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此时正跟犬养毅的儿子看相扑，丝毫不知道有人要杀他，幸好杀手们也不知道。一来二去，人没有找到，时间也耽误了，终于被警察抓起来，最后上法庭审判，在军政高官们的庇护下从轻发落，几年后又神气活现地放了出来。
犬养毅死了，再没有人能制衡无法无天的军人，天皇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但日本虽然小，家当还是很大，首相位置要是没人干活，天皇就得累死，所以还得接着挑。
拣来拣去，最后天皇请到一位政坛元老来帮忙，西园寺公望。
虽然没有太多功业，西园寺的资历却不小。他当年是明治天皇的同学，自已也组过阁、当过首相，等裕仁找他出主意的时候，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
西园望也是当过首相的人。他心里清楚，国家要想平安，就必须安抚好那帮军人，他给天皇出的主意，是找个军人做首相，以毒攻毒；考虑到陆军的二楞子一贯无法无天，他向天皇的推荐人选，是前任驻朝鲜总督、海军出身的斋藤实。
从办事能力上讲，斋藤实还算称职，毕竟能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会是等闲之辈。只是西园望没想到，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给日本政治添了一个新的变数，叫军人内阁。
从前不管军人怎样跋扈，名义上都还要听首相的吩咐，受内阁文官的节制。在天皇的操纵下，随着斋藤实和二杆子军人们的崛起，日本正式进入军人执政的时代，从此大日本帝国军歌飘摇、军旗四处，先后同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挑起战端，杀戮抢劫，犯尽滔天罪行，直到最后化为一片废墟。
不管结局如何，斋藤实还是踌躇满志地当他的首相去了。随着他的上任，日本外交政策跟着突变，天天喊打喊杀，大有不吞并中国不为人（其实也真不能算人）的架势。
四年后，斋藤实被另一伙更加疯狂的军人暗杀，死时七十八岁。
剿共，广东造反，九一八，锦州告急，下野，上海告急，蒋汪联手，重返南京，刺杀白川，日本首相倒台，军人内阁。
半年多时间里，蒋介石一直比较忙。
重新回到南京的办公室，蒋介石并不奇怪自已能上台。从离开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国家大事很复杂，汪精卫、孙科之流是玩不转的，他的麻烦不在这帮政客身上，而在日本。
虽然十九路军成了全国著名的抗日英雄，到处是鲜花掌声，蒋介石心里却清楚得很。这一仗自已动用了十九路军三个师、第五军两个主力师加上中央教导总队（加强团）、税警总团（相当一个师），全是一等一的精锐，在全国找不出几支类似的部队，还有上海市民援助和义勇军支持，却在日军两个半师团打击下连连败退、招架无力，甚至险些被包抄围歼。
第九师团和十一师团都是日本的二流师团，而日本有六大主力师团、十一个常备师团，战时动员可以很快再扩充一倍。国军有多少德械师、多少常备师，打仗时听自已指挥的有多少，肯往炮火里冲的又有多少，蒋介石心里也很有数。
从形势上看，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军人内阁的态度也一天比一天强硬，摆在眼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同日本打仗，而是什么时候同日本打仗。
快没有时间了。
东北已经完蛋，华北的张学良控制不住奉系，西南西北都是地方军阀的地盘，只有江浙一带归自已控制，可农民吃不饱饭，共产党天天都在闹革命。瞻前顾后，蒋介石对时局做出了自已的战略规划：
一、虽然张学良“应该”会好好守卫华北，保住他最后的地盘，但考虑到那个小白脸已经气息奄奄，随时可能喘不上气来，必须加强扶持其他北方军阀，做好接手的准备；
二、江南一带的共产党人要加紧剿灭，严格保证自已能全盘掌握所有资源，以便在尽短的时间内统一南方；
三、剿共的时候，顺便收伏西南西北诸路军阀。
身为中国号称第一的政治家，蒋介石一直为自已的判断力感到骄傲，从下台复位到吞并军阀、清党建军，都是手到擒来。但到三二年的时候，四十五岁的蒋介石已经渐显老态，做事越来越独断专行，想法也越来越一厢情愿，终于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为了稳住华北、实现他的战略，蒋介石下出了他的第一步棋：重用阎锡山。
打完中原大战后，象丧家之犬一样流浪的阎锡山，已经蛰伏了很多天。
张学良占了他的山西，夺了他的税矿，阎锡山只好无可奈何地躲到大连，借日本人的地盘安身。只是张学良没有治政的才能，虽然把兵派进山西，各级官吏却一直是阎锡山的班底，少帅怎么撬也撬不动，山西的政务一年多来乱七八糟，越来越没有起色。蒋介石很清楚，山西在张学良手里就是个烂摊子，只有阎锡山才玩得转，从政治上讲，只要不反对自已，太原城里坐着阎锡山还是张学良的人，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
张学良在华北已经越来越疲软，眼看日本要打进来，山西却从富省变成了赔钱货，蒋介石对他的期望也越来越低。精明的阎锡山当然知道领导的心事，一面向蒋介石拚命示忠，一面让手下在山西闹事，找张学良的麻烦。在前门进虎、后门也有虎的困境下，张学良再也没有余力去操心山西，蒋介石立刻同意阎锡山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复位山西王。
阎锡山果然是出色的生意人。他吸取从前的教训，守在地盘里尽量不跟蒋介石冲突，老老实实地修铁路、开铁矿，甚至把土地按村分配、发行债劵，搞所谓土地改革。在随后的日子里，阎大财主把山西治理得财源滚滚，不少农民都有地有粮，闹到后来共产党在山西搞土改，竟然会发生改不下去的情况。
在山西插好钉子，蒋介石心里安了一些，开始走他的下一步棋：剿共。
剿共，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事。
守东北没兵，反攻失地没兵，打游行学生却有兵，剿共却有兵，要普通老百姓理解其中的道理，确实比较难。而委员长也知道说理没用，所以他没有太做思想工作，直接掏出了闪亮的钢枪。
拜受连年战乱之赐，南方的农民过得十分艰苦，造反也就成了一种职业选择，不管是入共产党还是当土匪，都比种田要好过些，至少不用被地主和官府盘剥欺负。当蒋介石重新腾出手来，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南方的共产党人，已经有了三大主要根据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
本着集中力量好办事的精神，蒋介石决定，先放开中央苏区，把精力放在两块弱一点的地方。
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从前，都是兵强马壮的根据地，两路红军实力强劲，尤其是鄂豫皖苏区军风剽悍、战将如云，多次把中央军打得丢盔弃甲，是国军的心腹大患。
但在蒋介石要解决问题的一九三二年，两块根据地已经气息奄奄，快要一命归西，而且最囧的是，把两块根据地打垮的不是别人，正是红军自已。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在江西搞大肃反的时候，张国焘等人也在各自的地盘上大开杀戒，并且成果十分“丰富”。几伙党棍杀来杀去，在地方乱杀一气，红军内部也元气大伤，大批有经验、有威望的军政官员成了冤魂，老百姓又不是傻子，看到那帮人的德性，很自然地会靠边站。红军本来是牢牢扎根的军队，经过几轮肃反后，居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流寇。
当蒋介石重振旗鼓前来剿共的时候，除了中央苏区根基还算稳，其他几路都是气息奄奄。考虑到共产党分得太散，蒋介石先把力量用在两块弱一点的小根据地上。很快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招架不住，纷纷溃败下来，向四川、贵州等地狼狈转移。
打掉两股红军，蒋介石大为欣喜，此时又传来另一个不大不小的好消息，委员长寄予厚望的国联调查团，终于快出结果了。
由英国李顿带领的国联调查团，见过张学良后就去了东北。在日本的重重阻挠下，他们成功地查清了九一八的整个经过，还通过种种途径，收集到中国各界送来的请愿信、揭发信，甚至在层层监视中想办法会见了抗日武装马占山的特使。在各种材料面前，国联调查团相信，所有的一切，责任都在日本。
李顿所做的一切，很艰辛，很不容易。因为日本虽然对外交官给三分薄面，但也仅限“薄面”而已，时不时还要威胁几句，说是代表们要是如何如何，到时就会如何如何，光是拦截给代表团寄请愿信，特务机关就抓了一千多抗日分子，李顿能看到的，只是漏网的极少数。
在各种压力下，李顿和他的团员们硬是一点点抠出真相，然后在三二年的六月份离开东北去北平。他们去东北前，日本首相叫犬养毅，他到北平后，日本首相改叫斋藤实。
在军人政府歇斯底里的叫嚣声中，日本新上任的外相也是凶悍异常，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比军人还军人。李顿调查团不是傻子，当然看得到风向，并且很快在团内达成一致：不能支持日本。
于是，在两个多月辛苦工作后，李顿调查团写出了他们的报告。洋洋洒洒的报告一共十万多字，分十个章节，一方面承认日本在东北有特殊权益，另一方面则重点阐述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最重要的是，调查团认定柳条湖事件的责任人是关东军，所谓“满洲国”根本就不合法，虽然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大可能，但国联可以帮助两国解决问题，具体方案是东三省在中国主权下实现“自治”，中日军队都退出东北，由国联委派官员治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李顿在国联公布了他们的报告书。
看到李顿的调查报告，日本几乎气歪了鼻子。按这份报告，关东军要全部退出东北，由国联负责在“中国主权”下派官员治理；而要和国联争东北的治理权，就要跟中国代表继续针锋相对，一想到顾维钧等人的面孔，就要头疼好几天。
中国对报告书，当然也有一点不满意。李顿虽然揭露了日本的侵略事实，可提的方案毕竟对中国主权有损，最好是完全恢复事变以前的状态。不过蒋介石心里也非常清楚，东北靠张小白脸已经打不回来了，如果能靠国联逼日军退出去，即使有损一点，也比完全损失要好。从中国的利益上看，国联的报告书，应该采取温和态度接受下来。
张学良忙着吸毒，蒋介石忙着剿共，但国联的外交战仍然必须打赢。为了让英美能给个说法，南京政府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外交资源，颜惠庆、顾维钧等老将全部驻扎日内瓦，一百多人的代表团日夜不停地工作，国际电报拍得就跟不要钱一样。甚至为了牵制日本，蒋介石还咬牙干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自从中东路忽悠张学良失败之后，南京政府同苏联彻底翻脸，相互咬牙切齿，都觉得对方欠了自已的，结果日本趁虚而入，把东北纳入自已的口袋。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认识到，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两国人民还是有深厚友谊的，所以也是应该合作的。
本着利益面前皆朋友的原则，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宣布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比起中国外交部门的一系列动作，日本的反应只能用一个词描绘，就是赖。
应该说日本对国联还是非常重视的。在几任代表都表现不佳后，日本派出了首相特使松冈洋右，希望这位在国内口才极佳的特使能扬威国联，让李顿把报告书重新写一遍。
从街边弃童变成国联代表，日本第一屌丝松冈洋右逆袭后的感觉，不是小好，是大好。
拜受日本军部和军人内阁之赐，日本政府及外相的发言都是蛮横无理，一付全世界都欠了他的架式。新上任的代表松冈决心施展缓兵之计，他一到任上，就向大会表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写得实在太长，本代表新来乍到，需要花点时间看文件，请大家等一等。
国联大会顿时哗然。日本代表提出的理由实在是滥而又滥，但他一个劲说自已不知道情况，一问三不知，别人也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延期。松冈要求延期六个月看报告，国联大会批的时间，是六个星期。
六个星期后，正好是三二年十二月，中国忙着同苏联复交，国联忙着继续开会，松冈忙着交差。
松冈很清楚，不管是国际法还是调查报告，都不站在日本一边，他讲什么都没用，何况中国代表们的外交功底之深厚，远非他这种屌丝所能望及。所以要在国联大会上打动各国，必须拿出杀手锏来。
松冈的杀手锏，是演讲。
作为外交部门的老手，松冈在日本国内好评如潮，一大法宝便是演讲。据说他出马的时候都是人山人海，几句话一出口便掌声不断，愤青们欢声雷动，纷纷传颂他讲得给力，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松冈决心发挥自已的特长，在国联大会搞一场给力的演讲，来一出日本代表大战国联、最后反败为胜的好戏。
应该说松冈对工作的态度是尽心的，也是负责的，他为国联大会选的演讲稿，是在国内最受欢迎的一篇，叫《十字架上的日本》。
这是一篇极长的演讲稿，足足有一个半小时长。其中心意思是日本生来就很可怜，到处都受欧美国家的欺负，那些大国十分可恶、居心阴险，想把日本钉在十字架上活活折磨死；可日本人民是强悍的、光荣的、伟大的，一定能做出伟大的成就（侵略），实现非凡的理想（抢劫），让全世界都理解膜拜。
从文章的意思里，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的愤青和军人听到演讲全都兴奋不已，象打了鸡血一样欢呼雀跃；而且日本人向来有传统，认为自已的思路怪一点不要紧，只要坚持久了，其他人一定会默许或理解，国联大会也不例外！
所以松冈捧着杀气腾腾的演讲稿，站在发言席上，信心十足、威风凛凛地念了起来。
开始演讲的时候，所有代表都在倾听；念到一半，很多人确实都起了反应，满脸愤慨、握紧拳头，恨不得把日本代表揪下台来痛打一顿。
松冈越念越心虚，不明白在国内销路大好的文章，为什么到国联会起负反应。
其实松冈确实该好好检讨自已。他在美国混了那么多年，居然对西方的人情世故一点了解都没有，当外交官后也不学些礼仪禁忌，实在是该打屁股的事情。他说自已要上十字架，就等于说自已是耶稣，而欧美国家则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凡是懂《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比喻有多么恶毒，要命的是，打比方的松冈偏偏不懂。
松冈的演讲做完，所有国家给日本的分数，都正式降到了零分（如果不能有负分的话），最后国联大会决定，把李顿调查报告，交给十九国委员会处理。
楼主：红朝笑笑生 时间：2020-11-17 09:24:03
所谓十九国委员会，是指淞沪抗战时成立的国际停战机构。这个委员会接过国联任务后，经过仔细权衡，写了一份裁决报告，交给中国和日本。
十九国委员会没有中国和日本在里面，既不会顾及中国利益，也不袒护日本。他们的裁决书里，清楚地写了两个原则，一是九一八之前的状态是无法恢复的，二是不能承认、维持日本人的“满洲国”。
前面一条，中国不满意但可以有条件妥协；后面一条，日本绝对不接受。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国联继续大会，讨论委员会作出的最终裁决报告，然后投票。投票结果，日本一票反对，泰国一票弃权，其他四十二个国家全部赞成。
对国联的结果，松冈心里早有准备。如果日本还要呆在国联，就必须退出东北，如果不退出东北，就将面临国联的集体制裁。
面对严峻的外交形势，松冈做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举动。他脸色铁青地宣布，日本自这一天起退出国联，然后面带冷笑离开会场，坐着飞机回东京。
松冈的这个无赖举动，完全出乎所有人预料，甚至也出乎日本政府的预料！因为在他发言以前，日本政府并没有授权他干这种事。
但在经过“外交硬汉”形象大肆包装之后，松冈的形象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日本引来一阵又一阵欢呼，纷纷把他当成反击“米英鬼畜”的得力干将，军部更是兴高采烈，觉得自已又占了大便宜。于是日本政府无可奈何，只好默认下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对国联的裁决，蒋介石欣喜若狂。在他看来，列强是公正的，国际法是严明的，东北是可以不费枪弹收回来的。不管日本退不退出国联，只要它不遵守决议，国联就会制裁它，断绝对日本的贸易往来；而缺少资源的日本一旦没有石油、橡胶等进口，很快就会垮台，到时依然要乖乖地退出东北。至于十九国委员会，并不需要多加费神，东北很快就可以通过外交部安插自已的人，无形中把张学良的势力挤出去。
日本的库存石油只够几个月用，只要国联能坚持几个月制裁，一切就将美梦成真。失去的土地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收回，面对如此美妙的前景，说蒋委员长不开心，那是不实际的。
蒋介石苦苦等待着国联的进一步制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虽然国联的规章制度很齐全，但各国都是有自已利益在里面的，尤其是经济大危机之后，谁屋里都没有余粮，没有人愿意为不相干的中国东北出钱出力。能派代表团、能天天开会，已经算是很给面子，要指望无利不起早的政治家们搞经济制裁，没有好处是行不通的。
因为，大家都很现实。
蒋介石并不是第一个被出卖的人。几年后，国联的英法列强相继出卖了捷克、波兰等关系亲密得多的盟国，没有捞到半点好处，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多混了几天安生日子，那时他们纵容的对象叫希特勒。再往后，纳粹德国消化完几个小国，迅速战胜法国、轰炸英国、席卷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所有只顾眼前小利的国家，都付出了额外惨重的代价，大部分不是亡国，就是险些亡国。
但蒋介石是想不到几年后情况的。他只知道自已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还一遍又一遍地在全国宣传，国联会替我们主持公道、大家一定要隐忍等待国联的公正裁决之类，而事实则抽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无数金钱、土地、粮食、矿产从东北源源不断流入日本军队的口袋里，而列强们照做生意，照常往来，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施肇基曾经在国联大会上痛切陈辞，要大家努力维护共同秩序，否则将来后果不堪设想，结果无人理会。
一直到九年后，日本人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在航母舰队掩护下对英国、美国军队大开杀戒，直至横扫整个东南亚，英美各国才大惊失色，后悔自已当年没有多管闲事。但在一九三二年，国联会场上坐着的，只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伪君子，除了苟且几天安生日子，没有别的追求。
众望所归的国联不济事，蒋介石的压力，是一天比一天大了。
日本抢了东三省，张学良逃出锦州，已经让人十分头痛。而对手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东北义勇军还没有镇压完，关东军马上又提出新目标：热河。
热河，河北、内蒙、辽宁的交界地带，面积约十八万平方公里，最著名的地方是康熙常去的承德避暑山庄。
只要翻开地图，就能明白日本对热河的追求用意何在。从东北进攻华北，走锦州、山海关固然是捷径，但一路都是狭长的通道，侧翼就是热河；而且热河的崇山峻岭非常不利大兵团行动，如果拿下这块地方，东北就多了一层屏障，关东军可以直扑燕山山脉，然后攻破长城，纵横华北平原。
热河一旦有失，华北将危在旦夕，不需要别人多提醒，蒋介石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清楚没有用，因为在热河，说话算数的是张学良。
作为刚刚丢了老窝的东北王，为数不多的几块地盘对张学良非常重要。当日军磨刀霍霍对准热河时，镇守那里的是一位东北军元老，汤玉麟。
呸！
每次提起这个人，我都实在有种冲动，想穿越回三三年的民国，摇着汤汉奸的脑袋，痛斥他自私怯弱、出卖祖宗，最后把他活活掐死，再踩上一只脚。
因为这位镇守热河的汤司令，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
丢失东三省之后，热河已经成为前线，而且日本人一再表示，“满洲国”的领土必须包括热河，热河不属于中国，还一再往前线增兵。
热河地势险要，到处都是防守的好地形，但汤玉麟在一年多时间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敛钱，具体则包括贩毒、卖官、强征税赋等各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总之热河的防务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口袋里又弄到多少钱。
对热河的紧张情况，蒋介石和汪精卫都十分有数，汪精卫还急得找张学良商量，劝他撤掉汤玉麟，加强热河防务。
此时义勇军正在风起云涌，关东军兵力不足，正是捉襟见肘的时候，如果东北军能从热河大力支援，不仅可以给日本人重大打击，收复失地也是大有希望。没想到张学良的答复却是，要我守家可以，拿钱来。
汪精卫当时就懵了。自已是好心帮他出主意，怎么张学良反而找自已要钱？
面对满脸疑惑的汪精卫，张学良厚着脸皮表示，打仗是要钱的，你们都要我打仗，那就得给钱，而且数字不能少。
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本来就缺钱，连工资都发不下去；加上张小白脸胃口十分大，信用又不太好，本来收复国土的大好时机，硬生生被搁了下来。
在野的时候，汪精卫等人都喜欢攻击蒋介石不抗日，自已真正坐到台上的时候，才知道面对张学良之类龟孙，抗日是件多不容易的事情。汪 本来是一片好意，却被小白脸呛得说不出话来，心理十分受打击，一气之下宣布辞职，再不愿意理会这个烂摊子。
对汪精卫的辞职，蒋介石其实是非常舍不得的。
虽然小汪同学总是找他的麻烦，但在共渡时艰的当口，汪精卫还是十分配合的助手。他离职不干，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手，蒋委员长只好让管钱的宋子文能者多劳一把，代任行政院长。
宋子文知道华北局势危险。他上任后，也去找了张学良。
同汪精卫不一样，宋院长同张少帅是有交情的。看在熟人份上，张学良强打精神见了宋子文，讨论的当然还是热河防务问题。
宋子文的话没有多少新意，无非是热河地方重要、务必加强防范那一套。张学良木然听完，然后说了一句话：“要我打仗，拿钱来。”
宋子文也被闹得哭笑不得。好歹大家都是熟人，又是来帮他守家，怎么见面就要钱。可不管他怎么解释，张学良咬死就那句话，不给钱，不打仗。最后宋子文搅得没办法，只好同张学良讨价还价，张少帅要宋院长一个月给三百万补助（够黑），宋院长认为三百万太多，只肯给一百万。
一百万也是钱，张学良当场拍板，成交。
离开北平的时候，宋子文心里充满失望。他本以为张学良能看自已的面子上，通情达理一点，没想到竟然油盐不进，只知道钱。当然宋子文也明白，一百万给或不给，都是没有用的，张学良缺的不是钱。
主帅不给力，前线司令又无能，眼看热河危在旦夕，宋子文也急了眼。他下令税警总团全军集合，秘密调动三十多节火车，准备连人带装备全拉到热河，替汤玉麟守在第一线。
同其他军阀不一样，宋子文苦心经营税警总团，从来就是为了国家，而不是当成私家军队来用。但宋子文能满腔悲愤，蒋介石却不能坐视不管。
对财政部的税警部队，蒋介石其实很有想法，只是看在自家亲戚面子上，一直没好意思下手而已。宋子文不经请示就私自调兵去东北，能不能打日本人、会不会被张学良兼并不好说，但部队只要到华北，就不大可能回到自己手里，这一点是肯定的。
事关命根子一样重要的军队，亲戚关系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蒋介石立刻下令，税警总团调回原驻地，哪里也不准去！
虽然宋子文是大股东，但蒋介石毕竟是国家元首，税警总团不敢公然造反，只好下车回家。宋子文气得七窍生烟，无可奈何。
其实宋子文大可不必生气，因为他的部队即使开到华北，也绝对进不了热河。
他想去热河抗日，靠的是张学良的关系；但问题是张少帅的面子，在热河真的值不了几个钱，真正说话算数的是汤玉麟。
在很多资料里，热河抗战里张学良的表现，除了脑子缺弦就是犯傻抽筋。直到看过汤玉麟的履历后，我才反应过来，张少帅对热河的局势，那是真的有心无力。
身为东北军元老，土匪出身的汤玉麟好勇斗狠，还是张作霖的结拜大哥，对张大帅有救命之恩，手下的兵马地盘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别人根本插不进去。张作霖在皇姑屯挨了日本炸弹后，他连领导意见都不用请示，率先就宣布了归顺国民政府，弄得张学良十分尴尬，东北军集体易帜归顺南京中央，同汤司令有很大关系。
从道理上讲，汤司令心向中央是做了件好事，但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汤司令在热河说一不二，东北军其他人不管是张作相也好，张学良也好，都不能插手他的地盘和人事安排。当然，谁要敢在他的热河指手划脚甚至插上一脚，汤司令会很生气，后果也会很严重。
鬼子叫嚣要进犯热河的时候，汤玉麟已经在那里经营了八年。由于汤司令本来就是土匪，抢钱的手段又过于贪婪，热河省的民生可以说是怨声载道，不少人恨不得剁了他解恨。张学良也知道热河紧急，甚至带着宋子文一道去承德开会，希望汤玉麟能看在中央的份上雄起一把，结果除了一堆要钱要枪的勒索外，什么回复也没拿到。
热河一旦有失，关东军顺着燕山就可以打到北平，中华民国不说亡国，至少一半是要完蛋的，守在华北的东北军当然也逃不掉覆灭的命运。偏偏守热河的是这么一号土匪伯伯（按辈份算，张学良是得叫汤玉麟大伯）。张少帅不能临阵火并热河，只好施展怀柔工夫，告诉汤伯伯说：中央很多人都对你不满，说要撤你的职，可我信得过，你就呆在热河好好干！
收到张少帅的消息，汤玉麟表现得十分感动。他一面同少帅回顾彼此度过的峥嵘岁月、向少帅表白忠心，一面回热河做了几件事：加紧搜刮钱财、严禁任何外来部队进入防区、同日本人接头商议合作条件。
张学良本来以为，有他的大力关怀，热河的治政和防务至少能改善一点，没想到却是由糟糕变成了彻底糟烂，再也不可收拾。面对越来越不乐观的情报，张少帅只能自欺欺人地相信，日本人虽然贪心，对汤玉麟好象还蛮友好，或许热河能多撑一段时间。
张学良想的没错，日本人是对汤玉麟比较友好。
在汤司令的治理下，热河处处冒烟起火、一片怨声载道，甚至有的地方老百姓过不下去，盼着日本人打进来改善生活，而义勇军也得不到丝毫支援；加上防备糜烂，官兵都忙着捞钱、吸鸦片，拱卫华北的战略要地，早已变成了超级豆腐渣工程。而汤司令的各级手下还频繁跟关东军联络，打算毛遂自荐，在天皇手下找份汉奸差事干。
如此滥的人渣真不好找，所以日本人很喜欢。
对汤司令的立场，关东军是有相当信心的，而且丝毫不错过机会，紧锣密鼓地在东北军中高层招纳汉奸。但是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虽然汤玉麟本人十分混蛋，而且打听过汉奸的待遇，但他最后并没有真的上任去当汉奸。
比汉奸还垃圾的汤司令最后居然没当汉奸，祖坟里没有灌上大粪，实在是件可喜可慰的事情。对这一点，我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因为所谓的民族气节，在他那里不过是浮云般的东西，最后只能相信，他已经捞足了金银财宝，觉得没必要再去当官了。
三二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同日本在国联唇枪舌剑、大打出手，东北的义勇军却始终得不到支援，纷纷败退苏联。腾出手的关东军终于有时间、有精力，开始往热河一线集结，同时攻破山海关，准备进军华北。
山海关是拱卫华北的重镇。在这里，张学良终于下了他的第一道抵抗命令，四个旅守军奉命抵抗，迎击一个旅团的日军。
不管是兵力还是火力，东北军都不该是输家。但日军进攻的地段只有一个团守卫，打来打去只有一个团，于是全团在日军炮火攻击下大败；其他部队既不增援，也不搞二线防御，而是顺势向后逃跑，把大门让给日军。
要塞守备部队都能打出如此低劣的水平，关东军对热河，实在是信心十足、志在必得。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号，宋子文离开北平刚刚五天，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已经公开宣布，进攻热河，是政府的既定目标。
从日本外相到关东军，都明确讲过热河一定要归属“满洲国”。现在陆相公开发表声明，代表什么意思，应该是极其明白的。
此时国联正在表决十九国委员会的裁决报告，外交压力空前巨大。但日本既然没打算给国联面子，也就无所谓国际准则，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集中了两个师团、三个旅团，加上七个飞行中队和大批伪军，前后多达八万大军，准备雷霆一击、吞并热河；作战计划上报参谋本部，最后由裕仁天皇亲自批准。
这是日本天皇自九一八以来，发布的第一个侵华作战敕令。在此以前，不管如何背地里玩花样，裕仁总还假惺惺地说军人的事跟自已无关，自已只是个吃闲饭的皇上；从发这份敕令起，他明目张胆地举起了军刀，正式成为千刀万剐的刽子手总头目。
转自天涯：红朝笑笑生
