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十分希望在治国成就上超过自已的老爹，具体来说就是杀更多的人、抢更多的地盘。他老爹抢了台湾、朝鲜，打赢了俄国，裕仁就想抢整个中国，打赢英国、美国、苏联及任何挡在路上的国家，最好是打遍世界无敌手、把膏药旗插遍全亚洲，才能显出自已的雄才伟略。
当然，在征服亚洲及世界的过程里，肯定会死很多人，会杀掉很多无辜，会给平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从他几个老师的品行及后来的表现来看，裕仁对搞阴谋、玩手段一类勾当，是有相当兴趣的；对和平、安居一类东西，则是相当没有兴趣的。
而要实现统治世界的梦想，他首先要对付的不是中国，也不是俄国，却是身边满脸恭顺的大臣。
经过二十几年不打大仗（不是不打仗）的生活，虽然军人地位很高，但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文官集团，军队同他们之间达成了权力平衡，共同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国家高层已经习惯了正常人的生活，按步就班也能爬到最顶峰，然后领一笔退休金回家，对打打杀杀的冒险兴趣不大。
国泰民安，臣民拥护，本来是件好事；但到了裕仁那里，却变成了麻烦。
三十岁的天皇从小就学打仗，长大了就在地图旁边想打仗。可是军部的老头子和内阁的文官们永远都在说，仗是不好打的，国家是折腾不起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干的，天皇陛下只用享福签字就可以了。
裕仁很生气，后果很不严重，因为这些不喜欢折腾的老头子并不是一小撮人，而是代表一个庞大的集团，辈辈相传、根深叶茂，一张嘴就是俺当年跟你爹如何如何。自已身为天皇，不能有失身份去吵架（也吵不赢），经常还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这帮老家伙都是多年熬出来的油渣，嗅觉比狗精，反应比兔子灵，急了眼比狼还狠，要是和他们直接翻脸，只怕明天就要被驾崩。
既要保持明君形象，又要不动声色地踢开文官集团和军部的老头子，实现自已大权独揽、称霸世界的梦想，裕仁只能扶持第三股势力：少壮派军人。
作为国家全力培养的高级人才，日本军人的精英生涯，其实是不太精英的。
住在军营里，成天被上司欺负，不爽的时候就欺负下属，吃的军粮永远单调无味，拿的薪水只能说强差人意，最重要的是，学了十几年打仗，满脑子都是跑别人家抢东西，最后参加工作才发现啥也用不上，只能呆在酒馆妓院里面吹牛混日子。在军校的时候，天天排成绩、论座次，毕业了就跟着师兄们一块熬资历，等着几十年后拿一份勉强体面的工资退休–这就是和平年代大部分日本军人的职业规划。
年少气盛的裕仁野心勃勃，渴望权力；年少气盛的日本军人也一样希望出人头地。无数次他们希望能打一场恶仗，带着大军攻城掠地，同士兵一齐肆无忌惮地强奸、抢劫，然后在无数观众欣羡的目光中接过勋章鲜花，向大家展示自已烧杀抢掠的成果：地图上这一块地方，是我抢来的！
每一次他们雄心勃勃地向上司建议打仗的时候，军部的老将军们总是不屑一顾：你们懂什么，一边呆着去！
于是每次年轻军人们都被轰出来。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国际关系有多复杂，不知道国家经济怎样运转，不知道正常人的生活有多美好，但他们知道一点，只要那帮老头子在位，自已就永远只能愤愤不平地缩在角落里喝劣质清酒，然后在酩酊大醉中好梦一日游，第二天醒来，屌丝依旧。
本来在学校的时候，帝国的少壮军人们心理就比较阴暗；毕业后长期关在军营里看一帮老头子的皱皮脸，成天梦想如何去其他国家抢劫强奸、杀人放火，日复一日地变态下来，终于蛋疼菊紧，憋成了内伤。
于是裕仁站了出来，告诉内伤的军人们说：你们心迹甚好，朕很是欣赏，跟我走，有出路！
几乎不需要多少动员或劝说，少壮派军人全都选择了裕仁，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一个叫石原莞尔的陆军大学毕业生。
石原莞尔，日本陆军杰出战略家。
作为日本帝国的精英，日本陆大毕业的学生在专业上还是突出的。例如后来登场的土肥原，当特务时能拉起一班人马，做师团长则能带着机械化师团横冲直撞，正所谓文可提笔坑天下，武能上马乱乾坤，总之只要是捣乱害人的事，样样都能精通。
但捣乱是一回事，把捣乱上升到战略高度的就不多了，而石原莞尔就是这“不多”的人渣之一。他的危险之处在于，此人工于心计，办事脚踏实地，订的战略非常实际，非常可行，极具破坏力。
虽然战局几年后没有象他想象的那样发展，但是必须说句公道话，并不是石原订得不够好，而是时局变得太快， 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缘故。
石原是个很聪明的人。聪明人难免比较傲骄，而石原的特点是不仅对同事傲骄，对上司也毫不留情，经常挖苦领导；加上他不讲仪容也不爱洗澡，经常臭哄哄地挤进人堆指手划脚，所以没几个领导喜欢他。在陆军大学的时候得罪老师，本来能拿第一名的成绩硬是降成第二；同样的道理，他参加工作后，想在陆军省出人头地也没有资格，东晃西晃，最后只能去关东军，当一名小小的参谋。
一九二九年的时候，石原已经四十岁，按资历熬到中佐。作为一名情商不太高（或者说极低）的帝国军人，他没有战功，没有自已的嫡系部队，孤零零地扔在异国他乡，除了天天跟一帮头脑发热的军人吹牛外，没有别的爱好。如果没有意外，石原中佐大概能在退休前混到一颗将星，然后拿着薪水回家喝茶，继续天天侃大山。
想闹事总能找到机会的，尤其象石原一类不甘寂寞的人。二九年七月，关东军搞了一个活动，在中国东北进行一趟参谋旅行，主持旅行的人，是石原的好朋友、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上校）。
板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战犯。
从某种意义上讲，板垣大佐从一个普通军人走向犯罪，直到最后恶贯满盈绞死在巢鸭监狱，都从这趟不起眼的旅行开始。
其实板垣的旅行本身并没什么。参谋们出差公干，无非是观察地形民风，看看开战时哪里可以屯兵供粮、哪个地方比较险要，个别办事认真的还会偷偷画个地图。全世界的参谋们都一个德性，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也说不上什么不应该。之所以这趟旅行比较要命，是因为旅行的时候，不甘寂寞的石原中佐向大家发了一份战略规划，作为他多年钻研的心得。
石原的这份战略规划，大概可以归纳成几句话。日本代表东方文明，同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将来肯定会有一场大决战，而日本的实力显然不够支撑这场大仗；可是大和民族骨骼精奇天降重任，形势十分迫不得已，本着你不下地狱难道要我下地狱的精神，必须尽快吞并中国的东北和蒙古（满蒙），作为战争的生命线；然后，日本要同苏联保持友好、让美国保持中立，先打败英国、抢到东南亚的殖民地后，再同美国翻脸，最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决战，彻底征服亚洲，走向世界。
纵观石原的通篇规划，准备详细、步骤明确，胆大无耻而又有张有驰。苏联的重点不在远东，只要不去主动招惹，就能空出力量来对付英美；美国对打仗兴趣不大，只要小心避开雷区，争取一点时间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而中国的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最远只在华北，因此吞并满蒙虽然会让中国人恼怒发狂，中国政府却没有干涉的能力，只能坐在南京生闷气。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事情大致是按石原的想法进行的。石原只估计错了一个细节，就是他手下那些想升职的二愣子军官，虽然和他一样做梦都想升官，却并不和他一样明白，什么才叫战略。
看过石原的报告，板垣等人都是热血澎湃：几十年不能犯罪真难受，终于有人给出指导思想，知道怎么害人了！
但是不管同苏联打还是同美国打，石原的计划都有一个困难，就是必须先吞并东北和蒙古。对这个问题，石原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以关东军的实力，足够吃掉张学良的东北军，没问题！
说这句话的时候，关东军只是一支驻在东北的铁路警备队，在编兵员一万多人，装备主要是几十年前设计的轻武器及少量火炮；而他们的对手，是二十多万东北军，装备精良，拥有坦克、重炮和现代化的兵工厂，还有几百架飞机。
然而石原不屑一顾地说，打败张学良、吞并东北，没有问题。
对石原的自信，不少人其实是有点想法的。因为傻子也看得出来，铁路警备队同精锐东北军之间，有着巨大的实力差距。
但是石原仿佛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尤其在二九年年底，他和板垣等人看过东北军同苏军打仗的表现之后，石原信心更是无比充足，当场表示，以关东军的能力，拿下沈阳连两天都不用。
张学良固然差劲，但沈阳是他长期盘踞的大本营，石原如此小看，未免轻敌了点。正当所有人都在心里不以为然的时候，石原又加了一句话：“对付张学良，我连家传的宝刀都不要，只要用竹刀就可以了！”
狂人，十足的狂人。
夸完海口，石原开始着手实施他的战略规划：在关东军及东京军部宣扬自已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寻找一同冒险的同道，这项工作主要由板垣完成。
板垣不愧是高级参谋，很快就找到了几个得力同盟：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参谋本部冈村宁次、东条英机。
以上几个人，都在后来的战争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研究石原的阴谋战略时，他们的军衔都还只是大佐。
所谓大佐，就是给老大做辅佐，说的话虽然不够份量，但弄点花样搞小动作，却也不难。
而军衔更低一级的石原，连承上启下的级别也不够。他告诉板垣，虽然东北军不堪一击，但具体行动还需要精密的策划，必须花时间认真准备，前后需要的时间，是两年。
于是板垣一趟又一趟地在东京和关东军里宣传石原战略、一个又一个地拉人；而石原则一趟又一趟地在东北旅游，地点是中国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个省，旅游目的也很简单，为将来的战役准备行动地图。总而言之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随着石原一步步搞战略推销，东北的中日冲突，开始变得激烈起来。
本来是中国的土地，一定要驻上日本的军队、商号，一定要往那里殖民，还要派间谍、绘地图，不起冲突才怪。但奇怪的是，张作霖在的时候，日本人不管怎样闹事，最后都无可奈何，而张学良时代，日本人每次都能把没理说成有理，然后气势汹汹地问罪。
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张学良的对策也十分简单，就是沿用他老子的办法，拖。
日本人不管怎样问罪，都是上面拖下面、东家拖西家。拖到最后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正关东军就一万来人，撑死也反不了天。
这个计策，从张作霖时代流传到张学良，一直是居家旅行、赖帐卖萌的不二法宝。只是张学良不明白，张作霖敢拖，是因为他不怕跟日本人翻脸，而张少帅虽然也拖，却前怕狼后怕虎，不敢同关东军真刀真枪地干仗。
说到张学良，左右幕僚都只能长叹一声，因为张少帅的作风，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作为全国著名富二代、民国四大帅哥之一，张学良一点也不象想象中那样古板。他做什么事都喜欢赶时髦，例如摩托车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喜欢开摩托，后来有飞机，他又去学开飞机，有事没事在天上转来转去。
喜欢新潮，喜欢漂亮女生，并不是什么大错。但张少帅除了这几样爱好，还沾上了一件不该沾的东西：毒品。
民国军阀大都会吸两口鸦片。要命的是张学良年纪轻轻，不光喜欢吸鸦片，还染上了吗啡毒瘾，整天昏昏沉沉，不来两针就没有精神，已经到了不能正常工作的地步。中原大战的勾心斗角，前线后方战情瞬息万变，无时无刻不在消耗他的宝贵精力，此时的张少帅骨瘦如柴，已经快要没有能力顾及内政外交了。
对张学良的表现，几乎所有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纨绔子弟。
在大家看来，张少帅如此自甘堕落，完全是忽略了思想工作的结果，说明一个人平时不注意加强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就很容易发生道德堕落，进而导致生活腐化、无法满足工作需要，最终对党国造成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以上评论，纯属胡扯。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一九三一年前的张学良都是成功人士典范。他控制着东北、占领了华北，是全国响当当的高富帅，实力已然超过国家元首蒋介石。之所以在上位后表现越来越差劲，主要还是因为压力太大。
以张作霖为代表的老一代东北军阀，几乎都是土匪起家，手下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指望他们真心去讲忠义道德，就象去妓院立贞节牌坊一样不靠谱。一九二八年张作霖在皇姑屯归天的时候，张学良差点被这帮老油渣弄下了岗，全靠奉系元老张作相大力支持，才当上了东北军的首领。
对张作相的做法，通常人们都会评论说，张元老真够意思，这个时候还不忘记自己的少主人。
这个评论，基本上是靠谱的，但也有一点例外，就是张作相去当东北军的头，恐怕局面马上就会一团糟。
张作相不敢当奉系老大，是因为东北军从来就不是一支完整的军队。
从一群土匪的杂合体开始，后来加入形形色色的各种成分，东北军内部派系林立，几个军头各有各的地盘。张作霖在世的时候，张大帅手腕最辣，谁敢不服上去就是一顿棒子；张大帅死了，这帮土匪头谁也不听谁，张作相虽然势力很强，却并不服众，他要是当老大，几个老兄弟是不会买帐的。
日本人敢炸张作霖，绝非单纯的解恨，而是算准了东北军那帮人群龙无首，不仅没有能力报仇，连团结都找不到基础，很容易被分化瓦解。所以形势逼人的时候，张作相看着中间那个座位热气蒸腾，就是不愿意坐上去烤屁股，反而抬出了年轻的张学良。
从某种程度上讲，张学良的地位，就类似于封建社会的弱势小皇帝，虽然人微言轻，但是几派大臣、外戚权力相互制约，反而可以达到一个奥妙的平衡，谁敢造反，其他人都能打着皇帝的旗号出兵摆平。这才是几派军头们看到张作相一心扶持“少主”时，全都点头同意的重要原因。
总地来讲，张学良就任新岗位后，工作还是很努力的。他深知自己不能拆几位元老的台，因此对他们的地盘都异常尊重，同时还不忘培养王以哲等少壮系军官，尽量发展自已的嫡系部队。而张少帅的工作难度也确实不是一般大，只要看第二年中东路之战时，他把援兵派去支援边防旅，结果援军竟然无法通过几个元老的防区，就能知道他在几个元老眼里的地位，那是真的没什么地位。
玩政治被大哥（蒋介石）坑，玩军事又被叔叔伯伯坑，少壮努力的张学良没有徒然伤悲，终于在一年后借着中原大战的东风，成功拿下华北大片地盘，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借着论功行赏的名义，他成功地扩充了自己的嫡系，也大大增加了自己在元老中的份量，成为位高权重的四公子之一、全国知名的高富帅。
但是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
二十七岁以前的张少帅虽然生活作风有点差（喜欢泡妹子），却也不算太荒唐。毕竟他十六岁就在老爹军队里当兵，出操站岗读军校都体验一遍，二十一岁就指挥旅级单位参加军阀大战，二十三岁当上军长，打的也是硬仗恶仗。普通人家的孩子这时工作还没几年，官二代张少帅却早已身经百战，小兵初上战场时的恐惧与困惑他经历过，大将决战关头的紧张与兴奋他也经历过，可以说是一步一堆血印走过来的。
工作如此危险、责任如此重大，平时搞点娱乐活动放松，实在不能算什么大事情；何况张司令并没有抢男霸女，甚至都不用光顾失足妇女，随便出去打个麻将，也有大把贵妇名媛排队找他放电。用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是玩女人，而是让女人们给玩了。
不管玩也好、被玩也罢，张学良的事业是成功的。他整合了东北军资源，又强吞下大半个华北，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正如俗话所说的，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压力，他同时也给自已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具体来说，是平衡东北军势力、消化吞并地盘。
东北军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不少人都是听调不听宣，他的少壮派嫡系在里面不占优势，只能起到平衡作用；张学良既要满足土匪元老的要求，又要想办法扩充自己的势力，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而在另一方面，如何治理东北老地盘、管理华北新地盘，张学良也是焦头烂额。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吞并一块地盘似乎很容易，只要派兵过去竖上自己的旗子、吓得别人不敢来摘果子，就算万事大吉，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扩出的地方不是原始森林，军阀们必须派人去收税、开矿，维持秩序并保证安全生产（至少不要让事故增加太多的成本），才能源源不断地从里面收钱，用现在的话来讲，这是社会管理的一个系统过程。众多军阀可以没有节操，却不能赔本，否则占来的地盘就成了包袱，背着不是，扔掉也不是。最典型的是江西军阀朱培德，守着江西的大好盘面却不会经营，搞得省政府亏损连连，几乎连工资都要发不出来，最后只能狼狈辞职，跑到南京去做参谋。
老谋深算的朱培德都搞不定的事，年轻的张学良自然也是异常吃力。他在东北的水准只能说是强差人意，不过也不能怪少帅没水平，因为那帮元老们本来也高明不到哪里去；而新占领的地方又很难消化，象山西的阎锡山虽然走了，东北军派去的人却始终玩不转，搞得一个富得流油的省份到处出问题，大家都是怨声载道。
内部不团结，地方不服从，经济很麻烦，大哥（蒋介石）又危险，加上外交的日本、苏联都是虎视耽耽，张学良整天被一帮人包围着，不是请示就是报告。有数不清的事需要他过目，无数念头需要在心里打转，开会时每句话都要想几遍再出口，随时可能出现新的危机或冲突，这就是东北、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中华民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张学良风光八面的生活下，真实的另一面。
即使是五十岁的老政客，也不敢说自己能在这种环境里游刃有余，何况三一年的张学良才三十岁。紧张而繁重的压力下，女人已经不够发泄内心的压力，于是他开始寻求各种刺激，甚至学会了当时的新潮运动–开摩托，经常一身戎装在公路上飙车。而在这些手段都不够给力的时候，他只好不停地尝试更加新潮的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讲，这应该叫心理解压步骤的逐次升级。
不幸的是，张少良没有去找心理医生，却找上了感觉很舒适、后果很严重的毒品。于是他变得越来越颓废，直到最终差点玩成残废。
在各种资料里面，我都能看到对张学良的嘲笑和斥责。从后人的角度看，张学良确实有斥责的理由，因为他在三一年九月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但是我同时也觉得，一个二十多岁就能指挥一个军、同敌人真枪真炮对杀的人，一个几十万东北军的首领，单纯地说他是胆小鬼或懦夫，恐怕有些过于简单或片面了；因为那一天晚上退缩的并不只是这个年轻人，还有几十万大军和无数身经百战的将领，想要明白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必须把各种情况都理一遍，看透背后的各种利益交织。
一九三一年，九月。
此时离石原莞尔说的动手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该准备的情报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关东军和军部也拉到不少同伙。在石原眼里，万事俱备，不管有没有东风，这把火都到了不能不放的时候。
石原的决定，是在南满铁路上放一小块炸药、炸掉一段铁路，然后关东军以防范东北军挑衅为名发起进攻，一举端掉张学良的军事基地北大营、占领全沈阳，接着迅速扩大战果，占领东北。
这是个神一般的计划，也是个漏洞百出的计划。先不说关东军打东北军有没有胜算，突袭最要紧的是出其不意，他把南满铁路炸开一段，所有人都听到动静了，还怎么趁人不备呢？而且要打就要早点下决心，事后补一个理由也完全来得及，完全不用临时找借口。
普通人能想到的地方，石原天才当然也能想得到。之所以计划订得漏洞百出，完全是迫不得已，石原也有一肚子苦水：兄弟我有难言之隐啊！
石原的难言之隐，是关东军并不归他指挥。
虽然日本军人傲骄之气十分严重，但作为国家武装力量，帝国陆军必须听军部的指挥，如果没有陆军大臣的命令，关东军司令是没有权力随便调动军队的，更不能擅自同中国开战。所谓军人的天职是服从，石原中佐或东条大佐可以喝完酒瞎嚷嚷，总司令却必须十分谨慎，绝不能自作主张，否则形同叛国，坐牢、枪毙都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石原只能先制造爆炸事件，然后派人冲击沈阳城，制造东北军向关东军挑起摩擦的假象，再逼司令部下决心开战，并把东北军赶出东北。考虑到手上兵力只有一万多人，想全歼二十万东北军不大可能，但要吓跑怯弱的张学良，却也不太难。
因为石原很肯定，张学良和他的下属们，并不知道进攻是他的命令，还是日本军部的命令；只要东北军不敢同整个日本开战，他的计划就赢了一大半！
石原的计划定好了。虽然漏洞百出，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是找到一批人，愿意跟他一块冒险。很明显，这些人也是军人，想升官的军人。
有人手，有计划，有准备，石原下定决心，准备一举拿下东北三省，动手时间订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没错，石原动手的时间，是九月二十八日，不是十八日。
本来一切都很正常，但到最后关头，还是出了一个差错：石原的计划被东京知道了。
说起来拿下满蒙、开辟中国殖民地，并不是什么新鲜想法，从关东军到东京，个个都能说上一套。但吹牛归吹牛，没有首相点头、没有陆军部批准，大家也就当个乐随便听听，并不认为那帮二百五军人有什么搞头。
但石原的动静实在闹得太大。日本沈阳领事馆不停地往国内发消息，报告关东军状态不对，一会弄大炮，一会突然演习，一会又集结军队、从仓库里分发武器弹药，动向十分可疑，终于把外交部长弄出了疑心。这时石原手下的一个参谋去东京出差，业余时间喝多了酒，对着几个妓女不能自已，把石原的“雄图伟略”吹了出来。
酒馆向来是传递八卦消息的最佳途径，何况还有各种围观群众，很快这一计划就在圈子里传了开来，并且迅速传到了外交部长耳朵里。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没事干的军人跟妓女吹牛，外交部长却不当它是吹牛，因为从关东军的动向报告来看，那帮疯子很可能不是随便说说，而是要动真格的。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