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代理职务和同级代理职务，一般没有什么后遗症，但下级代理上级职务就容易出现麻烦。
下级代理上级职务的第一种情况是最后实任，比如，徐海东最后离开八路军进入新四军系统，杨得志就转正担任344旅旅长。
下级代理上级职务的另一种情况是始终没有实任，比如程世才代理参加学习的余天云的红30军军长，但余天云自杀后，程世才始终长期代理军长，一直到30军番号撤销。这个就说明在红军时期，程世才的军事指挥能力比红四方面军其他几个军长弱一大截。1955年评军衔，红四方面军时期的军长除了倪志亮外，基本都是上将，代理军长程世才仅仅中将，这个就说明差距。
陈光代理林彪这个115师的师长的结局也非常类似于程世才，最后没有实任，1943年3月12日，罗荣桓接替陈光代理115师师长。
从1938年林彪离开115师开始，陈光和罗荣桓先后代理师长长达七年，这个就说明：毛泽东心中的115师师长只能是林彪，任何人都不能取代。
但是，因为曾经长期代理林彪的职务，陈光已经有了和林彪等列的思想，他看不到林彪在领袖心中的位置。这是陈光和林彪乃至毛泽东搞僵关系的最重要的心理原因。
抗战胜利后，陈士榘参加一段时间的与国民党的谈判。全面内战爆发后，陈士榘（华东小陈）被分配到华东工作，协助陈毅（华东大陈）指挥山东部队作战，不久接替因建议强攻泗县而遇挫的宋时轮担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初期，是陈光、陈士榘的另一个重要关节点，陈士榘成为一个大战略区的军事助手，而东北的陈光，因为一大托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影响，地位已经快速下降。
陈士榘，虽然是华东的干部，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老红一军团干部，他曾经是林彪和陈光的部下。
陈士榘佩服林彪打仗本领和训练军队的能力。
林彪的军事指挥能力，得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高度评价。
说到林彪整陈光，陈士榘认为陈光这么高级别的干部倒台不是林彪一人所能决定的，要最高首长认可：“解放初陈光是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担任中南军区司令员的林彪是他的顶头上司，还要考虑到，林彪并非广东的地方势力，他与广东的瓜葛不深，只是毛泽东信任他让他镇守南大门，陈光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不睦也是他倒台的重要原因，甚至不亚于林彪的作用。由于广州情况特殊，离香港近，而陈光也认为同各界人士接触有利于统战，同时可以对尚未解放的海南岛高层人士策反。由于陈光接触的人难免历史背景复杂，所以被汇报上去也会有些麻烦。如果林彪和他关系很好，比如说这些事情是黄永胜做的，林彪可能会依然信任他，至少可以提醒他给他改正的机会，但是陈光就不同了。解放初期我和陈光通过电话，当时我在南京，我们这些从井冈山、长征一起走过来的战友听到对方的声音当然很高兴，想起那么艰苦的岁月都走过来了，而且为劳动人民打天下、坐天下是多么自豪的事情。可我发现陈光情绪不高，有些话想说又没有说出来。没多久听说陈光被软禁了，而且是被林彪的大红人李作鹏骗出去的。李作鹏当时是广州军区参谋长，是陈光的下级，他邀请陈光到荔枝湖划船游玩，结果陈光离开后住处被查抄，警卫员的枪被缴械，他回来后被软禁，不久被转移到武汉。这件事情就是林彪导演的，而且处分意见就有霸占电台、不按总部部署部队等罪名。很快陈光被开除党籍，不仅成了无官无职的百姓，更成了敌人。那时候刚刚解放一年多，出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些部队高级军官中振动还是不小，大家也告诫不要居功骄傲成为第二个陈光，同时也对军队的政治生活第一次感到紧张。”
作为老井冈山，陈士榘对于老领导陈光的悲剧是同情的，但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些话是不能明说的。
陈士榘不否认林彪在陈光悲剧中的巨大作用，但，他别有用意的点明了“林彪并非广东的地方势力，他与广东的瓜葛不深，只是毛泽东信任他让他镇守南大门，陈光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不睦也是他倒台的重要原因，甚至不亚于林彪的作用”。
陈士榘的意思是说：陈光悲剧的形成是因为与“广东地方势力”不睦而被抓住辫子弄塌了台。建国初期，“广东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华南分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
“陈光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不睦也是他倒台的重要原因，甚至不亚于林彪的作用”，就是不点名的说：叶剑英在陈光悲剧中的作用其实在林彪之上，最起码和林彪相当。
叶剑英为什么整倒陈光呢？难道是因为叶剑英没有容人之量？
叶剑英在结束文革、恢复社会秩序方面贡献极大，文革结束后，作为中共首席元老，叶剑英拥有极高的威望和权力，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甚至于更高。
但是，作为革命者，叶剑英激流荣退，交出一切权力，成为最早自觉退出政坛的中共核心领导人。
作为政坛不倒翁，叶剑英也曾经有过“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的悲苦经历，但整体看，他的人生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不能说叶剑英没有参与过党内斗争，叶剑英在批斗彭德怀和罗瑞卿的运动中，也表现的非常的积极。但从整体看，叶剑英为人是比较宽厚的。宽厚的叶剑英为什么斗塌了陈光呢？
这个不能仅仅从叶剑英和陈光的个人矛盾考虑问题。
陈光倒塌后不久，在中共中央中南局核心领导林彪、邓子恢的支持下，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以批判“土改右倾”为抓手，在广东制造了“广东地方主义”一案，横扫了叶剑英的“华南分局”，剥夺了叶剑英在地方的政治基础。
在这之前，老红一军团出身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在广东公安系统了弄了一个“二陈”冤案。
“二陈”是指广东干部陈泊和陈坤。
陈泊，原名卢茂焕, 1909年出生于广东海南岛（当时海南是广东一部分）一个渔民之家，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琼海工农红军，在攻打博鳌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被在印尼开中餐馆的三舅收留，就读于华侨中学。1930年，陈泊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这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
1936年，陈泊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陈泊随后被全国总工会调到了延安。1942年陈泊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总共有60多个潜伏特务落网，在边区引起轰动。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赞赏道：“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又说：“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
不久，陈泊就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陈泊的另一巨大贡献是识破假冒新四军旅长田守尧刺杀毛泽东案。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边区保卫部部长陈泊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
但是，陈泊是抗战期间从新加坡辗转广东、上海来到延安的。有些履历不太清楚，尤其手臂有明显伤痕而不能解释原因。
“阶级警惕性”一向很高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对此颇有疑虑，怀疑“王佐断臂”（ 王佐是《岳飞传》中混入金军的潜伏），并下令撤了陈泊的延安边区保卫处保卫部长一职。
建国初期，康生在山东挂职修养，1952年初才进京养病见到毛泽东，估计在二陈案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绝对不会起到积极作用。
从陈泊曾经在马来亚共产党任中央执行委员，可见早期的共产党人的民族、国家意识非常的淡薄，他们更加看重的是阶级利益。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他的这一工作特点为他带来极大的荣耀的同时，也为跌入深渊预备了条件。
1946年，陈泊担任东北松江省社会部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1947年，陈泊因为侦查方针等问题上与局长陈龙发生激烈争执。这种争执属于业务范围内的不同意见，应当允许民主讨论。但当时的干部多是行伍出身，炮筒子脾气，争论起来唇枪舌剑，脸红脖子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