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知道队伍需要情报，也知道毛泽东处境艰难，于是带上一个班，大张旗鼓地冲进瑞金县城的邮电局，从里面挑出各种报纸，拣了满满一大包带出去。瑞金城的守军开始不知道虚实，后来发现抢邮电局的人不多，陆续包围上来，眼看情况要糟，贺子珍赶紧集中火力突围，正好碰上陈毅带着援兵赶上来，两拨人顺利逃出生天。
为了几份报纸，险些连贺子珍的性命都搭进去，毛泽东很感慨：要是再不打个胜仗，那就上对不住中央、下对不住将士，中间连小老婆也对不住了！
要打胜仗！
打胜仗！！
胜仗！！！
坏运气终究不会持久。毛泽东急着要情报，很快就弄到前线的最新情报：红军抓到几个俘虏，审讯口供，才知道一直追在屁股后面的，是赣军刘士毅。
消息传开，红四军上上下下顿时炸了锅：刘士毅是个什么东西！
湘军、粤军追打自已也就罢了，毕竟他们装备好、士气旺，赣军可是一贯的手下败将，每次会剿都被当成软柿子捏；刘士毅更是败将中的败将，有过一个师被一个团打垮的“辉煌”记录。虽然说红军离了井冈山，有点虎落平阳被犬欺，可刘士毅连狗也算不上，只能算大点的兔子。
堂堂主力红军被只大兔子追打将近一个月，简直是叔可忍婶不可忍，大家都是摩拳擦掌：不给刘大兔子点教训，这厮还不知道马克思大爷长了几只眼！
刘士毅当然不知道红四军的情绪已经十分不稳定，仍然是按步就班地布置追击，他的下一个目标，叫大柏地。
大柏地是个好地方–至少刘士毅是这样想的。
红军前面横着琴江、梅江，摆渡起来相当麻烦。只要占领大柏地，就可以把红军连撵带打，消灭在河流纵横的水网地带。
刘师长显然没有多读一点书，或者至少看书看得不仔细。从项羽时代起，这种情况就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背水一战，而吃亏的多半是自以为是的一方。前段时间有湘军配合，他才能连连得手；现在孤军深入，又逼得对手背水一战，终于到了较量硬实力的时候。
二月十号清晨，刘士毅的两个团来到大柏地，在这里遇上了追踪已久的红军。虽然红四军人马不多，只有二十八、三十一两个团，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红军如果输了，多半要身首异处，而赣军输了，只要缴枪投降就不会有事。
在背水一战的红军凶猛攻击下，刘士毅的部队只坚持了一个上午，先头团就溃退下来，很快被歼灭；另一个团见势不妙，立马逃往赣州。
打赢大柏地之战，红四军士气大振，又用缴获的枪弹补充了部队。不过前方的形势依然很渺茫，何健的大军并没有伤元气，湘军也依然横行无忌，两个团的处境还是一样艰难，但至少有一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你不放弃，就会有希望。
很快，毛泽东的希望降临了：由于蒋介石同桂系开打，何健的大军紧急反水，向老上级李宗仁开火，急需抽调兵力参加蒋桂大战。
毛泽东是两千多在山沟里闹腾的土匪，李宗仁则是十几万横跨中国南北、直接包围威胁中央的劲旅，只要脑子没有进水，都该知道哪边情况更紧急。所以蒋介石调走了何健的大军，要他加紧进攻湖南、广西的桂军。
何健一走，井冈山又重新回到王佐和湘赣特委手里。残存的游击队渐渐活跃，烧毁的房屋上重新搭起茅棚，国民党设的民团也接二连三地被打掉；最后，各级政权又纷纷复活，重新成为红军的根据地。
蒋介石的军阀混战打得如火如荼，毛泽东压力也就不断减轻。到了四月份，红四军终于在瑞金同突围出来的彭德怀会合，此时彭德怀身边只有三百多人；前委马上召开形势会议，决定彭德怀率领补充后的红五军重返井冈山，而毛泽东则留在江西南部，开辟新的根据地。
依依惜别彭德怀，朱德和毛泽东都有些恋恋不舍。好几个月没回家，他们也很想到井冈山去看看，可是何健的大会剿表明，光靠井冈山几个小山头是没有前途的，随时可能被大批兵马吃掉，必须在蒋介石腾出手来以前，马上多开几块有实力、有份量的根据地，才能站稳脚根。
井冈山的风景很好，很让人怀念，等南面的根据地建好了，随时可以回去看看。
朱德和毛泽东都是这样想的。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十多年。
送走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的心头有一点不安。
彭德怀是个猛人，但并不是聪明人，猛人只懂得打仗，聪明人则知道如何办事。
发起暴动、守卫根据地，需要能打能冲的猛人；把所有人团结起来，把根据地做大做强，需要聪明人。
但是毛泽东手上没有合适的人选。开辟新苏区的任务极其繁重，不能离开，他只能希望彭德怀和领导根据地的特委好好办事，不求有太大的发展，只要守住山上的地盘，就算万事大吉。
然而特委的那帮党棍，终于还是让他失望了。
二九年的五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重新回到井冈山。
蒋介石的仗越打越大，李宗仁完了还有冯玉祥，不急用的兵力也就越抽越多。井冈山既不挣钱，又不产粮，天天干耗给养也不是回事，所以正规军都撤走了，只有永新还驻着一个团。
一个团的弱小兵力，显然是挡不住彭德怀的，几乎没有多少抵抗，红五军就顺利回到根据地。虽然到处在冒烟，虽然四处是死尸，虽然家家都挂孝，但毕竟红军回来了，一切都可以重来。
袁文才和王佐一刻也没有停，马上投入到灾区建设工作里面；彭德怀的红五军也重新守在井冈山，一切看上去都很自然，只是有一件麻烦事：没有仗打。
没有仗打本来是好事，可以集中精力办正经事。但是不打仗，就没有火烧眉毛的压力，有的人忙着干事，有的人则忙着不干人事；而最喜欢不干人事的人，是马列干部组成的湘赣特委。
清平乐·蒋桂战争
——毛泽东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越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这是毛泽东“庆贺”蒋桂战争填的词。何健的大军已经把他们压得十分吃力，由于这场战争的爆发，红军获得了休整、开辟新根据地的机会，并由此打出一大片中央苏区，毛泽东的高兴可想而知。
虽然井冈山根据地最早是毛泽东和袁文才、王佐建起来的，但本着党指挥枪的原则，根据地的领导是湖南省委。省委干部远在长沙，没法现场指导，所以成立了湘赣特委，由特别党委在省委领导下办事；毛泽东负责的那一块只是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
前委毛泽东说话能算数，但特委里面毛泽东是少数，等彭德怀带着大军回到井冈山的时候，山上只剩下特委，袁文才和王佐日子就变得难过起来。
其实袁文才、王佐和特委的马列干部们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之所以相互看不顺眼，主要是一个品味问题。
作为毛泽东亲自带入党的积极分子，袁文才充分领教过毛委员的口才，不论是天文地理还是历史典故，从农村地头说到马列主义、世界大同，都是信手拈来，而且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却又气场强大，理论水平同亲和力都是超一流水平，让人不知不觉被吸引过去，还觉得心里特别舒服；加上毛泽东搞建设有一套，打起仗来也是毫不退缩，如此文武双全，当然让两个土包子崇拜有加。
毛泽东很牛，他的手下也很牛。例如派去改造王佐的人是何长工，虽然名叫长工，却是正牌法国留学生，而且办事能力极强，跟谁都能拉上关系；曾经在兵荒马乱中从江西找到广州，又从广州追到湖南，硬是给朱德带去井冈山的口信，功劳卓著。
何长工到王佐那里的时候，王佐戒心很大，专门把他安排在自已家旁，还很“贴心”地警告他说，不要到处乱跑，免得发生误会。何长工就老老实实地住在屋里，没事找王佐的老母亲闲聊天。
和农村老太太聊天是没关系的，王佐也没在意。过了不久，老太太就成了何长工的忠实粉丝，连连点赞之余，顺便把儿子也拉进了粉丝圈。
几个月后，王佐主动找到毛泽东，要求加派一批党员改造自已的队伍，同时请求入党、编入红军。
相比毛泽东、何长工这类超级大牛，湖南省委派出来的二杆子干部，就实在是太挫了。除了死背教条，他们的本事只剩下照抄省委的指示，动不动就说自已绝对正确、谁不同意就是反革命，出的主意也是颠三倒四，完全没有起码的常识。
要袁文才和王佐对二杆子们以礼相待，是可以的；但要把这帮人当成大爷来拜，是比较为难的；尤其是领略过毛，泽东、何长工等人的风采后，两边水平的反差实在过于鲜明，有些态度想掩饰也掩饰不住。就象一个小伙谈恋爱，一开始找的是世界名模、选美冠军，接着是环球小姐，最后突然把凤姐塞给他，要他好好欣赏凤姐的美感，对这个小伙来说，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袁、王喜欢世界名模不喜欢凤姐，大家都知道；大家也知道特委的干部不喜欢袁、王。
从表面上看，特委的马列干部不喜欢袁、王，是因为他们性格太强，得罪了领导。但正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特委和袁王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枪林弹雨里打过滚的江湖老手，要说他们是为简单的礼仪问题反目成仇，那真是鬼才会相信。
袁文才、王佐佩服毛泽东、何长工，是因为他们会打仗、会建根据地，摆得起水平、拿得出方案；同样特委干部们不喜欢袁、王，也是因为袁王会打仗、会建根据地，而特委们除了背口号念语录，什么都不会。
所谓性格，所谓误会，不过是借口，在一切争执的背后，是权力，私欲，以及心底深处的自卑和阴暗，这才是特委们同袁王矛盾的根源：虽然我不会办事，但却会搞人事（或曰不干人事），只要把比我强的人打倒了，我就比办事的人强。
古今中外，无数实干家都是这样被玩死的。
所以袁、王尊敬特委，特委们要找碴；不尊敬他们，他们也要闹事。而闹事的借口是不难找的。
早在二八年六月，毛泽东正费劲去湖南救朱德的时候，一百多工人偷渡团正在莫斯科开六大，认向忠发做 。在那场荒唐的六大上，通过了一个无聊的决议文件，然后又发回上海中央，一层层传达学习。
因为地方偏僻，加上封锁严密，六七月份就通过的文件，一直到二九年一月才转到井冈山。
此时何健的三万大军正在紧锣密鼓，随时可能攻上来，红四军两个主力团马上要开到外线去解围。收到中央文件，毛泽东先看了一遍，马上发现大事不好。
两帮人马争得面红耳赤，而根据地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毛泽东则悠然抽着烟，看他们争论。等火都发完了，毛泽东不容质疑地宣布结论：袁文才和王佐不是土匪，是革命功臣，不能随便杀人。
开完会，毛泽东带着红四军下了山，去赣南打游击。在他看来，事情已经讲清楚，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地方。
前委书记虽然有定论，但前委上面还有省委和中央。几个马列干部们知道袁王是毛泽东的人，所以不指望能在他那里打开口子，但是找上级打个小报告、塞点黑材料的事情，还是不难办的。
一个月后，湘赣特委书记向中央告状，表示六大文件十分及时，对根据地非常适用，根据地的袁文才、王佐都是土匪，对党既不相信也不认同，除掉这两个人是件“刻不容缓”的工作。
特委书记说这句话的时候，彭德怀已经突围去找毛泽东，整个根据地腥风血雨，只有王佐带着手下钻山沟、嚼树皮，四处收容掉队红军，在山沟里坚持革命；而这位特委书记能吃饱了闲饭打小报告，也是因为有王佐等人的保护。
如此知恩图报，实在让人觉得难以理解，但是我查了一下资料，还是理解了。
从道理上讲，我朝的这些开国将帅都是心怀人民大众，为了无比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奋斗的。只是从实际效果上看，这些人治理下的国家，冤假错案那是说也不说不完，各种荒唐无节操的事层出不穷，甚至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都被打成反党集团，国家 也成了反革命，如果光是说，个别人的道德修养不够，或者最高领袖脑子一时糊了涂，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我无意在这里说，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因为拿道德去审判政治家，从来就不是历史的本意。我只想缓缓地把历史理一遍，告诉大家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至于谁好谁坏、谁在里面想什么，自然可以从发生的历史中看得清楚。希望大家都回到井冈山上来，不要再争几十年后的事了。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湖南省委在二八年，曾经送过两个马列二杆子到根据地，其中一个是巡视员杜修经，还有一个就是特委书记杨开明。
二十九团全军覆没，杜修经要负主要责任，而杨开明在最后关头替他撑腰，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杜二杆子能搞垮一个主力团，杨书记当然也不甘落后，不把整个根据地搞垮，显不出自已的雄才伟略来。
对杨开明的做法，我开始一直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查了一下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大概找到了一点线索：
因为杨开明不是外人，是杨开慧的堂弟。
从来井冈山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在跟毛泽东过不去。虽然后人不好乱猜里面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看到毛泽东同贺子珍两个人的时候，心里显然不会太开心，而对大力撮合他们的袁文才等人，恐怕更不会有好印象。
堂姐和外甥才几个月没消息，这厮就给姐夫介绍个十八岁的丫头做小三，实在是婶可忍叔不可忍，要杨开明理解所谓的革命需要，实在不大容易。
毛泽东毕竟是姐夫，杨书记拿他没办法，却不代表他收拾不了别人。在杨开明看来，打点小报告实在算不了什么，不把小鞋套到他们脚趾头抽筋，那帮土匪就不知道马克思大爷长几只眼，还真以为杨家没人了！
当然，仅仅靠一篇小报告，是整不死袁文才等人的，杨开明很快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叫土客籍问题。
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民通常分两种，一种祖上是本地人，叫土籍，另一种则是从外地迁过来的，叫客籍。地只有那些，人却越来越多，于是几百年来，为着资源分配问题，土家和客家一直矛盾不断。
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何况是从外地逃难的农民，所以土籍往往占着比较好的地、过比较富的生活，而客籍则只能在贫瘠的山地熬日子。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候，土家和客家的矛盾简直不算一回事，土籍也好，客籍也好，都是阶级兄弟，只要处事公平，多讲道理，两边完全可以友好相处。但他下山去开新的根据地后，大权落到特委手里，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说苍蝇不盯没缝的蛋，但有时碰到读过马列的苍蝇，鸡蛋也能硬舔出缝来。井冈山的土客矛盾本来并不突出，杨开明却十分执着地盯上了它，仿佛智商突然出现短路一般，非要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弄大不可。在他的安排下，各级领导都换成了土籍人，出现矛盾也要偏袒土籍人，总之土籍就是革命，客家就是不革命。
杨书记的做法当然大家都看在眼里，并且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袁文才和王佐是客家人。
自从毛泽东离开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就被赶出了特委，副书记、常委、执行委员几乎全部换成土籍人，要说杨开明不是存心找茬，打死你我都不信。
虽然杨开明几个月后就调走了，但经过他的煽风点火，已经成功地在湖南省委心里种下了“土匪问题”的阴影；继任的特委书记也好不到哪里去，当然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脑残提拨的人，那还是脑残。
短短几个月工夫，形势突然变得异常严峻，昨天还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今天就反目成仇，不停地在背后搞小动作，袁文才和王佐都很窝火。
窝火，自然就会有矛盾；而有矛盾，就会更加窝火。在特委眼里，袁王的表现不是因为自己欺负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土匪，是莫斯科六大里说要杀的人。正所谓早反是反，晚反也是反，斯大林说这种人会造反，他们当然早晚会造反。
先给人穿小鞋，制造矛盾后再安罪名，向来是官场通行的标准整人程序。不管袁文才和王佐说什么、做什么，特委的心意都不变，总之这两个人水平比我高、能力比我强，一定要除掉才甘心。
整个一九二九年，江西的共产党们都很忙。蒋介石忙着军阀内战没空理会他们，彭德怀趁机把部队拉下山去，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边界的地方开根据地。
在赣南开辟根据地的毛泽东也很忙，他又被下岗了。
红四军本来是朱德和毛泽东当家。蒋介石忙着打冯玉祥，红军自然是如鱼得水，马上扩兵扩地盘，然而就在此时，毛泽东却同大家闹翻了。
一直以来，毛泽东给人的印象都是聪明、决断，十分富有人情味。搞农会的时候他就非常平易近人，在井冈山同袁文才、王佐打交道也是如沐春风，谁也没料到，在新的根据地里，作为当家一把手，没有约束的毛泽东开始流露出性格的另一面，叫做独断专行。
搞革命打江山，有点脾气也可以理解。无奈毛泽东做事霸道得很，对人也越来越来蛮横，具体来说，就是只许别人同意，不许别人反对，甚至还会打击报复，手段很严厉，后果很严重！
一开始毛泽东只是和其他小字辈吵架，到后来却连忠厚的朱德也看不下去，终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在朱德跟毛泽东吵架的时候，上海中央还派了一位代表指导工作，参加这场扯皮大合唱。
论级别，上海中央的代表自然比毛泽东高，于是在中央代表的意见下，红四军又组织起一个军事委员会，同前委对着干。
一个军委，一个前委，谁都想说了算，顿时搅成一锅粥。让毛泽东恼火的是，朱德跟他过不去，陈毅却不支持他，而是夹在两边做好人，结果军委书记的职务，落到了抹稀泥的陈毅头上。
曾经无比团结的朱毛陈铁三角，打败过朱培德、吴尚等名将的红四军，终于在没有敌人进攻的情况下，自已内部乱成了一团。前委认为军委居心不正，军委认为前委抗命不遵，当初怎么看怎么顺眼的同志，现在多说一句话都嫌烦。
内斗显然是不好的，不讲团结显然也是不行的。毛泽东硬着脖子顶了半天，最后陈毅站出来表示让步，认为应该撤销军委、保留前委。
军委书记主动自我撤职，相当于缴枪认输，毛泽东十分得意，以为自已赢得了斗争胜利。但没想到不少人立刻表示，军委可以撤销、由前委负责领导，但前委书记应该经大家选举产生，这样才能服众。
这是个很正当的要求，毛泽东也没有理由反对。于是在二九年六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前委书记。
红四军决定在南部建根据地是四月，而开大会的时间是六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竟然得罪了包括朱德在内的大部分人，并弄到要投票的地步，只能说他这时压力实在太大，有点不适应团队合作了。
虽然形势紧张，毛泽东却很淡定。在他眼里，红四军是自已一手创出来的，几次危机也是自已化解的，甚至朱德的命都是自已去湖南救出来的，所以前委书记不选则已，要选必定是他。
如果在两个月前这样讲，大家都会觉得理所当然。可现在已经是两个月后，他给自已树了无数的敌人，甚至开会的时候还在跟朱德闹意见，主持大会的陈毅只好各打五十大板，给两个人都发警告。
毛泽东很有把握，但投票的最后结果却敲了他一记闷棍，因为选出来的书记不是毛泽东，是陈毅。
毛泽东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不当书记，不光失掉了官位，更重要的是失掉了面子和威望，从公布结果的那一刻起，他不再是红四军的缔造人，而是被当众哄下台的大花脸。由于期望和结果的落差实在太大，毛泽东咬牙切齿之余，再也不信什么民主选举那一套，而且对朱德和陈毅耿耿于怀，一直记恨了四十多年。
但是毛泽东也不是没有收获。他当众受辱、被迫下岗，在愤恨难当的时候，有个人却告诉他说：别灰心，我挺你。
虽然连续几仗没有打好，朱德的妻子也死在敌人手上，但凭着后来作战时勇武和冷静，林彪仍然是红四军里举足轻重的战将。在毛泽东心灰意冷、口口声声不想干的时候，所有人都对他翻白眼，只有林彪给他写了亲笔信，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而且希望他留在前委，继续同“错误思想”斗争下去。
患难之交见真友，毛泽东感到极度欣慰。很多井冈山的战友都离他远去，林彪只是南昌起义出身的小字辈，同他没有多少渊源，却能坚定不移地支持他，而且是白纸黑字地写成字据，如此仗义，实在是世间少有、举世无双。
从那一刻起，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林彪。
毛泽东下台，前委书记陈毅却一点也不轻松。他其实没有跟毛泽东顶牛的意思，被推到前委书记的位置上，实在是纯属偶然。陈毅很清楚，自已的水平不够挑这份担子，红四军里军政水平最高的，还得是毛泽东。
前委书记的事情已经报到上海中央，陈毅于是做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亲自去上海向中央辞职，让毛泽东接任。
而在去上海之前，前委不能没有书记当家，陈毅找到毛泽东，请他代理一段时间书记。
还在呕气的毛泽东当然没什么好脸色，干脆利落地把陈毅挡了出去，陈毅只好找朱德商量。
朱德当然对陈毅没有看法，事实上他对毛泽东也没有太多看法，只要毛泽东不是那么霸道，还是很愿意重续井冈山结下来的友情的。所以他痛痛快快地接过了代理书记的位置，成为根据地暂时的一把手。结果毛泽东更加恨上了朱德：原来你们两个都跟我对着干！
陈毅当然猜不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他在上海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同李立三、周恩来等人都谈了很久，最后表示，在军事问题上，还是毛泽东的看法正确，应该让毛泽东当前委书记。
陈毅都觉得毛泽东有水平，管军事的周恩来当然不会反对，于是陈毅又绕回根据地，请毛泽东继续当他的前委书记。正在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看到中央决定，心情十分舒畅，加上朱德、陈毅都赶来说好话，大家重新回顾从前的革命情谊之后，毛泽东正式决定，光荣出山。
转自天涯：红潮笑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