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来是闸北的守将，调到吴淞和宝山后，就带着手下天天钉在长江口。步兵守阵地、炮兵打军舰，虽然火力不强，但也能给日本人带来不少麻烦。
炮台要塞守卫的是上海侧翼，本来属于后方，但前线一撤，后方就成了前方。翁照垣也知道情况危险，可要命的是，敌人已经占了他们的退路，呆在要塞还有工事掩护，跑出去就会暴露在日军火力下面。本着白白送死不如奋力拼一把的精神，翁照垣眼睁睁地看着大部队撤走，然后带着手下誓死守卫、绝不投降。
白川也知道吴淞要塞有中国兵。打到这个地步，一个旧炮台里的几个守军已经不再重要，随时随地可以用炮火轰平。他没有在炮台上浪费时间，而是考虑如何继续包抄，重新吃掉中国军队。
其实在七丫口登陆的时候，白川已经想到了下一步，并且本着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精神，派了一支部队进攻翁照垣防区里的侧翼：宝山。
宝山，是包抄上海的大好地方。
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时，英军就是在宝山登陆，后来逼着清廷签下《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正所谓强盗所见略同，英国人看中的地方，白川也很看重，如果在宝山登陆，即使守军撤出了一线，他仍然可以再划一个包围圈，把二线国军重新包抄起来。
白川的计划十分凶悍，因为在他划包围圈的时候，宝山还是一座空城。或者说，只有一些算不上兵的兵：义勇兵。
本来在宝山是有正规军的。为了确保侧翼，驻军有一个营加一个连，但日军对吴淞炮台一直不放松，翁照垣只好挖肉补疮，一点点把兵调到炮台；等白川想起来的时候，宝山县城已经调空了，剩下几个编制外的民兵，全称叫上海市民义勇军。
在生活和网络中，我看过很多对上海男人的地域攻击，不少人说他们小气、怕老婆，而且软弱没有骨气，遇到事情就往后缩，属于娘娘腔的典型。
对这些评论，我一直觉得很无聊，因为在看到这些言论之前，我先看过上海男人在日本兵面前的记录，而最出众的，便是上海市民义勇军。
当日本兵在上海大打出手的时候，上海市民除了替守军站岗送饭、背送伤员，还成立了义勇军，同正规军并肩作战。
打仗是专业差事，从射击投弹到战术动作，都要经过专业训练才能学会。义勇军里的退伍兵纷纷上了战场，剩下两百多普通市民没有任何军事素养，十九路军也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于是让他们先集合训练，有了经验再安排差事。
集合训练不仅辛苦，而且吃穿住用都很艰难。这伙上海小市民在一个叫王屏南的义士带领下，每天坚持出操训练，在前线传来的激烈炮声里挖战壕、躲飞机。翁照垣也知道义勇军困难，无奈十九路军家底实在太穷，拿不出象样的装备，左拼右凑只找出六十条枪，勉强让义勇军扛上充样子。
翁照垣对这支扛着梭标、步枪的民兵并不歧视。换防吴淞的时候，他带着义勇兵也去了后方，本着一线部队要放精兵的原则，他把民团一直扔在后方，先是在嘉定，后来又调到没有战事的二线城市宝山，继续训练。
二月二十九号，白川无声无息地准备去七丫口登陆时，另一批日军也坐着船来到了宝山，准备在地图上划第二个圈，把漏网的中国军队也兜起来，一网打尽。
因为吴淞一直吃紧，翁照垣不得不四处抽兵增援，白川进军宝山的时候，县里只剩半个排的正规军，一共十八个人，所有地方都只能靠市民团维持；而外面的长江江面，已经能看到日本炮舰来来往往，随时可能登陆。
翁照垣也知道宝山地方关键，但吴淞炮台也不敢放松，他能给王屏南送去的最后一点支援，是几箱手榴弹。
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兵舰，王屏南带着两百来号人，志愿守在宝山，他们所有的武器，是几箱手榴弹、六十条枪，还有守军先前埋的九颗地雷。在近乎绝望的形势面前，这些上海男人没有一个退缩、没有一个溜号，全部在敌机盘旋下坚守岗位，按几天前的训练挖好工事，静静等候敌人的到来。
二月二十九日整天，日本兵舰忽而炮击县城，忽而四处移动，王屏南也紧张得满声大汗，沿着长江来回巡视。又要抗击突然登陆，又要严防汉奸闹事，可怜的王屏南忙了一天一夜，筋疲力尽。
三月一号，日本人继续逼进。
此时十一师团已经在七丫口登陆，植田师团在江湾大打出手，整个战线全面吃紧，自然不会给二线派任何援兵。下午的时候，宝山江面的兵舰突然集结起来，黑洞洞的炮口全部对准江岸，很明显，鬼子要在这里登陆。
真正的考验来了。
几架飞机开始对江岸轰炸，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江岸冒出股股硝烟。上海市民队冷静地躲在掩体里，一声不出，没有暴露目标。
对民兵们在炮火中的表现，王屏南十分满意。
火力侦察完毕，日军按照标准程序，开始登陆。吃水深的炮舰靠不上岸，日军纷纷坐着小船冲击，正当他们靠上陆地时，义勇军开火了。
虽然只有六十杆枪，精选出来的民兵枪法却很好，不仅打死不少登陆的日本兵，还干掉了火轮上的水手。日本兵措手不及，继续往岸上冲锋，又碰上守军的地雷。
其实守军埋的地雷真心不多，但是位置选得实在太好，正是最适合登陆的地段；加上志愿兵的排枪打得又密又紧，大家还狂扔手榴弹，登陆的日军误以为中了埋伏，晕头转向地从岸边撤了回去。
日军是下午进攻的，打到这时已经是晚上，黑灯瞎火地形又不熟，只好退到江上，等第二天再登陆。岸上的王屏南和民兵们当然是十分兴奋，甚至觉得日本人也不过如此，还在盘算着第二天再捞一把大的。但到了夜里，翁照垣邓给王屏南发去了最新指示：立刻撤退。
王屏南有点气闷，可是翁照垣的回答十分紧急：先别问了，快撤！！！
义勇军们只好从宝山一路撤下来。到嘉定后他们才知道，大部队已经走了，如果他们不及时转移，就会被日军包围歼灭。而让他们离开的翁照垣并没有走，仍然守在吴淞阵地上，那时他已经陷进了绝境。
命令完宝山的部队撤退，翁照垣心里十分平静。他知道，自已只要守住阵地，就能拖住日军，能吸引越多的敌人，主力就越有时间转移。按照常理，第二天白川应该大打出手，拨掉身后的钉子，而他和众多士兵的生命，大约也就在这一天截止了。
三月二日，吴淞炮台的守军擦亮为数不多的几门旧炮，把步枪上好刺刀，等待日本人的进攻。整整一天里，望远镜看得到人来人往，膏药旗晃得眼花，就是没人理睬他们。
翁照垣希望牺牲自我保全大我，白川却看不上他。
吴淞要塞已经是囊中之物，随便派一支后卫步兵就可以拿下，没有必要耗费宝贵的前锋兵力。白川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赶紧让十一师团进攻嘉定，植田的部队快点通过上海赶到真如、南翔，重新划一个包围圈，尽可能多地吃掉对手。考虑到第十四师团还在船上没有登陆，白川的兵力并不占压倒性优势，实在不值得为一个破炮台停下脚步。
蔡廷锴忙着撤退，白川忙着追击，吴淞口就成了漏网的小鱼。
三月二号，深夜。
吴淞守军在工事里等了一天，日本人根本没理会他，不用吟出今夜你会不会来的诗句，翁照垣心里也明白，敌人晚上是不会来的。
在炮台里等死，无疑是不愉快的事情。翁照垣不是不想走，只是退路被日本人断了，走也走不掉，这时旅参谋长劝他，还是撤吧。
根据参谋长的分析，虽然日本人占了退路，但那批鬼子是前锋部队，肯定都在忙着进攻，不可能修多少警戒工事，出其不意地杀出去，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是全部战死，也能干掉不少鬼子，总比蹲着让炮弹炸死强些。
听到参谋长的最后一句话，翁照垣很是心动。考虑了一阵后，他下定决心，全军撤退。
三月二号夜里，吴淞炮台的守军无声无息地集结，分成两个纵队，穿过日军战线向后方转移。
守军的行动并不顺利。因为分散四处，集结起来相当费劲，计划十二点行动，但迟迟找不齐人，翁照垣的汗都快下来了：再有几个小时就要天亮了！
一直磨蹭到凌晨两点，部队终于悄悄收拢，趁着夜色强行军。从地图上看，不管是左路的庙行还是右路的杨行，都是鬼子防区，白天可以看到膏药旗到处乱晃，随时可能同敌军交火。但奇怪的是，他们虽然经过不少要地，却都是悄无声息，也没有什么警戒，走了很久时间，才在身后听到激烈的枪炮声，仿佛有人在浏河一带夜袭。
既然日本人在另一头打仗，翁照垣当然不会客气，两路人马急行军几个小时，平安赶到嘉定会合。大家碰头的时候，都有死里逃生的感觉：昨天多亏友军夜袭，他们才能撤回来啊！
翁旅长能平安脱险，蔡廷锴当然十分欣慰。但翁照垣的说法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因为夜里并没有人去袭击日军。
没有人，难道碰到了鬼？
翁照垣也是莫名其妙，直到负责警戒的一个步兵排赶到，他才明白，原来那支“夜袭队”，就是自已安排警戒的后卫排。
这个排负责后撤警戒，动作比别人晚，黑灯瞎火又没有卫星导航，结果在夜色中走散了。几个人转来转去，不知不觉转错了方向，突然看到前面有灯光，还有人在做饭，缺心眼的吃货排长以为找上了大部队，就凑上去想蹭饭，没想到是一伙鬼子。
深更半夜碰到敌人，两拨人都十分受惊，大家没有坐下来一块吃饭的交情，自然是掏出枪就打。倒霉的排长赶紧命令手下疏散、利用地形还击，鬼子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也拚命开火，严防对手偷袭。
借着火光，晕乎乎的排长终于反应过来，原来自已走反了方向，现在的地方不是嘉定，而是浏河！
一身冷汗的排长赶紧校正方向，然后考虑脱身问题。他的运气很不好，因为他黑灯瞎火乱走，撞上的是日军一个小指挥部，而日军在受袭后立刻做出反应：夜袭的肯定是吴淞的翁照垣旅主力，四周部队立即支援！
中国军队火力虽然贫弱，夜袭的劲头还是很足的，早在江湾日军就领教过，现在指挥部受袭，自然不能怠慢。要命的是夜色浓厚，大家又不敢点灯，只能拚命打黑枪，陷在包围圈里的后卫排停了一会，发现几伙日军都在相互打枪，但好象都不是对自已的方向。
既然敌人还在火力侦察，那自然不好随便打扰。后卫排重新认准方位，偷偷地闷声往回跑，在几小时比马拉松还辛苦的强行军后，他们竟然奇迹般地赶上了大部队。
蔡廷锴十分感动。翁照垣的炮台守卫队，是一线部队里最后撤出来的死士，他马上安排火车，把所有人拉去苏州，让精疲力竭的官兵们好好休整。
一个多月来，翁照垣都在指挥部紧张指挥，不得休息，终于在苏州得到了放松，找到一个地方洗澡。在紧张的战场上，因为个人卫生问题得不到解决，他的身上已经养出了小小的生态系统，各种吸血昆虫都在里面和谐生活，把他咬得到处红肿；当泡进热水里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水面上竟然飘起了一层小生物！
守卫吴淞的部队脱离险境，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但翁照垣不知道，当他还在嘉定休息、准备坐火车去苏州的时候，他的上司蔡廷锴和张治中正在面对又一次危险，险些就要全军覆没。
三月二号翁照垣能突围，是因为鬼子忙着赶路；而鬼子之所以要赶路，是因为白川在地图上重新划了一个圈，要从后方再次迂回包抄，解决中国军队。三月三号的时候，白川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停火令，一个是进攻令。
白川的做法看上去有些精神错乱，但其实并不是他脑子出了毛病，而是两个命令的对象不一样。停火令是应付首相的，进攻令才是自已的真实想法。
虽然前线一片奏捷，东京的日本首相心里很清楚，上海的仗，不能再打了。
日本全国一共十七个师团，为了消化东北、镇守朝鲜需要五个，现在上海又调去三个半，国内兵力是捉襟见肘，说句寒碜的话，再打连看家护院的人都没有，万一维稳不力出现群体性事件，天皇都得跟着大家逃难。加上东北还没有消化好，国库十分紧张，多打几个月工夫，国库就要破产。
所以日本首相十分清楚地指示日本公使重光葵，让他务必尽快停火；而重光葵脑子也很清醒，知道这种事不能直接命令军部，只能转弯抹角地找关系、探门路。
重光葵找的第一个人，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
作为海军代表，野村没能攻占上海，海军在上海其实就是给陆军白白打工，血汗是自已的，荣耀是别人的，早就十分不耐烦，因此他听到重光葵的想法，立马满口赞成。重光葵赶紧趁热打铁地起草了一份停战书，然后找到首相特使松冈洋右，让他去劝白川停火。
松冈洋右，远东国际法庭甲级战犯，同东条英机齐名的战争元凶，现代版“农夫和蛇”的典型案例。
松冈小时候家里破产，跟着叔父去美国谋生，被亲叔叔遗弃在路边，幸好有一户美国人家不嫌弃，把他抚养成人，才不至于饿死街头。没想到此君发奋读书后考取外务省，一点报恩的意思也没有，每天咬牙切齿就是想抢中国、抢俄国、抢美国，总之谁都可以算计，对他好的人更要弄死才罢休，什么都想干，就是不干人事。
但是就这样一位人渣中的人渣、恩将仇报的典型，却在白川一路突飞猛进的时候，认为日本应该在上海停火，同中国和平相处。如此觉悟让重光葵不禁大感欣慰，认为松冈都能讲和平，可见世风虽然日下，人心却未必不古，狗也有不吃大便的时候啊！
松冈主张谈和，实在不是因为他热爱和平，而是他的一贯主张是吞并东北、蒙古，在上海的战事不仅捞不到好处，还会严重影响东北战略，所以必须尽快收手，把注意力转向北方。重光葵当然不会介意他的初衷，既然资历深厚、在陆军广有人缘的松冈同意停火，那就让他去劝白川，省得自已碰钉子。
作为强盗中的前辈，松冈果然十分有面子。在劝说白川四个多小时后，白川终于答应在上海停火，配合关东军的满蒙战略。看到白川把停火令发出去，松冈和重光葵都松了一口气。
白川发停火令的时候，是三月三号下午一点。
命令虽然发出去了，他却没有要部下停火的意思，而是不停地往前线增派部队，意思十分明显：虽然已经下令停火，但要真的碰上有便宜，能拣的也绝不放过；至于答应过的事情，那就当没有说过，反正天皇也不会真的把他怎么样。
其实白川不肯停火，是有原因的。这一天早晨，他的两个师团都在全力突击，其中十一师团重新迂回包抄，又一次绕到守军的侧后，准备玩两面夹击的把戏。
张治中和蔡廷锴对日军的动向毫无查觉。从上海撤出来后，他们好不容易赶到嘉定、黄渡，带着疲惫的部下紧张构筑防线，一点没有发现日军在玩侧翼包抄的把戏–手上的兵不多，到处都要设防，实在分散不过来。
凌晨一点，十一师团在侧后包抄，同守军交火了。
白川选的包抄目标是葛镇，而日军交火的地方，是葛镇旁边十五里的娄塘。
张治中把防御重点放在嘉定，娄塘只有孙元良旅的一个团驻守，充当后备部队。没想到深更半夜里，后卫突然变成了前锋，大批日军蜂拥而至，同守军缠在一起。
身为德械部队，守军还是很顽强的。前哨几个连努力支撑了几小时，一直坚持到天亮，日军主力也陆续赶到，开始向五一七团的主阵地发起冲锋。
孙元良很清楚，如果娄塘有失，整个战线都可能被日军包围击溃。他带上为数不多的部队，紧急赶到团部，一面加强指挥，一面向张治中告急。
张治中当然明白娄塘的重要性，他也在指挥部急得满头大汗。附近确实有兵可派，问题是那些兵要防守嘉定，如果抽走了，敌军说不定立刻变包抄为强攻，从正面击溃自已，对日军的战术素养和战场直觉，张治中是十分清楚的。
最近的部队不能派，就只能舍近求远，把后面的税警团调上来堵漏。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大家对这支无声无息的城管大队，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张治中对税警团的战斗力并不怀疑，他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孙元良可能撑不到援兵来的时候。
孙元良手上只有一个团，打到这时只剩下一半，而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兵。张治中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告诉孙元良：务必守到天黑，务必！
要说孙元良此时还是很有好汉样子的。他提起笔来，给张治中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情况紧急，手下的团长也被打得失去联系，自已一定与阵地共存亡，请军长迅速转移，不要陷在包围圈里。
写完信，孙元良提枪出屋，和下属一道走向火线。在枪林弹雨里，五一七团全体死守娄塘，硬生生顶住了日军的攻势，一直坚持到税警团的援兵到来。日军十一师团看到中国守军突然士气大振，加上夜幕降临，于是在白川同意下后撤，防范夜袭。
从一月二十八日夜打到三月三日，从海军陆战队打到两个半师团，日本三次换将，终于在娄塘划上了句号。几天后，白川的十四师团赶到上海，而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也来到常熟，但他们都没有仗打，因为后续的事情，已经不再需要军人操心，而是由外交官在万里之外解决。
国联的大会按时召开了。
中国国联代表已经重新换人，由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总理颜惠庆肩挑大任，代表中国出席；而日本方面的芳谦调去当外相后，首席代表佐藤没有露面，由副代表松平出场。
从九月到三月，半年时间里日本在国联用尽了无赖推托的手段，已经弄到无人相信、无人支持的地步。因此各国代表很快决定，一、中日两国立刻停火；二、成立十九国委员会（中日两国不参加），公正调停解决上海争端。
对国联的决定，日本是绝对不赞成的，但按照国联的规矩，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并不需要中国和日本投赞成票；而中国国家虽然弱小，外交官的办事能力着实厉害，早就把各国全部拉在自已一边。所以日本代表十分不情愿，却也不得不承认，四十二国一致通过的决议，有效。
从理论上讲，日本侵略上海，却要十九国委员会安排停火撤军，似乎有损中国主权，在愤青眼里，满可以给代表们再扣一顶“丧权辱国”的大帽子。但不管颜惠庆还是蒋介石、汪精卫心里都清楚，自已的精锐部队顶不住进攻，再打下去连南京都可能危险，能借外国的力量让日本退兵，就要赶紧抓住时机，否则战局越缠越久，很可能无法挽回！
上海的枪炮声渐渐低下去，十九国委员会很快开始上班，研究停火问题；同时国联派出的代表团也到了，就是以英国李顿带队的国联调查团，负责调停有关东北问题。
国联忙着调查东北，板垣忙着串通溥仪建满州国，一切都很忙，也都很乱。但首先有一条是日本必须做的，就是在上海停火，把市区交还中国警察。
对这一条要求，日本军人非常有意见，毕竟抢来的东西就是自已的，要还给失主，心里比较有障碍。白川尤其有阴影，一面拖着不退兵，一面在上海耀武扬威，非要搞些形象工程，炫耀自已跑到别人家里杀人放火的功绩。
不作死，就不会死。白川如此喜欢作死，于是他很快把性命搭了进去。
其实上海是一个很平和的地方。虽然日本又烧又炸，但两边停火后，大家该上班还是上班，该出门也照样出门，并不因为打仗就成了空城。白川大概是嫌不够招摇、不够招人恨，居然别出心裁地下了一个命令，把虹口公园封起来搞阅兵式，庆祝皇军们抢劫杀人的丰功伟绩，时间定在四月二十九号。
四月二十九号，是日本狗天皇裕仁的生日，俗称天长节。
虽然裕仁在日本地位很高，但在国外尤其是中国，名声是相当的臭，简直就类似于畜生王八蛋一类。听到日本人把虹口公园封起来给畜生祝寿，上海的中国人都是群情激昂，决心借机把白川干掉，让他为自已的行径付出代价。
想暗杀白川的，是行政院代理院长、沪淞警备司令陈淑铭。陈司令找了一个人商量，那个人十分赞同，马上去找杀手。
陈淑铭找的人，叫王亚樵，外号“暗杀天王”。
作为专业暗杀的黑道头子，王亚樵做事十分周到。他知道中国人轻易接近不了白川，于是找到朝鲜流亡政府，表示愿意提供四万块钱经费，请他们出人办事。
虽然已经被吞并几十年，但得力于日本的胡作非为，朝鲜独立复国运动一直没有停歇，并且在中国偷偷开了办事处，还有人上班办公。听说中国有人想杀日本大将，朝鲜流亡政府十分赞成，警备部长金九精心策划，派出死士尹奉吉去执行任务。
四月二十九号，日本天皇大寿。
所有日本人都诚惶诚恐、膜拜有加，虹口公园戒备森严，除了日本人和朝鲜人，其他一概禁止入内。由白川大将主持，第九师团司令植田、海军司令野村、日本公使重光葵、驻沪总领事村井和侨民会长河端贞次一齐出场，先耀武扬威地举行阅兵式，然后开庆祝会。
虽然是天照大神的龟孙子过生日，老天却一点面子也不给，淋淋拉拉地下雨，仿佛在报丧一般。白川等人为了体现军人仪容，全都站得笔直，在雨里面淋得透湿，而且坚决不让人打伞，带着大家唱日本第一丧歌《君之代》。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公园里都相当安全。早上搞过阅兵式，几个头头又一一上台演讲，没出任何乱子。可唱丧歌的时候，却出了一点意外：有个人大概是激动得太过份，往台上扔了个会爆炸的水壶。
扔水壶的人，是金策派出的杀手，朝鲜义士尹奉吉。
他隐忍了一上午，终于抓住六个人都在台上的时机，扔出了致命的炸弹；而且为了防止日本人乱杀无辜，爆炸后他当众站出来，告诉日本兵：事情是我干的，不用找别人！
尹奉吉的炸弹，十分到位。
植田和重光葵都被炸断一条腿，成了残废；河端受了重伤，晚上死在医院里；野村倒没受什么大伤，只是瞎了一只眼睛，从此对人对事都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村井领事最幸运，没受什么大伤。
最不幸运的，是白川。
因为地位最高、又站得最拉风，尹奉吉的炸弹就冲他扔的，一共炸进去两百零四块弹片，硬生生把大将变成了大筛子。关键是白川虽然变成了筛子，身体却还不错，在医院里一直挺着不死。
不死，就只能活受罪。白川在医院里抢救了差不多一个月，什么罪都遭了一遍，终于拖到五月二十六号，拖不下去了，正式咽气。
慷慨赴死的尹奉吉下场也很惨。他被日本人用各种酷刑折磨，要他供出幕后指使人来。尹奉吉什么也没有招，在折磨中坚持到十二月三十日，终于在日本金泽的郊外被杀害，死时只有二十五岁。
尹奉吉，别号梅轩。在上海的鲁迅公园专门有一座梅亭，是中国为了记念他的义烈壮举而建的；他的南朝鲜家乡、忠清南道礼山郡也没有忘记自已的孩子，每年四月二十九日都要举行梅轩文化节，纪念这位反抗黑暗的抗日英雄。
英雄虽死，壮心不朽。
上海的爆炸声虽然震憾，但在当时人眼里，实在不是很大的新闻，因为从一九三一年起，各种劲爆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死个把大将，同死条狗除了挖坑仪式不一样外，其实没多大区别。
白川还在医院里挣扎的时候，报社已经不关心他死活了，因为有另一个人抢在他前面去了阴曹地府，顺带着也抢了他的头条：日本首相犬养毅。
犬养毅被杀，完全是日本愤青搞的“冤”案。
日本社会是个十分畸形的群体，里面当然不乏各种畸形的人。当兵的想着当军官，当了军官的就想当将军，偏偏没有仗打，也没有出国抢劫的名额，一伙丘八们就决定，把那些不想打仗的“国贼”定点清除，成立军人政府，今后横行无忌地开战抢劫，不用受任何人的束缚。
为了能随意抢劫、升官，愤青军官定了几个目标：首相和大臣官邸、政友会、三菱银行，并破坏六个变电所，趁一片混乱发动政变。只要天皇最后能点头，自已就是救国救民的大功臣，当大将、元帅甚至首相都不在话下。
五月十五号，星期天。
白川大将还要明天才能咽气，此时的东京一片平和，七十七岁的犬养毅首相一把年纪了，难得在家里休息一天。傍晚时分，一伙人杀气腾腾地闯了进来，犬养毅很有风度地请他们坐坐，愤青们却毫不客气，对着他开了枪。倒霉的犬养毅当场被打伤，熬到夜里终于没撑过去，一命呜呼。
杀了首相，愤青们还不知足，因为按照情报，著名大师卓别林要访问日本，这一天应该在首相官邸跟老头子喝茶。虽然卓大师幽默过人、对日本又十分好感，愤青们却本着多杀多赚的精神，把他也列进了目标，于是对犬养毅开完枪，一伙二杆子又没头没脑地去找卓别林。
转自天涯：红朝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