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历史书上留名的人，都是能力超出常人的人，即使是被大家嘲笑的向忠发，也是拿刀在码头上砍出来的大哥，并且还从斯大林那里忽悠到一个 头衔。这种人我们看不上他，他还看不上我们呢。
所谓政治，其实是利益和权力的分配过程。只是我朝一贯的宣传手法，总喜欢把权力跟道德联系在一起，好象获胜者是因为道德出众，而失败的一方肯定是品行不足。只是翻开我朝的历史，万人以上的冤案那是数不胜数，广大人民翻身做主的结果，是打破一尊塑像也会性命不保，大部分人更是饥寒交迫，穷得衣服也没几件。如果说这些都是因为，伟大领袖的个人品行不够，或者他老人家三观教育没有及时跟上，恐怕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就是在讲童话。
政治家的政绩跟个人品行没有必然联系。拿明朝历史来说，谁也不能否认徐阶、张居正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们的个人品行显然不如海瑞；当然现在也有人提出，海瑞身边也有侍妾，他的品行似乎也有问题。只是这些道德问题，并不影响他们间的权力斗争，同样也不代表政局的走势。明朝如此，现在恐怕仍然如此，是不以宣传为转移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红四军在古田召开党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明确规定红军是一支完成政治任务的武装团队，而不是单纯的军队，并推选毛泽东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在朱德和陈毅眼里，红四军的事情只是一个小插曲，过去就过去了。三巨头中的朱老大和陈老三同时接纳了毛老二，朱、毛、陈重新凝聚成牢固的铁三角，再度华丽变身为统一的整体，他们不知道的是，丢了面子的毛泽东深深记住了这个过节，一记就是几十年。
根据地越扩越大，生活也越过越苦。国民党虽然不搞进攻，却会搞封锁，而山区农村几乎什么都缺，不光是西药、军火一类东西运不进来，连盐都吃不上，经常有人在交通线上送盐被打死。。从前形容一个人过得苦，会说这个人经常啃咸菜，但要在根据地，谁家能天天吃咸菜，那绝对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因为盐已经成了难得的奢侈品。
一块干革命的人里，跟着蒋介石的都飞黄腾达，眼看着起洋楼、当司令，手上长枪短炮，身边马弁小蜜，顺利跨入高富帅行列；自已却蹲在山村同一帮农民扛红缨枪，连屌丝都嫌土。别人住高楼、坐汽车，电灯电话一应俱全，红军却是通讯靠吼，出门靠走，要说这也能代表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那真是有点难。
于是不少人开始对未来产生了怀疑。虽然不能说干革命不对，但至少是是革命的方法有问题，所以才会越过越穷。这种怀疑渐渐扩散，终于有一天，有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一块研究革命的方针问题。
这封信的内容很简单，是认为毛泽东建设农村根据地的想法行不通，农村实在太穷，养不活大批红军，应该采用流动战术，四处打游击，到处找饭吃。
每天都有人发牢骚，碰到普通的小意见，毛泽东是不必搭理的。但对这封送上门的信，毛泽东却不能不回，因为信的最后有署名：林彪。
在毛泽东最落魄的时候，林彪都能坚定地支持他，如今他却开始动摇，说明军心真的不稳了。如果不能及时消除大家的质疑，根据地将面临着瓦解的危险，革命也要迎来又一个低潮。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点起油灯、备足笔墨，静静地撰写给林彪的回信。在长长的文章里，毛泽东耐心而细致地告诉林彪：虽然现在的条件很艰苦、很困难，但绝不能放弃，因为全国就象大草原，红军则是革命的火种，不要看火种暂时很弱小，但发展基础非常雄厚，只要脚踏实地建设根据地，就能一步步站稳脚跟、占领全国。最后毛泽东充满信心地预言，成功就象远处已露桅杆尖头的航船、东方喷薄欲出的红日，只要坚持不动摇，就能迎来最终的胜利！
毛泽东写的是一封公开信，也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宣言。在那个寒冷的冬夜，他坐在破旧的阁楼里，就着油灯微弱的火光，放眼全国大势、粪土天下军阀，坚定不移地向每个人发出宣告：虽然我们只是小火种，但一定能把革命之火烧遍整个草原！
这封充满霸气与乐观主义的回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在后来的二十年里，毛泽东用无与伦比的军事谋略和政治头脑，一点点把火种播遍全国，终于把蒋介石的大草原烧得一干二净，迎来了最后的成功。
信写完了，天也亮了，红军的困难还在继续。
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十分有力，林彪等人的情绪暂时稳定了下来。但一觉醒来，涛声依旧，红军还是没有吃、没有穿，更要命的是，他们没有枪弹。
红军没有兵工厂，除了架个炉子打两把大刀外，搞不出什么能装备部队的兵器。建兵工厂需要原料、设备和技工，而这三样，毛泽东都没有。
根据地都是农村，钢材火药一类东西是不用想的，机床一类专用工具也搞不到，而且技术工人也找不到，不光是毛泽东，所有红军都缺枪少弹，也都束手无策。
然而这个困扰所有人的关键问题，在毛泽东写完给林彪的公开信之后，突然被解决了，解决问题的人，是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
袁王两个人一直很忙。
井冈山的防御工事重修，他们要管；赤卫队组织训练，他们要管；手下吃穿住用，他们要管；根据地保密防奸，他们还要管。先前只是管军事，到后来吃穿住用都要负责，连没有盐吃也归他们管，需要四处张罗。
虽然很忙，虽然干的工作很有成效，他们却活得很憋屈。毛泽东走后，特委的脑残们故意挑起土客籍矛盾，给他们穿小鞋，两边关系搞得很僵。大家毕竟都是红军，名义上特委还是井冈山的领导，有什么事也会相互关照一声–当然，也只限关照一声。
对枪炮军火的供应问题，袁王心里是很有数的，而且还有办兵工厂的打算。井冈山上没有设备，但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身为山大王，虽然不会玩机器，却可以找个兵工厂的老板，强行搞合资。
袁王看中的合资对象，是湖南民团头目罗克绍。
罗克绍是大土豪出身，带着几个县的民团同红军作对，而且自已有一个小小的工厂，不仅能生产子弹，还有机器设备，定期从长沙买火药、钢材等物资，每七天能产一条步枪。
这类原始的手工作坊，在蒋介石等正规军眼里就是笑话，根本上不得台面，但到红军那里，就是无比珍贵的宝贝了。步枪产量低一点不要紧，红军可以加倍收购原料、培训人手，哪怕一个月只产几条枪，那也是正经八百的真家伙，不是拿在手上唬人的梭镖。
总之，如果有可能，一定要想办法把兵工厂弄到手；而且光是抢设备技工还不够，重要的是罗克绍必须合作，替红军买火药钢材，否则光靠井冈山的石头大树还是白搭。事情最关键的地方，是要把罗克绍抓到手。
对红军来说，抓罗克绍并不是件很难的事。虽然罗土豪平时十分注意治安问题，缩在自已的寨子里不随便露面，但有一个相好的女人在茶陵附近，而茶陵有红军的赤卫队。
整整几个月，赤卫队都在四处打探罗克绍的行踪。
湖南客家地主罗克绍。太祖起家时分了他亲戚的田，他组织民团屡加抗拒，差点把革命事业都搅散了。因此解放后罗地主交出了所有田产，一家人住在土砖屋里，但还是没能逃过一死，毛泽东亲自拍去电报，要他的人头解恨。
当时罗克绍的亲戚提前给他通了消息，罗老头赶紧装死，又给自已立了空坟，逃到山洞里躲难。没想到公安硬是偷偷挖开坟墓检查，然后守在他家附近盯送饭的人，终于抓住了他，押到长沙枪毙。
一九三零年二月，春节，大雨。
赤卫队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罗克绍终于出了寨子，正在同相好的女人一块过节。袁文才带着一个连，从宁冈城星夜赶到了村里，面对大批荷枪实弹的红军，罗克绍没有多作抵抗，老老实实当了俘虏，兵工厂的设备、枪工也被运进了宁冈。
五花大绑的罗克绍魂不附体。他跟红军打过几次交道，知道自已手上有血债，以红军的办事风格，多半没有活命的希望。果然，几个人把他押到一间屋子里，在那里，他看到了可怕的对头袁文才。
袁文才看上去十分和气，一点杀意都没有。他亲自给罗克绍松了绑，然后摆上丰盛的酒席，招呼一块吃饭。
罗克绍也是明白人。他知道自已同袁文才没有交情，对方肯请他吃饭，肯定是有自已的想法，于是为了活命，他向袁头领表示，只要留一条命，做什么都可以。
袁文才满意地笑了。带着手下忙碌半天，年也没过好，就是为罗土豪的这句话。只要罗克绍肯替红军买原料，红军每个月都能多几支宝贵的钢枪，还能有大批子弹供应，相比之下，这顿酒席实在是太值了。
事情看上去很顺利，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仍然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那就是宁冈的赤卫队。
记得从前在看历史电视剧的时候，经常觉得那些大臣们可笑，皇帝再怎么昏庸，他们都是跪在地上诚惶诚恐，皇帝给点东西，就激动得磕头谢恩。我相信，大部分观众都是这么想的；我也相信，如果把时间退回那个朝代，大部分观众在琢磨的，肯定是怎么在朝堂上找个磕头的地方。
建国之后，文坛是受灾最重的地方，除了江青、姚文元等少数人渣外，其他人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死于非命，文人们往往全家受难，被迫相互举证、批判以自保。郭沫若身处高位，却并没有主动揭发他人，不管最高领袖如何示意，他都是装聋作哑，只管一篇又一篇地写些马屁文章，批判也尽量把矛头指向古人，或者是跟风呐喊，并不落井下石，在当时已经很难得了。
郭沫若不是不明白，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他把实话说出来，不仅自己要遭灾，对明白他的人也是一种灾难，因为那个年代的存身之道，只有跟风和人云亦云。他在家里教导自己的子女认真思考，结果一个儿子无法接受环境的虚伪而自杀，另一个被认定是反动思想关起来，本来周恩来把人保了出来，没想到文革时有人想害周恩来，又把人抓走了。
现在的人会嘲笑说，郭沫若天天颂圣，结果儿子被抓都不敢吱一声。他们无法理解郭沫若那种连累老上级的痛苦，当时周恩来已经四面楚歌，江青天天指使李讷去夺权，如果郭沫若找周恩来保人，周恩来碍于情面肯定会出面，但儿子临时过了关，周恩来却势必面对更大的压力，下一关是否能过得去，谁也不知道。因此郭沫若只能沉默地回家，抄写儿子的哲学笔记作为记念。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无行的马屁精，他的儿子不可能认识到现实的虚伪，也不可能有那些现在看来很正常、当时却离经叛道的想法；郭沫若更不可能为了保全总理而放弃救援儿子的举动。因为他见周恩来却一言不发，回去后面对老伴的责怪时，只说了一句话，这是为了国家好。
在那个把人变成鬼的新社会里，郭沫若没有变成鬼，仅此一点，他比很多人都强许多。
作为一个知名土豪，罗克绍同红军是有仇的，同赤卫队一类红军游击队更有血债在身上。宁冈赤卫队队长看到罗土豪不仅没有杀，还跟首长坐一桌吃酒，顿时火冒三丈，跑去要求杀掉罗克绍。
按理说这不是多大点事，只要解释一下也就能弄明白，无奈袁文才是绿林出身，平时作风比较粗暴，最近又跟特委在闹矛盾，心情十分低落。看到小小的赤卫队跑来指手划脚，袁团长没有耐心给他搞政策辅导，而是当着所有人的面白了他一眼，还跟着斥责了一句：你懂什么！
整个井冈山的根据地，就断送在这声喝斥上。因为赤卫队队长虽然不懂兵工厂，却懂得找领导打报告，马上特委就得到消息，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绍，图谋不轨。
既然有阴谋，那自然是要处理的，特委的马列干部立刻发挥想象力，构绘出一个可怕的前景：袁王都是斯大林讲过的所谓土匪头子，所谓出身决定本性，这两个人不论表现如何，都早晚要背叛革命；而土豪罗克绍同他们在阶级本性上是一家，手上又有血债，如果放任事情发展下去，形势是危险的，后果是严重的，措施是不能不采取的。
总而言之，一直想把他们干掉，好不容易找到借口，如果不利用一下，实在对不住自已；更重要的是，一个月以前，特委已经在湖南省委巡视员彭清泉的领导下，决定除掉袁王。
彭清泉，原名潘心元，湖南红三军代理政委，省委特派员，著名马列主义二杆子。
在接到特委接二连三的小报告后，湖南省委决定贯彻六大的革命精神，彻底除掉根据地的“土匪”问题；彭清泉的任务就是同特委研究，如何把袁王杀掉。
袁王的三十二团有一千人马、七百多条枪，平时防范十分严密。特委虽然官衔大，却只是几个围在桌子旁嘀咕人的角色，要想干掉两个人，硬来肯定不行。
不能硬来，就有不硬来的法子。很快袁文长收到命令，红军要集中兵力攻打吉安县城，决定把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袁文才任司令、王佐为副司令，请袁团长火速带三十二团前往永新集结。
老虎下山容易被狗欺负的道理，袁文才也懂。但手上的命令是不能不执行的，因为发命令的人，是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
毛泽东当然不知道有这回事，但他虽然不写信，有人却可以伪造他的笔迹。反正袁文长文化不高，王佐连字都不认识，只要毛笔写得潦草一点就能当真。
二月二十二号，袁文才、王佐率三十二团主力，来到永新城。
永新县城并不大，也没有兵营，所以特委十分自然地把部队安排在几个地方住；也很自然地，袁文才和王佐住的地方离特委很近，离部队却有点远。
有点远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发生变故，没有人能赶来支援。
既然要成立新纵队，自然是要商量一下的，于是特委召集大家开会。
袁文才、王佐同马列干部们的会，向来没有什么好结果，这一次也不例外。彭清泉指责袁王勾结土豪，袁王则抱怨领导们整天无中生有，欺负辛苦做事的人。
如果论业绩，当然袁王占优势，但一伙人斗嘴皮，袁王就不是对手了。加上特委干部们是多数，很快开会变成吵架，吵架变成吵大架，最后朱昌偕站出来宣布休息，两拨人满脸怒气地散会。
第二天，继续休会。
为了款待远道而来的赤卫队、红军，特委专门杀了猪羊，煮大锅肉办招待，丝毫不提昨晚吵架的事情；晚上虽然没有特殊娱乐活动，但也请了戏班子，专门搭台唱采茶戏。三十二团和其他赤卫队白天吃肉，晚上看戏，都以为是打仗前放松一下，完全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袁文才和王佐离开会场的时候，彭清泉并没有走，他让擅长搞阴谋诡计的特委书记朱昌偕带手下出发，立刻去找红五军军长彭德怀。
彭德怀是在深夜被叫醒的。朱昌偕和几个特委委员神色紧张地告诉他，袁文才、王佐勾结反动民团，要发动叛变，请红五军立刻派兵协助镇压。
莫名其妙从床上被叫起来，又是如此劲爆的消息，彭德怀十分惊讶。王佐和他是井冈山上同生共死的战友，特委的说法十分可疑，但几个领导一口咬定两个人是叛徒，最后竟然急得眼泪都下来了，苦苦哀求彭军长为了革命，一定要派兵去挽救局势。
为了整人，马列干部们是很有表演素质的，虽然大家都是成年人，但必要的时候，也会搞点不成年的把戏。红五军理论上是归特委领导，加上革命年代经常有叛变的事情发生，在朱书记等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恳求下，彭德怀终于答应，派第四纵队三百多人去永新，协助朱昌偕行动。
因为这个决定，毛泽东恨了他一辈子。
二月二十四号，凌晨。
三十二团吃完肉、看完戏，正在香甜的睡梦中，朱昌偕连夜带着红五军第四纵队赶回了永新，无声无息地在周围布防。朱昌偕一马当先，带着赤卫队员进袁文才屋里，袁文才还没来得及下床，就被乱枪打死。
听到枪响，永新城顿时大乱，附近的王佐知道事情不好，立刻在卫兵掩护下冲到屋外，抢上一匹马，飞奔出城。
王佐的动作很快，但城外已经埋伏了彭德怀红五军的人。可怜的王副团长拚死奔到城外的河边，才发现浮桥被人拆掉，只好抱着马脖子往河对岸划水。快到岸边的时候，预先埋伏的红五军突然从树林里钻出来，喝问口令。
王佐当然不知道什么口令，只能告诉对方，我是三十二团副团长，让我上岸！
等的就是三十二团！红五军立刻开火，把王佐打死在水里。
利用中央文件当借口、顺利除掉袁文才和王佐，彭清泉、朱昌偕精神十分振奋。本着害人害到底的精神，他们迅速把三十二团包围缴械，然后把平时跟袁王比较紧密的人全部当场杀掉，其他人酌情收编。
从主流表述上看，古田的风波是这么一回事，红四军离开毛泽东的领导之后，先后遭遇到一系列挫折，于是大家认清了正确的革命路线，重新团结在革命领袖毛泽东周围。但事实上，这件事的背后，其实有非常不简单的政治含义。
历史是很漫长的，历史书的篇幅却是很有限的。在浓缩又浓缩的章节里，任何一件小事都不会是某个人的拍脑袋决定，而是当事人综合考虑下属、小弟意见和利益后的综合博弈，古田会议也不例外。红四军的部下们跟毛泽东闹意见，是因为毛泽东独断专行；但朱德跟陈毅也同他过不去，绝非简单的性格问题，而是在红军作战方针上，毛泽东同上海的党中央有着根本的分歧。
前面已经说过了，上海中央对红军的要求那是天马行空，怎么荒唐都不稀奇。命令下到红四军，执行还是不执行就成了不能回避的问题。
作为党内地位不高的小字辈，朱德跟陈毅没有资格跟中央讨价还价，他们收到命令时的第一选择，是服从指示。当然，这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才是党性高的表现。
所有的领导或政权都是这样要求部下的。上级指挥下面却不听，带着兵往相反的方向跑，那叫枪指挥党，或者叫拥兵自重、军阀习气，后来的张国焘就是这种罪名。毛泽东手握大权的时候，最忌讳的也是这一点，哪个师长军长收到军令后敢阳奉阴违对抗中央，那是活得不耐烦了，整死你全家没商量。
总而言之，党的指示就该最神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罗章龙冤了一辈子，当年的好朋友毛泽东就是不给他平反。朱德、陈毅正是这一“正确”态度的典型代表。要命的问题是，毛 高高在上时，执行他的指示自然没有问题；现在他老人家还没上台，有党性就不能有他，有他就难免会没党性，要么犯组织错误，要么犯历史错误，实在是个坑死人没商量的问题。
因为我党向来主张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所以陈毅和朱德都执行上海中央发来的正确指示，并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只是在明确发现，执行中央精神会死得毫无价值之后，他们才发生了动摇，并决定让毛泽东当新的前委书记。这绝非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比他们正确那么简单，而是毛因为毛泽东的党内地位远远高过他们，如果上海发现红四军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毛书记可以、也愿意担下责任去处理，比他们直接对抗中央要强许多。
所有的这些规程和考虑，有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即使明白过来，也只会用毛泽东永远正确、其他人永远不正确的框往上面套，并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出来。因为有的人理解能力就只有这一点局限，活在这个小圈里他觉得很自在，一旦看到有什么东西脱出了框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慌，怕被异端毁掉了自己的快乐感觉。其实呢，也就是无知而已。
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严令他人必须跟自己一样无知。
在彭清泉等人眼里，所谓革命干部，就是把上级当成神供起来，同时对下级随意无法无天。袁王虽然死了，但三十二团作仍有一部分守家部队留在井冈山，既然已经斩了草，对残余土匪顺便除个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于是特委下令，由彭德怀派部队前往井冈山，追剿三十二团。
从前红军到井冈山的时候，当地老乡都会热烈欢迎，但这一次红五军来时，才发现周围的人对他们脸色都不太好。有一次他们问农民有没有看到王佐的反叛部队，那个农民冷冷地说：我不知道王佐反叛，我只知道红五军反叛了！
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摇摇欲坠，彭清泉的自我感觉还是非常良好。在他眼里，袁文才和王佐冤不冤不要紧，老百姓是不是支持也不要紧，甚至三十二团该不该剿灭都不要紧。既然自已是领导，就有权代表组织生杀予夺，有权逼别人按自已的想法办事，即使事情办得不对，那也是在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上必要的小插曲，完全不需要考虑责任问题。彭领导不知道的是，王佐面目全非的尸体已经送回井冈山，由他哥哥安葬完毕后，收拢剩余的部下，准备报仇。
很快，关在井冈山的罗克绍被放回了茶陵，红军最急需的兵工厂自然成了泡影；接着罗克绍在湖南衡阳的报纸上登出通电，宣布井冈山的部队集体向南京政府投诚，同红军势不两立。
朱培德、吴尚几度会剿都没能拿下的井冈山，竟然自相残杀后主动投奔国民政府，蒋介石十分高兴。虽然忙于准备中原大战，但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接受了投降，然后封官许愿、支援枪炮，不让红军再进井冈山。
毛泽东苦心经营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一帮马列混混玩残了。从此时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出大陆为止，红军再没跨进井冈山一步。虽然屡经攻打，但红军始终冲不破井冈山的严密战线，最多是打到黄洋界山脚，然后看着熟悉而险要的地形，灰溜溜地败退下来。
袁文才和王佐被杀的消息一传到赣南，毛泽东就知道大事不好。
以特委那帮脑残的素质，本来好好的关系都能搞得你死我活，要他们政策攻心、做好善后工作，显然超出智商范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人，一定会跟红军翻脸。
自已费尽千辛万苦、同朱德呕心呖血建起来的根据地，几万大军都打不垮，几个特委干部跑来指手划脚，硬生生给整垮了，而且比全军覆没还要惨，是全军投敌。从此红军不再有北面的重要屏障，只能靠临时开辟的根据地，应付下一轮进攻。
丧失亲密战友和根据地，已经非常让人恼火，而更让毛泽东怒不可遏的，是那帮特委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央文件是不会错的，袁王是必须镇压的，至于根据地的反水，则说明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土匪，所以才不能正确对待领导的英明决策，暴露出叛变革命、与人民为敌的本来面目，跟自己没有丝毫责任。
总之，损失是必然的，教训是深刻的，自已是不会错的，如果要说有错，那也是动手太晚，没有及时火并三十二团，让土匪们占领了根据地。按马列干部们的说法，不仅袁王早就该杀，毛泽东长期同土匪合作、没有及时剿灭土匪头子，也值得好好批评，要处理就该处理毛泽东，别人没有责任。
三零年十二月，彭清泉前往温州开会，途中被国民党逮捕、枪毙。
作为谋杀袁王的首犯，他是死得最早的，也是死得最痛快的。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