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风雨交加地过去了。在这个风云际幻的年代里，蒋介石高高兴兴地拿着苏联军援扩编自已的兵马，毛泽东却郁闷地回到湖南老家，踩着泥巴一家家地串门，调查农民运动和农村基本情况；陈独秀还在上海当总书记，李大钊呆在北京宣传革命，谁也没有想到，革命领袖孙中山还没来得及抚平各派的关系，就突然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二五年的开局本来是不错的。北洋军阀直奉两派第二次爆发大战，直系的西北军冯玉祥收了奉系东北军的贿赂，突然在北京反水，直系领导吴佩孚顿时一败涂地，被赶到湖南去赵恒惕那里待岗。
虽然冯玉祥在历史上反水过多次，但总地来讲此时他属于亲苏派，革命色彩比较浓厚。冯督军在二四年十一月干过一件出格的事，他带兵把满清小朝廷赶了故宫，从此溥仪小皇上和遗老大臣再也不能赖在紫禁城了，全都跑回民间下岗待业。冯老大在北京城刚刚坐稳，就向南方的孙中山发出邀请，希望两边来个南北联合，共同实现革命大同。
一直研究如何北伐，突然间北方就成了革命根据地，面对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孙大元帅十分开心。虽然遍地仍是军阀，但如果能和冯玉祥组建南北联合政府，国民党的地盘和影响力将得到极大的扩张，加上苏联的支持，眼看就能统一全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三民主义。
兴致勃勃的孙中山来到了北京，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实现梦想了。多年的操劳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二五年的一月他突然病倒，送进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肝癌。
历经清廷的通缉、袁世凯的追杀、陈炯明的叛变、军阀的勾心斗角、列强的居心叵测，几十年枪林弹雨和人心险恶，五十九岁的孙中山终于灯枯油尽。他在病痛中强行支撑到三月十二号，于上午九点三十五分病逝，一代巨星就此陨落北京。
在后人眼里，孙中山的一辈子，那是相当难评价。
反清，反袁，反陈炯明，反军阀，反列强，孙中山哪一件都说不上成功。他的理想是民主，却逼着别人支持自已独裁；他反对军阀割据，却先后拉过桂军、海军、滇军、粤军，把广东搞得一塌糊涂；他宣布要武力统一中国，但所有的对手都有钱有枪有地盘，唯独他什么也没有；他想致力于国家建设，结果唯一有点效果的地方是广东，他却赶走了有功之臣陈炯明；所有人都知道国家主权不能随便出让，他偏偏引进外国势力一心打内战，而当他好容易弄来一点枪炮的时候，竟然倒在病魔手下，仿佛是一颗迟迟不现的慧星，所有人都等着看它光芒闪耀的那一刻，结果才在天际划出浅浅的痕迹便消逝在茫茫夜空。
孙中山走了。论私德，他不够光明磊落，一辈子娶过几个老婆，还喜欢吹牛，做事也经常不讲信义；论功绩，武昌起义不是他干的，辛亥革命不是他领导的，袁世凯不是他推翻的，北洋军阀也不是他摆平的，可以说从来没有成功过，不用拿放大镜去照，随便用手电晃一下，就能找到一堆缺点。
但孙中山仍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伟人。正如萨苏所言，历史书上的每个角色都是后人的垫脚石，孙中山虽然没有完成理想，但在反清、反袁、反军阀的立场上坚定不移，没有他的努力，这些事情绝不可能有那么快的进展，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成功，但对历史的贡献却是谁也不能磨灭的。
不管孙中山有多少抱负，到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他还是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了世界。对他的死，很多人麻木不屑，很多人惋惜痛心，也有很多人咬牙切齿，因为孙中山同理想中的政治家相差实在太远。章太炎就写过一副尖刻的挽联：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这副“挽”联的意思，只要有一点古文功底，大概都能明白的。
按说我们中国讲究死者为大，怎么也不带这么骂人的，但章太炎的挽联一出来，立刻赢来一片叫好声，纷纷说他写得解气、写得入木三分。一直到国民党全面执政之前，孙中山的评价都比较差劲，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自封的孙大总统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有种种缺点与非议的人，一个会说大话、会发脾气、会玩政治手段的人。
但我始终认为，孙中山仍然值得我们后人的最高敬重，因为他有崇高的理想和旺盛的斗志。他明明不擅长政治，明明看见前方黑暗重重，明明知道敌人无比强大，明明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却仍然咬牙挑起无力支撑的担子，为了心中的大同世界付出所有。很少有人想过，在孙中山充满失败的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有无数时机能捞一笔钱享福，能带着家人全身而退，能过上令人欣羡的富足生活，但他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所有的机会，始终在生死线上奔波、挣扎、努力、冒险，以薄弱的力量奋斗到底，抗争那些超出能力的困难，相信中国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孙中山逝世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远在惠州的陈炯明也得到了消息。听到曾经的老朋友、老上级的死讯，他十分感叹，提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的叹息没能持续多久。孙中山还躺在病房全力抢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带着新建的黄埔革命军对他猛烈开火。陈炯明做人虽然正派，却抵不过苏联军火的威力，士兵接二连三败逃回来，后面是黄埔学生军通红的眼睛，和蒋介石冷酷无情的督战队：
冲锋不力、违命后退者，杀无赦！
才打完商团，立刻又去打陈炯明，蒋介石看上去很不消停、很好战。当然蒋校长的理由是很充分的，陈炯明背叛革命、谋害领袖，孙大元帅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黄埔军是按孙中山的意思出兵，为革命除害、为领袖报仇。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的话没有错， 但我们也知道，历史是不能按黑和白来划分的。孙中山还躺在医院里，蒋介石就急得非要出兵，并且把粤军的老本全部押上去，绝非为孙中山冲喜，而是形势所迫，不管孙中山身体如何，他都不得不打这一仗。
虽然孙中山勾结（只有这个词比较恰当）滇军和桂军逼退了陈炯明，可滇军和桂军同陈炯明没有冤仇，更犯不上赔本拚命，所以陈炯明仍然占着一大片地盘，也就仍然占着一大片财税。当孙中山天天为发工资头痛的时候，几支军阀都吃得好、穿得好，躺在烟榻吸鸦片，偶尔敲诈商铺弄点零花，生活十分快乐，陈炯明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但也不差钱。
一边没钱，一边不差钱，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灭完商团又领到大批苏联枪炮，国民革命军实力大增，也就跟着要面对下一个问题：发工资。
工人领不到工资会罢工，军人领不到工资则会兵变，这是极其现实的事情，一天都拖不得。所以孙中山病情再怎样严重，蒋介石都抽不出时间去探病，只能抓紧时间抢一块地盘，好收税养活军队，滇军和桂军暂时不便下手，他的目标只剩下“反动军阀”陈炯明。
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革命和理想都要围着钱字打转，几千年历史，无非如此。
苏援军火和黄埔学生军果然不同凡响。蒋介石成功地从陈炯明手上抢来一大片地盘，耀武扬威地回师广州，很快手下就向他汇报了一个“好”消息：滇军和桂军造反了！
虽然做事乱七八糟，可滇军和桂军真心不是傻子，非常知道地盘的重要性，自然也也非常不愿意看到广州再出一支铁军。先前一直拖拖拉拉，不让孙中山办军校，这时看到对手实力壮大，他们立刻做出了自已的反应：拉拢云南的唐继尧封锁广州，不让蒋介石回来。
滇军和桂军的意思极其明确，一是怕蒋校长来个黑虎掏心，进广州城后突然黑吃黑；二是给对方一个明确的表态，请蒋司令今后到抢来的地盘讨生活，不要进广州城分地盘。
听到手下的消息，蒋介石和廖仲恺都是一片震惊。黄埔军和粤军都相当疲惫，对方又是有备而来，根据军事法则和敌我力量对比，硬拼几乎是没有胜算的，因此两个人只好垂头丧气地打算撤退。此时苏联军事代表、杰出军事家加伦元帅站了出来，告诉他们说：“广州革命基础深厚，这仗一定要打！”
作为苏联第一批五大元帅中的人物，加伦本身就是一个不朽的传奇。他经常在第一线亲临指挥，甚至亲自领队冲锋，打陈炯明时他就勇往直前，硬是用一个团冲垮了陈炯明的八个团。在加伦的坚持和亲自指挥下，蒋介石和廖仲恺都回过神来，立刻命令国民革命军全体突击广州，夺回革命根据地！
加伦不愧是优秀的领导。虽然这次没有亲自端刺刀，但他的悍勇仍然感染了每一个人，国民革命军在他的鼓舞下很快恢复了士气，对趁丧打劫的滇军和桂军大打出手，决心拿下整个广州城，把排挤他们的军阀赶到天涯海角。
事实证明，长期吸鸦片、泡赌馆的部队欺负小商小贩还可以，面对要拚命的正规军是不行的。滇军和桂军很快先后被击溃，灰头土脸地逃出战场，蒋介石意气风发地占领广州城，然后面对北方，深情地大声呼唤：
我们打赢了！
可惜孙中山已经听不到前线的捷报了。无论战争是胜是败，对他都已经不再重要，此时他静静地躺在棺椁里，只留下一笔政治遗产给后人瓜分。
对孙中山的死，蒋介石真心感到十分悲痛。这个人是他的好领导、好上级、好靠山，什么事情都能顺着他，怎样发脾气都能理解他，完事后还会在外人面前夸他的好。所以虽然孙大炮有种种缺点，虽然给他的赏识很有限，蒋介石还是无怨无悔地追随他，为他在军舰上顶炮弹，在军校里喂蚊子，在前线给他卖命。
据蒋介石后来的说法，孙中山临终前一直在喊“介石”，情深意切，痛于言表；但根据孙中山侍卫的说法，孙中山那时先喊的宋庆龄，后喊汪精卫，根本没蒋介石什么事。如今老领导走了，蒋介石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已，或者说靠新任领导兼接班人汪精卫的提拨。
从此时起，他再也不能随便发牢骚，再也不能动不动回家度假，再也不能使性子闹别扭，汪总裁虽然待人接物更加和蔼，却没有那种患难与共的交情；何况蒋校长在党内地位并不高，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没捞上，只能算配角中的配角。
领导不靠谱，同事不靠谱，手下又没多少，蒋介石面对开始变化的局面，决心不等不靠，发扬主观能动性主动出击，用实力巩固自已，具体来说，是再打一次陈炯明。
虽然刚刚打过一回陈炯明，但因为力量不够强，打完几个胜仗后不得不见好就收，还差点被人端了老窝。在除掉滇军和桂军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学生军的战斗力，正好占领广州城又有大把钱用，如果不抓紧机会用军功提升一下地位，那是非常可惜的。
于是在解决一些手头上的事务之后，一九二五年的十月，蒋介石带着国民革命军又出发了，第二次东征陈炯明。这次大军没有后顾之忧，很快包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开始强攻。倒霉的陈炯明坚持了三天，然后城池陷落，他只能同手下狼狈地逃出去。
曾经风云一时的陈炯明从此告别政治舞台，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失掉了兵马，失掉了地盘，也失掉了复盘的资本，沦为一个没落的流亡军阀，在蒋司令的心里，这个人已经是废品，死活都没有关系，再也没有考虑的价值了。
从功利的角度上讲，蒋介石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事实上，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在万里之外，有一群似乎不相干的人，做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
就在蒋介石猛力轰击惠州城的时候，美国旧金山的一群华人也在开会。
都说中国人不容易团结，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擅于搞团结，而且从古时起，民间就发明了各种团结的方法，例如开香堂、拜教主等，统称叫黑社会，例如丐帮、漕帮都是杰出代表。旧金山开会的华人也不例外，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的老牌黑帮团队，叫做洪门。
作为清朝初年就成立的黑帮组织，洪门有着比共产党和国民党悠久得多的革命历史，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革命事迹，具体说来就是反清复明，其创办人据说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手下杰出弟子包括韦小宝等著名传说人物。该黑帮从明末清初一直坚持到现今，先后发展出哥老会、三合会、洪顺堂等驰名品牌，同盟会重要会员象陶成章、秋瑾等革命元老都是洪门的优秀弟子，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前也当过他们的法律顾问。值得称道的是洪门不仅坚持反清运动，而且还与时俱进，注意同革命保持一致步调，甚至跟共产国际都建立过友好联系，但洪门最为骄傲的，还是它在檀香山招收的大陆山山主，孙中山。
为了反清革命，孙中山在北美主要依靠洪门筹钱办革命，洪门大佬们也不含糊，积极为推翻清廷辛劳奔波，保证孙大炮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仍然有地方吃饭睡觉打豆豆，过几个月又是一条好汉。
几百年革命历史、几十万革命弟子，加上大批革命元老，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洪门都是黑社会里的成功典型。然而就是这样的成功典型，却在民国混得非常之惨，袁世凯的时候要剿他们，孙中山的时代还是要剿他们，最可恨的是孙中山在台上的时候把他们打得灰头土脸，下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厚着脸皮找组织要钱，请洪门继续支持革命，弄得老大们也十分郁闷：哥虽然是黑社会，那也是讲节操的，孙山主不能老糊弄我们啊！
其实事情很简单。不是孙中山不讲义气，也不是袁世凯排挤革命组织，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洪门是黑社会。
不管洪门大佬们有多少功勋和交情，黑社会就是黑社会，靠收保护费、绑票、打闷棍、结香堂过日子，虽然偶尔也能同政府攀上点交情，但总体来说两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政客做事情首先看的是有没有好处，剿灭黑社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为有追求的黑社会组织，致公堂曾经迷茫过好长一段时间。几百年来，大家的团结口号都是反清复明，忽然一夜春风来，清也不用反了，明也复不成了，大家却都精力旺盛，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实在弄不明白。经过反复碰钉子，高层的老大们终于醒悟过来，二十世纪是与时俱进的年代，靠开香堂招兵买马已经不流行了，如果想混得象个人样，就要组建政党，从无照流氓进化为认证流氓。
于是北美的致公堂决定引入现代管理机制，把手上的产业全部变成党产，香堂改成党支部，全体弃黑从白，由致公堂变成致公党。为了确保政治正确、不被孙大炮一类人再次忽悠，致公堂精选了两位政治名流来领导黑帮小弟们弃暗投明：党总理（不是国家总理）陈炯明，副总理唐继尧。
作为革命前辈，致公党的开场领导人着实来头不小，陈炯明是前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算是位国家领导，唐继尧则是云南督军。虽然唐督军在中国知名度不高，但却是同盟会三十七位老会员之一、滇军创始人，并且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因为他的云南讲武堂培养过大批朝鲜流亡人士，后来成为大韩民国的开国重臣，最典型的是韩国建国时的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shì），唐督军也由此成为大韩民国八十八块建国勋章的领取人之一。
蒋介石当然不会在意陈炯明和唐继尧之类过气军阀的小动作。不管是黑社会还是白政党，都比不过他的枪杆子，一九二五年的蒋介石忙着打理军队，致公堂忙着学习党务，一切仿佛都没有交叉。
一九四九年，九月。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进驻北京、攻克南京，此刻正在喜气洋洋地开政协筹备会，讨论国号问题。
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建的，国民党被打败了，国号自然也要改一改，但不少人对旧国号还有感情，于是提出新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此时一个老人站出来，面对各界名流激动地说：“中华民国成立几十年来天怒人怨，没有什么地方对得住老百姓，让所有人都痛心疾首，新的国家再顶着这个字号，名不正言不顺，拿什么去面对天下？！”
开会的人本来还想说几句，看到发言的人后，顿时停了下来，全体鼓掌通过。因为这位发言人的资格实在太老，他叫司徒美堂，是同盟会的功勋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功臣，资历直追孙中山，此外还有另一层身份，中国致公党主席。
创业董事都要求换营业执照了，围观群众自然没啥好说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此被扫进垃圾堆，成了除中国台湾以外的历史回忆，只是陈炯明看不到这一幕了，此时踞第一任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的逝世，已经过了十六年。
曾经身居高位，曾经手握权柄，曾经领导全党，曾经过手经费成千上万，陈炯明始终保留了自已的本色，没有留一点私财，终于在一九三三年贫病交加，死于香港。最为凄惨的是，堂堂地方大员竟然清廉到买棺材的钱也没有，只能借用他母亲的棺木。
虽然后人给他泼过无数污水，虽然国共都给他强加各种恶名，我始终相信，拥有崇高理想的陈炯明，是一个高尚的军阀，一个纯粹的军阀，一个有道德的军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军阀，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军阀，一个比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节操的军阀。
顺便说一句，致公党至今仍是中国大陆的合法政党。
带着“东征讨逆”的光环和为先总统报仇的荣耀，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回了广州。国民党控制了南方很大一部分地盘，也就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财税收入，黄埔军校以几个月招一批人的速度扩张，他的学生军已经达到几千人规模，再也不用为伙食费发愁了。在残酷的战争里不少年轻学生血洒疆场，也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军官，例如陈庚、叶挺都是杰出代表，有个叫黄维的虽然书生气重了点，但理论水平着实让人不敢小看，最有趣的是蒋鼎文，这位小兄弟很受蒋校长宠爱，别人都对蒋校长敬畏有加的时候，他却能随意进出校长办公室，拉开抽屉翻饼干。
正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埔军越打越出色，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排名也就越来越往前，黄埔学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底，再也不用为中央委员名额问题闹意见了。但是人在江湖漂总要挨几刀，蒋介石这一年的生活绝对说不上一路顺风，相反他却陷在重重矛盾和人事纷争里面，弄得焦头烂额，几乎找不出解决的方法。
从当校长的那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很清楚，国民党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国际。
对比十二年来的一盘散沙，他在短短一年内打掉了陈炯明和滇军、桂军，黄埔学生军已经扩为国民革命第一军，成为战斗力相当可观的党属武装，国共两党官兵奋勇作战，以寡敌众、不畏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胜利，也使他的声名如日中天。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有共产国际送来钱枪作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共产国际的新方案，把国民党真正改造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的新型政党。
所以在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对共产国际都是心悦诚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三民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是打倒剥削阶级，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甚至说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二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名称上存在区别而已。
蒋介石觉悟如此崇高，鲍罗廷当然也不含糊，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蒋介石，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关系也是一片良好。谁也想不到的是，短短两年时间后，两家竟然迅速分道扬镳，甚至到后来咬牙切齿，死不承认当初的那份情谊，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很明显，蒋介石并不是疯子。他跟苏俄闹翻，是因为苏俄代表并不只有一个鲍罗廷，而国民党无限责任集团的首席投资商共产国际，节操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所谓共产国际，是指按马老爷子（马克思）理论成立的共产主义总部，用于统一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必须承认它是自已的总舵，并毫不犹豫地执行它的决议，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它当成自已的指路明灯。
从初衷上讲，共产国际应该是相当给力的机构，它不仅扶植各国的共产党扩充实力，还能协调全球无产阶级步调一致，防止革命过程中出现内耗或叛徒。可是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每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马老爷子又死得早，没有办法现场指导办公，共产国际的办事员们水平有限，只好拿着几本大部头生搬硬套，希望能套个世界大同出来。
一群马列二百五，拿着号称宇宙真理却从来没成功过的理论，在全世界指导最危险、最敏感的造反工作，还要求各地共产党必须严格按指令办事，想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
从劝说国共合并的时刻起，鲍罗廷就苦劝共产党埋头办事，不要介入国民党内部纷争里面，对各种质疑和指责更不要还口，只管用工作业绩证明自己就可以了。这种态度获得了孙中山等人的一致称赞，也让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里都能避开冲突，实在是一种聪明的手段；但是共产国际却认为，鲍罗廷的做法过于消极，限制了共产党的飞速发展，既然革命最终是要消灭资产阶级，那就应该从娃娃抓起，尽早联合左派形成强大的力量，随时把资产阶级右派打得落花流水。
共产国际如此神经质，是因为他们在土耳其有过惨痛教训。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成功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共产党人连抓带杀送到监狱里去，苏联援助的几万条步枪、上千万卢布都打了水漂，弄得革命领袖十分尴尬。因此面对同样投资巨大的中国，办事员们不得不留个心眼，从一开始就做好预防措施。
一九二四年五月，国民党一大刚开完没几个月，曾经参加组建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对陈独秀进行一对一的工作辅导。维二杆子认为，国民党的本质就是反动阶级，必须努力展开各种针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使它向左发展；并且要成立共产党自已的工会，不要再帮国民党建立工会，还要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里，防止出现阶级调和，减少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指示很快得到陈独秀等人的一致赞同，这倒也不难理解，毕竟象陈独秀这样的愤青都喜欢喊打喊杀，想要他们挨骂而不还口，那是相当艰难。所以广州的鲍罗廷拚命抹稀泥搞调和，上海的维经斯基却主动捅开了大口子，让共产党向国民党右派猛烈开火，以为这样就可以占领所谓舆论阵地。
从本质上讲，孙中山对革命的理想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共产党主张立刻夺取所有地主、资本家财产收归国有，两边的觉悟有相当差距；只是共产党才四百来党员，国民党也不过控制一两个省，现在就为革命成功后如何分帐吵架，实在有点神经过敏。但共产党人是不怕麻烦的，他们很快就决定在国民党内展开派别斗争，同时注意工作中的技巧，凡是左倾分子尽量避免介绍加入国民党，而且要努力争取工农团体的指挥权，随时准备取代国民党，成为新一代当家人。
很快两个实力还不怎么强大的党就陷进了内讧里。上海的党员们固然不停地倾轧，连广东省的工会也分成了两派，每天都打机会打群架，生怕错过了革命的快车，农民运动也开始越搞越离谱，逐渐影响到广东的社会安定。孙中山自然相当不高兴，鲍罗廷在广州也是尴尬万分，因为上海中央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经开始把他和孙中山都划到右派阵营里，准备自行团结所谓左派完成革命任务了。
眼看两边矛盾越来越大，正好此时发生商团暴动，孙中山靠苏援军火打了一个大胜仗，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也在里面起到很大作用，于是两家认识到团结的好处，难得地有了一个弥合的机会。但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革命成功的标志只能是全面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孙中山却打算跟冯玉祥联手搞南北合作，国共两党仍然是鸡同鸭讲，走不到一起去。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北京的时候，陈独秀统计了一下自已的实力。由于长期为国民党发展党员，自家的生意都没有工夫打点，此时的共产党总计只有四百个党员，全加起来不够一个营。如此惨淡的家底自然是没有机会同国民党竞争的，于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大扩充力度，同国民党左派一道搞阶级斗争，坚决顶制右派的进攻。
陈独秀的雄图壮志刚刚订出来，孙中山就逝世了，国民党内部也随之出现了新一轮的变化。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底下人再怎样闹，孙大炮都能压住反对意见，甚至恨铁不成钢地痛骂他们说“要是你们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之类气话，堵得手下哑口无言；现在董事长撒手归西，没有第二个人的资历威望够镇压局面，外来户共产党又越来越高调，再不来一场内讧，那真是没天理了。
国民党的新一轮内讧，起源于接班人问题。
应该说孙老大还是很有水平的，手下两员大将汪精卫、胡汉民都算得上是当时的人杰，尤其是胡汉民资格老、能力强，一贯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加铁杆亲信。孙中山在广州的时候，他是广东政府二把手，孙中山去北京，他是代理大元帅，甚至胡汉民经常说自已是宰相，孙中山也是笑笑承认，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孙老大活着的时候，胡汉民是老二，现在孙中山死了，胡汉民自然也想求个进步，坐到孙总统的位置上去。可是一来二去，老大的位置最后却落到了孙中山秘书汪精卫的头上，他只能从孙老大的副手变成汪老大的副手，继续他的老二生涯。
对这个人事变动，胡汉民是很有点意见的。在他看来，无论查资历还是算能力，他都不比汪精卫差，关键时刻挑大梁的光荣事迹也没少干，可偏偏孙中山死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汪秘书趁机拿着一份“总理遗嘱”以总理信徒身份自居，硬是控制了中央主席团的那一帮人，当上了自已的领导，实在是咽不下这口鸟气！
身为老大亲信，却要给手下做小弟，胡汉民的气恼情有可原。不过他也实在怪不得别人，因为除了汪精卫资历深厚之外，胡汉民之所以在竞争中落败，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那张倒霉的嘴。
打自参加革命以来，胡汉民一直是老子天下最有理，经常连孙中山也不放在眼里，其他人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孙中山大人大量，碰到手下闹脾气都能一笑了之，吵几句嘴也不会往心里去，有时还会请胡丞相吃饭联络感情。可是别人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老资格，也都比常人有脾气，凭什么让一个书呆子呼来喝去，因此在提到胡汉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齐摇头，认为这个人气量太窄，过于骄横。
千大万大，人事最大，胡汉民在人事问题上得罪广泛，进步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加上汪精卫的革命色彩浓厚，同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著名左派，跟鲍罗廷等人交情十分深厚，这种情况下更加没有他的机会。二五年六月，汪精卫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只留给孙中山（不是国家总理），此后全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度，并成立所谓国民政府取代大元帅府，汪精卫任政府常委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务，继承孙中山遗志，北伐统一中国。
对于新的人事变动，鲍罗廷很满意，他相信这是左派战胜右派的结果，也是保证国民党革命局面能稳定维持的最佳选择。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稳定的革命局面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具体来讲，是区区五十六天。
如果数数广州小政府此时的排名，大致是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五个人。其中许崇智是广东本土系的粤军领导，廖仲恺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蒋介石只算陪衬的小字辈，能挂在名单上，全靠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和新立的那点军功。
廖仲恺在国民政府里的工作主要是财务。滇军和桂军盘踞的时候，他四处张罗黄埔军校，从军阀那里弄学生的伙食费；军阀走后他主管广东的财政大权，继续张罗钱粮，准备东征和北伐。
应该说廖部长的财务工作很出色，但他不光擅长搞财务，还喜欢搞政治，经常跟汪精卫、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开party，又去工会演讲，形象十分拉风。在左右矛盾已经激化的时候，廖部长手握实权又冲锋在前，当然招来一大批右翼忌恨，事实上有不少国民党元老聚在一起天天痛骂，想把他除之而后快。
虽然在某些官版历史书上，右派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人，整天日子过得舒舒服服，一心拖革命的后腿；但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国民党的右派，其实是相当凄惨的事情。钱和枪都要靠苏联支援，分给谁都由汪精卫等左派说了算，右派们没有钱、没有兵，只能领一份死工资叽叽喳喳发牢骚，在处处革命的广州基本上属于非主流。
革了几十年的命，革得胡子一大把，最后连个主流也混不上，元老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经过详细分析，他们认为局面并不困难，虽然没有钱，雇两个杀手还是出得起的；虽然没有兵，弄几支手枪还是办得到的；虽然当不上主流，把主流的人干掉还是可以的。汪精卫目标太大，蒋介石排不上号，胡汉民和许崇智都不亲苏，被革命的指标就落到了廖仲恺身上。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号，黄埔军校党代表、著名左派元老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遇刺身亡，年仅四十八岁。
廖仲恺被暗杀！消息顿时震惊了全广州。汪精卫义愤填膺地下令抓出凶手，黄埔学生们不分国共都激动得几乎发狂，蒋介石更是无比震怒，要求严厉追查，汪精卫立刻成立了他和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血案的真相。
从表面上看，汪精卫的举动无非是帮廖仲恺报仇，但只要仔细琢磨就能发现，汪主席的动作其实大有玄机。国民政府排名是汪、胡、许、廖，蒋介石此时不过是许崇智手下的军官，连核心圈的边缘都靠不上，但廖仲恺一死，汪精卫立刻把蒋介石拉进圈里，却没有理会排名更前的胡汉民，用心如何实在是路人皆知。
对汪精卫的做法，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但奇怪的是，大家不仅不说汪精卫排挤胡汉民，反而认为他的做法没什么不对，原因很简单：胡汉民很可能真的是凶手。
右派遗老们早就嚷着要杀廖仲恺解气，这帮人又不是专业杀手，保密工作极为差劲，汪精卫很快就查到一条线索，胡汉民的族弟胡毅生有重大谋杀嫌疑。
胡汉民的族弟不是胡汉民，但也差不多，如果放到现在，律师肯定会提出异议，认为胡汉民的弟弟不能代表他本人，或者要检控方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革命年代显然不用那么费事，汪精卫直接找到蒋介石，命令他派人捕杀（注意不是审讯）胡汉民。
好歹也是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突然之间派兵捕杀，汪精卫不寻常的举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套用当年明月语）：如果人是胡汉民杀的，汪主席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人不是胡汉民杀的，那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为了报复和栽赃，四十二岁的汪精卫同三十八岁的蒋介石开始了第一次亲密合作，在后面的十九年里，汪主席和蒋校长还会有很多次交道可打。
八月二十五号夜，五十多个黄埔学生兵直扑胡汉民家，上级专门指示，如果胡汉民“逃捕”，可以就地处决。
胡汉民倒是毫无防备（从这一点看，他还真不象是凶手），刚刚脱了衣服准备睡觉，就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作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老手，他立刻感到大事不妙，迅速下床、穿衣，从后门飞奔出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职业革命家优良的反应速度和身体素质。
虽然逃出家门，却没有脱离危险，黄埔兵们还在拿着枪四处搜查。可怜的胡汉民跑到街上不知所措，静下心来想了想，感觉很有可能是汪精卫这厮在使坏，于是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他跑去了西华二巷。
西华二巷，是汪精卫的家。
汪主席年纪轻轻就参加反清革命，号称天不怕地不怕，但其实也有一怕，就是怕老婆；而胡汉民虽然跟汪精卫关系很不好，同他老婆陈璧君的关系却很好，好到碰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找的人就是陈璧君。
汪主席在办公室里加班抓人，陈璧君自然是在屋里等他回家，看到上气不接下气的胡汉民，陈璧君非常诧异：老胡，出什么事情啦？
汪精卫还在办公室里等消息，电话突然响了。
这么晚还有电话，肯定是派去的人有消息，不是抓到胡汉民，就是打死胡汉民。汪精卫兴奋地抓起话筒，那头却响起老婆大人义正辞严的质问：“胡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前去缉捕？”
汪精卫没想到事情有变化，他理直气壮地对老婆说：“反动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
听完汪主席的革命宣言，陈璧君哭笑不得，于是放低声音告诉老公：“他现在我们家呢。”
汪精卫顿时没了脾气，因为他谁的面子都可以不给，老婆的面子却必须是要给的。而且陈璧君做事很到位，为了防止汪主席或蒋校长追杀灭口，她硬是让胡汉民在家里住了下来，打算让汪精卫跟他来个面对面。
老婆如此袒护反革命，汪主席只好睡办公室，他自然是气恼交加：胡汉民住在那里，我还怎么回家？！
陈璧君当然也知道不是办法，于是在坚持几天后，她又施出另一个狠招：派人把胡汉民送到了黄埔军校。
烫手山芋突然掉到手上，蒋介石顿时头痛不已。上头没有给他杀人的书面指令，如果胡汉民在别的地方出事，他和汪精卫都可以推卸责任，可陈璧君偏偏把人送到黄埔军校来，只要胡汉民有三长两短，他蒋介石第一个脱不了干系。
汪精卫没有书面命令，蒋介石又背不起这么大的黑锅，胡汉民于是在军校里住了下来。当然，住得很不舒服。
军校的伙食显然不能说好，整天操练喊杀也不清静，更重要的是，他是谋杀廖仲恺的重大嫌疑人，不管他说什么，黄埔学生看他的脑门上都象贴着“凶手”的大标签。
蒋介石已经三十八岁，所以不会冲动，不会不考虑后果，不会冒冒失失地杀人，但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就很难说了。万一哪天大家哀悼廖代表悲从心起，突然闯进来把胡汉民一刀捅死也是情有可原，说不定还能坐实了他的凶手罪名。
事情闹到这一步，汪精卫天天回家睡大觉，陈璧君好吃好睡啥也不担心，黄埔的蒋介石却闹心到极点，胡汉民也担心到极点。一直憋到九月，蒋介石终于憋不下去了，直接了当地告诉胡汉民：党内有个留学苏联的名额，你别住军校了，去苏联读书吧！
胡汉民很识相，乖乖地去了苏联当留学生。
解决完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放到下一个目标身上：许崇智。
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兼上司、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粤军首领许崇智，是一个很憋屈的军阀。
他是同盟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追随过孙中山，顶撞过陈炯明。作为广东本土系元老，陈炯明在时抢走了所有的光芒，他只是陪衬；陈炯明同孙中山决裂，他被逼得缩到一边，没有办法跟陈炯明争斗；陈炯明被赶回老窝，他还是进不了广州城，只能在一旁努力观望。
纵观许司令的简历档案，最多的几个字就是“参加”或“追随”，意思是说，许元老的态度是端正的，立场是站稳的，领导是紧跟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说起来很可怜，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只是几百号人的学校，民团农会也强不到哪里去，打仗大部分还是靠许崇智的粤军出力，蒋介石只能挂一个参谋长的名义。但要命的是，以粤军为主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手上青春焕发，在许司令手上却是死水一潭，除了领饷，什么也不会干。
革命几十年，却革得无人知晓、革得默默无闻，绝非擅长守拙，绝非隐于黑暗。对这个问题，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都有非常清楚的共识：
资历无限的许崇智，是一个能力很有限的小军阀。
能力有限，有时也不是坏事，很多小军阀和许司令一样偏安一隅，过得有滋有味。可是许司令偏偏摊上广东的是非之地，往来的又都是陈炯明、蒋介石之类猛人，以许司令的水平，也只能重在掺和了。
多年以来，许司令一直是打点全副精神奋力掺和，如今终于到了掺和不下去的时候。
每次看到什么也不行的许司令，偏要在什么都行的位置，汪主席和蒋参谋长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很快找好了冷板凳，准备把许司令摁上去。
九月十九号晚上八点左右，几支荷枪实弹的部队突然开进广州，将粤军司令部、许崇智公馆等团团围住，然后有人给许崇智送来一封信，表示广东军队把持财政，情况非常严重，许司令又过于“忠厚”，处理不了这种事情，建议他去上海静养三个月，等问题解决了再回来。
许崇智吓了一跳，赶紧给汪精卫打电话汇报消息。在听筒的那一头，汪主席慢条斯理地告诉他，你还是去上海吧，这边的事不用操心。
许崇智这才明白，原来自已已经成了废品，而且他的手下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事先都被蒋介石收买好了。
许司令一贯软弱无能，几个师长旅长都想求个进步，改换门庭似乎也可以理解。第二天早上，许崇智又收到一封信，他的结拜小弟蒋中正派人押送他去上海，而且还很贴心地送上了船票，千言万语一句话：赶紧滚蛋，要么捅死你没商量！
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崇智也算是条好汉，所以很识相地没有吃眼前亏，乖乖地跑到上海做下岗军阀。
许崇智走了，蒋介石很高兴。
他当年同许崇智、张静江三个人八拜结交，曾经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此后境遇不佳，许大哥也一直对他关照有加，但仍然不妨碍大家开展黑吃黑，而且吃得理直气壮，吃得毫无歉疚。在并不漫长的革命岁月里，蒋司令还需要和更多的人结拜金兰，需要和他们恨不同年同月同日生，需要和他们结盟利用、勾心斗角然后反目成仇。所谓兄弟其实就是用来填坑的，别人是坑干爹，蒋介石是坑兄弟。
从各种记载来看，许崇智是走得比较狼狈的，蒋介石很快对他的亲信进行了大清洗，把重要岗位全部安插上自已的人。许大哥闷闷不乐地在上海租界住了两年，没有等到上岗的机会，两年后蒋介石看他实在不顺眼，又不好意思直接下手杀他，于是给了他一个选择：离开上海，去国外。
许崇智不想走，但此刻上海已经是对方的地盘，而且蒋司令还很体贴地开出了价码，二十万大洋。
要么发财旅游，要么横死街头，许司令这点觉悟还是有的。面对昔日小弟的大洋，他毅然做出了决定：拿钱，走人。
许崇智从此离开中国舞台，放弃了所有的政治努力，开始另一种游山玩水的生活。他先后去了美洲、欧洲，后来又回到上海、香港，过着十分富足的安逸生活。李大钊在刑场上死了，他活着；胡汉民在病床上死了，他活着；陈独秀贫病交加死了，他活着；汪精卫顶着汉奸骂名死了，他还活着；苏联代表鲍罗庭都死在劳改营里的时候，他仍然活得好好的。
纵使退出，虽然无名，却很幸福。
我一直认为，所谓成功或者失败，有时是不论输赢的。
顺便说一句，许崇智有个很出名的堂妹叫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后来还有一部电视剧《千秋家国梦》也跟他相关，演他的人是台湾演员赵文瑄。
汪精卫当然想不到许司令的幸福生活。许崇智一走，他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清洗，把不听话的人抓的抓、关的关，不少元老还收到一张下岗通知书，痛哭流涕地离开了广州。面对号称“广州政变”的利好消息，鲍罗廷激动得手舞足蹈，认为这是党内斗争的巨大胜利，有汪精卫、蒋介石这种坚定的左派掌握党政军大权，一定能保证莫斯科指导的革命事业稳步前进，迎来新一轮的革命高潮。
在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支持下，名不见经传的蒋介石由小小的校长突然变成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仿佛是突然升起的天王巨星。逼走许崇智后，蒋介石意气风发，立刻集中兵力攻打陈炯明的地盘，同时做了一件极富政治意义的事：他把年仅十五岁的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去读书。
对共产国际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值得赞赏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左翼革命家蒋介石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放心人物。从此蒋经国在莫斯科呆了下来，那时他有一个长得很矮的四川同学，叫邓小平。
从前蒋介石是校长，所以他只要处理一个学校的烦恼；现在蒋介石是黄埔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东征军总司令，他的烦恼当然也跟着涨了几个级别，从小小的黄埔校园扩大到整个广东，其中最要命的就是国共冲突。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国共两派学生已经闹得相当激烈，共产党员积极发展各种秘密党组织，国民党员则是反应强烈，认为共产党人不怀好意，事情闹到校长办公室，蒋介石就得赶紧操起铁锹狂挥一气，使出浑身解数抹稀泥。由于军校的枪炮弹药都是苏联支援的，拿着人家的东西，当然不好意思把事做得太绝；加上这两年打仗不断，今天还扒着课桌吵架，明天就要在战场上同生共死，不是你替我挡子弹，就是我背你下火线，因此学生们嘴上吵得很凶，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影响，大家相互指着骂完架，回头还要在一个锅里盛饭，该干啥干啥。
对比军校生的温文尔雅，国共两党的社会青年们就直接多了。两个党都有自已的社团工会，相互间也不讲什么道理主义，喜欢直接操家伙动手，平时组织斗殴活动已经是家常便饭，一碰上什么活动或纪念日，不用围观群众报警，蒋介石自然会提前安排人手警戒，把两帮气势汹汹的革命分子隔开，否则肯定打得血肉横飞，不分你死我活不算完。
工会本来是争权益的，可是在职业革命家手里却成了打群架的工具，汪精卫也是哭笑不得。劝架这种事又不讨好，共产党说他们偏心，国民党骂他们忘本，蒋介石的卫戍司令部天天收到一大堆告状纸，忙得四脚朝天，有苦难言。
正当蒋介石忙着抹稀泥的时候，毛泽东也来到了广州，打算重新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这一年年初，毛泽东从上海执行部灰头土脸地回到湖南老家，此时的他身心疲惫，一无所有。
几个弟妹都按他的意思搞革命工作去了，杨开慧也不在身边，除了几间老屋和别人的田地，周围什么也没有，毛泽东很孤独。
孤独的毛泽东于是开始了另一种孤独的生活。他挽起裤腿、穿上草鞋，一家家走在农村地头，手把手地教农民认字，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讲省城的新闻，讲革命的道理，雄厚有力地告诉农民说：其实每个人生来都该是公平的，劳作的人才配拥有田地，不劳作的人就不应当有钱用，只要所有人团结起来，就一定能过上公平而富裕的美好生活。
大米饭会有的，新衣裳会有的，田地更会有的，只要你们有我，就能拥有一切！
带着对幸福的向往，农民们围到了毛泽东身旁，开始组织农会。
毛泽东的工作很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建起好几个农会，还在韶山成立了党支部。当陈独秀呆在上海等工人阶级发展壮大时，他已经吸收了三十二个农民入党，成为农民运动的第一批党员（后来都没能活下来）。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毛泽东在湖南办农会、招党员是要办事的，农民们有了农会，马上聚集起来要求减地租，消息很快传到了湖南督军赵恒惕那里，于是毛泽东摊上大事了。
赵恒惕本来对毛泽东没有什么想法，这个人虽然通过章士钊拿过自已的钱，但那笔钱也可以算是谭延闿出的，所以毛泽东跑到广州去找谭老乡，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跑回湖南挑动农民抗租，那是直接在他地头上闹事，赵恒惕没有革命的觉悟，却有枪杆子的霸气，立刻下令把毛泽东抓起来。
毛泽东又一次面临巨大的危机。赵恒惕发的是密电，派的是带枪的大兵，而他却蒙在鼓里，天天跟一群农民在地头讲课。幸运的是，有个叫郭麓宾的小官跑去找赵恒惕办事，赵恒惕正好不在，电报正好放在办公桌上，又正好被郭麓宾看到了，而郭麓宾正好是毛泽东的朋友。
虽然郭小官不会投奔毛泽东搞革命，但关键时刻帮个忙还是可以的，他马上给毛泽东送信，让毛泽东快跑。
接到消息的毛泽东没有犹豫，立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韶山，接下来他碰到了和胡汉民同样的问题：去哪里？
本着党性高过一切的原则，毛泽东很有勇气地来到长沙（赵恒惕的老巢），找组织请示下一步工作，于是湖南区委告诉他：
湖南是呆不下去了，上海也不欢迎你，去广州找点事做吧。
一番折腾，毛泽东来到广州，找国民党报到。
一切都变了。
离开广州的时候，毛泽东是两个大党的核心分子，蒋介石只是浙江的一个啃老族。短短一年多工夫，那个大力提拨自已的孙大元帅已经作古，蒋介石手握军权，号令数万大军，成为汪精卫手下第二号人物，而毛泽东的业绩，是发展了三十二个字都认不全的农民党员。
物是人非，触景生情，毛泽东很感慨。他已经是三十二岁的男人了，拖家带口，没房没车，急需有自已的一份事业，可事业又在哪里呢？
感慨完人生，毛泽东领着老婆孩子放好行李，到国民党党部找差使。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毛泽东在上海被排挤，在湖南被抓捕，差点连命都丢掉，来广州后终于换了好运气。
失去廖仲恺、赶走胡汉民，汪精卫的党内地位大大提升，也就迫切需要往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已人。党内元老很多，能办事的却是少而又少，大多数都只会坐在桌旁喝茶吸烟侃大山，张口闭口自已跟孙大元帅如何如何的光荣事迹。对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爷们，汪精卫的认识是清楚的，措施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全部靠边站，免得坏事。
多发点工资没什么，但事情还是需要人做的，没有合适的手下，汪主席只能亲历亲为，把担子都挑起来。虽然大权在握的感觉很好，可汪精卫毕竟不是超人，面对成堆的公事，他也有累死不赔命的痛苦。就在急缺人手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中央党部，告诉他说，我想找工作。
汪精卫对毛泽东并不陌生。去年孙中山对这个小青年印象就不错，汪主席面试感觉也是非常良好，于是当场拍板，让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
不用送礼，不用拉关系，找领导谈几次话，就代理了党中央的宣传部长。毛泽东觉得有点象做梦，汪精卫则满脸鼓励地看着他：没错，就是你管宣传部！
汪主席如此大力抬举，再推辞显然不大合适，毛泽东高高兴兴地上了任。
从灯红酒绿的上海到泥水淋漓的农村，接着又到一片革命的广州，终于找到称手的工作，成为新的部级领导，毛泽东很高兴。
汪精卫也很高兴。通过提拨蒋介石，他的地位获得了大大巩固；而且他非常相信，自已把蒋介石扶持成党内二号人物，蒋小弟一定会感激涕零、对他忠心耿耿。有蒋介石这种亲信，就等于牢牢抓住了枪杆子，遗老遗少们不管怎样窝火，都不过是浮云，搅不起太大风波。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汪精卫不止一次回忆起让他自豪的这一幕。汪主席手握党政军大权，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替他管枪杆，一个给他抓笔杆，旁边有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大力支持，是全中国当仁不让的革命领袖。
凡事总不会一帆风顺的，很快国民党就出现了第一次严重分裂，分裂的地方在北京。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号，一批失势的元老们来到北京的西山，打算召集开会。
这些元老都是国共合作里赶不上趟的人。孙中山在的时候，他们党务搞得毫无起色，孙中山逝世了还是一无长进，整天只会空谈吹牛，自己办不了事，就冲着办事的人指手划脚（这种人现在好象也不少）。对这种工作不突出、业绩不突出，只有舌头特别突出的人，汪精卫自然没什么好脸色，统统让他们靠边站，没事少掺乎。
革命大半辈子，最后连主席台的边也没蹭上，元老们都是痛哭流涕，大骂汪精卫不是东西。孙中山的棺木停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他们就跑到西山去，说要给孙中山念念经，保证老领导在地下不寂寞。
对这帮人的动作，大家并没有留意，都以为他们只是搞点封建迷信活动。没想到他们在北京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聚在一块开了个会，宣布解散国共合作、开除执行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党籍，并且要共产国际的代表立马走人。
号称六根清静的元老们居然念出这种经来，顿时让人大吃一惊。元老们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顶着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一类头衔，还给会议起了个相当正式的名字，叫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非法的）。开完会，六根不净的佛徒们蹿到上海，宣布成立新的中央党部，同广州中央分庭抗礼。
对所谓政治影响严重的西山会议，汪精卫和蒋介石都表现得相当淡定。
虽然会议公布的所谓内容十分吓人，但大家很清楚那不过是个幌子，甚至连开会的人都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不少人是后来被写进会议名单里去的，听到消息时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左派同共产党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总地来说都能团结一致，而这帮元老们却是眼高手低，谁也不服谁。事实上开会之前，就有另一帮右翼元老找到他们，宣称自已才是正宗，两拨人为了所谓名份大打出手，斗得鼻青脸肿，在西山开会的时候，有人脸上还留着同伙抓出来的伤。
一边是几万兵强马壮的国民革命军，一边是几个只会喝茶骂架的老屌丝，汪精卫的天平该往哪边倾斜，实在是不需要多想的事情。他唯一担心的，是上海的陈独秀千万不要再闹乱子出来，影响已经脆弱的国共合作。
从表面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负责总管中国共产党。但按照规矩，全世界工人阶级是一家，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统一指挥，陈独秀地位再高也不过是传声筒而已。共产国际的工作重点既然是国民党，自然会给国民党发大笔的经费，共产党只分到很少一点，而且连这点钱也要通过国民党才能领到手，国民党不给，就没有饭吃。
没有钱已经很头痛，更头痛的是按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应该成立工会农会，搞罢工、分田一类革命活动才是本份，而国民党特别反感这些事情。根据规定，所有共产党都以国民党的名义办事，因此国民党可以轻易跟上级领导招呼一声，取消相关革命活动。共产党忙乎了半天，结果党部随便打个电话，大家就得走人，自然也是火冒三丈。
天天革命，天天吵架，不知开了多少协调会，啥也不能解决，要说这就是革命工作，打死斯大林陈独秀也不信。
于是陈独秀不干了，找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尽早给个说法，不然就会乱套。陈总书记的解决方案一是两个党分家单干，二是共产党早点建军，用枪杆子维权。
陈独秀把意见告诉苏联代表，然后被否定了，再讲，再否定。
虽然矛盾百出，虽然问题重重，必须坚持下去，这是共产国际的看法。所以陈独秀必须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坚持，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办法。
又要干革命，又不给政策，陈总书记很郁闷。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