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团长卢德铭，这支部队是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骨干部队。
陈士榘不但参加了秋收起义，而且上了井冈山，最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特别的信任关系。
建国初期，毛泽东说：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文革时期，陈士榘也曾经遇到麻烦，毛泽东说：“要说山头，陈士榘和我是一个山头的，都是井冈山的。”
毛泽东曾经的井冈山老战友，虽然不多，但也不少，即使文革时期，也有一大拖，比如秋收起义的黄永胜，比如二月逆流的谭震林，比如陈伯钧。
后人理解前人历史的艰难，不仅仅是材料的不足，而且还视角的问题。毛泽东的井冈山山头当然不可能仅仅一个陈士榘，如果仅仅他两个，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这句话，实际表明二人的特殊经历和特殊感情而已。
我之所以讨论陈士榘，就在于陈士榘和毛泽东、林彪都有较深的关系，而且也和陈光有过密切交往，最重要的是，陈士榘对于陈光的人生悲剧有自己的公开论述。以陈士榘的身份，他对陈光悲剧的认识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927年10月，陈士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间比陈光要晚一些，但也处于大革命失败之后。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血雨腥风中入党，对于革命的认识当然就更加清醒一些。
很多果粉攻击共产党人，什么“游而不击”，什么土匪作风，什么男女关系，唯独不考虑：当蒋介石、李宗仁在上海、许克祥在长沙、李济深在广州、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屠杀共产党人之后，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国际帝国主义联合支持下公然违背外交规则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后，在南北军阀都对共产党人挥舞屠刀的时候，竟然有大批的民众加入共产党，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具有唯一性，当一个人浑不畏死而奋斗的时候，背后面就一定有值得思考的东西。
1927年11月，陈士榘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常委，参与领导农民分配土地，发展革命力量。
陈士榘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最早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干部。
陈士榘已经在井冈山从事井冈山斗争的时候，陈光还在湘南的宜章潜伏躲避土豪劣绅的追捕。这一差别，也影响了陈光在领袖心中的定位。
1928年4月，井冈山朱毛会师后，陈光也被调派为根据地干部，然后转为毛泽东秋收起义的红31团的排长。1928年8月30日，陈士榘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然后任井冈山朱毛红四军11师31团排长。
井冈山时期，陈士榘和陈光二人的地位是等同的，都是排长，但陈士榘要比陈光上山的时间要早半年。从1927年，共产党人开始上井冈山，到毛泽东走上天安门，一共22年，陈士榘比陈光提前半年参加军事斗争，就是一个极重要的资历。
我们学习地理，讲河流的发源地，标准就是“惟长、惟远”，也就是从河流终端上溯，不管水量的多少，那一源头最遥远，就是正宗源头。
共产党，1921年成立于上海，工作中心就是领导城市的工人罢工，也就是今天所谓民主精英提倡的街头政治，最大的成就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但是，吴佩孚对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进行了血腥杀戮，这个就宣布：在中国，没有街头政治成功的可能，一切迷信街头政治的思想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街头政治的迷梦觉醒后，中共开始和国民党结盟，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宣告借助盟友投机倒把的侥幸路线也是白日做梦。
中共武装斗争开始于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的队伍失败了，实际掌握南昌起义部队领导权的周恩来（党）和叶挺（军）还有政工干部聂荣臻三人没有掌握住部队。南昌起义部队的溃散，实际宣布复制苏联十月革命也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中心城市暴动在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中共革命的胜利，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胜利，也就是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就中国革命而言，武装夺权和根据地建设，就是党领导下的双翼，一个是破坏旧世界，一个是建设新社会，缺一而不可。
周恩来的南昌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原因是城市暴动不适合中国，一个他南下广州夺取出海口的目的是依托共产国际的帮助，一个是没有进行终极的根据地建设。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区别在于，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性。
就根据地建设而论，井冈山是第一个，其他的根据地都是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建立的，所以，最早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干部，就是共产党最早的根据地干部，也就是共产党人最早进行社会建设的干部。
1955年，评军衔，就上将以上的层级而论，出身于秋收起义而且在井冈山时期最早从事根据地建设的干部，可能仅仅一个陈士榘。
从最早上井冈山并且从事根据地建设这个角度看，井冈山山头的老祖宗还就是毛泽东以及陈士榘。
1934年10月，陈士榘以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的身份参加长征，这个时候，陈光的身份已经是红一军团的红二师师长。教导营营长当然很重要，但比红二师师长就差距太大了。
陈士榘和陈光一样的学历，陈士榘出身军人世家，陈士榘比陈光更有井冈山资历，但1934年，陈光比陈士榘地位高出去一大截，这个说明陈光的军事指挥天份比陈士榘要高的多。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陈士榘任红一军团红四师参谋长。这个红四师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缩编而成，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彭雪枫，陈光担任参谋长已经是越级提拔。
如果我们仅仅以陈士榘和陈光的关系来评价陈光，1935年10月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陈士榘和陈光开始在一起工作，陈士榘成为陈光的军事助手。
1936年6月，陈士榘和陈光一起奉命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陈光任高级干部科科长（政委罗荣桓，这是陈光和罗荣桓搭档的开始）、而陈士榘仅仅是普通学员而已。
1936年12月，陈光和陈士榘一起从抗大毕业，陈士榘担任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不久任三十军代理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曾经担任红30军军长的，还有阎红彦和宋时轮这两个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层次和他们相当。陈光从抗大毕业后，接替左权代理林彪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的职务。
红军时期，陈光的贡献突出的很，地位要比陈士榘高一大截。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陕甘时期的红一方面军编为115师，林彪任师长。陈光任陕甘时期红一军团（老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改编的343旅的旅长，陈士榘任343旅参谋长，继续担任陈光的军事副手。
陈士榘和陈光都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广阳伏击战。1939年，陈光、罗荣桓带领115师主力去山东后，陈士榘任晋西支队司令员，这个晋西支队就是115师留在晋西南的余部。
从这个时候，陈士榘开始独当方面。
1940年7月，陈士榘率领晋西的老八路军到山东与陈光、罗荣桓会师，担任115师参谋长，这个时候，陈光代理115师师长，他继续担任陈光的军事助手。
1937年9月，陈光是343旅旅长，陈士榘是参谋长，1940年，陈光是代师长, 陈士榘是师参谋长。表面看来，二人一起进步，其实有很大差别。陈士榘的前任115师参谋长是周昆，这个朋友在抗战初期携带115师的军饷潜逃了，永远淡出了历史的记忆，所以，陈士榘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进步。陈光则不同，他的前任林彪是受伤去苏联养病，他仅仅是代理。
共军的代理，一般有上级代理、同级代理和下级代理三种情况。
1928年，八月兵败后红28团团长王尔琢牺牲，红四军军长朱德曾经代理过一段时间的红28团团长，然后交给了林彪。
由于共军实行军政双首长体制，相互代理工作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下级代理领导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程世才曾经长期代理红30军军长，比如粟裕曾经长期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比如杨得志曾经代理徐海东的344旅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