，然而面对京城的父老，他却表示：老爹一定要杀他，俺也没办法啊！
四月二十六号，受尽酷刑的邵飘萍被杀于北京天桥，《京报》被封。
北方军阀搞反动统治，更显出北伐革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重要性，第一把手蒋介石也很有紧迫感。此时的国民革命军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正是打仗的大好时机，蒋司令决定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其他杂事，专心北伐。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二届二中全会。在这场已经不团结、似乎也说不上和谐的大会上，蒋介石宣布，为了避免“党内纠纷”，必须搞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能 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也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现有担任的要撤职换人。
拿出提案的时候，蒋介石心里还有一些紧张，毕竟他的要价太狠，共产党人不大可能同意。但他仍然要赌一把，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把他当成国民党左派的最高代言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就不会为共产党跟他翻脸。
这是迈出第一大步之后的第二步，也是他走向权力巅峰的重要一步，千万不能出错。
和蒋介石的预想完全一样，开会的中共代表团领导是张国焘、彭述之，两个人跟蒋介石都没有交情，听到他的霸王提案立刻火上心头，大骂蒋介石存心不良，国民党的左派也纷纷反对，认为蒋介石是在搞分裂。一场二中全会开了七天，吵得热火朝天，就是出不了结果。
张国焘很生气，陈独秀也很生气，但是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上，而在共产国际。
鲍罗廷等人认为，蒋介石的条款完全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凝聚力，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所以共产党应该接受。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如此缺心眼，是因为他们缺底气。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都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在远东的得意成果，如果和国民党闹僵，就说明这些年花费的钱和枪都白出了，也就说明斯大林不正确、托洛茨基才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对鲍罗廷等人来说，如此重大的事情是在自已手上闹出来的，收不了场就要算自已工作不力，就要影响到伟大统帅斯大林的威信，也就要顺带影响到全家老小的身家性命…
为了维护斯大林同志的威望、维持统一战线的和谐，共产国际再次做出圣裁，中国共产党必须签字接受蒋介石的议案。
事成定局。
毛泽东很愤怒。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让步，他却不顾共产党员的所谓组织纪律，既不签字也不举手同意，开完会就气呼呼地走了。
应该说毛泽东实在有愤怒的理由。共产党员不能担任部长，他等于是被一纸文案直接弄下了岗，再次成为国民党的编外人员。
两年前，主席台上那个人连开会资格都没有。短短两年时间里，他直接统率全局、威胁共产国际，逼走了和蔼可亲的汪精卫，逼走了自已和所有同志。
这就是枪杆子的实力，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在领到下岗通知书时，也学到了很多。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号，毛泽东交卸完差使，重新成为一名下岗职工。国民党做事既差劲又缺德，看到毛代部长这杯茶已经发凉，居然拖欠他几个月的工资不肯发，毛泽东也无力吐槽，只能重新脱掉皮鞋、换上草鞋，回农村搞他的农民运动。
对毛泽东的做法，陈独秀和蒋介石都不大看在眼里。陈独秀始终相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先进理论，而蒋校长在大陆的日子里压根没正眼瞧过农民：泥腿子们没教育、不识数、不念书，政治上落后，思想上愚昧，缺点数得出一箩筐，当兵都升不上排长，哪里配搞伟大的中国革命？
毛泽东知道大家的观点，但他还是要去农村。他始终相信，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要改变中国就得改变农民，而不改变农民，中国也等于没啥改变。
蒋介石对毛泽东没有特别的感觉，在他眼里毛泽东不过是农村出来的土学生，自已轻轻用手一推，就把他连共产党都推了出去。蒋司令要忙的是另一件事：北伐。
北伐既是孙中山的遗愿，更是自已统一中国的志向，现在党务、军务都准备就绪，出征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九二六年七月，蒋介石顶着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头衔，正式出师北伐。出征前他没忘玩一个小花样，就是在七月六号先搞个选举，选自已为当国民政府主席，再宣布因为要北伐，主席一职临时让张静江代理，这样张静江事情还是要办，但职务却大不过他，不怕后方有人敢翻天。
一路北伐，蒋介石打得很顺利。
多年来北方军阀相互混战，实力早就今不如昔，而国共两党的基层工作十分扎实，一路都有地下组织策应，士气高涨；加上湖南军阀唐生智临时加入带路党，领着北伐军顺利攻入湖南，前方一片捷报连连。革命军八月攻下长沙、九月拿下武汉、十一月占领南昌，然后矛头一转，十二月统一福建，山西的阎锡山见势不妙，赶紧宣布加入中国国民党（他本来也是同盟会元老）、听从国民政府号令，这才逃过一劫。
北洋军阀们的怂样生动告诉我们，内斗永远是很刺激、很愉快、很没前途的事情，除了把自已搞垮外，没有任何作用–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
眼看青天白日旗越插越北，孙中山忙了十几年没成功的事，蒋司令只用半年工夫就胜利在望，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胜利只在眼前，于是蒋介石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共产党身上来。
经过五月份的整顿党务案后，蒋介石一度相信，共产党已经不成气候，只能充当小弟之类配角，因此他又在自已的第一军召回了部分共产党员，以加强部队的凝聚力（共产党员一走，部队纪律立刻下降，战斗力大跌到“不能做人”的地步）。但是共产党毕竟是外来政党，始终做不到完全同心同德，内部发展小组织也让人头痛不已。
蒋介石曾经无数次研究国共关系的解决方案，并且提出过不少有创意的主张，例如他先后在二五、二六年提出由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代替共产党一道接受革命指导，结果被共产国际谢绝了；他又提出共产党先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等革命成功了再考虑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也没有人理会；最后他终于认定，革命只能有一个领导，共产党必须服从他这个领导，否则国民党永无宁日。
之所以闹得这么僵，是因为蒋介石也受不了了。
经过五月份的整顿党务案，陈独秀已经把蒋介石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很快做出决定，虽然不能推翻蒋介石，但也不该拥护他，而要尽量团结其他左派进行抵制，争取在一年或三年后打倒右派蒋介石。
此时的国共纷争已经到了激化的地步。被驱逐出中央各部后，共产党人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上，随着北伐军前脚占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各地党部马上开始试起新的革命理论来。
共产国际的马列二把刀们翻完书后，发出一道道指令，农村四处组织农会、抗租禁粜，城市则组织工会，罢工加工资。很快革命就大幅度变味，农民们越来越兴奋，动作也越来越过火，四处没收地主的土地，有的地方把地主牵去游街，还有的干脆就杀掉了事；而城市一天到晚工人闹事，要价大幅度超出利润，甚至弄到资方不敢开张的地步。
对共产党的活动，蒋介石心里是很有意见的。战争年代搞点社会改良并没什么，蒋司令参加革命也是因为同情工农，所以农民想减税负都是合理要求。但共产党显然缺少和谐社会的观念，竟然到处分田地甚至打死地主，这就有点太过了，至于工厂罢工更是绝对不能容忍，因为罢工直接影响到城镇的正常运转，对北伐军的后方稳定有致命威胁。
说到罢工，这里不得不提一句。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希望罢工，通常来讲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罢工的话要么最后复工，要么资方加工资，最多不过是大家一拍两散，工厂关门拉倒。而在社会主义的地盘里，是没有罢工这回事的，因为无产阶级掌权的时候，凡是敢找无产阶级要待遇通通属于敌对行径，一律按反革命处理。工人们不敢为几块钱待遇掉脑袋（通常还要连累家属），所以只能忍气吞声老实上班。
蒋介石希望共产党能配合北伐大局，共产党却急不可耐地搞工农斗争，准备革他的命接班；遍地开花的基层党组织运动轰轰烈烈，完全不肯受总司令节制，而且为了最快展开局面，各地广泛招收痞子、流氓甚至黑帮充当运动先锋，整个局势顿时出现失控的危险。蒋介石固然气得七窍生烟，共产党也是牢骚满腹，抱怨革命运动受了限制甚至镇压，必须坚定不移地展开斗争。
采用流氓充当革命运动先锋不是编造，而是鲍罗廷等人的明确主张，目的是让工人农民跟随造反，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可怜的蒋介石思想再激进，作为主政的一方还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不得不站到了他们的反面。
刚刚还是大力扶持的盟友，突然就变成了斗争敌人，夹在中间的鲍罗廷很是内伤。
自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作风就越来越专横，即使是关系良好的鲍罗廷也经常顶撞；现在蒋司令大权在握，手下的第一军又是功劳连连，已经成了尾大不掉的趋势。经过仔细研究，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直接推翻蒋介石并不现实，因为北伐前线还在打仗，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再扶一个左派对他进行牵制，相关人选倒是很现成，那就是刚刚被赶走的汪精卫。
从称病下台的那一刻起，就不停有人要求彻查中山舰事件，请汪总裁王者归来，重新主持大局。对这种非主旋律的杂音，蒋介石向来正眼都不看一下，但谁也没想到在八月二十一号，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竟然公开通过决议，希望汪精卫回来，而一直沉默的汪精卫也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回来“专营党务”，为国民革命发挥余热。
某些党员乱写呼吁信，甚至个别元老不识时务，蒋司令都不会在意，但黄埔军校学生集体决议，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从听到消息的第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有谱：这种事，肯定是共产党干的。
能在蒋司令起家的黄埔军校闹事，除了共产党之外，找不到第二个人。
蒋介石很想象从前一样潇洒地不屑一顾，但数数手头的筹码，他不能不慎重起来。北伐大军已经扩到八个军，其他七个军都跟他矛盾重重，平时并不一定指挥得动，全靠封官许愿拉关系维持；党务更是漏洞百出，由于蒋司令只有浙江老乡可信任，而浙江老乡的名额又有限，因此大部分位置还是从前那一套人马。这些人多半不愿看到蒋介石独大，万一汪精卫真的回来，搞不好自已又要变回非主流，那时再想咸鱼翻身就难了。
很快，陈独秀见到了蒋介石的秘使胡公冕，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也收到邀请，请他屈尊驾临蒋司令那里“指导党务政治”。两个人得到的消息都一样，蒋司令希望汪老板不要回来，先在国外休养一段时间。
敌人反对的，自然就该赞成，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立刻加深了共识：必须请汪精卫回国。
对汪精卫同志，陈独秀还是有一点好感的。但他万万想不到，不等汪前总裁重新上岗，鲍罗廷已经急不可待地先动了手，顿时把局面搅成了一锅粥。
事情的原委其实并不复杂。革命军仗越打越顺，地盘越扩越大，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始觉得不方便了，那时通讯也不发达，没有传真或互联网，一份报告要送到异地领导的案头，有时能折腾好多天，显然不能满足办公要求。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换个地方。
早在九月份革命军占领湖北的时候，蒋介石就高瞻远瞩地认为，武汉地理十分重要，适合作为临时都城，由于武汉是湘军唐生智（此时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地盘，最好是把中央委员先迁一部分去办公，以免一切权力都落到地方势力手里。
蒋司令的意见递上去，然后开大会时被打了回来，中央委员和省区代表们都不愿挪窝，大家只管呆在广州喝早茶。蒋介石倒也不生气，毕竟和手上堆积如山的公务相比，这种小事充其量也就是作风懒散，算不上什么原则性问题，他只管忙自已的北伐前线。
很快两个月过去了，广州办公越来越不方便，鲍罗廷于是改了主意，决定迁都。随着他带着部分人马来到武昌，广州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停止办公，纷纷北上。
根据国民党的规章制度，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党内最高机构，这个会议群走到哪里，党政府就算迁到哪里。由于群里的人比较多，走的路线又不一样，一时凑不齐人数，鲍罗廷就建议，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很快获得通过。
这个建议看上去很一般，实际上很不一般，因为大家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并没问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也没跟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打个招呼，直接选举了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主席，执行所谓“最高职权”。
不费一枪一弹，也没有唇枪舌剑，简简单单在迁都时搞个民主选举，蒋介石就被踢到了一边，不能不说鲍罗廷是玩政治的天才。
武汉通过决议的时间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号，可以说蒋介石是气到了极点，连新年都没过好。二七年一月三号，他抓住张静江等中央委员路过南昌去武汉的机会，召开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劝大家先不要去武汉，呆在南昌等以后再说。
几个中央委员暂时呆下来了，可是事情并没完。鲍罗廷一听到情况，立刻反应过来，有去年的中山舰事件为鉴，如果中央机构落到蒋介石控制的地方，保不齐随时会出现兵变！
好不容易才设的圈套，竟然因为行程上的疏忽出了漏子，鲍罗廷很是恼火。向斯大林请示后，鲍罗廷决定亲赴南昌，冒着翻脸的代价要蒋介石迁都武汉。
在去南昌的路上，鲍罗廷的信心还是很足的。
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就在武汉，此时他妹妹宋美龄还没嫁给蒋介石，宋部长控制着蒋司令的经费，等于卡住了他的财源；在南昌的中央执行委员有不少也支持武汉中央；此外国民党内拥护汪精卫的声音越来越大，各地工农运动也发展得很“好”。因此鲍罗廷相信，他仍有足够的牵制力量，能够压迫蒋介石就范。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蒋司令热情接待了鲍顾问，两人回顾以往的美好历史，顺带珍惜了中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然后相互喝酒吃饭。蒋司令先请鲍罗廷吃大餐，鲍罗廷接着也回请一顿，邀上所有革命军代表、中央委员等几百人，搞了一个大型宴会，欢迎蒋介石等党国要员去武汉办公。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